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14:39: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艺术市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艺术市场作为一般市场的特殊形态，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文化产品或服务交换和提供有偿文化服务活动的场所，也指相关主体形成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是指在艺术市场中，艺术企业与文化企业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①就秦皇岛市艺术市场的区域结构而言，根据《秦皇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纲要(2011－2015年)》数据显示，作为“核心层”的艺术文化在区域产业协同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艺术产业实现增加值5．5亿元，占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19%，艺术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3．1%。当前，随着艺术文化产业数量的增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区域产业领域的拓宽，以市场自主经营为主导的艺术市场迅速发展，形成了动漫影视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出版业、传媒业、旅游业、会展业等多门类与多层次的综合性市场体系，并伴随着知识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为秦皇岛市的区域产业和艺术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首批具有先导性、成长性和带动性的北戴河国家动漫创意文化产业园、开发区数据产业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间艺术体验与工艺产品创意基地的产业群落，已成为了秦皇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由此为未来不同产业及行业的协同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聚集效应，催生了新的产业和部门，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多元化形态下的艺术市场主体，带动了秦皇岛艺术市场的整体发展新趋势。秦皇岛艺术市场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是艺术市场发展成熟的表现。虽然，各类艺术文化在市场的集中度及分布特点都有所不同，但是，伴随着区域产业的发展成熟，艺术市场的集中度便会逐步提高并趋于相对的动态均衡。例如，传媒市场与书画市场相比，前者市场集中度较高，后者市场集中度较低。然而借助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多媒体制作和网络技术传播书画艺术文化，就已经促进了网络传媒业和书画艺术的健康有序发展，使其向规模化、连锁化方向健康发展，这样艺术市场的集中度也随之再度上升起来。由此，可以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角度得出，区域产业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协同发展对区域规模经济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产业协同才能使每个区域合理地承担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分工职能，使各区域分别发展不同的经济与产业体系，解决各区域经济与产业“同构化”的问题。
二、文化艺术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变
著名经济学者张敦富认为区域就是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内部联系紧密而较为完整，具备特定功能的地域，具有地域性、独立性和开放性等特征②。笔者认为，对于区域的基本内涵，更符合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状况的理解与归纳，应该是理解文化艺术和区域产业的联系与合作的主要方式，重点分析掌握区域产业在发展条件、发展基础、经济结构、资源赋存、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因素或具体要素又不能或不能完全与自由地流动。在这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面前，为了以最有利的条件、最低的成本和最佳的效益来满足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就必然会在区际关系格局中，按照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最适合自己和最具有优势的文化艺术产业或项目来发展。可见，在探索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布局与运营所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现象和规律中，文化艺术作为充满活力的经济因素，在不可阻挡地向一切可能的产业中渗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使得艺术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还大大刺激拉动了区域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协同发展，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艺术产业市场化运作的竞争力。
