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4 18:37:47
一、确立酒店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制定酒店的经营管理目标，并指挥实施。
格兰德假日俱乐部自开业以来，受诸方面因素影响，经营情况不容乐观，制定XX年度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即是围绕着改善经营状况进行的，XX年基本确定俱乐部以中餐、西餐、客房三大营业点为重点，辅以会所、泳池等配套设施，加强营销，细化服务，提高出品，从而提高酒店整体盈利能力为酒店基本经营方针。
XX年度俱乐部原计划收入为3709.04万元，实际收入为2329.65万元，完成率为62.81%。剔除中餐收入影响，俱乐部计划收入为1613.40元，实际收入为1648.69元，完成率为102.19%。其中西餐计划收入为401万元，实际收入为436.29万元，完成率为108.8%，客房计划收入为1186万元，实际完成1145万元，完成率为96.5%。
为推动住房，带动消费，俱乐部在经营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证经营持续增长：
1、对住房客人增设了免费的游泳项目，对商务客房推出了每月住房累计满五间赠送泳票一张的优惠活动，以此激励商务公司的订房并对新开业的游泳池起宣传推广作用。
2、针对6月下旬的住房预售低，实行对散客和商务住房赠送早餐，对旅行社调低周末价来吸引住客。
3、把西餐厅定位成华强北至高观景的中高档西餐厅，细化服务，加强出品。抓住五一黄金周契机，自5月1日起，对西餐厅再一次调价，将自助餐午餐价格上调至58元/位，同时新推出下午茶项目。
4、俱乐部经营未达目标，主要原因为中餐收入与计划相距过远。下半年中餐情形极不容乐观，在达声股份公司决策下，于9月11日宣布停业。意味着俱乐部摆脱中餐束缚，轻装上阵，扭亏目标指日可待。
5、指导制定策划中西方节日活动，实现创收高峰。
二、主持制定和完善酒店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内部组织系统，协调各部门关系，建立内部合理而有效的运行机制。
为使酒店的日常运作逐步纳入到工作有计划、有指导、有跟踪、有总结的管理系统中去，有效地将计划性工作和应急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建立明确的工作目标，要求各部门建立计划性的工作制度，通过每月总结、计划，对各项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按计划步骤予以实施。建立每月工作汇报制度，通过对工作的完成情况，对各部门负责人予以考评。
酒店成立之初，各项制度未健全完善，制度的完善及各项工作程序的确立需在长期大量的实践中方能逐步完成。因此，制度的建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现该部分工作已基本完成，俱乐部各项岗位程序及流程已制定。 酒店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是酒店发展的基础,酒店管理层自XX年年初开始，即对酒店整体规范与标准作明确规定，相继出台了相关程序化、规范化管理文件。
在目标考核方面，一方面按照已出台的考核实施办法进行考核，另一方面每月每季度召开上月/季度工作总结会，针对制定的工作计划，总结实际实施进度，提出需解决的问题，使各项工作落实到人，也以此作为对各部考核的依据。
三、研究并掌握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制定市场拓展及价格体系，适时提出阶段性工作重点，并指挥实施。
市场的变化与酒店的发展息息相关，俱乐部正是基于此紧扣市场脉博，及时提出各阶段工作重点：
一月份制定XX年商务散客、长包房、会议团房、旅行社团散房价格及合约版本。
二月份策划情人节活动及推广工作，加强财务管理，制定仓库管理制度，实行总机与服务中心分开管理。
三月根据季度转变调整金海悦大厅A、B区优惠政策，减少赠送，完善C区的服务功能。狠抓营销工作，落实酒店营销计划，做好或销任务分配。制定西餐厅的工作流程及奖罚制度。制定格兰德会员卡章程。
四月完善酒店部门岗位职责修订，起草酒店各部门工作程序，开展游泳池的开业筹备工作，完成对西餐厅天台的布置。组织营销人员进行钻石卡、优惠卡的销售，策划母亲节活动。
五月编制新菜牌，做好季节菜的转换，改变中餐C区服务功能推出行政套餐，加强对游泳池的销售工作，对客房浴室渗水维修，西餐厅包房天花、墙纸发霉维修，中西厨地面修补，中餐空调尘网清洗。完成经济大厦东外墙户外喷绘广告的制作。策划六一儿童节的优惠活动。
六月重组中餐人员编制，续聘优秀营销人员，开展端午节、儿童节应节活动，调整西餐厅暑期出品，完成酒店宣传册的订印。
七月份酒店为节约成本，实行部分物资自购，中餐增加新菜式的推广，西餐推出精选下午茶、夏日倾情饮品。客房增加可售卖毛巾，对客房一次性用品进行颜色区分。开始对客房的渗水维修。
八月对酒店电梯喷画进行更换，对中央空调及锅炉进行水处理、清洗，重新订制客房一次性用品。 九月根据中餐经营情况及时停止了中餐营业，并围绕中餐停业做好员工遣散、供货商物资退货及资产盘点工作。同时西餐厅开展了以登高赏月为主题的中秋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十月做好十一黄金周的接待工作，同时由于高交会的举行，及时调整了房价，提高了营业收入。为节能降耗，制定秋冬季节中央空调开放时间。
十一月完成酒店部分制服的更换工作，同时对客房风机盘管进行清洗，同时为改善员工住宿，将员工宿舍由莲塘搬至上步，取消了员工班车。
十二月进行了办公室搬迁，同时以圣诞节为重点，对酒店进行全面布置与策划，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五、负责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督导酒店的培训工作。
酒店中层管理人员为酒店的中坚力量，培养酒店自己的优秀人才，需要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和对优秀人才能力的肯定，人格的尊重。目前酒店采用用人的原则为量才适用，让贤者居上，能者居中，智者居侧，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本着对下属负责的态度，加强监督，加强约束，加强管理。
培训工作对于酒店适应环境的变化、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满足员工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提升酒店的效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技能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减少失误，降低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员工更高层
次地理解和掌握所从事的工作，增强工作信心。为此，俱乐部在XX年度开展了大量的培训工作，要求各部门每月制订培训计划，以第二季度为例，累计培训时间为242.5小时，其中四月份为101.5小时，五月份为67.5小时，六月份为73.5小时。部门平均培训课程在6节/月，人均月平均培训课时约8小时，接近优秀企业培训课时指数的中上水平。
酒店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培训师制度，人力资源部加强了对基础培训师的能力指导训练，集中组织了“培训技能实践课程”和一些基础的管理知识和专业知识课程。加大培训考试的力度，组织编制西餐、前厅、管家、财务收银等部门各岗位试卷共12份。为将来实行各岗位转正、调职、晋升等考核打下基础。
六、发动广大员工群策群力，搞好民主管理工作；关心员工生活，不断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
1、设立总经理信箱，建立起员工与总经理沟通的渠道。总经理信箱设立以来，俱乐部全年共接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共投诉12件（见下图）： 针对员工提及的工服问题，当即要求管家部订制工程部夏天制服。
针对对个别部门、员工的投诉及员工申诉，酒店立即开展调查，及时清理不合格人员。
针对员工普遍反映伙食差、上下班不方便等意见，俱乐部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及时调整了员工宿舍，将员工宿舍由车程半小时到达的莲塘搬至上步工业区，目前员工上下班只需步行十分钟，不受班车时间限制，员工休息得到了充分保障，获得员工充分肯定。
其次，员工伙食也是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原承包给正和丰餐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该餐厅提供给员工的大多为售卖区剩余积压的食物，不仅味道差，甚至出现变质食物，员工普遍反映吃不饱、吃不好，工作情绪受影响，也是员工流失率高的原因之一。为改变此状况，俱乐部领导层经商议，决定在26楼办公区自行开办员工餐，自12月6日开餐以来，由于食物干净卫生、味道可口，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
再次，针对今年以来深圳市特区对劳动法的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强，俱乐部加强了员工用工手续和劳动合同的管理，并按照相关法规给每个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这样虽然会造成工资成本的小幅度提高，但对于提高员工归属感、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看到俱乐部的人员流动率在12月份达到了最低，仅为4%。并逐渐建立了一条快捷有效的员工与总经理沟通的渠道。
2、根据已有条件尽可能开展员工文化活动，分部门组织员工至大梅沙、梧桐山活动、召开员工茶话会等，增强企业凝聚力。每月召开员工生日会，以大家庭的形式为当月生日员工庆贺，给予诚心的祝福，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3、定期编制出版酒店内刊《格兰德之窗》，按月更新员工宣传橱窗，建立酒店与员工沟通的桥梁。
?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
XX年7月14日，受王宾董事长及达声总部领导的委派，本人负责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筹建工作，由于前期遗留问题较多，各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使工作顺利进入状态，本人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解决前期工程遗留问题，组织图纸会审，重新确定思路，加快主体工程建设，目前各项工程处于收尾阶段。
由于前期人员变动及部分合作商沟通不畅，各项主体陷入瘫痪状态，工地停工，员工情绪动荡。在此情形下，本人意识到只有立即解决前期遗留问题，加快主体建设，才能推动筹建工作的进展，稳定民心。在王宾董事长及总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本人组织人员进行图纸会审，重新确定思路，解除不合作装饰公司合约，吸引有实力、有资质、有经验承建商共同合作，现已完成以下几项主体工程： 1、弱电工程：电话线、视频线、网络线铺设；消控室和总机房静电地板项目。有线电线设施完成90%。目前唯有卫星接收系统项目处于洽谈中。
2、设备工程：完成空调主机安装、水泵安装、锅炉、别墅热水器的安装。目前未完成项目有电源、煤气设备。
3、装修工程：完成别墅外墙油漆及90%别墅装修；主楼装修完成90%（包括水、电、地、墙、天花）；酒店外墙大理石完成80%。
4、其它工程：完成栏、别墅中间艺术长廊、酒店广场、店标石。园林工程、海边休闲凉亭完成90%；酒店停车场完成90%；酒店喷水池完成90%；草地照明完成90%；
二、广布信息，开展各类招标活动，对各类设备、用品、材料选样及机器设备选型，并签定合约
在上述主体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同时，各类设备、用品及材料选样及机器设备的选型也紧锣密鼓地开展。在与王宾董事长及合作方相关领导沟通下、辅以自身多年酒店行业经验，进行选样定型。在供货商的选定上，采取招标办法，在招标过程中，严格坚持了公正、合法、平等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坚持了资格审查，实地考察，小组审议，上报批准的工作程序与供货商签定合约。目前中央空调、厨房设备、绿化工程、燃气工程、客房门锁、清洁机器、员工服装、客房用品等一系列合同已签定，共计合约50份，合同总额达1802.6万元。（附已签合同明细表） 三、确立人员编制、架构，分步有序进行人员招聘，保证人员储备，加强人员培训
XX年8月，酒店确立全体人员编制为307人。结合酒店特点搭建组织架构，制定人员工资标准体系。目前亚洲海湾大酒店确立为总经理领导下的各部门相互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在人员的招聘上，为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进行，节约控制人力成本，海湾大酒店采取分步有序，逐步到位的办法进行人员的招聘。对于职位缺口较大的部门，采取了多种的招聘方法来尽快补足，除了人才市场招聘、劳动力市场招聘外，还通过网上招聘信息，请劳动职业介绍所帮忙信息和推荐人员，通过劳动局关系和同行协助寻找和推荐酒店所需的人才等方式，目前酒店到职人员共222人，主要为：行政办7人，财务部28人，前厅部32人，管家部36人，餐饮部36人，营销推广部9人，人力资源部5人，厨房31人，采购部3人，工程部10人，保安部25人。以上数据未包含XX年元旦后入职的部分员工和已经落实的四十名实习生。
目前与与酒店签定“校企合作协议”的大中专院校有“天津商学院”、“厦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学校”等三所。实习期从XX年1月3日至XX年6月30日止。本批实习生都是经过人力资源部挑选和相关部门面试，从中挑选的，基本上都达到了酒店培训的要求。
在所有实习生入店实习后，人力资源部除了作好完善的食宿、津贴及工作安排外，还将与每位实习生签定“实习协议”，用以保证我们酒店实习生的稳定性。现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的学生已经来我酒店开始实习了。酒店现有的员工人数已经达到编制（307人）的85%左右，已经能够保证酒店试营业的员工数量，除了管家、餐饮和工程等三个部门因酒店是逐步开业而不需要按编制全部到位外，其他部门的员工均已达到部门人员总数的96%以上。接下来，由于已经临近年关，人力资源部主要通过知会同行，了解过后一些高星级酒店欲跳槽的人员的去向，为我们酒店所需人员做好后备人选。
为了能够跟上酒店进行试营业时新入店员工的培训，海湾大酒店着手开展了两次共八节培训课，对所有已入店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酒店软件和硬件的介绍、酒店的仪容仪表规范、礼貌礼仪的重要性、酒店英文、个人素养、职业道德、消防安全知识及全员销售技巧等，不仅从全方位加强了员工对酒店的认识和拓展知识面，也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规范管理，完成建章立制，实现办公电子化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亚洲海湾大酒店已制定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以及操作流程。全面完成中餐、西餐、大堂吧的标准成本菜单核算。全面清查酒店资产，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实物台帐及制度，保证酒店资产的安全。完成财务后台电脑软件的初始化工作，保证电脑建帐使用的稳定性。
五、确立市场定位，加强营销推广，开展市场调查，提高酒店知名度，
随着旅游经济的复苏，厦门星级酒店逐步完善与增多，并陆续有国际品牌酒店进驻，厦门酒店行业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根据本酒店情况，确定酒店的市场定位为商务旅游度假酒店，客源定位为跨国企业、外资企业、大型企业、政要客人、本地公司及海外公司等层次与消费能力高的群体。为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酒店组织营销人员开展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调查、上门拜访与洽谈沟通，对环岛内高级写字楼及各家国际旅行社与网络订房中心商谈合作。目前已签协议单位有419家，旅行社56家。
通过开展对各大型企业、跨国集团、外资企业、上市公司的重点销售回访，得到反馈信息有：亚洲海湾大酒店定位五星级酒店较合理，房价也可以接受，地理环境得天独厚，适合接待高级客人。别墅型酒店在厦门少有，较有吸引力。旅行社及网络订房对亚洲海湾大酒店也非常感兴趣，已有多家旅行社来参观酒店并表示满意，以后将把日本、韩国、欧美等国团队安排亚洲海湾酒店。这说明各企业、旅行社对酒店的期望值较高，将酒店定位为高档、集商务、休闲一体商务旅游度假酒店的思路是正确的。
近期一系列文献表明，家族控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控制性家族往往采用金字塔。结构(pyramidalstructure)①控制集团中的各个公司(LaPortaetal.,1999;Claessens,DjankovandLang,2000;FaccioandLang,2002;BarcaandBecht,2001;Khanna,2000;Attig,GadhoumandLang,2003)。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证券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我国这些民营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多采用金字塔方式对企业集团内的各个公司进行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Fan,WongandZhang,2005)，许多集团甚至通过金字塔结构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系（例如“中科系”、“德隆系”、“格林柯尔系”、“农凯系”等）。金字塔结构可以使控股股东用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取较大的控制权，并便利形成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Morck、Wolfenzon和Yeung(2005)甚至大胆地推测，由于金字塔的乘数效应，少数富豪家族可以通过金字塔实现对一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并从自身利益出发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然而，结果不能作为原因，金字塔结构为何存在？这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引起各方关注的问题截至目前仍悬而未决(AlmeidaandWolfenzon,2006)。本文将结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所处的金融发展环境，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金字塔结构所造成的控制权(votingrights)与现金流量权(cashflowrights)的分离，以及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然而，这些研究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控制方式（例如交叉持股）在形成两权分离中的不同作用，也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方式（例如平行结构）在形成内部市场中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方式，金字塔结构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下，缓解融资约束。这是因为，与平行结构相比，金字塔结构可以产生杠杆效应，通过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进而增加企业集团控制财富的规模。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这种杠杆效应越大。例如，在民营企业集团中，控制集团往往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贷款，以贷款再去成立或收购其他公司的股权，这时的企业集团就表现为金字塔结构。进一步，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担保及重复担保的方式获得贷款③。然而，质押、担保仅仅是企业获取贷款的方式，金字塔结构才是企业集团扩大信贷规模的关键。
