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6 18:46: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饮食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原地区;食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
自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基本形成,不同朝代涵盖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中原地区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周边的山西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域。2011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指出,中原经济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1]。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区域,与广义的中原地区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2]。“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基本生活行为,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及一些门户信息网站上[3],但围绕饮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的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较少。因此,笔者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主题构成和类型构成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数据平台、专题数据库收录的相关信息资源等。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包括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河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山东省食文化研究会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这些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具有信息更新及时、信息量大等特点。商业数据平台主要包括“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CNKI中国知网”等,用户在这些数据平台以“文化+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相关文献。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一些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开发的相关数据库,如郑州轻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民俗文化专题数字图书数据库”、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粮油食品专题特色数据库”等。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摘要：本文从中国菜肴现有的英译版本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能有效传递汉语菜名所要表达的信息，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基本策略和翻译时应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菜肴；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50-01
1、引言
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餐饮文化大国。 但同时，名目繁多的菜肴也给其英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例如笔者曾在西安市“魏家凉皮”店内发现擀面皮被英译为 “steamed cold noodles”, 大家所熟知的例子还有把粽子译为 “rice dumpling”. 如此译法不仅完全违背了翻译时的“忠实”原则， 而且让不熟知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人会一头雾水，不利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试从现有菜肴的英译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几个基本方法。
2、中国菜肴的英译
2.1 、中国菜肴的英译原则
任何种类的翻译都应该以某一理论作为翻译的指导和依据，菜肴翻译也不例外。菜肴英译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但如果菜肴名称中包含太多的文化因素，不利于实现英译的忠实时，只能舍弃文化因素，追求功能上的对等，即是否某一菜肴的英译可以让西方人士看到后一目了然，知道其主要食材，口味等。刘琪也认为，“菜肴英译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信息， 因此在翻译中应该优先考虑忠实，对等原则”（刘琪， 2006:65）。同时，英译时，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要注意对“简洁”的要求。因为菜谱的印制、设计及装帧都是十分考究的，一般没有太多的空间位置去容纳冗长累赘的英译文。简言之，就是要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地点明菜肴的原料和烹调方法。
2.1.1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根据菜肴的烹饪方法，主料，配料，口味等直接译出菜肴的名称。纽马克认为“如果直译可以产生功能对等，那么其他一切译法都是不可取的”（纽马克2001：137）。直译的优点在于可以简洁，忠实地传达出菜肴的主要内容，风味等，让食客一目了然。符合菜谱翻译的原则。这种译法主要适用于一些看到菜名即能知道其主料，配料，口味等的菜肴，以家常菜居多。
(1)烹调方法+主料+配料
白合蒸南瓜steamed pumpkin with lily
橄仁炒角松fried fish floss with olive seeds
烧辣椒蒸茄子steamed eggplant with burnt pepper
(2)烹调方法+主料+配料+style
葡国烧肺肉braised sirloin，Portugal style
北京烤鸭roasted duck,Beijing style
川叫、烧蹄筋braised pig tendons, Sichuan style
(3)主料+配料+器皿
荷香风干鱼 dried fish in lotus leaf
纸锅牛蛙焖丝瓜stewed bullfrog with towel gourd in paper pot
干锅萝卜腊肉 smoked pork with turnip chips in hot- pot
(4) 口味+主料（+配料）
香辣鸡丁 spicy chicken dice
乳香鱼嘴 milk-flavored fish lips
美味辣酒煮花螺 spiced river snails with wine （文月娥，2006）
2.1.2 、意译法
在菜肴的英译中，意译法就是将中式菜名中的典故，比喻，夸张等的手法省去不译，根据菜肴的内容意译，如果过于追求菜肴名称中的文化成分，用直译或死译的方法，难免会出现两种略显荒谬的结果。其一就是看到译文后完全不知是什么菜肴，例如把“四喜丸子”译为“四个高兴的肉球”， 把“童子鸡”译为“没有过过性生活的鸡”；其二就是让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会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误解。试想把“夫妻肺片”直译为“husband and wife’s lungs”, 把红烧狮子头直译为 “braised lion’s head”, 会在西方读者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奈达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让普通读者理解了原文的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确信他们不会误解原文信息”。奈达同时认为“在翻译时为了顾全意义，对原文形式上的彻底改变不仅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奈达 2004:1）如：
八宝鸡rice stuffed chicken
三鲜汤 soup with fish, shrimp and pork balls
夫妻肺片 sliced beef and ox tongue in chilli sauce
白玉虾球 crystal white shrimp balls
凤肝鸡片 fried sliced chicken with chicken liver
2.1.3 、音译法
用音译法去翻译一些中国特有食物，也可同时推广汉语言文化。“应该说菜名的音译在翻译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英译汉。既然“肯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 “三明治”( sandwich) 和“沙拉” ( salad) 能广泛被中国人所认同，相信中国的 “jiaozi” (饺子), “mapo tofu” (麻婆豆腐) “Kung Pao Chicken” (宫保鸡丁)同样会被西方人士所接受”（刘清波，2003）。 但音译法的应用有其特定的范围， 所翻译的必须是很多西方人都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食物， 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利于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3、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作者只能希望用上述的三种译法归纳出中国菜肴翻译的基本规则。在英译中国菜肴时，译者应根据菜肴本身的命名特点，合理，灵活地应用各种翻译策略。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的广泛传播，菜肴翻译也不会有定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提高菜肴翻译的准确性，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200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Peter Newmark.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刘清波。（2003）。中式菜名的英译技巧和原则。中国科技翻译 2003年11月第十六卷第四期
饮食文化是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一门学问，它不但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与民族的哲世观、心理特质、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因而中西饮食文化的互相沟通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关于中西餐的不同之处论述不少又仁智各异，尼克松和克林顿偶尔品上一顿中餐也纯属玩票，而西方人真正体味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之妙者，当属英国的李约瑟先生。
提起李约瑟，人们就会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位英国科学史权威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在网上检索，关于这个难题的资料多达一千多条。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就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风光事。然而，外国人的看法却不尽然。“虽然17世纪的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纪元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做是东亚发明的。然而同时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产生……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后来的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不公平地忽视了。在1950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技术史的有趣的著作中，（西方的一位）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李约瑟文录》）这位为中国科技史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的老外，不是别人，就是自称为“名誉道家”的李约瑟。他甚至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一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也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来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他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但他却研究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他认为，同情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人，一定不会抱怨儒家对一切鬼神怀有反感（作者注：反感二字过矣。孔子于鬼神只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时也会承认儒家的神圣是与世间的道德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同情道教，虽然道家许多哲学观点和基督教义严重相悖（作者注：道教并不全等于道家），但是道家“以柔克刚”，强调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胜过阿瑞斯（Ares），相信顺其自然和自然神秘主义，这一切对李约瑟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后来他埋首于研究中国的创造发明时，才认识到道家思想和技艺在自然知识和技术控制发展方面，在许多世纪中曾经起着主导作用。他发现了“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而且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却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用的自然观又非常相似”的有趣现象。所以当有人问李约瑟，他把自己主要看做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历史学家时，他认为自己最合适的称号应该是“名誉道家”。
为什么李约瑟对道家如此感兴趣呢？原来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为，而是发端于道家或方士的。
