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5 02:40: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梳理学校这几年的改革发展过程，我们有很多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成绩。
学校教师常钦刚刚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我省首次获得此项奖励。学校首届博士毕业生就获得“全国百优”，不仅是河南省第一次，在全国高校中也极少。2011年，学校推荐的10篇学位论文全部被评为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省第一名也在我们学校，这都充分体现出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水平是走在全省前列的。
在本科生教学方面，学校推行的“分流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教学模式改革相配套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学校是全省两家“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单位”之一，学校有3名本科生获得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学校学生主持完成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连续五届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论坛。在第四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决赛中，学校获团体总成绩第二名，成为全国师范大学在三个学科全部获奖的三所学校之一。
河南师范大学理科优势十分明显，近五年，学校先后承担包括国家“863”、“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上千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近百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据美国科技信息所对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近10年被引用情况的分析报道，河南师范大学进入世界前1%，在我国进入前1%的96所高校中居63位。
近年，学校文科发展突飞猛进，学校获得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校园戏剧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学校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排演的歌剧《贾尼·斯基基》曾连续被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选为2009年、2010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歌剧品牌节目。河南师范大学成为目前国内唯一的既荣获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又荣获戏剧最高奖的高校。学校获批为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是我省第一家两个基地在一个单位的高校。
河南师范大学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注重政产学研和协同创新，在有机药物、新能源材料、生物技术、环境保护、小麦生理生态研究等方面，学校转让的高新技术成果创造的价值达数亿元，已成为促进河南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近年，学校与新乡市合作，在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等方面开展研发，取得很大成绩，受到科技部部长万钢、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等领导的高度肯定。
河南师范大学校风淳、教风正、学风浓，学校生源充足，多年来本科招生第一志愿报考上线人数一直是招生计划的2倍左右，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稳定在30%以上。在2012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学校教师水平和教师绩效均位居河南省高校第一。在2006年《新世纪》周刊进行的高校学习氛围满意度评比中，我校位居全国第三。
2011年，学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十二五”期间，学校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各项改革，优化整合办学资源，继续加强学科“山峰建设”，不断提高办学层次和质量；进一步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全面建设国内影响较大的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编：舒 曼
人物名片
金钟汉，朝鲜族。民进吉林省四平市委会文化支部主任、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馆长、研究馆员，四平市政协委员，中国朝鲜族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朝鲜族经济科学技术振兴总会副理事长。30多年来，始终活跃在促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的前沿，2014年国务院第六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被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应该有更多人站出来，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繁荣出一份力，因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发展会给民族团结带来和风细雨似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金钟汉如是说。
作为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馆长，金钟汉告诉我，朝鲜族艺术馆的工作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以人为本，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要与时俱进，以繁荣和发展为中心，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多在促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努力开拓文化馆工作的新局面。文化馆的工作一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服务大局。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用先进的文化给人民以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从而发挥艺术馆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金钟汉说，我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牢牢把握“大众创造、全民参与、人人享受”的宗旨。坚持“三贴近”要求，立足实际，大胆创新，为不同文化需求的社会群体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使群众文化教育、文化学习、文化娱乐、文化信息得到蓬勃发展。真正做到有听、有看、有写、有画、有学、有歌、有舞、有演、有说等“十有”文化娱乐活动。把朝鲜族艺术馆办成人民群众向往与喜爱的场所，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在出席各种社会活动时，他都不忘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30年来，他参与组织各级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000余场次，撰写的《朝鲜族社会文化建设新论》、《浅析朝鲜族艺术馆的文化引领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用先进的文化指导朝鲜族文化发展》、《试论朝鲜族艺术馆如何开展城市社区朝鲜族群众文化活动》、《关于朝鲜族群众文化科学的思考》等多篇论文在国家级、省级杂志上发表，编写《朝鲜族艺术馆工作概论》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著的《艺术・文化・情思》一书于2006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经他挖掘、整理、创作的反映朝鲜族生活的《买糖稀》、《快乐的朝鲜族人》等艺术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的各类比赛中获奖。
金钟汉始终把弘扬和传承朝鲜族民族文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民俗传统艺术，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为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的立馆之本，下大力气加强艺术馆的软、硬件建设，朝鲜族艺术馆每年都组织开展朝鲜族及少数民族各类活动数十次，深入机关、事业、企业、军营、学校辅导各类文艺活动。同时，常年举办少儿舞蹈班、朝鲜族舞蹈班、朝鲜族语言培训班、朝鲜族歌曲班等，迄今参与者5000余人次。金钟汉把每周二、周四下午作为朝鲜族群众免费开放活动日，每次参加唱歌、跳舞、象棋、读书、看报等各式各类活动的朝鲜族群众有50余人，同时由艺术馆为他们编排了舞蹈、合唱等节目，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金钟汉常年负责组织全市朝鲜族春游活动，至今为止已经26届。2014年5月25日，在叶赫举行了盛大的朝鲜族春游大会，500余名朝鲜族群众满怀喜悦心情，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共同表达了爱党爱国的诚挚情感，增进了民族间的友谊。金钟汉不仅组织策划朝鲜族活动，还组织策划了蒙古族和回族的文艺活动。组织策划了“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国慰问团四国首站四平站大型演出。他参加2009年“吉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发展大会”的筹备工作，负责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表演活动。
仅2014年，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就对8个街道、27个小区的朝鲜族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调查研究，联合舞蹈队、唱歌队、健身舞表演队和群众乐团、合唱团等，参加人数达1000多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五一”、“七一”、“八一”、“国庆节”等活动取得了良好效应，提升了四平市朝鲜族艺术馆特色文化活动的吸引力，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新亮点。说起这些，金钟汉眼睛一亮：“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把音响拉到了演出现场，供演唱队使用。大家特别热情，把家里的音响拿出来，为演出队录制新歌，有的把自己的乐器拿出来，有的借来乐器，拿来桌椅板凳，有的自制宣传标语……演出队一天天壮大，演出一次比一次精彩，特色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着，馆员们都有一种欣慰感、一种成就感。通过我们的努力活跃了群众文化活动，增强了群众的身心健康，陶冶了群众的情操，激发了人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金钟汉常说，民族团结需要“润物细无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细微的小事中，酝酿了他浓烈的民族情感;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了他辛勤的汗水。为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他以一名平凡的朝鲜族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做出了许多不平凡的工作。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火右召
【关键词】学术规范;学术创新;认知调查;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一、调查目的与方法
近年来,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屡屡见诸报端,给良好的学术风气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于2009年3月19日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通知指出,高等学校要将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学风建设的专题讨论,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学术自律意识。
倡导学术创新,遵守学术规范,对于提高高校师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至关重要。教育部要求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的教育教学之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从2006年起,在本科生中连续4年开展《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专题教育。为更科学地掌握当代大学对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认知水平,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无记名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研究以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高校大学生对于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现状的认知水平,对如何进行学术规范教育提出对策。调查在专题课程之前进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学生原有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接受调查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三年级全体学生,回收有效问卷105份。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被调查者对学术创新的认识、被调查者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问卷形式采用开放式问题与闭合式问题相结合。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问题之一:大学生对于学术创新的认识。提问与回答情况如下:
(1)你对我国高校的学术创新状况的总体评价是?
认为我国高校的学术创新状况“一般”的为62人,接近被调查者半数。认为“比较好”、“不很好”、“非常差”、“非常好”的人数分别为22人、15人、5人和1人。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我国高校的学术创新状况处于中间水平。
(2)你认为下列行为的学术创新程度如何?
被调查的行为包括8类,即“运用新形式,将旧理论用新词语重新包装”、“发现新论据”、“提出新问题”、“使用新方法”、“使用一些新的玄奥的名词术语”、“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得出传统问题的新结论”。
调查显示,“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被认为是学术创新程度“很大”的选项;而“使用一些新的玄奥的名词术语”和“运用新形式,将旧理论用新词语重新包装”被认为是创新程度“不大”或“很小”;余下的几项的创新程度处于中间水平。这表明,在大学生看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研究传统问题更具创新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比提出新问题更具创新力,而新的形式包装旧理论和玄奥的名词术语则是最不受欢迎的。
(3)下列因素对增强学术创新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的?
被调查的因素包括7种,即“营造自由而宽松的学术环境”、“树立正确的学术创新价值观”、“改善创新工作条件”、“改善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以‘质’为中心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开展学术创新教育”。
调查显示,超过半数以上的大学生认为“营造自由而宽松的学术环境”对增强学术创新的影响最大,紧随其后的因素依次是“以‘质’为中心的学术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学术创新价值观”和“改善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这些因素也不容忽视。而“改善创新工作条件”和“健全创新奖励机制”则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开展学术创新教育”最不受重视。可以看出,相比硬件建设和物质激励,大学生更看重利于学术创新的学术环境、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软件建设。
(4)你觉得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学术创新能力方面做得怎么样?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于高校在培养学生学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满意度不高,认为学校的表现平平。
(5)你认为下列哪个(些)对提高自己的学术创新能力较为有效?
