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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药产业调研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科技园区；张江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99-04
生物医药产业是张江高科技园区重点发展的科技产业，是上海市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以“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的建设为契机，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现已集聚了328家生物医药企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对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从2001～2005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以28.8%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短短十年内，3平方公里的张江药谷内已集聚了32家研发中心、42家大型医药生产企业和120余家中小型创新科技企业，园区内的生物医药企业累计已达到210家。2005年突破40亿元，达到44多亿元，生物医药产值占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30%，生物医药是张江继电子信息产业之后最有活力的产业。探讨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对于提升上海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是指将现代生物技术与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以及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治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和开发过程较长，包括从基础研发、实验室的试验、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获取新药证书到正式生产等主要阶段（见图1）。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垄断性等基本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指处于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机构为支撑，在拥有同一产业文化的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区域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所构成的地域产业综合体。其中，制药企业是产业集群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科研机构和生物技术企业是为药品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的供应者，公共平台等相关服务机构是为成品商、供应商提供服务的金融、保险、运输、教育、培训、行业协会等机构，政府管理部门是为集群内企业服务的本地政府部门、技术监测与监督机构等。
从空间形态和内外联系两个方面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具有如下特征：
①高度集聚性。从空间形态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表现为大量企业以及相关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Cooke,2001; Feldman,2003）。Coenen等学者提出用生物技术企业的数量、生命科学家的数量、每年用于研发投入的风险资本、大型制药企业每年用于生物技术研发的资金等指标来衡量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育程度（Coenen,2004）。
②网络互动性。互动性则是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强化的前提。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产业能级的提升。与IT等高新技术产业不同，生物医药产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垂直维度上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十分活跃，信息、技术、人才、资本交流十分频繁（Martha Prevezer, 2001; Zucker/Darby/Brewer,1994）。同时，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严重依赖产业链建设。化工企业、中间体企业、原料药企业和制剂企业、包装及辅料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配套是维系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强劲竞争力的前提。研究机构、企业、相关服务机构空间临近对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此外，非正式交流网络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这种网络并不是契约式的，而是建立在非正式的人际信任、自愿的结网行为。这种水平的、非等级化的合作更容易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促进非编码化知识的传播，使得知识和技术在集群成员之间流动，激发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曾刚/文，2004；王辑慈，2001）。
③资源共享性。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巨大的特点，而区域专业人才、市场、资金、技术、信息、设备等要素条件的共建共享能有效地降低成本和风险。孵化器、信息、培训、研究开发、融资担保、政府行政审批等便捷化服务对中小规模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评价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有资金、政策等外部条件的支撑。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好，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大、服务功能完善，但资本市场的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弊端，影响了集群的发展。
2.1 投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使得企业的严重依赖于外部投资。张江的生物医药企业建立时间不长，自有资金实力有限，对风险资本需求大。目前张江生物医药企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多，主要通过政府资助、企业自筹和投资机构来融资。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对张江生物医药企业的资助额度逐年增加。2005年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87家在孵的生物医药企业中，有16家得到中央和浦东政府的资助。2006年59项新药开发项目获得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共计1 477.9万元的资助。政府无偿资助促进了企业发展，受到企业好评。但单一政府资助并不能满足生物医药研发项目对巨额资金长久发展的需求。
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复旦张江医药公司等部分生物医药企业得到政府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张江高科）的支持，但民间风险投资极少，2005年上海生命科学风险投资仅为10万元（摩立特咨询报告，2005），加上产权交易和生物技术价值评估等体系缺失、创业板资本市场尚未设立，风险投资体系尚待建立。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公司资金来源渠道非常狭窄，股东资金、商业贷款、个人借款、国外借贷是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根据国外经验，一项生物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前、中、后期的资金需求比例为1∶10∶100（王琳等，2005）。而浦东政府投资集中于基础研究，而对于中、后期研发的风险投资不足，导致张江许多研发成果无法顺利进入临床阶段，阻碍了产业化的进程。
2.2 优惠激励政策多，但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享有很多优惠激励政策。1996年8月2日，由科技部、卫生部、中科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设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市政设施、资金信贷、税收减免、人才引进等配套措施逐步完善，生物医药领域的重大产业项目和科研开发项目得以优先进入张江，教育、科研、医疗等优势资源也进一步向张江集聚，新药快速审批、行业协会建设、对外交流等方面优势明显。
新药研发周期长、耗费大、存活率低，只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才能形成“创新――保护――促进――再创新”的良性循环。浦东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自身创造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制定完整法律法规来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方面着力不够。在实地调研中，许多企业抱怨张江知识产权服务少，导致他们难以有效地开展研发创新。
3.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内部机理
3.1 科研机构密集，但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
临近研发中心是生物医药企业获取智力资源和技术来源的重要途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提升。与国外许多地区不同，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并不是围绕大学和科研机构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一片田野上通过政府引进知识机构等方式而着力培育起来的。现已形成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核心、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基础、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等30家研究中心和美国礼来、罗氏制药、安利、霍尼韦尔、诺华、和记黄埔、罗门哈斯、日本荣研等10余个跨国企业研发中心为主体以及210家中小型科技企业所组成的研发创新体系，它不仅涵盖了新化合物、新功能基因、新作用靶点的发现，还包括了从新药筛选到安全评价、临床研究、工艺研究、中试放大整个新药创新的全过程。此外，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含药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也成为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为张江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智力场”，但它们与生物医药企业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张江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弱，张江本地企业在国际合作中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更多地与母公司联系，而并不与张江园区内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虽然跨国公司的入驻会带来相应的资金和本技术人才，但技术壁垒使得张江本地企业难以进入跨国公司的技术领地。从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彼此间不信任、交流障碍和文化冲突、研发成果与产业化脱节等原因，许多企业仍然处于与本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相“隔离”的状态，合作网络尚未形成，园区的产学研联合开发的氛围还尚未形成。
3.2 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机制有待优化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不仅是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而且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张江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的发展，现已拥有行业协会、法律和财务咨询机构以及临床服务等服务机构，孵化器的功能逐步完善。在扶持园区中小创新企业，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台已为艾滋病、肿瘤、内分泌等领域14个项目的药品注册和申报提供了专业技术服务。法玛勤医药科技公司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延续平台，为创业企业提供实验场所(孵化单元)、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服务(公共实验室)和新药申报、临床研究服务(CRO)等一系列技术服务以及工商注册、税务、法律、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商务拓展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中介服务。但以政府为主体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存在着后续建设乏力，资源整合、功能优化不到位的情况，产出效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器为创业企业提供孵化场地、技术支持、孵化资金、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并着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张江用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孵化基地的建设面积达 16万平方米、设有45个生物及化学孵化单元，引进项目单位已超过120家。平台的公共实验室与超过20家园区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服务关系，已有技术测试项目超过500个。
张江生物医药科研设备共享网络信息化服务平台、设备共享网络等张江生物医药技术支撑平台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更为优越的软环境。但是，由于不同主体的职能和目标不同，在投资方式、资源建设、资源供给、质量监督、共享协调与评估、后台管理等方面的运行机制都不同，导致技术服务平台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的功能空放、仪器设备闲置，急需对管理体制进行优化（见表1）。
