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2 1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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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2]刘志海，王睿.浅论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关系[J].金融经济，2006，(02).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汇率日数据按照篮子汇率机制构建了篮子汇率市场和人为安排两要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汇率改革后市场力量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有别于以往单纯强调篮子汇率安排，文章将同时考虑央行的汇率安排和市场的作用。研究发现市场的力量开始在起作用虽然并不十分显著，此外央行也的确参考了所选篮子货币成分的变化调节汇率。文章还对所运用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进行了估计和预测绩效的比较。
关键词：篮子汇率体制 神经网络遗传规划 市场因素 汇率安排
研究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可以选择各自的汇率制度。可以自由浮动、可以盯住其它单一货币，也可盯住其它一组货币，后者称为篮子货币制度。篮子货币制度出现得比其它货币制度相对晚。Flanders and Helpman在1979的论文中提出了选择篮子货币的两个目的，即国际收支平衡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如果汇率政策的目的是国际收支平衡，那么篮子币种的选择就应该去最小化国际收支的变化。Bhandari（1985）则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考察了篮子的组成。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盯住一篮子货币体制可以自动地、系统地调节双边汇率，但却不需要产生象盯住单一货币那样的干预成本；而与浮动汇率相比，篮子汇率的波动性更小。因此篮子汇率是固定和浮动间转换的中间地带。
中国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2005年的汇率改革变单一盯住为篮子盯住，汇率决定以市场为基础和篮子为参考。篮子组成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包括4种货币，第二种包括11种。选择这些币种的原因是最小化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许多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作为对中国政府宣布汇改后是否“言行一致”的研究。Jen 2005, Shah, Zeileis和Patnaik 2005, Frankel 2006和Eichengreen 2006的研究发现，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他们认为中国依然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反，Yamazaki （2006），Xu,J 和 H.Shao,G.Tang （2007）， Frankel和 Wei.（2007）以及Xu,S 和Q.Tang （2008）等发现中国已将汇率的重心从美元微量地转向了欧元、日元和其它货币。到目前为止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目前这些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它们仅仅强调了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即篮子货币的安排。本文除了分析篮子安排外还将被忽略的市场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汇率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扩大汇率变动的灵活性最终走向自由浮动，而市场力量的作用是实现这一灵活性的重要基础。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该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线性模型对被选中的货币进行权重的估计。本文认为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决定因素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线性只是非线性的一个特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利用三种不同的人工神经网络（ANN）及遗传规划法（GP）来刻画这种非线性性。据我们所知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前不曾有过。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是数据的介绍，模型的估计和结果的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将来的研究设想。
模型分析
（一）线性估计
参照Frankel 和 Froot (1986) 以及 Frankel (1987)，市场因素由基本面交易策略和技术易策略决定。基本面交易者的决策基于均衡汇率St-1和实际汇率St-1的差异。其中均衡汇率由HP过滤器获得。α是一个正值参数，反映了实际汇率向均衡汇率调整的速度。
（1）
技术易策略将他们对汇率的预测基于对过去汇率的观察上。该种策略的模型种类繁多，例如ARIMA。方程（2）利用移动平均MA，参数为0
（2）
在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中，汇率可以由这两种策略的加权平均决定。在篮子汇率体系中，除了市场外央行也需根据确定的目标进行篮子的安排。StrmbAi代表以美元计价的篮子汇率安排；Sti是篮子中的货币对应美元的汇率，汇率都是从美元角度考虑的间接标价法；γ0是美元本身的权重。
（3）
公式（4）是市场力量和人为汇率安排的线性组合：
（4）
（二）非线性估计
在考虑非线性模型时，将同时应用三种不同的ANN模型：BP，RBF 和 GRNN。单隐层ANN可以由公式（4）延伸成（5）式的非线性情况。
（5）
其中n是隐层神经元的个数，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logsig是传递方程，βij是从输入到隐含层的参数矩阵，εt是误差项。
本文将考虑三个解释变量如下式 ：
（6）
公式（6）中三个不同的βS分别代表基本面策略、技术交易策略以及央行的篮子安排。
数据及估计结果
从2005年7月11日 到 2009年7月11日的汇率日数据来自于美联储的官方网站和俄罗斯央行网站。所用各国贸易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网站。对数据取对数后求一级差分，使得数据平稳。用OLS来估计方程（4）结果列示于表1。
表1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当基准货币是美元的情况，中间是基准货币为瑞士法郎的情况，下面是基准货币为SDR的情况。在每种情况下篮子又分为4种货币，11种货币及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三种具体形式。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的形式是为了检验Frankel教授（2009）的最新发现：篮子份额正向欧元倾斜的结论在此是否成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情况下基本面策略的系数都是显著的，符号也是如所预期的，但是技术交易策略的系数则并不显著。由此说明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中在起着作用，而其中的驱动力来自基本面交易者。
从汇率安排的角度看，当美元为基准货币时，两种篮子以及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瑞士法郎为基准货币时，除欧元外两种篮子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SDR为基准货币时，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两种篮子则并不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汇率安排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欧元的回归结果看，也有Frankel教授（2009）所发现的迹象。
如果比较市场基本面和篮子汇率安排两个因素哪个作用更大，我们发现市场力量中的基本面因素的系数大于篮子汇率安排的系数。
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回归结果随着使用不同基准货币而异。在篮子汇率研究的现有文献中，人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基准货币，例如美元、SDR、金、瑞士法郎及石油等。（Frankel & Wei，1994 Mickinon 2002 Agnès Bénassy-Quéré1997 Marquez，J.& J.Schidler2006， Thorbecke,W 2008）。有时同一个作者会不加任何说明地选用不同的基准货币。（Frankel and Wei, 1994, Frankel, J & S.J.Wei.2007）。本文认为基准货币的作用是为了比较人民币及篮子中货币成员的汇率波动性。选择一个合适基准货币的标准是避免产生偏差而且基准货币的波动对成员货币的影响应该基本相同。对于美元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很难发现符合上述标准的据准货币，第二个标准是基准货币应该“中立化”。它的变化应该尽量小地影响篮子中的货币，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衡量和比较的标准。在此本文定义“中立化”为对成员货币影响的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基准货币的波动越小越好。对于瑞士法郎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以上两个标准都不符合，既没有共同变动类的基准货币也没有中立类的基准货币，那么可以选择SDR。SDR是一种世界性的准货币，包涵了以上两种标准的综合特征。理论上它考虑了影响成员国货币变动的各种因素。同时，本文发现篮子汇率中的成员国与美国都有贸易、投资和债务往来。美元因此会同时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货币变动关系。在下面的非线性分析中我们将考虑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
（一）非线性估计结果-ANN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考虑了应变量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模型的转换等复杂现象的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在具有大规模并行模拟处理、非线性动力学和网络全局作用等特点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自学习及其容错能力，具有传统的建模方法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其对被建模对象经验知识的要求不高，可不必事先知道有关被建模对象的参数、结构和动态特性等方面的知识。只需给出对象的输入及输出数据，通过网络本身的学习功能便可实现输入和输出的映射关系。因此，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高度逼近能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本文中我们将同时利用三种优化算法来实现ANN，即反馈型神经网络（BP），径向基神经网络（RBF）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
BP由P. Werbos于1974年提出，并由D. Rumelhart于1986年发展成为一种无师学习网络参数的模型，它由Delta算法实现。RBF是由径向基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它的收敛速度和学习速度都快于BP。GRNN是于RBF类似的一种神经网络，但相比之下前者收敛速度和精确度都更高，而且对怪异值反应的敏感度小。GRNN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它的网络规模较大。
（二）绩效评估
三种统计量分别为：绝对百分均值误差（MAPE）、绝对均值误差（MAE）和根均方误差（RMSE），他们的公式分别如下：
（7）
（8）
（9）
其中p是样本量，xt是预测的汇率值， 是实际观测到的汇率。本文将计算的结果列示于表2中。
从表2中看出RBF的三个统计量值最小，因此它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虽然如此，与线性模型相比，RBF的不足是仅能提供自变量是否对应变量有解释作用与否的信息，但无法说明这种作用的大小。因此，也就无法比较不同解释变量间解释能力的大小，而这正是线性回归模型的长处。
（三）非线性估计结果-GP
BP，RBF 和GRNN的ANN优化算法很容易陷入误差的局部优化最小点而非全局的，所以可能并非最优化结果。这部分的研究将进一步利用遗传规划方法来克服该缺陷。
GP是一种演化式优化算法，它利用交叉变异等生物中的进化规则来不断繁衍更优的后代。（Koza，2004）（Koza，1992）。
GP利用大量的基本的随机算子作为起始点，下一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来选择。表3是经过多次试算得出的最后结果。本文计算了各自的RSS，AAN 和GP分别为0.001557,0.001555。很显然，由于克服了ANN的弱点，GP的结果优于ANN的结果。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论文摘要：东亚金融危机凸现了该地区汇率制度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法探讨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分析显示在短期，和共同钉住货币篮相比，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更能提高各国的福利。从长期来看，在各自钉住的基础上实现共同钉住货币篮，建立区域性汇率安排和协调机制是东亚各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国际贸易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保持了财政收支平衡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3)称之为东亚奇迹”。然而，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遭受巨大的冲击，危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暴露出该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的缺陷，突出表现为汇率制度的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Peg to the Dollar)，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台湾等，虽然他们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异，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汇率制，McKinnon （2001)采用弗兰克尔和魏(Frankel and We， 1994)的模型，引入争外部”货币作为计值货币来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变动，检验结果表明危机前各经济体的货币都紧密地钉住美元，亚洲各国政府以每日为基础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 Kaw-ai and lkivama（2 000)通过统计资料说明在危机前的一段时期，亚洲的货币汇率随着一个或其他主导货币（大部分指美元)的变动而变化。危机期间，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Barry L;ichengreen and RicardoHausmann （1999）提出的原罪”假说original Sin Hypothesis表明当国内货币无法用于国外借贷或长期借贷的原罪”状态存在时，国内投资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无法避免的，一旦出现汇率波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必然要承担风险。因此危机过后，东亚各经济体又相继的恢复了较前宽松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浮动恐惧”（Calvo and Reinhart，2002）表明东亚经济体选择钉住美元以稳定汇率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也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世界美元本位货币制度的一种理性反应。
究竟何种汇率制度更能刺激东亚国家经济的增长，或者说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应如何安排实现最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分成4类：1认为东亚应该实行“舍中间、取两极”的汇率制度，即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2选择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Mckinnon（2000）认为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应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他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出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的维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稳定性。#钉住货币篮子。Rajan（2000）认为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与浮动汇率相比能降低名义汇率的过度波动，与货币局制度相比，还能更为有效的降低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有利于贸易结构多元化的东亚国家。Williamson（2000）的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建议，实际上是把美元、日元和欧元作为共同钉住目标的汇率制度。每个成员国对这一揽子货币都有一个中心平价，并且维持本国汇率在此中心平价的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4日元区方案。日元区方案以日元为主导货币，实行钉住或目标区汇率制度。Kawai和AKiyama（2000）提出增加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比重，Kwan(2001)则生动的讨论了东亚日元区的可能性。但日元区方案能否实施不但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就目前来看，实现难度较大。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探讨东亚各经济体的最优汇率安排，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只有进行货币合作，改革汇率制度，才能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并真正创造出保障经济长期稳定成长的货币环境。
一、东亚经济体汇率选择的博弈分析
在东亚相机抉择型政策协调机制下，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双边汇率的频繁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模型分析也发现，在短期，各国实行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的政策（非合作博弈）可以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而在长期，各国共同钉住货币篮子（合作博弈）是东亚各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先缩小双边汇率波动幅度，再向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也应该是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
本文借鉴Natacha Gilson Marecel Gerard的成本函数框架，通过计算合作与非合作两种情况下的最小支付成本，来考量东亚经济体汇率的最优安排。假设X国的最小成本函数为Y：
其中:Cx表示以贸易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Ix表示以外债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d为一国政府为稳定汇率所支付的固定成本;w反映出汇率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外债途径影响政府的支付函数，在这里我们假定各国的w值相同。
假设一经济体有A，B两个国家(x=A，B，同时假定货币篮子币种为美元、日元、欧元〔i=$，J、M、B，) u，是i、 x两国的双边贸易占x国的总贸易的权重，vi是在‘国的总外债中，以i种货币计值的外债占总外债的权重， evi表示以对数形式表示的双边汇率。假设:x=A，以A国为例，得到A国的贸易加权实际汇率Ca‘和外债加权实际汇率La:
1.非合作博弈解
在非合作状况下，两国都追求自身的支付成本最小化，也就是两国根据各自的经济环境分别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根据最优化理论，对每个国家的支付函数分别求一阶导数并使其等于零，就可以求出均衡解e’。由于美元、欧元、日元在东亚各国的外债货币构成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V$+Vj+Vm =1，同时令Ux+Uj+Um=f，则可求得均衡时，可得均衡状态下的支付成本为:
2.合作博弃解
在合作状态下，两国追求的是两国成本函数之和的最小化，也就是从两国整体福利出发，共同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比较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两种情况下支付成本的大小，可得Y0>Yx，即L0>Lx。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各国在贸易和外债上存在差异性，与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相比，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成本较高，因此，目前采取}l-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井不适合，无法促进东亚地区整体福利的提高，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是目前状况下的最佳选择。
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采取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制度，要求大国间汇率水平与国际资本流动保持相对稳定。这样一国货雨当局才能有效协调汇率目标与国内政策目标。市场参与者才有条件检验政府对汇率制度的承诺是否兑现，制度信誉才得以确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种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却实现了整个区域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各成员国的福利水平通过区域范围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加以改善。因此，加强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由独立钉住货币篮一子向钉住共同货币篮子迈进，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安排和汇率协调机制，是东亚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结语
IMF曾经在1997年提出厂汇率制度选择的指导性意见.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开放度、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外汇储备、与贸易伙伴的融合意愿等等。用表中的指标对东亚经济体进行综合评价，东亚各地区的贸易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产品与出口结构的多样性较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因此，并不适合选择弹性汇率制，而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才是其最优的选择，这一点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有力地说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目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和债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过早地进行货币合作反而会加大支付成本。因而，采取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政策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各经济体差异性的逐渐缩小.进一步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最优汇率安排的实现需要分成几个层次:第一，要逐步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与预警系统，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稳定;其次，增强相互监督意识，建立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再次，在独立钉住的基础上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再建立区域内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构建统一的汇率协调机制;最后向区域内固定汇率制迈进。
参考文献
[1]威廉姆森，盯住一蓝子货币如何运转[J].国际经济评论.2006，(01)
[2]王洛林。余水定.2003-2004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晓，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03(04)
[4]李晓，丁一兵，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
关键词:国际金融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软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主要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和其它经济类课程相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由于高职高专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往往觉得该课程抽象难懂，最后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如何探索一套适合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学好国际金融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全球一体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服务日趋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金融危机频发[1]。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一定的国际金融相关知识，不止是从事金融行业所必须，也是日常理财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介绍国际范围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门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融资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与汇率、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内涵以及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金融问题;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2.1时代性强，内容更新快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活跃、也是最不稳定的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