“方士”也叫“方术之士”。这类人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如作为“士”，他们同诸子百家有类似处，也是源在民间，因而有别于年代更早或同时在官为职的卜祝巫医。但同时从“方”的角度，他们又与官方的星历、医术专家传承同类知识，而不同于先秦诸子和两汉儒林。“方士”和“道士”的关系也很密切。作为词汇，“方士”是“有方术之士”，“道士”是“有道之士”即“有道术之士”，这在早期文献中，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出现了道教之后，“道士”才有了宗教性的含义。
在战国时期，方士的“方术”包括天文、历算和占星、气候以及医学、服食、等。只是中国的方士比医药学家有着过分的奢望，他们总是诡言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以取悦于当时的统治者们。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就是一个大方士，据说他后来流落到了日本。汉代初年，兴起了炼丹术。方士或道士们主要是以某些矿物为原料，按照设想的配方，放入密闭的器皿中加热升炼，希图用人工的方法制取到可令人长生不死的神丹妙药。《西游记》中孙大圣所推倒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即是当年炼丹热的缩影。自然，这种炼丹活动在目的上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方士们却在炼丹中认真地观察了化学反应，做了大量的化学试验，制取到了一系列自然界所不存在的化合物，也人工合成了很多非常纯净的化学试剂。这种活动也唤起了方士们对化学变化的规律进行思考探讨，形成了原始的化学思想。
炼丹活动也许是起源于一种原始迷信的闹剧，它的消亡是必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和制药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炼丹术化学是古代化学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化学的原始形式。此外，炼丹术中那些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那些有着医疗效果的制品为后世的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启发了医药学家对化学的研究，致力于新药物的合成。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古代很多大炼丹家、方士、道士其实就是早期的医药学家，并兼通医术。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洪景，唐代的孙思邈、孟诜，五代的大明（道号日华子）等都是很有声望的医药学家，又是大名鼎鼎的炼丹家。
李约瑟这位“名誉道家”关心和研究中国科技史乃至饮食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李约瑟在晚年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派助手来中国收集烹饪史料。他也许想弄明白，西方近代的一些发现与发明，为什么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了。
中国人很早就吃“粒食”。为了吃“粒食”，我们的先人发明了陶鼎，后来又给陶鼎加上箅子、盖子成了蒸饭的甑。而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洋人们才将之用于生活。瓦特是英国发明家，是他将原始的蒸汽机做了改革和发明制成了工业用发动机，出现了蒸汽火车，当时已经是18世纪了。烹饪蒸法只是近百年才在法国出现，而我国在古籍《礼记・曲礼》中就已出现了“饭黍毋以箸”。饭在烹饪意义上的专指意还是把谷物放在炊具上蒸熟，如大米饭、小米饭、秫米饭等粒食食物。
跟蒸法一样，中国烹饪的炒法，靠的是急火，需要用煤来做燃料。而早在宋代，汴梁就将煤用作炊用燃料。马可・波罗管它叫做“能烧的石头”。“急火”烧煤要用风箱，那就是现代鼓风机的前身。“急火”高温烧出了可口的佳肴，可是很少有人想到这种高温热学的创造者竟是炼丹的道士或方士。
“高温”还造就了中国的瓷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中国与瓷器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在陶瓷工艺中，陶土、瓷土的选取与精制，陶瓷的焙烧技艺，各种釉料的选配，釉制烧制的火候与气氛的掌握以及瑰丽色彩的成色机理（如钧瓷五彩缤纷的窑变釉，建瓷的兔毫盏、雨点盏等），都是得益于古代方士们对早期化学工艺的贡献。
除了以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硬件”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软件”，这就是被民族的哲世观、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制约整合着的那种世代相传的看不见的文化。
中国烹饪的最高境界，公认为是调和。美食家袁枚曾说，芸豆必须配肉，刀豆则切忌有肉。烧芹菜忌用酱油，烧茄子得多用酱油。再加上厨师掌握火候之妙，其中由之而来的化学变化原理以及量化数据，却谁也说不清楚。而西餐则是既讲营养又讲烹饪材料的量化和可操作性。西方的营养学家长于分析，连一根作料香菜都要精确地分析出需用成分几许，而中国美食家就反诘：总共不就几毫克吗？至于小题大作吗？中西研讨会每次都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强调科学，一派强调艺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评论说：“前者（中餐）之所以异于后者（西餐）几希。前者是把肉、鱼、鸡、鸭等与蔬菜合烹，而后者则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菜好吃，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肉菜合烹呢？这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用不着，可他们就是不这样干。文化交流，盖亦难矣。”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软件”上。
中国饮食最重要的“软件”当属味道。味道是什么？有人说味道是舌头和鼻子的合成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仅说对嗅觉的解释，至今仍为生理学家们所头疼。200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就因为发现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气味就更复杂了，传统的“五味”加上鲜味，谁也说不清会产生多少味道。笔者在《“五味”与“天人合一”文化》一文中曾经谈到过，用舌头去尝可以很容易尝出“酸、甜、苦、辣、咸”或“咸、甜、麻、辣、酸”或者“咸、甜、酸、苦、鲜”这五味来，但这仅是从化学味觉的角度上说的。照此还可以从食品质地的物理味觉角度分析出“脆、嫩、细、酥、软”这五味来。但是“丰、腴、爽、适、舒”的口感五味则一定要用化学的味觉、物理的味觉，再通过心理感受来一起整合“品尝”。在这里“品”与“尝”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
五味中的“鲜”学问最大。许多人都喜欢吃川菜，川菜的特点一是辣，二是鲜。川菜鲜从何来？川菜专家熊四智先生说井盐最鲜，地道的川菜必须要用自流井盐。那里的古井深达两千米。著名的自贡市就得名于两座古老的盐井“自流井”与“贡井”。当年李约瑟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不敢相信，后来他相信了，不但相信，而且断言四川的盐井技术就是现代石油钻探技术之滥觞。
关键词 中式菜名英译 功能派翻译理论 翻译目的与原则
一、导言
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文化，构成了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菜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映着主体文化，对菜名的研究也因而成为研究一种文体文化的重要方面。
2008年背景奥运会后，中国菜越来越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使者。这种文化交流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翻译问题。 而这些中国菜的英文译名从令人啼笑皆非到规范化、正规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二、目前中餐英译中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中式菜名英译的现状，我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望文生义的翻译： 四喜丸子—— four happy meat ball
这些都是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翻译，过分的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难免会引起歧义，费解甚至令人可笑的翻译。
（二）恶俗的翻译：
臭豆腐——smelly bean curd
口水鸡——slobbering chicken (流着口水的鸡）
（三）白开水式翻译：只是主配料的简单堆积。比如广东名菜“佛跳墙”在很多菜馆都被翻译成“Abalone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像“佛跳墙”这类具有深厚民间历史典故的名菜，直接按照材料翻译出来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未免可惜。
三、功能派翻译理论基础
弗米尔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scopo-theory）, 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理论的束缚提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弗米尔认为单靠语言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行为学的理论，他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语篇。
总之，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译文功能论，指出翻译过程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理论要求的原文及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
四、中式菜名英译的策略
（一）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
1.让广大的外国朋友在餐厅或酒店就餐时，能够看懂菜单上的一道道菜名，了解这些美味佳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可以随心所欲享用菜肴。
2.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在品尝中餐的美味佳肴时增加对中餐的了解，让中餐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二） 翻译策略
根据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对于主要目的是方便客人点餐一类的中餐，如果是写实性命名的菜肴，即菜肴是以原料或附带加工形状命名和烹饪手段而命名，这类菜名主要是展现菜肴所用的原料，刀工或烹饪手法，同时也兼容菜肴的口味。由于中英文中关于描写原料，刀工和烹饪手段的词基本存在对等语，这种情况下采用直译的方法，将菜肴的原料，味道，制作方法等翻译出来即可。
由于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美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有的菜名还蕴含历史和典故，这些菜肴的命名往往利用写意型命名，往往不出现原料及烹饪方法，初次品尝的食客面对食谱往往感到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 虽然这些写意的菜肴被意译后往往会失去他们原名的象征，吉祥和文化意译，但是这样翻译后的菜单简洁明了，体现了菜单传递信息的文本功能，方便外国食客快速点菜用餐。
1.方便客人点餐
即了解菜的内容，选择自己喜欢的食品，翻译时应该注重菜的原料，味道，烹制方法等等。
直译（写实性命名的菜肴，主料加配料加调料）
烤乳猪 roast suckling pig
黄焖大虾 braised prawns in rice wine
脆皮鸡 crispy chicken
意译 （对于写意性命名的菜肴，用避虚就实的方法，翻译出实质）
霸王别姬 broiled chicken cutlets with turtle
蚂蚁上树 sautéed bean vermicelli with spicy meat sauce
糖醋里脊 fried sweet and sour tenderloin
2.文化翻译
此外，如果菜名翻译还要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重任，那么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就必须与此目的相适应。尤其是写意型命名的菜肴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属于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量传达文化信息，多采用直译+释义法和音译加注的方法。
直译加释义
在中式菜肴中，有些菜含有历史典故，是由某人创始或与某人有关，因而以其姓名命名，如东坡肉，宋嫂鱼羹等。有一部分则与某个历史事件或传说有关而直接以该事件或传说命名，如佛跳墙，叫花鸡等。这类菜名一般比较复杂，我们再翻译的时候应当灵活处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这些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典故，此类菜名的英译一般采用直译+释义法翻译，即先直接按中文菜名翻译出其含义，然后补充说明其内在含义。
佛跳墙 Fotiaoqiang —— 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 (lured by its delicious aroma even the Buddha jumped over the wall to eat this dishes)
音译或音译加注释
对中国特有的食品的翻译，多采用音译，或者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如豆腐，粽子，饺子，馄饨等等。
Jiaozi— won ton
粽子翻译为Zongzi —— glutinous rice dumplings wrapped in bamboo leaves .
五、总结
文章主要简介了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本文对德国功能派理论作了介绍，提出了这一理论可以作为中式菜名的英译一个范式。就菜名翻译而言，菜名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的传递。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菜名命名的原则以及目前菜名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因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笔者提出了菜谱翻译中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策略运用到菜谱翻译中并详细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以及这个具体方法对菜名翻译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Mo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79.
[2]白薇.中文菜单英译之我见[J].外语研究考试周刊,2007(10):30-31.
[3]陈德彰.中国人最易犯的英汉翻译错误[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4]梅德明.高级口译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汤立尹.中餐菜单英译的“信、达、雅”[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5):121-122.
[6]王逢鑫.汉英饮食文化词典[M].北京:外文出版社.