(二)问题之二: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的认识。提问与回答情况如下:
(6)你认为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存在与否?
在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普遍存在”,占到61%的比例。31人认为“存在但不多”,所占比例为30%,认为“不能确定”和“不关心”的人数很少,分别为8人和2人,没有人认为“不存在”。
(7)你认为下列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严重性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
在给出的六项行为中,51人认为“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是最严重的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而“评审意见使用‘原创’、‘首次’、‘国内领先’‘世界水平’、‘填补重大空白’等词语”被46人认为是严重性程度最低的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其它行为按严重性程度从高到底排列依次为“对学术批评者压制或报复”、“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片面追求数量”和“重复发表学术论文”。
可以看到,多数大学生认为违反学术成果规范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而对于违反学术评价规范的行为,大学生则认为不是很严重。另外,违反学术批评规范的行为也被认为比违反引文规范更为严重。同属于违反学术成果规范的行为,“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严重性程度大大超过“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片面追求数量”和“重复发表学术论文”。
(8)你知道什么行为被界定为抄袭和剽窃吗?
被调查者中,93认为人被调查者表示,对于抄袭和剽窃行为的具体界定“知道一些但不很清楚”,占到88%的比例,表示“很清楚知道”和“不知道”的人数很少,分别为7人和5人。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认为“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很严重,但对于什么是抄袭和剽窃行为,却没有清楚的认知。
(9)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你认为文献综述有无必要?
认为文献综述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有些要有,有些不必要”的人为84人,占到80%,19人认为“一定要有,很重要”,比例为18%,另有2人认为“不需要有,不是很重要”,没有人认为文献综述 “有没有都无所谓”。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文献综述是否必要要视写作的具体论文而定,认为文献综述一定要有的人数不多。
(10)你了解学术规范的途径主要是?
从下表可以看出,网络相比学校的课堂教育而言,成为大学生获知学术规范的最主要途径。
(11)你认为有无必要开展学术规范教育?
认为“有必要”开展学术规范教育的人数为90人,占到被调查者的86%,有11人对开展学术规范教育表示出“无所谓”的心态,占到10%,只有4人认为开展学术规范教育“没必要”。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认同开展有关学术规范的教育。
(12)你认为违反学术规范,对下列各项造成的危害程度怎样?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认为违反学术规范“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危害最大,人数为71人,占到68%,而认为“对学术水平的提高”、“对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对学校的社会评价”危害很大的也超过了半数,分别为62人、59人和54人。其它三项按照受危害程度从高到底依次为:“对个人学术素质的提高”、“对学术的崇高形象”、“对学校学科结构的优化”。调查显示,多数大学生认为违反学术规范对学术、科学、学校和个人的危害程度都“很大”或“比较大”。在受危害程度上,普遍认为对学术、科学的发展进步的危害大于对学校和个人的危害。
(13)对下列学术不端行为,你认为它们的严重性程度如何?
调查显示,“对正常学术批评采取报复行为”和“抄袭或剽窃他人学术观点和思想”被大学生认为是违反学术规范行为严重性程度最高的两项,人数分别为71人和69人。其它行为按严重性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涂改或伪造专家鉴定”、“盗用合作者的研究成果,署名不能真实反映学术贡献”、“论文或论著引用他人成果不加注明”、“一稿多投”。
(14)对下列学术不端行为,你认为应如何惩处?
按照被调查者在15题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排序,严重性从高到底依次为:
①对正常学术批评采取报复行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最多,52人;
②抄袭或剽窃他人学术观点和思想:“晋升录用一票否决” 的人最多,32人;
③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暂停科研、取消经费和奖励”的人最多,29人;
④涂改或伪造专家鉴定: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最多,41人;
⑤盗用合作者的研究成果,署名不能真实反映学术贡献:“取消申请科研和奖励资格”的人最多,25人;
⑥论文或论著引用他人成果不加注明:“警告至开除等行政处分”的人最多,32人;
⑦一稿多投:“警告至开除等行政处分”的人最多,28人。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对于违反学术批评规范与评价规范的行为,大学生更认同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处罚,而对于违反学术成果规范和引文规范的行为多认为应该进行行政处分和相应的学术科研处罚。“抄袭或剽窃他人学术观点和思想”被认为是严重性比较大的行为,相应地,被调查者提出对它的处罚实行“晋升录用一票否决”。也就是说,大学生对于违反学术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判断与处罚判断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即行为越严重,处罚也应越重。
(15)下列各项对于加强学术规范的作用,你的看法是?
认为对于加强学术规范作用最大的是“规范和健全学术制度”,人数为56人,所占比例为53%。认为“惩治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和“鼓励学术创新”作用最大的人也很多,分别有55人、50人和50人。“加强道德自律”和“开展学术规范教育”也多被认为作用比较大。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认为以上六项对加强学术规范都有一定作用,但相比而言,学术制度、学术奖惩激励机制和学术风气被认为对于加强学术规范的作用更大一些。
(三)问题之三: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教育的意义认识。提问与回答情况如下:
(16)你认为开展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教育对下列各项的作用和意义如何?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开展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对于“国家人才培养、知识传承、学术研究与文化创新”最有意义,其它依次为“培植学术文明”、“理顺学者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提高高校诚信教育、学术素质教育水平”。可以看出,大学生认为开展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教育对于国家和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个体和学校来说,意义更为重要。
(四)问题之四:大学生对于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关系的认识。提问与回答情况如下:
(17)你认为倡导学术创新与加强学术规范之间是否有矛盾?
认为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之间“不矛盾”的人数为81人,占到所有被调查者的77%,认为“有些矛盾”和“矛盾很小”的人数分别为13人和9人,另有2人认为“矛盾很大”。可见,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之间不存在矛盾。
(五)问题之五:大学生对于新闻学术创新与新闻学术规范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的认知。提问与回答情况如下:
(18)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你认为新闻研究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上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①新闻研究领域狭窄。多数学生认为,新闻研究同质化问题严重,对同一问题低水平重复研究多,批判性研究少。新闻学术创新没有结合业界最新成果,有些学术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真正地与新闻实务挂钩。而对刚出现的新事物、新闻热点、新研究领域则趋之若鹜、浅尝辄止,缺少长期的跟踪和深入的探索。同时,有学生认为,新闻研究的主要问题为总是对已发生的实践情况进行理论总结和描述性研究,而缺乏像麦克卢汉那样自行构建理论体系,指导甚至预测未来的文章。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力量不够,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力量不够,一味引进西方的新闻理论不利于我国自身的新闻研究。
②新闻研究方法单一。有学生指出,新闻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成果没有做到平衡,理论性的东西很多,而关于实证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成果还不够。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与社会接触面很广,必须加强实证调查的方法,做大量有效、科学、可信的社会调查。而凭借学生自己的人力、物力没有做大规模实地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应该有导师申请项目,然后吸引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做。
③学术不端行为有待重视。有些学生认为,新闻研究在学术规范上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引用他人文章不加注明、论文抄袭、一稿多投现象较严重,以致于真正有干劲、有实力的创新主体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应该严厉打击学术造假,加大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此外,有人指出,有些学者太浮躁、太想出成果,不能踏实做研究,因此要加大学风建设。
④新闻教学滞后。一些人认为,新闻教学过于形式化且知识单一,应拓宽学生的学习范围,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这样才利于多学科创新。还有人表示,学生缺乏对已有研究情况的了解和学习,对系统理论的认识尚有不足,所以难以有较新的观点。同时,不少人自己对学术规范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够,学术规范教育有待加强。
此外,完善学术激励和奖惩制度、加强学术期刊的评稿机制的问题也被一些人提及。
(19)你认为加强学术规范、增强学术创新能力,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①学校应该创造健康良好的学术环境。对有突出成果或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很强的导师和学生进行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来激发积极性,并对于学术不端者要进行必要的惩罚;开展学术规范教育的课程和名师讲座,定期举办学术交流研讨,分享学术创新成果好的高等学府同学和老师们的经验;优化对师生的评价制度,重视质量,给老师充裕的时间进行研究,为学生创新提供研究经费和硬件设施;培植创新课题小组,定期组织研究项目,用多种形式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创新。此外,还有同学指出,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高校应该组织联合学术团队,以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框架为核心,集中力量展开攻关研究。
②导师要以身作则,多给予学生指导。学生认为,导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勿急功近利,要有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同时,对学生进行学术规范课程辅导,在论文写作上严格要求学生,多与学生交流讨论,重点培养有学术潜力和学术兴趣的学生。如尽可能多给学生提供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拓宽知识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项目等等。还有学生建议建立导师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如北大新闻学院的网络课程。
③学生应注重理论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加强道德自律。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积极拓宽视野,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整;平时注意观察生活、观察社会、观察身边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研究之前一定要多看相关文献,多读原著经典,多想想为什么,多了解前沿学术;坚持原则,不抄袭;每次写论文时,都要注意,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学习必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增强自己成果的说服力。
④学术期刊要严格把好论文质量关,鼓励创新、平等,多给年前人机会。学术期刊要抓好编辑工作,认真处理来搞,选稿时以创新观点为最重要原则;若有造假、抄袭等行为,一概通报批评并不得再刊登此人作品;多刊载一些学术上最新的消息,求质量而非数量;加强甄别能力,如引进反剽窃系统;包容百家,提供讨论辩论平台;开设学生创新成果发表专栏,鼓励学生创新。
此外,还有学生指出,政府应该营造鼓励学术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制度、资金资源等方面为学术创新提供条件,建立学术创新网,给每位学者建立档案,建立各类学生实践基地等等。
三、思考与建议
(一)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意义重大