4. 小结
随着项目的大量引进、企业的高度集聚，使得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药谷”的品牌效应迅速提升，产业群体、研究开发、孵化创新、教育培训、专业服务、风险投资六个模块组成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产业集群已初现端倪。
从企业所处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价值链的几个环节来看，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发功能是最突出的，集群内有37.3%的企业以研发为主、27.6%的企业以提供咨询等服务为主、19.9%的企业以物流销售为主、15.2%的企业以制药为主（摩立特咨询报告，2005）。从新药研发的若干环节来看，从早期的靶点发现等基础环节，到中晚期的临床阶段，介入的企业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集群内的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前期的研发环节，尤其是有一部分企业承接跨国企业的研发外包业务，而介入到后期环节的企业不多。
张江的产业化能力不强，下游工程技术的发展落后于上游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下游工程设备、材料和新生产工艺研制开发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中上游生物技术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3～5年，而下游工程技术至少落后了15年以上。造成张江生物医药的产业化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产学研合作不足、上游和下游工程科技人员比例不合理、研发项目的市场前景不足等方面。据实地调查，张江上游研究成果转化成为生物技术产品的比例还不到0.5%。2006年本地开发的一类新药中只有一个在上海金桥实现了产业化，其余的技术成果都流入外地产业化。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内的垂直联系、水平联系较弱，与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及生物技术企业的频繁合作相比，张江生物医药的产学研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拥有技术的一方――大学、科研机构及生物技术企业与拥有资金的一方――制药企业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往往出现科研成果转让到外地实现产业化，而本地的企业却在集群外寻找合作伙伴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本地资源的浪费和集群内的网络关系松散，影响了创新资源整合的效率。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大规模引进高校、研究机构、知名跨国药企而逐渐形成的，集群的外推力很强，但内动力不足，基础研发实力较强，但持续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的能力不足。为了加快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建设，迫切需要在引进风险资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整合公共研发资源、强化企业之间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网络联系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编号：40371033）部分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张江高科技园区实地调研报告（上海 2006年）。
参考文献：
［1］ Cooke P. Biotechnology Clusters in the U.K.: Lessons from Localisation in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Scienc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17）.
［2］ Feldman M, J Francis. Fortune Favours the Prepared Region: The Cas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apitol Region Biotechnology Cluster［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11).
［3］ Coenen L, J Moodysson, T Bjorn. Nodes, netwoks and proximities: On the knowledge dynamics of the Medicon Valley Biotech Cluster［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4, 12(7) .
［4］ Prevezer M. Ingredient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 （17）.
［5］ Zucker L, M Darby, M Brewer.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Birth of U.S. Biotechnology Enterprise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4：4653.
［6］ 曾刚，肖勤. 上海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研究［J］. 中国产业集群，2006，（5）.
［7］ 王辑慈.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王琳，肖勤，曾刚. 上海浦东新区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合作网络比较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5）.
关键词：生物医药；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6-0044-02
高校非学历教育培训是整个社会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医药领域人才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目前生物医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急需对现有已获得一定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成人，针对岗位工作进行相关知识、技术提高培训。同时，由于相关企业将要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和GMP认证，也急需对员工整体素质、技术水平提高培训。对生物医药领域技术人员进行非学历培训教育，不仅对补充知识、提升技能、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具有推动作用，而且也是适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技术提升、人才储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林大学国家级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积极发挥辐射示范作用，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非学历教育培训的需求，构建面向生物医药技术人才非学历培训的教育体系，提高生物医药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满足现代生物医药领域技术人才需要。
一、非学历培训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终生学习的思想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国家认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终生学习的观点，指出“真正的学习来自于离开学校后，而不是结束于离开学校时。学习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1]例如在密西根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人数多达6000余人，而本院的全日制学位的学生仅有2000余人[2]。
在我国，各高校虽然积极开展非学历教育培训，制定并完善了管理政策和教学体系，但是仍然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3]随着社会和市场对人才需求的逐步提高，与其相适应的专业人才短缺，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校非学历培训教学体系迫在眉睫。目前，针对生物医药领域非学历教育培训，尚处于零打碎敲阶段，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科学的培训体系，缺乏有效的分类培训的课程内容体系，缺少高效的培训机制和培训方法，缺少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培训管理制度，无法保证生物医药领域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模块化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
由于非学历教育培训人员的对象为在职人员，其接受继续教育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再加上接受培训时间有限。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要注重满足实际生产的可行性与操作性。根据生物医药领域不同岗位工作的需要，通过建立分类、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人员培训的需要。具体可分为普遍员工素质提高培训、生产工艺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控制技术培训、制剂新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培训等培训模块，并根据各模块设置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这样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时间安排，选择培训课程内容，以便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建立符合非学历培训的教育方法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针对不同岗位需求，充分发挥高校生物制药中试平台的资源优势，开设与理论教学相对应不同难易程度的实验项目。[4]如针对企业研发人员培训，开设缓控释药物制备技术及分析检测、基因工程菌发酵表达及分离纯化等学科前沿实验项目；针对企业质检人员开设药物高效液相分析检测技术、体内活性检测技术等实验项目；针对生产一线工人开设生物常规实验技术、药物分离提取技术、药物制剂技术等。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提高了学员专业素质，增强了学员实践创新意识。[5]
2.线上线下相结合。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网络化、数字化教育资源已成为非学历教育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制作非现场教学视频、现场教学视频、实验操作视频和仪器讲解视频，教师在线答疑及学员自测等，实现了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提高了培训效率，促进学员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
3.互动与研讨相结合。在生物医药非学历培训教育中，教师采取课堂提问、专家点评、总结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维、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课下利用网络平台展开师生互动、在线答疑、议题讨论等互动与研讨教学模式，强化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促进学员的合作式学习；培训结束前，组织学员集中对培训内容、方式、收获、体会与建议进行研讨。这种互动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加强了学员对培训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拓展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了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学员之间、学员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为今后的师生在生物医药领域更好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四、组建经验足、水平高的培训师资队伍
高校优质的师资队伍是高校非学历培训的核心，同时也是保障培训质量的基础。从事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教师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并具备先进的学科前沿知识和实践经验，保障授课的前瞻性和实用性。中心根据实践培训需要组建经验丰富、结构优化、相对稳定的培训团队，该团队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近五年发表科研论文132篇（SCI、EI索引54篇），获授权专利55项，与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18项，科技成果转化8项。[6]
五、建立规范的培训制度和多元化考核方法
制定规范标准的管理制度是非学历培训教学任务顺利实施的保障。针对培训学员、教师、培训过程、考核办法等制定了学员准入制度、培训教师岗位职责、培训计划大纲、考勤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制度等制度，将培训环节细化、量化，指导各个教学环节，做到培训有章可循，保障非学历教育培训稳定、持续的发展。如，集中培训考试、动手操作考核、研讨发言、线上考核等多元化考核方式。培训结束时，综合多项考核成绩，对考核合格的学员发放相应培训合格证。建立教学质量监督体系，聘任专家组成教学监督委员会，对培训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并跟踪调研毕业学员对所学知识的运用，搜集用人单位诉求，进一步完善非学历培训教育体系。
近年来，中心在保障学校全日制学生的正常教学同时，根据生物医药企业人员培训需求，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优质资源，积极承担社会培训教育任务，先后为生物医药相关企业技术人员专项培训23期，培训人数2000多人次。2015年10月受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委托承办“生物制药新技术及应用”高级研修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适合生物医药企业培训的教育体系，提高了生物医药产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推动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维斌.高校非学历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J].当代继续教育，2014，（4）.