三、区域产业运作对艺术市场协同发展的指导
面对秦皇岛文化艺术相关产业来说，区域产业在艺术市场的规划中，无论是整体的市场机制还是营销策划，都还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和提高的初始阶段。在艺术市场与产业协同方面都要遵循行业惯例，进行必要的运作与策划以此维护艺术市场发展的动态和区域产业向合理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为此，根据目前国内外艺术市场动态变化，有效规划区域产业与艺术市场协同发展的运作，是当前秦皇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趋势中的重中之重。从目前我国艺术品成交规模来看，英国艺术市场联合会(BAMF)曾报告:中国艺术品交易额占全球市场的23%，仅次于美国的34%，高于英国的22%。中国艺术品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的不断提高，推进了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经营模式已开始转向进入国际艺术市场。例如国际长城节、国际葡萄酒节，俄罗斯度风情文化园的有效运作，它不仅仅是局限于当下的市场需求，更是迎合了多种合作的发展方式，确定了合理的国际渠道来适应区域市场经济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形成了行业龙头目标，实现了旅游业、会展业、广告业等多个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生共融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在充分认识当前秦皇岛艺术市场环境的特点与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区域产业之间的资源与艺术市场机制的接轨，以协同发展的方式来加强产业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利于文化艺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适应艺术市场环境的发展与要求，这样，便得以让文化艺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更能适应现代艺术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杨旭光武立君赵燕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这本在学者眼里属于“文人小说”而非“通俗读物”的作品，近来被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搬上舞台。继参加香港艺术节演出后，舞剧《金瓶梅》将从9月26日起在国内巡演，第一轮巡演城市为成都、重庆、武汉和武昌，另外长沙、西安、宁波、杭州、苏州等地也已安排在巡演城市之列。不过，被誉为时尚、先锋的“摩登之城”上海却随后爆出拒绝舞剧《金瓶梅》进入该地演出的新闻，其“婉拒”的理由更多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于是，这部原本就争议、声讨四起的舞剧未演先热，且步入了尴尬境地。
五分钟焦点惹火视频
有关舞剧《金瓶梅》的议论主要围绕互联网上的5分钟官方宣传片。在这5分钟的舞蹈视频中，尽管画面上并无“脱衣”或“”，但演员身穿紧身纱衣，舞蹈动作和舞台场面被许多网友称为“横陈”、“活色生香”、“火辣露骨”，甚至还出现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
此类创作在国内舞蹈界实属罕见，这段视频很快流传，并受到了相当多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则成了这股议论热潮中风口浪尖的人物，作为舞剧《金瓶梅》的编导，她不仅被众多网友质疑，更遭到了来自舞蹈界内部的非议―王媛媛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舞剧是否以“性”作为噱头。
“我们希望透过性，来探视人性。”王媛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首先强调了自己的创作初衷，这已经成了她近来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似乎收效甚微，那些王媛媛说属于艺术的性感元素、网上流露出的剧照和视频显然更夺人眼球。
甚至，连专业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也开始对此产生质疑。出版过多部《金瓶梅》研究专著的国内金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认为将《金瓶梅》改编成舞剧很难。“因为人性比较抽象，我谈论《金瓶梅》的时候也提到过人性，但舞蹈怎么表现人性？表现了人性的什么？人性怎么理解？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仅仅从5分钟的视频来看，我觉得性的意味更多一些。”黄霖教授从获知《金瓶梅》要改编成舞剧后一直十分关注，但观看了舞蹈视频后他显然持怀疑态度，而且在他眼里，《金瓶梅》的价值更多在于其反映的“反贪、反腐败”。
这种质疑在王媛媛看来有些“不公平”。“网上5分钟的视频是我们剪出来的片花，并不能代表实际一个半小时的舞剧，我们现在不可能把整部舞剧放上网，这样就没有观众进剧场了。”王媛媛介绍，舞剧《金瓶梅》是以潘金莲作为人物主线，通过她的人生来看她周围有关系的人。“从中我们去看人性本真的东西，这里面当然有好、有不好，但我们会用一种跳出来的眼光看待这些，我并不想给它一个评判。从人性本真中的两性关系，延伸到整个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给出自己的艺术表现和观点。”
据了解，舞剧《金瓶梅》是王媛媛所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受第39届香港艺术节邀约而编排的作品，由澳门莲花卫视投资，最初并没有大规模演出的计划。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不到三年，团长王媛媛曾与张艺谋合作编排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曾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编舞，同时还是冯小刚电影《夜宴》舞蹈总监，舞团多在国外演出。此前，《金瓶梅》在香港的演出获得不少好评。
