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学年论文

第1篇

关键词:SCIE科学引文索引;统计分析;论文收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255-04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出版的一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 500种。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SCI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比较客观、定量和易操作的指标,它在衡量国家、科研机构或大学的科研实力,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检索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为例,采用Web 0f Science的“分析检索结果(Analyze Results)”对2007―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发表的1 215篇论文(其中:2007年358篇,2008年405篇,2009年452篇)进行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讨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科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

二、统计分析

1.论文被SCIE收录作者分析。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具体收录篇数及所占比例(见表1和图1)。

由图1及表1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逐年增加,四位作者分别是JIAN,SS、NING,TG、WANG,YS、LiJ。三年论文收录量持续下滑的作者七位,而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是逐年递增的。这说明,虽然前二十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中有29.2%作者的论文量呈下滑走势,但是被SCIE收录的论文作者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更多的老师积极投稿,并且被SCIE收录。这表明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校提倡的科技创新、激励教师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举措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论文被SCIE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论文被SCIE 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所发表的被SCIE收录的文章中,与国外作者合作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少,但趋势是上升的,与国外合作者的国别逐年增加,合作文章数目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358篇文章作者反映出,与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15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67篇文章;2008年的405篇文章,其中与美国、新加坡、台湾、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英国、北爱尔兰等22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88篇;2009年在被SCIE收录的452篇论文中,分别与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台湾、新加坡、葡萄牙、苏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喀麦隆、斯洛文尼亚等24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119篇。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的统计,近些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一直占中国SCI总数的20%左右。表2表明北京交通大学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逐年增多,但并未达到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开发、提高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学校整体科研能力、提高科研人员国际合作意识。

3.论文被SCIE收录语种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语种分析(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语种平均90%以上为英语,这是因为SCIE检索工具是美国研制的,编辑语言为英语,收录文献时,英文文献被首先考虑。

4.论文被SCIE收录主题内容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的主题内容分析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每年超过20篇的学科主题有6个,分别是光学、多学科物理学、多学科材料科学、电力与电子工程学、应用物理学、应用数学,其中属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科有5个。可以看出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工程技术领域收录的数量不多。北京交通大学被收录的论文大多数由本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学科产出,说明学校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的建设正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

三、提高北京交通大学论文被SCIE收录的措施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数逐年递增,但增长幅度与排名靠前大学收录论文的增长率相比有较大差距,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研究水平,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力争在SCIE收录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有较大突破。

1.学科带头人的传、帮、带。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这些作者都是学科带头人,因此在鼓励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向这些知名度高的专家和教授请教的同时,学科带头人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学识带动一些教师和学生,提高撰写科研论文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水平和知名度。通过分析,虽然近三年来收录论文达到20篇的作者有下滑趋势,但因为在学校鼓励、学科带头人示范作用下,其他老师也在不断提高质量,增加论文被收录机会,因此,论文收录数不降反增。

2.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较少,因此,学校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去著名学术机构学习进修,参加国际著名学术机构的科研活动和学术团队,扩大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和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动态的能力,增强国际合作意识。

3.投稿时尽量用英文。SCI本身的期刊源多数来自于英美,占总数的60%以上。而我国科技人员撰写的被SCI收录论文中英语语种达90%以上。从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的统计结果看,1 215篇论文中只有115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其余1 100篇是国内的英文期刊或外刊,占总数的90.6%。由此可见,用英文撰写是进入SCIE的一个重要优势。

4.确切了解SCIE的收录范围。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工程技术领域的内容收录较少。所以,准备发表文章的作者应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科学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以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珏,方国辉.基于Web of Science的中南大学科研论文定量分析[J].图书馆,2008,(2).

[2]韩洁.SCI功能及局限性探讨[J].图书情报论坛,2008,(1).

[3]秦长江.SCI、El收录河南省三所高校科技论文的期刊源分析[J].现代情报,2005,(8).

第2篇

关键词：议论文阅读；思辨；解读；思路

议论文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从而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主要表达方式是议论。而阅读是初中教学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

一、要求与现状

近几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种文体在中考试题中呈现三足鼎立局面。议论文是每一位语文老师都要下工夫来攻克的一块阵地，拿下来，初中语文教学的工作才算圆满。

1.要求

新课标以及中考对议论文阅读的要求是：阅读议论文，能借助议论文的文体知识，把握议论文的论点，明确文章的论据，理解观点与材料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的论述层次，理解论证方法及其作用，体会语言的严密性。

2.现状

在议论文教学过程中，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在议论文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理不清文章思路，找不准文章的中心论点等。在做议论文阅读时，特别是思辨性较强的文章，往往不知所云，感到无所适从，无处下手。

二、意义

初中议论文教学是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一个重要起点，它起到了台阶的作用。在初中阶段，学生通过学习掌握议论文分析的方法，了解议论文的框架结构，从而对一些事情拥有自己的看法，并通过笔墨表达出来，这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是很好的衔接，对于学生的思辨能力、思维水平、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提高和完善有极大的帮助。

三、原因分析

1.议论文出现时间较晚

以苏教版为例，议论文阅读出现在九年级上册，作为中考三大阅读之一，九年级才对议论文进行教学，时间上有一些迟。加之九年级教学的特殊性，大多数在新年之前就已结课，学生真正接触议论文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因此，在学生心底的印象比较浅，导致议论文掌握比较困难。

2.典范议论文较少

在九年级上册课本中，议论性文章主要有《敬业与乐业》《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傅雷家书》《致女儿的信》。这些文章前两篇为演讲稿，文章长，整体把握较困难。后两篇是书信，随意性较强，均不太适合作为议论文进行教学。在第四单元中出现的文章类似《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对于议论文的基本知识有了一些讲解，对于学生把握较为有利。议论性文章少，典范性文章更少，这是议论文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措施对策

1.提早引入一些文质兼美的议论文

教师应该广泛阅读，在八年级或者更早为学生引入一些文质兼美、贴近生活、时代感强的小文章，对于议论文教学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2.提高学生议论文文本解读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要教会学生分析文本，指导学生阅读，掌握阅读的基本思路，以点带面，通篇把握。

3.阅读规律与方法点拨

引导学生理清议论文的思路，我们要教给学生一些规律和技巧，给学生一些答题模式，引导他们总结规律，得出属于自己的

东西。

4.联系实际，进行写作练习

对于身边事，可以适当地对学生进行议论文的写作练习，从另一方面对学生议论文的阅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对学生进行议论文阅读教学，一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学生将来的语文之路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3篇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4）《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5）《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第4篇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的要求和校党委工作要点，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围绕重大节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唱响主旋律，维护学校政治稳定

xxxx年是我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热点多、难点也多，改 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全面启动，高校改革将会有 新突破，我校的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化。面对新的形势，宣传思想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培养人 才这个中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迎接建国50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迎接新世纪 ，努力唱响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的主旋律，抓住今年重大庆典和纪念活动比较 集中的有利时机，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好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1．围绕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弘扬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精神，在青年学生中深入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激发青年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组织报告会、座谈会、演讲 比赛和文艺演出活动。

2．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大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党的领导才能 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切实抓紧党员理论学习教育，加强党校建设，加大创 先争优的宣传力度。

3．围绕庆祝建国50周年，展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深入进行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组织形势政策报告会、“风雨五十年，辉煌五十 年”诗歌朗诵会和大型歌咏演唱会。

4．围绕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迎接新世纪，回顾百年历史沧桑，展望民族光辉未来，振奋民 族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举行“迎回归，跨世纪，颂祖国，爱中华”系列活动。

二、全面推进邓小平理论“三进”工程，进一步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1．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和校党委《关于在全校兴 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决定》，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 学习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金融研讨 班上的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近期召开学习座谈会，大力宣传新时期伟大实践、历史巨变和成 功经验。

2．深入开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师生的工作。在系统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础上 ，近期重点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以《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教育问题的原著为基本内容，以 《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为重点辅助材料，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推动学习不断深入。

3．进一步加强“两课”教育，总结教改经验，努力探索《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教学方法 及其特点，大力推进邓小平理论的“三进”工程。同时加强“两课”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 “两课”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

4．加强理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筹备组建邓小平理论专家教授报告团，结合理论学习中的难 点、形势政策教育中的热点、师生思想上的疑点进行重点辅导。同时结合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研究，力争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5．筹备出版我校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经验体会论文集，组建大学生理论学习汇报团，在 院系进行巡回报告，巩固和扩大青年学生“MMD”学习小组的学习成果，迎接全国青年学生 邓小平理论经验交流会的召开。

6．加大对邓小平理论教育的宣传报道工作，校报、广播站继续开辟理论学习专栏或专题节 目，及时反映我校理论教育的动态，刊发师生有关理论学习的文章和心得体会。

三、继续加强党性党风教育，进一步树立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风气，巩固和 深化“三讲”教育成果

1．继续做好处级以上干部“三讲”教育的宣传工作，配合学校“三讲”教育办公室编印简 报，在校报、广播站、校电视台进行专题报道。

2．组织参加“三讲”教育的处级以上干部撰写有关“三讲”教育的理论文章，会同有关部 门总结“三讲”教育的经验，加强“三讲”教育成效的宣传，进一步增强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的浓厚氛围。

3．举办一期党员骨干教师党校读书班，加强广大党员的党性党风教育，巩固和扩大“三讲 ”教育的成果。

4．坚持和完善院系中心学习组制度、政治学习制度和党员学习制度，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自觉性，增强学以致用的实际成效。会同有关部门对院系开展理论学习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筹备召开院系中心学习经验交流会。

四、进一步加强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1．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通过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 不断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 法和新途径。

2．大力推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继续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两创两争”、“三 育人”和“双文明服务”活动，结合全省开展的“热爱河南，增辉中原”的活动，激发师生 “热爱郑大，建设郑大，为河南增辉添彩”之情，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 郑大做贡献，为河南增辉。继续搞好文明创建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做 好迎接省级文明单位和省级文明高校的复查工作。

3．大力开展大学生全面的素质教育，重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辅导中心做好有关教育和宣传工作，开办讲座，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测试等。加强心理辅 导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进修。

4．认真做好“三五”普法教育工作，今年普法宣传教育的重点是认真组织广大师生学习《 中国高等教育法》，同时结合学习《教育法》、《教师法》，增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观 念和意识。

五、加强宣传部自身建设，做好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宣传部工作人员自身的思想素质，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 意识，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同时，加强内部宣传队伍的机制建设，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制 度化、规范化管理，强化行为管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工作作风。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 ，做好调查研究。

