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00:57: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好人好事新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看报纸能使人增长知识，能知天下新闻时事。在众多的报刊面前我悄悄地爱不惜手，看上了临川晚报。
别看那小小的临川晚报，它每日都刊登有国内外和地方新闻。评论好人好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文艺体育、广告与启事，因有尽有，五花八门，使你看得依依不舍。
但我最爱看的是文化版和小记者作文版。文化版中有许许多多的高级教师指导我们如何写作文，如何学习数、理、化和相关科目，看后会使你了解各种作文的写法、数学解题方法及英语读法，怎样学习能使你知识更有提高。看了小记者作文选刊，上面有同学们优秀的作文，看后能增长我的写作水平和知识。真是三人行必有吾师，上面的点点滴滴不就是我的老师吗？
从此以后临川晚报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的作文也在晚报上发表数篇，这也是我写作的平台。它天天陪伴着我，我爱不释手，看新闻、看好人好事，它鼓励了我前进，它教育了我要热爱人民，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爱临川晚报，使我在临川晚报的陪伴下不断成长。
指导老师：张尚?
2012年党的十将隆重召开。为迎接这次盛会，全国党刊组织“喜迎党的十联合征文”这一活动。我想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和宣传工作，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一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主动承担起引领道德建设的社会责任，提高引领水平。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要以贯策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为己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深刻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媒体，尤其是作为主流媒体，具有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影响力大的优势，站在道德建设的最前沿，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我们党报党刊新闻工作者应以特有的新闻敏感，密切观察社会动向，及时发现敏感问题或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提前介入和引导，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引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要浓墨重彩地宣传道德模范，发挥典型人物的榜样作用。道德模范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最有说服力、最有影响力的鲜活教材，所以宣传他们的事迹，要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而且形式要多样，手段要创新。比如，《内蒙古日报》、《实践》（党的教育版）先后开设了党课辅导、北疆党旗红、来自创先争优一线的报道、以德报德、爱的赞歌等专题、专栏，采用通讯、新闻报道、综述、评论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旗帜鲜明地宣传道德模范。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我们宣传道德模范要尊重新闻规律，讲究宣传艺术，提升报道水平；要突出群众视角，运用群众语言，以达到亲切感人的效果。媒体还要旗帜鲜明地鞭挞假恶丑，批评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言行，推动人们自我约束，自觉端正思想道德和行为，使舆论监督起到“道德法庭”的作用，形成明荣知耻、惩恶扬善的舆论氛围。
二要尊重道德模范，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心。媒体要客观真实地反映道德模范的事迹和精神，就要避免刻意炒作或有意放大，这样会给模范人物带来误解和压力，甚至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同时，记者的采访行为也要人性化，体现职业道德和良知。比如，在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拾荒阿姨被媒体围堵，严重地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不堪骚扰的房东一次次地要求她离开，儿子的正常工作也受到影响。
三要大张旗鼓地报道凡人善举，并将其作为“走转改”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良知、真善美自古以来都存在于百姓的心中，从未泯灭。在我们身边，既有闻名全国的道德模范，更有无数凡人善举、好人好事。他们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却弘扬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比如，我区全国文明城市包头，好人好事比比皆是。我们曾经采写通讯《一个精神病人和她的6位“妈妈”》，报道北方重工403车间的职工照顾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女工。26年来，车间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女工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这名女工的照顾却从未间断。报纸刊发时还配发了短评：让每一个不幸的生命都有尊严的活着。在这座文明城市，活跃着雷锋车队，包头义工，环保小卫士，有人出车祸，人们争相去献血，汶川大地震，捐款者排成长队。就在不久前，一名贫困的小学生在火灾中受重伤，人们又纷纷捐款，帮助她度过难关。新闻媒体要把发现、宣传这些平民英雄作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内容，通过一个个善举，一个个平凡事例、一个个感人的细节，充分宣传植根于民间的这种爱国爱民、助人为乐、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美德，让人们对社会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作者系内蒙古日报包头分社社长）
微博不仅改变着信息生态，也改变着传播理论。“小悦悦事件”，无疑就是一个可能改变传播学教材的案例。