“上海的拒绝”
正当人们为“性与人性”争论不休时，舞剧《金瓶梅》在“上海主要剧院”吃了闭门羹一事彻底将这场论战推向。
据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认为“该剧题材应该有票房效应，但剧院运营并非单纯为了追求票房利益，我们的演出季舞蹈已经排满，所以暂不考虑”，而东方艺术中心管理公司总经理林宏鸣则说：“《金瓶梅》与我们剧院为观众提供美的享受这样的定位存在差异，所以暂不考虑承接该剧。”除了上述剧院相关负责人表态，该报道中还引用不署名舞蹈界业内人士的话，认为该剧动作过于露骨，表示无法接受。
这篇题为《上海主要剧院婉拒舞剧来沪演出》的报道引发了舞剧《金瓶梅》遭“禁演”的说辞，但当时代周报记者致电《金瓶梅》巡演中心负责人、成都演艺集团项目经理曹江洪时，他却表示无奈。“这根本不算拒绝了演出，这条消息是上海的媒体看到了《金瓶梅》在成都、重庆的宣传，就以上海媒体人的身份采访了上海的剧院，询问《金瓶梅》是否会在这几家剧院演出。”
曹江洪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成都演艺集团为舞剧《金瓶梅》在内地巡演的商业机构，上海市场方面成都演艺集团确曾与上海大剧院接触。“大剧院的确算婉言谢绝，但东方艺术中心我们根本没去接触过，就不存在拒绝之说。上海大剧院方面是口头回复，说审批、申报方面恐怕会比较麻烦，也根本没具体上报被文化部门砍掉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自己先认为会有麻烦，我们也没听说上海市文化局、文广局拒绝《金瓶梅》进入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我估计包容性还不够。这么高雅的艺术作品，他们居然不接受。连天天唱红歌的山城重庆都能容纳《金瓶梅》，这本来就是一个好剧。”曹江洪说，“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春节之前也已经没有档期了。我们不管这些，到时候上海其他剧院可能会主动来接触我们吧。上海大剧院估计是政治形象上有所考虑。”
不过，据熟悉上海演出市场的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方面的“婉拒”也可能出于现代舞在上海票房市场萧条的考虑。“国内的金星在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可谓惨败而归，最终不得不演变成圈内人的交流演出，而去年西班牙舞蹈团来上海大剧院跳巴赫，票房也一样糟糕。现代舞在上海没有市场，上海经常去剧院的最大消费群是古典音乐发烧友。而且票房的另外一大途径是渠道，也就是大批量出票，一般都是企业大批量订票送客户。你能指望企业明目张胆地订《金瓶梅》的票送给VIP客户吗？”
“《金瓶梅》该开禁了吧！”
“凡人谓《金瓶梅》是者想必伊止知看其处也。”清代文人张竹坡在反驳视《金瓶梅》为的观点时曾这样调侃。但对于大部分听过却未看过《金瓶梅》原著的大众而言，其“”的标签早已根深蒂固。于是，舞蹈界业内人士开始更多探讨这出舞剧是否应该大规模巡演的问题―这也回到了田晓菲对《金瓶梅》为“文人小说”而非“通俗读物”的观点。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副主任张莉经过深思熟虑后表达了她的“个人观点”。张莉本人是上海市舞蹈家协会成员，曾著《当代中国十大舞剧赏析》一书。她在写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认为，艺术创作是个体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艺术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将文学作品《金瓶梅》改编为舞剧并无不可。但她坚持，舞剧的核心意义应该在人性、社会的深度揭示，对两性关系的展示不能过于直白露骨，公开演出应该更为慎重。对《金瓶梅》这样一部涉及“文化禁忌”的舞剧，文化演出及管理部门应该慎重。
与这种观点不同，美籍现代舞编导、北京现代舞团艺术顾问王晓蓝却对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艺术创作和创新表示了鼓励。王晓蓝是1978年“”后首位海外归来访问中国的现代舞者，当时同行的还有她的母亲、著名小说家聂华苓和她的父亲、美国诗人保罗・英格尔。1980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王晓蓝在爱荷华大学创立了首个中美舞蹈交流项目，并为后来的中国现代舞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身在美国的王晓蓝同样寄来了对舞剧《金瓶梅》的看法，这显然可以部分代表给予掌声的香港观众和舆论的评价，或者说也可以部分代表体制外的看法：
我还没有看《金瓶梅》，先不评论编舞和艺术性吧！《金瓶梅》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多年的禁书，搬上舞台，自然会有反应。这本书，不容易读。我在多年前读过一次，不深入。在我的印象中，这书在题材、人物、叙述结构上充满了曲折的变化。许许多多文学界的学者分析、研究了多年。舞剧如何呈现文学？从何角度？是否捕捉到文学中的内涵、要点和精华？这是我对王媛媛编的《金瓶梅》的好奇。我敬佩王媛媛接受香港艺术节的委托编这文学巨作的胆量，也欣慰国内多地安排上演。从一个现实的立场来看，《金瓶梅》该开禁了吧！我想，舞蹈涉及文学，我们也要看舞蹈的文学性。
目前有些评论对中国的观众的判断力和鉴赏能力缺乏信心。明朝的小说今天还不能出现在中国舞台上，实在是太过狭隘。我看过北京芭蕾舞团的排练，在录像上看过一些王媛媛编的舞。第一次现场看她的舞会是下个月，在纽约，看她编的《霾》。她是位有才、有魄力的编导。对她的认识，我可说：她是位求知、求真、求美、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或许，舞剧《金瓶梅》注定将继承原著永远被争议的命运，不过，复旦大学教授黄霖的另一种评判标准，或许可能给这场论战画上句号― “等成都、武汉的群众们看完这部舞剧，听听他们的意见。”