2．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发挥校内宣传媒体的作用，办好校报、校广播站和校电视台的宣传 节目，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探索计算机网络宣传途径，拓宽宣传渠道；继续加大对外宣传 的力度，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及时报道我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生教育等各方面取 得的成效和重要活动。

中国共产党××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第5篇

《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李国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贺桂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李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

《岁月沧桑》，钱理群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随着学术潮流的更替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命运的升降浮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学科从学界中心退居边缘。尽管部分出身于这一学科的学者仍在学界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不再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一个学科得以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使然。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一度如日中天也是由于其学科性质与是时的历史氛围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高度契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时代需求转向加强自身建设。樊骏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便是昭示这一学科开始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1]既要做得像一门“学问”，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太像一门“学问”而丧失原有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差不多从樊俊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自身转型加入到专业化的时代潮流中去开始，这一学科在晚近20年间始终需要面对但又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一门有立场的“学问”。其立场便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赋予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

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当兼及学术品格、思想锋芒、精神境界、文化立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门既有朝气与锐意，又有厚度与定力的学科。其中，学术品格是基础，历史使命是旨归。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正可谓“在持重中创新”。一方面，它不随时风与流俗而动；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对于时代前沿命题的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关切。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门门槛较低，所以这一学科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十分可观。而每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概也是在中国文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中比较多的。但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更不能说明这一学科已经走向“繁荣”。因此，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观察与分析时，与其追求面面俱到，倒不如带着关注与追踪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进入，仅就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建与再造做出了贡献―――或者至少表现出了此种努力―――的著作展开述评，进而由点及面，探求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中实现“新生”的可能方向与潜在方案。

对于“《三十年》模式”的反思

学科视野之所以在讨论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与一部在这一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作在这一年再版直接相关。那便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雏形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与王超冰四人在1982至1983年间应《陕西教育》杂志之约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稿。这一讲稿在1983至1984年间在《陕西教育》杂志上连载。此后，经过四位作者的大幅扩充，于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年以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又对全书进行了大幅修订（王超冰由于身在海外而没有参加），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一修订本很快风行于世，先后累计印刷45次，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为成功的文学史教材。

2016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对这一修订本再次进行了大幅修订，部分章节几乎重写。因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次印刷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亦即一部新的著作。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部文学史教材能够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历时30年而不衰。究其原因，这与钱理群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其性质定位在“教材”与“著作”之间的做法有关。因为是“著作”型的“教材”，所以作者在写作时也就可以融入对于学科以及具体学术问题的最新思考，而由于钱理群等人在^去30年间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们的思考自然高于这一学科普遍的研究水平与教学需要。换句话说，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可以引导读者进行探索的，这当然是那些仅能提供“常识”的一般教材所无法比拟的优长。同时，由于这又是一部“教材”型的“著作”，所以作者在下笔时也就格外“持重”。钱理群等人当然追求“创新”，但他们所呈现的不是时尚之说或者极端之论，而是在学科推进中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最新思考。这就决定了此书既写得“新”，又写得“正”；既讲得“深”，又讲得“稳”。也就是说，能够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兼备“著作”与“教材”的双重面向，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成功的重要原因。[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新月异的30年。而在这30年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正是这一学科最为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高度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且还以其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影响巨大的“《三十年》模式”。

所谓“《三十年》模式”，指的是一套以“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为基础的主线清晰与层次分明的文学史叙述的等级秩序。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区分为“文学思潮与运动”以及“作家作品”两大部分。在“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主要关注文学论争与文学活动。而对于“作家”，则具体划分为大家、名家以及某一思潮、流派的专家三等；对于“作品”，秉持的是小说、新诗、散文与戏剧的四分。在“新文学”的谱系之外，还补充性地叙述了“通俗小说”（2016年修订时改为“市民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三十年》模式”关注的核心都是文学文本本身以及作家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

可以说，在过去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综合论述，还是个案分析，基本都受到了“《三十年》模式”或显或隐的影响。称其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不为过。“《三十年》模式”的主要贡献是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并且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参照，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也具有“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那便是过于清晰的逻辑与过于分明的等级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与遮蔽。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写作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且试图超越“《三十年》模式”。其中，吴福辉的选择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过去30年间的普遍追求，即致力突破“长期形成的‘主流型’文学史”的写作模式，主张进行“合力型”文学史的写作实验。在他看来，“多元，是现代文学史的本来形状”。[3]因此，“多元合力共生”的文学史样式自然也就更为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与实质。所谓“多元”，指的是以多种现代性的理论模型取代某种单一现代性的叙述线索。尽管从长远来看，文学史并不应当“写厚”，“最后写薄肯定是对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来重新分解，别急着归纳”，“因为一归纳就容易出问题”。[4]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而且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还具体落实了这一思路。[5]此后，他又将这一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革新引入了对于文学史叙述文体的改造，转向了“书话”体（吴福辉又称其为“学术散文”体）文学史的写作。[6]

吴福辉的尝试既是在探索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而就在“扩容”以及“去中心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温儒敏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11年，他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节骨眼上，我们面临‘价值危机’，到底应该在什么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近年在研究中不断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边界与“内容”边界的做法固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他认为，所谓“多元共生”，“‘多元’是‘多元’了，‘共生却未必’”，因为“在各种‘现代性’理论的冲击下，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7]

温儒敏对于“多元共生”的质疑貌似十分保守，其实非常现实。对于经历过“主流型”文学史时代的前辈学人而言，呼吁“合力型”文学史的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但不应忽略的是，“多元共生”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前辈学人对于自家学术道路的修正与调适。而在年青一代的学者那里，他们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习惯了从细节与局部进入历史现场并且搁置价值判断的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正是一种整体视野以及辨识“主流”的能力。所以，在不断“扩容”的同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价值观，也同样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右开弓”，同时做“加法”与“减法”的是钱理群。2013年，他主编的2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一套三卷问世。[8]在2016年出版的学术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中，他坦言尽管已经完成了上千万字的个人著作，但直到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计划之前，“我仍然心存遗憾：因为我没有写出我自己的现代文学史”。[9]由此可见，该书正是钱理群个人的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这部皇皇巨著集合了晚近3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容”的所有重要成果，它“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还持有一种“‘生命史学’的观照”，认为“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10]他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既定的文学史知识与论述框架”。[11]

不过与此同时，钱理群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12]也就是说，这还远非理想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在进行“扩容”并且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大文学史”的同时，钱理群又提出了“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的写作构想。但这部拟想的文学史并非是要回到“《三十年》模式”中去。它所期待实现的是通过对于数量十分有限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讨论，“最后归结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这一点”上去。在钱理群看来，“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而从提炼文学经验的高度上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进行重新经典化，正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13]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当然不可能很快就写出一部既能够兼及足够的学术性与充沛的时代感，又可以在知识与价值的双重层面上都令人感到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钱理群等人在面对学科困境时提出的诸种“突围”方案以及循此做出的“实绩”，却非常值得重视。这些方案在指向上尽管可能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是对于学科的发展状况做出的认真回应。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讨论，都应当首先注意到这些声音的存在并且辨析其间各自的关怀所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出版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也是关系到这一学科能否真正重塑与再造的“大问题”与“真问题”。

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

在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向便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仅就北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在过去10年间，就有半数左右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处理的是关于40年代文学的问题。如此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在北大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转向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

所谓“40年代”，指的并非仅是作为历史时段的20世纪40年代，而应当是指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这一与战争相伴始终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段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40年代文学”的讨论却长期不够自觉。以往关注“40年代文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但要么是从“现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完成阶段”加以论述；要么是基于“当代文学”的立场，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予以观照；还有学者兼及两端，认为“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而“40年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当然也就是在承先启后中完成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这些讨论方式对于揭示“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颇具启发，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依靠了某些现成的阐述框架展开研究，对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关注不够。

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堪称一个新的学术成长点，原因就在于其间出现的若干成果对于既往的讨论方式多有突破。其实，“40年代”的历史结构与晚清时期颇为相像。一方面，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将生未生”之际，各家各派的言论与立场得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表达，并且有机会实际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学术与出版的活跃程度，并为上述活动赋予了一种难得的广度与深度。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正是基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这一特性展开。具体而言，便是打开了三重新的问题视野：一是以“抗战建国”作为40年代文学的主要背景与核心线索，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事件重新加以考察与u价；二是尤其注重40年代作家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做出的精神探索与个体选择，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与此相关的修辞实验与形式创新；三是着眼于文学经验的总结与文学资源的开掘，对于40年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具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较为广泛的研究。

在2016年的40年代文学研究中，有三部著作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关于40年代文学的既往研究中，一项基本的论述框架便是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三分。近年来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但主要的突破其实大都出现在对于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国统区文学研究以及对于4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程度则相对比较有限。像李松睿这样，致力通过某一视角在整体上提出对于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加以重审的研究并不多见。

40年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完成对于“五四文学”的超越，在继续坚持“新文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具主体性与在地性的“中国文学”。李松睿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在构想所谓‘理想’的文学表达方式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他们“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当然，除去作为“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对于地方性的彰显，也与40年代的战争语境直接相关。

基于上述判断，李松睿首先梳理了地方性问题在“新文学”的历史脉络中的三重背景，即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民族主义文艺”的建设以及京派文学的探索。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迸发出来的文艺思潮构成了地方性问题成为40年代文学的一条主线的重要基础。而4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继续展开。在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与“世界”三种因素被勾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诸多文艺理论家看来，地方性既是实现民族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走向世界化的必由之路。而除此之外，这一议题的浮现也得力于其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开展。

接下来，李松睿便以老舍、赵树理、梁山丁与师陀四个分属国统区、解放区、东北沦陷区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为个案，讨论了地方性这一思路在他们的各自创作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接受情况，从而展示了一幅相对完整与立体的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图景。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李松睿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但他在具体研究时，却十分注重将考察的触角落实到作家的文学实践与书写姿态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更多依靠文本细读以及对于作家心态与笔法的精妙把握而立论。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他也能做到不仅关注其间的论点与论据，更能有意地捕捉其背后的话语资源与权力关系。这些优长在他对于老舍与赵树理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作家论”意义上的突破，也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当然，李松睿此书也存在某些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对于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李松睿在此书中却并未征引任何文学研究以外的论著，尤其未能有效吸收史学界对于40年代的地方性问题已经做出的若干论断，从而使得书中涉及历史层面的讨论稍显单薄与陈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换句话说，此书的好处是坚守了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本位，但美中不足便是未能将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问题的讨论充分历史化。这也昭示了40年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学术视野。

