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2 12:43: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字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研讨班;学术综述
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自2010年暑期举办以来，引起了文字学专业学习者及其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11日至8月18日，以“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为主题的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在郭锡良、王宁、鲁国尧三位先生的关怀下，于河北大学顺利开办并取得圆满成功。
八月的保定已经跨入酷暑，滚滚热浪并未阻挡学员们踏入保定的步伐。为了一睹各位先生的风采，获得更多关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和前沿信息，与学术界专家们增加交流、提高科研水平，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冒着酷暑，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大学参加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
8月11日上午，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由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主持的庄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李国英教授和鲁国尧先生先后致辞，他们阐述了研讨班开办的初衷，回顾了开办之初的情形，同时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学生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研讨班能够一直办下去。期间，和蔼又不乏幽默的鲁国尧先生还同现场在座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约定，二十年后再与王宁先生一起，和大家相聚河北大学。从先生们的言语表情间，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学未来发展的深深忧患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那份厚重的教育责任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的期待。正是在这样轻松、和谐而又亲切的氛围中，为期八天的高研班拉开了序幕。
前来此次研讨班作学术报告的专家学者多达14位，他们从各个领域多角度多侧面深入探讨，涉及文字训诂、音韵学、方言学、语法词汇学、出土文献、词典编纂、专书研究、文献学方法以及语言政策等多个领域。所讲内容都集聚了各位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内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是他们丰富的学术积累，更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文字训诂、音韵学方面
王宁先生在《〈说文解字〉与〈说文〉学》的报告中详细的阐述了《说文》学的主要精神，介绍了汉字构型系统的建构、《说文》优选字形的原则，最后强调了《说文》学的发展。她说：“《说文》学不可轻视和低估，它涵盖了中国文献文字学也就是传统文字学全部的自觉理念和方法，概括了汉字的特点，提供了规范的汉字形体和符合汉字特性的全部属性，中国文字学的创建不可缺少。”讲座期间，先生两次谈到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之情，也谈到先生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和太老师黄侃先生对于传统文字学的坚守，以及他们持有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之朴学精神。正是这样的一脉相承才让我切身的体会到，为什么王宁先生面对《说文》学精神的失落，会有如此沉重的忧患意识，会发出“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这样强烈的呼喊。这也让我想到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闫艳教授强行规定我们每人买一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要求我们时学时读、用熟用懂。
除此之外李国英教授在《汉字造字原理》的报告中，介绍了汉字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前人的相关研究以及造字定义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紧扣“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主题，给我们介绍了“如何制定计算机字库的国际标准、如何制定汉字顶级域名用字的规范以及中华字库工程”等等这样一些科学前沿的信息。这让我对汉语言文字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绝不仅仅只局限在传统的文字训诂，语音词汇等方面，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现代接轨，服务于当代，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苏宝荣教授在《汉语研究应当在“兼综”的基础上“创新”》的报告中，分四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在汉语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兼综”与“创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北师大的王立军教授作了《谈训诂实践中的字词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分四部分谈到了“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密切性、汉字与汉语的不同质性、前代训诂家对字词关系的认识、朱骏声转注系联中的字形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志平研究员为我们作了《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刍议》的报告，详细的讲解了上古音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音韵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语法词汇、方言学方面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词义产生的三种主要类型，然后从“词义演变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的定义”、“核心义的来源――抽象义”、“《说文》本义与核心义重合”、“核心义的渊源――段王核心义研究”这六个方面入手，探讨了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历史和词义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且列举了相当多具体鲜活的词语考释，这些详尽而精确的考释为核心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理论构建，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两个小时的课程就能讲得明了通透。但过程却是异常的漫长和艰辛。王云路教授从2006年发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兼谈词典编纂的义项统系方法》一文，提出汉语核心义这一理论，引发语言学界的强烈关注，直到2014年出版《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历经八年的时间。也正如王教授在这一书中所说：“即使核心义的存在不能得到确证，这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构建依然值得探索和讨论，正如共同义研究使多义词的本质和特点得到全面的认识，核心义研究也能够推进词汇语义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戴庆夏先生在《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中，从“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根据自己的实际辩证地处理好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正确把握好‘博’和‘精’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展开，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藏语研究的经验，介绍了如何开展汉藏语研究的体会。戴先生将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娓娓道来，给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自信。更难能可贵的是，戴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还一如既往的坚持田野调查。
张安生教授在《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语法“型变”――以甘青河湟方言为例》的报告中采用生动且丰富的示例，详细讲解了语言接触的概念、河湟方言的型变特征等问题。张教授也是在坚持多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方言学上的巨大成就。
三、专书研究与辞书编纂方面