[7]翁凤祥.实用翻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249.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 小说《红楼梦》菜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一、引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红楼梦》这部“文化百科全书”即被早期的译者节译，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才轰轰烈烈地展开。《红楼梦》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集中在语言的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层面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红楼梦》的文化翻译问题。目前，对《红楼梦》饮食名称翻译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还比较少，我试图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全译本中菜名的翻译进行研究，以宏观的角度审视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
二、《红楼梦》菜名特点
《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涉及的名贵菜品、粥糕点心、名茶良饮，可以说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浓缩。作品中提及的美食多达57种，我将这57种食品按其命名方式分成两大类，即含有文化寓意的命名和不含文化寓意的命名。其中不含文化寓意，以食材直接命名的食品有36种，如“燕窝汤”、“莲叶羹”、“藕粉桂糖糕”、“鹅掌鸭信”等。含文化寓意的命名有21种，其中有包含中国风俗的命名，如“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寿桃”、“腊八粥”、“粽子”等；有包含中国地名的命名，如“六安茶”、“龙井茶”、“惠泉酒”、“绍兴酒”等；有包含中国典故的命名，如“金谷酒”、“屠苏酒”等；还有作者曹雪芹用“谐音寓意”手法而命名的“千红一窟”和“万艳同杯”。
三、《红楼梦》菜名英译研究
有学者研究得出，杨宪益在翻译作品中所含的中国文化信息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克斯对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具体到《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的翻译方面，却不能一概而论。霍克斯在饮食文化尤其是食品名称的翻译方面一反惯常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异化的策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霍克斯在译本中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翻译使目的语读者领略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两位译者在翻译食品名称时的具体方法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肴、酒茶和糕点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总体的倾向是采用形式对等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利于原文本文化信息的传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名全文有36个，杨译本中有34个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霍克斯对其中的29个进行直译。《红楼梦》中涉及的菜名大部分包含现实中的食材，对于这部分的翻译，杨宪益没有采取音译法，而霍克斯将“小饺儿”和“枫露茶”音译为“tiny jiao-zi”和“Fung Loo”。两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有漏译的现象，如杨宪益没有翻译“炒芦蒿”，霍克斯没有翻译“风腌果子狸”和“杏仁茶”。也许是因为原著不同版本的问题，或者是译者自身的原因，或者译者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在翻译小说，太难理解的菜名会对读者的理解带来障碍，所以在不影响情节的情况下省略了个别菜名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都将“面茶”译为“breakfast”，采取了功能对等的原则，虽然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当时吃的是早饭，但是没有译出具体的名字，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情节没什么影响，但是无形中已经丢失了一部分饮食文化方面的信息。“面茶”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深受老百姓喜爱，《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而此处译者将它译为“breakfast”似有不妥。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霍克斯作为有异域文化背景的译者，虽然对原作非常喜爱，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的了解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这从他误译的几个菜名中可以反映出来：如“鹅掌鸭信”，霍克斯将其翻译为“goose-foot preserve”，其实，“鹅掌鸭信”就是鹅掌和鸭舌头，霍克斯在翻译中没有译出鸭舌头。再如“藕粉桂糖糕”，霍克斯将其翻译为“marzipan cakes made of ground lotus-root and sugared cassia-flowers”。“藕粉桂糖糕”是江南美点之一，它的原材料是藕粉和糖桂花。但是霍克斯译文中的“cassia”和此道点心中的“桂糖”并不是同一物质。“cassia”的英文释义是：“It is a shrub genus in the bean family，the seed and skin of the tree can be used as flavoring.”可见与cassia对应的物质是肉桂。显然，霍克斯将桂花和肉桂混为一谈了。杨译中的“sweet osmanthus”英文释义是为“sweet osmanthus is native to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Guizhou，Sichuan，Yunnan）.It is also the‘city flower’ of Hangzhou，China.This is specialty of China.” 可见，“sweet osmanthus”与源语文本中的桂糖是同一物质。
对于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的翻译，杨译较多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总体来说，杨译还是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的21个含文化信息的菜名中，除去漏译的1个菜名之外，有10个采取的意译，另外10个分别采取了直译和音译的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霍克斯在翻译文化信息的时候，很明显倾向于归化的策略，但是对于菜名中所含文化信息的翻译，霍克斯并没有明显的归化倾向。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茶和酒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比如有些名茶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词，形成翻译上的词汇空缺。对此，杨氏译本多采用音译加注法。通过加注，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茶文化。霍克斯也采取了音译加注或者直译的方法，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六安茶”时，两位译者都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但是杨宪益翻译为“Liuan tea”，而霍克斯翻译为“Lu-an tea”，查阅史料便可明白，霍克斯的音译是正确的，这也显示了霍克斯异化策略的体现，更体现了他严谨的态度。在翻译“女儿茶”时，杨宪益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而霍克斯采取了意译“herbal tea-wutong-tips”，比较而言，杨宪益的方法在传播文化方面更胜一筹。小说中出现的两个“谐音寓意”——茶名“千红一窟”和酒名“万艳同悲”是非常难翻译的，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手法是整个小说中的一大特点，但是谐音的翻译是非常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谐音寓意”在小说中表达的效果可以通过功能对等的方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杨宪益对这两个名称的翻译，都是采用直译的手法，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动态对等的原则，虽然这似乎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若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他的翻译更接近于原作的寓意。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这样的“妥协”，却收到了与原作寓意近似的效果。如 “千红一窟”隐含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Maiden’s Tears”，蕴含意义尽现；“万艳同悲”也是隐喻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译为“Lachrymae Rerum”，虽然表面看与源文本相去甚远，可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译文的绝妙之处。“Lachrymae Rerum”，意为“万物之泪”，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长诗《埃涅阿斯记》，“万物之泪” 与“万艳同悲”的深层含义是一致的，通过“眼泪”这样的液体与原文的“万艳同杯”之酒保持了紧密的关联性，西方读者通过这样的关联，很快便会明白作者在此处用虚拟的酒表达的意思。在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中，杨宪益把“六安茶”翻译为“Liuan tea”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此类菜名中，霍克斯却没有误译，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翻译出“金谷酒”。
综上所述，在菜名的翻译中，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为何两位译者能有相同的策略倾向，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红楼梦》的很多菜名中，食材都是现实中的物质，食材属于物质文化，由于中英两个民族都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两种文化的共通在翻译上的表现是选词造句上的“偶合”现象。这使得菜名的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使用异化的策略。其次，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服务于翻译的目的的。虽然霍克斯有着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坦言特别喜欢这部小说，所以他翻译这部小说，希望给西方读者带给愉悦的感受，就像他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感受到的一样。他当然想把小说的原貌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读者在理解方面障碍太大时，他才采取归化的策略，至少在翻译菜名时他采用的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四、结语
针对《红楼梦》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36种食品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对于含有文化寓意的21种食品命名，两位译者也都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使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意译等方法，各种方法的灵活使用，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本的信息。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菜名翻译带来一些启示：首先，菜名中的文化信息不能舍弃，应当想方设法保留。翻译时具体可以采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等方法还可以借助于图片视频等非语言媒介。其次，不仅在饮食文化，而且在其他的文化翻译方面，异化都应该是首先选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贾萍萍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关于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不枚盛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料研究餐饮象征文化，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具体代表人物有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乔治•弗雷泽（SirJamesGeorgeFrazer），法国社会学派马歇尔•牟斯（MarceMauss）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新结构主义的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和玛丽•道格拉斯（DameMaryDou-glas）等著名学者，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餐饮象征文化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尽管如此，餐饮象征文化在目前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界也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因为虽然以上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但实际上至今仍未建立起关于餐饮文化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还带有某些严重的偏颇倾向。瞿明安的《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国56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横向论述各民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人生礼仪和节日风俗的关系，纵向探讨各民族生活方式在当代的变迁和面临的选择问题（瞿明安，1995）。《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及资料，对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描述（瞿明安，2001）。着重从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餐饮学的角度探讨民族餐饮发展的现状、问题、对策。比如张培明《发展新疆民族餐饮业的前景展望与思考》，杨丽《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餐饮业发展浅议》，单浩杰《内蒙古中西部特色餐饮业研究》，杨晓坚《试论白族饮食文化在现代餐饮中的开发与利用》，王晓文《试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以福州为例》等，分别从微观的菜品、烹饪、技术和宏观的政策、管理、文化、历史、特色等角度提出发展各民族或各地区餐饮业的对策。以上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少数民族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的复杂性。