整体性的研究固然令人期待，但其达成必须以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取得实质性的推进为基础。2016年的另外两部值得关注的40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便都是关于赵树理这一具体作家的。它们分别是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与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赵树理在近年来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甚至聚讼纷纭的学术话题。而与此前的赵树理研究相比，这一轮的“赵树理热”具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不但文学研究界对其多有关注，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与“三农”问题研究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同时介入；二是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讨论，多从赵树理的评价史切入，以致赵树理的阐释史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学术对象。这也就决定了将赵树理研究单纯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的做法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而李国华与贺桂梅的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便正在于他们超越了既有的研究范式与单一的学科背景，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当然，他们对于赵树理的讨论也正是从将赵树理的评价史问题化入手的。

李国华认为赵树理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式是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在系统梳理了赵树理的评价史后，他提出：“直面赵树理小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可能是讨论赵树理的文学政治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便是一部以此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著作。

李国华对于“文化政治”的理解是“文学政治作为一个强调文学性的力量的概念，其出发点是文学的形式，中间的过程是政治，终点则重新回到文学的形式”。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研究特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政治，必须以形式为中介”，因为形式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在赵树理那里，“形式”正是一种“多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对于赵树理的小说，也就格外适宜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进行形式分析。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展示的思路给予了李国华很大启发。[14]在他看来，“农民”“说”“理”与“世界”既是架构起赵树理全部小说的，也是理解赵树理小说及其文化政治意蕴的四个“关键词”。其中，与小说形式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说”，这也是既往的赵树理研究讨论较多的部分。但李国华的贡献在于将“说”这一形式要素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世界”这一叙述情境与阐释空间、“农民”这一主体形象与“理”这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形态勾连在一起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关联”，即“赵树理小说与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直接经验，尤其是琐碎的细部经验，有着深度的血脉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在其文学创作中转化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形式追求，也就是根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展开时的不同需要，赵树理小说中的“形式”探索依次指向了“实践形式”“认知形式”“想象形式”与“文学形式”等不同的文学政治功能。其中，“实践形式”与“认知形式”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之中。而待到赵树理的小说“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是想象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时，其与以的论述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方案之间在逻辑与诉求层面上的分歧也就开始显现。再等到其小说完全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其现实的政治功用便已几乎全部丧失，但作为一种“高度紧张的文学政治”，其困境―――“知识分子”与“农民”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以及“革命”与“日常”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揭示的问题却也同样值得关注，并且同样内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生成及其顿挫之中。

李国华的研究以其相当细密的论证提升了学界对于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面向的认识水平，而贺桂梅的论述则把对于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的探究推得更远。在她看来，赵树理文学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这一认知与生产“装置”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他身上，“现代文学”的边界与局限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判断也构成了《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基调与主干。

贺桂梅此书计有四章，其中只有最后一章是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直接研究，其他三章都与赵树理的评价史相互纠缠，甚至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多从对于其评价史的反思中来。在绪论《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中，贺桂梅开宗明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而全书的主体部分，即在于清理不同时期对于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并且将这些评价作为“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来进行看待。

贺桂梅发现，在所有现代作家中，赵树理的评价史几乎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为文坛所关注开始，对于其文学的“定位”与“定性”就始终是各个时期的文学与理论风尚的重要风向标，因此在过去70年间，其命运也就几经浮沉，有时还是大起大落。但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期的各类评价范式大都曾在赵树理的身上“试金”，并且据此对其做出了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可是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却总是存在“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即“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而贺桂梅的研究，正是循此展开的追问―――“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贺桂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她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都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而赵树理真正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对于这类形形的“现代性”视野的超越。

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是旨在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文学史”这一“现代性”“装置”同样也在贺桂梅的反思之列。她所要真正凸显的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的媒介性、主体性与资源性，进而尝试建构一种不同于“现代性”范式的新的分析框架。她的这一努力主要落实在对于《三里湾》的研究之中。贺桂梅认为“小说如何书写三里湾这个空间，并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村庄个案，而是通过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于其中，书写了一种普遍性的现代社会主体形态”，同r“由于这部小说同时还包含着赵树理对于‘文学’及其意义的自觉理解，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性也是伦理性的社会实践方式特别是其中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可以统一于‘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关系之中”，《三里湾》也“都做了溢出甚至迥异于现代文学体制的书写尝试”。由此也可见，在“文学”之外，贺桂梅其实还拥有更为深切的历史同情与现实指向。

贺桂梅对于自己的研究同样不无反思。因为如果重读赵树理的目的仅是在于提出“另一种”评价其文学史地位的方式与方法，那么对于既有论述而言，所谓“另一种”充其量也就只有一种补充与说明作用。贺桂梅对此十分清醒，她强调自己重读《三里湾》“不仅在于它以别样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现代社会与文学的想象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整个现代社会与文学体制的契机”，“使现代社会与文学中那些已经定型化的解决方案本身重新成为‘问题’”。当然，与实现这一目标相比，仅对《三里湾》一个文本进行充分分析的做法可能不免略显单薄，但贺桂梅的这一追求却揭示了在当下重读赵树理式的经典作家以及重新研究40年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讨论教育问题，或者在教育史的视野中展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并非仅是因为“曾经，‘文学’就是‘教育’”，[15]而是由于两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就是彼此包孕与相互成就的关系。不只“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与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发荣滋生发展直接相关，而且文学始终也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重要理论资源。因此，在晚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自觉引入了教育史的视野，打开了若干新的论题与论域。陈平原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陈平原是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在教育史领域，他也有相当丰硕的著作问世。[16]而在两者的交叉地带，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如何“教育”。2016年，他将自己5年前出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大幅增订，并添加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自己思考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郑重向学界推出。同年，该书也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王瑶学术奖（著作奖）”。

“文学教育”其实不是新鲜话题，既往研究不但“汗牛充栋”，且已形成若干范式―――或是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分的知识框架中生成的“文学史学”，或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专业著述做出的相关论述，或是在教育史的背景中对于课程设计与教育方法进行的往复推敲。三者不仅各自渊源不同，而且因属不同学科，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陈平原在进入这一问题时并未因循任何现成理路，而是从反思这些故有范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学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出现与壮大入手，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重新激活了这一命题具有的历史势能与现实潜力。

陈平原对于“学科”给予了彻底的历史化处理。在他的研究中，“学科”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而是被视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文学、学术与教育三种维度在其中冲撞、拉扯与交融。而他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不仅与以往观点及其背后的学术观念拉开了距离，而且从根本上提升了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水平与讨论境界。[17]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凡四十四万言，计十二章，分为三部分。前四章是第一部分，为全书主干，占到了总篇幅的将近一半。陈平原在这一部分中以晚清及至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发端与建构为参照，以“细针密缝”的功夫考察了几代学人对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他既关注其中那些因与大的学术、思想与历史进程相互成就而“蔚为大观”甚至“定于一尊”的部分，追踪其从边缘到中心的“前世今生”；同时对于那些根据一时标准而被压抑与放弃的选择，也能够“一视同仁”，本着“了解之同情”探寻其成败得失及重启与再生的现实可能。与一般论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大都通过采撷前人言议以推进论述的做法不同，陈平原更为在意的是其间的实践层面。这便是他所说的在第一部分乃至全书中“自认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与选学之争，也不是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张力，而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

陈平原讨论“文学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便在于提供了一种“课堂视野”。他借助对于20世纪前半叶以及1949年以后的“文学课堂”的重构，修正、挑战与突破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与教育的经典论断。他把“文学教育”从“叠床架屋”式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项兼及历史感与人情味的“系统工程”。其中有对“大潮流”的判断，也有对“小环境”的体贴，更有对心情与心境的敏锐捕捉及通达理解。

而陈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小”与“大”、“实”与“虚”、“细节”与“整体”以及“个案”与“通例”之间穿梭自如、拿捏精当，其关键在于从历史现场中发现了“人”，并以“人”为支点重新结构了历史叙述。该书的中间四章正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考察，是为全书的第二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对于论述对象的选择饶有意味。他格外关注那些“生不逢时”却又在历史夹缝中“百折不回”的前辈学人。这些被“一路高歌”式的既往叙述所遮蔽的坚持与努力，只有回到“人”的本位，从个人境遇、个体生命以及个性化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的角度着眼，才能被提取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经验，此即谓“返本开新”。

当然，陈平原以“人”为视角，依托“文学课堂”进入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完全抛开学界的既有成果而“另起炉灶”。已有范式虽是他的反思与对话对象，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同时被他汲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的最后四章构成的第三部分，便是十分标准的学术史论述。

统观全书，可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虽系历史研究，却也有一代学人的“心情”。[18]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追问“文学”如何“教育”，既是一种学术眼光，也是一N现实路径，更为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意味着必须秉持一种“内外兼修”的态度，即一方面可以进入与理解教育史的核心议题、基本情境、普遍规律与对话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准确把握与科学评价“文学”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既不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端或者落脚于文学研究而夸大“文学”的功能，也不因被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以及当下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模式所收编而丧失“文学”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这一基础上，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关系可以被重新勘定，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国文教育的传统与经验也值得认真清理与总结。

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国文教材与读本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宠儿”。这当然是基于当前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育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做出的一种反应。但与强烈的现实需求相比，学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的研究，却长期并不尽如人意。李斌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系统考察了1912至1949年间各类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使用与接受情况的著作，堪称是一幅揭开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真面目”的“指掌图”。温儒敏在为该书作序时称：“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人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一评价可谓相当中肯。

需要说明的是，李斌的研究虽然在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与考辨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但他追求的并非仅是完成一部资料长编式的著作。他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首先回顾与反思了在从民国时期至今的教科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部分借鉴了“课程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了“将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的主张。在李斌看来，这是一种“尝试着更新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研究方法”的努力。正是从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出发，李斌在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过程中也着力将其问题化。

李斌发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主要受四种力量制约：课程标准、编者、审查者、舆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就成为这四种力量角逐的场域。他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对于民国不同阶段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涉及与衍生的议题进行了提炼：在民初的中学国文教育中，他关注的是“古文作法、保存国粹与‘厉行明史’”；在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学国文教育的考察中，他讨论的是“新文学”对于“新教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育中，他追踪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文学教学与文章作法”；在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进行梳理时，他凸显的是“国故、国学与‘国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中，他廓清的是“文章体制、文学源流与学术思想”；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育的历史现场时，他强调的是“‘党化教育’、民主思想与语文技能”。换句话说，尽管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李斌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历史叙述清楚，他更期待的显然是能够提出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加以论证，继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当然，其中部分章节的结构方式现在还不是非常理想，论述的内在推动力也稍显不足。但这也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

