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7 00:39:29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一、当前我国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障碍
近几年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存在诸多发展困境，有民营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有政治层面方面的制约因素。在本身问题上，如：起步水平较低，原始积累不足，低水平重复投资较为普遍；投资盲目性较大、追求目标短期化；职业操守不强，不正当竞争、制假造假、损害环境等现象时有发生；多数民营经济发展缺乏长期战略和长远眼光，科技含量不高，人才储备不足等。本身存在的问题需要自我改进，而政治层面的制约因素则需要党和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扎实推进政治改革。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存在的对政治层面制约因素大致有：其一，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监管随意性大。“依权监管”的模式明显，难以过渡到“依法监管”上来。导致民营投资的管卡多、手续杂、费时长，增大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造成在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监管上不作和乱作为的现象频繁，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乱管。这需要我们明确政府的监管职权，把监管职权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法惩处政府在监管问题上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其二，在“市场准入”上实质性不公平待遇。目前，许多领域对民营投资虽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但是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与国有经济甚至外资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差异。民营经济在投资领域、能源供应、贷款支持、征用土地、人才使用等方面与国有经济、外商经济享有同等待遇的相关政策也不完善或难以落实，多数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缺乏制度和法律性约束。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曾对《瞭望》周刊说：“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政府能够给企业发展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其三，财税政策不平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财税政策是不平等的也是众所周知。现在我们发现，民营经济对国家的财政税收贡献大，相反国有垄断性部门的收入上缴比例却不高，利润多办成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工资福利。这与国有经济的定位是严重不符的。其四，民营经济从业人员表达政治诉求的途径不宽泛，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不够高。
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政治诉求及其政治参与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民营经济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是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保证，是经济利益最为可靠的保护闪。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无疑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马云说：“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著名地产商冯仑多次说过，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
（一）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政治诉求。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家如梁稳根、冯仑、张瑞敏、许小年等频频发声，呼吁政府给予民营企业家更多的政治权利。如：“人大常委中为什么不能有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政协常委中只能有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名额？”、“希望给予民营企业家明确的政治身份”类似的言论反复出现。《中国企业家》杂志研究部在十之前针对“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按回收问卷统计，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1，降低企业税收负担，41%；2，拓宽民企融资渠道，33%；3，切实保护私人产权，26%；4，打破所有制歧视，20%；5，采取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15%；6，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15%，7，国企改革，改变“国进民退”现象，11%；8，减少政府过多干预，9%；9，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5%。十已经召开了2年多，很多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但是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解决得了的，很多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着。不过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表达的政治诉求与当今中国国情和政治气候不相一致，比如个别民营经济主张私有化运动、主张民主等等自由化思潮，我们应该慎重对待。
（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实现其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手段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媒体发生，表达政治诉求。报刊杂志、记者专访、公开发文、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是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表达的政治诉求传播快、争议大、影响深远。二是参加或组建各种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如协会、商会对政府决策产生政治影响。三是参加政治选举，直接和间接表达政治诉求。一部分优秀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选举或者任命的方式获得一定政治职务，如工商联成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可以直接参与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但是比例和级别问题仍然当前民营企业家关心问题。
三、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分析及其政治改革的选择性
政治诉求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参考材料。但是政治诉求不一定都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关键是看政治诉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就是民营经济的政治诉求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所载的10大关心问题和近年来一些企业家言论而言，大多数诉求的合理的，也是我们必须加大力气改革的。比如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拓宽民企融资渠道、切实保护私人产权、打破所有制歧视、采取新经济刺激政策、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等等，这些问题不改革，势必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但是在政治改革中我们也得慎重考虑一些政治诉求的合理性问题。因为一些言论和政治诉求与当前自由化思潮有相似之处。一是划清合理政治诉求与主张全盘私有化的界限。就民营企业家关心的“国退民进”问题而言。首先，国有经济必须控制的领域和范围要明确具体。其次，以前由国有经济控制，现在可以适当放宽让民营资本进入一些领域和行业。其三，这些行业和领域主张扩大私有化的范围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私有化会不会造成利益格局固化，贫富差距等。二是划清合理政治诉求与主张西式民主与多党制的界限。当前一些公知打着保护私财、推行“真民主”的旗号提出很多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参与进来，影响较大。比如：近年来政府和房开商在土地征用和房子拆迁问题上不依法办事，屡屡酿出事端，他们打着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旗号出发提出私有化才是真正保护私有财产的有效方式；一些企业家公知不深刻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和历史文化因素，大肆渲染共产党的“实质上的”是造成中国今天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盲目提倡西式民主，迷惑相当一部分人。三是要仔细研究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比例和级别与政权性质是否会改变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参政无疑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也是必须的。企业家也是人民，人民代表自然有企业家代表，这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工商联、各级人大和政协都有民营企业家比例。如何才能使民营企业家有效地参政议政，这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考虑的。