[2]李建斌.美国四所著名高校教育培训调研报告（一）美国名校继续教育现状研究[J].继续教育，2008，（8）.
[3]吴佳新.市场需求导向下高职生物制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5，（1）.
[4]刘艳.在线教育发展下的为实验建设初探[J].高校生物学教学研，2015，（5）.
（一）强化规划统筹，提高城镇化水平。
1、加强规划策划，落实“两轴三圈”空间战略。
（1）策划打造“两轴”，开展重要节点规划。在南起老城及河口、北至西江新城滨江带区域，以新城快线和河杨公路为依托，做好“两轴”（精品生活服务轴和高端产业联系轴）策划。一是开展区域范围项目、功能、形象策划，推动新旧城区联动、产城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如加快“云谷”整体概念性规划暨城市设计的编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现已完成现状地形图（1：500）的测绘，修改完善了“云谷”交通组织图、启动区效果图、整体效果图和总平面图，组织开展了“云谷”整体概念性规划暨城市设计的招投标工作；加快新城快线的建设和形象设计，对新城快线余村段（南起新城快线与324国道交叉点，北至新城快线分叉口）进行优化设计，制订了余村周边地区景观优化设计方案；对云浮东站周边及各条出入主干道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突出宣传平台的作用，兼顾实际需要以及整体协调，使东站站场及周边一带的功能配套既实用、便民，又有品位、时尚。二是提早谋划“两轴”范围要发展的建设用地。将按省住建厅部署，开展“十三五”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并加强与云浮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做好云城组团北片区、西片区以及西江新城沿江片区、中央商务区以北片区、河杨公路热电联产健康医药产业基地等“两轴”可发展的建设用地控规编制工作。其中，已与云城组团北片区控规中标单位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签订技术咨询合同；云浮市健康医药产业园发展规划与详细设计已完成征求意见稿；新城中央商务区以北片区控规、文化艺术中心片区控规划正修改完善。
（2）统筹“三圈”相关规划。一是组织编制中心城区重要法定规划。目前根据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对西江新城总体规划、六都组团分区规划及六都组团启动区控规进行梳理、调整，把云安区的商贸金融、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居住、行政服务等功能向西江新城集中，强化西江新城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强服务环境吸引力。南园启动区总体规划已完成征求意见、批前公示及专家评审会等系列工作，正在修改完善。南园西片区控规近日再次报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二是跟进云浮新区相关专项规划的审批、报备工作。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已印发实施，并于6月12日与新区低碳生态发展规划、水资源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上报省发改委备案。三是强化专项规划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充分发挥“三规合一”优势，加快新城公共设施、道路竖向、市政管线综合等专项规划编制。其中，新城市政综合管网专项规划已于5月18日上报市政府审批，待按市府办意见补充批前公示环节后再报；已完成新城公共配套设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现正修改完善；新城电网专项规划已于3月18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原则同意，现正修改完善。
2、强化规划引控，推动现代生态城市建设。
一是组织开展云浮市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构建科学合理、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生态安全格局。已完成生态控制线调研工作，《云浮市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印发，6月30日确定中标单位为深圳市北京大学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云浮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联合体）。二是统筹规划西江岸线资源，形成了《西江云浮段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研究报告》（包括现状图、规划布局图、管理办法），现根据相关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上报市政府，同时配合西江码头整治工作。三是加强新
城北湖启动区项目规划对接，严格对北湖景观设计、标高进行把关。目前正在细化完善景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四是以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标准划定新城东山森林公园范围，推进公园规划设计，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工程。目前已划定东山森林公园控制范围，并提交市林业局作参考。五是统筹编制相关规划。修编中心城区云城组团“三旧”改造规划，灵活用好棚户区改造和空间管理政策，推进旧城成片连片改造，现正对规划修编成果进行公示。六是编制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全市域内谋划好资源配置、城市等级、产业布局等功能，构建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土地利用三者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规划体系。目前已落实规划经费。3、健全规划制度，规范城区建设管理。
一是强化依法规划建设。组织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原钢铁厂“三旧”改造项目相关调整事项等6个议题。二是制定切合实际和适合发展的规划技术标准，结合《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城市建设规划管理通则》，修订《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已完成二次征求意见，现正修改完善。三是积极配合省派驻云浮城乡规划督察员开展工作。配合到各县（市、区）进行调研，协助与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系，协调接访群众规划投诉。目前，已综合形成《云浮市历史建筑保护情况报告》及《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情况表》报市政府和省住建厅，并按省、市的要求，制定了《云浮市加强历史建筑保护的实施方案》，现正上报市政府审定。四是健全完善规划管理体制。针对规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总结“三规合一”试点工作以来的实践经验，研究提出改进建议，已形成了调研报告初稿，现正在修改完善。五是以作为省遥感监测执法工作试点城市为契机，配合做好我市城市总体规划遥感监测图斑核查及违法图斑处理工作。
（二）配合项目建设，加强规划服务。
全力配合省、市重点工作、项目，完善市政等各项基础设施，依法、高效办理规划业务，为中心城区提质提供规划服务。今年以来办理市国土规划局来函的业务案件117宗，其中用地规划业务40宗，工程管理业务10宗，市政道路业务7宗，其他业务60宗；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30项，竣工验收测量29宗、放线测量16宗、市政管线测量4宗，完成了云谷项目2.4平方公里1：500全野外数字化地形测量。在用地选址方面，认真做好云浮新区互通立交工程、民办三立凤凰学校等选址工作，积极配合各类征地留用地和拆迁回迁地的安置及道路排水设计，对已审批的“三旧”改造项目进行规划对接核实并动态跟踪管理。在市政交通方面，配合金山路北段、乐谊路西段等道路贯通工程建设，调整完善金山北路（东方路至星岩四路段）及牧羊路、城区污水管网（恒大城至龙华路段）规划线路，核实清云高速跨沿江路规划方案、广梧高速增设云浮新区互通立交等项目规划，修改完善《云城区国道324沿线企业户外广告规范管理及环境整治规划（广梧高速云浮东出口示范段）》，配合完成市区新建道路命名。
（三）深化“三规合一”，夯实规划基础。
