时间：2022-02-09 06:33:56
关键词：MPA论文规范；公共管理；应用型研究生
公共管理硕士（MPA）是适应现代社会管理日益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主要为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我国MPA是2000年设立的第10个专业学位，国务院学位办在10年中先后批准了四批高等院校共100所大学作为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院校。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明确规定：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同管理类其他硕士学位相比，处于同一层次，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招收对象、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以及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有特定要求和质量标准，区别于教学、科研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强调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1]这表明MPA专业学位的教育培养模式，与一般的学术型硕士培养的目标、特点和标准应该有所区别。MPA的教育培养模式的导向应为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应用型人才。
在公共管理应用型导向的教育培养中，MPA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是高校培养水平的综合体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论文的相关要求是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实际。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成果，也可以是高水平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论文应体现学生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1]这一要求为MPA学位论文规范指明了大方向，然而关于MPA学位论文的具体标准，MPA学位论文从选题、研究、写作、论文评审和论文答辩的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目前国内各高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因此关于应用型导向的MPA论文规范和论文的全过程指导与管理成为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培养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MPA学位论文选题规范与管理
1.引导应用型选题。MPA学位论文选题更加强调其应用价值，应引导论文选题面向研究生任职的公共管理领域，运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分析解决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论文类型可以是管理案例分析、专题调研报告、政策评估报告及公共管理问题对策研究等。虽然一般不禁止写学术性论文，但为了避免空洞的理论堆砌、减少论文的重复率，保证MPA毕业论文的质量，对于没有第一手调研报告和案例分析为基础的学术型论文，要求必须在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列明其理论创新点。
2.鼓励创新性研究。围绕MPA的培养目标，学位论文应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2].应用型的硕士学位论文，虽然不侧重于考察论文的理论创新深度，但是要考察论文是否能够提出工作实践中的新见解和新方法。为了使论文达到一定的深度，在论文选题中应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尽量使研究的问题具体化，从而充分地展现作者的个人观点。
3.规范论文开题报告。MPA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确定之后，学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向导师组提交论文开题报告，即设计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内容与方法、该项研究的条件、课题研究的初步方案及可行性等问题进行论证的报告。通过阅读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包括一定数量的外文参考文献，按论文的类型选用不同的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一般应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新见解或新方法。选题和文献综述报告一般在3000字以上，并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4.注重开题指引教导。在学生提交论文开题报告之后，导师组要为其举行开题报告会，由学生对论文的选题特色、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措施、基本观点和预期成果等做出说明，并附上论文的写作大纲。导师组要对开题报告作出评价和指导，并作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的结论。经导师组讨论通过开题报告后，学生方可撰写学位论文。对不合格的开题报告，要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并需延期半年后再次参加开题报告会；对通过的开题报告，导师组要提出选题方向性的修改建议和论文研究的具体建议，从而使学生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二、MPA学位论文写作类型规范与管理
专业学位授予的意义在于促进学生职业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对职业实践领域的知识有创造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反思实践的能力，对实践工作进行深度总结和提炼。因此，针对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领域的管理特点，结合以公务员为主的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特征，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要求，本文将应用型导向的MPA论文写作具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管理案例分析。围绕公共管理部门或机构已经发生的典型管理事件，运用公共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要求：①案例反映的内容必须真实，具有代表性；②论文具有作者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和统计数据；③案例分析要应用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将实践经验和教训概括、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分析层面；④论文内容结构包括引言、案例正文、案例分析、解决方案、结论。
2.专题调研报告。针对公共管理部门或机构现存的某方面具体问题，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通过部门或机构运行现状与突出问题的描述，以及统计数据深入而系统地分析挖掘，剖析问题及其成因，总结归纳或推论出结论，提出具体对策。要求：①调研分析的对象是公共管理部门或机构；②论文具有作者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和统计数据，样本描述客观、科学、准确，资料数据翔实；③调研报告要以事实为依据，在分析中要应用公共管理专业知识，结论和对策要有科学论证；④论文内容结构包括调研专题的背景与目的说明、国内外研究综述、调研方法和技术路线、调研样本的选取与描述、调研数据分析结果、相关对策建议。
3.政策评估报告。针对某项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方案的可行性或实施后果进行调研分析、综合评价条件、代价和效果，并提出具体对策或改进建议。要求：①以公共管理部门或机构的某项政策或管理方案为研究背景；②结合作者工作实践分析比较政策或管理方案的利弊得失，提出一定新的观点和见解；③政策评估过程要结合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分析评估过程具有逻辑性，对策或改进建议要有科学论证；④论文内容结构包括研究背景与意义、政策或管理方案说明、政策或方案比较分析及选择、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结论。
4.公共管理对策研究。针对公共管理部门或机构管理中的现实问题，深入分析原因，设计可行性解决方案，并进行方案的论证。要求：①研究目的是发现部门或机构现存问题、从而设计解决方案；②借鉴国内外理论模式和相关实践经验；③运用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知识辨析问题、分析成因、提出方案并进行可行性论证；④论文内容结构包括问题的提出、国内外研究现状、问题描述、成因分析、备选方案的提出及筛选、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对策建议。
三、MPA学位论文研究流程指导与管理
自19世纪以来传统大学所固守的一切为了科学和学术的洪堡理念[3],在20世纪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日渐成熟，并成为现代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专业学位教育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服务学生至上的理念。
MPA研究生虽然主要是由公共管理人员这个群体构成，但是学生的学科背景、职业技能、工作职责和工作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学生尽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研究基础较差，很多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研究训练，加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本身存在着诸如工学矛盾、与同学的沟通少、与导师见面机会少等问题，导致部分学生不知道应该如何完成论文研究，严重影响了论文的质量。所以，与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相比，MPA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更需要加强指导与服务。而研究生指导老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责任人，应该加强与在职研究生的沟通，了解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可靠性[4],将导师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方法渗透到学生的论文之中，从而提高论文的创新性和研究深度。为了加强学生与导师的沟通，需要通过制定MPA选择指导教师的流程、MPA论文研究和写作的流程，通过制度督促学生与导师的联系，加强导师对论文研究的指导与管理。同时，导师按照学术规范要求对MPA论文的内容结构及格式等进行详细的解析和指导，从而帮助在职学生更好地提高论文质量。
四、MPA学位论文的评审与管理
MPA的学位论文从开题至论文答辩的全过程有几个重要的审查环节，即论文开题评审、论文中期评审、论文预答辩评审和论文答辩的最终评审，从而避免学生出现方向性错误，确保论文质量。其中MPA学位论文过程监督与管理中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论文中期检查。在MPA学位论文研究的中期，要求MPA研究生对个人论文的调研情况、已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尚需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方案、对学位论文预期目标的基本估价和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形成文字报告，并交由指导教师审查。指导教师对研究生科研态度和进取精神、调研工作完成情况、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及开展的研究工作是否达到开题报告中提出的预期要求提出具体意见。论文中期检查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
［关键词］范式；公共管理；学科认同
1997年，教育部修订研究生和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时，把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学一级学科分离出来，成立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并将行政管理、教育经济及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设为公共管理学的五个二级学科，至此在中国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和地位才得以确立。这一学科设置的变化适应了当时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等社会改革引起的在管理主体、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变化要求。随后，为了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中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和专业化的公共管理者和公共领导者，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在中国高校开始试点推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教育，并于2001年2月联合教育部与人事部共同成立了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伴随着2001年3月中国第一批MPA学生的入学，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期，公共管理学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目前全国设立公共管理学院的高等教育院校达200多所，MPA试办院校由首批的24所发展到目前的223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和地区。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快速发展的近20年间，经过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伴随着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和公共管理学术学位教育的蓬勃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科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增强。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公共管理学科仍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公共管理范式尚未得到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认同，公共管理的学科认同、学术认同和学者认同尚未确立，并成为制约公共管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以后，如何提高中国公共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摆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尤其需要公共管理学科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因此，从学科范式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突破学科危机、实现学科质的发展的科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范式的内涵
范式一词首次出现在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被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托马斯•库恩看来，范式是“某一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问题领域、解决标准和研究方法的本源”［1］。其本质内容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信念（BeliefofScientificCommunity），即该领域的科学成就可以使本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坚定的学术拥护者，他们接受过相似的学术教育和专业训练，通过对同样技术的仔细钻研和本领域学术团体的充分交流而获得了相同的教益和成长；二是学科基质，其是由被公共管理领域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学科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等基质元素组成，这些基质元素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科学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三是研究方法，它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攻治本领域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所采用的工具。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适用性亦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2］因此，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信念、学科基质和方法三者的有机统一。衡量一个研究领域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即是是否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导本领域中常规科学活动的范式。