可能被改变的传播内容，就是传说中的“拟态环境”。上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经典概念――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容易把媒体报道的社会环境，当成真实的社会环境来看待。举例来说，假设某个城市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事故、纠纷以及好人好事、会议、志愿者行动等，一共100件，而报纸只能报道10件，其中3件是凶杀盗窃、3件涉及事故、3件意外事件、1件志愿者活动。这种选择无可厚非，因为报社有自己的新闻原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刊登。但这种选择的结果，会让读者把这10起事件构成的虚拟环境（拟态环境），误以为就是真实的社区环境，认为社区中充满着暴力、盗窃和各种意外，令人不安。这种拟态环境，是可以由权威、主流媒体来进行控制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控制负面新闻”。客观上讲，负面新闻的减少，的确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调节作用；这也是一些人批判媒体时所指出的“麻醉作用”。
对“拟态环境”的控制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恐怕没人能说清楚。主流媒体自身对新闻的选择，本身就是对拟态环境的一种控制与调节，它们如果一味刊发负面新闻，自然就造就了一种相对负面的拟态环境。而此时，如果政府部门要求“正面宣传为主、减少负面报道”，那只能说是对媒体调控拟态环境的一种“反向调控”。谁都不敢说主流媒体创造的拟态环境能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保持绝对一致，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往往导致主流媒体无视这种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拟态环境过于负面，导致社会心理问题愈演愈烈。主流媒体刊发一位市民自杀的消息之后，往往引发数位“模仿者”，导致自杀事件的报道连续出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部门对主流媒体“负面报道”的干涉，并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微博出现了。这让政府部门的调控虽方寸未乱，但已步履维艰。
“小悦悦事件”是个典型例子。这一恶性事件首先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导致群情激愤，最终引发境外媒体注意并竞相报道。而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则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拟态环境的调控意向。不少媒体首先是把“救助小悦悦”转为报道重点，随后，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始加大了对“好人好事”报道的力度。不少原本“不起眼”的救助行为，被人为放大，力图扭转被微博改变了的“拟态环境”。
遗憾的是，效果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扭转”事出仓促，在“小悦悦事件”突然爆发后，仓促应战，很难找到好的正面典型，在传播效果上无法与“小悦悦事件”抗衡。
从传播效果上来说，主流媒体对拟态环境的扭转，本身也有先天不足。微博作为一种个人化媒体，个人成了“新闻资讯把关者”，这种把关，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既然个人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那么，就可以随意报道或者转发这类信息。
微博是个性化媒体，具有人际传播中的“面对面效果”。比如，某位明星本来高高在上，但如果你的留言被他回复，那就是一种类似于面对面的传播效果，会让粉丝们激动不已。这种传播效果，无疑更具威力。在负面新闻的传播中，这种“面对面效果”带来的亲和力，也使得微博的传播效应被放大。
今天，这档栏目讲述的是这样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北京市的一条街道上，一位老人走在人行道上不慎跌倒，之后发生的事被一家餐馆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老人跌倒之后，立刻有好几名男女路人走上前来将老人轻轻扶起，并抬进就近的一家餐馆里。待老人坐下后，一位40岁左右的阿姨关切地询问老人有没有什么部位受伤，并且拨通了这位老人子女的电话。20分钟后，老人的女儿推着轮椅来到餐馆接老人回家。当她安顿好老人正准感谢那几位好心人时，他们却已经离开了。
几位好心人的举动不仅仅温暖了老人受伤的心，也温暖了每一位观众的心。这也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在我们城市里的一件事。
那天上午，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来到县里的一所医院检查身体，老人手里拿着两张检查单走进了胃镜检查室。检查前，他向一位姓。李的医生询问检查费用，两项检查共计190元，可是老人翻遍口袋却只有80元。李医生为他免去了100元的胃镜检查费用，但另外90元因为涉及其他科室，需要老人自己来承担。李医生仔细地为老人做完检查后，给了老人10元钱，和气地对老人说：“下一项的费用够了吧?”老人佝偻着背，连声说“谢谢”。正当老人转身离开时，李医生又问了一句：“您住哪啊?”老人家住在离县城50里远的农村，因为没钱，是一路步行到县城的。得知这些情况后，李医生又给了老人20十元钱，依然是和气地说：“您来做胃镜肯定没有吃早饭，先去吃个饭，再坐车回去吧。”老人激动得连声道谢。
后来，这件事被一位排队等着做胃镜的患者传到了网上，李医生的事迹如同一缕阳光，温暖了全城人的心。
也许我所提到的这两件好人好事都是平凡的，但是故事主人公的一颗善良的心和社会责任感却是值得钦佩的，因为在当下学雷锋做好事需要的不仅仅是良知，甚至还需要勇气。
前不久在南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老人被汽车撞倒，司机驾车逃跑了。一位路过的好心司机上前搭救并把老人送往医院，可是这位好心的司机却被这位老人诬赖为肇事司机!经过调查，好心司机才得以解脱。
这样令人气愤的事越来越多，所体现的是公民道德的缺失，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没人敢做好事，陷入道德、良知缺失的恶性循环。如果一个人在做好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自己不受讹诈，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或是一个社会的悲哀，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还好!