近年来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裂，再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如次贷危机引发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金融领域的瞬息万变、新观点新问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本课程教授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2.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和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非常典型。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学生应用相关理论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外汇交易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进出口企业必须利用外汇交易规避外汇风险，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汇交易获得投资收益;而一国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数据的变化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走势和当局的政策意向，这些都和各经济体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财息息相关;国内外金融事件、各国金融政策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因此学生在课堂外对此类信息接触得比较多，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普遍较高。
2.3宏观微观并重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宏微观并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在掌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提高对微观实务的实践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2.4交叉学科多国际金融学涉及了经济贸易类课程的方方面面，和许多课程的内容存在交叉，如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财务会计等学科。这就要求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到课程的衔接和延续，各课程之间应加强联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学内容的重复或断层。
3对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
针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特点和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应探索出一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纯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3.1教学内容的改革
3.1.1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首先应做好教材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国际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仅高职高专类就有几十种。在选择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比较适合的教材应该是理论与实务结合较好，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突出实践性、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业[3]。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迅速，国内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断发生，教师在平时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动向，及时追踪理论前沿信息，充实知识储备。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时跟上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补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过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力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1.2教学过程增加图示法的使用图示教学法，即通过简要的符号、浓缩的文字、线条(箭头)、框图等构成特有的图文式样，形成板书、电脑课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种图示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展示化、可视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时，如果教师用枯燥的文字满堂灌输给学生，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图示法能很好地解释汇率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教师通过流程图将其作用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就让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该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学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下，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构成了教师的教学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学的时代性特点要求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多媒体课件则可以将大量内容以各种形式在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息量，非常适宜向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而网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在讲解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将课件连接互联网，这样课题内容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国际金融实践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充分发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比如在讲到汇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好可以利用大家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课堂讨论掌握我国的汇率政策，并理解其和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考虑让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学生普遍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博客等多种互联网工具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也可考虑将作业、案例资料等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录学习。同时，鼓励学生登录一些财经网站、查阅财经信息，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外。
3.3重视实践教学高职高专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相对更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更应重视学生能否对所学知识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如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能提供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以及相关资讯。学生可利用所学知识，通过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对模拟资金进行运用。尽管是模拟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状况和真实交易无异，系统还可以对学生的投资状况进行比较排序，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克服了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同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学校应与企业加强合作，通过组织学生到银行、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等机构参观、实习，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相关行业和工作，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4]。
3.4优化考核手段传统教学往往在期终使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形式简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单纯的书面考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课程的最终成绩应充分考虑平时表现，而考核的方式也应多样化，如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相关网站的访问情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情况、模拟软件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等等，都应进入考察范围。这样的成绩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这种考核方式也反过来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条件;同时，教师也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优化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孙连铮.国际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商业经济.2009.(1).
摘要：当前我国国际经济学教学存在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重从提高教师素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运用微、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因此，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课程。教学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也关系教学目的的实现，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因此，探索与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相联系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对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1课程理论体系庞大，众多理论派别林立
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微观部分主要研究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说明国际贸易的起因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依据。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外汇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调整理论与政策、国际货币制度等。微观部分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诸多理论内容，宏观部分中的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内容更是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流派。
1.2国际经济学对数学要求较高
国际经济学所涉及的经济数量关系联系紧密，是一门由各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数学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两个特点使得数学在应用到国际经济学中去的时候，能够抽象地表述经济变量，进而建立经济模型，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国际经济学中大量采用了数学模型的论述方式，这自然要求学生具有较熟练的高等数学知识。
1.3国际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
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常常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同时开设，这就使得国际经济学教学中需要涉及的一些财政、金融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生暂时并不熟悉，由此也给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
2.当前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当前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中普遍采用这种教学方式，而这种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把讲授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忽视教学过程同时也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过程。
2.2学生对数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理解困难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并且大量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干扰因素，创造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较多。经济类专业学生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大多对逻辑推导、图标、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尤其是难以将这些模型公式和其经济学涵义相联系，从而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
2.3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较严重目前国内高校通常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这种方式固然有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助于学生对成熟理论体系的掌握，但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国际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被认为完善的理论也需要国际经济现实的验证，因此，过分强调教材建设，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束缚教学双方的思维，导致教师难以引导学生批判性学习，也难以增强学生用理论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高职高专；金融与证券；教育；应用
一、金融学科的发展与金融人才培养
金融理论是随着经济、金融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金融活动主要围绕货币和货币运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从1952年马可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发表为标志，现代金融学起源了，从此，现代金融学的研究开始偏向微观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方法也更加技术化。
受国外金融学科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学科也基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经济学院模式”，即金融学科设在经济学院，这种模式特别关注金融理论和宏观问题，货币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等作为最重要的课程来开设；另一种是“商学院模式”，即金融学专业设在商学院中，这种模式特别关注金融领域的实践问题或微观问题，金融学作为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金融与公司管理的相结合，资本市场、投资学、公司财务、金融工程、期货期权等课程成为最重要的课程。尽管如此，微观金融学仍是目前我国金融学界与国际学界存在差距最大的领域，国内各高校普遍存在微观金融课程开设不足的问题，宏微观课程比例严重失衡，使金融应用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档。
在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在财经大类、财政金融小类目录中，与金融学相关的专业有13个，包括金融管理与实务、国际金融、金融保险、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投资与管理、证券与期货等。
二、当前金融与证券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高职高专院校金融与证券专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对照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目前的人才培养目标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培养目标的确定决定着人才培养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和努力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金融与证券专业教育在培养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过多强调理论学习，忽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实践教学在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至于该专业的毕业生难以符合市场对应用型人才要求。
（二）专业定位不明确，课程体系设置不够科学
金融与证券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集中体现在专业定位方面，这是该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体现着金融与证券专业教育的基本内涵。
在我国，金融学（本科）被定义为“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经济学，大多设在经济学科门类下。传统的金融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内容包括：货币本质、信用形式、银行职能、利息和货币流通等，其实是以货币和银行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核心是货币问题，这是我国金融学学科领域中最为主要的内容，也一直是金融学专用的正统名称。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内容包括国际收支、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货币制度等。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凸现，以金融投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证券投资学，也成为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国家教委对我国金融学科目录进行调整，将原来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以及“保险学”合并，统称为“金融学”。目前，金融学科大的专业方向，比较普遍采用按行业分工的方式，设置为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和证券投资学等。这种专业方向的设置方式，既因专业口径偏窄而滞后于目前金融业务范围自由化的趋势，也因方向设置过于专业化而不利于课程建设和专业发展，总体仍倾向于间接融资领域。
受本科教育的影响，金融与证券专业设在经济学科门类下，在课程设置上，偏向理论教学。
（三）师资队伍建设亟须加强，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相对落后
近年来，高职高专金融与证券师资队伍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着梯队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尚不尽合理，难以适应新金融教育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许多教师在大学学习期间主要接受的是传统金融教育，知识结构侧重于宏观金融理论和定性分析方法。虽然这些教师也在教学中不断学习和提高，但面对当前金融与证券专业教育教学微观化和研究方法定量化的趋势难以适应。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胜任现代金融实务，尤其是能够胜任微观金融实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明显不足。
三、根据金融与证券行业需求制定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建设思路
金融与证券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证券投资领域职业岗位的需求为基础，确定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素质为主线，构建以应用性和实践性为基本特点的教学体系，特别是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体系；进一步加强校合企作关系，充分发挥学校与银行、证券公司、股份公司紧密联系的优势，使教学与金融与证券投资实务工作紧密结合，建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基本金融知识，证券发行、承销、上市、交易和投资分析知识，相关法律知识，企业管理基本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包括证券投资、期权期货投资实际操作能力、项目投资分析评价及监管能力、企业资本运营及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取得证券、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实行毕业证书和职业证书“双证并举”的要求。培养目标要突出“岗位针对性”；教学过程强调“实践性”；专业设置要体现“职业性”。同时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心理素质以及敬业、创新精神，适应证券及相关行业对大量从事于基础性、程序化工作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专业建设具体目标
1.加强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要求，按照“校企联手、双向互动”的基本思路，合理规划和建设符合人才培养标准的实训基地，使学生熟悉证券金融行业的工作环境，掌握证券经纪岗位、投资理财岗位、投资分析岗位、发行承销岗位、证券会计管理岗位的业务操作流程，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为学生提供零距离就业的真实情境并为用人单位了解学生和学生就业提供双向选择机会。同时满足专业教师顶岗实践、教学案例收集、专业技能研发等需要，提高教师投资银行综合业务实践技能水平。
2.建立一支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并重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优化师资队伍的素质、学历、职称、学缘结构，可采取顶岗实践、国内高水平高校学习培训、证券市场热点探讨与国内交流、证券公司实践和学历提高等模式，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增强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通过高学术造诣的专业教师理论指导和高业务技能水平的实践教师的指导，提高实训课程的教学质量。
3.建立符合金融与证券专业特点以及市场需求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按照金融与证券投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培养金融与证券投资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加大资本市场案例在教学内容中的教学篇幅，满足投资银行证券发行师、证券交易员、证券基金经理人、期货交易员、客户经理、证券分析师等岗位的人才需要和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要求。
参考文献
[1]刘迎春.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其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研究[C].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型本科教育研讨论文汇编》.