二、基于范式的视角反思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
基于“范式”的视角反思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整合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主体性分析框架的缺乏以及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发展滞后使得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信念缺失，该学科面临学者认同、学术认同和学科认同的危机，再加上公共管理教育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公共管理研究机构内在建制的严重滞后，这些问题将成为制约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实现规范发展的主要瓶颈。
（一）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缺乏整合学科的主体性分析框架
一个学科的成熟应当以拥有能够以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回答本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为标志。［3］自西方公共管理学创立以来，几乎一直伴随着学科的身份危机或认同危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管理的学科知识体系“大杂烩”色彩浓厚，缺乏统一的逻辑体系和公认的知识范例。回顾国外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知识生产过程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再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过程。而在不同的学科发展时期，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生产过程都吸纳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精粹，其中作为其母学科之一的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均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发挥着重大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虽然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蕴含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并且其他学科的理论推演也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思维框架，但同时也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缺乏专有的理论资源和公认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尚未形成整合整个学科的主体性分析框架。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也不得不紧跟实践加速变化的“步伐”，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满足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被引入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当中，包括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然而，公共管理实践的加速变化，使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显得有些“穷于应付”，各种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被“借来急用”，但真正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并屡屡陷入学科身份定位的危机。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由于公共管理学科缺乏严谨的逻辑体系和研究范例，从而导致了整合学科的主导型分析框架的缺失。
（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滞后
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学科差别的标志。［4］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发展的滞后性是造成公共管理学知识和应用同其他主流学科存在显著差距的主要原因。由于公共管理学受到政治学和早年行政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大多学者多以规范研究来分析和解析公共管理领域的现实问题，定性分析、案例研究主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然而很多所谓的“规范研究”名不副实，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在对他人研究成果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观点采用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加以严谨的论证的过程。然而公共管理的研究实践中，这些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并没有采用规范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社会学研究所秉承的扎根理论和田野调查以及规范研究常用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实际的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现实问题的跟踪调查等理论和方法运用极少，并且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基础政治化色彩的浓厚，使得很多知识内容仅仅囿于对政策和行政经验的二次解释，大量的研究仅仅囿于理论和文献资料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总结，因此使得公共管理新知识的真伪和科学性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也使得学者开始倡导采用实证研究来增加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值得欣慰的是，吕方等人通过对2001－2013年间发表于《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的4659篇和公共管理相关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39％（1118篇）的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5］，这一数据可以映射出公共管理学界已经开始给予实证研究持续的关注和重视。尽管如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滞后性问题仍然存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重定性研究而轻量化研究、重文献推演而轻事实经验分析、重宏观而轻微观的研究倾向依然是公共管理学规范发展的阻拌。
（三）公共管理学科学共同体信念缺失，学者认同尚未建立
科学共同体信念是建立一种或多种已有的科学成就可以吸引和聚集本领域的研究者，使他们成为坚定的学科拥护者和支持者之上的。这些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要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学习本学科的理论知识、潜心钻研本学科的关键技术并常态化的进行学术交流才可以形成“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本学科领域现实问题得到科学解释的“框框”，否则该科学领域的研究就会受到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质疑。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缺乏整合学科的主导性分析框架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仍然囿于对公共管理内涵的界定之中，尚未形成对公共管理内涵和公共管理研究范畴的统一认知，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围的无边界造成了公共管理领域新知识的泛化，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方法发展的滞后使得公共管理领域命题证实证伪的随意性，再加上当前公共管理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缺乏统一性，课程设置和院系设置均以各个高校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机构设置惯例为主导，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新人知识体系的杂乱，因此当前公共管理学者对公共管理学难以形成统一的科学信念。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范式”兴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4］因此，公共管理学者认同的异化也将导致公共管理科学共同体信念的缺失。
（四）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实践是旨在通过统一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制度安排和教育实践来培养具有多种学科背景的公共管理人才，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时可以从多角度入手来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虽然公共管理学呈现出跨学科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制度安排是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简单加总。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教育在本科阶段大部分院校是以二级学科进行招生和教育，而公共管理二级学科所涉及的五个学科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中，所以学科知识内容跨度大，学科教育实践要求也不尽相同，学科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也相差较大，因此，不同院校会根据自身学术背景的不同来进行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安排，开设的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只是各种学科简单知识的物理叠加）、招聘的教师学术背景不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要求也不同，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更是差距甚远。虽然我国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有按照一级学科进行招生和教育的，但是由于招生院校学术氛围和学院机构设计的不同以及行政管理专业等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存在使得上述的教育实践差异化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将直接导致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主管部门难以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不同院校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质量的好坏，企事业单位也难以对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质量的良莠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造成了当今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认识的泛化以及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能力的质疑。
（五）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严重滞后
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社会建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一些研究机构、学会相继得以建立。这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不仅致力于政府治理领域问题的研究，并且在公共政策、公共经济、环境政策、城市管理等领域为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权威性的研究咨询服务。虽然公共管理学的组织体系在不断加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充。但是，其中众多的研究机构是源于制度的推动和为了获取国家的行政许可而建立的，其学科本身的内部建制则相对落后。例如，为申办MPA项目许多学校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MPA学院等十六类学科组合式学院。学院建制仍然按照传统学科系所设置，其运行机制以管理为主，交叉性、灵活性、研究性不足。而内部建制应该是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核心，重点应关注该学科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体系构成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目前的局面是很少有学者和研究机构去关注上述问题。这意味着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和观念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
细观公共管理学科特性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实现公共价值为学科价值导向，其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具有跨学科特性，学科教育内容又必须体现出专业化和应用性的特点，学科研究方法体系倡导多元化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因此，基于上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这几大特征来理清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和科学内涵，进而落实和优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方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团体社会建制的实质性发展，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抓手和有效路径。
（一）理清公共管理学科边界，构建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主导性分析框架
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主导性分析框架是必要的。这需要每个公共管理学者必须以科学的公共管理方法为指导，培养规范的、共通的和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和科学哲学素养，以整体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采用综合集成式的研究方法，深刻洞悉和考察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的或然性、相对性、多元性逻辑联系，从而构建出真正能反映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问题实质的、真正能指导中国公共政策设计和公共管理实践的一般性本土化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而当下公共管理学者应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据此，研究范畴将涉及宏观层面———政府顶层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中观层面———公共管理主体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和效率性的兼顾以及微观层面———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在确定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之后，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的学科边界和主导分析框架基本确立，公共管理学界可以以此为框架为核心，在深刻理解公共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牢固的学科知识核心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规范发展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明确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独特的方法论