鲁国尧先生在《〈永乐大典〉编纂、辑佚与语言文字学古籍》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永乐大典》这部巨型百科全书，分两章主要讲解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和辑佚问题。第三章就有关《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对于《永乐大典》编纂动机问题，先生列举了三种观点，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对朱棣相关史实的列举，先生认为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是刻意包装自己的形象工程。在辑佚的问题上，先生着重给我们介绍了丁治民教授的《〈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一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先生的言语当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先生作为一个对祖国传统文化无限眷恋的富于高度责任感的教育者，向我们发出“关注《永乐大典》、继承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喊！诚如先生所言，《永乐大典》就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山，虽历经两百多年的不断挖掘，但这座矿山蕴藏之广之深厚，仍然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在辑佚小学书的课题上，仍然大有作为。在报告的最后，鲁国尧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八个大字：“凡我同志，争着先鞭”。是的，面对《永乐大典》这样一部巨著，谁的眼光敏锐，谁先下手，谁能有足够的勇气攀爬这座矿山，谁就会成功。而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学生们，究竟有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面对和继承我们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和遗产呢？
郭锡良先生在《王维〈鸟鸣涧〉再议》的报告中结合传统训诂学和现代学科汉语史，对《鸟鸣涧》一诗中的“桂花”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此“桂花”是指月光，而不是指桂树的花朵。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对于古诗当中的一些意象的释读，一定要落实到字、词、句。先生还重申了王力先生对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古音学的继承与发展，严厉批判了学术界一些弄虚作假的个别现象和学者。还谈到了“博”和“精”的问题，先生告诫我们，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广博自身知识的基础上做到精于本专业及同本专业相关的方方面面。先生在学术问题上较真的态度，给我们所有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宝忠教授为我们作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杨教授从2001年跟随王宁先生从事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与研究，这15个年头以来，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他2011年年初开始读《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到2014年7月读完，发现了一些和疑难字考释相关的问题。他分别从“字形问题、释义问题、注音问题、引证问题、异同认同问题、同形别异问题、核对问题、引文标点问题、体例问题”这十个方面作了一个系统的疏通与整理。《汉语大字典》是一部通用性的大型字书，杨宝忠教授能够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考辩，这种精神着实令我们叹服。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像《汉语大字典》这样通用性大型字书的讹误错漏问题，是让我们所有学习中文的人高兴的事。
四、文献学及其他方面
黄德宽教授作了《新出楚简文献与文字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近年新出土楚简文献的情况及其文字学价值。值得提出的是，根据黄德宽教授的讲解，这些新出楚简部分文献在经过考释以后，证明《说文》所收古文字确系战国文字，且与齐系楚系文字多有相合。那么王宁先生说的“《说文》是唯一，且不容否定”得到进一步确证。
华学诚教授在《文献学方法与语言学著作研究》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了古汉语研究过程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文献学研究方法是研究古汉语的基础和前提，它与其他方法不处于同一个层面，报告采用详细的文献材料示例分四部分进行阐述：不懂文献难以研究语言，不懂辩伪难得材料之真，不讲版本难得材料之善，不会校勘难复材料之源。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宇明教授为我们做了《中国的语言政策》的学术报告，生动形象的为我们阐述了新时代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以及21世纪的语言竞争问题。
五、结语
一、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解决教和学要“达成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就可能成为一堆无序活动的简单连接和叠加，造成学习内容的杂乱和学习质量的低下。教学目标有课程目标、课堂教学目标和教育成才目标几个层次。这里的教学目标指的是处于中间层次的课程目标。不难理解，各高校文字学课程具有主观性，首先在于课程目标定位不同。我院是如何进行课程目标定位的呢？笔者在教学设计时首先想到了如下一些问题：
1.流沙河（四川著名诗人，2013年9月18日在获知《诗经现场》用正体字印刷获读者好评后发表对正体字和简化字的看法，共识网）说：“每一个正体字（繁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
2.从2008年开始，两会期间，从郁钧剑到冯小刚，几乎每年都有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提议“恢复繁体字”。
3.关于大陆简化字，台湾网友说：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繁简字可谓多年来大家最关注的汉字问题，上述关于繁简字的言论，我们也时常耳闻目睹——孰是孰非，如何评论？再比如：
4.有人把汉字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有人称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什么才是对汉字的公允评价？
5.两岸四地文字会不会实现“书同文”？
6.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会不会像圣书字、楔形文字等古文字一样变成拼音文字？
7.现在通用汉字是7000左右，汉字的数量是越多越好吗？我们应该尽量缩减还是增加汉字数量？为什么？
8.外国学生知道汉字的意义跟形体有关系，在表示兴趣的同时，要求老师讲清楚每一个汉字的理据，这有没有可能？为什么？这些问题，涉及繁简字、汉字发展趋势，以及现代汉字在字量、字形等方面的属性，有的比较宏观，有的相对微观。在笔者看来，它们都是跟汉字尤其是现代汉字有关的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中文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文字学课程的学习，首先应该能够对这些问题达成正确的认识，做出科学的解释。有了这样的共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就比较明确了。参照新课标的三维目标，笔者把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解为知识、能力、情感三个方面：
（一）知识层面
1.了解人类文字发展演变及传播的一般规律。
2.认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现代汉字在形、音、义等方面的属性，明确现代汉字规范化的原则，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汉字，知道如何评判汉字发展趋势。
3.掌握部分常用现代汉字的形体演变，能举一反三对其他常见汉字做简单溯源分析。以上三个方面，遵循由一般到个别、由现在到过去、循序渐进的原则，既注重在文字学知识的内在关联，又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目的在于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宏观到微观，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获得关于汉字和人类文字最必要、最基本的信息。教育学心理学研究表明，有内在关联的信息是有意义的，也是容易识记并长期保存的，从而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文字观，具备基本的文字学的理论素养。
（二）能力层面
1.思维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学以致用，用文字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解释文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尤其是比较、分析、概括、推理等抽象思维能力。上述繁简字等较宏观的问题都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
2.自学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汉字研究方法，能够利用相关资源进行可持续的自主学习。文字学作为工具课，要解决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问题，通过完成具体作业，如：考察指定语料的字频，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多音字读音是否有简化空间，以及利用相关书籍和网络资源对汉字进行溯源分析等，逐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及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养成自学习惯。
（三）情感层面
