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31 06:56: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1][8][15][1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6.
[3][1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4][22]肖瑛,曾炜.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J].社会,2007(2).
[5][7][9][1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105,84.
[6][14][法]E.笛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
[10][17][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20]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北大结业归来将回广东工作的谢杏芳 毕业论文写了 4W字
在退出赛场后，广州美女谢杏芳就开始转型，2011年9月她入读北大，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师从著名社会学教授王思斌。一晃两年过去，近期谢杏芳将获得硕士学位。对于未来的打算，她就透露，毕业后准备回到广东为家乡效力，而“读博”目前还没有纳入计划。
在隐逸赛场之后的美女谢杏芳就开始转型。11年九月她在北大入读。攻读社会学的研究生。从师与著名的教授王思斌。一眨眼就两年过去了。近期的谢杏芳将获得硕士学位。对于未来的一些大蒜根据她本人的透露。在毕业后将会会老家工作。而且在读博 暂时没有纳入计划。
她回到广东后还是将继续从事着羽毛球相关的工作。
谢杏芳透露，读北大的两年让她完成了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在社会学系就读，研究方向在入学前就已经确定，是志愿者组织管理。谈及自己的学习，谢杏芳说“不算太苦”。她说，社会学系的其他同学基本都是前一年半学习，最后半年到处找工作，而自己因为就业压力较小，就可以把所有的课程平摊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坦言，与身边的同学相比，自己基础较弱，学习有时候会吃力，“一次课堂讨论后的作业论文，八九千字，其他同学写一星期就能完成，我可能得两星期以上。”不过谢杏芳说自己对每一次作业都很用心，“到处查资料，还找朋友借书。”谢杏芳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志愿者组织管理研究》，她说自己写了4万多字，感觉“还算马马虎虎”。
在北大，谢杏芳重新过起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没有丈夫林丹陪伴，自己独立来校。下了课，她会和同一个导师的四五名同学一起，在第二教学楼附近的农园餐厅吃饭。她还跟系里的老师在邱德拔体育馆打过羽毛球，是她擅长的双打，“老师打得很好。”再过几天社会学系和北大全校将相继举行毕业典礼，“我肯定会参加至少一场，但具体哪场还没有确定。”谢杏芳说。
研究生毕业，谢杏芳将回到家乡广东工作。她没有透露具体工作岗位，但表示还会继续关注羽毛球运动。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 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A Research on How to Teach Non-sociology Majors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General Education at F University
YANG Zhanyi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promo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within Chinese colleges，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is offered to many college students whose majors are not related to sociology. While the value and benefi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courses are noticeabl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erefore， the delivery of such courses is in need of reform through three aspects： 1.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ontents need to be more inclusive for students whose majors are not sociology related. 2.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involve more interaction. 3. Assessment methods need to be more practical.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non-sociology majors;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educational reform
“通识教育”是一种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识教育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新世纪以来，随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深入，以及社会对综合性复合人才的需求剧增，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实施通识教育，并逐步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一些人文、艺术、社会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许多高校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社会学是一门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研究别的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问题”，①它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有交叉之处。因此，近年来，在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不少高校在一些非社会学专业设置了社会学概论课程。
1 社会学概论在通识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社会学概论在通识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引起对社会民生的关注。通过学习社会学概论，能引起大学生对社会民生的关注。社会学是一门始终关注社会运行、社会现象、社会人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社会学的学习，学生能更系统地了解我们的社会，分析社会现象，思考社会问题，从而激发大学生探索社会的热情，培养公民责任意识。（2）形成社会调研思维与技能。无论是经济、管理、教育、文化等领域，都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社会调研思维，掌握基本的调研技能。这样才可以深入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与特点，才可以进一步地指引我们的行为与决策。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就是社会调研。通过对社会调研方法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社会调研思维，掌握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的开展方式、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从而触类旁通指引各学科的学习与研究。（3）开辟本专业学科创新的新路径。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社会学对宏观的社会运行、社会结构以及对微观的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分层等的研究方向，都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素材、新的方法。当与本专业学科交叉结合时，就能为本学科的研究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2 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中的问题