学术规范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就是培养学生的学术品格问题。学术品格既包括学术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思想认识和行为特征,也包括学术成果中反映出来的学术质量和道德风格。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是学术品格的两个主要内容:学术创新表现研究者对新思路、新方法、新事物的追求,学术规范展示的是研究者在探索过程中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程序意识。提倡学术创新,不能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有学术规范了,才可能保证学术创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术创新。针对当前大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学术规范问题,2004年6月22日教育部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要求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研究机制。2006年5月10日,《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要求全国高校充分认识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加强自律,维护学者和学术尊严,要求建章立制、加强领导,把学术道德建设落到实处。《意见》第14条要求:“加强学术道德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学术道德教育,明辨是非,对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旗帜鲜明。培养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坚忍不拔、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要将职业道德、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作为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的重要内容。”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进一步强调:“高等学校要将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学风建设的专题讨论,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学术自律意识。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在这里,教育部将学术规范教育从老师范围扩大到全体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将学术规范作为一门课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将其列为全体师生的必修课,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教育管理部门行政长官到每一个教学人员,都应认真学习和落实这一《通知》精神。
教育部在大学生中提倡开展学术规范教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2、有助于理顺学者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正常关系。3、学术规范是高校诚信教育、学术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4、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高等学校特别是名牌大学是国家人才培养、知识传承、学术研究与文化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之一,因此学术规范的教育与训练尤其必要和重要,有利于我国向自主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迈进。[1]
(二)开展学术规范教育的有关建议
1、开设学术规范教育专门课程。调查问卷反映出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缺乏清晰系统的了解,开设专门的课程,由专门老师讲解论文写作中的学术规范要求及如何创新,无疑是提高师生学术道德和学术创新能力的长久之计。教育部于2009年3月19日发出的《通知》中也指出,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可见学术规范教育应坚持长期实行,不仅研究生要学习学术规范,本专科学生也有必要学习。学术规范教育,不仅是一个道德意识、品格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你不告诉同学们如何查找资料,如何引文,如何注释,他们就可能因为技术上的不慎滑入的道德的泥淖。
2、重视和树立导师的道德榜样。导师必须以身作则,远离学术不端行为,才能为学生的学术研究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教育部《通知》提出,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这对完善加强导师的学术道德自律无疑有重大意义。这里不仅是新老师的岗前培训,而且要贯穿教师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不仅是一般教师,中老年老师,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知名教授,都要学习和落实好《通知》的精神;不仅是一般高校,所有的高校包括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名牌大学、重点学科,都要认真抓好学术规范教育,而且要带个好头。
3、完善对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奖惩机制。奖励是社会对人们良好行为或成果的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将这种行为保持和增强,加快人的自我发展、完善,为社会创造更大更好的效益;惩罚则是社会对人们不良或不正确行为的一种否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的行为变异,增强反应强度和内驱力,教戒他人,以规范人们向着信息者确立的目标趋近。它是社会约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2]对待人们的学术研究也该制定科学的奖惩条例和实施举措。当前,高校应对如何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并设立专门机构,对学术不端者予以调查评判。根据教育部《通知》,可以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等行政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可采取暂停、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费、取消其获得的学术奖励和学术荣誉,以及在一定期限内取消其申请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资格等处理措施。查处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强化导师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学生学术造假,导师也要受到批评。
4、营造健康良好的学术环境。教育部《通知》指出,高等学校要通过校内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宣传橱窗等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学术楷模的示范表率作用和学术不端行为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努力营造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违反学术道德为耻的良好氛围。不仅在高校内,全社会都应该形成规范学术研究、鼓励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向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性国家的目标共同努力。这种宣传教育,不仅在高校校园内进行,而且要有序地走向社会,走向学生的家庭和尔后的工作单位。只有全社会都重视并认真对待了,才可能形成一个全面、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有大学教育落到实处,功在长远。
注释:
关键词：综合艺术教育 西部社区 文化建构 郎瑞德艺术教育中心
西部社区艺术文化源远流长，是多民族的聚集地，悠久的历史使西北地区多年来形成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坡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同样的文化，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下其形式是不同的。随着历史滚滚的车轮，各种各样的艺术逐渐滚成一个巨大的雪球，综合艺术教育的发展以成为必然趋势。众所周知，教育本身涵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新论》中，作者李建兴提出社会教育涵盖三种意思：第一，社会教育即教育全体，社会教育化、教育社会化是其理想；第二，社会教育即是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第三，综合上述两种说法，社会教育具有广、狭二意。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教育则为第二种，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
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以提出综合艺术课程理念，在社会教育中，综合艺术教育的开发也势在必行。本文主要论述社会教育领域里的综合艺术教育。
一、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概况
所谓综合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审美教育方式，其目的与艺术专业教育不同，重点在于通过艺术的综合教育实现现代社会的健全甚至理想人格。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则是指除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以外的一切关于综合艺术的教育活动。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影响下，综合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学校教育范畴内，增加了综合艺术课程。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综合艺术教育在社会教育领域里，也逐渐发展起来。综合教育不是讲各种学科拼凑、相加，不是单纯的要学会所有知识，而是要综合的看问题，掌握内核，掌握精神方法，建立世界观，有辨析能力。要力求通过综合艺术课程使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得到平衡的发展。社会教育领域里的综合艺术教育可以有效的辅助学校综合艺术教育。
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通过引进西方艺术教育的方法来弥补传统艺术教育的不足，并且以此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的艺术方式。西方历来重视艺术教育，已经成为西方的文化传统传承的标志。在西方综合艺术教育是一门庞大的学科体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有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类生活的知识。中国目前的综合艺术教育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出不少问题，如除了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之外，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明显不足；学校综合教育针对大多数学生的普遍艺术教育，只在宏观上给学生一定的艺术教育的指导，忽视学生的差异性；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师资有限；综合艺术教育缺乏中国特色等。
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不足。在内容上，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弥补了学校综合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缺乏，较高程度地重视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差异性；在师资力量，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能聘请到更多的具有较高艺术素养和艺术知识的优秀教师；在特色上，社会综合艺术教育通过优秀的师资力量，柔和各具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艺术教育。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是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的代表，该教育中心是一所针对儿童艺术教育机构，它以全球公认的顶级教育理念为依托，借鉴北欧儿童教育模式，融合中西方教育核心元素，以艺术与综合实践教育为核心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心，是一所典型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机构。
二、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特征
艺术教育是改进社会文化的动力，综合艺术教育恰恰将艺术教育进行了升级，不再是单一的音乐课、美术课或是舞蹈课，而是将这三门课程以及科学、人文、地理等学科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是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延伸，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可以有效的为学生今后在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学习中打下其教育内容、目的、模式都具有自己的特征。进阶段，笔者有幸接触到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并参与其教学活动。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社会综合艺术教育具有以下四点特征：多元性、独特审美性、创新性和以学生为主体性。
多元化，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多元化意味着保持更多方面，应用于教育中，我们认为是有益处的。本文中的多元化则指的是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保持更多层面的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美术、舞蹈等，同时要求对学生知识、技能、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培养，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各学科间知识的融合，对学生是进步性的培养，对教师则是挑战性的考验。社会综合艺术教育概念，在国外已有范例，如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德国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提出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提出了“美育”的课程理念。我国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育体系，如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和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念。