着力深化“三规合一”，逐步完善地理信息空间数据收集机制。一是加强地理信息平台建设。重构委内业务系统结构，开发基于b/s模式的规划展示系统，测试完善地形图数据规整工具软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及控规数据整理与数据建库系统等功能，优化“三规合一”应用系统平台，不断完善基础数据。二是夯实中心城区规划信息基础，努力争取省新型城镇化“2511”试点工程专项试点。已形成“一张蓝图”试点工程方案送审稿，并于4月底报市政府审定后上报省住建厅。三是建设集现状与规划成果、规划审批数据于一体的、统一的、完整的“一张蓝图”数据库平台。收集整理更新四组团规划信息数据、规划方案，重点更新新城云谷启动区、新城快线二期和中央商务区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基本完成六都组团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数据规整入库，为规划编制、审核提供技术支持；完成了云浮市中心城区gps-d级控制网和四等水准测量项目建设；通过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整理各部门数据，形成各部门数据库结合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规划报建审批系统建设，完成相关规范及数据建库的流程梳理和标准制定，完成思劳启动区三维空间建模等工作。四是配合市直部门开展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前期调研准备工作，编制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新城市政管网规划已完成初步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现正修改完善；积极配合市城管局草拟我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工作方案，已完成初步方案，待报市政府审定后上报省住建厅；召集相关管线单位进行市政管网普查动员，5月28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已审议通过普查工作方案。五是开发利用好城建档案。上半年共整理著录城建档案资料1100多份，装订入库220多册，整理其他资料250多份，接受办理查阅资料170多次，提供利用120多卷。
（四）加强指导协调，强化技术服务。
充分发挥全省“三规合一”试点市的先行优势，指导开展各类城乡规划的编制工作，协调解决规划冲突问题，提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是加强与云浮新区、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的对接，配齐配强驻新城规划工作小组，专责协调、对接新城规划编制、实施等工作，主动提供规划咨询服务。二是积极开展全市村镇规划建设工作。已完成郁南县“三旧”改造规划编制征求意见稿，安塘街总体规划送审稿和安塘街消防设施专项规划及镇安镇总体规划和镇安镇片区控规，天堂镇消防设施专项规划初稿；组织相关技术力量帮扶完成我市1条生态文明村、1条贫困村的建设规划。三是配合市重点工作开展。配合开展2016年生态文明示范镇、村督查工作，配合各县（市）开展工业园区产业集聚申报工作；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调派了8名干部参与园区建设、“三旧”改造、宜居建设、市道路贯通工作。
我委下半年将强化职能，以攻坚的劲力、改革的措施、实干的作风，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快推进规划编制研究。
一是根据省住建厅的统一部署，加快编制中心城区“十
三五”城市近期建设规划，通过这个法定规划进一步梳理、细化各重点发展片区、项目的具体建设安排，同时也解决个别建设片区、项目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问题。二是对新城近期重点连片区域进行总体一体化的规划设计，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项目设计”良性互动的规划体系，系统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用地布局、道路设计、配套设施等工程建设问题，强化给排水、道路竖向、管线综合等市政专项规划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拟于10月完成规划成果。三是完成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年底前完成生态控制线详细划定、调研、建库等工作。四是加快新城相关规划设计，尽快完成《新城快线线位规划调整及沿线土地储备规划》、《云谷深化规划及设计》、《云谷功能延伸区城市设计》、《“一带两区”景观环境提升（含道路市政）》、《水景中轴的建设策划》等。五是围绕全市2016年重点工作，抓紧完成西江新城总体规划、转移工业园启动区总体规划和六都组团分区规划以及一批已经启动了的控规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六是启动云浮市新型城镇化规划招标采购。七是配合相关部门组织编制部门“十三五”规划。（二）加强规划技术支撑。
一是做好省、市各类重点项目用地规划选址及规划建设工作。二是配合市国土规划局办理各项业务案件。三是积极配合市国土规划局、云城区政府做好各类征地留用地和拆迁回迁地的安置及道路排水设计等工作。四是继续配合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市交通局等做好管线普查、市城区市政道路贯通、各高速公路与市政道路的规划建设衔接工作。五是积极配合、协调全市村镇规划建设工作，组织、参加各项村镇学习培训、技术交流活动，组织相关技术力量对各县（市、区）村庄整治进行技术帮扶等。六是加强与云浮新区、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的对接，为园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规划依据。七是筹备召开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计划在市城乡规划委员会框架下成立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全市历史建筑咨询、审议和评定等相关工作，完善历史建筑认定审批程序。
（三）深入推进规划信息化。
一是规整地形图数据。继续开展四组团原有地形图整理入库，推进新城快线周边用地和“两轴”片区地形图测绘及入库工作，计划年底完成中心城区约300平方公里的基础底图，为规划编制、管理及基础设施规划提供依据。二是完善地理信息标准建设。在使用中完善全市大比例尺地形图采集及入库标准和更新制度，完善规划编制数据入库标准。争取年底前申报相关标准并争取获得奖项。三是落实三维建模工作。计划开展“云谷”片区三维建模工作，逐步推进西江新城三维模型建设，并计划年底前完成。四是推进市区管线普查工作。配合市牵头部门，计划年底前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编制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划，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详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统一规划信息化管理模式。计划引进佛山市的先进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经验，并向四个组团规划管理部门推广，利用规划“一书三证”管理信息系统和规划项目总平面及建筑单体审核入库系统，将规划审批管理信息及时收集并入库，实现统一的规划管理信息化模式及信息收集系统，解决规划管理信息不畅、资料分散和混乱等问题，同时整体提高我市城乡规划管理水平。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穷经皓首，代代相传，使中医药成为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瑰宝。而今，这一“最具知识产权优势和国际竞争潜力”的国宝，却成了外国制药列强的摇钱树，中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已被挤落到仅占5%的可怜境地。面对如此境况，业内一些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出自民族责任感而呼吁：
国粹中药面临外强欲吞的潜在危机
随着“人类回归自然”浪潮的兴起，中药市场在全球逐渐变热。目前，国际市场的中药及植物药销售额每年达300亿美元以上。其中，日本汉方药占70%以上，韩国韩药约占10%，而中国所占的5%份额有70%为廉价的中药材。业内人士称，中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这种惨淡，固然有我们自身的不足，但也不可忽视这是外国制药列强图谋侵吞我国粹进而争霸中药国际市场的具体反映。综合各方面有关资料显示，外强欲吞我国粹已呈咄咄逼人之势：
其一，把中国定格为最大竞争对手和战略赶超目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泊溪主任在200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中成药已成为一些国家发展的重点，它们多从国家角度提出发展战略支持‘中成药’发展。这些国家的判断是，当前中国尚无国家级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对它们而言是好时机”。为了不失时机，外国人已加紧行动。目前，全球有124个国家的170多家公司、40多个团体致力于中草药的研制与开发，世界制药列强直接把触角伸入到中药发祥地，如，美国辉瑞公司拟订了全球中草药开发计划在中国设立了专门机构，瑞士诺华公司在上海开设了中药研发中心，还有些药业外强与中国药厂建立了合资企业。他们在中国这块中药腹地上，一方面加紧搜集优秀的中药处方，一方面廉价利用人才、药材进行研发。可谓一箭双雕。