余论：对于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及其他

在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除去呈现出了上述“《三十年》与‘三十年’”“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与“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三个焦点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便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三位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该年都出版了关于1949至1976年间文学与历史的研究著作。三者既是“不约而同”，但也在隐然间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与交响效果。而他们对于这一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也形成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延伸。

《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是木山英雄继《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文学思想论集》与《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之后在中国推出的第三部著作。[19]该书通过讨论、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扬帆、潘汉年、李锐、郑超麟、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与沈祖等十余位诗人的旧体诗作，考察了“中国革命”在展开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困惑，以及蕴藉的韧性与生机。作为继竹内好之后的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学者中的重要代表，木山英雄在该书中贯彻了其对于革命中国的热忱关注与深入思考。而该书也被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岛长文认为是“矗立在超越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境地上的一座丰碑”。

钱理群的《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是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也是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在该书中，他深入研究了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除去已经收入该书的这些章节，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完成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既往研究大都受制于某种现实立场，或者有意回避了相关政治及思想运动的历史语境，单纯强调体制性力量对于个体的压迫，或者刻意忽略了相关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一味凸显其中相对正面的时代遗产。钱理群的研究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做出了有力反拨。他以“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勇气，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构成与具体流变，另一方面也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将知识分子与新兴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合力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深描”了“改造”运动的动态过程以及知识分子的迎拒反应。

木山英雄与钱理群这两部著作的用心可以说并不在文学研究本身，但却又与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关联。这不仅是指木山英雄的研究对象是“时代的旧体诗”这一文类以及钱理群的研究对象多为现代作家，更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文学”而进入“历史”的。当然，这一话题也值得专文进行讨论，在此点到为止。

相对而言，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更多站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发言。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及“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八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洪子诚以答问的形式完成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前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洪子诚以注释取代论述的表达方式尤为引人注目。“注释”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分析与判断这一文学史家的主要职责；相反，他在“注”中准确地交代了相关史实，在“释”中也极其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形式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对于“文学史”这一“装置”的某种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这三部著作处理的却都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历史对象。在如何协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主体的介入感的关系方面，三者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不无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年度为单位对于学术著作进行述评时，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相应的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在该年出版的重要文献史料，自然也都应当纳入评价范围。2016年有三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成果可圈可点。它们分别是：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的四卷本《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李宗刚、谢慧聪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宗刚、谢慧聪选编的《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还有十一卷本的《李健吾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二是著作出版有时带有偶然性，会受到相关学术事件的影响。例如，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所以该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便有不少。藤井省三主编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与孙郁的《鲁迅遗风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虽与鲁迅纪念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推进，尤其是对于史料的细读颇有可观之处。上述两类著作虽然通常无法在年度综述时纳入某项专题进行讨论，但它们同样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的自觉实践。

注释

[1]参见樊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的说法，出自2016年7月28至29日钱理群教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专访文章将另刊。

[3]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4]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在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演讲》，《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5]参见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吴福辉：《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0卷第1期（2011年1月）。

[8]参见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位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10]钱理群：《总序》，载同[8]，第5页。

[11]夏和顺：《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思考与试验―――访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深圳商报》2014年9月10日。

[12]同[10]。

[13]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未刊稿。感谢钱理群教授提供。

[1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15]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参见“陈平原大学五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夏中义、张福贵、朱寿桐、吴晓东、贺桂梅与沈卫威等人均发表专题文章予以回应，参见《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学科建构专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18]陈平原对于当下“文学教育”问题的看法，在他的《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达。

第6篇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第7篇

一、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

牟宗三在他八十岁生日的宴庆上说：“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2）对牟宗三来说，反省中国的文化生命主要就是反省中国哲学。反省中国哲学，必须以承认中国有哲学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哲学”，必须弄清中国哲学的问题，必须分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特质、重心及缺陷的区别，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哲学在未来的拓展寻找合理的根据与丰富的资源，因此必须重写中国哲学史。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反省，正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哲学的深入透辟地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的。从1953年开始，牟宗三先后出版《荀学大略》(民国42/1953年，后编入《名家与荀子》)，《王阳明致良知教》(民国43/1954年)，《魏晋玄学》(民国51/1962年)，《中国哲学的特质》(民国52/1963年)，《心体与性体》(三册，民国57－58/1968－69年)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心体与性体》第4册，民国68/1979年)，《佛性与般若》(上下册，民国66/1977年)、《名家与荀子》(民国68/1979年)，《中国哲学十九讲》(民国72/1983年)，以及发表相关的论文和讲演录多篇。其中，尤以《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心体与性体》(共四册)、《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五书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3）在五书中，学界对前三大部著作有极高的评价，（4）同时也引起许多争议，但是即使对牟宗三的观点持严历批判态度以及不喜欢他的人，如像罗光、林毓生、方东美等人（5）也肯定了它们的学术价值。在三大著作中，又尤以《心体与性体》的影响为最大，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伟构”（6），“里程碑”式的巨著。（7）方克立先生指出，这部著作(包括《从陆象到刘蕺山》)“对宋明理学诸大家的分析研究确实是比较细密深邃，相对而言，唐君毅专门论述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在观念之清晰和理论之深度上都显然要逊色一些。”（8）在这些著作中，牟先生本人最得意的却是《佛性与般若》，也是一部“令人为之叹为观止”的伟构（9）。殊为特别的是，在五书中，唯一只有《中国哲学十九讲》是一部以哲学问题为对象的通论性著作，虽然是“讲录”，但却在牟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至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则主要是从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来阐示中国哲学的特质，揭示了中国儒学“即内在即超越”与“即宗教即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奠定了牟氏的“道德的形上学”──“无执的存有论”的内在的两大基本原则，在牟氏的哲学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本书已译成两种外文(韩文、法文)出版，也说明了它的重要价值。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史是胡适、冯友兰独领的时代，那么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三十年开始，在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以外来看，能够扮演主角，独领的人物当首推牟宗三和唐君毅二先生。刘述先先生说：牟宗三先生“把传统里讲得糊里糊涂的东西赋予概念上的确定性与清晰性”，“他是把中国哲学由主观体验转变成为客观学问的关键性人物”。（10）郭齐勇先生也指出：牟先生“创造性地提扬、体认、检讨、转换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核心价值和主要问题”，“他深化并丰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内涵，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牌。”（11）这是从两个角度对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贡献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当不是溢美之辞。

牟宗三在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与在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历程中，树立了他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观，他分别为哲学下过不同的定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他明确地为哲学下的定义为：

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

在《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民国79/1990年)中，他为哲学所立的定义是：

(哲学)从关连著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13）

前一个定义是从人性来看哲学的，可以说是内在于哲学而就哲学自身而说的，它说明了哲学在本质上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大致是三层意思：

1、哲学是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

2、哲学是对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的反省说明；

3、哲学的上述反省说明是理智与观念的反省说明。

这一定义与牟在《圆善论》中依据康德的有关论述，把哲学叫做“实践的智慧论(智慧学)”（14），也是完全相通的。这是值得留意的！后一个定义是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哲学的，是外在于哲学来说哲学的，旨在说明哲学在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与对文化的积极作用。这一定义，实际上是阐明了哲学的功用──至大之用。从前一个定义，牟宗三批驳了“中国无哲学”的谬论，肯定和论证了中国有哲学，而且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由后一个定义，牟氏解释和说明了人类世界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换言之，人类世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的不同是它们的哲学的不同。两个定义表明了牟宗三看哲学的两种视角与两种方法。当然，对牟宗三而言，这两个定义是完全相通相融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牟宗三讲哲学，或牟宗三哲学，都不离人性与文化。事实上，离开了人性与文化就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可讲。也就是说，人性与文化是牟宗三哲学或牟宗三讲哲学的两个基本的要件与特色所在，这是理解牟宗三哲学的一条内在的重要线索。然而，把牟宗三那种宽泛的哲学定义与今天处于变化中的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因为今天的哲学，不仅是它的对象、问题和研究方法被改变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哲学越来越专业化了，哲学研究成了一种特殊的学术对话。如果说牟宗三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当展的巅峰，那么在现在的哲学境况中，牟宗三哲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当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就不能不受到挑战。这是不可不察的！