作者：韩玮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Gawande等（2005）最早从国内外利益集团游说竞争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活动显著降低了其所在行业的保护水平。进一步来说，Gawande和Krishna（2005）考察上下游生产者之间的游说竞争对贸易保护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上下游企业游说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此后，Chang和Willmann（2006）通过将厂商异质性引入标准的PFS模型，分析了国内企业和出口厂商的利益冲突对关税形成的影响，也得到类似结论。另外，Freund和Ozden(2008)把“损失规避”心理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按照其模型推导出的a值也有所降低。但是，上述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减轻a值过大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虽然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企图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出发寻找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原始的PFS模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悖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政治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化。正如Gawande和Hoekman（2006）所指出的，在PFS模型中，政府被简化为单一的政治实体，而在现实中，利益集团通常向多个人开展游说活动，显然，这一“稻草人”是不合理的。据此，Gawande和Hoekman（2006）认为，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结果具有事前的不可预测性。于是，他们在PFS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游说成功的概率，但是，由于参数的取值现实中根本无法获得，因此，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该理论对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进行预测。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多个政治人，其中，利益集团向多个政治人捐资，而均衡的贸易政策则由这些人按照多数制投票决定。为了正文表述方便，我们以美国政体为例说明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向哪个议员捐资并确定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贸易政策制定机构对于贸易政策提出议案（下文简称为政府），并提交国会投票表决；第三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国会议员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投票结果按多数制确定。
一、基本假定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通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个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没有考察贸易政策决策部门规模与贸易保护水平的关系，而本文分析结果则表明，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贸易保护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设只有一个政治人，这不仅有悖于现实，而且无法回答现有文献提出的质疑，即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估计值过高的问题，而本文模型可以解决该问题。
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为了集中分析a值估计过高的问题，本文仍然以美国政治体制为基础，今后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下贸易政策的差异性，尤其是将模型扩展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望得到有益的启示。其次，本文限于篇幅只分析了理论模型及其结论，可以考虑通过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差异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作者：王永进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易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核心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论文内容摘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根本解决，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新经济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知识经济时代是网络遍及全球的时代。计算机网络一方面带给我们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大量快速传播的信息之中，不可避免地混杂了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在网络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这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今天，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社会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确保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政治方向，迫切需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为什么会有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务必有清醒的思想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越是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越要主动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保证“三个代表”的全面贯彻落实。如果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在根本信仰上产生动摇，在精神支柱、精神动力上产生偏差，就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就会成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俘虏。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坚定信仰和信念，增强责任和信心，化解矛盾，振奋精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党员和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都要做。同志也语重心长，谆谆教导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对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务必十分重视，务必加强领导，切实负起责任”。