其二，抢注专利，反客为主。长期以来，外国列强钻了我国一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的空子，他们将我国中成药或仿制或改造后抢先申请专利。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在我国申请的中医药专利有90%是来自国外，多达万余件，而我国在外国申请的中医药专利仅千余件。韩国企业在我国传统中成药“牛黄清心丸”的基础上改造为“牛黄清心液”，由于其专利在手，反使我国企业再干类似产品必须征得韩国企业的许可。这一令人痛心的典例表明，外强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其核心目标是抢夺知识产权这张王牌。
其三，凭靠科技先进优势抢占市场制高点。日本仅有210个汉方药，其原料的75%从我国低价购进，其产品注入高科技含量，这一低一高使之获得了高额利润和高份额市场，如将我国中成药“六神丸”改造成的“清心丹”，一年销售额高达6－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制药列强凭靠他们的科技优势，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还反攻到中药发祥地，近年来，洋中药占我国中成药市场的份额已达三分之一。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外强欲吞我国粹已构成从战略、策略到战术的计谋套路。面对如此咄咄逼人之势，我们必须树立危机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速推进中药的现代化、国际化。
现代中药及其产业兴起使国粹发生质的飞跃
其实，外强欲吞我国粹只是一厢情愿。为了充分发挥我国中药的知识产权优势和国际竞争潜力，自“九五”国家制订并实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以来，在我国中药产业的自主创新奋力下，体现传统中药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的现代中药迅速成长，并涌现出象天津天士力、浙江康恩贝、河北神威、贵州信帮等一批现代中药产业化的优秀企业。现代中药及其产业的兴起，表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粹中药在我们这一代正发生巨大的飞跃。
“飞跃”是表述事物质变的一个哲学概念。为了揭示现代中药及其产业的深刻质变，我们试对现代中药的代表作DD复方丹参滴丸作一个由表及里的剖析。
说复方丹参滴丸是现代中药的代表作并非没有根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天士力人有感于传统中药相对于现代消费人群而存在的种种缺陷，率先提出了现代中药这一新概念，并在中国药典方复方丹参片的基础上进行剂型创新，开发出复方丹参滴丸，于1993年获得国家的新药证书及授权专利。复方丹参滴丸的诞生在业内引起极大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等专家作出这样的评价：“复方丹参滴丸因配方科学、剂型先进、疗效确切、质量稳定可靠，已成为现代中药的标志性产品”。
把一粒滴丸作为新一代中药的标志是因为，滴丸虽小，但它包容了现代中药从研发、药材种植、中药提取、制剂生产以至营销服务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及其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
天士力打造的国际标准化产业链是从现代中药研发及生产的药材种植源头抓起，从1998年起，他们借鉴欧共体国家开发植物药规范，在陕西洛商等地建设标准化的药材种植基地，当国家于2003年开始实施GAP认证时，天士力首家获得这一认证。为了突破中药在提取环节的技术瓶颈，天士力于2001年在国内外率先倡导并建立“中药及植物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即GEP标准)，建成了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数字化中药提取基地。为了推进中药制剂环节的工艺现代化，建立了符合GMP标准的生产基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球最大的滴丸剂生产线，于2001年通过了国家GMP认证和ISO9001认证。为了确保现代中药的生产质量可控，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DD“指纹图谱应用示范研究”，复方丹参滴丸多元指纹图谱分析及质量控制技术应用到现代中药生产中，形成了从药材、中间体到制剂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除生产过程外，还建立了获得国家GSP认证的营销体系，把产业链延伸到消费者终端。
天士力打造的国际标准化产业链，是按集团的统一规划布局，统筹节点匹配，形成了集中度高、集约性强的系统综合能力。多年来，天士力凭靠系统综合能力而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所生产的现代中药已由心脑血管用药拓展到抗肿瘤与免疫系统用药、胃肠肝胆系统用药及抗病毒与治感冒用药，形成了功能配套、标本兼治的产品组合，营造出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等50多个滴丸产品群，并向大健康产业发展。据10年累计，复方丹参滴丸已获得70亿元的销售额，近四年，每年销售量超过10亿元，成为国内中成药单品销量最大的第一品牌。在国际市场，复方丹参滴丸在34个国家完成了商标注册，以药品身份进入到16个国家的医药主流市场。
剖析一粒滴丸，揭示一种飞跃，放大一个产业，使人看到了国粹中药的美好未来。
然而，达到美好未来尚须正视现实而拼搏。面对中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现实境况，天士力总裁闫希军言道：“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不应该落入这种局面。推进中药现代化，现在不做以后也要做，我们不做别人也要做，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员，就不仅仅是做一个产品，做一个企业，而是承担着复兴中医药祖业的神圣职责”。闫希军之言道出了中华药业仁人志士的心声。
推进中药现代化国际化仍需改善发展环境
首先要肯定，我国中药产业的现行方针、政策、法规及若干举措等已构成中药产业发展框架。自国家制订《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与中医药产业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及团体，做了大量工作，收到显著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相对中药产业面受国际市场严峻挑战的情势看，推进中药现代化、国际化仍需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
在沱牌集团的大本营四川省射洪县,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女王雪红收购沱牌曲酒股份的消息,早已甚嚣尘上,并愈演愈烈,远远超出了笼罩在射洪县上空的酒糟气味对射洪人产生的刺激。
引进德隆遭遇挫折七年之后,沱牌集团改制重组似乎又将再次启动。然而,就在各方对此高度关注并议论纷纷时,沱牌集团却对此消息进行了否认。
消息满天,股价翻番
从2003年至今,沱牌曲酒改制、重组可谓是消息满天,迷雾重重,一波未歇一波又起,令人难辨真假。
2003年10月16日,沱牌曲酒公告称,其大股东沱牌集团(持有沱牌曲酒上市公司45.98%的股权)已列入四川重点改制企业名单,射洪县政府(持有沱牌集团100%股权)已代表公司与德隆国际、江苏兴澄集团股份公司、广州索芙特有限公司、北大未名集团公司四家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并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沱牌重组进入实质阶段。
2003年12月27日,德隆国际突然崩盘。此后,沱牌曲酒开始踏上漫漫重组之路,期间虽不断有外省大企业向其抛来“橄榄枝”,但改制重组一事始终陷于搁浅状态。
2008年初,四川省食品工业协会、四川省政府研究室进行了酒类调研,并提交了“打造中国白酒波尔多、建设川酒千亿产业调研报告”。据悉,这个报告受到了四川省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沱牌曲酒原定的重组方案开始调整,省政府希望沱牌曲酒能够与本省的白酒巨头进行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川酒。
于是,坊间开始风传剑南春、五粮液、中粮、泸州老窖、中信资本以及杉杉投资等有意介入重组事宜,并纷纷向沱牌曲酒抛来媚眼。但后来,“由于各个重组的方案均存在较大的分歧,最终仍无果而终。”尤其是剑南春,更是被传得有板有眼,认为它是沱牌曲酒最有力的接盘者,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据说,原因是剑南春是一个民营企业,而沱牌曲酒是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倘若让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沱牌重组,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难以撇清。
2008年4月,射洪县政府决定再次启动对沱牌集团的改制重组,后因地震、金融危机等外界因素影响,重组之事再次被搁置。
2009年3月,号称“中国王牌基金经理人”王亚伟掌管的华夏大盘精选基金突然重仓进入沱牌曲酒,成为沱牌曲酒第三大流通股股东,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市场对此曾有多种猜测,认为王亚伟是在豪赌大股东改制、重组的“重大消息”。
这个“重大消息”是什么?幕后的主人又是何方神圣?