专访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
从《大红灯笼高高挂》争议到《金瓶梅》
读过《金瓶梅》的人更容易懂此剧
时代周报：能否谈谈你最初创作舞剧《金瓶梅》的想法？
王媛媛：最先考虑为何要做《金瓶梅》，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现在社会，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开始因为物质发达而堕落。在《金瓶梅》的时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但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包括道德水准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情况。把它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或许会有一些参考价值。这是最初做舞剧《金瓶梅》的大体想法。
为什么说觉得现在社会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乱，可以看看各种社会新闻。那时一个潘金莲就已经成为道德败坏的焦点，但现在的社会有多少潘金莲？有多少西门庆？他们可能就是那些为了钱、为了女人抛弃道德、职责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这些是我希望通过舞剧《金瓶梅》拿出来让大家反思的。开始我挺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这种反思或许会给作品带来外界的压力，这些都是我考虑过的。我只是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时代周报：整个舞蹈涉及了哪些情节？
王媛媛：整个舞蹈涉及到的人物有潘金莲、武大郎、武松、西门庆、李瓶儿等。舞蹈和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一下子切换到孝哥儿出嫁，或者西门庆死的时候孝哥儿出生等，但舞蹈不可能做到。不过整个原著的情节安排却让我们思考，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和态度可能导致最终生命的结束，而他儿子的出生可能是一种轮回。西门庆一生经历上百个女人，而他儿子去当了和尚，这可能是一种因果循环。所以我们设计舞蹈的结尾时修改了很多次，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时代周报：那么是否意味着看过原著《金瓶梅》的观众能更好地 理解这部舞剧？其实《金瓶梅》是国人最熟悉的“禁书”，但大部人都只听过，却未真正看过。
王媛媛：我认为对《金瓶梅》本身有了解的人，看到我们的舞剧会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并对艺术家的创作思考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如果是没有看过《金瓶梅》原著的观众，我觉得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上对“性”的避讳，以及原本的保守态度，可能真的只看到性了。这真的取决于观众的背景，我没有办法把握。
这不是第一次遭争议
时代周报：你应该已经了解到各界对这部舞剧的争议，尤其是表现“性”的问题上。
王媛媛：我觉得我并不反对其它的争议和质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去探讨，而我当然是以舞蹈为出发点来做这件事。现在的争议主要还是短短5分钟剪出来的镜头，观众并没有看到我一个半小时的舞剧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我也愿意跟持不同意见的人探讨，我觉得每一个提出来的问题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性和人性的关系，性感的表现放多少，放在什么样的题材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因为这个主题，舞蹈动作设计上会有不同，但去看其他的舞剧，难道他们不跳双人舞吗？我认为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性是人性本真的一种，不可能不说，如果我们都藏起来，那么人物是不完整的，而且舞剧里我并不是仅仅说“性”。单纯拿出来说，性本身也是美好的，只有将它放置在道德标准之下来衡量，性才出现了区分。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性，都是放在了道德标准下的了。
时代周报：那你怎么看上海大剧院拒演这件事？
王媛媛：这没关系啊，上海拒绝了，那我在别的地方演呗。世事都是人为，剧院本身肯定是受到总监或者管理者影响，以他的决定为决定，这是个体的事情。所以他的态度决定了剧院的态度，就像有些人喜欢《金瓶梅》，有些人不喜欢一样，这个我淡然。如果有一天它接受了，我也愿意去演。湖北武汉剧院的总监，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金瓶梅》的情结，他说他大学毕业的论文写的就是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所以他听说我们在做这个戏，无论如何也要请过去演。事情可能都会有这种两面性，我觉得现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个性的发展，不要大家回答同一个问题都是同样的思想，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一个世界了。我们需要表现每个人自己的认知。