本文以西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为例，笔者通过在该综合艺术教育中心的学习与实践，对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教育中心的教师们结合奥尔夫、柯达伊和达尔克罗兹的教学法设计了多种多样的课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回旋曲式课程：以《土耳其进行曲》为例，由教师引导学生体会回旋曲式，引导学生以不同图画代表不同乐句，如用山来代表乐段，用不同树木、花朵代表不同乐段中的不同乐句，以此为元素形成画面，让学生对回旋曲式一目了然，更有利于孩子对回旋曲式的理解，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更简单、更有趣。将音乐与美术结合，此课的授课对象为年仅五、六岁的学前儿童，这正体现了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理念中以少儿的兴趣取向为核心，变传统单一的艺术技能培训为综合艺术的全面培养的教学特色，为学生今后在学校综合艺术教育领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曹理教授的《音乐学科教育学》中提到，“音乐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音乐教育包含于综合艺术教育之中，所以在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音乐教育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设立的特色课程，即艺术亲子园课程，该课程以音乐为基准，充分体现出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审美特征。其理念与国际接轨，为家长们提供了与孩子一起从事艺术家工作的机会，同时为学生主动参与活动提供良好的平台。另外一个课例是“音阶体验”多元活动课，由教师播放乐曲，学生和家长们围成一个圈，手里撑开一个大的彩虹伞道具，然后根据乐曲进行行走动作，并进行音阶演唱，以彩虹伞道具的高低，直观的体现音节的变化。课堂中还让孩子钻到彩虹伞下跟着教师一起学习制作简单的“口杯乐器”，用自制的小乐器跟随音乐体会节奏，同时让家长继续撑着彩虹伞跟随乐曲行走转圈。钻在彩虹伞道具下进行学习，对幼儿来讲使学习过程更具有神秘色彩，可以有效的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教育中心的教师们也是利用这一儿童心理设计了这门艺术亲子课程，不仅增强课堂的愉悦性，同时增强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教育的创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保证。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也具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特征。郎瑞德艺术教育中心的教师们结合三大教育理念（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柯达伊音乐教育理念和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念），通过专业培训与探究，为教学手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更多的选择。在这里要举的例子也是一门节奏训练课程，教师将提前准备好的节奏卡片道具放在地上，在一定律动中让学生念出教师所指的节奏型，并不断进行变换，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随后让学生自由组合节奏型，例如以《青春舞曲》为例，将学生分组，一组唱歌曲，一组拿奥尔夫打击乐器演奏之前学生自由组合出来的节奏型，另一组自由编创舞蹈动作，给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各组合在一起演奏此乐曲。用这样的方式，一节课下来，其教学成果就是一个成型的、并且是由学生们自己创作出的作品。教师们结合国际先进教学法，根据孩子的年龄与心理特点，以孩子的兴趣需求为向导，精心整合装专业课程，使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也全方面的培养了孩子的综合素养。
在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还设置了其他的专业课程，不仅仅有音乐表演综合课程，还有舞蹈艺术教育，结合国际领先的教学法，在舞蹈基本形体训练与技能技巧训练的基础上，将多舞种阶段性融会贯通，研创出融趣味、专业、全面为一体的综合教学体系；通过幼儿对舞蹈艺术的全面认识和完美体现而激发其对舞蹈艺术的热爱。还有视觉艺术教育，根据少儿认知规律，同样结合国际领先教学法，运用多种美术教学方法和艺术体现形式，将艺术技能、观念、主题充分结合，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综合艺术课程；让孩子随时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激情中。此外还有表演艺术教育课程，结合奥尔夫、柯达伊等教学法，将专业知识与孩子兴趣紧密结合；以主题、游戏的形式进行授课，让孩子在轻松愉快中展示自我、塑造性格、造就表演天赋。
“任何教育都要依据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和特点来进行，只有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因此，确定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内容时，一定要考虑儿童自身的心理特点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要做到以学生为学习主体，适应不同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与需要，则要做到“因材施教”，以培养学生个体的能力为目标。朗瑞德综合艺术教育中心根据此特征，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
1.5岁至3岁的艺术亲自园课程；3岁至6岁的孩子，设置奥尔夫音乐课程；4岁至12岁的孩子，设置了come and play课程，这是朗瑞德少儿教育的一门特色课程，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生态化空间，将人格建立、智力开发、艺术理论与实践操作等元素相结合，以各种活动为载体，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成为主导者，强调参与性、创造性、自主性、协作性。课程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科学探索、科普知识、物理现象等；对于4至12岁的孩子，同时还设置了多维艺术之旅课程以及专业艺术课程等。朗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根据孩子的年龄与心理特点进行教学。根据婴幼儿、儿童、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养大纲精神以及生理发育特点，根据奥尔夫原本性音乐教育的原理艺术教学理论，通过亲子艺术课程，帮助孩子发展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五大能力，激发孩子的多元智能。使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也全方面的培养了孩子的综合素养。正体现出综合艺术教育具有以学生为主体的特征，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们都只是一个辅助者，引导学生，打破传统的被动学习，死记硬背知识的状况，让孩子们在教室的引导下主动的去探索所要学习的知识，而不是一味的充当被灌输者。
三、实施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意义及影响
文章开头部分分析了社会综合艺术教育的概念，即除学校综合艺术教育以外的一切关于综合艺术的教育活动。这就大大提高了对社会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要求，首先进行综合艺术教育，教师自身要具有各学科方面的知识储备；其次，教师要有能力将各学科知识融汇到课堂教学中，这对提高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能力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笔者从朗瑞德教育中心看到了以音乐为基础的综合艺术教育的实施，有别于绘画、舞蹈等综合艺术教育，它从音乐的角度来扩展审美，通过这种教育活动，有利于学生思维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学生概括能力的加强，更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增强。
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综合艺术教育的延伸，打破了条块形式教育的规则，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更有趣的课堂，只有这样的综合教育才能为学生建造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社会综合艺术教育课程具有情感性、创造性、愉悦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社会综合艺术课程的教育价值，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恢复、拓展、发掘学生的感知力；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同时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1、综合艺术教育：是指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审美教育方式，其目的与艺术专业教育不同，重点在于通过艺术的综合教育实现现代社会的健全甚至理想人格。
2、西部社区：本文所提到的西部社区是以西安为中心的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基础的群众基础机构。它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的居民群体范围内的居民，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与居民群众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基层组织。为西部人民生活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资源。
3、文化建构：在社会范围内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活动。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4、瑞德艺术教育中心：是一所大型高品质儿童艺术教育机构。致力于3-12岁少儿综合艺术教育，以全球公认的顶级教育理念为依托，借鉴北欧儿童教育模式，融合中西方教育核心元素，以艺术与综合实践教育为核心，以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教育家为核心教育团队的社会综合艺术教育中心。
参考文献
1、《行进中的综合艺术课程改革》孟雅莉，西安社会科学，第27卷第5期
2、《透析基础综合艺术教育的本质规律》沈南强，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10期
3、《现代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郑莉，中国文联出版社
4、《西北地区学校艺术教育调查报告》高天康、王启民，西北地区学校艺术教育调查组
5、《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人民音乐出版社
6、《综合艺术教育的意义》黄宇明，《艺术教育》
7、《建构主义教育研究》高文、徐斌艳、吴刚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8、《幼儿教育综合性的实践研究》，高华，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民族文化传统；现代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4年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也不能放任自流，关键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这些新论断为做好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今年1月，全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上俞正声再次指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
兰州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处于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汇地区，“屏障中原、联络西域、襟带万里”，是丝绸之路重镇。千百年来，各民族在黄河两岸交往、斗争、吸纳，有的融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中，有的分化或再生成新民族，本土文化独特而丰富。至2011年，兰州市可识别的少数民族达55个，有15.9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23.29万人的4.41%。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城市，既有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兰州人民创造的黄河文化，也有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兰州创造的穆斯林文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也使得民族传统文化随之变化。
据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到2020年兰州市域总人口为500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275万人，计划形成“双城五带多点”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在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前提下，要完善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生态，协调城乡发展，力争把兰州建设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在兰州地区，城市化大潮背景下，回族作为主要的少数民族，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在现代化发展中受到冲击和影响，许多群体告别传统文化空间来到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传统：回族文化观念概述
回族是元末明初由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的穆斯林迁移到中国后，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融合而成的新民族，明初回族入居兰州，建绣河沿清真寺，“围寺而居”，据清乾年间刘一明《重修兰城西关礼拜寺募疏序》中说：“金城西关礼拜寺，不知创建于何时。重修于康熙初年，至今百年有余。”解放前，兰州世居回民两万多，“小集中、大分散”的聚居在现今市区互助巷、绣河沿金城关等处，以经营小吃为生，对繁荣兰州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之所系、脉之所维。回族不仅承载着中华文化，而且传承着祖祖辈辈信仰的伊斯兰文化，在继承中与时俱进。张岱年曾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领会，对广大人民具有熏陶作用。二是具有激励进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这两方面的表现，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回族经过八百多年的发展，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共同熏陶下，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公平及生态文明等观念。
（一）观
回族是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其形成前伊斯兰教就已传入中国，宗教理念渗透于行为准则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其精神和物质文化。回族价值观中的“前定论”和“后世论”说人的命运早已被真主所定，但可通过对真主的遵信，努力行善，改变后世的命运，归属真主。他们重视现实生活，追求现实幸福，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建清真寺，由阿訇主持宗教活动，禁食猪肉、自死物、血液、禁饮酒，婚礼中的念“尼卡哈”仪式以及人生礼仪中的割礼习俗等，都是伊斯兰教在回族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二）商业公平观
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与其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古兰经》多次提到“外出奋斗者”在“大地上寻找财富”，“寻求真主的恩惠”。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秉承秩序、公平、人道的传统伊斯兰教经济思想，有着良好的商业信誉，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经营方式，把商业行为置于神圣的信仰之上。唐代，回族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珠宝、香料等交易，明朝后转向粮食、食盐、布匹，现今活跃于清真牛羊屠宰、毛皮、饮食等行业。伊斯兰教对商业的推崇形成了回族的商业观，它将商业约束在一定尺度与范围内，注重公正、诚信。