2009年11月末,谜底终于揭开。有媒体刊发“沱牌改制幕后台资浮出,王永庆家族入川密谋重组”的报道,有板有眼地说“台塑集团旗下威盛电子集团正与沱牌高层进行秘密谈判并已达成初步共识,打算通过参股或并购的方式入主沱牌,双方正在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台企重组沱牌曲酒的故事,一时在全国被炒得沸沸扬扬。
伴随着重组利好的刺激,沱牌曲酒的股价,也从2009年3月王亚伟“潜伏”时的7元/股,狂飙到近20元/股,涨幅近2倍,堪称2009年的一个大牛股!
然而,台塑重组消息随即被沱牌曲酒断然否认。沱牌曲酒有关负责人先后在2009年11月、2010年1月称,公司控股股东沱牌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射洪县政府,至今未就沱牌集团改制事宜与包括台塑集团、威盛集团在内的任何单位进行谈判或达成意向、协议。
沱牌高层还告诉媒体:“沱牌集团控股权转让,将会采取挂牌交易方式,但目前一切都还没启动。”
据内部人士透露,台塑肯定是跟沱牌谈过,而且谈得“还不浅”。只是,筹码无法谈拢,只好暂时搁置。
改制曲折,业绩难振
沱牌曲酒,号称川酒的“六朵金花”之一,中国酒民大多知其“芳名”。 沱牌曲酒是中国低端白酒强势第一品牌,最早上市的酒类公司之一,年销量从1997年起,曾连续九年入围全国白酒品牌前十强。同时,沱牌曲酒也是全国产能最大的白酒企业之一,目前已拥有年产20万吨优质白酒的生产规模,存储着6万吨原酒,具有很大的资源价值,旗下“舍得”酒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然而,自2002年以来,沱牌曲酒开始显出疲态,前进的步伐似乎越来越沉重。从近几年企业的成长表现来看,沱牌曲酒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以及品牌价值,在川内其他几大兄弟品牌快速上升的同时,却一直处于一个四平八稳的状态,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沱牌曲酒的盈利能力,由于消费税的不断调整和其中高端产品销量的规模性成长不足,使其与其他白酒品牌相比,明显处于下风。其平均毛利率仅在30% 左右,而五粮液是49%,茅台更高达71%。
沱牌集团将舍得、陶醉、特曲和大曲定位为企业四大主打产品,然而其产品结构并不完善,调整并不到位,市场反应速度也不快。目前,高档酒舍得仍未达企业所定的翻番目标,2009年销量才600多吨,远未达到公司原先计划的1000吨规模。而中档酒陶醉、特曲只能算正在起步,低端品牌更由于产品的压缩,使其失去了销售范围广阔的低端酒市场,这导致企业产能虽然已达20万吨,但实际年产量不足10万吨。
2001年12月,沱牌集团强力推出高档品牌舍得酒系列,经过多年运作,年销额也仅在3亿元上下,而与其几乎同期推出的全兴的水井坊和泸州老窖的国窖・1573,年销量都已突破了5个亿;洋河蓝色经典仅用了三四年,单品年销量就已接近突破3亿元。如今,泸州老窖、水井坊、洋河、郎酒等二线高档名酒,已成功地将产品向上延伸,分别打造出了强势的高端品牌形象,并将沱牌曲酒远远抛在了身后。
不说“茅、五、剑”三巨头,单与泸州老窖、水井坊、洋河等新“三剑客”相比,沱牌在资产规模、经营管理和品牌印象方面,都显得黯然失色。
何以至此?究其原因,是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体制上的问题,造成了企业管理欠灵活,在营销上慢人半拍,长期如此,差距越拉越大。目前,射洪国资委持有沱牌集团100%的股权,集团公司则持有上市公司的45.98%股份,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第二大股东为射洪当地一家房产公司,持股比例为3.5%左右。据悉,集团公司不少领导兼任股份公司职务,而射洪县政府更是对沱牌具有绝对控制权。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是与建立股份制公司的机制背道而驰的,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上市公司缺少管理层激励机制,营销方式和手段陈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步伐。
因此,沱牌曲酒急需通过改制突破发展瓶颈,以实现进一步飞跃。而重组,则被视为是实现飞跃的关键一步。拖延了六七年之久的改制之路,如今似乎依然布满坎坷,沱牌曲酒能否重振昔日雄风,迎来迟到的春天?从现在来看,还有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
一个令企业尴尬的现状是,由于重组久久不能兑现,难于引进外部投资者,沱牌集团只好自己单干。近几年,企业频频搞副业,启动多元化战略:
2005年5月,沱牌集团与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启动燃料乙醇生产装置;
2007年11月,沱牌集团出资3000万元与北大未名成立生物科技公司,进军医药产业;
2008年3月,全资子公司沱牌药业在成都市投资6800万元,扩建年产3600万袋非PVC软袋输液项目;
2008年6月,参股企业天马玻瓶,扩建年产7万吨优质玻瓶项目;
沱牌曲酒还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投资4亿元,实施7个重点项目。
多元化有助于全面加速做大企业,然而过度多元化,对受资金掣肘的沱牌曲酒而言,反而会加剧企业资金资源的紧张,淡化对企业主业的投入,而影响主业的长远竞争力。更令人头痛的是,多元化让公司产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无助于企业改制重组。
台塑入主,又为哪般
威盛电子重组沱牌集团若成功,将是台资首次介入大陆白酒行业。虽然沱牌高层笑说“传闻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还做啥子?”对重组消息予以否认,但这一笑或许意味深长。
一些业界资深人士仍深信,台塑与沱牌的这一次商洽,应是“谈得很深,很来电。”有内部人士透露,前段时间威盛电子董事长王雪红曾到大陆,低调来川造访沱牌,双方进行密切会谈。
不管是射洪县政府还是沱牌集团、沱牌股份,都很看重来自台湾的这一棵“最大的发财树”,不只企业能受益,而且能带来明显的招商引资的羊群效应,造福射洪县当地。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重组,是否会因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使双方再次失之交臂?