[2]李海.金融工程案例教学的难点与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8).
[3]张方.关于金融学案例教学的若干思考[J].中国科技纵横,2009(12).
【论文关键词】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课程改革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为传统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使得金融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逐渐发生转变。为顺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培养出满足互联网金融时代所急需的“新金融”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课程改革面临的紧要任务。然而，目前高校的“金融学”课程更多强调的是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互联网金融相脱节且缺乏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方法势必会发生重大变革。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课程教学的目标
“金融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辨析金融理论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提供应用型人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证券、银行、保险等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能用所学知识思考金融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能在传统金融机构和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运作的非金融机构等领域从事融资、投资、理财规划、综合金融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与时代脱节教材内容更新滞后。目前的教学内容仍依托传统金融理论，知识框架及内容体系上不能与现代金融发展有效衔接，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数字经济等尚未成体系纳入教学内容中，未与时代紧密衔接。同时，教师师也没有根据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自我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提升，影响了学生对于金融市场的认知，导致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狭隘，大大削弱其分析与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使得学生毕业以后无法胜任工作，影响了学生的就业率。(二)多样化教学方法难以落实由于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高校在教学中依旧存在着“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法，即“我教你学，我说你听，我做你看”的模式。虽然近些年一直在提倡教学改革，众多优质“慕课”“微课”以及智慧树、超星等网络教学平台的涌现，也使得“金融学”课程中引入“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但因上课时长限制、学生人数较多等多种原因，导致大多数高校依然依然采用传统授课方式。(三)实践操作落后甚至缺失应用性人才的培养途径之一是在授课中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性，也就是说实践教学必不可少，才可使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然而，一方面国内缺乏较为成熟的金融学应用型实践内容，另一方面某些高校的实验室硬件设备及相关配套软件方面不完备，最终使得实践环节流于形式。另外，专业教师也缺乏在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工作实践经验，金融实务操作及实践能力并不强，难以引导学生实践。(四)考核方式不完善课程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以及培养人才的标准。目前国内大学课程考核多采用平时成绩与试卷成绩加权平均综合测算，其中试卷成绩占比更大，这种考核方式会使部分学生出现期末突击、“搭便车”的情况。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讲，“应用型”是教学标准并据此组织教学活动，而把期末成绩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依据，缺乏过程考核、实践操作能力考评，与应用型院校人才培养目的不符，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学”课程教学的改革路径
(一)丰富教学内容金融学是一门动态的、开放性的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教学内容也要与时俱进。首先，选用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包含最新金融形态的“金融学”教材，同时还可以利用开放性教学资源平台构建课程资源模块、教材资源模块、案例资源模块等辅助教材和辅助资料进行参考。其次，教师不但要强化现有金融学知识；而且要要加强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认知，在课程中融入互联网金融的新理论和新创新；同时也要求教师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及时了解最新的金融业态，掌握最前沿的知识与技能，更加专业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二)优化教学方法“互联网+”时代，金融学教师应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优化实体课堂教学。一方面，通过微信、QQ、钉钉等软件，搭建“金融学”线上学习与交流平台，让学生在课下也可以借助平台进行“金融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进行改革，由传统“教”为主向“学生”为主转变，采取“启发+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将“翻转课堂”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增加课堂交流探讨时间，提升教学效率；另外，还要大幅度增加金融案例，引导学生关注实际金融问题，探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三)提升实践能力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下，只有提升学生的金融实践技能，才能让学生更好的应对这残酷的社会竞争，让学生毕业即就业。首先，增加实验实训设备，引入模拟软件操作系统并及时更新系统，如商行模拟教学软件、股票模拟交易软件等。通过模拟实操，不仅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以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鼓励学生参与校内、省内、国内外的学科竞赛，如金融知识竞赛、“工行杯”大学生金融创意大赛等，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再次，注重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1]，通过校企联合等形式鼓励教师到金融机构挂职锻炼，提高业务操作能力，避免教学脱离实际。同时，也让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实习，提前熟悉工作环境，为将来就业打下基础。(四)科学构建考核评价体系应用型本科院校就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基础理论扎实、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较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此目标导向为原则建立的考核机制，必须打破以成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首先，增加平时成绩占比并避免平时成绩流于形式，同时要公正合理的测定。平时成绩除日常出勤、作业笔记、课堂测试外，还要增加课堂互动、团队项目任务汇报、专题讨论、阶段性测试等形式的过程性考核；其次，期末成绩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包括试卷、论文、调查报告、金融产品设计等。若采用考试形式，则题目结构应弱化纯记忆性知识点，适当增加可以让学生进行思考、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题型。再次，将实践教学纳入考核范畴，包括学生参与的各种实践活动，专业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等。
四、“金融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究
以哈尔滨金融学院2020级、2021金融学专业学生的相关数据为例，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并采用新的考核方式进行“金融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一)教学活动设计安排教学内容。在传统“金融学”课程体系中融入互联网金融知识，如货币与货币制度中加入数字货币、虚拟货币、互联网支付等；信用与利率中加入大数据征信、网贷、LPR等；金融市场引入金融网销平台及金融创新产品等；金融监管中融入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监管等。教学方法。采用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及成果展示，课后巩固及拓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不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还提高学生对金融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改善教学质量。同时利用雨课堂记录出勤、作业及测试。实践教学。运用商业银行模拟软件进行柜面业务实操演练；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学生分批次去校企合作的银行参观。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如图1[5]。图1多元化考核体系(二)教学效果评价平时学习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学期内学生出勤率高达95%；作业完成率达到100%；从课堂测试参与度100%，通过雨课堂平台统计出错率获得学生不懂、难理解的知识点，并针对这些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翻转课堂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而小组项目汇报一方面给学生们展示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期末成绩。首先，从期末考试成绩看，卷面100%的及格率且试卷平均分高于2020年前金融学专业学生，说明了“金融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性。其次，综合运用能力上，情景模拟操作提高了学生们实践能力；创新创业大赛的参与，塑造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金融学”课程最终成绩即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看，金融学专业学生成绩整体确有提升，彼此间差距也在缩减。另外，新的教学模式极大的增加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学生认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五、总结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金融
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商品货币、纸张货币和电子货币。从货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变迁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流通费用，从而降低商品交易费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一体化使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使人类社会逐步向信息社会迈进。由于金融业对信息有超乎其他产业的特殊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这个网络经济时代，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在业务处理、顾客服务、经营决策、管理拓展方面的技术环境。这些革命性的变革无疑都必须依赖于货币及支付手段相应的电子化。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末支付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正在并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银行的经营方式。由于在降低交易费用上的巨大优势，电子货币取代传统通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商业如何应对电子货币的冲击就成了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电子货币相关概念解析
20世纪以来，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作为其支付工具的电子货币也随之产生和发展。电子货币的产生被称为是继中世纪法币对铸币取代以来，货币形式发生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应用与发展不仅会影响到电子商务的进行，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体系。
（一）电子货币的定义
电子货币就是由消费者（及相对的特约商户）占有的，存储在一定电子装置中，代表一定的货币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价值”的产品。具体而言，这里所讲的电子装置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以IC卡为媒质的智能卡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货币载体。电子货币的货币价值以数字信息的方式存储在电子装置载体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储值卡、智能卡，以及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支付的货币形态。电子货币不是纸质的，也不像电子资金划拨一样涉及到银行，这种新的货币形态可以离开银行的中介作用，在交易过程中不用同存款发生密切联系。就其现阶段而言还只是一种新的支付形式，还要以现有存款为基础。
（二）电子货币的特性
1、电子货币是以计算机技术手段为依托，通常以各类电子设备（如智能卡）及计算机存储器为价值载体的货币
电子货币主要有卡类和计算机两种载体。以卡类为载体的电子货币，卡中的芯片能够根据事先存储在里面的程序和外部销售终端或其他设备（如电子钱包）的指令存储和处理信息。借助特殊的设备和终端，卡中代表金钱的信息可以被识别，并且按照指令进行转移。而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货币进行交易时，需要借助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交易前要先下载或从发行人那里获得专门的软件，通过特殊的软件和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实现电子货币数额的计算和转移。这种强大的存储和处理能力是传统的提款卡所不具备的。提款卡主要是通过输入密码同中央数据库相联系，通过中央数据库增减相应的金额，卡本身不存在代表电子货币信息的增减。
2、电子货币是一种信息货币
电子货币说到底不过是观念化的货币信息，它实际上是由一组含有用户的身份、密码、金额、使用范围等内容的数据构成的特殊信息，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数字货币。人们使用电子货币交易时，实际上交换的是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传输到开设这种业务的商家后，交易双方进行结算，要比现实银行系统的方式更省钱、更方便、更快捷。
3、电子货币价值传送的无纸化
电子货币是现实货币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职能的虚拟化，是一种没有货币实体的货币。电子货币是在电子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无形货币。一般来说，电子货币的价值通过销售终端从消费者手里传送到货物销售商家手中，商家再回赎其手里的货币。商家将其手里持有的电子货币传送给电子货币发行人从其手里回赎货币，或者传送给银行，银行在其账户上借记相应金额，银行再通过清算机构同发行人进行结算。整个过程是无纸化的。所谓无纸化是与票据、信用卡相比较而言。而且，电子货币可以在各个持有者之间直接转移货币价值，不需要第三方如银行的介入，这也是电子货币同传统的提款卡和转账卡的本质区别。电子货币在这一点上，很类似于真正货币的功能。
4、电子货币是可以进行支付的准通货
电子货币能否被称为通货，关键在于电子货币能否独立地执行通货职能。就目前而言，电子货币可以起到支付和结算的作用，但电子货币只是蕴涵着可能执行货币职能的准货币。首先，电子货币缺少货币价格标准，因而无法单独衡量和表现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无法具有价值保存手段而只有依附于现实货币价值尺度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其次，由于电子货币是以一定电子设备为载体—智能卡和计算机，其流通和使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设施条件及软件的支持。因此，尚不能真正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最后，尽管目前电子货币最基本的职能是执行支付手段，但是现有的各种电子货币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用于个人之间的直接支付，而且向特约商户支付时，商户一方还要从发行电子货币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收取实体货币后，才算完成了对款项的回收，电子货币不能完全独立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可见现阶段的电子货币是以既有通货为基础的新的货币形态或是支付方式。
二、电子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
伴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银行的主要功能由依赖于存、贷款数量的资金中介功能，向为顾客提供电子清算服务和信息服务功能的重心倾斜。在这一变化中，传统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信用创造等在法律上如何定位；二是如何保证电子货币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规避电子清算系统风险；三是银行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如何向信息化经营转变，与金融电子化趋势相适应。
（一）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
目前国际间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这一金融监管的对象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欧洲大陆各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电子货币的发行应该包含在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其发行主体应该属于金融监管的对象之一。1998年，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理事会提交的指令草案中规定，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与传统意义上的“信用机构”享有同样的市场准入权利和相同的竞争条件。这体现在：第一即使电子货币发行机构无意从事传统信用机构所提供的全部金融服务，它依旧有权在整个欧盟成员国范围内自由从事经营活动；第二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只接受设立地成员国一国的管理和监督，这也使其在经营条件上与传统的信用机构完全相同。在美国和英国，占主导性的观点则是，若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进行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会损害民间机构的技术开发和创造精神，把电子货币的发行限定于金融机构还为时过早，因为一些证券公司、特殊贷款公司、非银行支付供应商、信用机构也能提供电子货币服务。如果将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限定于中央银行，则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货币是中央银行独有的利益，它来自货币发行权，即能使市场参与者将其负债作为货币的权利，该利益反映在对生息资产通过以发行货币的方式进行无息或者低息融资的回报上。如果法定货币被私人电子货币所取代，这部分中央政府收入来源就会丧失或者减少。如果由中央银行以某种形式发行电子货币，不仅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无风险的电子支付产品，还可以换回货币收益的损失。但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因为政府的介入会冲淡市场活力的发挥，抑制私营领域的发展，阻碍进一步的金融创新，而且高风险的新兴商务可能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从目前来看，各国只允许银行发行电子货币，从而有利于对其监管。