（三）生态文明观
回族深受伊斯兰教影响，认为天地万物和谐共生，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者，主张合理开发大自然，从中获得物质和能量来满足自身要求的同时，不滥用自然，提倡“两世兼顾”，建筑色彩倾向于单纯自然的绿色。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入渭，其中，多磬石、青碧。”回族禁吃自死物、血液、猪肉，而是吃鸡、鸭、鹅、牛、羊等处于食物链的较低端动物，这对保护稀有动物、维持生态平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回族人用土葬，不用棺椁，也不用火葬，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这都是回族传统生态文明观的体现。
二、变迁：兰州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的现代化路程
回族人口众多，分布别具特色，历史上就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回族人口1058.6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79%，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3%，是继壮族之后排第二的少数民族。他们传统以务农、经商和小手工业为主，现已介入到各行各业，其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有一定差别。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增加了城市人口，居住格局逐渐扩大，民族文化更加多元。兰州回族主要分布在城关区和七里河区，以酒泉路、靖远路等为放射状结构，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以及“围寺而居”的格局。
兰州作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黄河上游的大型现代化城市，自十一五以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商品贸易、能源输出为主体的行业体系，城市化发展模式独具特点。根据《兰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5）》，兰州从实际出发，发展特色产业，以四大核心城区（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和安宁区）为核心点，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努力打造空间布局合理、要素配置集约、城市功能发达的创新之城。但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合理开发、因地制宜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强大推力，盲目冒进、过度开发、圈地、盖楼、造城、“GDP至上”也会自酿苦果，危害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协调发展的过程，要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切勿出现城市化率不正常地大幅度提高和两极分化现象。2013年《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环所联合公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考》，对28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大主要方面进行调查，将这些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做了排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城镇化变迁给回族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发展提出了挑战，在以汉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氛围及新社会环境下，是迎合、退却还是吸纳、进取，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其既要保守自己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又要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既要大量引进先进文化，也必须传播扩大自身民族文化。
三、整合与重构：展望城市民族工作新态势
主席指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少数民族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但要努力克服“三个不适应”，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把工作着力点放在社区建设上，做好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
（一）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
2015年12月20日，主席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城市工作的指导原则，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跟风随流”现象严重，很多地区热衷于“圈地造城”，盲目扩张，大拆大建，不仅违背了本地实际，也不利于区域特色的发展。《兰州都市文化产业区规划纲要》提出，要着力建设“一城一都”，把兰州打造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名城、中国黄河文化旅游之都，实现与中亚地区直至欧洲各国“政策、道路、贸易、货币、民心”的五通。兰州回族文化多元性、复合性的特点显著，只有认识到回族心理和行为方式，准确把握民族特点，尊重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规划先行，才能更好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有效开展民族工作。因此，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工作与就业情况，提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强化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力，关注“失地农民”群体，完善就业帮扶机制，促进少数民族群众与城市的双相适应。
（二）紧跟时代步伐，探索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及a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11年城镇化首次突破50%，2015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56.1%，预计“十三五”末将突破60%，其中7.5亿的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2.5亿为进城务工人员，我国正从“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大城市病”、“城中村”、“城市贫民”等问题突出。
十首次提出新型城市化概念，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权威性，促进“多规合一”，谋划城市“成长坐标”。《兰州市城市文化功能布局规划（2014-2020）》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依托，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总体布局为统领，充分发挥兰州区域中心优势和辐射带动效应，“一核、一极、两轴、多点”，挖掘文化资源潜力，体现都市文化新趋势、新特征，提升文化整合能力和创新发展水平。
（三）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13年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指出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在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一个在经济合作区域，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形成“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这条经济带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两边高，中间低”现象突出。兰州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段，其发展不容忽视。
党和政府把握大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东部沿海力量扶持西部发展，兰州城市化要保持优良发展方向，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西部地区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势必与兰州回族居民的传统思维模式、民族文化相碰撞，产生不可避免的新问题、新矛盾。流动人口逐年增加，也会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必须创造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文化，把握好城市化进程中回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和趋势，提高回族居民对城市化的应对能力，以此来稳固社会、繁荣国家、团结民族。
兰州是西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不断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兰州城市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深入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城市民族工作。而城市化作为一项持续长久的社会工程，民族工作的推行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要全面认真落实党和政府的战略部署，树立以人文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依照“五个统筹”使经济与人类、生态以及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将民族资源优势同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全面落实民族工作，使少数民族适应现代化发展，提升其应对社会转型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回族人民也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勇于变革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不适应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出既具有回族特色又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文化体系，以此来推动回族聚居区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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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飞，女，山东淄博人，作者单位为西北民族大学。
王成荣，管理学博士、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高级管理顾问、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及流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大、清华、人大、浙大等高校客座教授，同仁堂、全聚德、长江三峡、西单商场等多家大公司顾问或独立董事。出版《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学》、《中国名牌论》、《品牌价值论》、《流通现代化新论》等著作20余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老字号的历史传承与品牌创新》等学术论文80余篇。
主讲人：王成荣
品牌价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企业特殊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市场和社会的认可。品牌价值是两者相互推动、相互契合的结果。
毋庸置疑，品牌是企业的重要资产。1990年，Dorden以公司商标为抵押，向花旗银行贷款4.8亿美元。可口可乐前总裁罗伯特・伍德罗夫说过“就算可口可乐的全部工厂在一夜之间烧毁，它也能在第二天重现辉煌”。因为它有“7X”秘方，更重要的是它有为世人所信赖的商标。
对于品牌价值的来源，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品牌价值源于品牌的资产价值(Brand Equity)或财务价值(Financial Value)，即给企业带来超出无品牌产品销售的溢价收益，它的变化将直接增加或减少公司的货币价值，这一价值最终无疑是由生产者的特殊劳动创造的。但也有人认为，品牌价值主要源于市场，即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信赖与忠诚。
笔者认为，品牌价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企业特殊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市场和社会的认可。品牌价值是两者相互推动、相互契合的结果。
品牌中的“级差地租”
在当今买方市场条件下，社会产品总量供过于求，品牌满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功能需求，更主要的是满足消费者的情感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不能够用工业化大生产简单复制的，它需要生产者投入大量的特殊智力，甚至还与品牌的历史、创始人、区域等有关，由于塑造品牌资源的相对或绝对稀缺性，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生产者各自的独立经济利益，其形成的品牌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能力肯定有优劣之分。
品牌与非品牌存在着较大的价值差异，给不同的生产者带来不同的利润。生产一般产品的生产者获得较低利润，生产品牌产品的生产者就会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亦即优质品牌产品能获得比一般产品更多的利润，即品牌的“级差地租”(借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级差地租的概念)。
品牌与非品牌的形成可能与资源优势、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等“自然因素”有关，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地取决于产品生产者对产品品牌的连续追加投资。可以说，品牌价值更多包含着生产者的高质量劳动和高智力投入所形成的特殊价值。
品牌价值的来源
品牌价值既与生产者的特殊劳动投入(指高质量的、创造性的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有关，也与市场上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有关。因此，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之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度。如果生产者有较高的特殊劳动投入，比如有独具匠心的设计，使用了稀缺的资源或者特有的技术工艺等，但如果没有效用，缺乏符合消费者心意的属性，得不到消费者认可，投入再多也没有多大价值；相反，如果生产者能够依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其产品就有效用，就能得到认可。因此，生产者的特殊劳动投入与市场认可度的契合度越高，品牌价值越大；契合度越低，品牌价值越小。