本文认为，上述解释对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受到较大约束的中国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经济已经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在尚不完善的各种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无论在债务融资还是权益融资方面都受到更多的体制性歧视（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周国良，2007），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④。因此，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缓解融资约束。不发达的借贷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地区与行政双重分割的商业银行借贷体系则为民营企业通过金字塔结构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以我国深沪两市2003～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即IPO）的8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提供了支持上述解释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集团的金字塔层级越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越大，越可能构造更多的金字塔层级。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关于金字塔结构的成因给出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解释，对已有文献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次，本文为外部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近年来，以LaPorta等(1997；1999)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将制度环境引入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内生性反应，并提供了跨国比较的经验证据。本文针对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比较分析，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之间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对已有的跨国比较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也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可以运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取较多的银行贷款，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该结论意味着对集团客户整体借贷风险控制的必要性⑤。另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金字塔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制度诱因，只有进一步健全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才是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对样本和数据特征进行描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及相关分析在第五部分给出；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认为在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下，控股股东通过设立金字塔可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进而通过“掏空(tunneling)”或“防御(entrenchment)”来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Bebchuk,KraakmanandTriantis,200;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但这一解释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采用金字塔的形式而不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例如交叉持股）？已有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金字塔结构比交叉持股更普遍(LaPortaetal.,1999)；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会产生严重的问题⑥，金字塔的形式为何还会普遍存在？因为，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小股东会给予很高的折价，从而使控股股东承担成本(JensenandMeckling,1976)；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AlmeidaandWolfenzon,2006)。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形成企业集团⑦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Khanna和Palepu(1997,2000)认为企业集团形成的内部市场可以形成对外部不完善市场的补充（如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提出了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支持与掏空”理论，他们指出，当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利时，控股股东会通过向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以支持上市公司。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企业可以利用集团的资源作为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战略手段(CestoneandFumagalli,2001)。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企业会选择金字塔结构而不是采用平行结构，因为采用平行结构同样可以形成企业集团，实现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补充。
注意到了以上研究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Fan、Wong和Zhang(2005)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提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同时，该文对国有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也给出了与以上迥异的解释，认为国有企业设立更多的金字塔层级的目的在于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Almeida和Wolfenzon(2006)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以及平行结构的形成原因，他们认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地区金字塔具有融资优势和收益优势，因此会更广泛地被采用。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大多是从控制权私利或内部市场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权益融资形成的问题。LaPorta等(1999)指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可能是由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结构决定的。在“银行主导(bank-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债务融资，从而使控股股东没有动机通过出售股权来获取权益融资，同时也让政府没有动机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在“市场主导(market-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权益融资，迫使控股股东放弃控制权进行权益融资，而且在这些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就变得相对重要。所以，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更加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的企业依赖债务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解释⑧。
然而，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的来源主要是债务融资，而且是短期债务融资(FilatotchevandMickiewicz,2001;Giannetti,2003;Fan,TitmanandTwite,2003)。另外，在企业集团中往往只有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其他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对于集团中的非上市公司来说，由于无法在权益市场获取权益融资，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鉴于债务融资在企业融资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解释金字塔结构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外部融资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是证券市场上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而在中国，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系统，都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前者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而后者的贷款主要发放对象是国有企业。
中国在1990年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并随后取得了迅速发展，2002年底，其资本总量已经在世界排名第11位。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其发展速度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相吻合⑨。截至2005年底，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只有1422家，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个人）只有381家。而且中国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在资本总量还是在交易量占GNP的比重上都远远小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LaPona等(1997)用49个国家的样本对证券融资占GN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发现平均水平是40%，而在中国这一比重只有16%(Allen,QianandQian,2005)。
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在企业外部融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证券市场在中国企业融资中的作用仍远远小于银行系统。并且，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和内部交易，导致证券市场在分派资源方面效率低下(Allen,QianandQian,200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底中国企业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累计融资为6700亿元人民币，债券融资只有860亿元，而银行贷款却高达99370亿元。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融资只占企业全部融资额的10%～20%(Fan,RuiandZhao,2006)。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系统比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地位要重要得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11%，甚至高于德国的水平(0.99%)。然而，如果只考虑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下降至0.24%，这表明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被发放给了国有企业。
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比如融资渠道、市场准入等。Brandt和Li(2003)指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劣势地位。Fan,Wong和Zhang(2007)也指出，中国有关法规对待民营企业是不公正的，其中包括对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条件更苛刻，而且中国的金融部门同样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刚开始发展，存在众多不规范之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而金融机构事实上还存在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贷政策偏好的差别；(2)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耗时过长，致使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3)民间借贷风险大、成本高；(4)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形成，担保机构少，品种单一，制度不健全，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5)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加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缺失，造成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惜贷”和社会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惜投”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比国有企业更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企业很难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方式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外部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或朋友借款，以及私人贷款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平行结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杠杆效应（或乘数效应），这里的杠杆效应是指处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控股股东可以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控制大量的外部资金，包括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即使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仍会增加整个企业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控股股东的财富效应，金字塔的链条越长，控股股东用同样财富控制的资产规模就会越大。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假如，控股股东拥有的财富为100，假定银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向公司贷款的规模不超过其自有权益资本的规模，并假定公司的外部权益融资为0。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其100%的股份，A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00，则A公司的总资产为200；然后，A公司以其50%的资产去投资B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每家公司对外投资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不得超过50%），仍占其100%的股份，B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同样为100，则B公司的总资产也为200。在该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控制了400(200+200)的总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平行结构），若仍保持100%的控股地位，然后，再通过A、B两公司向银行贷款，由于最高贷款额度均为50，在该种情况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了200(100+100)的财富。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控股股东持有100%的股份⑩，即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字塔结构仍然可以发挥杠杆效应，扩大整个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
当金字塔结构中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时，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会更明显。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该公司50%的股份，则A公司的资产为200；然后，A以其50%的资产进一步去投资B公司，仍占其50%的股份，则B公司的资产也为200；A、B两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均为200，其资产均扩大至4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可以控制800(400+400)的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若仍保持50%的控股地位，则A、B两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100；A、B两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贷款最高额度均为100，其总资产均扩大至2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400(200+200)的财富（刘启亮、李增泉、姚易伟，2006）。这个例子只分析了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当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进一步增加时，这种杠杆效应会更加显著，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的差异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进一步，我们从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角度来分析金字塔结构的债务融资优势。继续以上面提到的A、B公司为例，两个公司的总资产均为200，而且资产负债率保持50%，假设A公司持有B公司的权益比例为，如果母公司的合并报表只需要抵消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权益（不存在其他抵消会计处理），则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表示为200/(400-100)。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为0时，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50%；随着的上升，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也会上升(11)，当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的权益时，资产负债率上升为2/3，高于单个公司的50%。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集团中单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变，金字塔机构的杠杆效应仍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也随之上升。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银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企业集团新设立的层级还能不能获取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国有银行监管一处课题组(2003)对于4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信贷关系的69家企业集团的调查统计表明，目前的企业集团信贷管理制度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各分行对企业集团主要是通过实施统一授信来控制和防范风险，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集团的所属关系比较复杂，集团成员增加迅速，银行无法掌握集团（关联）客户整体情况。因此，银行往往更关注对每个具体的借款主体进行授信管理，集团统一授信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另外，银行与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系统无法有效控制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预计企业集团仍有动机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借款规模，而且通过相互担保、粉饰报表、抽调资金等方式增加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使金字塔的杠杆效应发挥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以下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会越高。
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显著相关的。Rajan和Zingles(199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通过减轻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加容易的获取外部资金(Demirguc-KuntandMaksimovic,1998)，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Love(2001)对金融发展在减轻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会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江伟和李斌(2006)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其他投资机会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提供了金融发展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鉴于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企业能够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获取更多的外部债务融资，进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因此，通过验证是否在融资约束更强的地区存在更多的金字塔层级就能为本文的解释提供经验证据。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来讲并不发达，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特征