（二）银行的结算职能
随着小额结算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开放式网络结算服务使用者队伍的不断扩大，结算业务作为银行固有业务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结算业务的提供者已超出银行范围。例如电信、交通、旅游等行业发行的名目繁多的、储值性质的磁卡或IC卡，实际上已成为新形式的“结算帐户”。例如储值卡的发行公司，在销售卡时，即与购买者之间产生了借贷关系，这笔资金是在储值卡使用时逐步清算的。这种资金清算，与银行存款用作结算的作用相似。而且，如果这些行业能用更低的价格，通过电话、因特网，提供更贴近顾客需求的服务，那么在结算业务领域，银行将可能被其他行业夺去更多的机会。
另外，以往企业间交易的买卖双方，其资金授受都是通过银行中介进行的，银行可以从中收入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但是，随着金融EDI的应用，促进了货款的相互抵冲及企业间的差额结算，这对企业无疑有效地削减了手续费支出。同时，随着企业EDI应用的发展，这种结算方法必将在企业集团内部普及。其结果是，双方的交易信息不必通过银行即可相互交换，货款的抵冲也不必经过银行即可进行，银行不仅丧失了手续费的收入，而且无法掌握企业的资金流向。这对银行的结算职能及资金监督职能又是一个挑战。
（三）结算网络的国际竞争
电子货币、电子结算发展的结果，将为使用者跨越国境利用由外国经营者提供的结算服务创造了更多机会。特别是由于因特网的发展而形成了世界范围的通信网络，以电子货币进行的结算服务，已出现无国籍化的动向，国内金融机构与外国机构之间将处于直接竞争的环境。如何增强结算网络的国籍竞争力，已成为各国银行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为了保护使用者利益，1997年5月，10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会议(G10)下设的电子货币作业部的报告书中指出：关于跨越国境的电子货币及电子结算的使用，在法律、行政、司法等方面的管辖权问题是复杂的，并且某些方面可能是不明确的，即使是对国内的使用者，其保护措施和监督体制也不尽完善。因此，由外国主体发行的电子货币和提供的结算服务，目前应限定其范围。
三、电子货币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我国已由中国人民银行为牵头单位，配合国家各主要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联合建设中国金融数据通信网和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充分利用金融系统电子化基础设施，加强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以逐步确立和完善我国支付清算体制，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银行卡跨行、异地支付业务授权及清算信息自动交换。目前，我国金融卡发卡量超过10300万张，全国金融卡信息交换中心和清算中心已建立，金融卫星网拥有646个卫星站，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700多个县，全国电子联行平均每天往来5万多笔，转汇金额平均每天达800——1000亿元，大大提高了转汇效率，缩短了资金在途时间，平均每天为企业减少利息开支500万元。金融卡的发行，使得消费群体、商业领域和银行之间形成了互相支持、简易方便、安全可靠、促进发展的紧密关系，非金融卡发卡量突破1亿张，广泛地应用于交通、水电、煤气、医疗卫生、安全保卫等方面。
（一）电子货币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冲击
1、对银行生存和经营的挑战
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使得网络银行的出现成为必然。就目前而言，网络银行有两类：一种是完全依赖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网络银行，另一类是指传统银行运用公共互联网，把网上银行业务作为银行零售业务柜台的延伸，达到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目的，并节省银行的经营成本的模式，完全意义上的网络银行即第一类网络银行。根据美国BoozAllen和Hamilton公司1996年4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网络银行经营成本仅相当于经营收入的15%——20%，而传统银行的经营成本占到了收入的60%，开办一个互联网银行所需的成本只有100万美元，还可用电子邮件等技术提供一种全新的真正的双向交流方式，而建立一个传统银行分支机构需要150万——200万美元，外加每年的附加经营费用35万——50万美元。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网络银行业务成本优势显著，对传统银行的经营已构成威胁。
2、对客户市场占有率的冲击
电子货币是通过电子网络发行并可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货币，这就使一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被打破，于是世界上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资本的机构和个人（如软件公司、电信业者、中介业者等）像商业银行一样都将发行和经营电子货币作为其主要业务。这种状况给商业银行进行信用创造的基础带来了严重冲击。如果其他公司发行了代表自己品牌的电子货币，那么这些公司就可能越过银行单独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向客户提供电子货币。电信、交通、旅游等行业发行的名目繁多的、储值性质的磁卡或IC卡，实际上已成为新形式的“结算账户”。例如储值卡的发行公司在销售卡时即与购买者之间产生了借贷关系，这笔资金是在储值卡使用时逐步清算的。这种资金清算与银行存款结算的作用相似，而且如果这些行业能用更低的价格，通过电话、因特网提供更贴近顾客需求的服务，那么在结算业务领域银行将可能被其他行业夺去更多的机会。
3、对银行经营方式的冲击
传统银行的销售渠道是分行及其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是不断追加投资和多设网点，发展的基础是资金利差。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其经营方式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一方面电子货币的使用多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这就使仅有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而没有便利的计算机服务网络的银行经营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电子货币的多样性会无形中削弱银行信贷的规模，也将使得银行赖以发展的基础发生动摇。因此一些金融界有识之士指出，商业银行如果近几年内拿不出可行的电子货币，那么其他电子货币发行单位将抢占更大的市场。这无疑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对电子货币的策略
电子货币产品的开发对银行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目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的加快，各家商业银行的竞争生存意识迅速加强，利用金融业务及工具创新来扩大市场份额的工作力度日益加大，各家商业银行都已意识到了电子货币市场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哪家银行在该领域领先一步，其就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1、加快金卡工程建设速度，开发以金卡为核心的表外业务品种
1993年国务院听取电子部关于实施电子货币工程（金卡工程）的总体方案，并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国金卡工程的开始。我国金卡工程的应用目标是先从银行卡（信用卡、智能卡）起步，建立现代化的实用电子货币系统，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和完善银行卡授权、结算、发卡、流通、服务体系，最终减少现金流通量，以电子货币（信用卡、智能卡）替代现金流通，与国际金融支付体系接轨。实施“金卡工程”发卡银行之间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通存通兑，可以实现银行电子化、网络化。
“金卡工程”最初的重点在于推广信用卡和其他银行卡的应用。这是由于我国网络环境相对欧美而言比较差，且我国的支付工具也相对比较落后，现金交易占了交易总金额的很大部分，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确定先发展银行卡为支付工具，再在此基础上发展智能卡。智能卡是银行卡发展的比较高级的形式尤其是智能IC卡。目前在我国12个金卡工程试点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系统全面投入运行。1999年初，各商业银行卡发卡量达1亿多张，银行IC卡300多万张。我国IC卡产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IC卡在我国的生产、应用发展更是迅猛。目前已在金融、商贸、交通、电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旅游人口管理以及公共事业收费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初步成效。2002年我国IC卡发卡金融机构达55家，发卡量达3.8亿张。可以受理银行卡的饭店、商店、宾馆等特约商户约13万家，各金融机构装备的自动柜员机总计5万台，销售点终端机34万台，全国受理银行卡的电子化业务网点13万个，截止2002年交易总额为84532亿元。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的水平。我国金融电子化系统建设己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实施了电子货币（银行卡）工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种类较多，使用范围局限性较大，使用成本较高，尚不方便快捷。因此我国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应加快信用卡合作开发步伐，将现在的四大信用卡合为一卡，增强信用卡的服务功能。一方面方便客户使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商业银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同时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提供合作的条件。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可率先统一表外业务创新的标准，开发以信用卡业务为核心的各种新型服务工具，随着金卡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电子货币的使用，同时加速电子货币创新步伐，用以抗击网络银行对其业务的可能冲击。
2、积极开发新工具，进行业务创新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扩展原来的银行业务如在柜台之外办理存款取款，开设个人理财账户如消费账户、投资账户、外汇交易账户等，以办理及个人消费信贷、教育投资信贷、投资组合工具等业务，积极与各大型商场、超市等电子货币使用频繁的单位联系，在以上单位设立POS机等，将银行、单位、政府、个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庞大的服务网络，以降低风险，增加收益，抵御电子货币带来的商业银行收益减少的危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进行网上银行业务的创新。随着以IP网络技术为主导的信息革命的深化，传统银行以存款、贷款和转帐结算为主的资金信用中介将逐渐弱化，因为新的在线电子支付的手段不断更新将不断削弱银行在结算方面降低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过程交易费用的比较优势，从而网上业务的重点将日益向为公司和个人提供理财咨询和金融增值服务方面转移，Internet网、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使传统银行在分支机构和结算体系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借助Internet网，总分行制商业银行能够在网上实时、快捷地提供个性化、互动性极强的金融服务，结算支付将逐渐成为廉价的、甚至在将来是免费的无偿金融服务，因为这是网上银行争夺客户和网上金融市场份额所内生的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网上银行将日益向网上证券交易、网上保险、网上拍卖和其他网上投资业务方面发展，网上银行在这些领域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信息增值服务，随着网上银行电子货币资金的相对充裕，网上投资理财技能将成为稀缺的信息资本，银行业与证券业将日益走向融合，关于投资咨询和理财的信息资本的运营效益将日益成为决定网上银行成败的关键。
3、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主要营销方式
电子货币的应运而生使商业银行之间和其他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对电子货币的流通总规模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商业银行的职能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商业银行之间将为争夺网上电子货币支付、结算上的市场份额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为此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地提高在线电子货币支付和结算的服务质量，甚至会导致这几项业务走向完全的免费，商业银行和其他在线金融服务企业争夺网上金融信息流的控制权更加激烈。网上商业银行争夺网上金融信息流的控制权在本质上就是争夺网上客户群，就是争夺网上金融市场份额。网上银行收回经营成本所依赖的经营收入和资本收人，将主要依赖网上广告收人、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收人和驰名品牌、商业银行的驰名网站门户的数字化品牌在股票市场增值。商业银行要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进行金融创新，提供与其需要相适应的电子货币类的金融服务。同时采用一定的激励手段，如为强化消费者信心，商业银行可以考虑对在使用电子货币中遭受损失的客户给予一定的赔偿。商业银行要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导向的营销模式，使客户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享受银行提供的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务，争取占有更多的顾客群。
4、建立完善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
安全性一直是电子货币使用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总体形势来看，为保证Internet下信用卡支付的安全性，VISA、Mastercard、Microsoft、Netscape和GTE等专门签订了Internet信用卡支付的安全电子交易协议，以期建立更加安全的Internet信用卡支付系统。目前正在运行的无条件匿名电子支付系统和可记录的匿名电子现金支付系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电子货币支付的安全性。但是由于网络安全技术的局限，目前人们对银行电子货币安全性的担忧并未减轻，任何经营电子银行业务和电子货币业务的机构都希望他们的帐户管理和风险管理系统能受到严格的控制，能够防止虚假电子货币在系统上进行交易。但事实上，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条信息途径的使用，系统的安全性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计算机黑客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网络进入电子银行系统。安全性风险的防范越来越重要。对于电子货币业务，如果安全系统被破坏，则可能导致欺骗业务发生。而对于其他形式的电子银行业务，未经授权的闯入既可为银行带来直接损失，也可以产生其他问题。例如电脑黑客通过网络闯入电子银行业务系统，寻找使用客户的机密材料，使客户利益受损。而缺乏对系统的严密控制，外部的第三者闯入系统设置病毒，会给银行带来更大的损失。电子银行及电子货币既可能遭受外来者入侵，更容易受到内部职员的破坏。某些心术不正的职员可通过在暗中获得的数据进入客户的帐户窃取资金，而另外一些职员不经意的错误也可能对银行计算机系统的运行产生危害。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继续努力，建立真正完善和安全的电子货币支付系统，促进电子货币业务的发展。
结论
虽然我国金融电子化起步较晚，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距离，但近年各家银行相继推出了各种与电子货币有关的服务，主要集中在零售业务领域。例如，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银行POS系统，以及使用IC卡代替现金用于小额支付的预付式系统等。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网络用户的不断扩大，社会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业务的需求必将迅速增长。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面对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国际化、传统银行业务衰退等国际性发展趋势，重新认识银行固有的结算、信用创造、资金中介等职能，重新检讨银行业务的发展方向，制定新的经营战略，是经营管理层当前的重要任务。其中，对目前正在开展的电子交易业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与Internet结合，应积极研究并及时展开工作。首先抓紧时机上网，以防再度发生被抢注“域名”事件。网络银行业务可从信息、提供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开始，直至全方位的交易服务，分阶段逐步展开。否则，将会丧失发展机遇，其损失无可估量。
参考文献：
（著作）金光华、田昊箭、王蓓、刑林明：《电子货币》，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5页。
（著作）唐应茂：《电子货币与法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3页。
（著作）赵立平：《电子商务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67页。
（著作）陈进：《电子商务金融与安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6页。
（著作）姚立新：《电子商务下的金融创新与运作》，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9页。
（论文）陈颖：《电子货币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的思考》，《广东经济》2006年第7期，第72页。
（论文）孔立平：《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与对策》，《商场现代化》2004年第13期，第56-58页。
（论文）陈湛匀、李文斌：《我国网络银行与电子货币发展研究》，《新金融》2000年第8期，第34-39页。
1997年至1999年的货币政策操作在缓解外部冲击、促进内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面对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失业增加、国内风险逐渐暴露、处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难度加大、国有改革步履唯艰、居民消费和非国有投资低迷等不利条件，中国货币政策无论是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还是传导机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任务仍很艰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挑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近两年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遇见的矛盾和挑战作初步的。
一、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绐终是货币政策理论中争论最多的，尤其是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国家尤为突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年份，“单目标论”的在当时背景下容易通过。1997年以后中国进入负通货膨胀率，不仅理论上“单目标”与“多目标”之争仍在继续，而且政府和各界都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这些目标有：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多目标约束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这可以从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银行分行长会议主报告看出。