本论文通过2010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的参与观察，对北京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的122名顾客发放和回收的122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多元文化大都市少数民族餐饮的功能意义，该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运用了SPSS软件FACTOR模块对所收集的122份调查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变量共35项。在做因子分析时，需要提取一些能够体现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变量，删除一些主观性强的问题，原始数据最好是数字形式。因此，笔者对调查问卷中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第一，替换并保持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经常“有、有、一般、没有、完全没有”，依次替换为“1、2、3、4、5”。第二，多项选项间逻辑关系不强，主要体现多样化特点，采用数字合并替换法。如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旅游发展、餐饮发展、解决就业等选项，当调查对象选择两个选项时替换为“2”，选择三个选项时替换为“3”等。经过这样处理后，从35项调查题中，共选取了13个变量（如下页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运用SPSS软件中FACTOR模块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首先，运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方法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判断进行因子分析是否合适。SPSS中的FACTOR模块输出结果显示原始变量间相关性为78%，显示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然后对初始载荷矩阵和公共因子进行旋转，表2和表3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下页表4是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发现：在旋转后公共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都发生了变化，其更倾向于0或者正（负）1。从上述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表示了是否踏实舒服、对管理者印象、对消费者印象、是否有归属感、和消费者管理者交往意愿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提供给顾客归属感和认同感，即都市餐馆所发挥的凝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纽带功能。第二个因子主要表示了傣族文化传播、去傣族意愿、深了解傣族文化意愿、北京好处民族交流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激发起消费了解傣族文化的兴趣和去傣族地区旅游的愿望，即都市傣族餐饮具有沟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金孔雀的桥梁功能。第三个因子表示了印象和态度发生变化、饮食爱好变化所反映的内容。表示顾客群体通过傣族餐饮，自身民族文化观和饮食习惯所发生的变化，即傣族餐饮具有整合功能，促进文化的再生产，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平台功能。第四个因子表示顾客来金就餐次数和傣族文化了解程度所反映的内容。顾客通过就餐可以了解一定的傣族文化，即傣族餐饮具有展现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窗口功能。分析结论与启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次调查问卷所反映的都市少数民族餐饮主要窗口、桥梁、纽带、平台的功能。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少数民族自身可以通过餐饮来展示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市人可以通过民族餐饮的消费过程，接触和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餐饮的经营群体则可以通过餐饮经营活动接触和了解都市人和都市的社会文化；民族餐饮作为文化符号，又是展现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政策和现实的窗口。
（2）民族餐饮具有桥梁作用。它可以激发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和探究特定民族文化的兴趣，甚至将那些对别的民族文化深深着迷的消费者引向滋养这些富有文化魅力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为民族旅游业的勃兴注入推动力和吸引力；而那些持有迷人特质餐饮文化的民族，则可以形成以餐饮经营者为先锋，原乡人为基本队伍、地方特色物产和文化为内涵的通向中心的人流物流，促进中心城市和民族地方之间的互惠交流。
（3）民族餐饮具有纽带功能。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共同的品位是他们在人海中彼此发现和相互认同的重要纽带，而民族餐饮无疑是显示和张扬特定品位的直观符号，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乡亲、同胞，获得暂时的归属，找到精神的家园。
（4）民族餐饮具有平台功能。这种平台功能，是在窗口、桥梁、纽带功能发挥基础上产生的；消费者、经营者在民族餐饮场所彼此互动，不断调整、丰富和创新“民族”餐饮的内涵，生产出与都会环境更和谐，都会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产品、品位、场景和氛围，即生产出一种“橘逾淮则为枳”的文化适应功效，这种功效的原理，就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良性互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再生产现象。#p#分页标题#e#
李里特教授在2005年撰写多篇论文阐述“食育”理论。作为国内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专家，李教授从事食品研究工作二十多年，深谙食育对于传统文化、农业经济、国民健康的重大意义，为此本刊专访了李里特教授，为我们更深入解读“食育”。
食育由来已久
也许，有人没有听说过“食育”。也许，有人纳闷吃了这么多年饭，现在反倒要学如何吃饭了。实际上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饮食偏好，而这些偏好大多数都受环境的影响，尤其与家庭、父母的影响有关。
其实，食育一直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在母腹中就受到来自母亲的饮食教育，在源自母亲、家庭、地域的饮食习惯中，我们从小就接受着朴素自觉的饮食教育。各个民族、各个省份、南方北方不同的人对食品的喜好，一生都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严格地说这都是食育的过程。比如有人从小爱吃辣椒，有人从小就闻不惯大蒜味，山东人口味比较重，江浙人饮食偏甜。所以，那么多带有家乡味、母亲味的食物，让人一生怀念。但是，一代代传承的饮食习惯和口味，经历时代变迁时却遇到了问题。
专家们希望通过食育让人们在无数的选择和诱惑面前，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的生命基础――日常膳食，而并非单纯的沿袭多年的口味偏好。
食物越丰富越需食育
食品短缺的年代，人们对饮食营养的认识局限于“吃饱肚子”，为了能够将粗杂的食物吃下去，很多地方烹调时油盐较重，形成了偏咸喜油的口味。
近二十年来，随着农业技术、食品工业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饱食时代。人处于不受节制的食物世界中，饮食结构更多地受欲望和习惯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不良饮食习惯和不正确的饮食知识对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许多国家做营养调查时，发现了此类问题。
率先提出食育概念的日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国民饮食生活中存在偏食、饮食不规律、肥胖、生活习惯病增加、过度减肥等问题。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食品安全、食品依赖海外进口和食品信息泛滥成灾的问题。”
“从改善饮食、确保饮食安全方面人们需要知道‘食’应有的状态。先人在绿色和水的恩惠
的自然中哺育出的带有地域多样性、丰富的味觉、充满文化气息的日本食文化有逐渐失去的危机。”于是，我们看到日本的食育教育从婴幼儿就开始抓，走在了世界前沿。在幼儿园中，通过颜色丰富的搭配，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选择食物的全面性，也把膳食搭配的概念通过日常饮食灌输给孩子们，让他们养成终生的健康饮食好习惯。
弘扬中华食文化
李教授在国内首先提出食育概念也正是忧心于“国民吃什么、怎么吃、吃哪国的食品，不仅关系到国民健康，更关系到本国农业兴衰”。
食育的问题也是饮食习惯的培养，着重于人的健康，还关系一国的农业，维系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和食品战略安全。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利用他们的食品工业化、营销的优势努力改造世界食品消费最大的中国人的食物构成，借此打开自身农产品的销路，对我国传统食品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如果中国人都愿意吃面包，而中国的小麦恰好比较适合做馒头、面条，那么中国的小麦、大米生产就会受到影响。现在很多孩子口味改变更喜欢吃面包，这实际上对农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和馒头、面条相比面包并无营养上的优势。
所以印度、韩国、法国都引导国民欣赏并喜爱吃本国传统食品。韩国提出的“身土不二”、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营养和基因组学上找到了证据。“水土不服”主要是吃的东西改变后，不适合于肠胃的消化，引起肠胃的疾病。
而李教授也从多年的研究和食育倡导中受益，逐渐改变了口味。“过去食物短缺，吃不上肉，生活水平提高后曾一度喜欢吃肉，现在发现肉、奶酪吃多了对身体并不好，豆浆和豆腐更适合中国人吃”。现在李教授的早餐里必有豆浆，传统的面食馒头也是他的最爱。
李教授强调，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包括继承发扬传统中科学合理的东西，也包括学习吸收世界一切有益的食文化，克服传统中的愚昧和陋习。
食育误区纠正
1.食育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营养知识普及，而是许多吃的实践。通过实践使每个人形成对健康饮食的牢固印象，使人们把良好的饮食习惯，对健康有益的食谱和摄食方式，变成自己的嗜好习惯，自觉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2.食育不是枯燥的知识学习，而是满足身心需要的愉快实践。食育必须吸收现代预防医学的一系列成果，通过对人们日常饮食生活营养的分析、改进，让人们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食育当然还要体现人类和自然和谐的原则。
关键词：交际翻译 文本类型 菜名翻译
一、引言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来华旅游观光、访学经商。外国朋友在品尝中国美食的同时，也想了解每道菜名的含义、使用原料、烹饪方法等。因此，中式菜名的准确英译在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已就中式菜名英译中存在的问题和翻译技巧进行了讨论。遗憾的是，大多只是经验性的总结，没能结合一定的翻译理论对这一领域的翻译实践进行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用“文本类型”和“交际翻译”来讨论中式菜名的英译问题，以期改善、提高中式菜名的英译质量。
二、中式菜单的文本类型及其翻译要求
（一）中式菜单的文本类型
Newmark在其著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将语言功能与翻译结合起来，为文本划分类型。在Katharina Reiss提出的“祈使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信息型文本”三类文本基础上，Newmark根据Roman Jacobson修改的KarlBuler的功能语言理论，将各类文本划分新的三大类：“召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onal text）”以及“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在此基础上，Newmark又按文章的体裁将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以及散文、自传、私人信件、权威性的发言等归纳为“表达型文本”；将学术论文、科技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归入“信息型文本”；“召唤型文本”则包括能够使读者获得信息、情绪受到感染的政治演说、宣传品、商业广告，甚至通俗文学等。
Newmark认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应当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语义翻译是指“在译语语言结构和语义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中表达的意思”，而交际翻译方法则是指译者应当使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以及提供的信息尽量等同于源语读者在阅读原文本后产生的效果或行动，以目的语读者或接受者为导向，视翻译为发生在某个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的任何一种翻译方法或途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差别在于：语义翻译法要求“形似”，即使译文在词序、句法等文本结构的安排上尽量接近原文本；交际翻译法则更加注重受众的理解、感觉和反应，强调信息的传递效果。Newmark进一步指出，“表达型文本”应选择语义翻译的方法，而“信息型文本”和“召唤型文本”应侧重于使用以读者反应为中心的交际翻译策略。译者应该采用哪种翻译方法，首先要考虑所面对的文本属于哪个类型，在翻译的语言上是倾向于原文还是译文，在翻译时重点是放在原作者还是译文读者上，翻译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还是规劝读者，然后才能根据各种文本的特点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总之，语篇类型“总是决定着使用怎样的翻译策略”。Newmark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来处理具有表情功能的文本类型，而用交际翻译的方法处理具有信息、祈使功能的文本类型。
从语篇功能看，菜单语篇属于信息、鼓动类。其译文以传递菜单中各道菜的用料、烹饪或加工方法为核心，同时还有传播源语文化和宣传说服的功能。菜单的翻译宜以实现传递信息功能为主，译文不必达到与原文文字上的一一对应。但是有的菜名有源语言或源语某语言社团的文化特色，翻译时要特别注重文化差异的处理，必要时要作相应的语用调整或作必要的注释等。也就是说，中餐菜名英译文的主要使用者是来华外宾，他们到中国餐馆吃饭首先关心的就是吃的是什么（原料）、味道怎么样（味型）、采用什么做法（烹调方法），其次才是菜名的寓意（文化内涵）。译者在翻译中餐菜名时就应当首先满足读者的主要的心理期待。据此，在中餐菜名英译时首先应该如实翻译出菜肴的主料、配料、调料、烹调方法等详细情况，在语境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增译或补偿法对菜肴的文化内涵进行揭示。
（二）中式菜单英译的基本要求
1.信息充足，简洁明了
由于中英语言文化和饮食文化的不同，很多中国菜名若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在交流中会造成歧义或误解，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极其不利。因此，在进行菜名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以“信息充足，简洁明了”为标准进行翻译，从而让外国饮食者更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的饮食文化。例如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的来源是“一对夫妻靠卖凉拌肺片而出名”，若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估计会吓坏外国饮食者。但是，若想把中文菜名所表达的意思完全表现出来，变成“Pork Lungs cooked by husband and wife”又不够简洁，且无法体现菜的特色。因此，译者在翻译此菜名时按照菜的食材——“猪肺和辣椒酱”译为“Pork Lungs in Chili Sauce”更为妥当，既为外国饮食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又简洁明了。
2.要发挥菜单的促销作用
应借鉴中式菜命名的艺术手法，尽量反映中餐烹饪特色，尤其对一些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菜肴在翻译后还可以附加说明。这样既保留菜名信息，又能引起人的兴趣，以达到吸引食客的目的。如“叫花鸡”是指古代叫花子在无炊具和调料的情况下所烹制出来的美食，其来源既可引起外国饮食者的好奇心，又可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智慧，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因此，在翻译“叫花鸡”时注明其来源是极其重要的，如“Beggar’s chicken—There's a legendary story connected to it.Long long ago，there was a beggar.One day he stole a chicken and was pursued by the owner.He was almost caught when he suddenly hit upon a good idea.He smeared the chicken all over with clay which he found nearby and threw it into the fire he had built to cook it.After a long while the beggar removed the mud-coated chicken from the fire.When he cracked open the clay he found，to his astonishment，that the clay together with the feather had formed a hard shell in which the chicken had been baked into a delicious dish with wonderful flavor.That night he had a very enjoyable meal.T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name of the dish.”