针对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发展滞后的问题，学界应该加强公共管理方法论的探讨，明确公共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引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界一直以规范研究方法为研究的利器，然而伴随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使得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日益复杂化、动态化。规范研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现实问题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当然不能片面的否认规范研究方法的优势，但以大数据事实为基础依据、以科学化的数量模型为载体来研究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现实问题，并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论证体系来检验假设更加符合公共管理新知识生产模式的要求，也确实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例如近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公共危机、公民参与、网络治理、风险评估等问题展开的实证研究就实实在在的为政府和相关部门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具有实效的思路和方案。为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采用规范研究并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框架和规则来对公共治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背景分析，并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来进行伦理推导和价值论证［6］；同时利用实证研究找到公共治理现实问题的案例资料和数据资料，结合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科学实证分析方法来佐证研究假设，为公共管理领域问题从经验实践研究上升到科学理论建构提供合理化的事实依据和科学化的探索途径。
（三）统一公共管理学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构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评价体系
在按照上述的实践界定清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框架后，规范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重点要做的就是统一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以便为评价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质量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统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首先强化教指委的行业指导作用，对公共管理学科院系设置基准要求进行的统一和整合。同时其他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出台具有强制性和指导性的规章来统一公共管理学核心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实践安排。作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发展和教育实践不排斥拥有不同强势学科和学术背景的学校来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但是各个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的称谓、院系设置和课程体系应保持基本一致，唯有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才能为公共管理五大二级学科的学术交流和教育实践建立有效平台，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才有了统一的口径，强烈的学科认同感才可以建立。其次，在实现了公共管理学科院系设置和课程体系的统一之后，应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综合能力建设，增强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公共管理学就是要培养科学化、专业化从事公共管理的人才。这就需要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应重视实践性和针对性，以消除人们对公共管理人才“缺乏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刻板印象。最后，统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放在构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评价体系上，以此来统一评价全国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质量和公共管理专业新人的能力素质。
（四）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促进学科组织体系发展的良性化
公共管理的学科危机也源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社会认同的缺失。因此，要摆脱该危机就必须加强公共管理研究机构外在建制和内在建制的重塑，增强其合法性和社会认可度。首先，要强化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建设，推动跨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社会建制。其次，应加紧构建专业化的跨学科公共管理研究中心，通过专业化的研究明确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构成和扩展，同时要从科学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角度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制度安排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最后，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机构应更多地发挥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职能，通过充分发挥研究中心的优势以扩大本学科社会认可度。
作者:张再生 白彬 单位:天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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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太刚公共管理学重述：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思路与基本主张［J］．中国行政管理，2012，（8）：52－58
［4］蔡立辉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J］．政治学研究，2002，（3）：76－86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二、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 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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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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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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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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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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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
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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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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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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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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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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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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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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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和“思想危机”。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颜良恭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的缺位及其原因
公共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以及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重要原因。
(一)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受近代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达尔、西蒙等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们努力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其能成为知识殿堂中的体面一员。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相一致，主流的学术期刊惯于 使 用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法 论 标 准 对 公 共 管 理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评 估 和 反 思。比 如H.E.McCurdy& Robert E.Cleary、John D.White、J.L.Perry&K.L.Kraeme、D.J.Houston&S.M.Delevan、Robert E.Cleary、孙同文、江明修、詹中原、吴颖年等人曾使用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过评估研究。总体而言，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的结果是悲观的。对此，我们要问：到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还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将公共管理看做“人工物”而展开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的成果不仅无法纳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这种技术设计研究尚缺乏一个合理、适宜和有效的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换言之，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方法论标准“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
在试图将公共管理科学化信念的驱使下，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者以寻求管理的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目标，并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那么这种普遍原则到底是经验规律的普遍原则，还是价值规范的普遍原则，抑或是人际沟通的共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也体现在西蒙和达尔、沃尔多等人关于公共管理学学科和方法论的多维争论中
沃尔多和西蒙的争论是多维度的，但后来的学者将两者的分歧聚焦在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西蒙和沃尔多争论中关于“纯粹科学”和“人工科学”的分野，忽略了在人工科学这一框架内，建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方法论框架。
(三)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规范研究有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形成应然命题，确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二是如何以优化的方式实现已经确立的价值前提。其中第二项任务既不属于“价值和规范”的范畴，也不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根据设定目标寻求优化方案的“人工科学”或者“技术设计”的范畴，其所使用的方法论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规范”并不等于“规范研究”。确立“规范”仅仅是规范研究的一个方面，规范研究的另一项任务是技术设计。
总之，学者们一方面将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归结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忽视了规范研究的第二项任务，而聚焦于规范命题的形成、诠释和确立。与此相关，关于规范研究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学中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方法论基础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知识类型学是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前提，设计科学和技术哲学则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知识类型学
知识分类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造的科学三类。休谟将知识划分为实然领域的知识和应然领域的知识。康德则根据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特征，将知识划分为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知识。当代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亦形成了不同知识类型的划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通过对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性批判，继承、发扬并整合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Charles Peir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众多方法论流派的知识分类思想，提出了将认知旨趣、知识类型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类型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旨趣”是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任何认知活动都以认知的旨趣为前提。认知的旨趣包括三大类别：技术的认识旨趣、实践的认识旨趣和解放的认识旨趣。三种不同的旨趣形成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每种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框架也不同。