培养学生对文字学的兴趣，对文字相关问题保持敏感。笔者认为，理想的文字学课程不仅在于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卷面考了多少分，更在于学生在走出教室和考场后是否仍然对文字有好奇心，仍然有兴趣关注和思考与文字有关的问题。简言之，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在于让学生“学会”、“会学”、“爱学”。以笔者近十年高校语言文字类课程的教学经验而言，我们的教学目标无论在教学设计还是教学实践层面，强调最多、落实最好的，还是知识层面的目标。而兴趣和能力尤其是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进入“高大上”的大学之后，似乎就不好意思再提及，好像那是小学和中学老师才应该做的事。事实上，对语言文字这样本身就比较枯燥的课程来说，如果不能调动学生积极参与，任由他们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就笔者查阅的文字学课程改革的论文来看，也普遍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家虽然也谈能力的培养转化，但因为专业性质的原因，对文科生在语言文字上的实践能力实际上往往谈得比较含糊；至于兴趣和思维能力培养，则几乎无人提及。实际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学生课堂回答问题及考试情况，就不难发现：即使到了大学，学生普遍有待提高的还是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中学多年的应试教育让很多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被动接受现成“标准答案”。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又使学生每天置身信息的大海，更缺少深入阅读和思考的环境，他们的思维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综上，笔者认为，兴趣和能力培养、学习方法的养成，不仅不可偏废，而且应当在每一门课程乃至每一节课上引起重视。只有如此，我们才做到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既教书，又育人。我们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培养的学生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
二、教学内容和时间分配
以上述教学目标为导向，我院的文字学课程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综合性。就内容来说，涉及比较文字学、现代汉字学、和传统汉字学（古文字学）三大块。这是与其它高校文字学课程另一个较大的区别所在：它们要么是单纯的现代汉字学，要么是单纯的古文字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字学要对涉及的三大板块的内容进行精选、优化。这样才能做到重点突出、难易适中，符合学生接受水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时间分配上，以现代汉字学为主体，计约20课时；比较文字学和古文字学为补充和辅助，各约8课时和4课时。现按授课的时间顺序具体说明如下：
（一）比较文字学
重点介绍：（1）人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2）人类文字的传播（3）人类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4）人类文字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等内容。教材方面，因国内比较文字学著作有限，主要参照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及王元鹿《比较文字学》等几本书。
（二）现代汉字学
现代汉字方面的教材目前也比较有限，且内容大同小异。笔者以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杨润陆《现代汉字学》等教材为基础，删减其中过于繁琐、理论性过强、超出学生理解能力以及脱离一般学生日后实际运用的内容，保留：（1）汉字的性质和特点（2）现代汉字在形、音、义、序及字量字频等方面的属性（3）现代汉字在人机和人际界面的应用（4）汉字前途和评价等几部分内容。
（三）传统文字学（古文字学）
这部分旨在对常用汉字进行溯源分析，让学生把握汉字的形义关系，了解汉字构字理据。因为时间有限，加上古代汉语有所涉及，所以仅以专题形式做举例性的介绍，比如，与“人”、“手”、“足”、“食”等有关的汉字的溯源分析。综上，为优化教学内容，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让学生对包括汉字在内的文字尤其是现代汉字有明确系统的认识，我们对各部分做了相应精简、优化：先安排比较文字学的内容，但只要求对人类文字起源发展做全景式了解，不过多涉及细枝末节。这个铺垫对现代汉字的学习必不可少。举例来说，关于繁简之争，如果就汉字论汉字，恐怕再争一百年，还是各执一词难下定论。而如果有了比较文字学的眼光，把汉字放到人类文字的大家庭去考查，联系人类文字纵向和横向发展演变的规律和事实——作为书写工具，人类文字一直在朝着简化的道路前进，世界上目前占绝对优势的拼音文字也是人类文字发展演变的结果——我们对汉字的繁简问题也就豁然开朗，而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地始终纠缠不清了。同样，有了对人类文字发展演变规律及世界文字现状的基本认识，关于“汉字会不会像楔形文字和圣书字一样变成拼音文字”的前途预测问题，也就找到了思维的起点，不难做出判断了。现代汉字是我们正在运用的汉字，学生最需要相关的知识储备。由于“现代汉字学”普及程度不高，其它课程也较少涉及相关内容，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比较欠缺。因此，我们把“现代汉字学”作为教学的重点，希望学生在了解人类文字一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现代汉字相关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有基本的认识，并提高运用汉字的能力。“汉语难学，汉字尤难学，几乎已成举世公认之论。”（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汉字对一般外国学生来说是最头疼的事情。我们的任课老师如果能在必要的时候结合汉字的古形体——甲骨文、金文或篆书进行教学，势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改善因结构复杂而造成的难认难记难写的局面，提高学习汉字的兴趣和效率。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专业，学生应该具备必要的传统文字学的知识和对汉字溯源分析的能力。基于这样的考虑，承接现代汉字学字形部分关于外部和内部形体结构分析（即构形法和构字法）的内容，笔者在本课程的最后，安排了两周共4课时属于传统文字学的内容。
三、教学方法
为了更好地落实以上述教学目标，完成以上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笔者也做了一些尝试：
（一）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通过直观教学，加深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
比如，比较文字学部分在介绍人类文字传播的路线时，播放《五分钟看懂人类文明史》视频，让学生明白文字的起源和传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活动版图的扩大而进行；再比如介绍书写汉语的特殊文字“女书”时，利用电影有关女书的情节，帮助学生了解女书产生的历史背景，直观感知女书的具体形象；以及通过相关动画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汉字形体演变，等等。
（二）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多样实践，增进研究型学习
现代汉字部分关于现代汉字属性和规范化的内容比较琐碎枯燥，如果由老师一言堂，大包大揽，学生难免兴味索然。所以，笔者在必要讲解的基础上，通过布置需要学生动手动脑乃至需要合作完成的作业，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字频部分，让学生分组考查《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两档汉字节目，选取有代表性的二至三期，记录比较两节目考查用字的字频情况，并将考查情况和结论形成文字在课堂上分组汇报。另外，笔者还结合之前的国学热，让学生从字频或常用字的角度，考查《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是否适合作为今天学前儿童的启蒙读物。再比如，关于多音字的规范，给出诸如“晕”、“薄”、“结”等字，让学生先查字典，根据各自表义情况，判断这些多音有没有简化的必要和可能，并陈述理由。再比如，关于繁体字和简化字这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在学期开始，组织学生交流看法，在学习过人类文字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及现代汉字构字法和汉字理据的内容后，再让学生介绍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有何变化，为何变化。或组织学生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总之，通过这些针对性强又密切联系实际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结论转为自主寻求答案，从机械识记知识转为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释复杂抽象问题。
（三）提供资源，示范教学，培养自主学习的方法和习惯
学期最后，老师以小专题的形式结合汉字形体演变对汉字进行溯源分析。比如与“人”有关的一组字：比（）、北（）、尸（）、天（）、亦（）、夹（）、美（）…与“手”有关的汉字：又（）、友（）、寸（）、尺（）、及（）、承（）、弄（）…这样从简单到复杂，把传统字形有内在关联的常用汉字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在掌握例字形体演变和形义关系的同时，也能够举一反三，用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待汉字，激起对其它汉字溯源分析的兴趣。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这种分析只能是举例性的而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通过教师示范初步掌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老师给学生提供可利用借鉴的专著：《说文解字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流沙河《文字侦探》、林西莉《汉字王国》等，以及“汉典”、“ChineseEtymonology”等网络词典和汉字字源网站，让学生根据需要自行查阅、检索，在体验自主学习乐趣的同时逐步习得自学的方法和习惯。
（四）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创新或展示研究成果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文字学方面的钻研成果和心得用微信或微博的形式与其他人分享交流，鼓励有兴趣有条件的同学设计适合外国人或中国中小学生学习汉字的APP。以上是我们对近几年文字学课程教学所做的一些梳理和总结，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反馈来看，他们比较认可这样的教学安排，认为通过本课程能系统获得文字学基础知识，培养对文字学的兴趣，并掌握一定自主学习和研究文字的方法。当然，本课程在趣味性、教学时间分配上还有继续提高和改进的空间，这是我们今后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努力的新方向。
作者：张慧芳 龚灵 单位：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的学科建设[J].语言文字应用，2007，（2）.