牟宗三从他的哲学观出发，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简言之，中国哲学就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作理智和观念的反省说明，而且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分判出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抉发了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疏导出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及其价值，从而衡定与开辟了中西哲学与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模与道路。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的疏释，是与他的“儒学三期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认为“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15）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16）对他来说，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勿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展开与表现的历史。它有三度大开大合的发展，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而成的原始模型，其中，儒家居于正宗地位。孔子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的生命领域，重建了“道之本统”，诸子百家兴起，这是第一度的“开”。孟荀承续孔子，维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典型的铸造时期。由秦至汉，形成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的格局，而有汉帝国的建立。完成了第一度的“合”。所以，从晚周诸子到两汉，为中国哲学第一度的开合。这一度开合的原始模型涵盖笼罩了此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这就是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阶段。牟氏有三大部哲学专史对这三阶段的哲学思想相应地作了表诠。此期的特点是儒家德性生命委缩，情意生命泛滥。然而，道家的玄智玄理得到高度弘扬，佛教思想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的生命得到了充实而大开。于是有第二度的合，出现了宋明新儒学，复活了先秦儒家的精神和智慧，发扬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文化意识。但是，这个“合”不够完善，偏重于内圣一面，缺乏逻辑与知识论，没有开出外王事功的精神，此即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自晚明至当代的新儒学，为第三度的大开合。这就是自民国以来，当代新儒家继承明末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大儒，接继宋明儒学的“合”而引出的“开”。这个“开”是儒家本身的“开”，即由“内圣”开“外王”，在文化生命的发展方向上是正确的，但顾黄王承袭了先秦儒家的直开方式，所以开不出来。当代新儒家要以“曲通”的方式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要有一个“合”。牟宗三说：“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来一个大综合，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综合”，“这个大综和不是一个大杂烩，不是一个拼盘，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所以，大综和要从哲学上讲，它就是一个哲学系统，这个哲学系统就是沈有鼎所说的‘彻底的唯心论’”。（17）依牟氏所说，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和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中国哲学第三度的“大合”。中国哲学的三度大开合，依次递进，恰好表现为正、反、合的过程。显然，牟氏是以黑格尔论哲学史的方式，描述和论证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脉络与一般轨道，这是他哲学地疏导中国哲学的发展，哲学地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种表现。无疑，牟氏对中国哲学发展轨道和脉络的这种“三段论”的描绘，也直接受到了沈有鼎的文章的启发。哲学的精义是通过哲学问题来展显的，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必须疏导和把握中国哲学的问题，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殊大。蔡仁厚先生指出：“对于哲学的省察，不但要有慧识，睿见，而且还要有学力(质的意义之学养)。否则，他的省察便只是一些浮泛的意见而已。”（18）这段话的确精彩，中肯而切要。以往治中国哲学的人不是未能措意于此，就是无法深入其中，揭示其哲学义涵，而加以系统地甄别和厘清，更遑论与西方哲学进行对比和考量，而求中国哲学向未来推展。1937年，张岱年先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初稿)一书，开中国哲学问题(范畴)史研究的先河，可惜此书迟至1957年才正式出版，而直到1982年出版修订本以后，影响才逐渐扩开。近几十年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此贯注心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海内外影响最大和最有系统性的著作，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以外，无疑当以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和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19）居首。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主要有儒、道、释三大支，千头万绪，纷呈复杂，里边究竟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哲学有些什么不同，与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有什么关系等等，正就是中国哲学的精义与向未来推展的资源和根据所在。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以及一些讲录，重要的诸如《中国文化发展中义理开创的十大争辩》(1986)、《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1981)、《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上下，1976)、《依通、别、圆三教看佛教的“中道义”》(1988)，《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1992)（20）等文献中，以一个哲学大家的慧识，睿见和学力，创造性地抉发了中国哲学中所涵蕴的哲学问题，并集中而连贯地作了省察与疏导。这些问题相当多也相当复杂，涵盖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常常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而透出，依上列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普遍性，中国哲学之重点，先秦诸子之起源，儒家系统之性格，道家玄理之性格，玄理系统之性格，道之作用的表象，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先秦名家之性格及其内容，魏晋玄学之课题与玄理之内容与价值，缘起性空所牵连的哲学理境，二谛与三性及知识问题，起信论之一心二门，佛教中国化的意义，色心不二，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以及表达圆教之模式，圆教与圆善，心体与性体，纵贯系统之圆熟及纵贯横讲与纵贯纵讲，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分解的路与诡谲的路，辩证法，等等。牟氏提出中国哲学在义理开创中的十大争辩为：儒墨的争辩，孟告生之谓性的争辨，魏晋玄学之会通孔老，言意之辩，神灭神不灭的问题，天台宗山家山外辩圆教，陈同甫与朱子争汉唐，王学的致知义辩，天泉四无九谛九解之辩，以及中国文化的畅通问题。上述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问题，甚至也是西方哲学的问题或人类哲学的问题，当然也就是牟宗三哲学所处理的问题，或说牟宗三哲学的问题。牟氏确实是哲学地省察了这些问题，为中国哲学树立了一种哲学地处理哲学的典范，依笔者的浅见，大抵上表现为下列4个特点：

1、区分出纯粹哲学问题或哲学问题与带有哲学性的问题。

2、对哲学问题作哲学地处理，不同于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这主要是赋予哲学问题以概念上的确定性与清晰性，以广义的分解方式来融摄分析哲学之长，使逻辑分析与思辩分析同冶一炉，以保证哲学问题的客观明晰性，从正面来正视哲学问题，而不是藉语言分析从实质上取消哲学问题；但又不失中国哲学的本色，把分别说与非分别说，广义分解与辩证综合统一起来，常在逻辑与诡谲之间，把哲学问题的丰富内蕴与精义逼显出来。

3、由哲学问题，哲学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关系，把内在于哲学史的哲学思想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及其系统性格，义理旨趣、发展脉络全幅透显出来。

4、哲学地处理哲学问题紧扣时代性与中国哲学的前瞻性，绝不是仅仅停留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史料的整理，源流的疏释，与义理的阐释，──这些仍是最必要的基础工作，而是以此为基础更上层楼，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中国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相摩荡相会通，从而复活了哲学问题，使中国哲学的特有范畴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开辟了在未来拓展的广阔领域，所以具有前导性。总之，牟氏对中国哲学问题的哲学地省察，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又通时代性，且是二者的高度结合，不失前瞻性或前导性，关联着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这些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而且牟氏哲学地处理哲学问题的哲学方式，也不是不可以再作哲学地省察。

在牟宗三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哲学省察中，也包含了他对中西哲学的特质及重心之不同的认识，大略可以分为下列七点（21）来对加以对照：

1、西方有观解的形上学(TheoreticalMetaphysics，牟氏从拉丁语，把Theoretical译为“观解的”，故名。)，中国有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

2、西方有“现象界的形上学”(PhenomenalMetaphysics)，中国有“本体界的形上学”；

3、西方正视自然，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正视人，以生命为中心；

4、西方重客体、重思辩，中国重主体，重实践；

5、西方重纯粹理性，中国重实践理性；

6、西方学与教分离，中国学与教合一；

7、西方真善美分立，中国真善美合一。

中西哲学的特质与重心的差异之所在，可一言以蔽之曰：西方哲学是知识的学问，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西方哲学之所长正是中国哲学之所短，正当为中国哲学所消融吸收；而中国哲学的精妙亦恰是西方哲学之所缺乏，正当为西方哲学所正视。他指出：

是以吾人现在不必单看中国没有什么，而须看西方所有的什么，其本质如何，其贡献如何，中国所没有而特有的，其本质如何，其贡献何在。如此拆而观之，则由西方之所有，正见其缺的是什么，由中国之所无，正见其所备的是什么。如此而见其会通，则人类文化始有其前进之途径与向上一机之超转。（22）

正是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深入了解，互相参照与比较分析，师其所长，去其所短，补其所缺，会通融合，可为哲学开一新途径，为人类造一新文化。

牟氏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论衡，确有其深刻与精彩，但是由于他对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后殖民”的担心与焦虑，他的比较与看法也未必没有偏差，尤其他对中西哲学的态度，并非平衡，甚至包含着内在的紧张与复杂的情结。

但是，无论如何，牟宗三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只旨在表明，中国哲学的重建必须哲学地建立。

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的反省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23）：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1、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4）。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25）。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26）。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27）。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28）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29）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30）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31）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32）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33）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34）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不难看出，他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后殖民”的景象十分忧虑与不安。他力倡与强调要以中国哲学为主，恰恰是他反对中国哲学界的西方哲学“后殖民”的心态表现。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西方逻辑与哲学的训练，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又不能不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境地。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2、中国哲学家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35）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36）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37），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38）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39）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40），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41）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42）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43）这些看法，在他同一时期的论文《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44）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45），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46）。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47）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48），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49），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50），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51），“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52），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53）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54）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55）。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56）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57），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58）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59）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60）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61）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摆脱西方哲学的“后殖民”处境，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三、必须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

牟宗三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以及中国现代的哲学界与哲学家，目的乃在重建中国哲学。他认为必须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关华族乃至人类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方向的重大问题，“因此之故，读哲学的，处在这个非理性的时代，有其天造地设的命运（受苦），说得积极一点，有其天造地设的使命（天职）。若不能自觉地承当这命运或自觉地担当这使命，他便不能尽其学哲学之本分。”（62）牟宗三与他同辈的哲学家们自觉地担负了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天职，他坚信中国哲学一定可以哲学地建立起来。

对牟宗三来说，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就是要在熊、金、张三位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自创系统，独立发展的道路。

经过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反省，特别是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照察出了中国哲学的缺陷与不足，但同时也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优长显见出来了。依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的境界到底还是要高于西方哲学，只要中国哲学消融与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优长，就必定会超过西方哲学。虽然牟宗三持著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的态度，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贬低排拒西方哲学；相反，他承认西方哲学比之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优点，可补中国哲学之所缺与所短。换言之，牟宗三所执持的中国哲学在境界上高于西方哲学的心态，并没有影响他以西方哲学为师，充分吸吮、融摄西方哲学的态度。也就是说，牟宗三的中国哲学优越论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之中得到巩固与表现的。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也许，他对中国哲学的骄傲，正是他自尊心上的一道天然防线。然而，他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哲学，必须对西方哲学有深入透彻地理解，必须把西方哲学的主流弄清，消融其精彩与优长，又冲破了他的这道天然防线。饶有兴味的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别与冲突，对牟宗三并不构成矛盾。他反对学习西方哲学全盘照搬，或一步一趋地去重复西方哲学的道路。他痛恨并极力反对西方哲学的“后殖民”，他力图打破西方哲学中心论，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牟宗三看来，世界未来的哲学不应该完全由西方哲学来主宰，而应当是东西哲学互放光亮，互相辉映，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他认为未来世界哲学的路向并不一定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代表，而力倡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必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甚至他相信中国哲学要走的这条道路，也完全可以成为且代表世界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事实上，牟宗三为实现这一宏愿而奋斗了一生。从他的笔下和“讲演录”中所透露出来的大悲愿，十分真实地传达了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在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方哲学与文化“后殖民”的批判、对抗与超越的强烈意识。牟宗三的这种大悲愿以及他的哲学观与他对中西哲学的看法，内在地主导着他所走的哲学道路。

注释：

1、见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序言》，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版，第1页。

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民国85(1996)年版，第73页。

3、一般以前三大部著作为牟氏中国哲学史的代表性著作。

4、这些评论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5种：1、台港新儒学的评论，以蔡仁厚，刘述先二先生为代表；2、海外的评论，可以杜维明、傅伟勋和林毓生先生分别代表；3、新士林的评论，可以罗光先生为代表；4、大陆学者的评价，可以方克立、郭齐勇、颜炳罡先生为代表；5、其他的评论，不俱举。

5、参见罗光《罗光全书》册十四(台北，学生书局，民国85(1996)年版)《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一章，并请注意在《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一章中以牟说批评冯的观点；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部分中的<面对未来的关怀>；刘述先《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上的贡献》(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民国85年(1996)年版，第508页。)。

6、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7、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5(1986)年版，第289页。

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为1989年主讲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室主办的学术报告会，后连载于天津《南开学报》1990年第4、5、6期)，收入氏著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页。)

9、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同上，第252页。

10、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同上，第251页；<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同前，第498页。

11、郭齐勇<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纪念集》，同上，第256页，第258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第7页。

13、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9(1990)年版，第1页。顺便指出：引文中“(哲学)”二字是累字，“与”似宜为“或”，意思才为顺当。

14、参见牟宗三《圆善论·序言》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4(1985)年版，第vi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小序》，同前，第2页。

16、同上。

17、牟宗三〈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合〉，杨祖汉主编《儒学与当今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83(1994)年版，第9页。注意：牟这里说的“唯心论”，不是idealism,与一般的理解有别，详见该文。