“不重视、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不可能成为成熟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三代领导的精辟论述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它不仅仅是政工干部的事，也是全党和领导干部的职责，不仅政工干部要尽心尽力去做，所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义不容辞像抓经济工作那样，聚精会神地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尽职尽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圆满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动机多样化，没有好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达不到好的效果，只有讲究科学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做到动机与方法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察颜观色，于细微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我们要善于通过对群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特别要学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捕捉具有代表性、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回答关于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回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和干部群众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等。
熟知每个同志的性格、爱好等特点，了解每个同志的家庭生活等情况，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经常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记账本。如果不深人调查，不真实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实际，盲目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空对空”或“对牛弹琴”，而不能解决问题，群众是不会接受的。只有通过深人的调查了解，摸清群众的真实思想和其发展变化，然后针对不同的思想问题、心理特点和理解能力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方法和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疏导引导，才能抓住症结，对症下药，解惑释疑，理顺情绪，平衡心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三、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思维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要卓有成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理论水平。有了科学知识，才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分析问题才透彻，说理才充分，论证才有说服力，群众才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欢迎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我们党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信任程度，而这种信任程度又取决于我们党和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如果自身素质欠佳，不仅有损我们党的形象，也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思想政治工作就失去了教育人的目的。俗话说得好：“打铁先得自身硬”，“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要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身政治素质过硬，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原则面前不合糊。那么，群众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对领导不阳奉阴违，就不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能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
同志强调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同上)领导干部的言行是否一致，表率作用好不好，“身教”如何，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领导干部的言行还关系到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既“立言”又“立行”，把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号召力，群众干工作才有无限的创造力。古人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喊破嗓子，不如做好样子”。这些格言，深刻地说明了领导干部的言行、身正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效率意识。知识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它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而获得最大的产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意识，其内涵包括：一是质量意识一一这是从工作效果方面来讲。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以及以为代表的“”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人，好的员工是企业重要的基石，因此企业管理离不开对人的管理，这也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员工思想政治行为的最直接因素就是管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融入到企业管理中才能增强其主观能动性，才能更贴近企业生产实践和员工，并且充分吸取广大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用来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二、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员工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的转变
就现在来看多数的干部职工属于一些工作多年的人员，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具有很多的实践经验等，思维也比较的开阔。爱国思想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等是这些干部的主流型的思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性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在这种背景下滋生出了许多的不良的思想，严重腐蚀了他们的世界观，如享乐主义，金钱至上或者是一味的追求权利等对员工思想造成影响。
（二）员工思想多样化
科技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信息接收以及传播方式，扩大了我们信息获得的渠道，而且信息量的加大以及更新速度的不断推进，企业员工的信息接收也在不断的扩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政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是同时也使得一些不良的信息迅速的传播，在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思政工作开展的难度，科技是一个客观的事物，它本身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就使得网络信息传播表现的很是混乱，再加上现在的企业员工以及干部对于思政工作的内在需求是不那么强烈的，所以可见思政工作开展的话会是有一定难度①。
三、企业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一）结合企业实际，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的实践性非常强，社会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实际，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作为政工干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了解人员的思想实际，加强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指导路桥施工企业工作②。由于我国企业市场规模大，在这种形式下，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改革创新，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工作的生命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基本原则，把握正确方向，以不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③。