在哈贝马斯知识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将公共管理知识分为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和诠释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批判和反思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其中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学发现类知识、技术设计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科学发现类知识旨在发现公共管理规律，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撑。评估类知识使用特定的标准、尺度和规范，评价、衡量和测量心理、行为、事件等公共管理现实的状况，是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公共管理现象中存在规律的前提基础。理解和诠释类知识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如果说技术控制旨趣的知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那么理解和诠释旨趣的知识则以价值理性、主体间理性为基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则建立了批判主义的知识传统、理论和方法，批判类知识的认知兴趣源自人们追求思想和权利解放的兴趣，基本方法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旨趣决定的”。技术控制的研究旨趣除形成科学发现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外，还形成技术设计类知识。此处的“技术”是广义的：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技术过程包括技术设计、制造、使用和评价过程。“设计”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故称作技术设计类知识。上述五种类型的知识形态分别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旨趣、问题类型和方法论框架相对应
公共管理知识类型学的划分，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与此同时，设计科学的兴起，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二)设计科学
设计科学是对人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技术系统(产品和程序)、技术系统与环境(人、自然、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设计技术系统的程序。与自然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不涉及直接的实践应用，而设计科学是理解技术世界的桥梁。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科学的设计和设计的科学是技术设计知识的不同指称，这些术语的含义相互交叠，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总之，设计科学作为对设计现象、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本质在于揭示不同于“自然物”和“人文精神”存在的“人工物”的存在形态和建构规律。
对设计和设计过程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20世纪60年代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设计理论、系统工程、现代决策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冲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了《人工科学》一书，阐明了人工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对象、目的意义、设计的逻辑、设计的形态、设计的表现等设计理论的基本议题。西蒙对自然科学和人工科学做出了区分之后，设计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领域。目前设计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电子政务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智能组织设计等众多领域。
设计科学在管理学界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武夷山、仇向洋、陈良华和张昉、凌峰和刘建一、Joan E.Van Aken等学者指出了以解释性科学为主导范式的管理学的困境，阐明了管理学兼具有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属性，倡议将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和解释型科学相并列，倡导基于设计科学的管理研究范式。总之，设计科学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三)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是技术哲学早期的研究重点，又被称为技术的人文哲学;二是技术的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语言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提炼和描述，又被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哲学。
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1978年美国建立“哲学与技术学会”并创办《哲学与技术研究》，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进行了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建设制度化。技术哲学的发展还伴随着技术这一概念所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狭义技术哲学研究逐步扩展为广义技术哲学研究。狭义的技术主要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使用的工艺、程序、规则、设备、系统、方法等。广义的技术概念的载体则从“人工物”扩展到了社会领域，技术哲学成为涉及人工物制造、社会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政策设计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并延伸出社会技术哲学或社会工程哲学这样的新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总结。技术集成了四种事物的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二是知识;三是技术活动，包括技术操作程序和设计;四是作为目的、知识、行动和意志的技术。围绕技术的四项本质属性进行哲学探讨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技术活动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议题和流派
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将公共管理看做是人工物的建构过程，公共管理研究是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并将问题界定为“价值和现状之间不一致的状态”。在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学派，该学派运用设计哲学、设计科学、一般设计方法，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设计知识，结合公共管理领域的特征，通过战略与政策设计、组织设计、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技术手段设计等活动，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目标。
1989年享格让(R.F.Shangraw Jr.)、迈克尔·扣(Michael M.Crow)和萨姆·奥威尔曼(E.Sam Overman)提出作为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包括以下领域：(1)政治理论;(2)规范政治理论;(3)微观经济理论;(4)宏观经济理论;(5)组织行为;(6)组织发展;(7)组织和管理理论;(8)决策理论;(9)设计科学系统;(10)政策分析和定性定量工具;(11)宏观工程系统;(12)规划评估;(13)宪法;(14)公共行政的历史和哲学;(15)公共制度和机制的高端设计;(16)公共选择理论;(17)实质政策分析和设计;(18)公共行政和工具设计。可见，公共管理设计几乎涵盖了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公共管理设计学派和设计方法论的发展将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实务的发展。
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是最具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派，很多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都在从事公共管理设计研究。比如，美国行政学之父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体现了制度结构设计的思想。威尔逊尝试将欧洲君主主义的良好行政管理引入共和主义的美国。为此，威尔逊引用了布隆赤里(Johenn Kaspar Bluntohi)的政治、法律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和行政、政治与行政，从而为行政学争取到了“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行政学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学科地位。威尔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共和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下，为何要引入、如何引入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问题。韦伯的官僚制研究则是公共管理组织设计的经典，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理性基础。德怀特·沃尔多也是制度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沃尔多认为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且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要关注科学，而且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将经济学的“稀缺—理性选择—效率”范式转化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意”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新的范式从研究的目标看从效率取向转向了利益协调取向;从研究的过程看，从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共识;从研究内容看，从效率机制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制度规则。这充分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性制度主义一个分支的特色。布坎南认为“这个结果不表示‘社团价值’或‘社会利益’，仅仅因为它产生于决策规则，根据设想，这种规则是在为政治制度规则的某个法制阶段被同意的”。布坎南等人开创了公共制度，特别是宪政设计的科学。
概言之，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沃尔多、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Ostrom，VincentOstrom)、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在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中，开创了民主行政制度设计的先河。拉斯韦尔等人开创了政策设计的先河。伊莲娜·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开创了多中心制度设计的先河。巴里·波泽曼(BarryBozeman)、彼得·瑞(Peter Smith Ring)和詹姆斯·彼得(James L.Perry)等人开创了公共部门战略设计的先河。可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设计知识、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全钟燮(Jong S.Jun)先后出版了《公共行政学：设计与问题解决》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公共行政学中的设计问题，将公共管理问题分为社会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危机设计四种类型。全钟燮尝试将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形成的知识整合进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力图形成有建构主义的公共管理设计学说。事实上，公共管理的设计活动既要兼顾价值前提又要兼顾事实前提，而且在变革的社会中追求人类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公共管理的设计学派是融合实证方法论、诠释方法论和批判方法论的统一。整合多元方法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将会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五、公共管理研究的
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是指范式的“解题规则和示例”，即解决问题的思路、步骤、程序和规则。Werner Ulrich将技术设计的逻辑归结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传统和切尔齐曼(Churchman)的社会系统传统。这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理解为问题求解的过程。本文从问题性质、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处理资料的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公共管理设计范式的问题求解的基本逻辑。
(一)问题性质
技术设计问题是针对那些 “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的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一般包括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设计要素的归纳、方案的设计、方案的选优、选择结果的审查。其中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是技术设计类研究设计的起点。公共管理研究者在面对技术设计类的问题时，需要深入地了解现实问题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利益综合，在利益综合后形成的特定价值前提下，设计出满足这些价值需求的方案来。
(二)研究目的
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优化方案，包括以下三点。(1)明确目标和界定技术问题。技术设计类的研究本身就有辨明相关需求、界定目标、明晰问题的目的。一般而言，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可以根据技术设计目标的不同情形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目标既定的技术设计。该类研究设计只需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案。第二种情况是目标模糊的研究设计。该类研究设计的目标本身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尚不精确的目标，需要技术设计者根据技术手段的可能性不断地调整具体的目标，技术手段的约束和目标的调适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第三种情况是目标未定的技术设计。该类技术设计是那些目标尚未确定，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才能将目标确立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上述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技术设计活动本身需要明确的目标，确立目标、明确需求的过程是技术设计活动的前置过程，也是确立技术设计问题的必经阶段。(2)方案优选。技术设计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而且根据相关标准，论证该方案是优化的。方案优化的约束条件和参数有多方面，可以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两个方面分解为合意的、正方的、可能的、可行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交集就是方案优化的基本标准。(3)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策。技术设计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出在既定约束条件和环境参数下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政策和手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设计、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三)资料类型与研究方式