1.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深沪两市2003～2006年IPO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根据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确定的，只有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一个或几个），我们才认为该公司是民营上市公司。选择2003～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为，2003年以前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无法取得。根据2003年最新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12)，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根据对民营企业的定义，本文共选取了97家样本公司，剔除其中一些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存在大量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以及一些实际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最终确定了88个样本公司，其中2003年有16家，2004年有39家，2005年6家，2006年27家。这种各年分布并不均匀的情况，与2003年到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很大关系。
本文需要验证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无法取得，本文对此关系的研究只追溯到上市公司，即以上市公司作为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而对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之间关系的验证则可分别追溯到上市公司与最终控制人。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及年报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金字塔层级数据根据招股说明书中以方框图形式披露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手工整理得出；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有关财务数据均来自招股说明书。
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Depth)数据，包括我国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另外，本文使用的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等来自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另外，本文所采用的其他变量的数据全部来自“Wind资讯”，其中公司财务数据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数据，即如果一家公司2003年上市，则采用的财务数据截止日期为2002年12月31日，依此类推。
2.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
(1)金字塔层级
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在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结构中，控制性大股东位于金字塔最顶端，上市公司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然而本文的数据统计发现，大多上市公司处于金字塔结构的第一层或第二层。上市公司所在层级情况如表1所示，处于第一层的上市公司有31家，占35.23%；处于第二层的有52家，占59.09%；而处于第三层的只有5家。
对金字塔层级的计算，参照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如果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存在多个链条控制关系，则选用最长的控制链，然后用最终控制人与该公司之间的层级数代表该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当最终控制人只控制一层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之间存在另外一家公司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对于上市公司所控子公司的层级数计算也参考这一方法，当上市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只有一层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
通过此方法，本文计算了所有样本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表1给出了这些样本公司的层级数统计情况。从表中看出，在所有88家样本公司中，4家(4.55%)被最终控制人直接控制，30家(34.09%)公司存在两层的金字塔结构，44家(50%)公司存在三层的金字塔结构，10家(11.36%)公司存在四层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看出，金字塔结构在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两层与三层的金字塔结构是最普遍的。这些特征与Fan,Wong和Zhang(2007)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若以上市公司作为最顶层的公司，由表1可以发现，不存在控股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有12家，仅占13.64%，有64家(72.73%)的上市公司控制了一层子公司，另有12家(13.64%)的上市公司控制着两层子公司。
另外，本文样本中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控制，如果追溯到家族而不仅仅是最终控制人，这些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例如威尔科技(13)(0020016)所在的企业集团，由家族共同持有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100%，再由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威尔科技60%，所以控制家族的控制权并没有超过现金流量权。表2给出了本文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情况，可以看出，当追溯到整个家族时，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为0.85，全体样本的偏离程度为0.88。可见，本文样本中民营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债务融资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融资约束
本文使用金融发展程度来度量各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主要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Goldsmith,1969)。国内一些学者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时也仿照这一做法，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从4个角度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程度，包括：(1)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2)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3)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各地区其他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4)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获得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GDP的比值。
其中前两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度(Depth)，第三个指标用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第四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对于这些变量，本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指标，如2003年上市的公司，采用2002年的指标，依此类推。但由于2005年的金融发展深度数据无法取得，本文采用最近年度即2004年的数据作为2005年该指标的近似度量。从表4的描述统计中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以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为例，该指标的均值为1.25，最小值为0.71，最大值为2.40。这一统计结果与卢峰和姚洋(2004)以及江伟和李斌(2006)的统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3)负债比率
对企业负债率的高低本文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由于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且，在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来相互占用资金，在报表上表现为应付款项的增加。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以及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SDA)来衡量企业的负债率水平。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企业集团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获取债务融资。表4列出了本文样本公司的负债率指标的统计描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二）模型设计
1.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为了检验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负债率会越高，本文提出模型一：
其中，被解释变量负债率(LEVERAGE)包括总资产负债率(TLA)，银行借款／总资产(TDA)，长期借款／总资产(LDA)，短期借款／总资产(SDA)4个指标；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因为无法获取非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财务的合并报表数据，因此对于这部分检验，我们的研究样本只限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
参照已有的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郭鹏飞、孙培源，2003），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因素、行业因素与宏观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公司的成长性(GRT)、净资产报酬率(RO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所在行业(IND)以及制度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ET)。
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即净资产报酬率越高，公司会有更多的内源融资，因而资产负债率越低，本文预计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报酬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可能更多的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因此本文预计负债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于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
2.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为了检验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本文提出模型二：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分别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两个方面。解释变量(INDEX)包括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
LaPorta等(1999)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解释股权集中与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Almeida和Wolfenzon(2006)也指出，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金字塔结构的链条会更长。因此，本文的模型中引入了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aw)，作为对投资者保护程度度量，并预计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Fan,Wong和Zhang(2007)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因此，本文引入了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Wealth)这一控制变量，并预计符号为负。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权益报酬率(ROE)、公司规模(SIZ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和公司所在行业变量(IND)。由于目前研究金字塔层级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本文预计以上这些变量会对金字塔结构的层级产生影响，但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表4为本文主要连续型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五、结果及分析
（一）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1.单变量分析
表5描述了按层级数进行统计的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由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其他几个负债率指标高度相关，且统计结果基本相同，因此表5只列出了层级数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的统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层级数为1的样本有16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平均值为0.21；层级数为2的样本有63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0.27；层级数为3的样本有9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率高达0.32。这些统计结果初步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整个企业集团的负债率越高，金字塔结构发挥了债务融资的杠杆作用。
2.多变量分析表6是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行业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越多，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TLA)越高，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另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整个集团的银行借款(TDA)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子公司获取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建立的层级数越多，从银行获取的信贷总额也就越大。并且进一步证据表明，短期借款比率(SDA)与长期借款比率(LDA)分别与金字塔层级呈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的单尾检验（这种较弱的显著性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数量太小有一定关系）。该结果说明，建立金字塔层级越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
总之，表6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一，企业集团设立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该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越多，这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同时也说明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放大整个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来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二）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1.单变量分析
表7给出了各个省份的样本分布以及相对应的金字塔层级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融资约束较强的省份，如广西，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多，平均为2层；而在融资约束较弱的省份，如北京，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少，平均仅为1.25层。如果按金融发展程度把样本公司分成三部分，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0.77，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2；第二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04，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1.94；第三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77，金字塔层级平均数为1.81。该结果初步表明，在融资约束越强的地区，企业集团有更强的动机建立复杂的金字塔结构。
2.多变量分析表8和表9是运用模型二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其中表8中的企业集团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9中的企业集团则进一步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如表8所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与行业等变量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金融发展程度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PD)与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指标是显著的，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15%显著水平的单尾检验。表9是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金融发展程度指标都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3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金字塔层级数显著负相关。这一系列结果表明，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就会越多，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二。
在控制变量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与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并不支持已有的投资者保护与金字塔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另外，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该结果并不能完全支持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结论，即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越多，所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会越少。这说明，尤其是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从投资者保护或者权益融资的角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规模(Size)大体与层级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ROE)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对金字塔层级数的影响不稳定，只有在整个企业集团的分析中，分别与层级数呈显著的负与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表8和表9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企业存在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的企业会设立层级更多的金字塔结构。结合对模型一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企业集团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来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三）进一步研究