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均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各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摇不定。但象中国这样明确要求货币政策实现多个目标还属少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产出；二是多重目标之间能否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在西方货币理论中被称为“货币中性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最先提出货币中性论。弗里德曼（1963）认为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而无法影响真实产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由于公众理性预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产出和其他真实经济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证检验非常精确地拟合了产出、就业、消费及其他主要经济总量的实际方差和协方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货币作为产出波动的解释变量，其解释力度并不显著。展开的分析可见吴易风、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专著第193－199页。
尽管货币中性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结论，尤其在短期内，诸如价格和工资粘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货币波动能够影响产出，但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理论同样不主张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从短期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在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优。具体地说，当中央银行利用预料外的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后会丧失信誉(credibility），公众产生高通货膨胀预期，最终结果是产出恢复到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社会福利发生了净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长期不成立，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货币理论太抽象，现实中有两个实例。一是如何评价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美国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实际上美联储1993年7月就放弃了M2调控目标，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是美联储每年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或贴现率），并且 每年都有几次是不调整。很显然，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是高技术带动的，美联储的作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低物价基础和前瞻性信息，货币政策本身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日本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积极和扩张，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不振。这两个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实证分析和这种有限的贡献率更是难上加难，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当国际收支盈余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典型的“米德冲突”便出现了；简·丁柏根论证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蒙代尔则进一步提出了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论”。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证明了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则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中至多能同时达到两项。
综上所述，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是“要求过高”，它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货币政策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
二、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1999年11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0 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26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 29个月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年第4期）。如果仅从物价下降（单要素论）来看，通货紧缩已毋庸置疑。更麻烦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价格负增长幅度缩小或扭转的迹象，两年来克服通货紧缩的各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新世纪前两年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如果把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3％）与1999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图：经济增长率7％，税收和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净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储蓄存款、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均保持正常增长速度，个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正常增长。上述指标无论是横向国际比较还是本国时间序列比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价之外，不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投资和就业。问题究竟在哪里？近年来国内外分析通货紧缩的论文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仅以“内需不足”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货币是外生变量这一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前提，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所以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都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竟然没有对付通货紧缩的理论。经济现实总是与货币理论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玩笑。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货币供应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再看，才知道人类还没有以货币政策成功对付通货紧缩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实证证明了美国和欧洲18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有人形象地将货币政策比喻为绳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经济过热，但却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此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微观解释，同时都认为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是个客观事实（吴易风、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对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不尽人意，另一方面是前两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消极等待通货紧缩自然消失更不是办法。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驾驭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与现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有关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一点，总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大有所为。因此，只要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就不得安宁。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行为。从基础货币的投放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行为、体制约束都会产生较大的。
首先是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分别为3542亿元、6182亿元和3764亿元，1998年比上年减少589亿元，1999年预计增加2000亿元。（戴相龙，1999）。
中央银行贷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经消失。从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2000亿元下降至4900亿元。特别是近年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银行贷款，每年是净还款。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其负债总额的6.3%。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农业银行的贷款。也许是1994—1996年期间贷款太多了，1997年开始贷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后，几乎不需要增加再贷款。1998年净减少1000亿元，1999年净减少300亿元。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但是1997年亚洲危机以后，外汇占款增速减缓，1998年仅为438.59亿元，1999年估计为900亿元。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动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容量较大，1999年末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国债和政策金融债券有1.05万亿元。1999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加政策性金融债券共7500万亿元，约占其总资产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银行1998年债券持有量仅增加702亿元。1999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1907亿元，占央行当年新增基础货币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减去外汇购入，债券购入量约为900亿元。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客观上形成了垄断。从1996-1998年，全贷款增量的68%是由这四家银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这四家银行的行为所左右。这种状况世界少见，在大国几乎没有。此外，由于和的因素，这四家银行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充分（寡头竞争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行动。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终作用到经济运行之中，取决于这四家银行如何运用自己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这里的关键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由此，在国债市场上可以压低价（利率）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不一定即时去寻找贷款客户，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贷款风险较大时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分支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更为奇特的是，我国存款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信誉不对称，公众认为，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就更需要央行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反而有一定紧缩效应。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利率调整可以越过信贷渠道直接作用于和家庭的资金成本，并发挥信息作用。
因此看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诸多制度：如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
四、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投放计划和指令性的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5年以后，现金计划和贷款计划的作用明显无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还要定指标。
1996年中央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并宣布“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平均增长23%左右，M1年平均增长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 %、16.54% 、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 %、17.32 %、15.34 %，1999年11月末M1增长率为16%，M2增长率为14%。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由此面临的挑战是：贷款指导性计划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没有用？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具有可测性、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相关性三个特点。但无论实际现金投放、实际贷款额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频繁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种偏离是顺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实践看，中央银行也难以纠正这种偏离。理论上对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争论很大，如果是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适宜作为中介目标。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性如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实证。因此，根据预定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倒推出来的货币增长目标，作为约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必须市场化，计划经济的已彻底结束，如何完成货币政策由计划手段向市场化手段的转变也构成对新世纪货币政策的重要挑战。
五、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
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八种，但真正能自主运用，并且有预定效果的工具却不多。
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合并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贷款总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真的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他们也可能增加购买国债，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备付金存款。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是一例。而且，目前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纪可用余地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债交易量小是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程度一致的：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没有把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自己流动性管理的场所，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又不能进入。至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考虑的是汇率目标，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998年再贴现余额仅332亿元。中央银行贷款在1993—1997年期间曾经是中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再贷款逐步归还。调控余地已经不大。1998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是12525亿元，比1997年末减少了2000亿元。其中给政策性银行的6754亿元几乎不可调控。
窗口指导或称“信贷政策”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央银行连续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外贸信贷的指导意见，文件下发不少，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性工具，也不是价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种道义劝说，是一个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从货币理论看，许多信贷政策手段，诸如允许房地产抵押贷款、助学金贷款、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股票抵押贷款等，实际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近几年使用最多，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筹资成本、推动个人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减轻企业财务负担2600亿元。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扶持，利率下调的结果往往是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存款人和银行收入减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难反映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贴水，利率结构也易于扭曲。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价负增长局面不改变，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信贷政策、中央银行贷款、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和政策性贷款（发债）计划这八项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银行还不能“自如”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而且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