3.把握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
有的中式菜命名，借用了一些不能食用的物品或西方人忌讳食用的动物名，翻译时应按原料名直译，如果原料本身是西方人忌食的，这道菜可省略不译。如“龙凤呈祥”这道菜主要由“蛇”与“鸡”组合而成，在中国文化中，“龙”为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象征吉祥、威严；“凤”则为鸟中之王，同样象征祥瑞、雄壮。可见，“龙风呈样”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一派吉利、祥和的意境。同样，在中国民间，“蛇”为“小龙”；“凤”即为“鸡”。将此成语用作菜名，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但如果其英文名称译为“Lucky Dragon and Phoenix”则不能引起西方人的共鸣，且不说本体的喻意相差很大，甚至还可能引起文化冲突。因此不如按本意转译为“Stewed Snake and Chicken”。其他如“全家福：Stewed Assorted Meat”“长命百岁：Gluten with Vermicelli and Towel Gourd”“发财好市：Black Moss Cooked with Oysters”。
三、中式菜名的英译策略
要将中餐菜单译成英文，首先要了解中餐菜名的构成及命名方法。中餐菜名通常由原料名称、烹制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器、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等构成。翻译菜单语篇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菜单要作具体的分析，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一）直译
菜名翻译的核心内容是讲清楚菜用什么原料做成，因为外国人在餐桌上最关心的是吃什么东西。其次要讲清楚的是菜的用料、刀法和烹调方法。由此，总结了如下五种翻译格式：
1.主料（+with）+辅料
以主料为中心词，再用介词“with”连接辅料。如“青椒肉丝：Pork Shreds with Green Pepper”等。值得一提的是，盖浇饭系列通常用“原料+over rice”模式进行翻译，如“排骨盖浇饭：Pork Chop over Rice”。
2.主料+in/with+味汁（作料）
以主料为中心词，再用介词“in”或“with”连接味汁和作料。如“京酱肉丝：Shredded Pork with Sweet Bean Paste”“糖醋排骨：Spare Ribs in Sweet and Sour Sauce”等。
3.烹饪法+原料
烹饪法与原料构成的中文菜名可采用直译的方式，把对应的烹饪法译出来，再以菜的主料为中心词。如“回锅肉：Twice-cooked Pork”“红烧猪蹄：Braised Pork Feet”等。
4.原料+in+食器（烹饪或装盛器皿）
中国烹饪除了讲究用料精选、味型精美、烹饪精细，还讲求食器精美。针对许多中式菜品中以烹饪或装盛容器命名的菜肴，可以以原料为中心词，再用介词“in”连接其烹饪或装盛器皿。如“沙锅鱼头：Fish Head in Casserole”“招牌海鲜煲：House Special Seafood in Clay Pot”“毛肚火锅：Ox Tripe in Hot Pot”“小笼牛：Beef in Small Steamer”。
5.烹饪法+原料+in/with+调料
用烹饪方法加原料再用介词“in”或“with”连接调料的翻译法既满足了西方人讲究食物成分内在营养的科学饮食习惯，又传达了该菜式在调味、刀工和制作方法中所蕴涵的中国烹饪文化，让外国朋友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如“黑椒牛排：Sizzling Steak with Black Pepper”。
（二）直译加注
中式菜名中有许多依据历史典故和人名加以命名的，有很深的文化寓意，英译时可以直接按中文菜名译出其意，然后再补充说明其内在含义，从而再现源语的文化信息。如“叫化鸡：Beggar's Chicken—a name after a legend telling a beggar smeared a chicken all over with clay and threw it into a f ire.After a long while，he removed it and cracked it open，finding it already baked into a delicious dish（roasted chicken wrapped in lotus leaves and mud）”“麻婆豆腐：Ma Po Bean-curd—a name after its inventor，apock–marked woman in Szechwan province（ground pork with bean curd in chili sauce）”。对于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的中菜名，建议英译时将其中的动词尽量统一译成英语动名词，既保留了菜名中的动态效果，又符合英语名称多采用名词结构的特点。如“蝶恋花：Butterflies Falling Love with Flowers（Butterflies Shaped Eels，Carrot and Other Vegetables）”“八仙瑶池聚会：Eight Immortals Gathering at Yaochi（Fried Eight Delicacies）”。
（三）意译（加注）
在翻译谐音、同音、行业隐语和数字夸张所产生的写意性菜名时，由于其包含的中国餐饮文化的语境特征在英语文化中不存在，找不到对应的目标语，所以要充分了解这些文化菜名中的比喻象征，把翻译重点放在菜肴的材料和烹饪工艺上，通过意译方法对这类菜名进行翻译。采用以“实”对“虚”法，即舍去中菜名里的喻义、夸张等说法而用平直、明白的英语译出，如“蚂蚁上树：Vermicelli with Spicy Minced Pork”“霸王别姬：Stewed Turtle with Chicken”。在翻译形似类比产生的菜名时，由于人类生活体验上的某些共性，可以采用意译加注的方法，让外国朋友在点菜时做到一目了然、心领神会。如“全家福：Stewed Assorted Meats （Happy Family）”“红烧狮子头：Braised Pork Patties（in the shape of lion's head）”“龙虎凤大烩：Thick Soup of Snake（dragon），Cat（tiger）and Chicken（phoenix）”。
（四）音译
如果菜名是以人物或地名命名的，通常把人物或地名的拼音放到菜名的最前面，然后直译或意译出菜名。“由于语际交际中的词汇空缺而造成的译文承载信息量小于原文承载信息量的欠额翻译时，往往可以采用引进及借用的办法”。如“东坡肉：Dongpo Braised Pork”。对于涉及地域名的中国菜的翻译通常就可以直接在主料前加上音译的地名或者是采用“音译地名+style/flavor”方式。如“北京烤鸭：Beijing style roast duck”。音译原则体现了对原文的忠实，说明译者相信译语读者有宽阔的胸襟能接受和认可外来文化，这种译法更适合于翻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如果某种菜肴确实是中国所特有，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来表示它，用意译的话译名十分冗长也不准确，这时音译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如外国人谈到中国饺子时，往往管它叫“dumpling”，但是“dumpling”本义是指“small round mass of dough steamed or boiled with meat and vegetables（与肉和蔬菜蒸或煮的小面团）” ，这个名称显然是不正确的。还不如对这些简单的双音节中文菜名直接采用汉语拼音，如“饺子（jiao zi）、粽子（zong zi）、toufu（豆腐）、chowmien（炒面）、kuotieh（锅贴）、sumai（烧卖）”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有些音译的中餐菜名或传统食品名已被越来越多的外宾了解和接受，甚至进入了英语词典。如“Mo Po Tofu（麻婆豆腐），Jiaozi（饺子），Tofu（豆腐），Chowmein（炒面）”等等。翻译时可直接使用这类词语。
四、结语
总的说来，Newmark交际翻译理论为菜名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它把原文形式仅视为译者应考虑的部分因素，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而菜名翻译要传递菜肴内容，弘扬民族文化和满足审美要求，不管哪种翻译方法都要以交际为目的。在译语文化和语言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传达源语信息和所承载的源语文化。只要能实现菜单传递信息、吸引食客、弘扬中华文化之目的，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译，不必拘泥于某种译法，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翻译时要尽可能“形神兼顾”，根据实际综合处理，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来传达原文信息，达到交际目的。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文）/科研计划项目[Y2009087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Newmark 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M].申雨平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3]Neubert，A. & Shreve，G.M.Translation as Text[M].Kent Ohio：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葛正明.荷兰专家谈饭店和菜单的译名[J].中国翻译，1995，（6）.
[6]黄海翔.中餐菜单英译浅谈[J].中国科技翻译，1999，（1）.
[7]李坤.中国菜名英译谈[J].文教资料，2006，（10）.
[8]任静生.也谈中菜与主食的英译问题[J].中国翻译，2001，（6）.
关键词：传统文化、餐饮空间、现代设计、融合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对就餐的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餐厅的功能也在无限的扩展，使用功能要全面，能为人们提供就餐、休闲和交际的的优良场所。在精神层面上的要求也有很大的提升。现在人需要的是,环境幽雅舒适，有文化品位，有个性特色，情调惬意，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样我们也有着很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历史。可以说我们中国的烹调技艺和饮食美学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到中国的餐馆来用餐，他们到中式餐厅用餐，要品尝的不仅仅是中式菜肴的色、香、味，更重要的是想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体味到华夏饮食文化的精髓，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室内设计师的骄傲。但是如何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好的融入到现在的餐饮空间的设计中也是我们当代室内设计师所要肩负的重大责任。要想让传统和现代完美的结合，那我们首先就要对中国的餐饮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且要对中国的传统装饰元素有很好的掌握。从空间设计的角度出发，必须要很好的把握餐饮空间设计的基本特征，和设计原则，并且能将中国传统装饰元素的内涵很好的消化和理解，再加以现代的造型观念和新派的表现形式，对原有的传统形式元素进行重新的编排和组织。取其神韵，形成全新的中式主题的餐饮空间。
中国文化经历上下五千年的积淀和淬炼，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国画、工艺美术、民间木偶、皮影戏、剪纸、中国刺绣、中国结、乐器等。都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人们从中不断的提炼出了很多成熟的能代表中国的传统设计的元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使得我们无上的荣光。也正是这样的情感激发了设计师一定要很好的将传统设计元素融入现代的空间设计中，用独特的方式去保留和延续着最珍贵的财富的决心。传统的设计元素题材广，形式灵活多样。而且每一样传统元素都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故事。是世界上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艺术气息很浓的时代。即便是这样，我们中国的传统设计元素仍然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在设计领域中光彩夺目。作为当代的设计师，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我们新颖的想法和高科技的设计手段，巧妙的与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保留传统的精髓不丢失，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在现代的设计中，我们会经常使用到花格、折扇、屏风、灯笼和国画等一系列的传统元素。这些古老的文明，经过我们设计师的再次创造和变化后，就形成了更具特色和时代感的元素，做到了传统和现代很好的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博大精深的中国餐饮文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差异，中国拥有较多民族的国家，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在不同的环境和民俗文化中，也就派生出了不同的餐饮习惯，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中国的美食被世界所公认。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特色的菜品。按地方特色分可以分出很多地方菜系，如川菜、粤菜、闽菜、湘菜、徽菜等，都是别具一格。正因为有这么如此种类繁多的菜系，所以对饮食环境空间的设计也应该是各种不同菜系相呼应，融合的，其中应该考虑因素有很多，内容包括整体色彩、设计风格、文化内涵、用餐氛围等。中国传统元素在饮食空间的设计中经常被用到，也是体现中国餐饮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传统元素的含义
“中国传统元素”有很广泛的含义，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是能很具象的体现出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符号、形象或者是风俗习惯等等的统称。中国传统元素之所能展示出我过的特质文化成果，是因为这些元素，都是在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融合、发展、演化和传承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它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民俗心理及人文精神。包含了不仅仅是单纯的有形物质符号，还有大量的无形精神内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质文化元素和精神文化元素。
二．现代餐饮空间的设计概念