对台塑而言,其垂涎沱牌这朵“金花”已久,欲揽之而后快。作为台塑集团在大陆的代表性企业,威盛电子“醉翁之意”不仅仅是在沱牌这一美酒的高溢价(中国高端白酒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高端白酒市场已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机会性产业之一),其更看重沱牌曲酒上市公司这个“壳”。目前,台企不能直接在大陆上市,威盛电子一旦成功接手沱牌集团,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沱牌曲酒的大股东,便可借助沱牌曲酒这个“壳”,实现在大陆资本市场曲线上市,在股市中实现无本无息的融资,获取企业扩张急需的资金。
成立于1992年的威盛集团,是台湾主要的集体电路设计公司,目前为全球三大芯片厂商之一,仅次于英特尔和AMD,三家企业三分全球芯片业市场。威盛集团董事长,为台塑集团已故董事长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近两年,威盛电子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不振,芯片订单一度下降明显,内需市场又面临强大竞争,市场拓展艰难,企业资金链嗷嗷待哺。因此,入股沱牌成了其必然的战略选择,一举两得,既能踏进高度成长的大陆白酒业,又能借壳上市融资兴企。
若威盛重组沱牌成功,将成为第二家在大陆借壳上市的台湾企业。2009年2月,台湾液晶面板厂商中华映管重组SST闽东获批,将其在大陆的资产注入SST闽东,顺利实现A股借壳上市。
一个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白酒,一个是世界最现代的行业电子,此桩“姻缘”如若不成,会让人大感叹惜。有业界专家说,台塑“暗恋”沱牌已多年,之所以迟迟没下手,是因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掌控力太强。而沱牌曲酒重组,也一直是由射洪县政府主导和操盘,或许是不愿看到“国退民进”,他们对产权问题很敏感。
“一旦台资入主改制,沱牌将会遇到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以及企业和政府间各方面的协调等各种问题。”资深酒业专家袁野指出。
因此,沱牌曲酒改制遇阻的另一大可能,就是当地政府对“国资流失”的顾虑。受不了流言飞语的压力,只好以求稳为主。近期,关于国有资产监管力度也加大了。
尽管沱牌曲酒改制屡屡受阻,但从白酒企业借助产权平台和资本市场进行改制、重组时不难发现,近期新一轮的白酒并购潮正在来临――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3.48亿元获得枝江酒业51%股权,成为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的控股股东;
华泽收购吉林榆树钱、控股陕西太白、收购贵州珍酒,以经销商身份涉水白酒业;
中国十七大名酒――古井贡40%国有股顺利出让;
帝亚吉欧收购水井坊……
牧区矿产开发会引发地面塌（沉）陷、地裂缝、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2009年国家国土资源监察专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显示[2]，土地塌陷面积增加与矿业开发程度逐步提高，基本同步。内蒙古原煤产量已从2002年的10412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35218万吨，土地塌陷则从2002年的12334公顷上升到2007年的16490公顷，煤炭产量与土地塌陷呈正比关系。内蒙古2010年发生矿山地质灾害14处，直接经济损失1050万元，死亡3人。矿区水均衡也遭受破坏。在开采过程中，井坑需要疏干排水，致使矿区地下水位下降，打破了整个地表水、地下水的均衡系统[3]，使缺水地区供水更为紧张，以致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据《地质环境公报（2010年度）》显示，“矿坑连续排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的现象，在全区普遍存在。地下水水位下降区主要集中在元宝山露天矿、宝日希勒露天矿、东明露天矿和伊敏露天矿。最典型的是元宝山露天矿，疏干漏斗中心水位下降达26.26米，漏斗面积达17.57平方公里。平庄露天矿由于矿坑排水造成严重的区域地下水水位下降，山前村镇部分机井出现掉泵现象”。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石、尾矿、工业废水等，带来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如内蒙古矿山企业在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废（矸）石累计存放量达1.18亿吨，且每年以1000多万吨的速度增长，当年处理量只有排放量的一半左右。而废弃物（如尾矿等）需要面积较大的堆置场地，导致对土地的过量占用和对堆置场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变成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而在产生大量废弃物的同时，矿区复垦面积占应复垦面积的比例却较低。据统计，内蒙古全区矿山企业矿区总面积为3583平方公里，应复垦面积112平方公里，已复垦面积17平方公里，占应复垦面积的15%[4]。工业废水排放量近几年也在增加，图1为内蒙古2006～2010年采矿业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量整体呈增加趋势，2006年采矿业工业废水排放量为5330.88万吨，2010年增加到8260.24万吨，增长了2929.36万吨。而且2006～2010年这5年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开采业，有色金属开采业，非金属开采业以及其他采矿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平均值最大，为3926.92万吨，其次为有色金属开采业，其工业废水排放量平均值为1698.14万吨，再次为黑色金属开采业，其工业废水排放量平均值为390.43万吨。矿业“三废”、粉尘等排放，又是造成大气污染、酸雨形成的主要源头。废水、废渣等废物中含酸性、碱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属成分，通过地表径流、大气飘尘污染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5]，损害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如矿区周边典型的地方病多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引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约有110多个行政村是癌症高发区，这些村庄多集中在城市工业园区周边、河流下游、矿山附近，受到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生活垃圾、重金属等多重复合性污染的危害[6]。另据2009年10月9日《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牧民反映，在草原上发展工业项目对草原带来的破坏和污染还是较为严重的。牲畜吃了被煤灰尘污染的草后，患上发烧、拉稀、咳喘、眼睛流泪等各种怪病，导致不少牛羊死亡”。
由于“资源无价、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影响等，牧区许多矿产资源开发企业采取粗放型掠夺式经营方式，资源综合利用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而且由于综合利用共伴生矿的成本比常规利用矿产资源要高，多数开采者只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进行综合利用，造成矿产资源开采效率低，综合利用率不高。不仅中、低品位的矿石基本被抛弃，甚至有些富矿也被抛弃，浪费较为严重。如内蒙古对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利用不足1/3，综合回收率小于20%，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白云鄂博铁-铌-稀土多金属矿床拥有世界稀土储量的80%以上，每年因开采铁矿所产生的200万吨混合尾矿中，稀土氧化物的含量为5%～6%，一年排放的尾矿就构成一个中型的富稀土矿床[3]。再加上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是一项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工程，国家和地方需要大量投入，用来进行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治理、预防和生态恢复。据估算，矿山占用破坏土地的恢复治理率仅为10%左右，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占用破坏土地恢复治理率分别为3%、5%左右。而且尾矿利用，如煤矸石、金属尾矿利用率均不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也相对滞后[7]。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矿产资源等，草地生态恶化，牧草质量和生产能力下降，导致畜产品产量增速放缓，畜牧业收益下降，牧民增收乏力[2]。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牧区人均纯收入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而据内蒙古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牧民的人均收入一般要低于农民的人均收入，2001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61.6元，2002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199.3元，2003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197.2元，2004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125.7元，2006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98.4元，2007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124.6元，2008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农民人均收入159.7元。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加大，大量土地资源被占用、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突显。有的牧民被迫放弃牧场，原有的畜牧业产业链断裂，牧民的生产活动也由畜牧业转向其他产业。随之人口流动、移民安置、劳动力就业等新问题产生，政府的财政负担加重。然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对当地农牧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却微乎其微，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但还要以一定的草地占用、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污染为代价[8]。苏德斯琴、讷木和吉日嘎拉[9]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2000～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与牧民收入的研究结果说明，地方经济发展与牧民收入增减关系不明显；对于当地居民，矿产资源开发未能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牧区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农牧民等形成一定利益分配关系。如图2是世界银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项目课题组，根据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纳林沟煤矿价值链计算得出的[10]122～123。企业获得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大部分利益，其次就是政府，而资源所在地的农牧民，仅仅取得了极少部分的利益。在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中，又是中央政府拿大头，地方政府得小头。资源开发企业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获得了一半以上的利益，但是企业是否更多的承担了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外部性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呢？现实中显然不是。由于资源型企业用工的习惯等，当地农牧民很难参与到企业的基本工种中（如采掘、加工、管理层等），只能从事保安、保管等工种。随着资源开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事资源开发工作的人员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全国及有关省区从事采矿业的职工人数有减少的趋势。内蒙古自2002年开始采矿业职工人数明显减少，从2000年27.2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17.9万人。#p#分页标题#e#