时代周报：舞剧《金瓶梅》不是你第一部遭受争议的作品，十年前你和张艺谋合作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媛媛：我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以下简称《大红》）出现的时候，是整个中国开始做原创舞剧的开始。那是十年前，2000年的时候，制作、修改，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都扑在这个舞剧上。也是从《大红》开始，各个地方才出现原创舞剧。跟张艺谋合作，我觉得如果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合作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成功，因为那是国家团体，从整个地位、政府的支持，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最开始《大红》出现的时候，也的确有人提出质疑，你们怎么就去演这些二奶、三奶的事？那时候不正是社会上刚刚开始出现包二奶的潮流嘛，那是十年前了。所以就有人提出，你们为何做这样的作品，不做宣扬好的作品？但我觉得整个社会就是这样，除了去宣扬好的，更好的中国状况啊，也要知道社会坏的一面，这是存在的。
所以《大红》的争议也是它社会性的争议，与《金瓶梅》的争议是有相关性的。
一般舞剧全靠“送票”
时代周报：一再地受到争议，跟你本身的艺术理念，或者性格有关吗？你是舞蹈艺术中的先锋人物吗？
王媛媛：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都是很自然地出现想法、自然地去创作。我自己先锋吗？我觉得我是一直在思考的艺术家，但不能规定我是先锋的。先锋这个词可能让人感觉是自己要出头，站出来与众不同，我倒没这么想。其实我本人很害羞，不喜欢参与到过多的人际关系中去。我也不愿意出去，就愿意待在排练厅里。但我一直在思考，我和我所有的合作者都认为，我们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们能感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状况，现在变化的速度，都是在我们青春的时间社会在发生改变。这个变化相当之大。所以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都会有社会责任感并作出反应和思考。
时代周报：从整个大环境来讲，国内当下现代舞的状况如何？上海演出市场现代舞的票房一直不怎么好，比如金星的演出也沦为了业内的交流。
王媛媛：现代舞在北京略为好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是第一届从学校毕业学现代舞的，现在还在坚持做的都已经做了将近二十年。坚持一个事情，总会有成功的。但现代舞真的需要踏踏实实去思考，能坚持下来的现代舞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北京可能比上海好一些，因为上海那种谈论和思考的方向的味道更浓，更加经济一点，北京可能有这个环境，我所能见到的坚持的人都在北京。
舞蹈本身很边缘，观众面很小，做这种演出其实挺困难的，如果不是《金瓶梅》，舞剧是卖不出门票的，全部都是送票。所有的舞剧都是这样，很浪费。我看到那些制作很好的舞剧，其实都挺心疼，我老在想，啊呀这样的作品我能做十个。但观众只要进了剧场，我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关键词：文学教育 功利教育 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化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呈现出多规格、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而这些新建的本科院校，为了在“老牌”大学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强调自己的特色，纷纷地提出了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错位发展道路。而所谓的应用型本科人才，简单来说就是面向生产实践、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然而笔者观察发现，披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合法外衣”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存在一些天然的漏洞。且不论这种教育领域的“GDP迷信”是否过于功利，单就人才培养本身而言，重视职业技能训练的后果必然就是，学生原本就薄弱的人文底子越发“发虚”了。想到近期高校频现的学生恶性事件，笔者不由疑虑，假如高校培养出的学生应用能力很强，而道德品质、性情却不相匹配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带给社会的破坏性是否会更强呢，而这，是否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呢？由此可见，越是强调应用能力培养的高校就越是不能让人文教育这条腿瘸得太厉害。碍于篇幅，本文仅择文学教育为题，探讨其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一
在加强人文教育的问题上，或者具体到文学经典的教育问题上，国内的一般性大学几乎没有异议。问题是，对于声称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高校而言，它们是否需要明确提出加强人文教育的议题——因为该问题的核心是大学的办学理念。按照一般的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无疑就是服务社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根本上说，应用型本科院校存在的合法性就是高等教育“工具论”。为讨论方便，本文无意争论“价值论”和“工具论”的大学理念的优劣。假如“工具论”是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么本文就想拷问，对于持有“工具论”或“市场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而言，我们提倡需要一定时空距离才能发现其价值的人文教育是否有些空谈？然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条件，即加强人文教育是否会影响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它们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还是互相补益的关系。