六、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
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或有变化的，由此才有可能为中央银行的决策提供了支持，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某些技术支持。
谢平、俞乔(1996)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与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尽管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仍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结构与经济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货币乘数的可预测性及其精度就成为货币当局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总量的技术操作基础。
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学者提出了若干：一是将当期货币乘数与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货币乘数与13个月前货币乘数之差的函数。(一默、马明、1993)；二是先就货币乘数中各因素作经济计量，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总体模型(徐诺金，1989)；三是就决定货币乘数中有关各种因素，分别按其定义确定其值，然后代入货币乘数公式中。
尽管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从事后统计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数为1.15、1.17、1.30，M2的乘数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1、0.91、0.83，波动很大。下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不确定性强，通过数据得出的预测模型很难期望它在将来也有良好的预测表现。由此，对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额的事先预测和调控就相当困难
七、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日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因为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只要不是实行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其国内货币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美国近年来每次调息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利率变动。Levy 和Halikias(1997)的实证发现：德国短期利率提高对法国长期利率的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国短期利率的影响。在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尽管未加入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一体化组织，但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21世纪初至少有三个金融开放举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制度也将面临大的改革。金融业开放不仅使金融监管面临新课题，而且也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
假设十年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动会加强。如果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坚挺，那么货币当局只能被动地吞吐外汇，这样如何保持国内货币政策不受干扰便成为难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而且会影响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1997-1999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应付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样将来对亚洲金融市场还是影响很大。
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也会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中国也必然如此。中央银行如何根据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平衡好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是一个难题。
WTO尽管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协调和调解各缔约方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贸易，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劳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国加入WTO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外资银行的引入至少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两方面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如何尚难预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反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种难题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手段丰富的国家也出现过。
八、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现短期融资的货币市场，后出现长期融资的资本市场，中国则是先建立了证券市场，后完善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时至今日，货币市场仍发展滞后。
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股票市场评估价值，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中国更看重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国有企业上市意味着大量不需还本资金的流入。本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但把为国有企业筹资作为首要任务，势必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下，投资者短期行为盛行，最终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
难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有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任务，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顾及证券市场的反应，有时还出台一些“利好“来“培育”证券市场发展。例如，利率下调时，央行主动说要“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允许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等等。这些事情作为一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利用这些事情（信息）来影响股票市场就是另一回事了。货币理论一直告诫人们，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财富也有相当部分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基金上。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既不担心股东“用脚投票”也不担心会被兼并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关心的就是增资扩股又能“圈”多少钱。这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会使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都受到损害。
九、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
1998年以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整顿和撤并。上述这些机构负债额巨大，且相当部分是对人负债（即吸收了个人存款）。因此，在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或市场退出时，各地纷纷向中央银行要求流动性支持，使央行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予贷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来，风险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和信贷扩张，有利于防范通货紧缩；如果不予支持，则一些金融机构或农村基金会出现挤兑，不安定，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很大。
从上说，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这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创造者的一项特殊功能，但这一职能本身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以缓解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这绝对是角色冲突，但在却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但是，此例一开，可能为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不少难题。
现在看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有多种方式：省政府通过地方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承诺在若干年后还款并付较低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央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贷款；其他紧急救助贷款。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贷款在金融机构清算过程中起了存款保险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这些钱以后，将来能偿还多少确实令人担心。
尽管在通货紧缩时期，由“最后贷款人”机制出去的资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不会有矛盾。但是从长期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看，还是有若干需引起重视：一是数量控制，如果数量过大，这些被动出去的央行贷款收回难，就没有反向调控作用，会对今后货币政策造成被动；二是不能成本（利率）过低，这些贷款期限很长，如果按现在利率水平把长期利率都锁在过低水平上，将来会引起很大套利行为，扰乱货币市场利率，于货币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时公布通过“最后贷款人”出去的资金，这实际与财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长远的制度健全，不能走关系，谁本事大谁得钱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员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让犯罪分子放水逃脱；六是最大的道德风险还在人民银行，一看出风险不可收拾了就给钱，人民银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监管。
如果以凯恩斯《通论》作为货币政策理论的起点，距今已有64年。在中国，从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国这样的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统一的参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也许就是货币理论的魅力所在。上述九个方面的挑战还仅仅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也许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面。例如：网上金融交易将使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甚至使货币供应量指标毫无意义；将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能使本国央行职能消失，也就没有本国货币政策；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全球支付系统可能会开辟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交易；等等。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和积累知识，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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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默、马明：《我国货币乘数运行及预测公式》，《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5年第9期
（2）、徐诺金：《货币乘数：理论与实证》，《金融》1989年第10期
（3）、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2期
（4）、戴相龙主编：《中国货币政策报告：199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5）、吴易风、王建、方松英：《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
（6）、戴根有：《迎接债券市场新》，《金融时报》2000年1月5日，第12版
（7）、Cover J.P. : Asymmetric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ney Supply Shock，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pp1261-82
（8）、Friedman M. & Schwartz A. :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9）、Karras G.: Are the Output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symmetric?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European Countri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58， 1996， pp267-68
（10）、Levy J. & Halikias I.: Aspects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under Exchange Rate Targeting: Case of France， IMF Working Paper， 97/44
（11）、Lucas R.E. : Expectations and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4， 1972， pp103-12
关键词：票号；金融中介；分工；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30-07
清季至民初，山西票号盛极一时，享誉全国，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控制着当时中国金融的命脉，也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鼎盛时期，山西票号的分庄不仅遍及全国23个省，而且远涉重洋开到了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尽管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美誉名副其实，但其相对于市场何以存在的原因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在主流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山西票号的银行属性
一些学者认为，山西票号并非银行。如曾康霖坚称票号不是银行；[1]赵焕焱只承认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2]张亚兰也将票号和新式银行对立起来，她指出“清朝末期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出现后，票号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听从一些改革倡导者的建议将票号改为新式银行，最终走上了衰亡的道路。[3]而本文认为，票号与现代银行并无二致，从其主营业务与“bank”的中国译名源考即可见一斑。因此，本文有关票号本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银行。
1票号业务与现代银行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观点的界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以是否向个人和家庭提供贷款作为区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称：“银行的典型业务顾客既是借款者又是存款者，且往往是同时的。”[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撰写的《金融学》认为，银行发挥着两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5]《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银行的定义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这与现代银行没有区别。以乔家字号大德通票号为例，其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存款分往来存款与定期存款二种：前者是商家浮存，随市面之变化，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为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存款利息比较低，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分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二种：前者于放款时须立字据，亦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定期者较高，活期者较低；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验明货物，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还保人垫还。。汇兑则有六种情况：同业对交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5]可见，从主营业务上看，大德通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海外学术界目前一般也将山西票号视为银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6]
2“Bank”译名源考：银行即是票号