技术设计类研究收集和处理的资料亦存在三种可能：质性资料、定量资料和质性、定量综合资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就体制、机制、组织设计而言，更多地使用质性资料。如在进行行政体制设计时，需梳理清楚分工与职能、权责分配、机构与人员等基本问题，然后根据职能、责任、机构、人员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会大量地使用定量资料，给出精确的政策建议，如中央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额度、利率、最低收入水平的确立等政策的设计，就需要处理大量的定量资料，形成定量的政策建议。当然，公共管理研究中更多地是综合运用质性和定量的资料，进行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
(四)研究设计的逻辑
技术设计类的研究不像科学发现类研究提出一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是更强调通过既有科学理论又有技术成果的比较，发掘不同方案在命令变量、固定参量、环境变量和效用函数方面的差异，在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借鉴和设计创新，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将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变为造福人类的手段。
设计问题的“内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备择行动方案来表现。这些备择方案可以详细给出，但更经常地是由规定了任务领域的命令变量来表示。“外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表征，我们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也可能只知道它们的概率分布。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所要实现的目标由效用函数(它是命令变量和环境参数的函数，通常是标量)确定，或许再补充上几个约束条件(如命令变量函数和环境参数函数之间的不等式)。最优化问题就是要求出一组可接受的、与约束条件相容的命令变量的值。在环境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命令变量的这组数值使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对于只知道参数的概率分布的情形，可以说使效用函数期望值达到极大，而不是使效用函数极大。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题目
1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改革
2行政文化革新与廉政建设
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管理
4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
6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
7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8政府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9危机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10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
11提高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12反腐倡廉研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3民主政治研究
14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研究
15政治文化研究
16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研究
17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18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研究
19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研究
20电子政务研究
21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2加入WTO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3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研究
2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25当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当前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7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分析
28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9现阶段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30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分析
31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分析
32当代中国教育政策分析
33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34入世对中国政府依法行政走向的影响研究
35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6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7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执政能力
38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管理创新
39有效监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40政府采购与社会公共利益
41执政为民和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构建
4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4试论我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
45服务行政---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46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47试分析生态价值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48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研究
49试析西方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50试析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51试析行政协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5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53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
54行政创新的文化环境研究
55试论政府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56哈尔滨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研究
57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58政府行政成本与效率研究
59转型期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研究
60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6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62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63社区行政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城市化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65公务员薪酬制度国际比较
66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67新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
68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69数字化城市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0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71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
72组织变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73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74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研究
75政府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76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77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78新型工业化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9财税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80税收支出及其控制研究
81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82区域合作与政府的作用
83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84政府干预模式的创新研究
85区域开发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86WTO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87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
88中外政府收支管理比较研究
89产业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90垄断与政府经济管理
91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92充分就业目标与公共政策选择
9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94我国乱收费成因与治理对策，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95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
96论如何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97论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政府活动中的作用
98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99政府失败与重塑政府
100关于组织文化管理研究
101关于公共政策研究
102论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03关于战略管理研究
104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研究
105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106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107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8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9区域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10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考
111行政伦理研究
112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13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114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115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及其塑造
116中,美,日行政文化比较研究
117行政心理文化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118我国行政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119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的定位研究
120我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模式探讨
121中外创新机制比较研究
122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23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124现代企业中的科技管理
125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6社区管理与城市化
127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新对策
128现代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129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30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131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
132行政合同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133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不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34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35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探索
136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37论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的挑战及变革
138浅论政府职能与转换
139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140论有限政府
141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
142依法治腐,建设廉洁政府
143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144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145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46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腐败研究
147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
14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述评
149中国行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150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探讨
151沈阳市东陵区政府机关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
152改革和完善地方反腐败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54西方组织结构理论及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借鉴
155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156当代中国行政民主论析