尽管多年来一直强调“不能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事实上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资源破坏的代价往往超过了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的速度超过了治理与建设的速度。受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的限制，牧区在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明显存在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特征，能源消耗高，“三废”排放量大，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艰巨。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对GDP的贡献率总体超过了15%，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资源开发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10]11。虽然实现了经济大幅度增长，但是草原牧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牧民致富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甚至还有所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趋严重。我国天然草原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全国大约一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草原地区[11]。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经济发展对草原的依赖程度较高。草原是牧民生存的根本，畜牧业是他们的传统产业和主业，是他们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开矿使大片草原变为矿业用地，导致牧民失去草场。依靠草原、依靠畜牧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被迫改变，很多牧民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后续问题突显。首先，牧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要尽快融入到新环境中不仅需要思想的转变，还需要资金、科学知识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加大，压力也加大。其次，矿产资源开发需要大量水资源，使牧区缺水的状况更加严重，周围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了矿区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再次，矿产资源的开采给草原带来了破坏，失去草场的牧民虽然得到了一定的补偿金，但这是短暂、不持续的，远远不能成为牧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但他们承担着资源开发造成草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代价。为此，牧民对开矿破坏草场的行为不满，与矿产开发商产生矛盾。若牧民未来的生产和发展得不到合理的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会日益突显、深化，甚至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推进牧区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对策
长期以来，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对矿产资源保护认识不足，对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维护，从而形成了矿产工业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模式。“遍地开花”、“掠夺式”的乱采、滥挖使宝贵的资源严重浪费，并且造成当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增强环保意识是改变资源浪费和破坏，改变环境污染现状的根本。一是增强开发利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在资源开发、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聘请相关专家对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深入分析，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的破坏，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三是加强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不力的现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增加执法力量，改进执法手段，并有效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如南非法律规定采矿企业在开矿之前,必须要有恢复生态植被的规划,政府才发营业执照；如果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及时恢复生态植被,政府则立即吊销营业执照,关闭采矿企业；在南非种草和植树,已成为采矿企业的自觉行动。矿产企业一边开采一边进行植被恢复，根据矿渣上层回填土层的高度,种植不同的植物恢复矿区植被。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保护草原生态的执法力度[12]。从源头上抓起，从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的立项、设计、建设之初，就应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对已建矿山的监管，制订科学的闭坑计划；对已关闭的矿山，加强生态环境变化的动态监测，提高生态环境恢复水平；对历史遗留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共同推进矿山环境的恢复和治理，有效减轻矿业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四是提高地方政府预防和治理草原环境污染的积极性，把绿色GDP和环境保护列入绩效考核的内容。
在项目开发前，就要充分开展调研和交流活动，形成政府、项目开发建设方和广大牧民通畅的互动交流渠道。首先，政府作为决策者应该充分考虑长远利益，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潜在问题，正确决策。并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广大牧民最关心的问题，帮助解决问题，如在牧区工业化过程中，了解和解决牧民生活适应性等问题，增加牧民生存技能培训和教育的机会，并积极协调解决广大牧民同项目建设者之间的矛盾。政府应实施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资源开发项目良性发展。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鼓励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提高矿山尾矿利用率的新技术开发和应用，鼓励开展矿区土地整治，使被破坏的土地得以恢复和重新利用。解决由采矿引发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问题，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13]。其次，项目建设方应该允许受项目影响区的牧民监督项目建设中的环保措施，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周边的环境信息，及时表达意见和建议。再次，广大牧民应该与项目建设方认真磋商相关事宜，充分考虑草场被占用、破坏的补偿额度、补偿方式等。
矿山企业在享受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时，当地居民却承担着资源开发后的种种不良后果。这种外部不经济效应的治理成本应当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让污染制造者为经济行为的不经济性“买单”，促使矿产品价格体现生态环境的价值。要坚持“破坏者恢复、使用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并使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同时不仅要使资源体现经济价值，还要体现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虽然我国对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多种，但是现行补偿法规依然存在缺陷，如补偿缺乏量化衡量的准则，矿区生态恢复没能形成可操作的依据；没有根据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以及开发活动的损失等为基础制定收费费率，标准偏低，难以刺激开发者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等。应科学地制订收费标准，规范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和使用行为。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具体地区的实践，积极探讨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健全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比如以补偿方式为例，矿业主给予牧民的补偿费可以采用更加丰富的补偿方式，补偿费与矿产开发的产量挂钩，或者折地入股、投资投劳入股等。以内蒙古草原牧区为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专家的研究，我们粗略地估测出牧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大致标准：草原牧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费（由企业向政府、社区、牧民等提供的补偿）为每吨矿产每年50～80元。#p#分页标题#e#
草原牧区一般生态环境脆弱，干旱缺水，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差，其环境容量非常有限。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旦超过极限，就很难恢复。因此，矿产资源开发增速应与草原牧区环境容量相协调。一要准确把握矿产资源开发速度，二要制定出科学并切实可行的与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三要加强尾矿利用和矿区环境恢复治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创新方法，科学治理，强化矿山企业的责任，做到边开采、边恢复治理，矿山关闭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本完成。牧区的能源工业主要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等。而传统的煤炭、电力工业一般为高污染的产业，对牧区生态环境的维护与改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废气、废水、废渣的治理水平，实现达标排放，同时不断改善工艺设备，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少污染甚至无污染的生态能源工业。特别要在真正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发矿产资源，整顿开发秩序，提高准入门槛，可实行生态型、集约化、小数量（企业数量少，开采的总体规模较小）的渐次开发，并把相当一部分牧区矿产资源作为国家的长期储备资源。草原牧区风力、太阳辐射等资源非常丰富，风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清洁能源，而广大牧区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建设网电成本很高，发展单家独户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对牧区现代化的实现非常重要；同时，草原牧区风能、太阳能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转化成电能等有效输往其他地区，可以有效增加我国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的比重，满足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