18、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同前，第179页。

19、1985年，汉城出版是书的韩文版；1997年，上海出版简体字版，预计其他文字的版本也将陆续问世。

20、参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同前，第66页，第53页，第71页，第80页。

21、这点是从哲学上顺历史来概括，不很全面，也未包括牟氏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蔡仁厚先生偏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把牟氏的思想概括为五组，比较完整，可以补本文之不足。见蔡著《孔子的生命境界》，同前，第151页。

22、牟宗三《王阳明致良知教·引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43(1954)年版，第10页。

23、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

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第38～39页）；而在《哲学的用处》（1983）讲演录中，“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的兴起,这是一个阶段。经过八年抗战的疲惫，在一转眼间，马克思主义的大浪潮控制了中国，这是另一个阶段。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第127页。）为慎重起见，本文以牟氏后文（时间与次序均在后）所讲的为准，以他前边的为参考。

2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39页。

25、同上，第128页。

26、今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使用，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就颇成问题了（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何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可以参看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一文，收入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论》（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7（1978）年版。

28、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39～143页。

29、同上，第128页。

30、同上，第148页。

31、同上，第148~149页。

3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第34页，第28页。

33、同上，第33页。

3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8页。

3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7年6月24日。

36、同上。

37、同上。

38、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39、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对知识可能说，牟又称为“思想组织说”，即在知识领域内，指出思想之机构或组织的作用，首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同上）

40、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同上。

4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第44期，1936年7月1日。

4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43参阅牟宗三〈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刊于《哲学评论》第6卷第2、3期（1937年9月）。

44、同上。

4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0页。

46、同上。

47、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48、牟宗三（原文署名“光君”）《略评金著〈逻辑〉》，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22期，1936年1月29日。

49、同上。

50、同上。

51、请参阅：(a)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b)李继东《中国现代逻辑史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WernerMeissner,PhilosophyandPoliticsinChina:TheControversyoverDialecticalMatterialisminthe1930s,PartⅢ.12,20,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ford,California,1990.

52、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艾思奇先生第一次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演讲，公然反对形式逻辑，金先生在谢辞中智驳艾氏，说艾先生批判逻辑的话，句句都符合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对金先生的观点作出论证，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不正确言论”对待。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

53、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54、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55、同上。

56、牟宗三在1937年发表的<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一文中说：“这是真理论最近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金岳霖先生讲的很详细，但他还没有发表出来。”（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牟是否读到过，不得而知。至于金的《论道》一书，牟宗三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最先见于《逻辑典范》（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年版，第382页。）其次，最为明显的是见于《认识心之批判》上册。牟氏从逻辑的角度对金的“式”论作了否定性的评论。他指出：“吾国金岳霖先生于其《论道》一书中，以析取连结可能而言‘式’，亦为根之戏论，不可以为法。”（见该书，香港友联出版社，1956年初版，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社印，民国73（1984）年版，第455页。

57、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1页。

58、同上，第140页。

59、同上，第141页。

60、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第6页。

第8篇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这里，我把类似于韦勒克《文学理论》、伊格尔顿《文学原理》等著作，都一概视为教材。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与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学科，只要作为“学科”存在，都依赖于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相对独特的方法论、相对独立的命题，这些，只能由这个学科赖以名世的最基本的教材来统领、说明和承担[1]。

在比较传统的教材中，内容的切换、观点的提炼，都相对因循、滞后，仿佛是苏联教材改头换面的移植；而在较为新潮的教材中，虽然新名词频繁闪烁，域外观点不断引入，但整体框架基本未变，使得新东西并没有成为新教材的有机成分，反倒由于杂糅而显得异常刺目。

因此，文艺学教材建设实际上正面临着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这就是：建国至今，我们究竟积累了多少属于自己的观点？即使有，又有多少真正进入了现实的教材？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域外引进的。“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传统，古代学术的薪火传递从来没有什么专门的文艺学。近代仿照西方大学建制所创立的京师大学堂，不管是师范馆还是国学门，也没有文艺学。“五四”之后，新文学如火如荼，刺激着文学知识的需求，但还是没有独立的文艺学。如果核查图书馆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资料，可以发现，作为学科门类或学术概念的“文艺学”，只能追溯到苏联。严格地说，是1953年，伴随着查良铮对1948年莫斯科教育教学书局出版的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翻译，它才从苏联进入中国。据译者说，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大学文学理论教科书。

季氏《文学原理》影响非常之大，这不仅因为它适应政治气候，第一次以相对片面地，急功近利式地对于马、恩、列、斯言论的理解为基础，把文艺学的播种，把对于文学原理的阐述等，放置在政治宣传之下，开启了文学理论为政治服务的先河，而且还因为，它在政治上的立足点，相对畸形的学术理路、框架，乃至基本观点等，都直接规范、限制着苏联、中国的文艺学。其后出现的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柯乐尊《文艺学概论》等[3]，大体都是对它的重复或局部发挥。

这几部教材在中国发行量极为惊人。据笔者初步计算，仅从1953到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累计印行便达119,500册，足使彼时屈指可数的大学中文系师、生，加上中央、省市从事文学研究者人手一册外，还绰绰有余。

实事求是地说，季氏《文学原理》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初衷应当肯定，对文艺学研究范围的确立，文学研究对象的厘定等，也具有开创意义。但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从学理上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它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理解不够，或基本上不理解，例如把“意识形态”同“党性”等同起来。另外，从书前引言和书中反复强调的言论可知，其基本主题是斯大林主义（或日丹诺夫主义）。

由于它将具有强烈实用性的“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视为论述目标[4]，所以理论基础存在的问题更多。在哲学上，为了符合唯物论，它只肯定亚里斯多德《诗学》，有限地肯定黑格尔，对其他人一概持批判态度。在文学本质上，只承认文学是一种思维（反映）、一种认识[5]，而忽视其他功能。为了说明如何思维、如何认识，它把文学视为生活的形象化形式，说形象性是文学的唯一特点。为了证实这一点，又以偏概全，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为典范，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极致。

在人为的、扭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作用也不禁怀疑起来：“把主要从分析现实主义文学所得的结论应用到一般文学上，我们难道没有违背历史主义的原则吗？”[6]但马上自我安慰说，文学有不同潮流，我们的结论自然和它们不符合，但文学的普遍品质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表现得最清楚[7]。

这样一来，它就不自觉地陷入了狭隘政治主义、民族主义的泥坑。其所使用的材料，除革命导师及其所肯定者外，大都来自俄罗斯。例如，政治观点是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文学观点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勃夫的，例证来自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等作家的作品。

毕达可夫和柯尔尊作为苏联专家，分别于1954至1955、1956至1957年，在中国当时两所最著名的大学中文系北大、北师大中文系讲学，其《文艺学引论》和《文艺学概论》基本上步季靡菲耶夫《文学原理》后尘，创意较少。

毕氏参加过卫国战争，失掉了右臂，所以政治、民族热情更高。在长达43万余字的《文艺学引论》中，每讲授一点文学理论，前前后后都要停下来，作长篇大论的政治的、民族主义的宣传，把斯大林、日丹诺夫、加里宁的演说和论文，说成是“给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极大帮助”，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推崇为“世界文艺发展中最新、最高的阶段”[8]。柯氏政治热情亦不低，日丹诺夫言论同样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认为苏联共产党必须加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此外，由于面对的是中国学生，他们讲授中偶而也出现、鲁迅、周立波的名字。

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除将季氏“艺术方法”改为“创作方法”，给典型论加上阶级色彩之外，其余几乎全是对季氏的重复。

这些教材被相对逼仄的政治视野所限制，依据极为有限的文学例证，采取强迫事实服从路线、政策的方法求得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其论述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可想而知。但就是这些非常不成熟的教材，在当时政治气氛中，竟充当了中国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开山鼻祖、武库和典范。

1961年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中国文艺学教材建设进入学步时期。其表征是，成立了由蔡仪、以群领衔的写作班子，其成果是，1963-1964年之际出现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

这是当代文坛第一次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文艺学教材，尽管由摹仿而来，但初创之功不可磨灭。相对于苏式教材，有三点较明显的创获：

一、章节较多、命题相对明确、论述更集中。

二、增加了文学起源论、鉴赏论和批评论。

三、尽量从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甚至当代文艺作品——寻找、补充材料，使之带有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但由于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命题大都来自苏联，加上“庐山会议”、“反右”后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社会、心理背景，以及“社教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气氛等，这两本教材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主要是，“左”的内容没有清理，反而增强了“阶级论”色彩，而文学本质、文学作品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探讨几无深入，似乎只是苏式教材打乱后的重新编排。

这两本教材并没有来得及大面积使用，“”就开始了。并且，“”仍认为“左”得不够而在报刊点名批判，导致以群含冤去世。我们今天见到的，大都是1978、1979年的改编本。

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学教材建设进入转折、发展时期，其间有三部值得注意的教材问世：一是十四院校编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的《文学理论基础》；二是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的《文学概论》；三是童庆炳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文学概论》。

第一部曾被许多高校选作教材。第三部至今还是全国自学考试的正式教本。第二部更具有特殊意义，它虽出版于80年代，实际上好多年前就以油印、铅印形式成为北师大文艺学正式教材。这三部教材在不同领域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作为80年代文艺学教材的经典文本予以分析。

但遗憾的是，这几部教材除删掉一些过“左”的、长篇累牍、不合时宜的政治性套话，谨慎地、带有批判意味地引进西方一些观点，添加一些更富于人情、人性、文学性的新鲜例证，将起源论、创作论讲得更通俗，更适于教学外，其余一切，基本都徘徊在蔡仪、以群的界域里。

随着思想解放潮流不可逆转，学术、理论上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逐渐高涨。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艺学作为感受时代脉搏较敏锐的学科，其教材建设又开始受到重视。国家教育部曾出面，或延聘主编，或委托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成果陆续出版后，渐次在各高校使用，反响较好。于是，2000年通过《社科新书目》、《中华读书报》等指导性意见，将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文艺学导论》，或作为“面向21世纪”教材，或作为推荐教材，向全国推广。

它们似可称为“第三代教材”，其出版时间不同（都做过修订），故理论视角、吸收新成果的范围、程度不同，但都保有当时条件所能容许的思想锐气。

吴本80年代末出现，开始了剖判百家、力去陈言的新气象。评价再现论、表现论说“错误的理论也有合理的成分”，谈形象问题说“由于受苏联文论的影响，较强调文艺的形象性，而忽略其情感因素”，谈文艺与生活关系说“革命文学家往往以革命先觉自居，以为革命运动是他鼓吹起来的，其实不过反映了群众蕴藏的情绪而已”，谈创作过程说“作家如果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钉，成为领导手中的驯服工具，自我已经丧失，何谈主体意识的发挥？”……此类闪光话语很多，以前教材根本找不到。