（二）建设长效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
信息化时代的逐步推进和改制工作的逐步深入，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调整和改进组织机制、管理体系以及工作制度，建立切合实际的企业长效机制④，将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分配到各干部身上，明确政工领导的工作职责，各施其责。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领导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遵守法纪法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还要落实人员、机构和经费，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顺利运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建设。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企业职工工作热情，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企业文化还可以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观念、价值以及精神载体，体现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的思想理念和行为。随着经济的开放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以及职工思想的动态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理解人、尊重人和激励人为基础，探索适合新形势的理论和方法。企业可以通过展览室、读书室等文化形式，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的渗透；企业可以通过职工之家建设、帮扶救助工作，加强企业与职工的信任与和谐，体现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企业还可以通过表彰先进个人、树立模范典型的方式，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日常各项工作中，尊重和肯定职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
四、结语
1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中国知网的文献数量分布①（以“林业生态”为关键词搜索）上分析，现有文献数量分别在2006年达到增幅最大（约35%；增幅第2在2004年，约26%），在2013年达到绝对量最大（22047）。根据这2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考虑以下方面：中共中央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在2005年更是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在2012年十八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再一次明确并提高“生态”的地位。考虑到政策传达执行以及学者媒体研究的反应滞后性，我们不难推断“林业生态”的建设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这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其落实执行及研究的热情偏向于“运动式”，会随着政策宣传、传达的侧重变化而逐渐衰减。具体看这延续了近10年的林业生态建设，其成效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从个人直观感受上讲，最近的雾霾以及流行话语“逃离北上广”均是对林业生态建设成果的一种讽刺。从客观研究成果上看，现有经验文献都或多或少地表明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商航（2014）在对剑江河流域的研究中就提出了行政审批缺失、水土污染严重、补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李永慧（2013）对甘肃省的林业生态工程农户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发现了诸如补偿机制僵化、农户积极性不高、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以国家重点项目三北防护林为例，讨论林业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吴云（2009）对三北防护林作了一个基于MODIS的植被覆盖度提取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等4个省级单位的植被覆盖率（2001~2007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王强等（2011）基于GIMMS、AVHRR、NDVI数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的分析，分析同样表明：大兴安岭两侧、呼伦贝尔高原西部、三江平原北部、科尔沁沙地和西北荒漠区南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北部等地区的植被覆盖面积有或显著或轻度减少。以上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林业生态建设不理想的一面，究其原因，较多文献已从气候变化、过度放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下尝试从新颖的角度来分析并反思我国林业生态建设。
2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
如上所述，政策导向的“运动式”林业生态建设有着潜在危机，即丧失外在驱动力———执行力度会随着大政策的侧重变化而减弱。一个关键原因是，外在驱动力是地方建设生态林业的唯一动力。当外在驱动力减弱，林业生态建设的步伐自然减慢，甚至出现回流。而真正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曰“唯GDP论”。GDP始终是统领地方政策执行的原动力，任何不利于或无关于GDP增长的政策都不会被视为头等执行方向，除非在某一时期有着政策倾斜压力，如本文前述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同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林业生态建设在短时期会耗费大量政府财力物力及人力，却得不到有关GDP的回报———即投入产出比极低（或零）———因此造成内在驱动力的缺失。甚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林业生态建设与当地林业经济有着固有的张力：林业生态建设会阻碍林业经济的发展———投入产出比为负。林业经济发展主要还是粗犷型为主，在思维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技术上缺少生态经济的经验，造成了“要建设生态林业就会冲击林业经济发展，继而减缓GDP增长”的局面。在理性驱动下，衡量了短期的投入产出后，林业生态建设也就难以持之以恒。
我国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晋升锦标赛”②模式，而“晋升标准”则以GDP占大比例。在晋升利益的驱使下，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不会关注长远收益———林业生态建设，而往往着眼于当前实际收益———工厂、交通。近年“，绿色GDP”的理念被提出，但却没有改变这一局面。“GDP”仍然是硬指标，而“绿色”所占的权重极少（就算有也不是“否定性”指标，不足以影响晋升结果）。于是，即使迫于压力在某一时期把建设重心偏向林业生态建设，地方在压力减少后仍会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之前的投资当作沉没成本（或继续建设生态林业，只是占据的比例会大大缩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态林业建设10余年但成效却不甚理想。再者“，晋升锦标赛”是竞争性的，也就是“差额”晋升“，参赛者”在提高自身政绩的同时也会理性地削弱对手。林业是一个无边界限制的领域，要在建设生态林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外部性———等于帮助了对手的政绩，这是理性“参赛者”所不愿意的。
当大部分“参赛者”都选择理性时，便会使得生态林业建设变得艰难———一个公认的悲剧的形成。另外，地方领导班子是流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次博弈”的局面：官员在特定地方任职最多不过10年（由于调动，大多数时候不到10年），而在任期之后，官员与地方也就断开了联系（异地为官）。这种情况下，博弈规则的约束性相当低（“经济人”假设，不考虑法律制度约束），这可能会导致：（1）官员在任期内只完成执行看得见成效、且有利于政绩的政策，而生态林业建设恰恰是一项长期回报工程，其成果往往不归功于开展林业生态建设的人；（2）即使在政策压力下开展了生态林业建设，由于一次博弈的软约束，官员在建设过程中谋求的不是成本收益最优化，而会是成本最大化，这都不利于生态林业的有效建设。
3讨论与总结
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没有列举详尽的资料数据，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假设。但这不影响阐述的逻辑和视角的新颖。对于林业生态建设，笔者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不甚理想的成效进行了简略的反思，以求为日后林业生态建设的规划提供帮助。
作者：郑玉玲单位：云南省江川县大街街道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