餐饮业是现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餐饮产品为社会生活服务为只要目的的生产经营行业的统称。必然是服务行业，那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以人为本。因此，现在的餐饮空间必须给食客提供一个良好的舒适的高品位的就餐环境。因为餐饮空间不再是单一的满足消费者的用餐需求。而是需要具备多元化的功能。能将就餐，娱乐，休闲，商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三．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我们经常会赞叹紫荆城的雄伟与瑰丽。我们所叹服它绚丽的色彩和别致的建筑造型。我们在餐饮空间的设计中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手法，恰到好处设计，可以使餐饮空间既能具有中国特有的金碧辉煌的气派，同时也具有时代的气息，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与传统的融合的探索中，我们创立的新的设计形式—“新中式”，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物我两相宜。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传统，尊重自然，我们要做的设计无论是什么风格，都要合理的去与自然相互协调，然后再将我们的设计思想运用到现代的设计中去。使得我们营造出来的室内环境，能很好的与室外空间，自然环境相融合，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所谓的创新并不是一味的去否定过去，所谓的传统也不是一味的闭关守国，我们要吸取传统中的精华，比如，可以把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手法引入到餐饮空间的设计中来，利用借景的方式，使得室内空间室外话，而且还可以让阳光温暖整个空间，以此让身处在整个空间中的人都有愉悦的心情。
我们在应用和选取传统元素的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应用原则和方法，我们在做餐饮空间室内环境规划设计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做的设计项目的背景因素，比如所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人文特色等。要熟悉餐饮空间的地域需求性，要能很好的利用本土的文化来诠释设计理念，这样就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就使我们能设计出符合消费者审美观的餐饮空间室内设计格调。其次，我们要使得我们设计出的主题，营造出的情感氛围及意境，和我们所使用的设计语言和表达手法，能被本土的顾客欣然的接受。要更多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在选材、设计、表达等多个方面充分的掌握顾客的接受程度和生活洗好。贵并一定就好，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所设计的空间是一个多元化多功能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应用传统元素的时候不能只是单一的选择，要注意多种元素的相互融合，其实餐饮空间室内设计师一个文化的综合表现过程，能运用到的每一个元素都有他自己的作用。文化元素是一个空间设计的灵魂所在，意境设计原色是我们设计的气息所在，我们选取的符号元素是我们设计的神韵的体现，三者缺一不可，要互相衬托，辅助。才能真正的形成独特的餐饮空间的设计风格。所以我们在设计中要重视元素之间的协调统一，精而不杂，艳而不俗。从而形成协调统一的餐饮空间的室内设计作品。
当然在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对人文关怀的体现。我们不能在强调设计的同时，反而忽略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会要强调的是不同人群的情感共鸣，我们所设计出的餐饮空间能使得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既能很好享受美食，同时也能领悟对生活的感受和找到对情感的寄托。
四．结语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
[2]从“乡土情结”角度谈乡村旅游开发[J]，黄洁，思想战线，2003，29(5)：24-26
关键词：明代；香药；饮食风尚；社会阶层；奢靡观念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9
有明一代，在海洋为纽带的连接下，东南亚香药通过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途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加之商品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不再是富贵阶层的专利。它们逐渐跳脱出原有的身份局限，从最初宗教祭祀的供养圣品、达官显贵享用的奢靡物品、文人雅士品评的清雅之物，转变成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治病疗疾之良药、饮食调味之原料，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明人的健康、饮食观念。然而，关于香药对明人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带来的影响问题，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香药贸易与明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笼统探讨上。1此外，关于明代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涉及对香药的考察。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视角，以香药为切入点，以食谱、日用类书为核心资料，初步呈现这一历史场景，并藉以探讨以香药为代表的舶来品在明人日常饮食领域的运用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饮食风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传播与流变，从而揭示明中叶前后中国奢靡之风的兴起之源。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中国史籍中“香药”的书写
香药作为一个本草学概念，既是历史上舶来品的重要代名词，又是商品流转、海洋贸易与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的集中体现，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说文解字》曰：“香，芳也”，1“药，治病草”，2香药，即为具有芳香气味能够治病的植物。近代所编的《辞海》及当代的各类汉语字典基本沿袭了《说文解字》对“香”、“药”二字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历代典籍中所记录的“香药”，在不同时期存在相应的流变，且内涵和外延与上述解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据笔者所见，“香药”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该书对香药并无过多介绍，只是在论述交趾地区的赋税时提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此处，香药与象牙、犀角并列，成为珍奇异物、名贵物品的代表之一，且在三国时期已从南海诸地传入中国。此后，由晋至隋的近三百年间，“香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多出
现在佛教经典中，其不仅充当医病疗疾的药物，还被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成为宗教洁净观念的象征。自唐以后，“香药”在世俗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开始逐渐超越宗教典籍，无论是官修正史、地方志书，抑或是文人笔记、日用类书，都不乏香药的身影。同时，香药的意涵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且每一时期强调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唐代史籍中的“香药”包括本土所产和域外进口两类，且多与佛教相关。4如杜甫在《槐叶冷淘》一诗中所提到的香药即为本土药物的合称，“元日，以香药入锦囊中，渍酒而饮，曰屠苏酒，可辟瘟气。”5此处使用香药配制而成的屠苏酒早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具有避瘟祛秽之功效，其主要配料为本土所产的“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拔楔二分”。 6此外，在诸多情况下，香药亦指代域外所出香品。如《蛮书》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7此处的香药显然指的是昆仑国所产的青木、旃檀及紫檀诸香。
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香药成为舶来品的代名词，在很多时候特指从南海诸国进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没药等香货。8
据统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周去非《岭外代答》的《香门》卷、叶庭的《南蕃香录》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香品多达四十余种，皆为通过海路输入中国的域外香药。9
宋代香文化研究专著《陈氏香谱》一书系统记载了“凝合诸香”的调配制作方法，域外香药和本土药草得以完美结合，其中“香药”目中的“丁沉煎圆”和“木香饼子”即是很好的例证，10丁香、檀香等进口香药和甘草、肉桂等国产药草相混合，组成新的医疗保健品。“香药”一词由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指单味的香品和药材，亦是各类合香的总称。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沉香、乳香、丁香、阿魏等香、药品并非被称为“香药”，而是被分类划之。如（大德）《南海志》的“物产”卷将沉香、速香、黄熟香、降香、檀香等具有较强芳香气味的香药归入“香货”类，而将脑子、阿魏、没药、胡椒、豆蔻等药用功能较为明显的香药归入“药物”类。1
明清时期，沉香、乳香、檀香、没药、胡椒等香药不再被冠以“香药”总称的情况更为明显，它们更多时候是以各自具体的名称出现，“香药”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然而其所包含的香品及药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有增无减。从现存史籍来看，明代香药的书写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香药特性的记载更为详细准确。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多元。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2至宋代，《本草图经》、《本草衍义》等本草类书籍的作者皆已认识到“乳香为熏陆耳”，3然而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依旧将乳香和熏陆香析为两条记载。4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对其他香药的记载亦存在不当之处，如《本草图经》中将本不属于同类的沉香、熏陆香、苏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香药皆归于“沉香”条下，5这一编排体例显然不甚恰当。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胡椒、豆蔻、苏木等香药特性的记录，在总结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发现，从释名、集解（即生物学特性）、主治、发明、附方五个方面对每种香药的特性逐一进行了详细介绍。除《本草纲目》、《证治准绳》、《赤水玄珠》等医药书籍外，《便民图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中关于香药的记录也颇为详细准确。可见，唐宋之际，大部分香药品种虽已被医家、文人所知晓，但时人对其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就连最为基本的香药名称亦存在颇多争议，作为知识阶层的医家、文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对香药的陌生更是可见一斑。至元明时期，尤其明中叶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日渐被时人所熟悉，且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其二，香药应用的书写更为广泛多元。明初以来，随着香药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首先，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有明一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由元至明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1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其三，香药消费人群日益扩大。明代以前，作为舶来品的香药虽颇受欢迎，但因输入量少，价格昂贵，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奢侈品被社会上层所独享。明初以来，在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海外贸易及西人中转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舶来品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宋元时期，香药应用于饮食的记载逐渐增多，日常生活用书《饮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仅胡椒一种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记载就分别多达三四十条，然而，其使用人群仅局限于皇宫贵族及达官显贵之家。从两书的撰写者和书写内容来看，《饮膳正要》为元代御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其适应人群为皇帝及其子女、妃嫔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介绍的亦是历代名贤的居家日用事宜，而非普通寻常百姓。从饮食配方来看，使用香药作为调味品的主料基本为鹿、牛、羊、鸡等肉类及各种鱼类，而鱼、肉等荤食在当时是普通平民所无力消费的。而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此外，福建、广东等沿海方志中，香药出现的频率亦相当高。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其次，史籍中大量出现运用香药描绘其他事物特性的表达，其中“胡椒”的运用最为普遍，“似胡椒”、“如胡椒”等词频频出现。例如，“阿勃参香，出拂林国，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如胡椒，赤色。”2《农政全书》卷三十《树艺》在描述葡萄大小时曰：“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3《致富奇书》在介绍梧桐特性时曰：“梧桐：二三月畦种，如种葵法，稍长移栽皆阴处地，喜实不喜浮，子生于叶，大如胡椒。”4如果说用胡椒来描述我们不甚熟悉的阿勃参香和西域葡萄，仅能说明人们对胡椒的熟悉程度高于这些稀有物种，那么用胡椒作为形容在南北各地皆有种植的梧桐树所结果实大小的专业词汇，则足以体现明人对胡椒的熟悉程度之高。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二、香药与明代日常饮食
香药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饮食领域的运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明中叶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药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饮食，尤以胡椒应用最为广泛。其不仅是烹饪食物的重要作料，而且经常用于腌制肉脯、果干，调制美酒、汤水，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
烹制荤食。胡椒能“杀一切鱼、肉、鳖、蕈毒”，5因此明人在烹饪这类食物时，必添加之。《竹屿山房杂部》记载的制作鱼、虾、蟹、贝等各类海鲜及鸡、鸭、牛、羊等肉类食物的烹调方法中，胡椒皆是重要作料。兹随机选取几份菜谱列举如下：