金字塔结构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规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然而，另一方面，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增加了企业集团整体的信贷风险，也增加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成本。因此，金字塔结构整体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字塔结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检验了企业经营业绩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衡量，主要引入了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会计业绩，用资产净利率(ROA)来衡量；一是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用公司上市首日的市场回报率(DRETURN)与公司上市后一年的年累计收益率(YRETURN)来衡量。其中，年累计收益率由该公司的月收益率计算得出，由于2006年上市的公司上市不足一年，无法计算年累计收益率，因此在该部分的分析中本文只得到55个样本。
表10为本文对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ROA)与市场表现(DRETURN和YRETURN)均与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层级越高，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越差，包括会计业绩与市场表现。这一经验证据表明，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并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正面的效应。当然，本文提供的这一证据较为简单，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并不能完全反映金字塔结构的特征(14)，本文还使用了加权层级数(WLAYERS)对本文两个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具体来讲，本文以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级的总净资产(15)规模为权重，对金字塔结构层级数进行加权平均，这一指标把金字塔结构层级长度与宽度结合在了一起。以上市公司600352所在企业集团为例，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层级数为3，其中第一层总净资产为30321.93元，第二层总净资产为7885.54元，第三层总净资产为850.80元，计算其加权层级数为(30321.93×1＋7885.54×2＋850.80×3)／(30321.93十7885.54＋850.80)，即1.25层。表4的描述性统计中给出了按这一方法计算得出的上市公司所控制企业集团的加权层级数统计情况。
表11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加权金字塔层级数(WLAYERS)与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
表12和表13分别列出了融资约束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表12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13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可以发现，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和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个指标均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也都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单尾检验；当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时，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些结果与表8和表9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表明前文关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结构的分析和结论是稳健的。
为了避免内生性的问题，即企业集团的整体负债率可能也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即把模型二中金字塔层级数的预测值代入模型一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4。从中可以看出，预测层级数(PLAYERS)与负债率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通常与当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即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弱（樊刚、王小鲁，2004），因此，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债务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较弱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可能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包括借贷资金支持在内的各项资助，从而可能会弱化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16)。但是，由于该因素对金融发展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正好反向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从而会弱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即该因素会导致我们更难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公司金字塔结构层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市场化程度通常与政府干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在研究模型中加入的市场化程度(MARKET)这一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该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考虑到该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结论
产权理论认为，制度是解释组织结构的逻辑起点。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解释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认为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放大了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从而更能适应存在融资约束的金融市场环境。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权集中与债务融资依赖往往是并存的，而且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基于以上两点，本文的解释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以我国证券市场2003～2006年间公开发行股票的88家民营企业集团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首先，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该结果说明了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其次，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层级也就越多，这表明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该发现对金字塔结构的权益融资解释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由融资约束诱致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银行对企业集团的借贷风险，因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企业集团的融资行为，并完善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以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有研究表明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的企业集团会阻碍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甚至通过游说政府，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变革(RajanandZingales,2003;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因此，进一步研究金字塔结构是不是低效率的，是适应了外部的金融发展环境还是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注释
①金字塔结构指拥有某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而这一家公司又持有另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这一过程可以被多次重复。与金字塔结构相对应的是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指一家公司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而这些公司不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
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民营上市公司数为212家，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4强，其总市值占沪市的11.34%，流通市值占沪市的16.28%（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
③由德隆系上市公司的公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上述现象。德隆集团除了通过上市公司直接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上市公司以贷款担保、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其中，新疆屯河有2.9亿元大额存单被质押，对外担保约8.58亿元，9.96亿元资产被抵押；合金投资被集团其他公司占用资金1.8亿元，未披露的担保4.82亿元，其控股子公司1.44亿元国债被德恒证券挪用；天山股份对外担保超过2.5亿元，3亿多元表外银行贷款被用作委托理财；重庆实业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5.11亿元，占净资产的183.8%，其中逾期担保1.08亿元。可以看出，在这些被占用的资金中，上市公司自身的资金只占少数，多数的资金是通过担保的形式，由德隆的其他关联公司从银行获得。
④当然，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来自于民营企业内部。例如，有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自身信用和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是造成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内部原因（《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4》第357页）。
⑤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文件包括：银监办发(2003)69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防范关系人贷款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的通知》、银监会2003年第5号令《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04)51号文《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
⑥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越大，股东和外部小股东的问题会越严重(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2)。
⑦这些企业集团通常采用金字塔结构。
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同时存在比较发达的权益市场与银行系统。
⑨2001～2005年，中国的GDP以约每年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却陷入了长期低迷。
⑩Laporta等(1999)并未考虑金字塔结构中的全资子公司。
(11)随着的上升，母公司从外部获取的权益融资减少。因此，金字塔结构中的上一层级持有下一层级的股权比例可能是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金字塔结构中的股权集中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一解释进行展开论述。
(12)2003年3月24日中国证监会重新修订和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2003年修订）》第五节第三十九条规定，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13)资料来源：2004年招股说明书。
(14)例如，若最终控制人以相同的资产来构造相同层级的金字塔结构，资产在各层级的分布就会对其吸收的外部资金产生影响。在维持集团内各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同的情况下，分布在底端的资产越多，整个集团吸收的外部资金越多。即，公司对外投资占其净资产的比重越大，该公司通过子公司获取的外部借款越多。
关键词：国民收入；收入分配；格局；测算
中图分类号：F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008-09
一、引言
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以生产为起点，先后经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形成连续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商品必须在一定阶段发生价值形式与物质形式的相互易位，这就构成社会再生产一个特定的阶段一交换。而作为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的收入分配，价值与价值不可能相交换，因而收入分配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交换阶段。熊彼特提出应该对国民收入从生产、分配、使用三个角度同时进行分析，把国民收入分配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从生产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各生产要素依据自己对生产的贡献应得的份额(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从分配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各收入主体最终得到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亦即经过一系列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之后，各收入主体最终得到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及其相互关系(主体收入分配格局)；从使用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国民收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国民收入使用格局)。
相对于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缺失，从分配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对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成为公有经济收入格局研究的全部内容”(范一飞，1993)。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总产品分配前应有六项扣除，积累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职能，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马克思等，1963)。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解，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四均直接掌握和全面控制了国民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可以集体做，在社会分红之前扣除一部分国民收入，或者把它交给个人储蓄，或两种方法合用。但是集体积累肯定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形成的主导形式”(Lange，1936)。经典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经济利益，把劳动者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结合起来，使每个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许涤新，1987)。因此，“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1999)是国民收入分配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传统公有制经济中要素收入格局的隐蔽性使其退居次要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了主体收入格局的重要性。
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是关键，但由于各收入主体所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可支配收入)份额及其相互关系是分配的最终成果，它集中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全过程收入流转渠道、数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各分配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向前它承继了国民收入的生产、交换、分配，向后则开启了国民收入的支出、使用(消费、投资)以及国民收入的新一轮循环。因此，最终分配格局能最充分、最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不能不是国民收入分配研究和分析的重点。因此，本文所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主体收入分配格局，亦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一个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简单而可行的方法，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测算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1978-2006年间连续一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成果，第三部分提出测算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法和依此方法测算的结果，第四部分为本文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验检验。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主要成果