还有许多好心人用自己对陌生人无私的关爱和勇敢的担当，一次次地温暖着这个世界，在黑暗中，为人们树起道德的风向标。
点评
选材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纪录片中的故事，还是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生命因爱而美丽》、《好大一个家》、《生命的印记》等节目，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收养残疾儿童或关爱老人的故事。这些片子主题的选择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献爱心的人如何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如何领回家，如何喂饭，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纪录还只是叙述了这件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俱情节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笔者拍摄过的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售货员李丽平刚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检到了一个用布包裹的男婴，和一个写有“大好人，请代为收养，事后一定重谢！”的字条。李丽平将孩子抱回家收养。可是夫妻俩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养。婆婆不理解，总认为儿媳检到的孩子是“野种”，为此婆媳间经常为此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两年后，一个自称是孩子爸爸的人来到李丽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双方上诉到法院，又一场风波出现了……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纪录的是上面的情节，那无疑是一个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纪录了检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称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闻性专题节目）。现在的纪录片已经由平叙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纪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象这次由多名法国专家评出的中国纪录片大奖，《房东薛先生》、《俺爹俺娘》等，都极具戏剧性。不仅有好看的故事，而且矛盾冲突尖锐。特别是《阮奶奶征婚》，当82岁的阮奶奶征婚遭到儿女们的极力反对、又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的情况下，阮奶奶大胆地来到报社，花钱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选，在全国各地应征的老人中，选定了一位75岁的“英俊”老伴。
拍摄上：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原生态的纪录。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录，结果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那就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原生态的纪录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和法国的评委们在观看评选节目的时候，一致感到，大凡作者只纪录事件的过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反之，注意纪录故事情节的节目，不但剪辑起来省事，而且明显“打眼儿”。因为观众的最大需要：就是节目要好看。
人文类长纪录片《伴》，纪录的是湖南某山区，一位76岁的刘老太太，饲养了世界第一大猪（2600斤）的故事。湖北台的创作人员，不仅是把镜头对准刘老太太一天2次为大猪检食的过程，更关注饲养大猪中的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特别是该片围绕这头7年的大猪卖还是不卖的焦点，反反复复展现矛盾，直至刘老太太突然病倒，大猪的生死也随之陷入困境……。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故事一环扣一环，矛盾一个接一个，节目看完了，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有些没能入围的节目，也确实在这方面犯了大忌。这些纪录片往往是从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晚上才休息。《袁奶奶学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内容是65岁的袁奶奶准备买一辆小汽车，于是她到驾校报了名，开始了漫漫的学车路……可是编摄人员在拍摄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摄像机主要纪录的是开车的原理和开车的方法，而且细到怎么握方向盘，怎么挂档。片子看到第六分钟了，还是这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个节目也被冠以纪录片，但看后给人的感觉是教学片。象《韦伯一家的春节》、《新藏线上》、《老朋友》等，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落选。
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摄像机纪录的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纪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观众是不会为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换频道的。在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纪录片时间较短的编导：不要以为用摄像机纪录了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在把这些过程稍加选择，编在一起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纪录人或事件过程的时候，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创作上：话筒采访的故事不等于画面语言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曾对解说词重要还是同期采访重要，产生过一些争议。几年后，人们发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现在进行时”的拍摄方法，决定了同期采访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访开始大量地走进纪录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像没有很多人出画面讲一讲就不叫纪录片了。于是纪录片成了真正的“讲”故事。