烹蚶：先作沸汤，入酱、油、胡椒调和，涤蚶投下，不停手调旋之可拆，遂起，则肉鲜满，和宜潭笋。
江河池湖所产青鱼、鲢鱼蒸二制：一用全鱼刀寸界之内外牛酱、缩砂仁、胡椒、花椒、葱皆遍甑蒸熟，宜去骨存肉，苴压为糕。一用酱、胡椒、花椒、缩砂仁、葱沃全鱼以新瓦砾藉锅置鱼于上，浇以油，常注以酒，俟熟，俱宜蒜醋。
辣炒鸡：用鸡斫为轩，投熟锅中，炒改色，水烹熟，以酱、胡椒、花椒、葱白调和，全体烹熟调和。
牛饼子：用肥者碎切机音几，上报斫细为醢，和胡椒、花椒、酱拧白酒成丸饼，沸汤中烹熟，浮先起，以胡椒、花椒、酱、油、醋、葱调汁，浇瀹之。1
从烹调方法看，四道菜的制作过程十分简单，皆具家常菜之特性；从添加的作料看，胡椒与油、盐、酱、醋、葱的身份并列，成为厨房必备；从菜色种类看，胡椒广泛应用于海鲜、淡水鱼、家禽、家畜的烹饪，其使用地域从沿海至内地。综合上述信息可见，跨海来华的胡椒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烹调荤食的不可或缺之物。
烹调素食。胡椒味辛辣，在一些素食的制作中常常使用。如《遵生八笺》和《野蔌品》中都提到的芙蓉花的制作，“芙蓉花，采花去心蒂，滚汤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红白可爱。”2蔬菜的经典做法“油酱炒三十五制”，3胡椒为其必备调料。例如：“天花菜，先熬油熟，加水同入d之，用酱、醋；有先熬油，加酱、醋、水再熬，始入之。皆以葱白、胡椒、花椒、松仁油或杏仁油少许调和，俱可，和诸鲜菜视所宜。”山药、茭白、芦笋、萝卜、冬瓜、丝瓜等皆仿此法。4明代以前，胡椒、豆蔻等香药在烹饪菜肴方面仅限于“胡盘肉食”，5及至明代，胡椒在饮食领域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荤食，山药、萝卜、丝瓜等常见蔬菜在烹制已开始添加胡椒。可见，香药在素食领域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时人的饮食口味，而且使社会下层使用香药烹制菜肴成为可能。
腌制食物。为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并使其味道更为多元，明人开始习惯使用胡椒、豆蔻等香药腌制食物，尤其明中叶以后，记载此类食谱的著作逐渐增多，而香药用于腌制食物的记录在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及饮膳类书籍中则极少出现。如著名的“法制鲫鱼”，“用鱼治洁布牛令干，每斤红曲e一两炒，盐二两，胡椒、川椒、地椒、莳萝e各一钱，和匀，实鱼腹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内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转以腊酒渍满，至三四月熟，留数年不馁。”6此外，豆蔻等香药还可用于蔬菜的腌制，如“折齑，一用芥菜a心洗，日晒干，入器，熬香油、醋、酱、缩砂仁、红豆蔻、莳萝末浇菜上e一番，倾汁入锅，再熬，再倾二三次，半日已熟”。7无论是鲫鱼，还是芥菜，其腌制方法皆较为简单，且原料容易获取，普通家庭很容易便能做到。
制作果脯。明中叶以后，由于饮食消费奢侈风尚的盛行，带动了饮致化的消费需求，各类果品开始被加入不同香药，制作成风味独特的果脯。如“芭蕉脯，蕉根有两种，一种粘者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尽，取压干，乃以盐、酱、芜荑、椒、干姜、熟油、胡椒等杂物研，乓涣剿蕹觯焙干，略令软，食之全类肥肉之味”；8“衣梅，用赤砂糖一斤，为率釜中，再熬，乘热和，新薄荷叶丝八两、鲜姜丝四两，日中，置臼中捣和丸之。有脱杨梅肉杂于内，今加白豆蔻一两，白檀香二两末，片脑一钱e，白砂糖为珍糖，再熬，后仿此。”9芭蕉、梅子等水果加入胡椒、豆蔻、白檀等香药制作成果脯，不仅间接延长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时人的饮食。
调配物料。胡椒、白檀等香药不仅可以在烹饪、腌制食物时，作为单味作料加入食物中，还可与茴香、干姜等多味作料一起调配成方便快捷的调料包。最为常用的有以下四种：
素食中物料法：莳萝、茴香、川椒、胡椒、干姜（泡）、甘草、马芹、杏仁各等分，加榧子肉一倍共为末，水浸，蒸饼为丸如弹子大，用时汤化开。
省力物料法：马芹、胡椒、茴香、干姜（泡）、官桂、花椒各等分为末，滴水为丸，如弹子大，每用调和捻破，即入锅内，出外尤便。
一了百当：甜酱一斤半，腊糟一斤，麻油七两，盐十两，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良姜、官桂等分为末，先以油就锅内熬香，将料末同糟酱炒熟入器收贮，遇修馔随意挑用，料足味全，甚便行厨。
大料物法：官桂、良姜、荜拨、草豆蔻、陈皮、缩砂仁、八角、茴香各一两，川椒二两，杏仁五两，甘草一两半，白檀香半两，共为末用，如带出路以水浸，蒸饼丸如弹子大，用时旋以汤化开。1
上述四种物料皆可称之为“省力物料”，它们不仅是居家烹饪的好帮手，而且便于携带，适合外出使用，且保存期限较长，类似于我们今天厨房常用的“十三香”和方便面中的“调味包”。这些便捷物料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做菜程序，其味道不但丝毫未减，而且由于多味物料的混合而更加美味，故大受时人欢迎。
酿制美酒。早在东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已有“胡椒酒方”的记载，2至宋元时期更是出现了木香酒、片脑酒、白豆蔻酒、苏合香丸酒等种类丰富的香药酒，然而这些香药酒虽用“酒”命名，却以治病疗疾及调理身体为主要目的，并非日常的饮用酒。明代以后，利用木香、沉香、檀香、丁香、胡椒等香药酿造美酒、制作酒曲的方子逐渐增多。如时人常饮的“羊羔酒”、3“蜜酒”、4“鸡鸣酒”5皆加入木香、胡椒、片脑、丁香等不同香药酿制而成，且“蜜酒”的酿制即有三种不同的方子。除酿造美酒外，胡椒、木香、丁香、沉香、檀香、豆蔻等香药还是制作酒曲不可或缺的原料，如著名的“大禧白酒曲方”6在以面粉、糯米粉、甜瓜为主料的基础上，加入木香、沉香、檀香、丁香、甘草、砂仁、藿香、槐花、白芷、零苓香、白术、白莲花等多味物料，共同酿制而成；“朱翼中瑶泉曲”7则以白面、糯米粉为主料，加人参、官桂、茯苓、豆蔻、白术、胡椒、白芷、川芎、丁香、桂花、南星、榔、防风、附子一同酿造。明代常见的一些酿酒法及酒曲方，有些在宋元史籍中已经出现，如载于《多能鄙事》和《竹屿山房杂部》的“鸡鸣酒方”在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巳集《曲酒类》中已经出现，明代盛行的“瑶泉曲方”最早见于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然而这些酿酒方在宋元时期应用较为有限，真正受到重视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中叶后，奢靡之风盛行，人们对饮食也愈来愈讲究，宋元、明初时所撰的大量日用类书纷纷重新刊刻出版，书中所载的诸多食谱、酒方开始真正得以普及。
调制汤水。明清时期饮用香药汤水的风气十分盛行，日用类书中出现了诸多调制香药汤水的配方，如《竹屿山房杂部》全书二十二卷中就有两卷单独介绍各类汤水，且其中所记载的大部分汤水配方都需加入豆蔻、丁香、沉香、檀香、片脑等不同香药。时人经常饮用的汤水有：水晶糖霜和片脑一同熬制的“无尘汤”；8白砂糖、藿香、甘松、生姜、麝香、白檀一同加水调制的“香糖渴水”；9黄梅、甘草、檀香、姜丝、青椒共同酿造的“黄梅汤”，10等等。这些汤水不仅味道甜美可口，而且片脑、檀香、甘草等有益于身体健康药材的加入，使其又具保健功效。此外，沉香熟水、丁香熟水、豆蔻熟水、檀香汤、胡椒汤等以各类香药命名的汤水亦十分常见，且多出现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的饮食或养生条目下，足见时人已不再将这些汤水视为药物，而多将其作为保健的日常饮品。加之其制作方法简单快捷，通常只需将香药投入沸汤中，入瓶密闭，随时取用，时人多饮之。
制作香茶。明清时期由于人们对饮食追求的日益精致化，对茶叶的制作颇为讲究，每种茶叶是否加入香药，加入何种香药都有严格规定。如“藏茶宜m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冷湿”，1此段文字虽是介绍茶的特性，但茶畏香药的描述，已间接说明了香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之频繁。藏茶虽畏香药，制作或冲泡时严禁加入，但其却是制作龙麝香茶、香茶饼子不可或缺的原料，著名的“经进龙麝香茶”即以白檀末、白豆蔻、沉香、片脑等配料，加入上等茶叶烘焙而成；2利于保存且方便携带的“香茶饼子”，亦是以白豆蔻仁、荜澄茄、沉香、片脑、白檀等多味香药，加入孩儿茶中制作而成。3从制作方法上看，“经进龙麝香茶”和“香茶饼子”的制作流程颇为复杂，且对每种香药的数量及炮制都有严格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香茶的制作工艺都如此复杂，如“脑子茶”的制作，只需将“好茶研细，薄纸包，梅花片脑一钱许于茶末内埋之，经宿汤点”即可；4“法制芽茶”只需“芽茶二两一钱作母，豆蔻一钱，麝香一分，片脑一分半，檀香一钱细末，入甘草内缠之”便可。5从上述各类加入香药的茶品配方及制作流程可见，既有焙制精良的龙麝香茶，亦有方便快捷的脑子茶，足见香药在制茶领域应用之广。
三、香药、贸易与明代饮食风尚
香药多产于热带，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沿岸的也门、亚丁、伊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然而，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交流的日频和贸易的日增，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诸多香药的种植区域不断流转。有明一代，中国市场上消费的胡椒、苏木、檀香等大宗香药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源源不断的香药输入，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对明人饮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以“不征”为基调，广泛建立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纷纷加入朝贡贸易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继承太祖“不征诸夷”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怀柔”的范围，放宽朝贡的限制，并派遣船队远赴东西洋各国，远播声威，广通贸易，官方海上贸易出现鼎盛局面。据《明会典》记载，明前期，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宝、织物、器皿、香药、奇珍异兽等，其中香药所占比重最大。6关于通过朝贡贸易入华的香药数量，《明实录》、《明史》、《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等史籍皆有丰富记载。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国遣僧阿烈阿儿等奉金表贡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其臣思利檀剌儿思谛等，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8此外，郑和下西洋采办归国的货物也多为胡椒、苏木等香药，“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9由于史料所限，虽然无法确知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香药的具体数量，但从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明廷官库中存留的香药数量，我们仍能判断出其所带回香药数量之庞大及产生影响之深远。据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1
通过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的双重渠道，大量的东南亚香药进入到中国府库，并被明廷大规模用于赏赐、支俸。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开始，胡椒、苏木被大量用于赏赐，且受赏人群不仅包括高级官吏，在京及各地军士，甚至役夫也受到同样赏赐。此外，永乐三年至成化七年（1405―1471年）的六十余年间，利用胡椒、苏木折钞支俸几成定制，直至“京库椒木不足”，2方才宣告停止。该项措施虽为明廷节省了大量开支，延缓了钞法败坏的进程，但持续上调的折钞比价，使官员们的实际俸禄不断下跌，为了补贴家用，大批官员纷纷将俸禄所得胡椒、苏木拿到市场销售。这一行为无形中加速了胡椒、苏木的商品化进程，扩大了胡椒、苏木的消费群体，由此引发了香药消费热潮。这一并非以单纯经济目的出发的官方贸易，“在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共同市场”。3面对供不应求的消费市场，沿海商人纷纷犯险涉海，远赴东南亚各国购买香药。“苏杭及福建、广东等地贩海私船，至占城国、回回国，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4除沿海商人外，亦有部分内地商人参与到贩运胡椒的行列之中，更有部分市舶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违禁交易，足见民间香药贸易之盛。以胡椒为例，1500―1559年的六十年间，从东南亚输往中国的胡椒达3000吨，隆庆开海之后，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孔道，开禁后的1570―1599年的三十年里，仅从万丹港和北大年输往中国的胡椒量就达2800吨。5
鉴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香药贸易有利可图，刚刚进入亚洲市场不久的西方殖民者便积极投身于此项贸易之中。自成化开始，葡萄牙人就已进入到闽海贸易，据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载：“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6继葡萄牙之后，荷兰人来到亚洲，于1619年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作为其在亚洲的贸易基地。荷兰人来到亚洲的时间虽晚于葡萄牙人，却以后来者居上之势，迅速控制了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占碑、安汶、万丹、巴达维亚等著名香药产地及香药贸易港，并在大员建立商馆，将东南亚的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每年的4―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会派出数艘甚至数十艘商船出航大员，每艘船运载香药数量动辄数千担（1担≈120斤）。例如，“1637年8月3日，从占碑来的Duyve号运来2509担又40斤胡椒，及2383担又55斤占碑的胡椒，125担又85斤由快艇Bracq号运回来的巴邻旁（即巨港）的胡椒，加上费用开支总值45，380.2.4荷盾。”7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至大员的香药，除极少部分运往日本外，绝大部分都销往中国市场。
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多途径的香药输入，有效保证了明代中国市场的香药消费，加之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奢靡风气的日盛，明人对饮食的追求相对于前代更为讲究，在食物、茶酒中添加香药成为当时的饮食风尚。
自明中叶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奢靡风气。8正如张翰万历年间所撰《松窗梦语》所言：“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糜之俗。”9明初朱元璋倡导的古朴节俭之风至明中叶逐渐被时人抛弃，士庶尽务奢靡。
就饮食而言，明代品列渐多，烹饪日精，渐趋华侈，海参和燕窝等高档菜品渐入上层社会之餐桌。1嘉靖时人何良俊描述明前期松江府宴会时提到，“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2明中叶以后则出现很大不同，“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3至明末，奢靡之风更盛，无论社会上层，还是普通百姓，竞相奢华，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4明中叶以来，除宴会菜肴种类日益丰富外，宴请频率亦日增。据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以前“庶氓之家终岁不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不以为简也”；今昔则大有不同，“今乡里之人，无故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5可见，在饮食消费方面，相较于明前期菜品单一、无要事终岁不宴客的现象，明中叶以来，无论是菜肴品种，还是宴请频次，皆有很大改变，筵席食物不再满足饱腹即可，转而被追求丰盈、讲究排场的奢华之风所取代。