【摘要】《氓》是语文传统篇目，写一位女子遭丈夫遗弃。女子遭遗弃的原因解释，一直含混不清。如果考查“桑”的文化民俗源流以及语用修辞和历史，可读解出氓之弃妇是其失去生育而然。
【关键词】桑 生殖崇拜 周礼 语用修辞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4-0059-02
《诗经・氓》是语文传统篇目，写一位女子哭诉丈夫遗弃。为何遗弃？一般都说因为人老珠黄，根据是“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色变。但问题是《氓》为何不拿“桃”说遗弃事，如有“桃之夭夭”，而偏偏举“桑”？有人认为桑是弃妇归途所见，故以实物起兴。（《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从文化民俗考查“桑”，可获弃妇遭弃根本原因。考查《国风》带“桑”字十多篇，与男女情爱密切，看不出关联的仅仅二篇。下面试从文献、训诂及考古诸面，对桑义源流作一番探讨，解出弃妇之因。
首先，桑与男女情爱有关，源于上古先民太阳神崇拜。《卜辞》有载，《尚书・尧典》亦有“宾日”、“饯日”记载。《汉书・匈奴传》有“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郭沫若《殷墟粹篇・粹篇考释》说“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这展示了万物有灵的古老观念，因先民把自己看作太阳神子孙。《淮南子・说林》高诱注文“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黄帝乃人祖，黄帝即皇帝，又黄皇亦通。张舜徽《郑学丛着》训“皇，煌也”，“皇之本义为日，犹帝之本义为日”。黄、皇、煌、日、帝同宗同源，这里边有太阳神崇拜，也有人之始祖神崇拜，始潜含着生殖崇拜。姜亮夫《古文字学・第二章》训“帝是花蒂，犹人之始生曰胎，胎帝双声，又相邻之韵转，花萼为帝，花房为不（胚），亦象花房形。甲文金文作■”。又引郭沫若，“知帝为蒂之初字，则帝之用为天帝义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
其次，崇拜必祭神，其建制和意识又是怎样的呢？姜亮夫《古文字学》说“神字甲文中无之，当即示字”，是人祖先精灵之寄所。大石文化时期，大石纪念物menhir之制，是立一块或几块大石，上盖一块大石，作祖灵居所，“示字正是象其形。”祭神就是对这个祖灵居所（石或木）进行崇祀。今天四川、辽宁等地，还有其遗址。这个场所便是“社”，《礼记》说“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社中祭石称为“主”。《礼记》载“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主。”姜亮夫《古文字学》训“亦指木主。”这样，社由“类上帝”的主（石或木）组成，以应祈求。《周礼・大司徒》载“设其社稷之坛，而树之田主”。古文字祖、且同源，主即祖，亦即且。姜亮夫《古文字学》训“■（且）表男性；■（匕，亦胚）以表女性，两字实男根和女阴象形，在人则祖妣原始字”。郭沫若说甲骨文且（祖）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转引何新《诸神的起源》）总之，社主建制或石或木，观念中一身二职：一是太阳神（始祖神）象征；一是生殖器象形。崇祀中，先民不知太阳神何形，因功能类通而象人类生殖器之形，立主作祭祀对象。由此，太阳（始祖）神和生殖神，观念与行为合一。
最后，令人感兴趣的是，社中作为主木的是一种什么树？答：正是桑树。《说文》有“，日初出东方D谷所登_桑”，桑树最早为神话中太阳树。神树在人间不可得，先民选定一种树替代，名之太阳神树“桑”。《路史余记・之六》曰“桑林者，社桑。”到此，桑林成为社会祈求之所。《吕氏春秋・慎大》有“以奉桑林”。桑树乃太阳（始祖）神树，桑木是之象征，桑林便是促进生殖的地方。《淮南子》高诱注文“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是隐语。桑林是男女先民场所，孔子乃桑林“野合”而生。中国神话中男女也爱桑林，马X《绎史》写帝子、圣母行“桑中之戏”。（转自《中国神话》，民间文艺出版社）男女冶游桑林，《诗经》有大量描写。《桑中》写“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此遗风，在今天云南白族依然，年农历四月男女盛装“绕山林”：“千余年来，绕山林的主题始终是社交游乐。……最初桑林很多，称绕桑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综上所述，“桑”有促进两媾、强化繁殖之意，渊远流长。“桑木”始是神木，后是社木，再后普通树木。由此《国风》桑字有归属，或，或爱情，或促进生殖力。回到本文开头：《氓》为什么偏举“桑”起兴？答案是，意向上相联，意识中关乎繁衍，而历史中关系生育。男女婚姻，在今天是爱情；在西周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大事。《礼记・哀公问》云“大昏，万世之嗣也”，周礼认为男女结合目的是传宗接代。弃妇当是不育，氓停之再娶并无不妥。故才有弃妇敢怒不敢言，转以“其叶沃若”至“其黄而郧”之象起“兴”说事。兴既是诗经时代之惯常表达方式，也是弃妇不能违礼直言之语用修辞。故，《氓》中弃妇咏叹，看似“沃若”不再而遭弃之毒誓，实是“黄而郧”不能生育之感伤。这就提醒我们，在语文教学与阅读欣赏中，注意体会字词的文化丰富性。
作者简介：
何立明，中文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和大学语文教学，著有《中国士人》一书（获2015省社科基金资助）和《大学语文是一门安静的课》论文多篇。
以图造字早在上古时期的甲骨文就开始了，甲骨文里的图画式文字占多数，凡是实物有形可画的大都用图形来表示，从中能够找到由线产生的面及由基本线组成的不同的骨骼，这充分表现了图形文字的原始构成意识，至今汉字的发展仍沿袭图形审美的构成原则。古汉字以象形起源，其字体造型强烈体现出“汉字的象形特征在于它对物象轮廓的简约化、概括化和整体协调化”的特点。“形”，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形。象也。各本作象形也”。即“形”为“可见者也”，早已界定了形的视觉属性，它是客观对象的外轮廓，为有限所能把握对象的基本特征之一。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当然，图形与汉字结合起来的设计，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有着独特的视觉美感。但是，对于图文结合也不是随处可用。由于世界各国历史的渊源以及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不同，各过的传统及喜好也不尽相同。千万不可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而随意进行结合，那样或许会闹出大笑话来。就拿这个图形说，日本人把视为皇家的象征，都不接受以的文字和图形作为注册商标；但意大利人却视之为国花，极为喜爱。因此，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汉字视觉造型形意结合符号系统研究
汉字的结构具有极强的视觉图形感，不仅可以“读“，而且可以”赏“，现代汉字可以说是视觉传达中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与当初较为具象的图形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但图形感始终是最为典型的特征，汉字的奇妙之处在于其字型结构所透出的“图形”韵味，且比单纯的图形更富有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如“平面设计在中国”，通过了将文字与迷宫相结合，使文字进行错位、变形方式产生量不同于以往汉字的形式美感，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民间艺人也遵循中国汉字的造字方式设计出许多巧妙而富有视觉意趣的图形字体，这类汉字造型与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商业活动紧密相联，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和强烈的民族特色。例如，这幅海报设计，它将具象的图形来替代相应汉字的部分笔划，布局在一副作品之中，这样就使得字体显得富有新意。从这一过程也可体会到文字的图形魅力。希望的文学博士论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帮助到您，如果要进行，也可以到网站查看。