笔者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和应用能力培养没有根本的冲突关系，因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应用能力只是区别于研究能力培养的一种强调。后者以培养高深专门知识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如果看不到这点，就会混淆、置换了人才培养的分类目标，从而得出“加强人文教育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无益或意义甚微”的谬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文教育是应用能力培养的基础保障。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席，可能会让学生在“工具理性”的旗帜和市场的法则的双重影响下，成为技能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典范”。如此培养出的学生，往好的方面说就是务实精明，往坏处说就是圆滑世故。恐怕这不是任何一所大学所希望培养的人才——无论他们宣称培养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学者黄万全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技能教育本质上所有的功利倾向，如果不受人文理念的约束，就会污染和改变教育的根本使命。……大学是培养这些人成为服务和引导社会的精英，而不是谋取一己私利的能工巧匠，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人文学教育，增长智慧和知识，开阔胸怀眼界，陶冶情感情操，培养理想境界，理解责任使命，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专家人才，可以在各个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1]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教育体系中，人文教化始终是教育的核心目标。但此风和近代中国“自强”、“救亡”的历史境遇相碰时便荡然无存了。自开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总体设计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取向。及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这种教育倾向更加变本加厉，当实施与工业部门生产“无缝衔接”的专才教育以后，大学的人文精神不免丧失贻尽。今天众多高校再次提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妨视为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唯工具论”、“唯技术论”的历史回响。
正因如此，笔者才提出应用型本科人才更应加强人文教育的命题。因为人文教育是无论什么类型的大学都应坚守的一条教育底线。它不是要不要提倡或加强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
二
人文教育内涵丰富、包罗甚广。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都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但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规范性是“成人之学”，即以培养独立的人格、健全的道德情感及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为核心目标的教育。若以此观之，宣称以培养人的审美精神、悲悯情怀及道义担当为己任的文学教育，理所当然成为人文教育的重镇。
具体到今天的社会而言，文学应该承担怎样的教育责任，或者说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呢？对此，当代文学研究者陈思和认为：“文学不是一门职业，但是，它对于人们认识自身的感情世界的丰富性，洞察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学习美，感受美，传播美，进而提高人的整体性修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2]如果说陈思和比较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的话，北大学者曹文轩则更看重文学的人性净化作用。他说，“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因为文学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更是从宗教的价值的角度来打量文学。他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无宗教，然此种自信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一向所重视之人文修养之一种至高境界，可与其他民族之等并观。而中国文学家对其所表达之文学所具有之一种意义与价值之内在的极高度之自信，正可以同时表达出中国内倾型文化之一种极深邃之涵义。”[4]