在这次评选的节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节目都注重了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可是仍有一些“人头接人头”的片子。有的甚至20分钟的片子，出现了26个人在讲故事，结果电视纪录片成了真正的广播纪录片了。有一个表现去年战胜非典的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更不要说用画面语言去表达了情感，表现故事了。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这样的节目不要说让高级专家评委去评，就连老百姓看了也会厌烦的（这样的选题更适合作新闻专题）。
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叫《幼儿园》的纪录片，可以说通篇没有解说词，采访也极少，观众通过细腻的画面语言，看懂了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还有一部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的作品《纸殇》，纪录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从入学一直拍到毕业（4年），每年都用摄像机去纪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的送给外国人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这个故事。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我们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会在片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把纪录片编成各种人头的集粹和展示。我个人认为，凡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而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说的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的再细腻，观众也没有看到。而出现在画面中的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会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在纪录片革命的今天，我们已经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那种制片方式中前进了一大步，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了。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就是纪实了，就是纪录片了。实际上，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既然叫“电视片”，那么就必须认清“画面语言”是纪录片的灵魂，它的故事，它的情节，都应该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那种大量使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创作方法，有违于纪录片创作的根。
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这次报送的评选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小小读书郎》、《空山》、《潮汕民居》、《狮子山、玉门关》、《荣氏兄弟》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电视台的编导胡志远，连续4年抗着三角架，来到大山深处的井底村。可以这样说，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讲究。还有《龙船日记》，尽管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龙舟赛这样动感很强的内容，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操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参评的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这次四川阿坝州电视台送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人文类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部纪录片入了围，但评委们都为该片没有进入大奖而觉得惋惜。象《咱当兵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山头秀才》等节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谈了不少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今年“中国纪录片大奖”的作品质量，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届。《非凡21小时》、《布达拉宫》、《复活的军团》、《回家的路有多长》、《远望神州》、《陈小梅进城》等，不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完全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特别是一些小台，进步的幅度尤其大。象义乌电视台拍摄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华电视台的《10小时生命大营救》、宜宾电视台《抢救白鲟行动》、湛江市委组织部的《本色》等。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电视产品供人民群众愉悦欣赏；我们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的电视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更需要大量的电视精品问世，已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年前，福建某县有位汉子，大清早出门去拾牛粪，回家路上，走狗屎运，拾了一包银子，打开一看，有50两。这汉子前瞻后顾，左盼右望，都无人，于是心眼一抹，将银子揣自己兜里了。