（1）教学内容过于全面专业。以F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社会学概论在大一新生中开设，共40课时，选用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教材。从课时上来说，似乎相对充足，但相对教材十六个专题的内容，课时就十分紧张。虽说教材本身已经考虑到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情况，但这十六个专题仍然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学的基本知识，语言使用仍然相对专业，趣味性与实用性相对欠缺，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来说，存在着知识理解与掌握的难度。
（2）教学方法传统单一。当前，非社会学专业的社会学概论教学方法一般采用传统的讲授方式，单一乏味。部分社会学教师，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重视程度不够，对其他专业、其他专业学生的特点把握不准，没有找到讲授此门课程的方法与技巧，简单套用社会学专业的教学方式。本来非社会学专业学生对非专业课的热情已经相对较低，加上社会学的一些理论知识也艰涩难懂，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让课堂气氛更显沉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难以提振。
（3）考核方式重知识轻应用。在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考核方式上，较多采用课程论文和试卷考试的形式。课程论文的考核形式着重于“学术研究”;试卷考试的考核形式着重于“知识掌握”。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但对于非社会学专业学生来说，只需要对社会学知识有基本的掌握，对社会学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即可。如果为了通过考试，花过多的时间在知识点的背诵上，或者为了通过论文考核，囫囵吞枣抄袭文章，那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考核目的。
3 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改革
“通识教育”的“通”，包含融会贯通的意思。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社会学概论，应当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考核方式上体现融合性、互动性、实践性。
3.1 教学内容体现融合性
（1）融汇原专业知识。在依据原教材的知识框架展开的基础上，应当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性格特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编。首先是选取重点章节重点讲授，不求全，不求深入。第二是结合专业知识与社会学知识进行讲授。例如，给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授课时，可用商务沟通、商界合作与竞争等的例子来阐释“社会互动”的相关理论;可用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知识来帮助理解“社会组织”的相关概念。这样能引起经管专业学生的兴趣，并快速地借助经济管理知识进行学习。（2）融合新近案例。在讲授中应更多地使用贴近现实的案例，丰富教学内容。生活在网络发达、信息爆炸时代的90后大学生，每天都在获取最新的社会信息。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采用新近发生的关注点高的社会事件作为教学案例，有助于学生使用社会学思维分析社会现象。再者，可以用同学们身边发生的常见的事件作为教学案例，不仅亲切易懂，还能让学生学习使用社会学理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
3.2 教学过程增强互动性
针对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不足，对非社会学专业的社会学概论课堂教学过程应更丰富活泼，增强互动。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情境表演法。运用情境表演法，能让学生在角色模拟中，对社会学理论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在讲到“社会角色”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分组分角色演绎熟悉的生活场景，理解不同角色的特点、责任以及他人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望，从而明白角色协调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2）讨论分析法。运用讨论分析法，能让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观点或案例。例如，在讲授“初级群体”的正负功能时，可让学生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然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学生的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也能在观点碰撞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3）视频教学法。运用视频教学法，能更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一些新闻专题、纪录片、采访等的视频素材，由于其选题合适、制作精良、人物事件真实呈现，能达到口头讲授所不能比拟的效果。例如，在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时，让学生看一部跨越48年的真人纪录片《人生七年》，比生硬的数据和理论更具说服力，也更有趣味性。
（4）实地观摩法。运用实地观摩法，能让学生在实地观察、实际参与中获得真实的感受。例如，在讲授“社会工作”内容后，可让社会工作者带领学生观摩或参与一次社会服务或社区活动。学生在活动中，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工作的内容、社会服务的现状、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等。
3.3 考核方式注重实践性
在考核方式上，应当以社会调研实践为主要形式。这是因为，着重于“学术研究”的课程论文考核形式，过专过深;着重于“知识掌握”的试卷考试形式，容易考完就忘，而社会调研实践是最能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社会学原理与方法的最佳方式。并且，社会调研技能的锻炼同样适用于各专业的学习与研究。