从“Bank”传入中国并被翻译为“银行”的历史过程看，现代意义的“Bank”（银行）与票号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名称不同。在中国，最早介绍海外银行的是魏源。1847 年魏源在《》中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还介绍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但是，魏源未提及“银行”两字，他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最早把“Bank”翻译成“银行”的是洪仁。他在《》中明确地倡导“兴银行”。他设想：“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国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在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孥去也。”[7]此后，在1868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邝其照也把“Bank”译成了“银行”。据解释，按照汉字的字义，“银”是历代使用的贵金属货币，“行”比局和店的规模要大，所以。字典把经营货币业务而且规模较大的机构称之为“银行”。日本人原来把英文“Bank”译成日文时称“金馆”，那时日本的财相伊藤博文正在筹拟新式金融机构，见汉译的“银行”比日译的“金馆”更加妥当，也就采用“银行”的中译法，于是“银行”的名称就日益被推广起来了。而在当时，山西票号在海外的注册名就是“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名为“合盛元银行”。
二、现有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而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漠视货币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阿罗―德布鲁范式。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模型没有货币，也没有银行或者票号。撰写该词条的经济学家约翰•简纳科普咯斯（John Geanakoplos）说：“阿罗、德布鲁实际上将价格充当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作用明显化无意义，因为它对实际的配置毫无影响。”这从下文将票号引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假设条件如下：
（1）存在金融市场的三部门经济：厂商、家庭和票号，不存在公共部门（如政府和中央银行）。厂商用下标f表示，家庭用下标h表示，银行用下标b表示。
（2）家庭的消费剩余（即储蓄）通过金融市场和票号两种渠道向厂商的投资转换。
（3）有两个时期，t=1,2。
（4）只有一种实物产品，最初由消费者拥有。产品中的一部分在时期1被消费掉，其余在时期2由厂商投资于消费品生产。
（5）消费用C表示，投资用I表示，储蓄用S表示，证券用B表示，存款用D表示，贷款用L表示。上标符号“+”代表供给，符号“-”代表需求。
（6）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采取竞争行为。
（7）本模型使用确定性结构，如图1。
图1表明了家庭储蓄向厂商投资进行转换的过程。家庭储蓄可以存入票号，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证券；票号可以向家庭发放存款凭证，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筹措资金，并将所筹措的资金用于向厂商发放贷款；厂商利用票号的贷款或者向金融市场发行证券来筹措资金，并将筹措的资金用于投资。
1消费者均衡
消费者选择其消费组合(C1,C2)，储蓄S在票号存款D+和证券Bh之间分配。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即max U(C1,C2)，满足条件：
C1+Bh+D+=w1
C2=Пf+Пb+(1+r)Bh+(1+rD)D+
上式中：w1代表其初始消费品禀赋，Пf和Пb分别代表厂商和票号的利润，r和rD分别为证券和存款支付的利率。
由于在本模型前提下，证券和票号存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当利率相等（r=rD）的时候，消费组合才有内解内解指各个要素的使用是正数时的解。。[8]
2厂商均衡
厂商选择适当的投资规模I和融资（向票号贷款L和直接发行证券Bf）,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即maxПf，满足：
Пf =f(I)-(1+r) Bf-(1+ rL)L-
I= Bf + L-
上式中：f代表厂商的生产函数，rL是票号贷款利率。同样，证券和票号贷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利率相等（r=rL）时，生产组合方程才有内解。
3票号均衡
票号选择其贷款供给为L+，存款发行Bb，使得利润最大化，即maxПb，满足：
Пb=rLL+-rBb-rDD-
L+=Bb+D-
4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特征转化为用利率向量(r,rL,rD)、三个需求和供给向量即消费者的（C1,C2,Bh,D+）、厂商的（I,Bf,L-）、票号的（L+，Bb，D-）向量表示。因此：
每一部门行为均为最优决策（即其决策值分别为Ph,Pf,Pb）。
当I=S（产品市场均衡）；
D+= D-（存款市场均衡）；
L+= L-（信贷市场均衡）；
Bh = Bf + Bb（金融市场均衡）时，每一市场都出清。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所有利率都相等时，惟一的均衡才可能发生，即：
r=rL=rD
从前述票号的行为方程式（Пb=rLL+-rBb-rDD-）可知，均衡时，票号所获得的利润为0，并且，其决策对其他部门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家庭在存款和证券上的选择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厂商对票号贷款和证券之间的选择也没有区别这说明了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般简称为M-M定理），即在完善和均衡的金融市场里，企业价值和融资方式(债务结构)无关。。
由此可见，从阿罗―德布鲁范式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票号是多余的机构。
（二）金融中介理论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迄至目前，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银行的著作为数不多，有关银行的经济学分析，一般被纳入金融中介理论之中但是，在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中，并不包括商业银行。参见［美］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第178页的“金融中介”词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不过，即使在国外学术界，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也并不成熟。[10-12]下文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并不能有效解释票号（银行）的存在性问题。
1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
（1）戴尔蒙德和戴伯维格（Diamond and Dybvig）的流动性保险说，认为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9]但是，第一，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签订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银行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第二，正如伯特里克•博尔顿所指出的：D-D模型对银行的产生解释得不够充分，因为，企业也可以提供流动性调整服务。[10]
（2）本斯顿•乔治[11]和法马[12]、克莱因[13]、艾伦和桑特莫罗[14]等提出的交易成本说，认为银行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斯论文《企业的本质》的翻版。但问题在于：第一，交易成本是事后的，在事前或者事中，我们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行为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只有一项交易完成了，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所以，是否选择银行这种组织，与交易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银行这种组织产生之后，人们才能大致估计出其运行的成本。第二，同一个人的同一行为，既包含技术成本又包含交易成本，难以加以区分。
（3）利兰和派尔（Leland and Pyle）[15]、戴尔蒙德[16]等提出的信息不对称说。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没有需求资金的积极性。这时，金融中介通过减少这种不对称信息而在经济中起到实际的作用。金融中介更重要的是对使用资金的一方加以监督和控制(Diamond)。同时戴尔蒙德认为，由于大数定律的存在，可较好地解决资金供给方与金融中介两者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并未因增加了一层关系而增加资金运作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积极参与监督和控制，降低了资金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但是，第一，信息不对称在解释银行的存在性上，被过于宽泛的滥用了。戴尔蒙德模型稍加修改，也可以用来解释厂商的存在性。第二，认为银行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果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那么随着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减少，投资者直接参与市场的比例应该有所上升，而银行的数量会减少直至消失。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伯特和迪克（Bert and Dick）的研究,整个美国金融中介部门的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20 %上升到1995年的250%。具体到美国的银行,其资产占GDP 的比重也相应地从46%上升到63%。同一时期内，其他发达国家中，证券融资均不足1/3，而银行融资达55%―70%，只有加拿大的证券融资为50%。[21]第三，正如哈维尔•弗雷克斯所批评的:按照借款人报告的现金流量调整非罚款类处罚并不现实。现实世界中的非罚款处罚，如破产入狱或名声扫地等，更多是一次付清的。[17]
现行金融中介学说有将理论强加给银行（票号）现实的嫌疑。这些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虽然后来尤其是在伯特•迪克和默顿（Merton）[23]那里已经开始注重演进与结构变化的所谓动态视角，但也只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扩展，或者说只是把原来分割和静态的市场与银行的关系加以整合，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市场体制作为背景和条件的，没有考虑到银行产生的历史因素，更不必说考虑中国明清时期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了。因此，现行金融中介理论的适应性实际上十分狭窄，对银行或票号存在性的解释力很弱。
2票号并不是“金融中介”
本文认为，将银行或票号划归金融中介，这是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思维。票号的贷款创造货币的行为只受存款准备金的制约，而与票号持有的存款余额无关。信用创造的本质特性是债权交换。票号贷款是票号与客户之间的债权交换，也是信用交换。双方同时增加对对方的债权和债务，反映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即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增加。同时，在信用货币时代，如果票号的资产只有贷款和存款准备金，那么社会的每一笔贷款的起源都是贷款，都是由票号贷款产生后，被非银行公众相互转手，中间或许还经过现金过渡而表现着。票号贷款产生存款，货币的创造就发生且仅发生在这一行为中。在票号发放贷款的瞬间，存款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货币的创造机制。存款货币的转移是票号创造货币之后的行为，是票号运行的问题。因此，票号不是资金的中介，票号为社会提供全部的货币资金。实际上，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并不包括银行[24]。虽然广义的金融中介包括银行、储蓄机构等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其他金融中介（包括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财务公司、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等），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的作用和特征各异，本质并不相同，运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和解释是不适当的，应该有对不同形态机构的理论解释。因此，不能将金融中介理论简单地应用于票号分析。
三、票号的本质：模型分析
下面将运用分工理论[18]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对货币和票号的产生进行分析。
如果张三（C）不使用任何工具，赤手空拳地去捕鱼，他可以马上捕到鱼（即时生产），并吃掉（即时消费），但产量会很低。张三也可以回家织网再以此网（生产工具）捕鱼，这样鱼产量会大增，但织网要花时间，且织网时张三仍然要消费，却无鱼可吃。为此，张三可以与李四（B）和王五（A）分工，假如张三（A）打鱼，李四（B）织网，王五生产织网用的麻线，然后三人各以自己的产品（鱼、渔网、麻线）交换，这样则能增进各自的福祉，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为理想的是，张三可以向别人借鱼和麻线来度过无鱼可吃的织网阶段，然后在织好网捕到很多鱼后再把当初借的鱼连本带息还清。由于织网捕鱼的产量非常高，在还掉织网时期借鱼度日的本息后，他还可以保留比原来赤手空拳捕鱼还多的盈余，因此这种先生产生产工具（麻线、鱼网），再生产消费品（鱼本身）的迂回的生产方式，效益要高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方式。下文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着如后文分析的三种生产模式。
（一）货币的出现这一分析图式受Borland-Yang模型的启示。[17]
假设一个社会中有n个无差别的人，他们选择三种模式进行生产。第一种如图2所示：每个人自己生产麻线（A），然后用麻线织成渔网（B），再用渔网来打鱼（C）供自己消费。这时，该社会既不需要交换（即不存在市场），也不需要货币。
第二种模式如图3 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专业化分工之中，即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人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此时生产麻线的人与生产渔网的人之间不存在供求的“双重巧合”供求的“双重巧合”，最早由杰文斯（Jevons,1875）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两个人偶然相遇，一个人不仅仅手中恰好要有另一个人所需要的，而且还必须恰好需要另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参见［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9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渔网制造者需要麻线，却不捕捞麻线生产者需要的鱼。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单向的。同理，生产麻线的人与用网捕鱼的人（渔夫）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麻线的人需要捕鱼者（渔夫）所捕捞的鱼，但是他不能给捕鱼者提供渔夫所需要的渔网。
第三种模式如图4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分工，且存在货币（产品C充当货币）。假设不存在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以促使所有生产者同时按照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易产品，则在完全分工的经济中需要货币的存在。假设生产麻线的人从渔网制作者那里交换渔网，然后用渔网与渔夫交换鱼，则所有的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重巧合”。而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麻线制造者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来捕鱼。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价值，其价值在于协调下一步的交易。可见，专业化和分工对于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而当迂回生产的链条足够长、分工水平足够高的时候，货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产品会充当货币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有两个条件：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产品交易效率参数。如果所有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相同，则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产品容易成为货币；如果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不同，则交易效率高的产品将成为货币。如果政府或法律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够有效率的运作，则其交易效率高于任何产品的时候，纸币就会替代产品货币，反过来促进分工和经济的发展。
（二）票号的出现
货币出现之后，分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可以根据其手中所持有货币的情况分为资金供应方（存款人或者贷方，如家庭，用H表示）和资金需求方（贷款人或者借方，如厂商，用F表示）由于文章主题所限，这里不对厂商的本质做出分析，厂商仅仅作为给定变量而存在。。不存在票号的时候，资金的供应方与需求方双方直接交易。这种状况可以用图5表示。
图5将问题简化为只有H和F两个人的情况。如果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那么，交易顺利，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譬如说H的资金不能够满足F的需要，则交易不可能实现。所以，一般情况下，图5这种经济社会是不存在的。
如果资金的供应方（H）和需求方（F）的数量扩展到n，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以Hi（i=1,2,…,n）表示资金供应方的向量空间，以Fi（i=1,2,…,n）表示资金需求方的向量空间。那么，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可以用图6表示。
在图6中，假设金融市场属于完全竞争，资金的供应量恰好等于需求量，那么，金融市场出清。但是，这种资金交易方式的效率比较低。譬如说，在没有银行的情形下,众多的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搜寻、对潜在的客户（Fi）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资金需求方（Fi）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
进一步分析，假设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在图6的情况中，资金供应方（Hi）和资金需求方（Fi）所面临的具体成本约束是不同的：资金需求方（Fi）主要面对的是声誉损失（即声誉成本）和筹资成本的约束。
先看声誉成本。借款本身容易让他人对其生产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只能筹借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如果要筹措更多资金，资金供应方（Hi）必然考虑风险问题而拒绝借款。此外，如果资金需求方（Fi）到期还不了款，会进一步增加声誉损失。再看筹资成本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省略了很多变量。在现代经济中，筹资成本指的是各种筹资费用的总和，它可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以某种方式从某一筹资渠道中获取―定的资金所付出的费用，它包括：借款利息及有关的手续费、管理费、承诺费等各种附加费用；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外资的调汇、转汇和有关手续费；其它直接费用，如必要的印刷费、广告费、人工费、代办费、邮费和其它杂费。间接费用是以某种方式筹资时，间接发生的费用。如：筹资风险调整和风险保护费；由资金使用的某些限制性条件引起的费用；筹资后企业负债上升，资信下降，以至于下一次再度筹资时筹资成本上升；筹资的风险损失。详细参见刘正山，《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第69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筹措资金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搜寻资金供应方的成本、信誉显示所需要的成本和讨价还价（如确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成本等。假设第k个资金需求者Fk（i≥k≥1）的资金需求量Dk比较大，第k个资金供应者Hk的资金供应量Sk＜Dk，那么，Hk可以放贷的资金不能满足Fk的需要，假设每个资金供应者可供应资金量相同且mSk≥Dk，那么，m个资金供应者可以满足第k个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假设与每个资金供应者签订资金供应合约的成本（可以认为其等价于筹资成本）为C，则第k个资金需求者Fk的总的筹资成本为mC。