其实无论各家观点如何，都指明了一点，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特别是教育体系中绝非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换言之，文学不需要在社会上承担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它也可以退居边缘的角落，但是不能缺席。因为文学连接着人性、人心、人情和道义。谈论文学的价值，即是肯定人类在外在物质生活之外，还有走向内心潜修的性灵。而今天特别强调文学教育的价值，即希望与亘古以来的“成人”教育使命取得精神上的联系。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追求普遍性陷入“实用主义”、“成功至上”的焦虑状态中——教育部门及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就业率的极端重视，对人才培养与行业对接的一味强调，即可窥见其动机。对于没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文学教育而言，多少有些敷衍了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无论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毕竟都是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显示出来，虽然这和教育的内在本质是高度一致的——教育是“良心工程”，文学也是“良心活”，而良心是无法计算和短期显现的。而这一点恰好和高校的“现实追求”是相违背的。今天高校乃至社会出现的种种离奇的道德问题，文学教育的偏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三
如果我们同意文学价值和教育使命都是指向“成人”的话，为何现实中还有如此多的高校将文学教育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课程”呢？这其中一定有文学教育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诚然，这里面既有文学教育外在环境变化的因素，如影视、网络媒介的飞速发展直接导致文学经典阅读的疏远；也有文学教育内部的发展取向问题。外在的媒介、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固然会深刻影响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怎样的文学教育才是符合现实需求和文学自身规律的。
如今高校的中文系一般会都会将“文学史”教育置于专业核心课程的地位，而作品的赏析则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程。如此，学生在系统的“文学史”教育中建立起宏大的广阔的“理论视野”，懂得一些“标签化”的文学流派知识。但由于缺乏文本细致的、感性的阅读，从而使得自身的文学感受能力越来越贫乏和粗糙。虽得文学的“术”，却与文学的“道”越行越远。学者黄发有就对目下的专业文学教育表示强烈的质疑，他认为，“专业的文学教育日益陷入了公式化、教条化的怪圈，文学成为一种技术，成为兑换学位、职称的工具，与兴趣、灵感、神韵离得越来越远。”[5]对此，北大学者吴晓东的观点更是激烈，“我一直认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是消灭理想读者的教育，文学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把本来在阅读中有道德感、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能够血脉贲张拍案而起的那些文学的理想读者塑造成为一些成熟老练、目光挑剔、什么也不在乎的理性读者。”[6]
而从非专业学生培养的角度看，若只关注文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知识记忆的“文学操练”，又必然会隔阻学生对文学的欣赏趣味。例如大学的公共语文课程和中学阶级的语文课程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仍然是注重文学知识的记忆和训练。如此以来，文学作品中微妙的审美意蕴和情感张力何以彰显？陈思和就非常反对这种功利化、庸俗化的文学教育。他说，“我觉得应该警惕的倒是另外一种文学教育形态：为了强调文学的有效性，把文学片面地当做一种知识体系去灌输，把本来很有趣很动人的文学课讲得枯燥无味、面目可憎，还有就是千方百计把文学与社会生计、求业等实用性的内容结合起来，把文学庸俗化，其结果非但培养不好文学人才，反而缘木而求鱼，离文学的本来意义也相去渐远。”[7]
假设说，目前高校的文学教育普遍存在上述的“单一化”、“工具化”、“功利化”和“庸俗化”倾向的话，那么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更难逃其藩篱。因为他们声称要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重视文学教育的功用价值是无可厚非的。真的如此吗？其实这些高校在实践中偷换了概念。我们肯定文学教育的功用价值，那是承认文学对人性的净化有益，对人诗意居住在大地上有所启悟，文学教育以短期的“无为”实现长久的“有为”。换句话说，我们视文学为教育的工具，而不是将人当做教育的工具。如果把人作为教育的“工具”，那么很容易得出上述“理直气壮”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思维逻辑基础是：学生顺利就业、升学就是教育的胜利。至于，文学教育是否能陶冶学生的性情，是否为他们的人生准备好健康的、丰沛的情感资源，是否为净化社会的“道德空气”有所作为，等等，诸如此类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选项。
自古以来，文学就包含了教谕苍生，化育生命的内在要求。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展现个体生命在具体历史境遇面前的独特生命体验，它不仅记录和保存了那些曾经活着或正在活着的人的丰富梦想，而且还要不断反抗人类此岸生存的困境，警惕人性可能诱发的罪恶，回答生活的荒谬，并还生命以信心和理由，它代表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因此说，文学教育只有展现、还原优秀文学作品的本质价值，摒弃急功近利的“应用文学”、“工具文学”，才能找回应有的学科尊严和教育价值。
注释：
[1][5]黄发有.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01.
[2][7]陈思和.文学教育窥探两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02.
[3]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J].文艺争鸣，2006.03.
[4]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