英文名称：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信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964
国内刊号：41-1030/C
邮发代号：36-7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关键词：纳西东巴文；甲骨文；比较研究；十二生肖
一、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简述
纳西族东巴文是纳西族东巴用来书写东巴经书的文字，它是一种兼具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其文字形态十分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式。东巴文字源于纳西族东巴教的文献典籍，由于这种文字为东巴（经师）所掌握和书写，所以称作东巴文字。东巴文字有1400多个单字，能记录复杂的事件。纳西族东巴文字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是现存的中国王朝时期的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又被称为“契文”、“甲骨卜辞”、“龟甲兽骨文”或殷墟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占卜的结果。
二、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比较研究概说
对于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的比较研究，学界的前辈学者已经有所建树。
董作宾先生在为《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所做的序中，从六个方面说明了对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的重大意义。
李静生先生是真正开始对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学者。他在《纳西东巴文字与甲骨文比较研究》中提出，“两种文字象形系统的相同之处有三点：东巴文和甲骨文都是象意的，都是合体象形结构，音读变化都是由繁至简。不同之处也有三点：纳西族东巴文仍处于形繁的图画形式，甲骨字则趋于简形的线条化；纳西族东巴文音节较多，甲骨字音节较少；纳西族东巴文有几读并存现象，甲骨文则几乎无迹可寻”。
王元鹿先生针对纳西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的象形造字法进行了专门的比较研究。在《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假借现象的比较研究及其在文字史上的认识价值》一文中，他将纳西东巴文“变易本形”的方式分为析字、省减、变形和方位四种，并列出相应的甲骨文字进行比较说明。他认为纳西东巴文与汉古文字二者的造字方式十分相似，而两种文字在造字法上的特征的主要区别在于，纳西东巴文中用分化手法造成的“变易本形”的象形文字较多，所使用的分化手法也较多。这种主要的区别是因为纳西东巴文比汉古文字具有更原始的具体表现。
三、纳西东巴文与甲骨文比较研究------以十二生肖为例
（一）相同之处
1、从文字的形态看，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都是从图画文字阶段逐步发展而来，都是把复杂的事物形象简化为文字符号，思维规律比较接近。
2、从文字的作用看，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都用于记录语言，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痕迹。
3、从文字的形音义看，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都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一定时期内，二者的字形、字音和字义都相对固定。
（二）不同之处
1、纳西东巴文刻画细腻自然，甲骨文刻画较为简洁粗糙。纳西东巴文中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动物文字，注重表现突出特征，利用动物形象的一部分来表示全部。很多动物字往往一字二体，一体表示全身，一体表示局部（局部一般为头部），注重表现突出特征，形象完整逼真。甲骨文一般简单刻画动物整体形象，笔画较为简单，形象相对粗糙。
2、纳西东巴文笔画较粗，字形比较复杂，甲骨文笔画较为细瘦，字形相对简洁。纳西东巴文一般使用竹笔书写于东巴纸上，书写工具容易为人所掌握，便于书写，所以可以书写成笔画较粗，形象复杂的字体。甲骨文则是用刀刻画于龟甲和兽骨之上，书写工具不易掌握，再加上甲骨和兽骨质地坚硬，用刀在其上书写相对困难，所以造成甲骨文笔画细瘦，字形简洁的情况。
3、在纳西东巴文的十二生肖中，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比如： （y21）本意为“羊”，也可做“绵羊”的意思； （bu21）本意为“猪”，也可做“野猪”讲； （la33）本意是“虎”，还可以表示“也”； （??21）的本意是“鸡”，还可以表示“休息”的意思； （y21）是“猴子”，还可以指代“祖先”； （mu21）本意是“牛”，还可以表示“财产”的意思。在甲骨文中，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甲骨文的一个字符仅仅代表一个意思，比如 （牛）、 （羊）、 （猪）。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两种文字的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纳西族人民还不能找到确切的词语去表达抽象的意思，所以借具体词语的音节去表达抽象的意思。
4、纳西族的纳西东巴文现在还有人可以识别，流传时间比较久。作为纳西东巴文流传载体的东巴经，在现代社会中的保存数量较多，估计保存比较完整，经东巴们的世代相传，比较晚整的保存了文字的原貌。而且随着社会各界的重视，纳西东巴文的研究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而甲骨文由于长时间埋藏于地下，许多甲骨文模糊不清，不太容易识别。
5、纳西族的东巴文主要是记载于东巴经之中，书写者主要为东巴。而甲骨文在殷商时代主要用于祭祀和占卜，文字书写的任务主要是由巫祝完成的。
小结
文章以十二生肖为例，对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进行了比较研究。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都属于原始文字体系，将纳西东巴文和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两种文字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探讨文字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以及丰富比较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
[2]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4月.
[3]董作宾，《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4月.
[4]马亚镝，《东巴常用字图典》，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
[5]李静生，《纳西东巴文字与甲骨文比较研究》，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12月.
[6]王元鹿，《纳西东巴文字与汉古文字假借现象的比较研究及其在文字史上的认识价值》，载于《徐州学院学报》，1987年5月.
[7]郝文勉、王建军，《甲骨文书法风格》，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1月.