众多学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测算了1952年以来中国的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其中，石良平(1994)测算了1952-197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额，胡海峰(1994)测算了1952-1977年个人可支配收入份额。学者们对中国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集中于1978-1998年这一时期，而以国家计委课题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郭树清等(1991)将初次分配中的政府收入界定为间接税与事业行政单位预算外收入，居民的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全国抽样调查数与农村人口的乘积加上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全国抽样调查数与城镇人口的乘积，企业收入为国民收入总量减去政府和居民收入。他们将再分配过程完成之后的收入分配格局定义为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但从其定义上看，他们所指的最终分配格局亦即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因为在他们的定义中，在再分配过程中各收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从其他收入主体那里转移过来部分收入，作为初次分配收入之外的增加收入，同时各收入主体也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将初次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出去，成为其他收入主体初次分配收入之外的增加收入。范一飞(1993)注重从国民收入流程中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他的各主体拥有的收入内涵与郭树清等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基本上按照同样的方法对中国1978-1991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测算。郭树清和范一飞等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和不严格的收入项目界定，从而大大高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低估了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应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也是不准确的。例如，他们没有将全部预算外资金计入政府收入，“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原则上应视为政府部门转移收入，但根据对预算外资金支出状况的分析，只应将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的一部分计入政府部门再收入分配，另外部分转移到了其他部门”(郭树清等，1991)。他们的政府部门转移支付的概念也比通常的转移支付概念宽泛得多，价格补贴、拨付的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资金、支农资金，而其向职工转移的职工福利既包括个人福利，也包括集体福利，既包括纳入统计体系的职工福利，也包括没有纳入统计体系的职工福利例如公车私用、社会集团消费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个人收入等。他们还将政府对企业亏损补贴的一部分归入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他们认为“尽管亏损补贴的直接承受者是亏损企业，但根据对实际发生的亏损补贴的行业分布情况判断，约60％的亏损补贴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企业生产或经营的商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企业被限制不能够通过提价或其他可能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避免亏损。这些政策
性亏损补贴的实际受益者最终来看仍是居民个人。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这部分亏损补贴算作对个人部门的收入转移”(郭树清等，1991)“。而按照他们的界定，居民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人口的乘积加上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与城镇人口的乘积，实际上只需加上居民的实物收入扣减转移支出即为可支配收入。
石良平(1994)区分了可支配收入分配与最终收入分配两个概念，最终收入是各收入主体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实际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其计算公式是：各收入主体的初次分配加上再分配净额，再加上各部门的折旧，即为该收入主体的最终收入。从这一概念出发，一个收入主体的最终收入应当包括该主体实际使用的、又拥有所有权的收入，也包括该主体具有使用权、实际使用的、但无所有权的收入。可支配收入不包括由于金融交易而获得的、不具有所有权、只具有使用权的那部分收入。在界定最终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概念的基础上，石良平等(1993)测度了1978-1990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石良平等研究的各收入主体的收入内涵符合可支配收入格局通常包括的内涵，因而也比较准确地测算了1978-1990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胡海峰(1994)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来源、分配及构成”表计算出1978-1991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及其占GNP的份额。个人货币收入是指居民个人在一年内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一切货币收入之和。由于居民个人还要缴纳各种税费，因此缴纳个人税费之后的个人收入称为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胡海峰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来源、分配及构成”表计算居民收入份额，是当时测算居民收入的通常做法，其测算也是较为准确的。郑京平等(1993)计算和评价了1978-1991年期间6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未说明计算依据和方法。杨斌等(1998)利用国民收入账户估计了1987-1996年的制度外收费规模。他们认为，中国现行财政收入的三大块即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都包含有数量不等的政府税外收费。要测算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就必须加总计算预算内、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中税外收费的数额，即：政府税外收费=预算内税外收费+预算外税外收费+制度外税外收费。政府制度外收费可用下列公式测算：
制度外收入=政府实际总收入-预算外收入
=政府购买性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包括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部分，政府消费的数据可以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政府投资的数据则较难获得，因为投资的资金可能来源于预算内、预算外，也可能是自筹资金。杨斌等将其分成两部分来估算，一部分是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中主要由政府投资的部分，另一部分为政府的盈利性投资，政府预算内盈利性投资可以通过加总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用于工业、农业、商业和建筑部门的数额，另外再加上流动资金支出的数额得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的实际数可分三部分来测算。第一部分包括在财政预算内开支的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及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第二部分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支出，根据典型调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为统计年鉴中所列工资数的一倍，用加倍后的数字乘以当年政府工作人员人数即得出其实际工资性收入总额。第三部分为科教文卫等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支出，此部分数值可直接将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相乘后获得。将政府的总支出减去经调整后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后就可以得到政府制度外收费的大体数额。杨斌等细致考察了政府收入中的制度外收入，从而使得政府的收入份额更加接近真实值。
在所有测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文献中，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该课题组测算了1978-1998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其1992-1998年的测算尤其令人信服。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一套初步的SNA口径的三者分配测算方法。1992年国家计委综合司曾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对象对1978-1991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分配关系进行了初步测算和分析，并与国家统计局一起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宏观分配测算方法，1995年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运用这套方法对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并将数据续算到1994年，第一次正式将“集体所得”改为“企业所得”(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2002)。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发表了中国1992-1995年的资金流量表。该表全面采用SNA体系反映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述测算方法的缺陷。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以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为分析基础，同时考虑到政府收入中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以及大量存在的制度外收入，详细而令人信服地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该方法首先以现行资金流量表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收入的三个分配过程：国内生产总值在国民与非国民之间的分配；国民总收入的形成及其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初次分配；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及其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其次，该方法详细考察了企业负担后的企业可支配收入和考虑农民负担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后计算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此外，该方法还调整了资金流量表的有关数据，“在初次收入分配测算中，我们对资金流量表中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和修正。现行资金流量表中1996年居民部门的增加值19576.2亿元，本部门劳动报酬16591亿元，生产税净额983.28亿元，据此计算得出的1996年居民部门其他虚拟收入2991.9亿元，大大高于1995年的610.31亿元和1997年估计的980亿元的水平。这个数据从平衡来看是不协调的”(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1999)。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热潮和系统考察，2000年以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进入低谷，多数学者的研究只是某一年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缺少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刘扬(2002)认为，从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来看，1998年政府所得比例为17.3％，企业所得比例为14.15％，居民所得比例为67.25％；与1992年相比，政府所得比例降低了1.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例提高了0.78百分点，居民所得比例降低了0.66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政府所得比例下降了16.6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例提高了3.04个百分点，居民所得比例提高了12.25个百分点。很显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基本稳定，政府、企业、居民所得份额虽略有变动，但变动不大，企业和居民所得份额的变动范围均小于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总体上看，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稳定在17％、14％和67％左右。他认为比较政府、企业、居民各分配主体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收入的增长并不协调。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果即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收入1992-199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5％，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2.43
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田卫民(200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市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口数，测算了1978-2006年的居民收入份额。该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出居民收入份额，具有可靠性。童大焕(2007)认为，2007年一年将近一半国民收入被政府“尽在掌握”。高培勇(2004)依据杨斌等(1998)的1987-1996年制度外收费规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03)的研究成果测算了1987―2000年中国政府的总收入，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依据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别，表2列出了上述学者测量的1978-1991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中，范一飞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最高，多数年份在70％以上，1988年为77.5％。郭树清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次之，1986年突破70％，1991年为75.3％。其他学者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均未超过70％。由于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同，因此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评价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存在很大差别。例如，石良平、胡海峰等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机理主要在于偿还历史欠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而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学者如郭树清、范一飞、严发如、周治玉、李晓超、李薇辉等则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是造成财政困难和企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已影响到下一步改革，必须扭转这种趋势。“个人部门收入的持续、大幅度扩张是贯穿于10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进过程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收入分配结构演变趋势的消极影响表现在：收入和资金越来越分散，不利于经济建设资金的筹集，个人收入过多导致消费膨胀(郭树清等，1991)
三、1978-2006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如上所述，由于缺乏统一的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法，各个学者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测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别，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截然相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方法。
(一)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必要
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研究和测算，但是他们都没有提供1978-2006年连续一贯的数据。
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并不包含2000年之后的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而2000年之前的数据也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数据，例如，石良平等(1993)测算了1978-1990年的数据，郭树清等(1991)测算了1978-1991年的数据。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测算了1978-1998年的数据，但该研究是分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两个阶段测算的，由于依据的测算方法不同，该研究测算的数据不能很好地衔接。如图1所示，在没有任何收入分配格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1991年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4％骤然升至21％，相应地企业可支配收入从20.6％突然降至12.7％，这种大幅度的突变只能表明其测算的失误。
由于缺乏连续一贯的数据，有学者将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数据拼接形成1978-2004年完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彭爽等(2008)引用石良平等1979-1988年数据，国家统计局1978年、1989-1991年数据，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估算了1992-2004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形成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各个学者计算分配格局所依据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因此拼接的数据并不能真正显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而且在两位学者数据拼接处出现剧烈变动。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方法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测量，例如石良平和胡海峰等测算了1952-197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整的数据，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具有可比性。实际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无所谓可支配收入，国家对其实行统收统支的政策，盈利全部上缴中央，亏损全额财政补贴，计算企业可支配收入并无实际意义，实际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仅仅存在国家和居民两极。因此，本文考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为1978-2006年期间的数据。实际上，依据国民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以测算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
1 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公式为：
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政府总收入-政府转移支出/GNP=(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政府转移支出/GNP (1)
中国政府的收入分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三部分。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的实际数可分三部分来测算。第一部分包括在财政预算内开支的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及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这几个项目显然属于政府转移性支出，数据可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第二部分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支出。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含工资、津贴、奖金等)乘以当年政府工作人员人数即得出其实际工资性收入总额。第三部分为科教文卫等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支出，此部分数值可直接将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相乘后获得。
鉴于制度外收入难以测算，因此本文假定制度外收入和政府转移支出相等，则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为：
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GNP (2)
2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人口总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乘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农村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数据，因此，可用下述公式测算居民收入份额：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CI×CP×RI×RP)/GNP (3)