汉子回得家来，将喜讯告知母亲，但母亲并不高兴，对儿子说：这个钱不能要，失主将这么多钱带出门，多是有急用的。母亲嘱咐儿子在哪里捡的钱，再到哪里去，失主一定会回来一路寻的。
按照母亲所说的，汉子早饭没顾上吃，原路赶回，赶到捡钱处，坐在那里等失主，等了大概半晌，失主果然来了。汉子先前见那人形色仓皇，一路上都是勾着头寻寻觅觅的，知道此人就是失主。也是汉子社会经验不多，也没问钱包何状，包里有甚标记物，就问一句：你丢了钱？那人说是啊是啊。汉子就把钱包还给了失主。
这情节发展到这里，本是上头版的主题新闻，好人好事，不是学习雷锋见成效，就是儒学传统不曾丢；却没想到，这事情，主题新闻没做成，却做了话题新闻。失主见物归原主，心生惊讶：这社会怎么啦？真的有拾金不昧的好人？是不是碰到傻瓜了？既然有这般傻瓜不要钱，那么还可以从这傻瓜身上再敲一笔钱来。失主那眼睛鼓了起来，盯住汉子不放眼，要以眼光做气势，威压汉子，“其人熟视许久”，然后瞪着眼睛说，“尚有五十两，汝应一并还我。”
这故事发生在200年前的清朝，但场景却历历在目，好像发生在200年后的街头。好心扶起老婆婆，却说是他将老婆婆撞倒的；好人从湖里救起落水女，好人沉湖了，落水人却说：他死了，关我甚事？捡他钱，耽误大早功夫，守候着还他，却被讹诈上了。
失主与拾主，口角交战，肢体接触，正争得不可开交，恰碰上县长曹谨（1786-1849，曾担任直隶、福建等地知县）下基层路过此地。曹谨赶来，问了所以，一边坐镇做调解，一边打发下属去访汉子母亲。小半个时辰，下属回了，向曹谨打了一下耳语，说汉子是遵母亲嘱咐，来此地找失主的，也说银子只有50两。曹谨知道这事来龙去脉了。
事实很是清楚，判起来也不难：表扬一下汉子，批评一下那人，将其丢失的50两银子丢还给他，叫他走人。曹谨却是另外一种判法。他问失主：你丢的是100两？真的丢的是100两？那人说，“然”，我丢的是100两，真的是100两。曹谨转身对汉子说：你捡的不是这兄弟的钱，你这50两银子的主人没有来找，你就把它拿回去吧。然后转身对失主说：兄弟，捡你兄弟钱的，一定是另外一人，你在这里等吧，今天等不了等明天，明天等不了等后天，今年等不了等明年，明年等不了等后年，估计会有人给你送来的。
曹谨调解这桩道德案时，围拢了一群人，都在看他怎么判，看法律究竟是给有德者撑腰，还是给失德者张目。50两银子事小，引发道德的大面积崩溃，那事情可就大了。所幸曹谨不曾错勘贤愚，不曾妄断是非。
曹谨的判决，不以法，不以权，不以钱，而以侠士精神，实为“侠判”。以如今法制社会的观点，“侠判”自然不可取，但在那时却是让人拍手称快。单留下那位失主怏怏，“嗒然不能复置一词”。
（电子邮箱：）
春节过后，郑州市二七区一家杂粮馒头店香窝窝店免费给环卫工人发放“爱心馒头”，店主和环卫工人亲如一家的温暖互动曾感动全城。然而最近，“免费领馒头”的爱心招牌却被店主摘掉了。坚持了两个月的行善做好事，为什么戛然而止？停送馒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014年2月7日，刘梦华看到环卫工加班加点扫雪铲冰的新闻后颇为感动，决定自费献爱心，免费为环卫工人送馒头。从2月8日起，环卫工凭工作证可在刘梦华的馒头店里免费领五个馒头。
从2月初到3月下旬，这家小小的馒头店共送出16 763个馒头，按每个八毛钱计算，折合13 000多元，这对于小成本的馒头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老板娘李如娜说，这些经济上的压力他们能够承担，不能承受的是一些人的误解。3月23日的一场争执更是让李如娜彻底灰了心。李如娜说，当天有三个工人拿了环卫工作证来领馒头，但是他们以前的组长告诉李如娜，这几个人已经辞职了。3名已经不再是环卫工人的群众领馒头遭拒后，与店主争吵起来。“他们说免费馒头是公司给的福利，公司每个月给了我们店里钱，我们不给馒头就是自己扣下了，甚至有环卫工人不要馒头，直接要求换成现金退给他们。还说了好多难听话，这太让人寒心了。”店主妻子李如娜感慨，“我们献爱心不求别人感谢，但也不能因为这招别人骂啊。”
刘梦华说：“出了这个事，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事先也没规划好。等过了这阵子，我们再想别的方式献爱心，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毕竟还是热心肠人多，我们的社会需要爱心。”
【思维延伸】
1.道德考量
在我们的社会中，仿佛存在着一种病态心理，这种心理认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做好事、当好人，人人都在追名逐利，做好事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里面。在这种病态心理的驱使下，很多人往往就会对好人好事产生不解和误会，不图回报献爱心、做好事就会招来质疑和嘲讽，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会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饱受争议的“老人倒地该不该扶”的问题。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有些时候，该不该、敢不敢弘扬这些美德却成了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令人彻骨痛心、扼腕叹息。
2.心态平衡
由于当下不少“个体式慈善”大多处于粗放型阶段，一般对受资助人背景的审查并不十分严格，使得一些“坏穷人”有机可乘，结果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不仅打击了行善者的热情，也令其他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一同遭殃。西方社会之所以慈善事业如此发达，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普遍把行善视作向上帝赎罪，而非恩赐他人。既然行善是为了自己，那么就算遇到几个不像话的人也不影响个人的“公德”，这样就很容易保持心态的平衡，并使善举一直坚持下去。
3.细化方案
一些具体的慈善做法有必要进一步细致化。目前，国人行善普遍存在“大开大合”的问题，这显然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爱心馒头”为例，虽说刘梦华有委屈，但为什么非要摘牌收场呢？不能采取“精确打击”的方式，对个别贪得无厌、不懂感恩的人进行“拉黑”？这样也不至于“误伤”其他虽然贫困但朴素善良的环卫工人。
4.爱心接力
弘扬传统美德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该当雷锋的时候还是要当雷锋，该搭把手的时候还是要搭把手。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感恩。别人帮了我们，不能觉得是理所应当，更不能不明就里地产生误会和埋怨，以免让好人做了好事却寒了心。对助人为乐者要感恩，并要把这份感恩化作自己助人为乐的动力。政府和媒体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支持好人好事，积极宣传正面典型，减少道德失范现象，净化社会风气，传递正能量，提振精气神，努力使全社会形成学雷锋树新风的良好氛围。