一方面，进行一次社会调查，学生需要运用包括调查问卷设计、数据分析工具使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以及社会调研报告撰写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通过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调查和关注，能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当今社会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在研究对策的过程中，促进更深层次的思考，获得思想与知识的共同提升。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对调查问卷、调研报告的查阅，更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更容易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同时，也能把握每一届学生的关注点与兴趣点，为非专业学生社会学概论的教学工作的改革提供参考。
杜永彬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了有关藏族人对现代化都市适应情况的调查，其中作者主要以生活在北京的藏族群体为个案，进行了调查分析。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移居到此生活工作的群体。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迁移到北京生活和工作，既为北京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增添了新的色彩，也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作者以文献、档案、实地考察和采访为据，对居住在北京的藏族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阐明北京与藏族关系和研究北京藏族人的价值：勾勒北京藏族的分布及其现状：揭示北京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北京藏族所采取的适应现代化的策略。
噶尔家族被降罪之缘由探析
扎西当知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吐蕃时期噶尔家族的研究论文。嘴尔・东赞宇松及其子孙是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辅佐两代吐蕃赞普。对吐蕃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划定、法律的健全、社会的安定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到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杰时期噶尔家族遭到被灭门的悲惨遭遇。文章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位高权重是噶尔世家获罪的客观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尔家族降罪的主观因素；离间计是噶尔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这些结论的作者认为，据他所调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唐宋有关吐蕃的文献史料中，并未发现噶尔家族背叛或谋反的丝毫痕迹。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论文。作者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甸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像、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属形式，12、文字厘定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
王海燕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1939～1944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的社会学分析
范召全在《研究》2009年第四期上发表关于民国时期西康省的论文。西康省正式建省于1 939年元旦，民国时期存续10年。1955年撤销西康省建制。文章依托文献史料，以社会学视角和社会学方法研究民国时期西康正式建省后的第一个五年(1939～1944年)期间的宗教样态。通过研究，作者认为西康省属各县宗教情况如下：一、各县域间寺庙分布不平衡，僧侣规模不平衡；二、藏传佛教寺庙的分布和教派成分的构成，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三、各县寺庙总量和僧徒规模之间具有不可逆性的相关关系。
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
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
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柯泽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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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要研究方法得到继承和普及,运用熟练性水平提高由表1可知,论文研究方法使用频数排在前四位的依然是我国足球科研主要的研究方法即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和观察法[3],使用频率分别为文献法75.3%、统计法51.4%、调查法46.2%、观察法28.3%,远远超过相同期刊19992006年间的统计结果(文献法24.7%、数学方法36.2%、调查法24.5%、观察法23.1%)[4],说明在论文的研究中足球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得到了继承和普及.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体育科学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是科学方法运用熟练性水平提高的表现之一[5],由此可见,我国足球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运用熟练性水平得到了提高.
1.2不同研究领域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足球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对足球教学、训练、比赛和实际管理工作以及足球运动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调查.因此,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研究论文运用频次最高的就是调查法(表1),说明研究人员充分认识到只有多途径、多视角地研究该领域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该领域论文研究方法运用频数较高的还有统计法、观察法、逻辑法等.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文献法也是该领域论文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由于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准确地用数量这一客观证据来描述和分析足球比赛的特征和规律,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大量运用了推断和多元统计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比赛分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人体科学应用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统计法、文献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等,说明其研究方法运用秉承了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传统,即/以实验为基础,以客观量化的统计数据为依据0[6].由于是运动人体科学理论和方法在足球领域的应用研究,研究有时需要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或有关专家进行调查,调查法也是该领域研究使用频数较高的方法之一.