从系统的角度看，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包含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要素和市场认可要素(见图1)。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要素包括资源稀缺性、技术及工艺、品质保证、文化特征开发、形象及广告、顾客服务管理等；市场认可要素包括消费者的专属与独享感、功能利益、安全与耐用性、审美与个性、信赖感、亲切感等。
从图1可以看出，品牌价值高低不是生产者一厢情愿的事，它取决于特殊劳动投入，但投入的方向、数量和质量必须符合市场需要，即生产者所付出的成本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功能利益、安全与耐用性、审美与个性、专属与独享感、信赖感、亲切感等需要才是有效的，品牌价值才能实现。
实际上，品牌价值同一般的商品的价值从生成到实现的过程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品牌价值中包含了更多的或者说比例更大的生产者的复杂劳动，即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崇高追求、爱的情感、独特的美学观点、高超的技术，通过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倾注到独到的创意设计、先进的生产工艺、新颖的文化构思、美好的传说故事、鲜亮的形象推广、细心的服务过程之中，同时注重开发或巧借本地本民族的文化资源，附着在产品名称、外观及商标上，赋予产品特有的文化价值，因而使得品牌价值中更多了一些神秘的色彩，消费者的感受对其价值的影响更大一些。如一项产品创意设计，如果不被消费者认可，可能一文不值；而一旦被消费者认可并青睐，可能市场无限、价值连城。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因为具有质量的优势，或者仅仅因为品牌的符号蕴涵了更多的文化因素，品牌产品就更受消费者的青睐，就更有价值。消费者对品牌价值的估价，或者说品牌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感受，有时大大超出生产者所料。
拉里・珀西(Larry Precy)曾经做过一个啤酒试验，结果表明，当顾客不知道所品尝的啤酒的品牌时，他们很少能找出不同点；反过来，当顾客知道所品尝的啤酒的品牌时，他们的感觉是非常有偏袒性的。说明品牌的价值与顾客对品牌的文化与感情认同密切相关。
Inteilicluest营销调研公司对顾客购买商用电脑的调查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对IBM、康柏、惠普、戴尔、苹果、AST等几个电脑品牌的调查中，要求顾客回答“相对于没有品牌的组装机，你愿意为品牌机额外多付多少钱”的问题，结果IBM溢价最高。这说明顾客是可以单独为质量相同产品的品牌付款的。
品牌价值的社会化
研究到这里我们发现，这里所谈到的“市场认可”还主要局限于目标市场的具体顾客，他们对品牌的认可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相契合，固然形成品牌价值的主体，但是，品牌是社会化的，品牌的价值也与社会对它的评价有关，或者说，品牌也有其相对独立的社会价值，这部分价值也必须包含在品牌的总体价值之中。
品牌的社会价值不仅表现在品牌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进而带来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而且它还表现在对社
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首先，优秀品牌能够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国药旗帜同仁堂，历经339年锤炼铸造出的这块金字招牌，它不仅有配方独特、药到病除的市场价值，背后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烙印，它直接运用并发展着中国传统医药理论，传承中国人诚与信、仁与义的优秀传统，这种社会价值不可低估。其次，品牌生产者往往以自己的善行(如保护环境、支持公益、传播新的生活主张)奉献社会，影响着社会风气，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实践证明，著名品牌贡献给人们的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明的影响，比一般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再次，品牌生产者在创造、完善、提升品牌的同时往往创造出新的价值观念，并把它附加在品牌上，从而使品牌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和一种象征。品牌的这种社会价值伴随着品牌的销售、使用和大众传播等传导给社会，引导时尚，创造新的消费潮流，带动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社会文化的进步。IBM有一句形象的广告语“无论一小步还是一大步，总是带动世界的脚步”，不光体现了它对科技的带动作用，也体现对文化的带动作用，正是有这些众多IT品牌在世界上的推广使用，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工作方式的重大变革，把人们的生活方式引向一个全新的境界。
由此看来，对品牌价值的评价，尤其是社会评价，不能忽略品牌的社会贡献。当然，这种贡献的价值也是劳动者主观投入与社会客观认可的结果。
品牌价值的变动
品牌价值是一个动态概念。尽管我们在评估一个品牌的价值时，是取其某个时点的数据和资料，品牌资产交易和品牌价值都有一个确切的数值，但这是相对的。品牌价值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有些在升值，有些在贬值。有些新人市的品牌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身价倍增或者声誉扫地，即使有些相当稳定的国际品牌，其价值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以《商业周刊》的世界最有价值品牌前十名来看，一年时间也出现价值波动(见表1)。
品牌价值的变动，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即品牌自身因素、竞争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品牌价值变动三角模型(图2)。
在图2的模型中，三角中任何一角的变化都会导致品牌价值的变动，而且三者之间是互动关系，品牌价值是在三者互动中变化的。比如，某品牌自身因素变化，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马上引起市场反应，造成需求下降、顾客忠诚度降低，因而给竞争者提供机会，造成本品牌价值下降。最终又迫使自身研究市场，研究竞争者，通过提升质量，强化广告宣传等手段遏制品牌价值下降的趋势，挽回信誉损失。又如，某品牌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了新的产品，受到顾客青睐，大大胜出竞争者的同类产品，给竞争者造成被动，同时使自身品牌价值得以提升。因市场需求和竞争引起的变化对品牌价值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是同理。
对影响品牌价值的三类因素中的具体因素作以下归纳(见表2)。
从表2中影响品牌价值变动的三类因素来看，自身因素是支撑品牌价值的资源基础，市场因素影响的是品牌价值构成中的市场认可度，竞争因素影响的是品牌价值的相对优势。这三类因素中的各组成部分，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可以分为正、负和中立三种力量：自身因素属于正面力量因素，其各方面投入的加强，会对品牌价值起到提升作用；市场因素类则属于中立性力量，如果企业能够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则其可以转变为正方向力量，反之则会使品牌价值下降；竞争因素则是负面的，竞争环境的加强必然会分散品牌的需求，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关注，迫使品牌加大投入，并因此降低了品牌的收益率，因此企业应该尽量进入竞争较为缓和的市场，或者打造竞争壁垒，保护自身的品牌价值。对于企业而言，首先需要掌握各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强化正面因素，控制中立因素、弱化负面因素，打造品牌的良性发展环境。
关键词：军队；继续教育；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继续教育作为一种非学历成人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教育形态，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一次性”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军革的要求，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继续教育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越来越受重视，教育的终身性逐渐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军队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全球性科技革命迅猛展开，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在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军革，知识己成为军队战斗力的主导因素。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双重使命，就必须造就一大批视野宽阔、思想过硬和能够灵活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的新型军事人才。这是一个十分艰巨和紧迫的历史性任务，对军队开展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军队开展继续教育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一）继续教育是新军革的客观要求
军队作为科学技术应用最为先进、最为广泛的用户之一，正在由“体能型”向“技能型”由“机械型”向“智能型”转变，仅仅依靠传统的一次性教育，已无法满足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要求，必须依靠继续教育来实现知识的更新。继续教育是一种适应时代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教育形式，是新军革的必然产物，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装备和作战模式发展的必然需求
部队新装备的大量武器和作战训练理论的加速更新，要求未来战争中的指挥官既要熟知兵法，精通韬略，又要掌握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具备多方面、多层次知识，尤其是军事理论、战史、外军、专业技术及天文、地理、高新技术等知识。为此，军队在职干部必须不断充实和积累知识，调整知识结构，加深对新装备、新武器、新作战模式的了解，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这些都必须依靠继续教育来完成。
（三）提高军事人才素养的重要途径
高技术战争对军事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等教育不再是接受教育的终点，而将成为终身学习的起点，已在世界各国军队人才培养方面达成共识。目前，我军干部队伍的现代化素质与未来战争的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某些领域干部的学历还不平衡，知识更新慢，学科前沿知识缺乏，对新装备了解不够，组织、指挥、管理能力不强。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不断加大军队干部的继续教育力度，培养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才能适应新军革的需求，实现军队的跨越式发展。
二、当前军队继续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军队开展继续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周期长。新颁发的训练任务规划赋予了军队院校开展干部继续教育的职能，明确了院校承担继续教育的任务，使军队在职干部的继续教育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军队在职干部高、新、尖知识的学习和改善。实践表明，开展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军队的继续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足，观念不强
部分送学单位思想上对在职干部接受继续教育不够重视，对继续教育在军队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思想上重学历教育，轻继续教育，重视高学历，忽略知识再更新。尽管在职干部的逐级培训、轮训均列入了年度训练任务规划，但在实际执行和取得的效果上却往往差强人意；部分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同志，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对军队继续教育特点和规律缺乏研究，未能充分认识继续教育作为完成学历教育后进行知识再更新、拓展和提高的追加性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区别，认识上的欠缺造成承担责任不够明确，进而导致军队开展继续教育效果不佳；部分在职干部本身，“一次教育终身享用”的思想仍然存在，造成他们学习动机不足，兴趣不高。
（二）培训模式单调，特色不足
我军开展继续教育起步较晚，培训形式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单一，培训模式以传统的在校学习为主，干部缺乏到部队、到地方、到大单位、到总部机关、到各研究机构等相关岗位学习的机会。培训模式的单调导致培训层次不够明显，不同专业知识、年龄结构、岗位性质、工作职务的受训人员培训内容大同小异，岗位细化不够、实践性不强，面广欠缺，缺乏特色；最后以在院校学习为主的继续教育基本上只解决了在职干部的个人学历问题，而缺乏实践过程对新型武器、新装备、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和关联领域学科前沿知识的深造。
（三）教学形式单一，效率不高
承担继续教育任务的单位和教员仍然沿袭“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形式，由于接受继续教育的学员基本上都是部队的在职干部，日常工作繁重，给学习带来很大不便。同时，传统的面授式理论教学难免“任书唯贤”，“照本宣科”之嫌疑，知识更新快，使干部学员基本很难接触到真正前沿、尖端的军事知识，尤其是外军先进的作战设备、作战方法、作战思想，很难适应信息化作战需求。传统的教学形式，学员接收知识滞后于部队实际发展，单纯的知识传授，也很难培养学员的创造性学习和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职干部仅靠传统教学形式接受继续教育的方法，受到了严峻挑战。
三、军队继续教育工作模式的创新
当前，军校继续教育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军队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军校培养大批新型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从总部、军区到学院和部队领导对继续教育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军队院校正加紧贯彻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指示精神，新一轮教育改革已全面展开，为继续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作为院校继续教育的专门机构，必须牢牢抓住机遇，以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积极稳妥地推进继续教育的深化发展，逐步完善继续教育体系，确保在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所作为。
（一）教育观念要有新突破
积极更新观念，把继续教育纳入军队全面建设的战略层面来思考，努力改变送学单位、在职教员、干部学员对继续教育在思想上的认识，不断提高继续教育水平，发挥其在新军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确立超前现念。继续教育与学历教育相比较，在教育体系中属于高层次部分，教育的着眼点在于为军队干部进行知识更新，因此必须加强军校继续教育的前瞻性，做到与部队武器装备的更新相适应、与人才培养规律相适应、与军队未来发展相适应。在知识学习上，要由以复制性知识学习为主的“传承型”教育转变到以追踪高新技术和军事学术领域前沿知识为主的“创造性”教育上来设计教学，造就适应时代与科学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确立开放现念。继续教育目的的明确性、组织的灵活性、教学的高效性决定了继续教育必须树立开放观念。首先，加强军队院校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实行区域联合办学，加强院校与部队的交流联系，实现教学力量优势互补。其次，加大面向社会的开放教育力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尽快建立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专职教员队伍，加强对军队继续教育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研究，促进军队继续教育发展。