式(3)中，cI和R1分别为城市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CP和RP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人口，GNP为国民总收入。
3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在国民收入的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加总，因此，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简单地按照剩余法测算，即：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1-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 (4)
(三)测算结果
按上述方法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表3所示。测算结果显示，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是下降的，2006年比1978年降低19.22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降低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管制的减少，经济逐步自由化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其中，1978年以来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减少，至1995年降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低水平，为15.04％，此后呈平稳增长的态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21.60％。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是上升的，2006年比1978年增长20.16个百分
点。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增长意味着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逐步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其中，1978年以来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减少，至1983年降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低水平，总体上出现亏损局面，为-2.28％，此后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33.87％。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保持稳定并微弱下降，2006年比1978年降低0.94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微弱下降意味着居民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其中，1978年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上升，至1983年上升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为63.09％，5年间上升18.62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积极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44.53％。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导致内需不振，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验检验
本文测算的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低估了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而高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因为在政府制度外收入隐蔽性大、难以统计的情况下，必然低估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应地，本文使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政府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企业和居民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小。
(一)与以往成果的比较
郭树清等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在1986年即突破70％，此后这一份额始终高于70％，1991年高达75.3％；范一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最高，1981年即达到71.6％，之后这一份额始终在70％以上，1988年高达77.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远低于70％，最高仅为63.09％(1983年)。
这一结论与郑京平、石良平、胡海峰等人以及国家统计局估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比较接近，但仍存在差别。例如，郑京平、国家统计局估算的199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分别为60.8％、65.4％，比本文的52.18％分别高出8.62和13.22个百分点。胡海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是上升的，由1978年的43.37％上升到1991年的62.97％。1978-1980年的数据与本文的结论一致，此后的差别逐渐增大，本文的份额最高年份1983年为63.09％，胡海峰的为53.69％，胡海峰的数据低于本文10个百分点；1991年胡海峰的数据为62.97％，本文为52.18％，胡海峰的数据高出本文10个百分点。国家计委估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也没有突破70％，1978-1984年的份额与本文数据十分接近，但国家计委认为1984年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一直是上升的，而本文认为1984年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趋势是下降的。1998年国家计委估算的数据为66.7％，本文为52.69％，国家计委的数据高出本文数据14个百分点。
(二)与资金流量表的比较
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与上述估算结果差别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配份额不同，本文与资金流量表的差别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在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分配份额不同。因为除1978年外，本文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结果比较接近，二者差别的焦点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尽管资金流量表统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没有突破70％，但明显高于本文的估算结果。1992年资金流量表的统计为67.7％，本文为49.47％，资金流量表高出本文18.2个百分点；2004年资金流量表的统计为57.8％，本文为46.0％，资金流量表高出本文17.8个百分点。由于二者对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估算比较一致，因此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存在不小差异的情况下，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也存在很大差异。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低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相对应，本文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高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结果，1992年资金流量表统计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13.3％，本文为23.0％，资金流量表低于本文9.7个百分点；2004年资金流量表统计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21.8％，本文为31.3％，资金流量表低于本文9.5个百分点。
(三)测算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本文itg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全部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测算方法具备科学性。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仅计算了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两项，这些数据均为《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由于计算了预算外收入，政府的收入份额高于郭树清、范一飞等人的估计结果即在情理之中。即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扣除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转移支付，亦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中国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转移支付除1978年、1979年、2005年和2006年略多于1％之外，其他年份均不足1％，如此之小的转移支付当然不能影响本文估计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结论。如果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果如郭树清、范一飞等学者的研究结论那么低，则不能解释一方面是政府财政资金紧张，不能维持自身运转，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一再膨胀，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增多的悖论。此外，本文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以及国家计委课题组的估算相一致。
收集和分析外国在美投资的研究机构,转变成了一个有权审查和决策辅助的机构。2007年7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2007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这一法案将CFIUS的地位法律化并稳定了CFIUS的审查程序。2008年1月布什通过一项行政命令扩大了CFIUS的成员构成,CFIUS 隶属于财政部,由包括行政部门和总统行政办公室等部门的要员组成。
(二)审查程序
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程序总体上可概括为申报,30天审查,45天调查和总统决定4个阶段。在30天的初级审查中,通过内部讨论和相关分析,如果CFIUS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确认这起交易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则会在这一阶段阻止交易;若内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并购方在申请遭到拒绝时仍然希望得到总统的最终裁决, 则会进入为期45天的后续审查,并提交总统进行最后决定。
二、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审查条款
(一)政策演变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入华,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外资流入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法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修改过程,而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审查近些年才开始起步,其最终审查条款的确立距今才仅仅有半年多的时间。2011年2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有关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并购和收购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审查条例,初步规定了审查程序、相关机构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这是中国在反垄断条款的正式贯彻实行上迈出的第一步。3月4日,商务部发布了有关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条例的中期条款,将相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修改。8月25号,商务部发布了外资在华并购与收购安全审查条例的最终条款。
(二)审查机构
不同于CFIUS,中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也不直接隶属于某一个行政部门,而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只发挥主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审查人员由跨部委的联席专家组成,根据审查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和行业来具体决定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承担审查过程。商务部负责接收审查申请并将最终结果告知申请人。 联席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研究分析外商投资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对其进行审查,并最终做出相关决定。
(三)审查步骤与程序
中国的外资审查程序也可大体归为四个阶段。在外方提出申请后,如果中方认为需要审查,商务部会在1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并在其后5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申请提交给联席委员会。如果联席委员会认为需要启动特殊审查的,则会开始为期65天的调查阶段并将最终意见提交给国务院,由其作出最终决定。目前,国务院的最终审查时间还不确定。
三、美中外资安全审查条例中的政治和政策阻碍
如今看来,美中外资安全审查程序都会不可避免受到内部政治和政策运作的干扰。从美国方面看,虽然美国总统对于审查阶段的收购申请具有最终的接受或否决权,但从CFIUS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由总统亲自否决的案件只有少数几起,大部分申报者是不堪忍受美国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主动撤回申请。尤其是近些年国会对外资审查过程的频繁介入使得美国行政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立法部门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议员的个人倾向,其所处选区的区域经济情况以及国会之中的党派纷争等复杂因素都会影响美国的外资审查过程。况且美国外商投资审查机构的成员构成较为复杂,机构之间的运作并不对外公开,不同部门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一问题的平衡上也存有较大争论。9?11事件后,相对保守的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对外资的安全审查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并购和收购涉及到高科技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时。此外,CFIUS还格外关注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是否会潜在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及对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外资审查条例与程序刚刚确立,在运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中国还没有哪个单独机构会像CFIUS一样成为外商在美投资“拦路虎”的代名词,但是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和法规也一直让国际投资者感到头疼。商务部发布的审查条款中并没有详细指出“联席委员会“具体包括哪些机构和人员 ,如果参与审查的部门太少,可能无法对外方的申报做出完整和正确的评估,若涉及的机构太多,则有可能会导致审查效率低下从而影响最终的审查结果。再者,从时间因素上来看,部分外国投资者认为联席委员会在第三阶段调查上用时过长,而且相关条款并没有为国务院的最终审查规定严格期限,这就使外国投资者更加
担心中国对外资安全审查的过程会受国内政治和行政部门不透明政策运作的影响,另有投资者担心此类申报会因为无限期拖延而最终导致的不了了之。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4月份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 “中国法规政策相互矛盾且法律不明确”这一问题连续两年成为美国企业在华运营的第二大挑战。 此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外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出现了不一致,地方政府的行政裁量权也对外商在华投资形成了阻碍。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一些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频频受到“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的阻挠 ,随着中国相关条款的颁布,美国一些人士指出日后美国在中国投资时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困境。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应尽量对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赴美投资企业一视同仁,放宽投资门槛。当一项交易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危害时,相关部门应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非否决整个交易。中国政府也应该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条例的执行上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透明度。
美中两国于2008年6月举办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正式宣布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谈判协定。目前来看,两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投资谈判,我们非常期待两国政府能在谈判中进一步明确相关审查机构的职能,规范审查流程,减少国家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双边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互访,增强透明性以减少误解,最终达成中美经贸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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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ina issues security review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R].Covington & Burling LLP E-Alert.2011.2.18
2011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和统一部署，深入实施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利用外资、鼓励扩大外贸出口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外资及外贸运行迎难而上、创新突破，各项任务指标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今年以来外经贸工作呈现以下特点： 2、传统产业占据我市出口创汇一定份额。我市化工、皮革、草编、水产品等一些传统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值近20％，仍是我市出口的有生力量。
3、招商主体地位日益突出，工业类项目不断增多。聚鼎、雄骅、爱邦等一批投资超百万美元的五金工业类项目，已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部分项目现已建成投产。
4、开放领域继续拓宽，服务类项目有力推进。总投资超千万元的捷馨苑大酒店项目外资已到位820万港币，现正在兴建之中，我市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5、引资意识大为增强，招商氛围初步形成。以项目为纲调动了全市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各单位把招商引资上项目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引资风气明显提升。
二、一年来外经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措施：