人文社会学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逻辑法等,其方法运用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烙印.研究的实证资料主要通过调查方法来收集,研究的理论资料主要通过文献法来收集.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如足球文化、球迷现象、道德伦理、足球运动发展的历史、足球运动与社会体育关系研究等,主要通过具体的逻辑方法,如比较与类比、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辩证地揭示足球社会现象,探索足球社会发展规律.任何具体研究方法都有其方法学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要求[5],由表1可知,除文献法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中都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外,随着我国足球科学的发展,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逐渐明确,研究内容不断明晰,科研人员能按照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内容等实际需要而灵活运用[7],不同研究领域论文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如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和人文社会学这2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常用研究方法是调查法和统计法,但是,在它们各自的具体研究领域,也反映出方法的独特性,如足球教学、运动训练问题的研究方法与足球运动市场经济、俱乐部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区别;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同时,其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主要采用统计法,实验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
1.3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增强马樟生等的研究提出/足球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待进一步加强0[8],为了了解论文科研方法综合运用的状况,对其运用的研究方法数量进行了统计.由表2可知,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数量统计结果相比较于李仪的研究结果(1种方法占74.10%、2种方法占21.26%、3种及以上方法占4.64%)[9],运用1种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减少,运用3种及以上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增加(占58.8%),并且远远超过运用单一或2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足球论文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加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当代的足球科学研究正向高度综合性发展[10],需要探讨和研究的因素不断增加,因此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发挥研究的综合作用,以增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能力;此外,随着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法明显增多[5],为足球科学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创造了方法学条件.
1.4重视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11],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不仅能克服单一运用某种方法带来的缺陷,而且,必然在方法的使用上表现出更为全面的优势.调查发现,四个研究领域的论文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上,较好地结合了统计方法(足球教学训练研究为66篇,占48.2%、比赛分析研究为55篇,占74.3%、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为27篇,占64.3%、人文社会学研究为48篇,占37.5%),利用统计方法对大量调查、观察、实验和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了研究结果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对问题做出了客观的阐释和理解,提升了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1.5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统计发现,有196篇,占51.4%的论文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处理.研究人员大量运用了假设检验、非参数检验、多重比较、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差异性分析、聚类分析等复杂的推断性统计方法,远远超出了/大部分论文所运用的数学方法还停留在百分比、平均数的水平0[4],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如论文对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复杂的、多变量的研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了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
1.6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统计发现,除比赛分析论文外,其他三个研究领域的足球论文大量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调查法(表3),特别是对问卷调查法的使用,问卷调查法由于具有实证性质,有助于获得定量化事实材料,能帮助我们收集系统的数量化资料、经验理论假设[12],体现了足球科学注重采取定量的手段,依据客观的验证来分析和研究具体足球问题的研究特征.此外,人体科学应用研究有38.1%的16篇足球论文运用了可靠性、科学性。较强,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具有实证性质的实验法.由此可见,足球论文的研究中重视/借助于调查、实验等实证方法,获得更多的支撑论据,通过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到有理有据,得出可靠的结论0[11],说明足球论文的研究中比较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测量与客观分析,强调客观事实,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
1.7参考的文献资料类型全面由表4可知,论文的参考文献种类较全面,涉及图书、期刊、论文集、学位论文、标准、报纸、汇编、报告、电子文献和未定义类型文件(该类型文件只做一种统计)等10种类型的参考文献,这表明论文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进一步拓宽,参考文献的分布正在逐步扩散.期刊、图书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足球科研人员主要和习惯参阅的文献类型,参阅频数排在前两位;值得一提的是电子文献,由于其知识覆盖面广,时效高并且随着网络的普及获得更加快捷、轻松,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参阅频数排在第三位,将来有可能成为我国足球科研的主要参考文献类型.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参阅频数也较高,说明我国足球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科研水平正在提高,最能代表其科研水平的学位论文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虽然参阅频数不高,但它们正日益丰富、充实着我国足球科学的文献资料库,使我国足球科研的文献资料更加全面.