157事业机关干部一般管理能力素质评价研究
158腐败的经济分析
15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腐败问题的思考
160当代中国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分析研究
161利益驱动与规范政府行为
162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163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164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165论市场经济与县级政府职能及机构
166论依法行政
167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研究
16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职能
16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
17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整合机制重塑
171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发展取向研究
172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173电子商务与政府管理
174我国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透视
175我国"入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
176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对策研究
177论建构现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制度
178论行政权利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79论以德治国背景下的干部道德建设
180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181结构性腐败论纲——对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
182腐败发生的原因透析和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183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184中国公务员管理机制研究
185论转轨时期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重塑——从传统到现代
186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87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
188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初探
189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背景
190论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特色
191治安社会化思想与模式
192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93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
194电子政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195论行政权力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96与腐败
197我国腐败主体的若干思想观念研究
198结构性腐败论纲
199以德治官论
200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机制研究
201关于政府体制改革中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
202WTO视野下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203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引入
204我国党政系统内部顾问的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
205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206公共责任理论与我国公共责任机制的选择
207论社会主义行政道德
208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09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再造
21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想
211试论行政组织的法治化
212事业单位改革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213我国法制行政建设研究
214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215我国人事法制建设的构想
216我国事业单位职称改革的现状及走向分析
217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218政府责任论
219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20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利益分析
221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双重选择
222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
223行政公开制度研究
224我国电子政府发展思路探索
225中韩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226县级地方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
227廉政思想研究
228腐败与反腐败探析
229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机制的研究
230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231浅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32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对策
233论我国电子政府建设
234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235论加强和改善我国行政监察
236第三部门与政府腐败的治理
237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探讨
23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执行研究
239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完善举措探讨
240关于建立严密完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241行政处级干部的管理能力结构及其特征分析
242非营利组织人事管理模式的转变
243论集体上访
244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245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246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政府公共部门政策监控机制
247"德法同构"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248新时期反腐败若干问题研究
249干部选拔体制研究
250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理念的转变
251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规范研究
252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253论转型期权力监督理念的跃迁
254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研究
255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
256解析腐败
257干部道德教育有效性探析
258中国门户网络公司生存环境及经营战略研究
259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60知识经济时代军队干部队伍平时管理工作初探
26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262论中国行政文化创新
263新时期反腐力度思考
264创新——当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265工作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绩效测评体系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塑造现代人素质中的作用
266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267团队创新气氛问卷的编制与研究
268团队激励研究
269虚拟团队分布式任务分析与综合能力研究
270中国企业团队精神培育
271团队组织气氛的形成机理,测定方法及改进途径研究
272乡镇领导班子团队建设与团队效能的研究
273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1期刊文献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SCI科学引文索引(检索日期为2010年1月20日)。以期刊名“JournalofPublicHealthManagement＆Practice”为对象进行检索，时间为2005—2009年。该杂志共收录36期杂志，篇目总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447篇。期刊中的文献类型有9种，其中以“Article(学术)”类型最多，共355篇，占全部文献的56．08%，其次是“Editorial(编辑)”类型和“Miscellaneous(杂项)”类型，分别占25．75%和12．16%。可见《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是以刊载学术论文为主的专业杂志。由不同类型的文献所占比例不难看出其重要程度或含金量的差异，“Article”类型最具价值，其次是“Editorial”类型和“Miscellaneous”类型。
2目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项，是对研究内容的概括与提炼，通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的主要内容［1］。本研究利用关键词的词频与共现关系分析近期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主题分布。2005—2009年共36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中篇目共计633篇，提供关键词的文献共447篇。考虑到文献的关键词往往出现在文献的题目当中，结合文献标题和关键词统计，出现2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有141个。
选取keyword项出现2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同一关键词在keyword项出现次数与其在keyword及title项出现次数基本呈正比(表1)。可以看出，公共卫生、社区、环境、人才培养等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重点主题;政策研究、评估和监督是该领域讨论的重要内容，相关的伦理学讨论也是研究的重点。从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才培养、社区、预防和政策是重点。在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应用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预防疾病、地区卫生政策和社区卫生方面，特别是对卫生政策实施与评估、对社区居民的健康保健教育研究等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访谈和案例分析。
2．1公共卫生研究角度分析由于《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是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阵地，“publichealth(公共卫生)”和“publichealthpractice(公共卫生实践)”无疑会成为其刊载文献所共有的主题。公共卫生作为关键词出现在2005—2009年中该期刊108篇文献中，由表2统计的与之有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看来，公共卫生实践、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伦理学和公共卫生追踪系统是公共卫生重要的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对公众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定义、范围、数量、结构和能力应该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和公共卫生发展趋势相匹配［3］。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多体现出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缺陷，目前国外多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公共卫生管理的领导者，不少研究者认为应当将这种教育提前至本科教育以适应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同时应当加强循证公共卫生课程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作用;公共卫生训练中心(PublicHealthTrainingCenter，PHTC)对于公共卫生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应起到模范作用。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地区表示建设不足，这对于进一步改进公共卫生管理实践工作有较大启示。公共卫生伦理学问题体现在由政治环境产生的伦理问题，如公共卫生议程的设置，政治压力，政治冲突的处理以及公共卫生实践的范围，说明政治和公共卫生伦理本质相交，但是政治压力和优先事项往往会对医生的伦理提出挑战。当前，在美国，环境公共卫生跟踪(EnvironmentalPublicHealthTracking，EPHT)网络的作用日益凸显，关于环境对公共卫生危害的信息会通过国家数据库得到共享，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与EPHT计划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结合《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中的相关文献分析，当前国外有关卫生部门开展管理工作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了解卫生部门某一方面工作的效果或者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公共卫生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与建议。目前卫生信息(知识)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不论是卫生部门通过培训卫生工作人员进而对特定人群开展健康教育以达到控制和减少疾病的效果，还是提升卫生网站的公信度来更好地宣传卫生知识，都说明了这一点。
2．2社区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community(社区)”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社区卫生，其次是社区健康评估和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务(communityhealthservices)是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经济方便、综合性的基本卫生服务，是世界卫生保健服务发展的大趋势［4］。在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研究中，社区卫生研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突出表现在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以社区为单位的人群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2．3环境公共卫生研究本研究统计了与“environment(环境)”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环境公共卫生，其次是环境卫生和环境公共卫生跟踪。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研究，会结合当前政府的相关卫生政策进行评价。
环境公共卫生检测指标的评价中，有三个评估阶段:(1)科学性和相关性;(2)分析有效性;(3)用于公用事业的可行性。然后确定重要的标准和框架，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有效的方案，成为环境公共卫生工作的科学决策的有效工具，以更有效地确保公众健康。