1、领导重视，形成合力，促使外经贸工作上新台阶。从市领导到局领导高度重视、关注和支持全市外经贸发展，对全市重大外经贸活动、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及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及时果断地进行协调并做出正确决策，特别是局领导能够集中精力抓招商引资工作，提要求、定政策、抓招商、盯项目，还经常深入企业了解情况，为企业排忧解难。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全市上下重视和支持开放型经济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发展外经贸的合力。
2、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的外经贸发展环境。在服务全市经济大局和局机关效能建设中，我们严格落实机关干部职工岗位职责、办事程序、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绩效考评制、效能追究制等七项规章制度；对外提出五项服务承诺：职责范围内的事务，马上办结；材料和证件齐全的事务，当天办结；涉及职能部门的事务，协调疏通；受限于政策和法规的事务，合法变通；对已办事项不满意的事务，迅速纠正。在日常服务工作中，我们千方百计做好项目业主的前期咨询、企业名称核准、环保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和章程的审批、营业执照等一系列无偿、优质配套服务。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与客商加深了解，广交朋友，形成了“你助我发展，我助你发财”的共识，营造了“亲商、重商、扶商、富商”的良好环境。在项目跟踪过程中，我们克服了人员和经费不足的困难，安排专人积极跟进，加强联系，确保了全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
4、加强扶持，优化结构，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我们抓住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的有利机遇，大力扶持有条件的生产企业、流通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外贸这一领域，着力培育外贸出口新增长点。一是对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天天食品有限公司出口冬枣业务进行指导，帮助其了解考察韩国市场的状况；二是协助企业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和出口产品的通关工作，与企业勤沟通、多联络，及时协调解决问题，以稳定出口订单；三是积极为具备条件的企业申办自营进出口权。一年来，共为我市鸿承、大城、海骅制药厂等5家企业办理了进出口经营权，这些企业已成为我市新的出口增长点。
5、重视基础，积极推介，做好招商引资的前期工作。为扎实做好我市招商引资基础性工作，我们积极收集、筛选、包装、推介招商项目，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招商。一是围绕我市重点发展行业和重点招商项目组织编制了《××投资手册》，并借助专场招商会对我市主导产业、重点产品及相关优惠政策给予了大力推介。二是在《今日××》设专版介绍、推介我市的投资环境、重大对外招商引资项目及涉外礼仪、谈判等相关知识；三是利用“××商务之窗”网站这个平台，加强与国家商务部、国家贸促会、省外经贸厅、省贸促会链接，建立招商引资联系网络，及时为企业提供外经贸信息和国家、省、市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措施，为企业参与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6、积极为企业服务，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积极为企业争取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今年以来，我们向省商务厅、财政厅为全市5家企业上报争取国际市场开拓资金13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二是积极为企业争取“广交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展位。多年来，我市出口企业被排除在“广交会”及其他有影响展会的大门之外，严重制约了市内企业外向发展。今年我们通过多方争取，积极为我市中联、金海、宏利等5家企业申办广交会、东盟博览会参展展位5个，为企业展示自我、走出国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三、存在的问题
1、项目储备不足，特别是大项目、好项目、生产性项目少。
2、考察项目多，来访客商多，接洽项目多，但签约项目少，批办项目少。
3、实际到资存量有限，后劲不足。
4、外贸专业人才比较缺乏，将影响出口经营业务。
四、几点建议：
1、为形成良好的招商氛围，建议市委、市政府定期专题研究招商引资工作，分析形势，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同时继续在全市进一步营造招商引资舆论氛围，真正形成人人想招商、议招商、干招商的态势。
2、加强定期督导、调度力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行全员、全力、全方位招商。
3、建立××籍在外工作人员联络网，以人情招商。在全市进一步登记××籍在外工作人员，做到不漏、不错，制作××籍在外人员登记册，老客户、老朋友登记册，并输入招商网，信息共享。利用项目洽谈会期间，适时适地召开同乡老友联谊会，联络感情，沟通信息。
4、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完善考核办法，明确明年招商引资任务，加大考核力度。
@采纳品牌营销朱玉童：资本本来就是这么残酷，如果人家按照游戏规则来，你无话可说。当时吴老板卖雷士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真为我们民族品牌可惜！
@李海龙--：虽是外资老套路，但自愿“上套”的企业仍趋之若鹜，缘何？自我发展动力与能力出现问题，开始对自我发展前景悲观，于是创始人思谋解套耳。倒霉的是跟着其征战多年的团队。
@赵大胜: 回复@李海龙--:从奇胜到雷士，外资控股的结果是更多本土品牌消失，企业创始人对这一结果应该很清楚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类的说法不赞同。
@行者乐道：司马昭之心开始浮现。解铃还需系铃人。解铃的人是阎总，吴总，渠道商。团结才能有力量，不能再将一个国产品牌又遭蹂躏！资本化只是打造伟大企业的战略阶段和手段，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成功保险箱！如果企业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富有理想、责任和远见的企业家手中，而是把玩于短视、阴险、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和国际买家的魔掌，后果不堪设想啊！
@无为好青年：想起“做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说法，如今看来，你辛辛苦苦养大的的儿子很有可能在被你卖掉后被当成猪，乐百氏应该算一个。
@李朝曙： 广药集团见红，雷士照明要血洗，太恐怖了，尽快降火。
@EmDenny： 部分同意，资本是表明因素，却不一定是主因，是否有文化吞噬（兼并）的味道在里面？
@李志起 ：不能不说施奶德其实很短视，今天市场大可不必如此这般了。
@预备役少校 ：外企同行入股国内企业，不外乎看着国内企业的成熟渠道和销售终端，这是明白的，不容质疑，哇哈哈跟法国企业已经整过一回，中国企业不要只看着人家的资金就丢了自己的底线，中外企业联婚可以考虑互相置换股权，外企拥有国内企业部分股权，国内企业拥有外企部分股权，互相利用资源共同求财！
误区一：连锁就是复制
这是连锁企业发展的最大认识误区，一些连锁企业认为连锁经营就是先建好一个成功的样板店，然后不停的依此复制。这样把连锁经营过程设想得过于简单化了。连锁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复制，最大的陷阱也是复制。国内不少连锁企业，在复制的过程中惨遭“滑铁卢”。比如有名的全聚德，数次南下复制，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收缩战线，最大的教训就在于不加区别的简单复制。国内市场广阔，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往往差别很大，消费方式也不同，连锁企业必须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误区二：连锁经营一定要坚持“六个统一”
连锁最初传入中国时，许多连锁企业认为连锁经营就是要追求“六个统一”：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营销策略、统一价格、统一核算。以便于自己品牌形象统一，给消费者传递的信息统一。 “六个统一”观念极大的束缚了连锁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来随着连锁在国内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连在统一的思维下需要根据企业和市场环境做出灵活的调整。连锁经营企业必须能够在标准统一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有所改变，比如沃尔玛、肯德基为了适应中国市场，其实都做了一定的改变。
误区三：连锁终端要卖企业最好的产品或服务
许多连锁企业追求在自己的连锁终端向顾客提供最优秀的产品或服务，认为这样做吸引顾客，创立品牌，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就在于许多连锁经营商对于自己的盈利模式不清楚。提供最好的产品或服务并不难，难点在于所有的连锁终端都能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吗？不管对于技术标准的操作要求和成本控制，还是对于物流配送的可行性，连锁企业必须进行全面的衡量判断，不能想当然。比如，麦当劳汉堡肯定并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但是作为连锁来说，麦当劳依然是优秀的。
误区四：管理制度完善了，管理自然就到位了
许多连锁企业会制定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形成自己的连锁管理体系，并通过发放各种各样的管理手册，希望通过手册来加强对连锁店的管理，认为手册完善了，管理也就到位了。这仅仅是起步阶段，连锁店有了手册不见得就有了管理。一是有些东西并不是靠手册来形成的，比如企业文化这个影响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另外，管理执行是存在许多企业的问题，就算相同的手册在不同的人来操作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结果； 而且，手册的固化需要不断的强化培训和督导，日积月累才能逐渐形成大家的共识和操作依据。最后，在连锁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升级自己的管理体系。
误区五：连锁经营企业一定要有专利产品
许多连锁经营者认为企业一定要有专利，专利越多优势越大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控制加盟商。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误解了连锁产生的根本原因，连锁的产生首先是基于优秀盈利模式，优秀的盈利模式除了包括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产品和服务销售给顾客的这所有的过程管理，专利不是长远发展的法宝，不易模仿的盈利模式是企业真正的核心优势。比如连锁巨头的沃尔玛，本身并没有产品优势，但是其管理优势是许多国内零售企业很难模仿的。
误区六：做连锁的目标就是发展加盟商
目前国内特许加盟开展的火热，不少连锁借加盟迅速作大，动不动就发展上百家加盟商，短期经济效益让人眼红，让很多连锁企业误以为做连锁就是为了日后的特许加盟。其实，特许加盟也仅仅是连锁经营发展的一个过程而非目标，加盟是为了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扩大企业的连锁规模。为了做“盟主”而发展加盟商连锁企业说到底并没有形成能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企业价值观，失败只是早晚。
误区七：品牌建立起来就可以做连锁加盟了
许多企业认为连锁经营就是靠品牌推动，没有品牌也就没有连锁，这种对连锁的片面认识，导致企业为了发展连锁招商加盟，花大量的资源投入广告，希望提高品牌知名度，并借品牌知名度吸引加盟商，藉此形成良性循环。我们认为品牌是连锁经营的纽带，不同的连锁终端靠品牌汇聚起来。在品牌之上，需要一套优秀的盈利模式。如果盈利模式清楚，终端能够赚到钱，管理也到位，做连锁就会轻松很多。
误区八：总部可以靠加盟费赚钱
刘祖轲认为：一些连锁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后就拼命放盟，靠收取加盟费维持企业运转，结果满足于此，止步不前。甚至出现非常多不具备加盟资质的个人和企业也浑水摸鱼。其实研究连锁发展的历史，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靠收取加盟费赚钱，相反，连锁总部需要为加盟商投入大量的管理和培训，会耗用不少资源。否则，一旦经营环境变化，加盟商的很可能要求退出，令总部损失惨重。南方略咨询机构领军人物刘祖轲认为：连锁经营企业一定要不断研究市场，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变革管理方式、盈利方式，与加盟店风险共担，主动指导加盟店，保证加盟店的健康运营和盈利。
误区九：无节制的发展加盟
目前国内相当多企业在不具备加盟条件下大肆发展加盟商，往往是今年做回盟主，明年就关门。这是为什么呢？ 排除这些企业本身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说，无节制的发展加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踊跃加盟的表面后，加盟商的理念不一致，动机也不一样，实力参差不齐，有些人根本就不怀好意，有些人在赚钱的时候高兴，一旦出现经营困难，马上跟“盟主”翻脸，甚至做起损害“盟主”的事。因此“盟主”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和调查，宁缺毋滥，并以严格而明确的管理体系进行约束和支持。
误区十：加盟前不全面考察连锁“盟主”实力
随着连锁加盟在我国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小投资者在创业时的选择倾向于加盟一家有实力的连锁“盟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区别是否是一个有实力并且优秀的“盟主”上往往存在很多误区，下面结合实际谈谈加盟商应该如何选择有实力并且优秀的“盟主”，主要考察一下几点：
1， 企业的资质
2， 企业的发展历史
3， 企业的管理水平
4， 企业的盈利模式
5， 企业的财务状况
误区十一：连锁管理重总部建设，轻终端管理
现在许多连锁企业都在积极进行总部的平台建设，认为总部搭建好管理平台，终端自然会运作顺畅。这是非常错误的。总部的一切工作都应是建立在终端需求的基础上，一切为终端服务，并和终端基层共同战斗。总部的管理体系建设成效，也应以终端表现来检验，如果终端认为过于繁琐而起不到多少促进作用甚至起到反作用，总部就应深入检讨。总部决策人员应该定期巡访终端，不仅仅是检查督导，更重要的是听取终端对总部各个管理职能的反馈和建议。
误区十二：重视终端销售业绩，忽视基础管理
在销售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许多企业加大了对销售人员的业绩考核，比如连锁企业在发展初期中，总部只对终端的店长作出业绩要求，认为业绩优秀，其他方面自然就不错，对基础管理不闻不问。这个现象在连锁行业相当普遍。
多年的门店管理经验告诉我们，终端的销售业绩是建立在企业品牌和运营管理基础上的，而基础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判断，如果长期不注重基础管理，那么信誉和口碑将一点点地流失，最终销售业绩也会出现全面下滑。反之，一个基础管理规范的门店，就算消费者暂时不进行购买，但是他对企业品牌的感受是良性的，并会积极传导到其他消费者，以后在同等条件下，消费者还是会倾向于在自己认可的终端进行购买。
误区十三：终端销售业绩不好是店长的责任
许多连锁企业在每个月的销售进行总结的时候都会发现，总会有一些终端销售业绩不理想，，于是总部管理人员会天天电话询问，督导审计也会重点光顾，并且很当然得出结论：这个店长不合格，进而“很及时”的撤换掉店长。
根据连锁的特点和规律，由于连锁终端众多，出现一些不能赚钱的终端丝毫也不奇怪，总部在接到终端销售亏损的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比如进行审计，派督导员进行调查，都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总部将对调查结果给出自己的判断，是属于市场环境的恶化、总部营销不到位、基础管理缺失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再根据不同的原因给与不同的对策，比如强化培训，或者主动进行促销。
误区十四：照搬国外一流连锁企业的管理体系
连锁管理体系直接决定企业的运作，是企业成功的基础和平台，沃尔玛麦当劳正是凭借了强大而完善的管理体系支撑起全球庞大的终端网络，所以，绝大部分连锁企业认为一定要建立起完善的连锁管理体系，并且在企业建立之初就积极的开始这项工作。
对于什么样的体系是优秀的，很多连锁企业不遗余力的在麦当劳肯德基这样优秀的连锁巨头身上寻找答案或照搬它们的管理。这是不对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殊的行业背景、企业特点，我们只能提取优秀企业在管理中的思想喝精华，比如精细管理思想、全面培训思想等等，经过加工转变为具体的管理体系。完全照搬它们的做法要么会导致自己撑死，要么会水土不服。
误区十五：总部大权独揽
相当多管理层对终端管理不放心或者喜欢大权独揽，对连锁总部和终端在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不能清楚地认识，终端大小事务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终端亦小心翼翼，生怕踏错一步。结果，大量事务性工作聚集到总部，总部不堪重负。我们认为，总部和终端的在管理上应各尽职责，演好自己的角色，总部在管理定位上应该主要明确为“策划者和督导者”，对企业的发展作出科学详细的规划，并督促到终端的执行。终端应主要明确为管理的“执行者和反馈者”，对企业的管理体系认真执行并积极反馈。总部不能为终端包办包干，总部应做好自己战略和管理层次的工作，积极鼓励授权终端处理事务性工作，并不断完善工作流程。
误区十六：忽视连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
发现国内的连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都要经历一些固定的阶段和经营风险：
1、 个体的第一桶金
2、 连锁萌芽
3、 第一个风险：单店盈利开始下降
在经历了迅速而短暂的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后，企业首先开始出现门店盈利开始下滑的局面，甚至有些以前盈利良好的门店也开始出现预警。一般问题会出在知识产权保护、产品更新、门店选址方面。
4、再扩张
企业在解决第一次风险后会进入一个规模扩张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大规模的建店，完成战略转型。
5、第二次风险：扩张太快导致管理混乱
面对如此多的门店和越来越复杂的业务流程，企业内部出现了混乱，包括思维和文化混乱、业务部门效率低下、人才紧张、成本急剧飙升、人员流动加快、产品不再受顾客欢迎、资金预警等等，似乎所有的问题在一夜之间爆发，企业决策者夜不能寐，这时应有壮士断臂疗伤的勇气和决心，梳理盈利模式，建立并完善连锁管理体系，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寻求战略资源渡过危机。
案例一：张老板辛苦了15年，把小作坊发展成为一个产值9000多万的食品企业，应该说不但赶上了市场转型的好时候，也和张老板的精明和专注有关。多年来他始终倾注于肉制品加工，对地产、和饮品等曾经如日中天的行业从不动心。但企业一大了，他就感觉驾驭起来有些困难，毕竟自己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于是他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同时也受到一些培训和光盘的影响，开始在管理上越发的倾向于制衡管理法。
他常常对总监私下里说：“副总裁的话不能全听，感觉明显不对的先不要执行，马上和我沟通！”对大区经理也常常如是灌输。其目的就是希望避免过于放权而导致决策失误，同时也避免某些领导权力过大，过于专横或者衍生腐败。
结果常常导致企业决策的效率底下，领导间互相争斗，纷纷向张老板告状和投诉，而张老板却自感良好，彼此互相制约，同时彰显自己的核心位置。由此，最后导致企业高管责任感下降，优秀的纷纷离职而去，安于现状的也被动听命，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反映迟钝而低价被收购。
点评：企业间营造一种开明民主的氛围无可厚非，但最终不能弱化企业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否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内耗。同时很多企业老板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独资或是优势控股的企业当家人，总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不是有点太敏感了吗？职业经理人是很难混过老板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黄光裕虽然最后难以完全制服陈晓，是因为他套现了太多而失去完全控股地位造成的。
案例二：笔者曾经在一个大型的企业任职营销总监，而我的上司总是担心我的张扬性格，最后会和他全线开火竞争副总裁的位置。其实我性格虽然有些外企的痕迹，说话也直来直去，不太考虑别人感受，但我对上司还是非常尊重的，毕竟人家在外企的资历比我高一大块呢，而且外语的水平还是为人的魅力上，是我当时需要学习的对象呢。但我的上司看似颇有自信，但总是未雨绸缪，希望把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于是，我写的报告常常压在他的抽屉里没有审核意见，导致董事长责怪我效率低下，而且很多意见不批示给我修改，而是在高管大会上逐一指出，大有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气势。记得很清楚有一年的五一促销报告，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四月二十八日还没批下来，弄得我哭笑不得。
后来，上司为了逃避责任，向董事长举报我工作时间私下接很多文案赚外快，董事长批示让他查清楚。他后来通过我的助理知道了我电脑的密码，在一次加班的高管会议期间，他让人拷贝了我的电脑资料，并且把我的硬盘格式化了。
在我愤怒的向董事长要求彻底查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竟然让我的上司来负责这件事情，结果就很正常了：我办公室门口的监控录像没有开，无法查清是否人为，同时也有可能是我上演的苦肉计或者是病毒导致的。
于是以前写的计划和方案只好从头再来，因为时间紧，只好应付了事，结果那年因为业绩原因，我和副总裁都相继离职，我觉得和这件事情还是有点关联的。
点评：老板不能过于轻信一面之词，同时对于企业的风气问题不能姑息，否则最终会导致能干事的消极对待，不能干事的去玩阿谀奉承的伎俩。工作的事情都被无形中业余化了。
案例三：某大型食品集团公司为了约束员工行为，净化企业风气，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避免小团队的滋生，特意成立了审计监察部。
因为战略使命巨大，而且深得老板信任，所以审计监察部的权力很大。全集团公司的报销和采购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对价格不满意的，或者不予报销或者折价报销，导致企业各个部门都害怕的要命，最终导致所有企业通过的制度，所有的涉及交易的活动都需要审计部审批，最终导致审计部编制不断增加还是效率低下，而且无人敢投诉，因为都担心老板怀疑投诉者有私下运作赚取好处的嫌疑。结果就不言而喻了，效率低，企业最终形成了一个致命的管理中心：审计部。你想想，如果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是审计部来管理国家，形成以他为核心的管理组织，那政府肯定无所作为。