童本出现于1992年，由于被许多大学同时采用，曾引起过轰动。又由于其视角独特、理论多元、体例变化，而被称为“换代”教材。其突出特点是，大胆吸取“方法论年”（1985年）以来中国和世界文艺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方法，调整思路，以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人类活动论、生产消费论为支点，把文学放在三束理论的光照下，予以综合处理。从意识形态论看，文学虽决定于经济基础，却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从人类活动论看，文学活动是人类生活活动（物质，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从生产消费论看，文学创作、文本流通、欣赏与产生社会作用，都具有物质、精神生产与消费的二重性。各章节既相对独立，又尽可能整合在一个基础上，体现出开放性与一致性的统一。

陈本出现于1994年。其出发点亦是人类活动论，由此综合意识形态论、生产消费论等。其对原始人实用品生产与艺术品生产之间“中间环”的寻求、分析，意味深长。它认为，两者之间的“中间环”不是“一个”，而是“许多”，因而古今中外关于此问题的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文艺学探索，都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深化了对文艺发生、文艺本质的理解。此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沿革、内涵的辨析，对作家与生产者的区分等，也不无意识。陈本对马克思主义烂熟于心并灵活运用，表现出摒弃独断论，呼唤包容性的努力。

但吴、童、陈本同样存在沿袭、杂糅问题。对于文艺学范围的界定，吴本自觉沿袭季摩菲耶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三分法，童本增加了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两个分支，但仍是一种延伸。陈本不提学科范围，但内在理路一样，重点放在文学理论上。不仅如此，它们在词句、体例、框架、引文、乃至个别分析中虽有刷新，但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生成、发展、鉴赏、批评等观点，却没有什么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蔡仪、以群理论的灰踪蛇线，甚至还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由于“旧”的尚未摆脱就急于出“新”，它们都很难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站在某种创造性的立场意识（或基点）上，将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等三个互隔的系统令人信服地统

一、交融起来。

综上可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翻译）；（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尽管有失误，有回潮，但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否定一切。通观之，文艺学教材建设逐步前进，成绩很大，所积累的成果基本可以支撑目前的学科建设。

但也应该时刻自警，摒弃廉价的乐观主义，而看清存在的问题。挥其荦荦大端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肯定有很大难度，但也有很强的挑战性、诱惑力。它们可以激活思维、激发创造性。未来文艺学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希望，也许就从这里萌芽。

在目前状态下，必须抛开宏大叙述式的空泛议论，切实做一些具体工作，例如：

1．暂时停建大一统的、面面俱到的文学理论大厦，可考虑先扎扎实实地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叙事、抒情等各种文学类型的本质、特征，打造初步的叙事学，抒情学，待有一定基础时再来构建新教材。

2．为了避免马、中、西三个体系的冲突，先清理各个体系内的范畴，辨析其间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与此同时，将目前论证繁琐的文学理论简化为一般性的文学常识，使之成为学理上自圆其说的知识传授，而不是政治性的宣传教育。政治观点不是不要，而是交由马列文论去完成。

3．卸载篇幅冗长的创作论、作品论部分内容，让写作学去讲授。

4．吸收世界文艺理论前沿成果，并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多搞一些专题性课题，尽量新、透、深一些，使之成为未来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先导。

5．改善量吸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研究所沉淀的新成果。自“思想解放”以来，文艺学进展虽步履迟缓，但中央、省社科院、各高校的专家、学者等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们至今大多停留在个人的发言、论文、专著里，很少有人清理。

在从事上述工作时，还应关注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学术泛化的趋势[10]。学术泛化力图消解原有的学科界限，尝试建立跨科际制度（interdisciplinarity），或多学科规训制度（tultidisciplinarity），而学科建设则要求学科的自立和自律。因此，如何在学术泛化背景下从事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总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怕事情多，就怕不去做。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科学精神和学术良心，需要从小处着手，持之以恒，更需要谨慎从事。

【参考文献】

[1]必须说明，我所谓的教材，绝不是指大一统的、定于一尊不容他人置喙的、教条式的律令，而是围绕这个学科基本问题的叙说、阐发。

[2]请参考查良铮《译者的话》，见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

[3]这几部教材在中国都有译本。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译本，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译本，柯尔尊《文艺学概论》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译本等。

[4][5][6][7]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第1页，13页，8页，8-9页。

[8]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34页，12页。

第9篇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第10篇

唱响跨越发展后发赶超的主旋律

——2004年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总结

2004年上半年，全县宣传思想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宣传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求真务实，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为我县实现跨越发展后发赶超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具体突出做好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做到思想政治工作出新招，为全县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们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了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结合具体工作去开展，真正达到了教育人、引导人、服务人的目的。

首先，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解放了干群思想。在双峰电视台上继续开辟了“双峰精神大家谈”专栏，在《双峰网》开设了强县论坛，在全县开展了“与时俱进，后发赶超”的征文活动，同时还开展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小康双峰”的主题教育活动，并下发宣传资料400xxxx册、录相带10xxxx盘。通过活动的开展，推动了全县干群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由抽象认识向具体实际转变、由空泛议论向解决问题深入，由观念创新向工作创新深化。 其次，加强了“非常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维护了社会稳定。我们十分注重对人们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在防治禽流感时期，重点宣传了党和政府的“防禽流感”和“防非”工作中的重大举措、成绩及有关科技法规，通过电视、放录相、发放资料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大强度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为全县营造了“防治畜流感”和“防非”工作的可防、可治、可控的良好局面，使广大群众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人心稳定。至目前为止，全县已发放有关“防非”和“防治禽流感”资料和宣传挂图1000xxxx份。在“6.4”期间，我们密切注意舆论动向，注重思想导向，维护了社会稳定。

再次，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坚定了后发赶超信心。今年4月，我们下发了《关于评选十佳道德标兵和十佳诚信单位的通知》，目前正式开展申报工作，计划于9月20日进行表彰活动。同时，还积极组织了“双峰精英”、“双峰十大新闻人物”专访系列报道，宣传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龙送、真情拓出致富路的普通农民王正芳等一批先进典型。通过宣传学习先进典型，进一步解放和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克服困难、加快发展的勇气和信心。

此外，还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有效途径，改进工作方法。我们不断发展壮大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进一步加大了“双热工程”实施力度。全县每个乡镇和大部分县直单位都聘请了一批思想政治工作“热心人”当监督员和宣传员，加强了与离退休工人、下岗职工、民营企业人员的联系，做到了知民情、顺民意、释民惑、解民忧、帮民富、聚民心。同时，还积极发展政研队伍，今年发展会员单位xxxx，在6月底召开的全市政研会上，我县获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xxxx，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xxxx。

二、进一步活化学习形式，做到理论学习有新意，为全县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我们围绕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条主线，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宣传，全面推进了理论武装工作。

一是抓好中心组的学习，增强了理论工作的带动力。为充分发挥学习中心组的龙头作用，我们根据上级要求，确定了十六大精神、“中央一号文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协章程与统战知识、行政许可法、保密法知识等学习专题，并邀请了湖南师大、湘潭大学、市讲师团等知名教授为县委中心组集中辅导xxxx。县直机关和各乡镇二级学习中心组也加大了学习的力度，其中永丰镇、石牛乡、农机局、国税局、农业局、水利局等单位已学习1xxxx以上，学得最少的也有xxxx以上。令人可喜的是，许多单位已由原来过年过节发红包、礼品，转变为发放理论书籍，一批学习型组织逐渐在全县建立。

二是组织重大理教活动，扩大了理论学习的影响力。一是年初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大宣传，组织了100xxxx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进行了宣讲，并发放了xxxx多份学习宣传资料，使“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真正深入农村。二是认真开展了“三个代表”进农家，执政为民“五上门”（理论政策辅导上门、农业技术指导上门、各种证件办理上门、矛盾纠纷调解上门、危难险急解救上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教活动，并认真抓好了梓门桥镇的试点工作，目前整个试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反响良好，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高度评价。三是抓好了理论学习书籍的发行。我们根据县委要求，认真编写并发行了《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读本》，配套发行了省里编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读本，切实保证了理论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四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送理论下乡”活动。今年上半年，在甘棠、石牛、青树、印塘等乡镇，利用赶集的机会，同公安局、司法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单位组织了几次大型的送理论下乡活动，共送理论、政策、法律资料xxxx多份。

三是注重学习制度建设，提高了理论工作的约束力。

今年3月，我们制订下发了《2004年双峰县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安排意见》，对全县干部职工学习的内容、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并提出“一周一学、一月一练”、“一季一查、一年一考”的具体要求。为确保落实，宣传部和县作风整顿办对全县理论学习实行不定期检查。目前已开展半年集中检查一次，不定期检查xxxx，其中5月份还对县直4xxxx单位进行了一次普查。同时，健全了中心组的学习档案制度。各党委中心组把学习计划、学习提示和主要参阅材料、中心发言材料、考勤记录和学习讨论记录、学习综述、学习考试考核成绩、党委中心组成员的学习成果、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文件都进行了统一归档。经验收，现全县完全符合要求的有4xxxx，没有符合条件的单位已责令整改并在县作风简报上进行了通报。

四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了理论调研的指导力。我们加大了理论调研工作的力度，在上半年的时间里，县团领导干部共完成调研论文12xxxx篇，全县二级学习中心组成员撰写理论文章17xxxx篇，其中有不少文章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指导意义。经统计，全县至今共发表理论文章49篇，获奖论文5篇，完成调研课题1xxxx，其中理教组完成的《学习郑培民人格魅力》的调研论文已受市好评。同时，我们加大了理论宣传力度，上半年已在理论园地转载了我们有影响力的论文6篇。

五是坚持党员教育常抓不懈，强化了党组织的核心力。我们从县委办、宣传部、政法委、党校聘请了一批理论基础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组成了业余讲师团，不定期组织讲师团成员深入到各个单位进行理论宣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加强对各乡镇党校的业务指导，围绕“二创、二争”的要求，努力为“优秀基层党校”创造条件，并经常到县委党校给主体班学员进行理论讲座，上半年已讲四场。针对我部党员教育设备比较薄弱的情况，我们从紧张的办公费用中节约了一些部分经费专门添置了电脑及一些必要的电教设备，加大党教工作的力度。