对于国家环境公共卫生跟踪网络计划的研究中得出，该计划的实施需要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机构的正式合作，目前国家和机构间的伙伴合作关系已使得环境公共卫生和监测公众健康的工作取得成效。在未来，应该大力开发和利用各国的跟踪网络，增强协作和信息共享。
3小结
通过对2005—2009年《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期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重点在于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社区卫生管理的完善以及环境公共卫生检测系统的巩固和扩大，这样不难归纳出当前国外公共卫生管理与实践的前进方向:信息网络化、管理规范化以及服务人性化。
从理论上看，政府治理与改革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就是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研究。而从实践上看，改革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题。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职能，政府自身总是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变化之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政府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波及全球的巨大浪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转轨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与改革都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并逐步形成不同的模式。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往往被描述为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图景，它突破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以企业精神再造公共部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
其实，即使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治理及改革模式。着眼于改革内容，西方政府治理有多种模式，例如，英国学者E·费利耶划分出四种治理模式：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和公共服务取向模式；皮特斯提出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
就区域而言，当代西方形成了如下几种有典型意义的政府治理模式：一是英国或英联邦国家模式，即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二是北美模式，主要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或“政府再造”运动为主和加拿大的公共服务改革（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和加拿大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三是欧洲大陆模式，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行政现代化运动；四是北欧模式，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政府改革尤其是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在西方（地域意义上的）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治理也处于变革之中，并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有区域与国家特色的治理类型及其模式。较有典型意义的有：东欧模式——前地区尤其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制转轨与改革；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治理改革（尤其是近十年摆脱“拉美陷阱”的努力）；东亚（及东南亚）模式——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南亚模式——以印度和不丹为代表等等。
“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当下流行的术语。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通过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各国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于公共服务的结果取向、倾向公共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责任分散的治理手段来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
国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实践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发展。政府治理与改革理论也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既有学者借助公共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对公共部门加以深入的分析，用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重塑政府管理体制和过程；也有学者以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托，强调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关注公共精神的实现。不同的研究路径推动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结构的重塑和理论重心的转移，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无论是理论进展还是实践变迁，国外的公共治理体系和政府改革模式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研究素材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借鉴。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改革和治理方面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等新理念和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我国公共治理理念已经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到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总理指出：“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200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上，总书记强调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最近，在今年2月1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实际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味着我国的政府改革要以社会的公共需求作为内在的规定性，以更为柔性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治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面，复杂的分工、交易系统促进了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种情况扩展了社会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财政资源稀缺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通过不同治理结构和特定管理自的结合，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并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经过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逐步规范，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积极成效，行政效能显著提高，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与改革模式。而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与改革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大部制”改革以及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协调、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间关系调整与权力下放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出现了许多创新尝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如深圳模式、顺德模式、晋江模式、富阳的专委会模式、神木、吴起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实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探索等。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及经济社会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必须跟踪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前沿，探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约束条件、激励机制、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政府治理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治理与改革的重点层面、突破口和推进方式，国内外政府治理与改革创新的经验（以及不同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政府能力与执行力建设，治理与改革的公共性与合法性，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组织人是要教育公民”，我们要通过何种制度设计可以使公民的参与达到我们的预期。例如，知情的公民，我们如何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如何定义知情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知情与隐私之间的界限。当今我国的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倡导的阶段，而是进入了如何落实的阶段。
（二）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导向问题
目前，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是否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加以界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界在哪，是否有明确的分界加以划分。其实，对公共利益的研究并不是要严格划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是如果公共行政中真正存在所谓的“公共利益”，那么应当如何通过良好的行政实践加以体现，即公共行政应如何发挥作用去实现公共利益。
（三）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行动问题
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的是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操纵，而现在的公共行政强调的是集体的行动，而非组织内部的操作或操纵。由于当今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客观环境的动荡性，单一的组织是无法完成这些事务的处理工作的，使得公共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组织的行动，因此需要集体的行动，进而形成一个“行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多重角色，从横向看，要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传统公共行政中往往忽视对立法和司法部门的研究，在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中，往往会忽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从纵向看，公共行政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应如何发挥作用？公共行动网络应当如何加以构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公共行政中多重角色之间的互动问题
多元行动者所构成公共行政活动中，多重角色如何进行互动，互动的基础是什么，互动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互动机制要如何构建，互动的边界是什么，各个多元行动主体又是如何与“公民社会”进行互动的。有同学提出了关于中国公共行政网络及其主体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别人的框架来分析我们的问题，西方不一定就是标准参照系。我国的政治和行政环境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必须要重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优势之一。周志忍教授补充说：历史就是个平行四边形，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国，很多重大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而政府是执行决策，党的作用不可忽视。
（五）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责任实现问题
总的来说，公共行政的研究可以概括为“道、法、术”。“道”是指公共行政价值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否存在一套普适性的价值标准）、公共行政方法论（公共行政有没有自己的特定研究方法）、公共行政知识论（公共行政的知识来源于实践；公共行政的知识是什么类型的，是科学还是艺术，或者是其他；关键问题是公共行政的知识如何应用，注意知识的应用环境问题）。“法”是指一系列法律、政策和制度（尤其要重视基础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关注针对现实问题的“政策工具”选择。“术”是指相应的管理方法、手段及工具的研究，尤其是寻求正确的治理工具。有同学问我，公共行政的研究中，除了“道”、“法”、“术”，是否可以再加“势”（即公共行政研究应该以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为背景）的问题，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中，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特色，但要在我国当前体制及现实状况下来研究具体问题。研究者在看问题时心态要好，要积极探讨，中立客观、冷静分析、理性对话。
三、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公共管理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创新必须要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习，真正学到的知识是一种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忘掉的是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积淀下来终身受用的是对事物从不同视角的解读和研究思路。在当代，各学科交叉融合，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要有意识的培养对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是学会运用数学、统计学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关于理论创新，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写好研究综述，评价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找到目前研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在研究方法的欠缺等找到问题，然后设计框架，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才会对学术界有所贡献。
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首先要解决研究思路和方法问题。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过程或程序包括找出问题、确定研究视角、选择工具、概念化操作化、确立指标、收集数据以及量化分析。