1.8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供足球科学研究使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日益增加,这些技术的运用为足球科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条件与应用保障,促进了足球科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发展.调查发现,大部分足球科研人员都掌握了较为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利用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和各种机构或专业网站进行文献资料的收集,实现了文献资料的计算机检索,文献资料收集手段日益现代化,从而保证了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时效性.此外,科研人员大部分都能利用各种统计软件如SPSS、Excel对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部分科研人员还把Poiar遥测心率手表、奥林巴斯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新型身体机能测试系统、QualisysMCU500GC红外光点运动捕捉系统和SIMIOmotion7.3三维运动图像解析系统等现代科学的高新技术运用到具体的研究项目中,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先进性,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足球科研人员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利用正在逐步加强,研究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
2结论
1.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与挑战
2.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
3.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4.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5.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
6.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网络观综述
7.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缘起、应用与前景
8.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
10.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11.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12.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探微
13.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14.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15.经济社会学的演变及其与中国研究的关联
16.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
17.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18.经济社会学的贡献与发展逻辑
19.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研究
20.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21.单位制度及其偏好——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传统单位制国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23.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24.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25.西方经济社会学“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变及其新动向
26.论凡勃伦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27.市民社会、社区与信任构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寻访新经济社会学
29.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30.试论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同经济学的基本关系
31.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
32.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综述
33.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一个经济社会学解读——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视角
34.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建构性分析——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35.企业预算管理:经济社会学理论思考
36.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37.经济社会学理论发展分析
38.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理论和政策
39.关于经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40.论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假设
41.从经济行动到经济秩序: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研究
42.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43.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研究
44.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45.从扩张走向反思——对经济社会学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综述
46.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渊源、理论及意义
47.“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
48.理论分析与中国经济:韦伯经济社会学实用指南
49.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综述
50.突破边缘化的理论选择——经济学扩张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回应
51.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
52.基于网络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53.格兰诺维特关于经济社会学的若干理论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解读
54.经济社会学视角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评价
55.嵌入性、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56.经济社会学体系化问题刍议
57.经济社会学视域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理及治理研究
58.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59.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之比较研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异同
61.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62.探析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
63.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64.经济社会学及其消费理论研究:危机与重建
65.浅议当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66.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公共卫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为例
67.中国私人银行服务需求的经济社会学解释——基于信任机制视角
68.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69.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进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70.保障问题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71.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比较
72.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73.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设计思考——基于国际经验和新经济社会学视角
74.信任: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75.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传统经济学反思下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发展述评
76.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社营销问题研究
77.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
78.当代欧洲经济社会学:现状与研究主题
79.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产业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
82.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探微
84.“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
85.经济社会学视野下家族企业成长研究
86.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
87.新经济社会学视阈下集群型企业家行为效应研究
88.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89.西方经济社会学关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及应用
91.论韦伯经济社会学与德奥经济学派的方法论关系
92.嵌入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基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社会领域统战问题研究
93.农民工问题演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95.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关于我国职业体育产权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6.论沃勒斯坦与熊彼特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异同——一种以马克思为思想背景的经济社会学历史分析视角的比较
97.“用工荒”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98.浅谈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与发展
9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对我国轻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分析
100.选秀媒体信任危机的经济社会学解读——以《中国好声音》为例
101.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我国环境污染转移问题分析
102.试论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因素——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03.关联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家以及如此转向的意义
10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
105.经济社会学理论下的企业预算管理思考
106.构建省会经济圈中的经济社会学
107.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108.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企业性质分析
109.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10.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
111.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对策析论——一种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考量
112.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113.交易秩序建构中的激励与控制——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
114.高级成衣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115.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116.经济行为与社会建构——科学发展观的新经济社会学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分析——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118.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
119.经济行动的社会建构——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行动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经济社会学的古典转向——读汪和建《经济与社会:新综合的视野》
121.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条件及其学科建设
122.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基于社会资本、核心资源的中介效应
123.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
124.我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125.市场经济环境下职校诚信教育缺失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126.从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视角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征订启事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季刊，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反映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研究特色，促进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刊2012年起重点开设“国外环境哲学前沿”、“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美学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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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58年,是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林学与林业工程为主的学术期刊。该刊拥有以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内一些综合性重点大学、农林院校、工科院校以及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作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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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1][8][15][1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 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6.
[3][1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 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3.
[4][22]肖 瑛，曾 炜.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J].社会，2007(2).
[5][7][9][1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105，84.
[6][14][法]E.笛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 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
[10][17][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 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20]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