三、进一步把握舆论导向，做到宣传报道结新果，为全县跨越发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舆论宣传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为我县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是重点报道力度加强。积极为县委政府各项中心工作营造舆论氛围，重点对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机构改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招商引资、重点工程巡礼、文明创建、优化环境、乡镇风采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报道。双峰电视台在继续搞好原有的《农事指南》、《政法天地》、《党建之窗》栏目的基础上，新开辟了“修好两大道，打造新双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民增收”、“新双峰劳模风采”、“巾帼能人”、“首届计划生育模范户、好婆婆、好媳妇”、“走向文明”等专栏。新闻组还重点推出了一批在三个文明建设中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典型。如青树坪的“夫妻一条腿”办厂带领村民致富的李文明夫妇，九峰山上的残疾羊倌陈向义，盲人按摩师彭卫国等，其中“夫妻一条腿，人生亦精彩”在《湖南日报》等媒体发出后，反响强烈，引起了社会对李文明所办厂子的广泛关注和帮助。同时还策划王正芳、胡龙送、彭卓杰等先进典型报道。 四是通联工作有声有色。我们致力于发现培养通讯员，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通讯员队伍，经常与通讯员保持联系，提供报道提示，指导写作，先后赴永丰、青树、花门、城管局、教育局等单位为通讯员讲课，培训通讯员20xxxx人，受到了广大通讯员的欢迎。同时还督促各乡镇、县直单位兑现通讯员奖金，制订新的奖励办法，提高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全县通讯员队伍已壮大至近40xxxx。

四、进一步打造精品力作，做到文艺宣传有新局面，为全县跨越发展营造深厚的文化氛围。

文艺宣传坚持按照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突出特色文化创建，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一是树立文化品牌，打造“国藩”精品力作。我们紧紧围绕树立“曾国藩”文化品牌做文章，突出双峰文化底蕴深厚特色，全力打造“曾国藩故居”这一精品力作。通过争取省文物局重视和支持，把曾国藩故居列入全省维修重点和申报“国保”重点工程，2004年维修工程不久即将动工。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县政府投入资金12xxxx元，全面启动了曾国藩故居翠荷景区等旅游开发。

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拓展，群众文化丰富多彩。以活跃群众文化为依托，以重大节日为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和承办了元霄闹新春广场文化活动，策划和开展了第十三届元霄灯谜活动，组织了“庆七一，优化经济环境，树立双峰形象”演讲比赛。第四届“三湘蒲公英奖”娄底市舞蹈选拨赛中，少儿舞蹈《朋友》获市金奖，省银奖，小品《征婚决赛》获市优秀奖。第四届“三湘群星奖”已选送18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和xxxx小品赴市参赛。3月份市“五个一工程奖”我县又喜获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各xxxx，创我县历年最好成绩。 五、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做到文明创建掀新高，为全县跨越发展提供优良的社会环境。

今年是诚信建设年，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化创建活动，城乡文明程度和群众的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

一是规范了文明单位的管理工作。根据上级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我们制订了《双峰县文明单位动态管理实施细则》，并在常委会议上获得通过，使我县文明单位的管理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激发了各单位的创建积极性。同时，加强了对文明单位的创建指导工作。今年上半年，县文明办对全县3xxxx省、市级文明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复查，并于6月下旬，组织了气象局、永丰镇、梓门桥镇等文明单位负责人到大连、旅顺等地先进城市考察，学习文明创建经验。目前已完成了湖南省第三批文明机关的申报工作，现正在着手准备2004届省市级文明单位的申报工作。

二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创建活动。从3月份开始，由文明委组织的“三讲一改一树”活动在全县正式铺开，此项活动共有1xxxx内容，其中在城北学校组织的“学习雷锋精神，做‘四有’新人”报告会暨签名活动，首届“计划生育模范户、好婆婆、好媳妇”评比表彰活动，交通安全宣传、县城规划和市容市貌整治活动，省市县文明单位结对扶贫活动等，均有声有色，深爱社会各界好评。

三是搞好文明创建的试点工作。根据市委要求，我们分别在永丰镇镜坪村和洪山镇永红村开展了城南文明示范小区和五星级农户创建试点工作。市委、县委领导对两个点的试点工作高度重视，市文明还在4月份组织试点单位负责人分别赴岳阳、衡阳等地学习创建经验，县常委会也对试点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而且还专题召开了常委办公会议，下发常委办公会议纪要。目前两个试点工作均进展迅速，社会反响良好。

四是抓好了创建宣传活动。我们利用《宣传动态》编辑了《文明创建专辑》，对全年的文明创建工作进行了宣传。从5月份开始至今，我们不仅在县电视台黄金时段每晚播出一条以上文明创建宣传标语，而且还开辟了“走向文明”的电视专题栏目，现已播出三个部分，“走向文明”专栏鞭挞了社会上的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对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进行了表扬，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第一部分“不文明现象面面观”，对县城内存在的脏、乱、差等不文明行为和现象予以曝光，并对好的典型进行了宣扬，号召大家积极向社会陋习宣战，用实际行动爱护双峰环境，得到了领导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引导了社会新风尚。

六、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做到队伍建设有活力，为全县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强了宣传系统的自身建设。一是强化了目标考核力度。根据县目标办的要求，结合宣传系统各个岗位的职能工作，制订了详细的目标考评细则，分别考评到了各个组室、个人。二是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成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侯部长亲任组长，不定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向主管部门报送我部动态。我部的同志都能做到作风正、纪律严，每天上下班无人迟到、早退，无打牌赌博及公款吃喝现象，树立了宣传干部廉政、勤政的良好形象。三是深入开展了“三项学习教育”活动。6月份，我组织宣传系统股级以上干部和各乡镇宣传委员、文广站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端正全县新闻工作者的学风，改进文风，整顿作风，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今年上半年，我县的宣传思想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在一些不足，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解决。按照年初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计划，下半年还将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深入学习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三个如代表”重要思想。以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为突破口，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上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确保学习贯彻活动深入持久。

二是继续加大外宣力度。紧扣经济中心，紧扣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打造好“资源双峰”、“投资双峰”、“发展双峰”的专题报道，扩大双峰影响，树立双峰对外形象。

三是进一步加强文明创建工作。继续抓好“三讲一改一树”活动的开展和两个点的试点工作，如期召开了“十佳道德标兵”和“十佳诚信单位”的评选表彰大会。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了文明单位的管理工作，做好2004年省市文明单位的推荐申报工作和县级文明单位的评选工作。

四是大力树立双峰品牌文化，繁荣大众文化。继续打造“国藩文化”和“书画艺术”品牌，充分发挥我县文化特色，繁荣文艺创作，推出一批精品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建设文化强县。

第11篇

 

    综观 台湾 五十年来《春秋》经传之 研究 ，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为不可取代之检索工具书。其次则查询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全国博士硕士论文提要》网页，《汉学研究通讯》等， 参考 阮芝生、王熙元、刘正浩所撰《六十年来之公羊学》、《六十年来之谷梁学》、《六十年来之左传学》。①原文查阅，则必须走访 政治 大学 社会 科学 资料中心，或国家图书馆“全国硕士博士论文陈列室”。

笔者以为，客观检验台湾五十年来《春秋》经传之研究成果，可经由四种途径：(一)升等论文；(二)学位论文；(三)期刊论文；(四)其他专著。依常理推断，副教授及教授之升等论文，其质量当远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之上，其典藏与参考之学术价值无与伦比。可惜，国家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因故未能典藏。不得已，如今只能针对其余三大途径加以考察和沦述。

考察五十年来台湾学界《春秋》经传之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2)学位论文选题与《春秋》经传研究之取向；(3)学报期刊论文与《春秋》经传研究。由于篇幅所限，今只选刊第一部分。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基地

 

就

政治 大学 研究 《春秋》经传获得博士学位者9人，获得硕士学位者18人。高明、简宗梧、李威熊三先生实为导师，或传授经学孔学，或会心于《左传》之叙事 艺术 ，或致力于经学史之研发，皆殊途同归，可以教示后学。

第12篇

张五常、樊纲、苏叔阳、欧阳自远……这些知名学者或专家离普通人有多远?也许你会说：很远。然而，如果在贵州财经学院校园里随便找几个学生问问，他们都会骄傲地说：“嘿，我们每年都能在‘三大论坛’上和他们面对面交流!”作为财院打造大学生人文教育的重要举措，　“三大论坛”已成为该校一大文化品牌，同时也是该校“儒魂商才”锻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体系、六大板块”推动思政教育工作机制创新

近年来，贵州财经学院围绕锻铸“儒魂商才”人才培养目标，以立“富民兴黔”之志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家、爱人民，关注民生、关注贫困与发展”教育为重点，以“艰苦奋斗、勤奋进取”的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营造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环境和氛围，逐步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一个体系、六大板块”的工作体系和培养模式。

这一独具特色的培养模式，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体系，以推进“党员是一面旗帜”活动为载体，推进“精品课教学”活动为抓手，推进“三大论坛”活动为重点，推动“把堡垒建在公寓”活动为示范，推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为基础，推动“大学生关爱工程”为先导。同时，学院还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建立了学生自己的网站“古柏青音”，并以此为平台，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加强同他们的沟通与交流。

“一个体系、六大板块”工作机制运行几年来，受到学院师生的欢迎，收效显著，“三全育人”的格局初步形成，学风、校风明显改善，思想政冶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大增强。近年来，学院党委还先后获得中共中央种织部、贵州省委表彰，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三大论坛”

融儒魂于商才

从2003年起，贵州财经学院先后开设了以“把握文明脉动，培养人文精神”为宗旨的“人文论坛”、以　“整合学术资源，共享学界智慧”为宗旨的“经济论坛”和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的“科技论坛”，并邀请张五常和樊纲等著名经济学家、赵忠贤和欧阳自远等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叔阳和陈建功等著名作家、叶小文和沈国放等一大批知名专家和学者，举办形式多样的高层次论坛活动两百多场。

“这些演讲生动、睿智、深邃，融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科学精神于其中，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进。”财院文化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如是评价。而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2.3％的学生了解并参加过　“三大论坛”，其中98.1％的同学认为“三大论坛”对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有帮助。

经过七年多的探索和实践，财院“三大论坛”已形成“融儒魂于商才，强心智以致远”的核心理念，并成为在省内和国内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校园文化品牌。2005年和2009年，“三大论坛”项目先后获贵州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全省高校优秀校园文化成果一等奖，并被推荐参评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早在建校之初，贵州财经学院就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毕节贫困地区巡回支教，并涌现出四年间背着行囊走遍贵州35个县、乡进行支教的优秀志愿者彭和一大批青年志愿者。他们通过对贫困山村、农民工等的支教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精神品质，书写了“团结、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同时也诠释了“儒魂商才”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