用电视画面渲染氛围，升华主题，增强效果
2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电视组合报道《“最美司机”吴斌》，该组报道是突发性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成功实践，体现了媒体主动引领社会舆论的责任与担当，充分发挥了电视的特性，用画面、声音，用真实、真诚、真情来吸引人、感动人。其中第二篇《全城挥泪送别“平民英雄”吴斌》，报道使用极少的解说词，用声音和画面这些鲜活的、极具感染力的形式，展现全城送别英雄的场景，突破了传统英雄片的说教形式。尽管这条消息没有荡气回肠的解说，但是从几组现场群众的对话、家属的悲情诉说以及满街送别的人群、交警的崇高敬礼等画面，把杭州这座城市对英雄的致敬，对“善”的追随推上顶峰，触动了观众内心情感。
“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对电视画面的最高要求。事实上，很多电视记者在采访中都会发现很多感人的画面和场景，有些记者没有拍下来，还是采取传统的方式摆拍几个画面，堆上事先写好的解说词，一条电视新闻就完成了。这样的节目没有很好体现电视的特点和优势，观众看了也较为乏味。有些记者拍摄下来了，但是没有很好运用，过多解说冲淡了画面渲染，没有留给观众回味感悟的空间。《全城挥泪送别“平民英雄”吴斌》是电视组合报道《“最美司机”吴斌》获奖的重要一环。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观众还是专家，对运用好电视画面来烘托主题，增强新闻事件感染力和引导力是认可的。这也是电视传媒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无法比拟的优势之一。
用电视画面刻画细节，丰满人物，以情感人
23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获奖作品电视连续报道《周玉阳的“另类支教”》，节目始终抓住主人公周玉阳“为了心中的教育公平”这个质朴的主题。采访报道真实记录、真诚表达，将周玉阳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另类支教者”志愿者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周玉阳的“另类支教”》不但让观众感受到周玉阳追求公平教育的“夸父逐日”般的感人情怀，更让人深思当前中国老少边穷地区教育落后的现实，以及支教事业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制约和问题，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山里孩子们的教育公平问题。
这个连续报道有四集，前面三集主要是叙述周玉阳到贵州支教两年后不得不离开，但他又放不下山里的孩子，因此他决定带着山里的15个孩子回江西老家，在老家一所学校里开始他的“另类”支教的历程。前面三集节目通过对周玉阳及其妻子母亲的采访、受援助孩子及家长的采访，加上孩子学习生活的画面，虽然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周玉阳富有爱心、敢闯敢干的人物形象，但是总感觉还缺少点什么。然而，在第四集的节目开篇中，笔者找到了答案。这是一段周玉阳与十多个受援助孩子一起在电视前看贵州山里的那所学校和亲人们的录像，看见那些熟悉的房子和人，许多孩子激动起来。这时，记者抓拍了周玉阳的一个特写，他也拿下眼镜偷偷擦拭泪水。这是周玉阳与孩子们融为一体，与孩子们同喜同悲的真情流露，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周玉阳。这是周玉阳“另类”支教的最好诠释，也是触动观众心弦的最精彩部分。
如果说故事是刻画人物形象的基础，那么细节就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灵魂。用文字描写的细节远远没有画面直观动情，电视传媒在宣传典型人物时，就要能够抓住一些无法预料但又富有表现力的画面，对刻画人物形象，提升舆论引导力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电视画面再现现场，情节真实，可信度强
23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获奖作品电视消息《危急时刻踢倒歹徒 张槐乾好样的》，反映当代大学生张槐乾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勇斗歹徒的见义勇为之举，弘扬了社会正气。这是一条不到1分30秒的电视短消息，而有近一分钟的时间是当时现场的监控录像，再现了当时的危急情景。学校两个保安倒在血泊当中，歹徒仍没有被制服，疯狂挥舞着尖刀，危机重重，这个时候大学生张槐乾侧身飞起一脚，让没有防备的歹徒顿时倒地，歹徒被制服。张槐乾凌空飞起的一脚通过监控录像清晰的记录下来。正是这一脚，让所有观众如释重负，大快人心；正是这一脚，把张槐乾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的优秀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一脚，把见义勇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出来。
如今，随着受众需求不断增长，很多电视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事后现场加解说加目击者回忆的传统事件新闻的播报方式，甚至于对一些好人好事的报道还持有怀疑态度。可以说，现代视频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城市安装的“天网”监控视频、执法人员的执法仪、行车仪、市民手中的DV和手机都能随时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成为新闻事件最直接最有力的素材。尤其是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人好事，正在发生的事件现场画面不仅可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让观众更直观了解事件本身，还增强了人物事件的可信度，展现出最为真实的一面。因此，今后作为电视传媒要充分运用好新技术条件下的视频，尽量在新闻节目中多采用现场画面，发挥出电视触媒的独特魅力。
1 两会期间有关民生的正面反映，
2 邻里互帮建立和谐社会的小故事：
3 配合全省(市)保护环境方面的宣传：
4 参加全民健身的家庭和个人：
5 节能方面的典型人物和做法，
6 突发性新闻尤其是法制类新闻的报道。