刘正教授的此文首先就阐明了铜器断代的两大立足点。他认为：“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这就为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打下基础。进而，他主张：“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这一肯定是有见地的观点。
今天，学术界已经接受并肯定了陈梦家先生的铜器断代学说。特别是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所主张的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他提出的“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的观点，已经成为铜器断代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操作指南。
最后，刘正教授指出：陈梦家先生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陈梦家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就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王宇信）
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
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
有了这两个假定，为西周铜器断代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
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18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
这一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商周金文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时值今日，出现的学术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纪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学论丛》《春秋i铜器年代综合x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铜器历日研究》等。
毫无疑问，上述各书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学术经典。
1956年开始，陈氏的著名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连载于《考古学报》上。后来由于陈氏被定性为分子而中止了论文的连载。因此，中华书局出版的此书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加上若干遗稿增补而成的。其中，遗稿增补而成的部分内容，编辑特别标志为“未完稿”。因此，本论文主要使用他公开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论文为研究底本。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减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一、 此书在西周历法和铜器
断代方面的贡献
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在铜器断代问题上，他主张：
西周铜器的分期，对于某些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数的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个王和共和，其绝对年代也需作一暂时的拟定。我们曾从种种方法方面拟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
以上凡是整数的10、20、30都是我们假定的。从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
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们表示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初期，是从殷周并行发展形式变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铜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渐的抛弃了殷式而创造新的周式，殷代以来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S、至此发生。在晚期，是纯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变更，也表现在花纹上、铭文的字形上和内容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意义的①。
陈氏的上述断代，基本上划定了西周的具体的历史年代范围。而对于铭文和断代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处理的：
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可以有以下各类：
（1） 同作器者
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诸器，应该都是同时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时的。比如，乍册髁钏作诸器都是成王时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
（2） 同时人
有些器提到周公东征，那么它们应该都是成王时代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所谓“周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所指；记载周公东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记载后人追记或追念周公的，则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孙世为“周公”。《令方彝》、《作册髁睢贰案嬗谥芄宫，公令……”，此周公是活着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则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铸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当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时代或成王的后半期。
（3） 同父祖关系
《作册髁睢肥浅赏跏比耍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册大“乍且丁宝尊彝”则在康王时。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确定在康王时，其理由如下：铭记铸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铭末的族名与髁钇魍，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为铸作册之官，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属官。
（4） 同族名
由上举之例，可知同一个族铭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时的。1929年洛阳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为几组：
士上 B、卣、尊
父癸 B、鼎、簋、爵
父乙 鼎、爵、卣、簋、尊、觯
父辛 鼎、[、尊
臣辰 B、壶、簋、盘
微 爵、壶
它们虽大约是同时代的，但有先后之别，不都是同时的。
（5） 同官名
官名在一定条件下也指某一个人，如寿县出土“大保七器”都有大保字样，又有召伯，可推定此“大保”实指召公]，其它的称号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
（6） 同时代
记载伐东夷的诸器，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作同时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
（7） 同地名
在一定条件下表示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个地名，成王及其后称为成周，则凡有新邑之称者当属成王时。凡有宗周及镐京之称者，都属西周。
（8） 同时
《令簋》记九月才炎赏于王姜，《召尊》记九月才炎锡于白懋父。两器时、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时人。故可定为成王东征时器②。
最后，他提出这一方法论上的立场：“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③。
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铜器如下：
他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
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
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 此书在古文字学方面的贡献
此书虽然是以铜器考古学为核心内容的著作，但是陈氏的研究处处立足于对铭文的解读基础上，因此，这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具有了古文字学、商周历史和地理学、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和贡献。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金文辞例研究的贡献
在金文辞例的研究上，陈氏注意将辞例和历史结合进行研究。如，对于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大保”一辞，他首先主张“西周初期金文中的大保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称、追称、族称。然后，他从对辞例的分析和历史事实相结合，提出如下观点：
梁山七器，大保与召公、召白同出，则知此组铜器是召公世家所作，而大保应指召公、《尚书》所称，有以下各例：
《召诰》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保朝至于洛
《君]》 周公若曰君] 公曰君，告汝朕兄保]
《顾命》 乃同召大保] 大保率西方诸侯
由此可知大保、君]、召大保]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称，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称之为召公、召白，《诗・江汉》称召公、《甘棠》称召伯。据君]，周公称保]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论衡・气寿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④”
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一文中，陈氏主张：
册命既是预先书就的，在策命时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则前述甲组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辞乃是王的说话，其中代名词为“余”乃王所自称。《洛诰》“今王即命，曰”是王之亲命，故“曰”前无“王若”之语⑤。
这一观点十分敏锐而且具有辞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在内。