这还不算，审计部还负责追终企业员工特别是领导的聚会、游玩等私下活动，要求部门领导级别和单位内部员工聚餐要在审计部备案。结果导致员工聚餐都私下偷偷进行，下班时也分批转移。看起来管理系统严格，实际上和明朝时的特务机关差不多。结果肯定是不言而喻了：员工频繁离职，企业风气糟糕的透顶，时间长了，企业招聘员工都非常困难。
综上点评：老板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是想更深层次的驾驭企业，管理好员工，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和实力。但常常过犹不及的原因是，员工不是机器，他是有思想的，而且未必合老板一条心。在上司资源比自己多，老板更相信谁的问题上，员工的选择常常变得复杂，而且为了自保也可能做出一些见不了阳光的事情。所以权衡和驾驭员工需要非常高明的技巧，同时还有围绕企业的核心战略和基本原则展开，努力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同时还要确保不瓦解企业的执行力。
沈文荣是小憩之后，从这个起点出发，带领沙钢继续上路，还是站在这个终点上，目送沙钢踏上新的征程？
2011年4月8日对于钢铁沙皇沈文荣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历经十几年奔跑，几番曲折之后，作为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前十大钢铁企业，同时也是中国排名第二的民营企业，沙钢集团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国A股市场拥有一家自己的上市公司―沙钢股份（002075.SZ）。
上市打通资本市场，是沈文荣为沙钢这个民营企业在一群钢铁国企环伺下选择的突围之路，也是沙钢的正名之路。
沈文荣在成为沙钢的掌门人之后，屡屡想把沙钢像许多钢铁国企一样带进资本市场。20世纪90年代两次努力进军资本市场，但是最后都被有关方面挡在了门外，当时的理由是为国有企业让路。直到2003年，沙钢集团又想通过旗下的张家港东方制气有限公司实现部分资产上市，结果还是被有关部门否决了。
此后到2007年，沙钢集团也曾像现在这样想通过收购壳资源实现上市。当时，沙钢曾洽购辽宁省上市公司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据媒体报道，在凌源钢铁和当地政府几乎都准备同意的最后一刻，交易功亏一篑，理由是辽宁省有关部门不同意将钢铁企业卖给外地，最终辽宁本地国企鞍钢得手。
如今沙钢终于有了沙钢股份这个资本平台，沈文荣带领沙钢走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是小憩之后从这个起点出发，带领沙钢继续上路，还是站在这个终点上目送沙钢踏上新的征程？这对沈文荣来说，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沈文荣1946年生，2011年算来已经65岁，在这一人生重要关口，沈文荣悄然布局接班事宜。
沈文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国外求学，大儿子沈彬虽然2007年才进入沙钢集团，但现在已是集团党委书记和财务总监。
2011年沙钢内部出现的几个人事变化显然引人关注，长期由沈文荣兼任的沙钢集团总裁一职，正式由原沙钢集团副总裁龚盛担任，而沈文荣目前只担任董事局主席一职。
在总裁更替的同时，沙钢集团的董事局领导班子也进行了改组，其中沈文荣的儿子沈彬进入了沙钢董事局的“七人组”，成为沙钢集团董事局常务执行董事之一。
近年来，我们总公司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安排部署，大力践行“xxxx”重要思想，本着“服务到位、协调到位、把关到位、参谋到位”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办公室的职能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做法和体会。 现将11年个人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围绕中心工作 搞好全方位服务
搞好服务是办公室工作的“主旋律”。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努力为公司党委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是围绕各项会议精神的安排部署，积极做好传达贯彻工作。结合县委、县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和总公司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我们联系企业实际，列出工作重点，及时深入到企业进行会议精神的宣贯、检查和落实。在宣贯上，我们注重会议精神的理论性与企业工作实际性的相结合、相统一，不断增强会议精神宣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把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实现”和“构建中等旅游城市的总体规划”上来；在检查上，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保证了工作的有效进行；在落实上，我们着重在服务、帮助上下功夫，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摸实情，查症结，指出企业存在的问题，明确发展方向，当好向导，确保企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围绕党委工作的重心，做好对领导的服务。我们充分发挥办公室参与政务、管理事务、综合服务的职责，认真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确保优质高效的服务。我们想领导之所想，针对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急、难、险、重”问题，做到有准备、有分析、有建议、有安排；我们做领导之所需，经常深入一线，加强对改制企业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在保先教育活动过程中，我们针对“保先教育”时间紧、任务重、材料多的实际情况，从服务于党委的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时效精神，保持办公室工作高效运转。在“保先教育”材料的整理与打印上，我们几乎没有“八小时五天制”的概念，八小时以外仍在工作，双休日照样加班，从而使得“保先教育”圆满结束。
三是围绕企业重点难点问题，做好对基层的服务。我们积极做好企业体制改革工作，针对生产经营困难、资金缺乏、面临停产的企业，在盘活闲置资产、安排就业、保持稳定上进行公文写作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在借鉴外地成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公司制改造一批、退出转换一批、调整规范一批、破产出让一批”的工作思路，加快企业改革步伐。由于我们考虑全面、准备充分、措施得力，顺利完成了渔阳公司、门窗总厂、氧气厂、乙炔气厂、农机厂产权多元化改制，以及棉纺织厂、大修厂、冶炼公司和下仓脱粒机厂的破产工作，促进企业资产的合理流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了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我们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建房问题，针对棉纺织厂、农机厂、挂车厂职工住房日益紧张的情况，协助企业写申请、打报告，找政府、跑土地局，办理有关手续，协调各方关系，争取优惠政策，为加快建房进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此外，我们认真做好来客接待工作，做到笑脸相迎，热情相送。特别是上访问题，我们耐心解释，理顺情绪，尽可能地化解矛盾，决不将问题直接上交给领导。
二、做好日常工作，做好办公室工作计划，树立良好形象 开创办公室工作新局面
办公室是公司党委日常工作运转的关键环节，是承上启下，联系左右，协调内外的枢纽。办公室的一文一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全系统的工作，影响着党委在职工心中的形象。为此，我们从作好日常工作做起，做到思想统一，目标同向，相互协作，乐于奉献，形成精诚团结、干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合力。具体表现：
一是办文、办会标准高、质量好。我们始终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在通知、请示、报告的编写上，坚持反复研究，认真推敲，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疑点，不留下一字一点的差错，保证了文件的质量；在日常信息的报送上，坚持重要情况及时、准确、全面报送，做到喜忧兼报，每年上报各类信息4xxxx条，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了有效服务；在会议、活动的组织上，我们从前期准备，到现场服务，直至会后落实，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到，安排妥当，确保了会议、活动的高质量进行。
二是文件收发、档案管理井然有序。办公室工作无小事，我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文件的收发和档案的管理工作。在文件收发上，我们坚持正确传递、快速流转、准确无误的工作原则，做到文件不积压、不丢失、不泄密，从而使得文件收发工作始终保持着畅通、高效的运行状态。在档案管理上，我们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配齐了档案设施，整理汇编了全部文件，做到会议、活动一起结束，相关材料就加以汇总、立卷归档，保证查有出处、拿有记录。同时，我们组织全系统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了《档案法》、《天津档案管理条例》的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档案人员的业务能力；帮助吉华公司、渔阳公司、众兴气体公司和久安气体公司等企业完成了档案联查工作，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优势，为企业项目建设、房屋改造、土地普查、换证等工作提供了档案材料。目前，我们的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己晋升为市二级。
三是后勤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值班工作进一步加强，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科室干部值班制度，保证每天24小时电话接得通、车子开得出、人员调得动；门前三包制度得以全面落实，坚持周五卫生劳动日，保证了卫生区的整洁环境；全面落实廉政建设，坚持“从俭、节省”的原则，机关来客一律实行内部招待；严格车辆管理，确保安全运行，近年来无一重大车辆交通事故发生；物业管理工作不断加强，按时收取水、电、暖的费用，没有少收和多收现象的发生，对职工住宅水、电、气的故障及时给予维修，做到快捷服务。
三、改善机关容貌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我们建立健全了机关卫生责任制度，公司领导带头遵守落实责任制度。比如，每天卫生责任区的打扫和厕所清洁制度，机关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一样排班落实，自觉参与，从而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保证了制度落实。我们组织进行了机关办公楼的整修和改造，先后投资近百万元，改造房屋2xxxx间，粉刷了办公楼，各科室安装了空调、配备了电脑，极大地改善了机关办公条件。同时，我们积极搞好机关院内的绿化和美化，随季节变化对花草树木进行不同的管理和养护，做到春花、夏荫、秋果、冬青，营造了一个优雅的工作环境。
关键词：海外并购 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国有企业
2012年5月，大连万达集团历经两年谈判，以总交易3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本次并购不仅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也是中国企业在能源制造业以外最大的一笔海外并购，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的海外并购跨入一个全新时期。实际上，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海外并购就已经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从走出国门，到今天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收购者，中国的海外并购正在发生着由量到质的飞跃，这些海外收购不仅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适合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但也对中国企业的能力和思维提出了巨大挑战。毫无疑问，当前的高速发展将因诸多因素而面临巨大风险，但也为中国企业如何以名符其实的理性化全球思维参与国际生产开辟先河。而随着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萧条和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为中国投资者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让他们面临着更多的风险。
一、中国海外并购的现状
（一）规模与速度持续增长，但仍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
国际咨询机构Mergermarket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全球海外并购市场迎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增长，总金额达到8774亿美元，同比增长9.8%。而中国海外并购市场在经济强劲发展和产业整合加速的大环境下，同样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并购活跃度和并购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达到207宗，交易总金额达到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总额及净额（海外并购与外资境内并购之差）均排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2011年，海外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达到41.6%，创下历史新高。尽管小额交易在数量上仍旧占大部分，但大额交易持续增加，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从2008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07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国海外并购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中国海外并购金额在这一年首次超过跨国公司的在华并购。当然，这个变化一方面源于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并购市场尚不完善以及投资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导致跨国公司更趋向于采取绿地投资或建立三资企业等形式（李众敏，2010）。但是相对于总体经济规模，中国的海外并购金额还远落后于美国。如果考虑人均GDP，在中国庞大经济基础的背后，海外并购的相对规模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二）投资主体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正在趋于多元化
从中国企业步入海外并购市场开始，国有企业始终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这与海外收购的风险高，影响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领域有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经济实力、融资渠道、可动用资源、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让它们成为海外并购理所当然的试水者和领军者。此外，垄断优势及其固有的国有经济职责也促使他们需要通过规模扩张，为中国经济在海外赢得一席之地。目前，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并购中占有的比例始终超过2/3，且最大的海外并购交易基本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
但随着中铝收购力拓遭受重创，以及其他央企在海外投资出现大面积损失，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中的比例开始所有下降。但根据《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中央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76.0%、85.3%、78.2%和70.5%，呈稳定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份额也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81%减少到2010年的66%。此外，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个案的数量和规模也明显增多。此外，国务院2010年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表明，让机制更先进、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民营参与到中国的海外并购大潮，不仅是对国有企业的有益补充，更是市场的选择。
（三）并购领域有所拓宽
在中国的海外并购中，资源及能源行业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并购金额始终占2/3以上的比例。这与中国经济路径的资源依赖性有关，符合市场对资源需求持续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粗放性和追求数量的偏好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衡性。但是从2005年美国否决中海油收购尤先科并于2007年出台《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开始，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对能源实行严格审查，中国的能源行业收购受到限制，数量明显减少，但由于单笔金融较大，使得此类收购在金融上仍处于绝对主导。从2010年中国并购市场出境交易的完成金额看，能源行业依然是海外并购中金额最大的行业，以230.71亿美元居各行业首位，占本年度海外并购案总量的79%。
与此同时，制造业、金融、技术及媒体等市场竞争性较充分的领域展开的海外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均呈稳定增长态势。非资源领域的海外并购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尤其是在进入2011年之后，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频繁出手，而且不乏大手笔交易。
（四）其他特征
1 企业薪酬设计的创新思路
根据获取薪酬的对象不同，企业薪酬管理可以分为个人薪酬与团队薪酬两类。个人薪酬是与个人激励的功能相对应的，而个人激励目的是为了激发个人的潜能，使个人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境界能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团队薪酬与团队激励的功能相对应的，而团队激励目的是为了激发团队的潜能，同时使团队每个成员既要考虑到个人的目标应该如何实现，又要关注整个团队的整体总目标如何实现。因此创新型的企业薪酬设计应更多地倾向于基于团队的薪酬分配模式，改变现有企业中各个成员或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以团队为薪酬考核对象，以最优化的薪酬成本达到激励效果。
2 团队薪酬方案设计
这里的团队可以是一个任务小组，可以是一个项目小组或者一个部门或者是整个企业。团队薪酬的依据是一个团队完成了整个团队的任务目标才能有这一部分的薪酬。
2.1 团队薪酬的分配形式
一般来说，当团队完成目标任务后获得的团队薪酬会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分配，一种是简单易行的平均分配方法，另一种是重视激励效果的比例分配法。要想真正达到团队激励的目的，实现薪酬效益的最大化，就应该制定一个尽可能具有科学性的转化标准，把定性的绩效考核指标和评估结果转化为定量的绩效考核与评估的结果。
2.2 年终奖的设计――团队薪酬的一个特例
年终奖是企业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之后，对企业员工的一种奖励。原则上没有完成经营目标（利润目标）不应该发放年终奖，年度考核不合格的部门和员工也不能发放年终奖；年度考核合格的员工都有权获得年终奖，年终奖多少则应按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大小来发放。年终奖总额一般与企业经营利润相挂钩，采用以下两种计提方式：
①年终奖=年度经营利润×计提比例。
②年终奖=年度利润目标×计提比例+（实际完成利润─年度利润目标）×计提比例。
3 创新型的福利设计
福利在企业薪酬体系中占有重要作用，保健性福利可以保持员工的稳定性，而激励性福利则能通过较低的财务成本实现对员工的工作激励效果，因此从财务角度考虑，企业应在满足基础性福利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激励性福利的比重。
3.1 转变企业福利观念，强化福利成本意识
首先，福利项目设计应该考虑国家的劳动法规和政策。任何一个组织，都应按国家的劳动法规和政策，落实员工基本福利。由于这些福利项目是保健因素，一般来说只要达到国家规定的底线要求就可以了，哪怕企业有条件，也不要搞得太多。福利人人有份，不等于福利人人平均，企业有条件，宁可把更多的钱用以设置一些奖励性福利，对重点和骨干人员有针对性福利倾斜政策，从而产生更好的激励效果。基于财务角度考虑，企业应建立基于业绩和能力的动态福利计划，从而实现福利效益的最大化。
3.2 加强外源性福利，节约企业福利成本
外源性福利一般利用企业外部资源，最典型的是提供团购和团体消费服务。如企业与第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使公司员工到指定单位购物、住宿时有价格优惠和服务优先权。如企业出面与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使公司员工享受最优惠的保险费率；凭员工证件到指定餐馆就餐享受最优惠的折扣；在好的学校中职工子女能够优先入学或降分录取等。这种身份特权，有时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因而也能起到较好的激励效果。
3.3 福利项目团队化：增加集体福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