确立应用观念。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尽快改变在职干部“一次教育终身享用”的思想，将其培训与岗位工作、绩效、晋升相挂钩，确立应用观念，提高在职干部认知力和职业实践能力。为此，要以优化培养学员职业实践能力为主线设计教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优化结合。抓好学科专业基本理论、突出应用教学、突出学科前沿性知识、突出学员的创新思维培养。
（二）培训模式要有新变革
形式多样，突出特色，是我军开展继续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要转变把继续教育当成函授教育、成人教育、单纯创收教育的观念，克服重学历、轻继续教育的思想，从当前军事教育实际出发，军校继续教育培训模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
首先，继续发展函授教育。函授教育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教学形式，具有直接性、即时性等特点。实践证明，函授教育在过去提高军队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形势下函授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军队要继续克服当前函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函授教育体系，为函授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加大现职干部进修比例。改变传统的在院校培训模式，加大军队在职干部到基层、到总部、到大单位机关、到各研究机构等相关岗位学习的机会。根据岗位、年龄、经历的不同，科学设置培训内容，达到真正学有所用，适应部队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不断加大实践力度，尽可能在轮训中为在职干部创造参加大型演习的机会，参加新装备研制过程中试验、调试、技术评审等机会，使在职干部能真正适应现代化高科技战争需求。
最后，还可通过扩大对研究生的教育规模，摸索依托地方高等教育培训军队现职干部的路子，完善干部的在职学习制度，甚至创造机会，扩大与外军的交流、合作等等，拓展继续教育途径，提高继续教育层次和水平，促进继续教育的有效增值。
（三）教学形式要有新发展
军队以往开展继续教育，无论是函授教育，还是短期集训或进修，由于接受继续教育的学员都是军队在职干部，受时空限制，教学活动在人员、内容、时间、效果各方面都很难落实。要改变继续教育效率不高的弊病，根本办法在于改变单一的教学形式，实现传统教育向信息化教育的跨越。
首先，丰富远程教育教学模式。远程教育教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以及节约资源、优势共享等优点，在继续教育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它可以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课程的自学、自测、自评，大幅度提高教学的效果。它不再拘泥“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的教育模式，可以使官兵在新装备训练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它可以跟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及时将当今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教学。它所具有的高效性、开放性、实用性、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继续教育教学形式的不足。
其次，积极探索网络教学模式。网络教学是继续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是大规模教育下最具优势的教学模式，它使接受继续教育的学员，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员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教育，满足继续教育学员“终身学习”的思想。它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投入，节约办学经费，使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员可以及时进行沟通和联系，提高学习效率，增强继续教育现代化水平。
最后，可利用网上会议系统，组织各种研究、教学观摩以及论文答辩等活动，也可通过开展网上训练，开展电视教学，利用互动式计算机、录像光盘系统以及多媒体课件等，满足现代化军事人才培养的多样性需求，促进继续教育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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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版产业 实物外贸 经济增长效应 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1-0011-06
Study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Visible Trade in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Wang Fei
（Sias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1150）
[Abstract] Based on VAR，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visible trade in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its inertia have advanced th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separated from economic growth and it is more sensitive to its own random disturbance.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role of market economy into full play in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namely， in order to actualiz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measures includ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fessionals development， strategic upgrad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re all imperative.
[Key words] Publishing industry Visible trad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VAR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能够普遍认同和传承的意识形态，其本身虽然属于精神范畴，但却能够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与引导作用，特别是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极大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重要源泉的文化逐渐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相比，“文化软实力”则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的国际竞争力。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额从60.9亿美元增加至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2%，文化服务贸易额则从10.5亿美元增加至95.6亿美元，年均增长24.7%[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认为1995年以后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一起成为世界文化贸易大国。在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同时，新闻出版产业已经成为当前这场文化产业崛起的主力军，出版物实物外贸额较历史水平有显著提升，但长期以来，新闻出版产业的外贸逆差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的顽疾，因此，研究出版产业实物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是一个同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
1 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关于出版产业国际化问题的讨论主要包含于文化贸易或集中于版权贸易的研究当中。当然，也有少量文献专门探究了出版产业的实物贸易问题。
在文化贸易方面，诺德内斯格和瓦利斯（Nordne-srtneg & Varis，1974）[2]、卡茨和韦德尔（Katz & Wedell，1977）[3]、赫曼（Hermna，1990）[4]、迈哈迪（Mhaamdi，1992）[5]、西乌奈和麦奎尔（Siune & McQuail，1992）[6]等认为文化贸易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侵略，小国有可能在文化自由贸易中丧失国家文化独立权。高夫和詹金斯（Goff & Jenkins，2003，2006）[7]、爱帕德（Iapadre，2004）[8]、多伊尔（Doyle，2002）[9]、帕潘芮（Papandrea，2004）[10]等则从国家福利的角度说明了实施文化贸易保护的重要性。亚当斯和格德巴德（Adams & Goldbard，1986）[11]、阿克巴和坎特伯里（Akbar & Canterberry，2005）[12]、考恩（Cowen，2002）[13]、穆克吉（Mukherjee，2004）[14]等认为没有政府干预的文化贸易自由化不仅能够给发达国家带来积极的效应，也会增强欠发达国家的文化独立性，进而保持世界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季羡林（2001）[15]、白玲和吕东峰（2001）[16]分别从文化交流理论和文化互补理论说明了文化贸易产生的动因。李怀亮（2004）[17]基于偏好相似理论从水平贸易视角解释了文化贸易多集中于少数国家这一现象，并认为规模经济是美国文化产业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文化折扣导致了中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古谷（Furuya，2005）[18]认为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接近是影响媒介和文化产品全球贸易的主要原因。邱继洲（2005）[19]认为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的绝对优势使得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技术差距，并进而在垂直贸易中成为文化贸易的净出口国。张海涛等（2007）[20]认为中国文化贸易存在发展明显滞后、占世界文化贸易份额较小、内部结构不合理、缺少品牌产品四大问题，并提出应当从创新、市场化和政策方面推动中国文化贸易的发展。龚晓莺（2008）[21]基于异质性文化产品和需求收入弹性差异角度解释了文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特征。王晓芳（2012）[22]认为关于国际文化贸易的文献研究多集中在定性的理论层面的探讨，属于规范分析，缺乏定量的实证层面的验证[6]。
在版权贸易方面，姬沈育（2004）[26]、董锦瑞（2005）[24]、罗家如（2005）[25]、刘芳（2005）[26]等探讨了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对策，并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才能扭转逆差形势。徐建华（2005）[27]对版权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版权贸易发展的动因、经济效应及机制，并对版权贸易的引进和输出程序进行了系统分析。姚德权和赵洁（2007）[28]认为中国现有版权贸易的研究尚不充分，对版权贸易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比较少，无论从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和研究成果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相比法律、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都处于薄弱状态。苏振华（2008）[29]认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版权贸易的发展，如美国平均每年通过版权贸易要赚取5000多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5%，而版权贸易是版权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柱。王雪野（2009）[30]对比研究了北美地区、欧洲主要国家澳大利亚等市场的图书贸易。郑楠（2009）[31]从法律角度分析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提出伴随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保护的过度加强，会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戴阿明（2010）[32]认为在打击盗版方面很难形成长效机制。苏娟（2010）[33]认为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严重、西方强势文化渗透、世界贸易组织争端此起彼落均构成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因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竞争力提升、人才战略等措施积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在出版产业实物贸易方面，王曦和张婷（2007）[34]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中国外贸总量、人均GDP、图书进出口价格以及加入WTO情况五个变量对图书进出口总量的影响，发现：外贸总量和人均GDP对图书进出口总量具有正向影响，而入市对图书进出口总量呈现负向影响，中国国内的图书消费者相对外国消费者对图书价格更加敏感。梁佳丽（2009）[35]研究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市场集中度与出口贸易关系，认为二者存在正相关，且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短期关系则不明显。洪涓和刘柳（2010）[36]采用出版业文化产品1996―2008年的贸易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贸易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分布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出版业文化产品的产品结构较为互补，且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市场集中度高。曲如晓和韩丽丽（2010）[37]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及中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在1992年―2008年间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规模、居民购买力、国土面积、科技应用水平以及与中国的文化距离等因素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有正向影响;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及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与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成负相关;与中国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会进口更多的中国文化商品;中国的经济规模、居民购买力以及是否与贸易伙伴加入同一贸易自由区等因素则对本国文化商品出口的影响不大。付海燕和薛国珍（2011）[38]利用马尔可夫模型预测中国图书进出口结构的演化，并认为进出口图书的巨大价格差异是引起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杨悦和商建辉（2012）[39]基于恒鼎市场份额模型研究了中国出版业进口波动的原因，发现：竞争力因素对进口逆差的影响程度最重要，市场规模影响起着次要作用，商品结构效应为负，但比重较低。