第二、对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贡献
如，关于《令簋》铭文中出现的“丁公”，他考证：
铭文三见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职，公是尊称。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职是尹，其尊称是公，故可以称丁公。《令彝》称其父为父丁，丁是庙号，此父丁在第5器称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决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齐侯吕常《齐世家》又称之为丁公⑥。
在《册命篇》一文中，他主张王国维的《释史》一文有误，他认为：
王氏以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命尹等为史官之一，是正确的。但将它们与作册、内史、尹氏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当明其类别与其彼此的关连，但亦应注意主持某一类事的官常有变换，而某一种官因时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质。作册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产生，乃兼而为代宣王命之人。
西周中期其权落于在王左右的内史，在西周晚期则尹氏取而代之⑦。
不能不说，陈氏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西周时期管制演变的一格历史过程。
第三，对商周地理研究的贡献
如，有关郯地。他主张：
西周初之郯与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齐世家》“桓公二年灭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谭。”齐桓公二年当鲁庄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庄十曰：“齐师灭谭。”杜注：“谭国在济南平阴县西南。”是谭即郯，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春秋大事表》以谭为子姓，当有所本……春秋时期的郯，见载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传》昭十七。《竹书纪年》越“朱句三十五年灭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灭者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的“郯，故国，少昊后，盈姓。”
今郯城县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灭郯以后南迁之国，犹成王既伐奄与薄姑，迁徙其国⑧。
再如在《论丰、镐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张：
就已有的金文材料来说：丰多见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镐京的记录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见，以后也常见。新邑、王，惟见于成王器。武王时的周不见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与成周并见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说明武王至穆王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册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较多的在东国的洛邑⑨。
可见，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紧密结合商周史和历史文献的。不单单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将金文史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第四，对疑难古文字释读的贡献
如，关于《小臣宅簋》铭文中出现的“甲”字字形，他考证：
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公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
“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旧或误释为干，或误释为十。卜辞
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赢卣》“姑”皆从甲，都与此器“甲”
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则从“十”，小篆“戎”字则从“甲”。金文甲胄之“甲”
今以为当释为接壤之接11。
而对于已经被学术界考证出来的文字，如《大魇级Α分械摹鳌弊帧K也能从文字写法考虑铜器断代，提出他的见解。他主张：“惟从髯中捶看，应属西周中期。12”
总之，陈氏此书名为西周铜器断代，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礼制、历法、历史和金文文字考证为中心的铜器断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类著作。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辉煌学术经典。
注释：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38～139页，1955年第九册。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0～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7页，1955年第十册。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08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9页，1955年第十册。
⑦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99～400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⑧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8页，1955年第十册。
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73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⑩ 陈梦家：《考古学报》，第84页，1955年第十册。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德里达；文化文本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78-01
在西方世界无论是权力的构造还是知识的建构都是通过语言来建立的，语言本身即作为权力象征也作为权力的载体，女权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权力批评话语体系自然要先对准语言这一权力载体，针对语言的言说展开批判。以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查·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批评为标志，诞生了新的女权主义诗学批评方式：后殖民女权主义诗学批评。这种批评冲出了文学文本疆界的羁绊，向更广阔的文化文本批评进发，使文学批评承担起了更为实际的实践中的性伦理政治任务。同时，文化文本批评也成了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独到的特色。
一、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传统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女权主义批评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当时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形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与符号学批评一派，在英美形成形式主义女权批评一派。法国的女权主义主要致力于对相对于男性理论的女性理论的建构，恢复女性说话的权力，对父权秩序语言的意指系统进行解构。英美女权主义文论也注重语言的研究，但是其重心是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学与现实的反映关系。不像法国女性主义者那样致力于针对父权秩序语言的颠覆，而是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在原有的文学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妇女文学传统，或重构妇女文学语言。
无论是女权主义早期的弗吉尼亚·沃尔夫、西蒙·波伏娃，还是后来的英美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她们的文学批评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文学文本展开的，并没有打破文本的疆界，进行更具体的现实文化探讨。
二、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正是从对德里达的翻译解释入手，斯皮瓦克开始了她以解构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诗学批评生涯。当然，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同样受惠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她在《他者的世界》里亲口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自己有潜在影响并多次将德里达称为自己的老师。《论文字学》的翻译在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1967年该书发表，斯皮瓦克随即阅读，大受启发，此后历经十年的时间，斯皮瓦克成功地将这部划时代的晦涩的法文著作译成英文，并为此书撰写了长达80页的译者前言，阐述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至今为止，斯皮瓦克仍然是德里达思想的最准确的阐释者。解构主义因为斯皮瓦克的成功译介在北美很快普及并且掀起新一轮的理论狂潮。
总之，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批评更多得益于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思想，这点对斯皮瓦克后殖民和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知识暴力”和“属下”论显然深有影响。解构从此成为斯皮瓦克批评策略的根基，她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都是通过对其他理论的解构后才显现出来的，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就源于她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解构。即使对德里达本人，斯皮瓦克也同样进行了解构。斯皮瓦克点出了德里达理论的诡辩性和游戏特征。她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解构了德里达！这种客观的态度源于她对唯物辩证法的诉求，斯皮瓦克理论的驳杂由此可见一二。
三、解构策略中的文化文本批评