笔者现场连续问了十几位DV爱好者，“是否喜欢或者能否拍到这样的选题”?回答者大都认为“不喜欢固定的有框框的选题”，有的干脆回答“拍不了”。笔者又要来了这两家电视台2007年上半年的宣传报道计划来看，发现除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报道”的内容外，给DV爱好者约定的报道内容几乎与主流媒体的宣传计划一样。我们都知道，DV作品主要是个性化创作。它的特点就是平民视点，多元化主题，个性化的拍摄和理想化的创作风格。DV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作品(报道)的补充和开发。正是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多视角的话语权，才使得DV的魅力在各个电视台日益增强。如果DV也干主流媒体的“活”，那就等于“全民报道”了，实际上也实现不了。因为DV就是DV，它有自己的个性和发展空间。还是来自于这两家电视台的统计：2006年，DV爱好者报道的狗咬耗子，汽车着火，街头玩赌，靓猫大赛，马车进城，蛇鼠大战等社会(民间)新闻和短纪录片占了90％以上，很少有DV人拍摄和制作政府新闻和公益性的好人好事式的纪实作品。这就告诉我们，上述电视台布置的DV影像选题是不大切合实际的，DV需要更宽容的选题，也需要主流媒体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DV已经由一个单纯的技术名词转化为一个具有时尚意味的动词：拍摄DV影像。这种变化告诉我们：
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
DV是一种权力，它将影像表达的权力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了大众。让过去 直站在局外的普通人也能制作影像，表达自我；
我2010年进入半岛都市报后就在热线部工作，一直希望能做出“大新闻”，但是政府重大决策的报道一般轮不到热线部，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件也鲜有热线部的声音，想做揭黑惩恶的大策划对于地方媒体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如何在每天琐碎的线索中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呢？我曾认真研究过、思考过甚至迷茫过，在日复一日的新闻实践中，我得到了答案。所谓人间百态，一个个接地气的生活故事就是最好的新闻。
去年4月的一个晚上，两名男子在青岛市辽阳西路一火锅店内行窃。我当晚11点接到线索，原本报料人只是想感谢一下帮他找回钱包的服务员，并没有提及更多。但我感觉到，这后面一定有精彩故事可挖。我连夜来到火锅店，先后采访了顾客、服务员、停车场保安以及办案民警等12位知情者，将他们各自掌握的情况整合起来，准确翔实地还原了事件过程。
原来，行窃现场恰巧被一名顾客看到并通知饭店服务员。就在一偷包男子逃出门口的瞬间，年轻店员田帅飞身将其扑倒。另一名男子掏出匕首向擒贼的田帅捅来，店员高小强立刻冲到前面，赤手抓住了锋利的刀刃，鲜血直流。最终两偷包男子被制伏。经审讯，案发当晚两男子已经连续偷了5家饭店无一失手，没想到却栽在两个年轻服务员手上。由于行动及时，掌握了很多感人细节，最终形成了独家系列报道。
那一次，我知道了，做“好人”要有不怕流血的胆识。
去年8月，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3岁女童西西午觉睡醒后发现家里没人，便踩着板凳爬上窗户呼喊大人，结果不慎一脚踩空，头被卡在7楼的防盗窗上，整个身子悬空在外面。
“有个小嫚卡在防盗窗上了。”这是我接到的第一通报料电话，“孩子已经获救，您不用来了。”这是20分钟后在我赶往现场的途中接到的第二个电话。从被卡到获救，这期间难道没有故事发生吗？为了一探究竟，我还是坚持赶到现场，孩子家人因事发时不在现场无法提供有效信息，围观者也早已散去，怎么办？“有个叔叔在下面托着我。”孩子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赶紧找到楼下的住户，一问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舍命托举的感人事件。
原来，在孩子悬空后，住在附近的居民孙师傅迅速爬上6楼，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冒险翻到窗外，用手托住了孩子，直到其他热心居民撬开房门，将孩子救出。
孩子获救后，孙师傅却开始浑身打哆嗦，他这才想起自己本身就有高血压和恐高症。
那一次，我知道了，做“好人”要有舍身忘我的勇气。
几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在广播中听到一位市民讲述自己遇到的一件小事。路边车被撞，先后竟有两拨人主动要求赔偿。这一信息被我捕捉到，经过近7个小时的走访，终于将故事中的三位主人公找齐，还原了当天清晨的故事。
当天早上5点半，李沧区兴山路，菜贩老李拉着一车地瓜到附近早市销售，不小心把路边一辆出租车的尾灯和保险杠撞烂了。已经下班的停车场管理员纪师傅得知后，要自掏腰包赔偿车主。肇事的老李更是停好车后，返回现场守候车主仨小时。受损出租车车主应师傅见老李双手满是老茧，深感其生活不易，就象征性地要了50块钱，又觉得不忍，最终干脆悉数退还。三个男人为责任、担当和宽容作了完美注解。此事被半岛都市报报道后，也引起了央视的关注。
这一次，我知道了，其实“好人”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每一个普通人做好本职工作，守住自己的本真，那他就是一个好人。
自2012年初，半岛都市报推出“青岛好人”系列报道，通过报道百姓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彰显了青岛这座爱心城市的魅力。一个个“青岛好人”的塑造和报道所起的模范作用，好比精神食粮，比一些空洞的说教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令人感激、温暖和向上的力量，不就是当下人们常说的正能量吗？
难忘母校教育恩
2014年10月，我的母校上海市新场中学将隆重举行“百年华诞”盛典。
1944年12月，我出生在南汇县航头乡果园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从初中到高中毕业，一直在新场中学寄宿求学，度过了整整六年的中学生活。忘不了上课铃声响过后，校园一片寂静，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忘不了师生一起耕耘校地、收获蔬菜、养猪喂兔、腌制咸菜，共度的艰难日子；忘不了和同学们一起出黑板报、排演节目，参加普通话朗读比赛的课余活动；忘不了雨中送伞、病中送饭、脚痛难行时同学好友争着背我进教室的好人好事；忘不了班主任李曼丽老师带我去上海市区医眼疾、配眼镜的感人情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纯朴真挚的师生之情、同窗之谊，尤如电影镜头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样清晰，那样感人，令人难忘！
1963年9月，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告别培养教育我的母校，和卫则奚、倪九龙、周顺仙、唐文娟等八位同学一起，支边到遥远的新疆伊犁。在各级领导和同事的关心、支持、帮助下，依靠自己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辛勤耕耘，从兵团农四师基层文化宣传工作起步，经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三年的新闻业务学习深造和长期的新闻采编工作实践，逐步成长为一名省级新闻单位称职的主任编辑、记者，担负过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和新疆广播电视报编辑部的领导工作。