除菜肴品种和宴请频次大增外，在食物中添加香药成为明中后期饮食的一大特色。在香药进口数量猛增及时人饮食消费观念陡转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东南亚香药作为明人饮食调味品的独特魅力得到大范围彰显，其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首先，从香药在食谱中出现的比重来看，《遵生八笺》、《群物奇制》等日用类书，以及《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等饮膳类书籍所记录的食谱，香药出现的比重极高，几乎与葱、姜、花椒等本土调味品相比肩。以胡椒为例，这些书籍中添加胡椒的食谱高达数百种，其中仅《宋氏养生部》一书中添加胡椒的食谱就高达七十六种，胡椒不仅用于肉食、淡水鱼、海鲜等荤食的烹饪，笋类、青菜、茄子等素食的炒制，还是腌制食物、制作蜜饯、调制汤水、配制香茶的必备原料。其次，从食谱的发掘及刊行来看，一方面《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等这些包含诸多饮膳史料的日用类书虽早在元末明初已经成书，但其受重视及大量刊行多在明中叶以后。例如当时较为流行的《便民图纂》一书，从成化、弘治到万历中期的一百一二十年间，在北京、苏州、贵州、云南等地区，至少刻版了六次，足见其刊行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另一方面，新的饮膳书籍和涉及饮食知识的日用类书不断涌现，如宋诩的《宋氏养生部》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遵生八笺》、《饮食绅言》与《群物奇书》均刊行于万历年间，且这些书籍皆为坊间所刻，足见时人对饮致化的消费需求，以及添加香药的食谱在社会上的受欢迎，作为舶来品的东南亚香药在悄无声息中带动了明人的新饮食品味与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中叶开始，社会上盛行的使用香药作为调配物料的饮食风尚，至明末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挑战，追求“真”、“鲜”的新饮食旨趣开始萌生。晚明江南士人张岱在《老饕集》序文中曾言：“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渫，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遂取其书而铨次之，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娇柔泡炙之制不存焉。”6然而，张岱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饮食思想仅代表了部分江南士大夫的追求，主张添加香药的食谱依然风行于世。这一现象不仅可从明清鼎革之际，海外贸易中胡椒、檀香、丁香等常用饮食调味品的大量进口中得到佐证，亦可从文化心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当使用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饮食习惯风行于平民阶层时，为了区分身份认同，士大夫阶层便开始积极构建、塑造新的鉴赏品味。
明末开始萌生的追求“本味”的新饮食旨趣至清代日趋成熟，并逐步取代明中叶以来盛行的添加香药的大官烹饪之法。《闲情偶寄》、《食宪鸿秘》、《养小录》、《醒园录》等书中关于饮食内容的书写，无不透露出作者对“鲜”的强调，“本味”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从食谱具体内容来看，“清代单纯以饮膳为内容的食谱或食单，在种类和数量上皆远远超过明代，可以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1然而添加香药的食谱则比明代减少很多。尤其自清中叶开始，饮膳类书籍更强调食物的“鲜”，而非“甘”，更注重食材的挑选及准备，而对于作料的使用则关注较少，当时流行颇广的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的大量食谱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随园食单》中所列食谱大多为作者袁枚在外学习后的亲自试验，这一点在该书序文中曾明确提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2该书中所记食谱的可操作性较高，加之这些食谱多为作者在外品尝到美味佳肴后，令家厨前往拜师学习而得，也更能反映时人真正的饮食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极具实践性的饮食书籍中，明确记载使用胡椒的食谱仅“羊头”和“羊肚}”两条。3据推测最早由乾隆年间江南盐商董岳荐所撰辑的厨师实践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调鼎集》一书中，仅鹿肉一种菜的烹饪中添加了香药，且做法介绍颇为简单，即“关东鹿肉蒸熟片用，又加丁香、大料烧用”，4
其他涉及到香药的八条记录皆出现在卷一的“调料类”中，后卷记录的诸多菜谱中亦极少添加这类调料。可见，《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所列大量食谱与清代文人士大夫所强调的追求食物“本味”的思想不谋而合。
要之，自明初开始，随着朝贡贸易和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兴盛，东南亚香药等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长期以来被社会上层独享的香药自明中叶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饮膳类书籍及日用类书中香药出现的频次创历史新高，添加香药的食谱纷纷涌现，曾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品。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在饮食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明人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全新变革，也映现出明代奢靡风气的萌动、扩散与普及，渐成日常。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7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7页。
2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1下，第24页。
3 陈寿：《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2页。
4 [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1―438页。
5 杜甫撰，鲁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26，《槐叶冷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23页。
6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卷8，《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57页。
7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239页。
8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91―114页，第145―160页。
9 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香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250页；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212页。
10 陈敬：《陈氏香谱》卷4，《香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439―440页。丁沉煎圆：丁香二两半，沉香四钱，木香一钱，白豆蔻二两，檀香二两，甘草四两。右为细末，以甘草熬膏和匀为圆，如鸡头大，每用一丸噙化，常服调顺三焦、和养营卫，治心胸痞满；木香饼子：木香、檀香、丁香、甘草、肉桂、甘松、缩砂、丁皮、莪各等分。莪醋煮过用盐水浸出醋，米浸三日为末蜜和，同甘草膏为饼，每服三五枚。
1 参见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 李：《海药本草》卷3，《木部・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寇宗]：《本草衍义》卷12，《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4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2，《木部上品总七十二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9―402页。
5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第344―345页。
1 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0―89页。
2 周嘉胄：《香乘》卷4，《香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3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447页。
4 陈继儒：《致富全书》卷1，《木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果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第1858页。
1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虫属制》；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卷3，《养生部三・禽属制》；卷3，《养生部三・兽属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8―179、170、163、150页。
2 高濂：《遵生八笺》卷12，《饮馔服食笺中》，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15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184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页。
5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第171页。
7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1页。
8 刘宇：《安老怀幼书》卷2，《芭蕉脯》，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78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糖剂制》，第145页。
1 邝[：《便民图纂》卷15，《制造类上》，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236―237页。
2 张华：《博物志》之《博物志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4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杂造制》，第198页。
4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第15―16 页。
5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第14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16，《尊生部四・曲部》，第303页。
7 杨万树：《六必酒经》卷1，《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3页。
8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3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汤水制》，第147页。
10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0页。
1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50页。
2 周嘉胄：《香乘》卷21，《香属》，第502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7―328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8页。
5 高濂：《遵生八笺》卷13，《饮馔服食笺下》，第754页。
6 参见徐溥等撰，李东阳重修：《明会典》卷97、98，《礼部・朝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7―906页。
7《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辰。
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1《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甲申。
2《明宪宗实录》卷99，成化七年冬十月丁丑。
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著，黄中宪译：《贸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 崔溥著，葛家振点校：《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5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p.86. 万丹，又称“下港”，位于爪哇西部，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兴起，一度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贸易港，中国、波斯、阿拉伯、葡萄牙等国商旅往来不绝。北大年，位于马来半岛东北部，16世纪初已成为华商在东南亚的重要商港，后因巴达维亚等港口对华贸易的兴起，自17世纪中叶起逐步衰落。
6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3页。
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第334页。
8 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1 冯立军：《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厦门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冯立军：《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厦门大学学报》，2015第4期；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页。
3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第314页。
4 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5 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风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347页。
6 张岱：《琅治募》卷1，《序・老饕餮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页。
2 袁枚：《随园食单・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