资金供应方（Hi）贷出资金，除了面对比较大的放贷成本外，还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广义上，道德风险包含了逆向选择的含义。参见［美］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载《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放贷成本指的是，在没有票号的情形下,众多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Fi）搜寻、对潜在的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借款人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所谓逆向选择，即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认为，逆向选择是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参见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3集第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我认为，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买主和卖主都能够区分劣币和良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资金供应方知道资金需求方的情况，也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不给贷款。，资金供应方（Hi）发放贷款比较谨慎，一些厂商（Fi）为达到获取资金的目的，可能策划、编制假投资项目，虚造财务报表，操纵利润，欺骗资金供应方，资金供应方在无法了解厂商真实情况下，依据厂商所提供的信息发放贷款，导致失误，造成损失。所谓道德风险，即贷款发放后，由于利益驱动，厂商可能改变贷款的用途、投向等，欺骗和诱导资金供应方，而资金供应方（Hi）在获取厂商信息的质量、及时性及全面性等方面皆存在不对称，必然导致风险加大或损失加重。那么，不存在金融市场出清。
在这种状况下，票号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解决资金供应方（Hi）的信息成本困境与筹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银行可以减少放贷成本，缓解或者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大大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因为，通过分工，资金供应方（Hi）不必直接与资金需求方（Fi）交易，将资金委托给银行，可以节约搜寻资金需求者的各种成本，可以避免各种风险因素（如不还款风险）和追索资金的困难等产生的成本，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对于资金需求方（Fi）而言，不必直接与资金供应方（Hi）交易，直接向票号筹资，可以减少资金筹措成本和筹资风险（如通过市场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声誉成本（因为筹资行为或者还款能力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其他成本（如资金信息搜寻、多头签约等带来的成本）等，筹资规模得到扩大、筹资来源相对稳定，从而大大提高了筹资效率。
存在票号的情况，如图7所示。其中，票号用B表示，金融市场用M表示。
票号专门从事信贷业务，随着其处理的业务越来越多，积累了相关专门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处理信贷业务的效率比那些偶尔进行放贷活动的单个资金供应者要高得多，因此由票号来专门处理信贷业务，成本会大大降低。例如，同样一笔信贷业务，由一个储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而由票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其中的C/＜C。粗略看来，这种分工带来的效应类似亚当•斯密的制针案例，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减少了交易次数；其二是扩大了每次交易的交易规模；其三是降低了每次交易的成本。这三者分别对应着避免重复性工作带来的成本节约、交易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节约和业务技能提高带来的成本节约。
四、票号的本质：史实分析
笔者认为，探讨票号的本质，如果忽视货币和票号发展史，忽视经济现实，凭借空想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恐怕如同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鉴于此，下文从历史考证的角度，通过案例分析，以期与前述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相互印证。
（一）货币的产生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说，由于存在分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物物交换的成本迅速增大，交易效率让各方难以忍受，使得商品销售者愿意将所持有的特定商品转换成能够被广泛认同（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一种物品，即使该物品的真实价值略低于自己持有的物品的价值。
考证表明，在未开化社会（即游牧社会或者刚刚脱离游牧的农业社会），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中国最初曾使用过牧畜作为货币，如凉山彝族古籍中曾记载“四只羊换一头牛”的比值，它们表示货币概念的“则糜”，原义泛指牛羊，即牲畜的概称。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匹马束丝”以易奴隶的记载，即其明证。卡尔•门格尔的研究也发现，货币的观念与牲畜的观念常相结合，并表现在大部分国家的语言中。[20]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随着职业的分化与由于职业分化所形成的都市的逐渐发展，牲畜日益难以继续充当货币。因为，保有甚至暂时性的保有牲畜，代价极大，且不方便交易。作为货币的牲畜逐渐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千家驹、希克斯和门格尔的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是，出现了用贝作货币的现象。最早的贝币，是从装饰品演变而来。它分为天然贝和铜贝。从夏朝开始，人们使用天然贝作为货币。天然贝大小轻重接近，坚固耐用，耐贮藏，便于计数，便于携带和转让。商代用贝明显增加，如郑州白家庄一商墓出土贝达460 枚之多，殷墟妇女墓出土海贝达1700 枚。从中国汉字结构上看，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开始，如货、财、赋、贵、贱、赂等。
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日益扩大，到商代晚期，出现了象形的铜贝。它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是人类最早使用金属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代，金属铸币开始流行。据《国语》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 铸大钱”。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于秦半两(铜钱) 。从此，方孔圆形成了中国铜钱的固定样式。汉代，由于秦钱沉重、难用、携带不便(重量为十二铢)，因此，改铸小钱。从汉高祖使人铸荚钱至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先后九次改铸，重量为二点四铢至八铢。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 铸五铢钱直到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 年) 止，历时七百余年，五铢钱成为主要货币。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年) 开始铸“开元通宝”钱，并规定每十文重一两，铸造精美，布文深峻，钱上字体讲究而多变化，有真草篆体等，背文常有月纹等文饰。北宋铸钱以宋徽宗政和、宣和钱为多。[21-22]
（二）票号的产生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过渡到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制度。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 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与铜钱并行通用，以钞为主。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使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庄，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年），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这种组织与海外早期的“银行”（“Bank”）的意思一样。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的一部经济学著作《财政四纲》（钱恂，1902）的“银行之原起沿革”一节，考证了银行的历史。书中指出银行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银行”，英、法、德语称之为“Bank”，意大利语称为Banco，意思是“靠椅”或者“货币兑换桌”。这其实是从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分析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23]。当代学术界也同意“Bank”起源于意大利的说法。
钱庄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在中国古代，钱庄是买入铜钱，收进银两，兑换铜钱，周而复始，赚取银钱比价差额谋取利润的。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F乔恩的研究，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是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不过，当年的银行只是名字同现代银行相同，从业务上看，并不是现代的银行。因为其当时的业务并没有存贷款。其实，中国古代如宋代也出现了名为银行的组织，但其是典当行。但是，即使将意大利当时的银行当作现代银行，也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24]。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有关存款银行的题外话”对此进行了描述。他说，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同欧洲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因而带来了大量缺损和磨损的外国铸币，其价值相对于新铸造的货币降低了大约9%……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担保下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既接受外国硬币，也就受本国的较轻的、被磨损的硬币，但是要依照本国好的标准货币来决定其实际内在价值，同时扣除铸币所必需支付的费用和其他一些必须支付的管理费用。”阿姆斯特丹银行与中国古代的钱庄，业务类似。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它们都只是货币兑换机构，不具备银行的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产生了。按照现有的资料考证，中国最早具备银行特点的金融机构产生于1736年，山西人王廷荣在张家口开设的账局――“祥发永”。账局主要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也兼对候选官吏和官吏放账。不过，账局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
到了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山西的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后来，汇兑业务有票汇、信汇、电汇三种，与现代银行的汇兑业务没有什么区别）。接着，平遥蔚泰厚等“蔚字五联号”五家票号出现，形成“平帮”；祁县有合盛元等票号出现，形成“祁帮”；太谷县有协成乾票号问世，形成“谷帮”。世称山西票号“三大帮”。极盛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为28家，每家票号又有若干分店，分布在全国沿海、边远和内陆的八九十个城镇，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
票号是账局的延续和发展。山西票号创立之后，经营业绩日益上升，便开始存款和放贷业务。具有存款、贷款、汇兑三大现代银行主营业务的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而今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
（三）票号与经济效率
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不存在分工的直接融资，与存在分工时从票号进行间接的融资，效率差别很大，后者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实证角度看，票号的出现的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山西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中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大大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
票号的产生，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是中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人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票号，分号遍及日本、朝鲜、俄罗斯、南洋等内。分布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印度的加尔各达、南洋的新加坡等等[32]。
山西票号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史实资料来看，19世纪70年代，中国才有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本或借款。例如：左宗棠设立马尾造船厂，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山西财经学院科研处，1982）[33]；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有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借自票号的（孔祥毅，1998）。
五、结 论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作为银行的山西票号，是分工乔治•施蒂格勒曾说：“劳动分工并不是18世纪那些零星用品制造商异想天开式的实践，而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选》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霍萨克（Houthakker，1956）也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杨小凯（2000）、汪丁丁（2001）等学者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演化研究。详细的讨论参见相关著作。本文大体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本文的论证不同于上述学者，本文不是预设理论结论，然后设法证明。的产物。从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可见，分工经济需要货币的存在；货币出现之后，当不存在银行或票号时，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效率很低；而票号的出现则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演化来看,分工和商品交换促使货币产生, 货币余缺的调剂产生了货币信用，货币信用走向集中产生票号，票号产生之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曾康霖银行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 赵焕焱职工持股――Google与晋商的异曲同工［N］世界经理人，2004-10-15
［3］ 张亚兰惯例与创新――以史为鉴谈金融创新中的安全与效率［N］光明日报，2004-05-25
［4］ 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66［5］ 罗伯特•C默顿，等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6
［10］ 秦国楼现代金融中介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11］ 张杰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1，（6）：74-84
［12］ 孙曙伟，蔡庆丰金融中介理论综述及评析［J］武汉金融，2004，（6）：36-39
［21］ Bert and Dick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cial,2000, （24）：1234-1251
［23］ Merton, R Cand Bodie, Z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Financial System［C］in Craneetal, Eds,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5
［25］ 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8
［32］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33］ 山西财经学院科研处山西票号研究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5］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6］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72
［7］ 中国史学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538
［8］ ［美］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三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1
［9］ Diamond, D W and P HDybvig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3)：401-419
［10］ 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11］ B George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76，（31）：215-231
［12］ Fama, E F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0,（6）：39-58
［13］ Klein, M AThe Economics of Security Divisibility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1973,（28）：923-931
［14］ Allen, Franklin and Santomero, Anthony M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21）：1461-1485
［15］ Leland and PyleInformational asymmetrics,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77,（32）：371-387
［16］ Diamond,DW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4,（51）：393-414
［17］ 哈维尔•弗雷克斯微观银行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8）
［18］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9］ Borland and YangSpeciallization and Money as a Medium for Exchange［D］Seminar Pap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Monash University，1992
［20］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49
［21］ 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2］ 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3］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