我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一）研究的问题导向性
现实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学术研究价值。某些重大的、有影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弊端并不能构成学术问题，对社会弊端的陈述也并非研究综述。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构成对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社会背景而存在。所以现实问题与学术研究问题往往不能单纯的划等号。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要从现有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寻找，阅读大量的文献是最底层意义上的首要工作，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要对学术有所贡献必须要大量阅读、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整合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找出现有研究成果中缺失、不足或偏颇的理论切入点，选择研究视角，理清研究思路。问题意识的自觉性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增加知识的储备，另一方面要学习别人是怎么提问题的，怎么梳理、评价和逻辑推理。
（二）研究综述的写作
在做文献综述时按照主题（ByThemes）来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同时你所分析的重点要放在与主题相关性高的文献上，广泛收录，深入细化。在文献分析中，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文献分析不仅仅是按照现有研究的时间顺序对作者与书名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以研究主题为线索，进行主题梳理（如概念、意义、论题分类、实践应用……）；其次，文献述评中切忌使用“现有研究不系统、不深入”这样的说法，系统性是在引入介绍新领域时就可能达到的，除非所研究的领域真正是一项空白，否则几乎所有研究本身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几乎所有学科都欠缺深入的研究，研究都是有待深入的，因此，这样的综述没有意义；此外，文献综述的写作切忌仅从二手资料获得相应的观点，而不去查阅原文；最后，文献综述的内容要与自己研究的主题具有高度相关性，评价文献综述的好坏也要看文献梳理与主题的相关度高不高。
（三）研究范围的确定
研究范围一共分为大致三种：大题大作（例如，韦伯的《官僚制》、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大题小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小题大做。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经历了30年的发展，面上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把小的问题搞清楚了，大问题才能搞清楚。找到一个小的视角或主题进行深入分析）。而前两种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并且需要相当的天赋才能完成，而对于大部分研究生而言提倡小题大做，深入研究。在回答大问题之前，要先把小问题搞清楚才可以。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从小题做起。学术共同体也有“白领与蓝领”之分，第一种模式非大家而不能胜任，第二种模式是目前处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能力达不到的。至于后一种是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可以作的。从“蓝领”到“白领”的过渡也是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否则搞学术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四）善于观察，联系实际，避免学术研究走极端
学术研究要注重观察，充分运用观察力和判断力，同时发挥自己的联想能力，将理论、国际经验、报纸上的案例及日常所看到的事情结合起来，任选一个点，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思维，多思考，多问为什么。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加大信息摄入量。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题目】长沙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第一章】长沙地区旅游服务机制优化探究绪论
【第二章】 【第三章】长沙市旅游公共服务现状分析
【第四章】国内外旅游公共服务的经验借鉴
【第五章】完善长沙市旅游公共服务的途径
【结论/参考文献】湖南长沙旅游公共服务提升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 2 章 相关概念研究界定及其理论基础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研究活动，在没有最终的大家出现前，对许多概念及定义是存在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议的，这也是百家争鸣的一种正常现象。本研究，也需要站在作者本人角度对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作一些浅显分析。
2.1 相关概念。
由于旅游公共服务属于新兴研究领域，加上国外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不多，国内学术界对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对相关概念的使用中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需要在研究中对所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相对明晰的界定。
2.1.1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学者普遍认为的主要是指公共福利组织或者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使用的产品或消费或服务，在属性上其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非竞争性，同时在社会主体受益上体现非排他性，比如公共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修建的公路）、义务教育（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学历基础教育）等[14]。
2.1.2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其内涵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一开始，公共服务作为公共产品的副产品而存在，后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展其自身的概念。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共产品是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而且这个过程是法律允许的[15]。他们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纯公共产品、纯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其中，政府承担主要职责，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因社会制度不同，导致公共服务的历史阶段性，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应该根据历史阶段的不同，提供适时恰当的公共服务[16]。现代社会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基本是以主体合作为重要基础，尤其是要强调政府由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不能忽视公民的各项社会权利。
2.1.3 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定义是指旅游业者通过适当利用与开发旅游资源后，提供给旅游人员的旅游吸引特色物（主要是指人文及地理景观）与服务的组合。即旅游产业商品提供商（含当地政府）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活动所必要之一系列服务总和[17]。旅游服务商品一般分解为五种类型 (由中国旅游局于 1999 年发布)：1）观光性旅游商品（如自然风景、名胜古迹以及城市风光以等）；（2）度假性旅游商品（乡村、海滨、野营、山地以及温泉等）；（3）专项性旅游商品（商务活动、文化活动如音乐会，以及体育健身运动等）；（4）生态性旅游商品：生态旅游活动最近已经是与环保相关联的形式出现，其主旨是以保护环境、回归大自然，这是人类对回归自然的重新认识。但是，现如今的所谓生态旅游无论从概念形成上，还是形式与内容等各方面均有了很大的变化，将可能会逐步成为旅游产业，尤其是城市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5）旅游安全商品：旅游活动保用品，商业性旅游意外保险商品，旅游防护用品，这些些均是保障游客人身与财产安全的必备工具与服务。
2.1.4 旅游资源。
一个旅游区域具有何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如何开发这种资源是保障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旅游业存在的基础。旅游资源一般主要包括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以及地理景观、野生动植物、湖泊或/和温泉，以及独特的气候等，通常归纳为生物、水文气候与地形地貌四个大类；人文性景观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历史名人故居、名胜古迹或/和古建筑、民俗风情、饮食、购物、现代建筑新成果等[18]。长沙市旅游产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方进入发展迅速期，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具长沙市人文地理特色的八大系列景观：风景山岳文化系列；历史文化名人及其遗迹系列；现代革命纪念地系列；现代城市公园景观系列；现代新都市风貌系列；古代建筑景观系列；湘江及浏阳河流景观系列；湘菜湘味及小吃文化特产系列[14]。长沙市新兴的支柱产业中，旅游产业已经是不可或缺者之一。
2.1.5 旅游公共服务。
目前，旅游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和旅游业发展过程的热点问题，但是，无论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未能对旅游公共服务的概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关于旅游公共服务的概念，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观点。杨大明于 2005 年发表学术论文提出旅游公共服务及管理是由旅游行政及其授权的公益管理部门向全社会提供的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活动服务。李爽于 2008 年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中对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也进行了界定，提出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者的提供者不仅仅是政府，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第三方应积极的参与旅游公共服务以及管理的提供，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多方的参与[19]。
结合国内外研究，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是以满足旅游者共同需求为目的，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提供的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就现阶段来看，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主要包括旅游地基础硬件设施建设、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生态性环境保护与建设、旅游公共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公共安全保障、旅游服务规范与标准、旅游行政管理等内容。旅游公共服务除了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特性之外，同时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辐射面更广阔，包括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二是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因而政府投资旅游公共服务的前提除了公益性，还有盈利性[20]。
2.2 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至少可以初步形成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活动研究机制理论分析的框架，从而实现为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上的建设实践，尤其是学者们需要给政府在政策引导上提供理论支撑基础，着力推进我国旅游业发展中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旅游公共服务需求，直接或间接达到增进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提供的有效性、社会性的目的[21]。
2.2.1 公共产品理论。
现代西方的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在消遇属性中具有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两个明显本质的特征。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方式、范围等难以做到平均与完全公平公正性等因素，导致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具有排他性或者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另外，布坎南则提出了所谓的公共产品只具有非排他性，或者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理论[22]。
目前比较能被学界接受的观点认为：公共产品根据消费性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消费产品三个类型。一般情况下，兼有两种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才会构成公共服务产品的主体部分。社会上公共产品的生产单位一般主要由政府部门提供，或者由政府向社会采购，其公共产品成本主要是通过税收等财政收入承担。而准公共产品则一般由市场及社会主体和政府混合提供，或由政府向社会采购，但一般由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与决定[23]。
2.2.2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国家针对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这一现象而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由公共产品(包括公共资源)供给所引发的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研究，拓宽了对公共产品理论研究领域，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经济学家布坎南[24]。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是将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过程诉诸政治程序，一般采取集体选择模式，着重在于研究市场中的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行为， 但是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运行不可避免会带来缺陷(比如存在搭便车现象)所引发研究而成的理论成果。公共选择理论普遍认为：由于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具有天然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属性特征，从而会导致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竞争机制，容易导致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部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人们普遍 认为宜引入私人或市场组织，通过招投标竞争形式采购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从机制上引入市场生产中的竞争特性从而提高效率[25]。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旅游公共服务产品不仅可以由政府提供，而且还可以通过例如招标的方式选择私人部门的加入，引入竞争后旅游者对旅游公共服务有更多的选择，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