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广播电视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期间，坚持不懈勤笔耕，呕心沥血“爬格子”，一心扑在工作上，“衣带渐宽”，两鬓斑白，常常累得头晕目眩，腰酸背痛。妻子见了，总是心疼地劝说：“都快退休了，还一天到晚‘爬格子’，写不够，累垮了身体怎么办？”我无言以对，一笑了之。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热爱写作，喜欢这种苦差事，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其实，“爬格子”有苦也有乐，有忧更有喜。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播出、见报时，每当收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听众、读者来信时，每当捧回一本本红灿灿的获奖证书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和慰藉，其间的快乐和幸福是无法言喻的。( 散文网： )
二十几年来，长年累月深入农村牧区、厂矿学校，足迹遍布天山南北，采写了大批消息、通讯、专访。除在电台播出外，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新疆日报》、、《民族团结》、《新疆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有些作品在自治区和全国获奖，《家家牛哞声，户户奶茶香》还被选入《全国短新闻选》一书。曾先后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广播电视报和自治区广电局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2000年5月出版了一本散文随笔集《生活漫笔》，为新疆的新闻事业尽力尽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母校六年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成绩和荣誉应当归功于母校！当然，我所取得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但不管怎样渺小轻微，我这个普通平凡的上海知青、“新中人”在新疆没有虚掷精力，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给母校丢脸。
在新疆生活、工作的四十多年漫长时间里，我梦绕情牵地惦念着母校，永远忘不了自已是“新中人”。退休前后，有感而发，撰写、发表了《每逢佳节》、《眼镜的故事》、《难忘的老同学聚会》等文章，借以抒发对母校老师同学的思念之情。
2013年12月
尊敬的检察长、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在这个庄严的场合,谢谢院党组给予这个郑重地介绍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也想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不加任何修饰和伪装的我。我竞争的是宣传科长职位，我认为本人有如下优势能够胜任工作：
一是热爱宣传工作。我是年7月进院，进院年来，我利用喜欢写作的爱好，在工作之余基本上都在赞美检察院的好人好事，讴歌检察机关惩恶扬善的壮举，宣扬检察工作的理论经验，年来我在国家级、省市级300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各类检察宣传文章3000余篇近1000万字。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总量超过1500万字，在江夏的文艺成果展示中，我是唯一有文章通过教育部编入课本成为正式课文的人。由于成绩突出，年月我被省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年被评为两年一度的全省优秀报道员，有两篇文章获得省市好新闻奖；今年又被区委区政府授予文艺创作成果一等奖；有关领导还安排我给全市各区宣传工作人员、给全区舆情信息员和院青年读书班学员讲授新闻写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二是拥有宣传特长。我的特长表现在“五会五能”：一会新闻、能调研。我对采写新闻信息、报道、通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调研材料都懂得如何收集素材，动笔就能写；二会照相、能摄像。从年进入技术科以来，我一直兼职院内照相、摄像工作，熟悉如何现场采集图片、影视资料；三会电脑，能编辑。我从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对于电脑基本知识、文字、图片甚至影视资料都能进行基本编辑；四会网络，能办文。年月我被省检察院借调半年，创办了省院门户网“公平正义网”，并受到省院领导的好评，对于网上稿件传输，网站内容更新都已熟练掌握。能办文就是我拥有会打字、会传真、会扫描、会整理资料档案等特长。五会采访，能交际。从事新闻写作20多年，我具备了随时采访任何对象的知识，对如何采访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如何根据需要达到采访目的具有一定的经验；我经常同有关记者接触，交到了很多记者朋友，懂得如何利用记者为检察宣传工作服务。
三是对搞好宣传工作有信心。近年来，我同高检的《检察日报》、正义网，同省院办公室、宣传处、研究室，同市院宣传处、研究室，同区委办公室、宣传部都一直保持有良好的关系。我发给上级的所有文章基本能被百分之百采用，我还可以直接进入江夏区门户网后台有关本院的宣传文章。我热爱宣传工作，具有宣传工作相关的特长，采写的所有文章和图片也都能发出去，我对搞好宣传工作充满了信心。
我在进院以前，曾在企业担任过办公室主任、财务科长、厂长助理、区政协委员，工作每年都是先进。在为人处世方面，长期以来我在家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在外我也有一批长期亲密的好朋友，要是能当上宣传科长，我会改变过去无官一身轻的面目，有信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为全院和各部门服好务。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支持我、让我一展才能，我会把我院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院的宣传工作进入全市、全省最先进行列。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如果此次竞争失败，我也将一如既往做好本职工作。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