综观上述文献，学者们大都是通过定性的或者统计的方法对出版产业相关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为数不多的定量化文献中，其研究重点要么局限于图书业本身，要么局限于出版业贸易的波动性抑或集中度。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则将研究目标转向中国出版产业实物外贸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以期揭示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
2 理论模型选择
设为一维随机时间序列，为滞后阶数，为一维随机扰动的时间序列，且有结构关系：
（1）
若引入矩阵符号，记
可写成， （2）
进一步，若引入滞后算子L，则又可表示成
（3）
其中：为滞后算子多项式。
如果模型满足的条件：（1）参数阵;（2）特征方程的根全在单位圆外;（3），，即相互独立，同服从以为期望向量、为方差协方差阵的维正态分布。这时，是维白噪声向量序列，由于没有结构性经济含义，也被称为冲击向量;，即与及各滞后期不相关。则称上述模型为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VAR模型的定阶（滞后值p的确定）必须适中，较大的阶数尽管能够更好地反映模型动态特征，但是将损失自由度且待估参数较多。常用的定阶方法是最小信息准则，即分别取=1，2，…，来计算AIC或者SC，使AIC或SC最小化的值所对应的为模型合适阶数，相应的模型参数估计为最佳模型参数估计。
VAR模型的主要步骤如下：①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和分析;②对时间变量序列及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③VAR模型的建立;④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⑥脉冲响应分析;⑦方差分解。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择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总额（XM）、出版产业实物逆差额（NX）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三个变量，其中出版产业实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传统纸介质产品以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非纸介质产品。以上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报，数据样本期间选定1998年至2012年，数据单位为美元。同时，为剔除物价因素影响，采用定基CPI指数对各名义变量值平减以得到实际变量值。
中国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额、进口出口比以及逆差额情况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图1 1998―2012年间中国出版业实物进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图2 1998―2012年间中国出版业实物进口出口比
图3 1998―2012年间中国出版业实物逆差额
（单位：万美元）
由图1―图3可见，从对外贸易额情况来看，出版业实物出口额自1998年的1513.18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9474.08万美元，增长了5倍多，但总体增长趋势平缓，其中2008年和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出口额有所下滑，但2010年出现好转迹象且2011年出口额大幅度上升。出版业实物进口额自1998年的5277.26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46807.6万买元，增长了7.9倍，总体增速明显快于出版业实物出口增速，期间进口额在次贷危机期间依旧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出版业实物贸易总额自1998年的6790.44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6281.68万美元，增长了7.3倍，其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出版业实物进口方面。从出版业实物贸易进口出口比及逆差情况来看，进口出口比虽波动性较大，但比值较高;纸介质出版实物逆差额明显高于非纸介质出版实物逆差额，总逆差长期以来保持加速扩大趋势。以上情况表明：中国出版产业实物贸易竞争力十分脆弱。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出版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简称TC）[40]计算样本期间中国出版业的贸易专业化情况，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1998―2012年间中国出版业实物贸易竞争力指数
由图可见，十五年间中国出版业实物贸易竞争力呈下降走势且指数值低于 0.5，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反弹至 0.7和 0.66，这说明中国出版业国际竞争能力长期以来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且有不断恶化趋势。上述现象与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中出版业实物贸易占比不断下降的事实相一致[41]。
3.2 模型回归
本文中，分别设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总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出版产业实物逆差额两个VAR模型，同时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各变量作自然对数化处理，得到LnXM、LnNX以及LnGDP三个变量。
（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只有平稳序列或差分后同阶单整序列才能够进行回归分析，否则会出现伪回归。这里在Eviews6.0中采用ADF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在检验形式中，i表示各自形式的一阶差分，ii表示各自形式的二阶差分;（C，T，L）中的C，T，L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可见，各变量原始序列均非平稳，但经过二阶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故属于二阶单整序列，即为I（2）。
（2）建立VAR模型
根据Eviews6.0中lag criteria所提出的标准及参数的统计显著性将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1，于是有（式中*表示参数统计不显著）：
（4）
（5）
（3）协整检验
在上述VAR模型中运用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法，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LnGDP和LnXM的协整检验结果
表3 LnGDP和LnNX的协整检验结果
上表显示，对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大于5%的临界值，故拒绝原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对于存在最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小于5%的临界值，故接受原假设而拒绝备择假设。此外，该检验给出了相对应的协整方程如下：
（6）
（7）
（4）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4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可见，LnXM和LnNX是引起LnGDP的单向格兰杰成因，而LnGDP并不是引起LnXM和LnNX的格兰杰成因。
（5）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基于所建立的VAR模型，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图5和图6。
图5 脉冲响应组图
图6 方差分解组图
由脉冲响应组图可知，LnGDP在第一期对来自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所反映，此后十五期其反映逐渐由0.035减弱至0.02，而LnGDP在第一期对LnXM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没有反映，此后十五期其反映逐渐增强至0.05，同时，从第四期开始，LnGDP对LnXM的新息反映强于其对自身的新息反映。LnXM在第一期对来自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有约0.11的强烈反映，此后十五期其反映逐渐减弱至0.04，而LnXM在第一期对LnGDP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有极其微弱的反映，此后十五期其反映大约维持在0.01，因此，LnXM对自身的新息反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同理，在对由LnGDP和LnNX构成的VAR模型中，脉冲响应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进一步由方差分解组图可见，LnGDP的波动在第一期完全受到其自身扰动冲击的影响，随后自身的扰动冲击作用逐渐衰减至25%左右，而来自LnXM和LnNX的扰动冲击作用自第七期后均超过LnGDP本身的冲击，且在第十五期上升至75%左右。LnXM以及LnNX的波动则主要是受到其自身的剧烈冲击，而来自LnGDP的扰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实证分析可知：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总额、出版产业实物逆差额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经过二阶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故属于二阶单整序列。VAR模型说明滞后一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0.9以上的弹性对当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总额以0.11的弹性对当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出版产业实物逆差额以0.08的弹性对当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总额和滞后一期的出版产业实物逆差额分别以0.87和0.88的弹性对其自身的当期变量值产生正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当期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额及实物逆差额影响均不显著;协整检验显示LnGDP和LnXM、LnGDP和LnNX之间存在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1.37和1.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说明出版产业实物进出口发展以及实物逆差额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而经济本身的发展对中国出版产业影响不大。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确认了前述结论，即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自身的惯性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却与经济增长相脱离，它对来自自身的扰动冲击表现得更为强烈。
对于以上结论，有两点是值得深思的：一是在中国出版业外贸竞争力不断恶化的背景之下，出版业实物逆差非但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相反却产生了积极作用;二是中国出版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明显的直接利益。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尽管逆差不利于中国出版业的长期发展，但引进的国外优质出版产品却能够通过“鲶鱼效应”消除中国出版业的惰性和激发其创新能力，并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这种积极的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发达的物质文明同落后的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因此，逆差问题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博弈。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或者说市场经济并未在出版产业发展中发挥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其重要原因在于出版领域属于重要的意识形态范畴，中国在入世承诺方面仅仅放开了外商在印刷、包装装潢、零售和批发等出版相关行业的投资，而对出版业的核心领域并未承诺对外资开放。因此，中国出版业的改革是一种体制框架约束下的内部自我优化。
综上，要推动中国出版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第一，深化出版产业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在兼顾出版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坚决破除阻碍出版业竞争力提升的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第二，重视出版产业的人才挖掘与培养，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机制，为优秀出版人才的脱颖而出和产业持续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第三，推动出版产业的业态转型与升级，在改革传统出版业态的同时，大力研究和推广新兴的数字化出版业态，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出版业新的利润增长点;第四，加强出版产业的集团化与多元化发展，通过资产兼并重组或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出版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这样既可以防止产业过度竞争，也可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企业通过与外资在海外联合成立出版社或投融资等方式直接参与国际出版的竞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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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贸易竞争力指数（TC）=（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取值范围为[-1， +1]，数值越小竞争力越弱，数值越大，竞争力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