斯皮瓦克认为解构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建立有争议的文本或问题的“权威真理”的意义上产生“积极的知识”；解构也不能理解为一种思想批评或者是“暴露谬误”的形式，相反斯皮瓦克的重点是揭示设想、战略和雄辩。由此来建立并调和一种既定的叙述，而不管是政治的、文学的还是历史的。所以，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总是在关注被压抑的边缘者的实际生存状况，她不断地考察有关殖民地女性的历史档案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境遇下女工们的真实生活。她关注的焦点总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但是批判的立场却能随着批评的现实需要而不断更换，无论是站在、精神分析、还是新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她都能通过解构的策略将这些理论为自己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诗学批评服务。
关键词：《龙龛手镜》；行均；价值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019-03
一、《龙龛手镜》简介
《龙龛手镜》为辽代僧人行均所作。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本书撰写于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宋人重刻时因避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讳，改为《龙龛手鉴》。全书共四卷，分二百四十二部，部首的先后和各部之字均按四声的顺序编排。全书收字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注文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
《龙龛手镜》由于未被收入大藏经，因此刻本稀见，抄本鲜见，后世知之者甚少。现存的版本主要有宋刻本、清刻本及抄本。传世的宋刻本主要有三种：一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四卷，短缺的第二卷由明毛晋影宋抄补。后有玻璃版影印本；二是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宋刻本。民国十二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据该本影印，收录于《续古逸丛书》和《四部丛刊续编》。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本的第二卷实为商务印书馆藏本，与傅氏双鉴楼所藏一、三、四卷的版本不同，赵万里与杜泽逊均判定此卷乃南宋初年浙江重刻蒲宗孟本；三是博物院所藏宋刻本。对以上三种宋刻本，杜泽逊先生从避讳、刻工等方面进行考订，认为三者均为南宋高宗时刻本。此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宋嘉兴府刻本。
现存传世的清刻本主要有：乾隆间精刻本，前有李调元题跋，现藏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嘉庆五年（1800）慎馀堂刻本；清张丹鸣虚竹斋刻本，前有李慈铭题跋，国家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该本；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个清刻、姚觐元录钱保塘批校本。清代丛书本有汪氏《正谊斋丛书》本；乾隆、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函海本及上文提及的《续古逸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另外，高丽本《大藏经》中也收录有《龙龛手镜》，该本源自辽刻本，日本曾影印该本，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该本影印出版。中华书局本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宋本补齐了原缺的第二卷。
现存传世的抄本主要有：明影宋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清初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经井斋影宋抄本，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另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提及，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抄本，只是己变换行款，书法颇精，卷内钤有“金匮蔡氏醉经轩收藏章”、“蔡廷相藏”、“廷相”、“伯卿甫”、“蔡印廷祯”、“卓如”、“济阳蔡氏图书”等印记。此外，深圳大学正在建设的《中华大典》数据库也收录了《龙龛手鉴》，目前该书电子系统已经投入使用。
二、《龙龛手镜》的价值
（一）龙龛手镜》在字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1.辨别字样更加精细。《龙龛手镜》对字的说解一般是先言字形的类别，次言字的音，接着是释义，最后给出字的异形数目。如《龙龛手镜》木部：“栖，俗：栖，正，音西，息也，又鸟栖木也。”《龙龛手镜》所收的字有的不辨形，这些字主要是一些常见或未收异体的字。如《龙龛手镜》手部：“按，鸟汉反，抑也，安也。”有的不释义，这主要是一些俗字，但所收字都有注音或可知道读音。
《龙龛手镜》从性质上来讲是一部字书，收集了大量佛经中的俗字。在《龙龛手镜》之前，还没有哪部字书像《龙龛手镜》一样收集了那么多的俗字。《龙龛手镜》对所收汉字进行了十分细致繁杂的分类。在《龙龛手镜》中有“正”、“俗”、“俗通”、“通”、“变体”、“误”、“古”、“古文”、“今”、“籀文”、“或作”、“同”等辨字样的术语，可谓名目繁多。
在《龙龛手镜》之前，字样之学已盛行。敦煌写本斯388所录《正名要录》将汉字字体分为“正”、“楷”、“讹俗”三类。《龛谬补缺切韵》中也有“正作”、“本作”、“古作”、“俗作”、“通俗作”、“亦作”、“或作”、“今作”等术语。当然，代表当时字样学最高成就的是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干禄字书》将汉字字体分为“俗”、“正”、“通”三体。较《干禄字书》而言，《龙龛手镜》收的汉字更多，对字体的分辨更为详细，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至。
2.《龙龛手镜》收形、注音、释义多处引用《玉篇》、《切韵》、《说文》。有一部分与今通行的《玉篇》、《切韵》、《说文》不同，据此可窥《玉篇》、《切韵》、《说文》之异本。
3.开字书音序检字法之先河。《龙龛手镜》在序中对其编排方法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例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省功倍垂益于无穷者矣。”所谓“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例之”，是指将其收录的两万余字分为262个部首，根据部首的读音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即平声第一卷，上声第二卷，去声第三卷，入声第四卷。把97个属平声的部首字列入平声第一卷，如“金”、“人”、“言”、“心”等；把60个属上声的部首字列入上声第二卷，如“手”、“水”、“土”、“草”等；把26个属去声的部首字列入去声第三卷，如“见”、“面”、“又”、“贝”等；把59个属入声的部首字列入第四卷，如“末”、“系”、“肉”等。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例如平声第一卷第一部金部：平声收有“钞”、“锋”、“钢”、“销”、“钉”等；上声收有“锁”、“键”、“钜”等；去声收有“锐”、“锯”、“锭”、“镫”等；入声收有“铎”、“锡”、“铄”、“镯”等。
整部字书都按字的读音，按平上去入四声依次排列，它“开字书音序检字法之先河”。自汉代许慎编写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到《玉篇》、《类篇》等，都是按照字形、字义对字的偏旁部首进行归类。而《龙龛手镜》则按读音排列部首，自此以后的字书，都沿用此法，如《篇海》是以《龙龛手镜》的音序编排方法编成的。刘鉴在《切韵指南》里有“五音篇首歌识”，《康熙字典》里有“检《篇海》部首捷法”，都是教人们按音序去检字查字，直至今天的字典辞书，依然沿用此法。可见《龙龛手镜》所开创的音序检字法的影响深远。
4.《龙龛手镜》对于现代大型字典的完善也有重要价值。
（1）《龙龛手镜》可以补充大型字典漏收的字。现代大型字典如《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尽管可以说是目前收字较为全面的字典，但有很多字漏收，如《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收，而这些字《龙龛手镜》中收录，可以补充大型字典漏收的字。
（2）《龙龛手镜》可以为大型字典中的字增添一些未收的音义。《龙龛手镜》不仅俗字收录多，而且还收录了不少不见于一般字书、韵书的字音与字义，我们利用它可以使大型字典在收音、释义上更加完备。
（3）《龙龛》可以纠正大型字典中的一些错误。
（4）《龙龛》可以帮助考证大型字典中的一些俗字。
总之，《龙龛手镜》对于大型字典的完善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龙龛手镜》在俗文字学上的价值
《龙龛手镜》所收俗字众多，在俗文字学研究上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龙龛手镜》是识读疑难俗字的重要工具书。在佛经、字书及其他文献中还存在着许多疑难俗字。由于《龙龛手镜》所收的俗字很多，俗字表现的形态也非常丰富，《龙龛手镜》可以帮助我们识读文献中的一些疑难俗字。
《龙龛手镜》所收俗字大都是写本文献用字。由于其保存的俗字数量多，而且一字常存有很多个俗体或异体，在校勘与整理敦煌写本文献时，我们发现很多疑难俗字可以在《龙龛手镜》中找到辨识的线索。
2.《龙龛手镜》收集了大量因俗写导致的同形字，并对同形现象进行了辨别，为同形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汉字中，有一种同形字现象。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就是同形字。字的俗写是导致同形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龙龛手镜》对同形字现象十分重视，收集了大量因俗写而产生的同形字，并进行了辨别，为我们研究同形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三）《龙龛手镜》在古籍整理上的价值
1.在校勘与整理佛经上的作用。汉文佛经数量巨大，版本众多，存在不少校勘上的问题，而《龙龛手镜》所收的字多源于当时所见的写本佛经，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校勘一些今存佛经用字。
2.校勘与整理字书、音义书方面的作用。在整理字书、音义书时，有些字音《龙龛手镜》中完整地收录，据此可以校勘、考证字书、音义书的失误。
（四）《龙龛手镜》在音韵、词汇研究上的价值
《龙龛手镜》所收字的注音（包括直音、反切）有三万多条，《龙龛手镜》所收字的读音来源甚广。《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随函》《西川随函》《江西经音》《西川经音》以及佛经中的自切读音皆为其注音来源。《龙龛手镜》所收字之读音不是行均根据该字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实际读音来注音的，不能完全反映行均所出时代的实际语音，虽然如此，但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一些语音变化。此外，《龙龛手镜》有一部分收了现存字、韵书未见的读音，因此，可补充字书中字的义项。
（五）《龙龛手镜》在敦煌学研究中的作用
《龙龛手镜》是学者校读敦煌文献的最佳工具书，它在敦煌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写本佛经得以重见天日，敦煌写本文献俗别字甚多，可以说不懂俗字，就无法很好地校理这些文献。这时，《龙龛手镜》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潘重规说：“余读敦煌卷盖有年矣，每苦其俗字讹文，变体简写，充满篇幅。时有穷思力索，不得其解者，不觉废书掩卷而叹。后玩辽行均《龙龛手鉴》，观其分别部居，纂集文字，盖皆根据写本而成。遇敦煌卷子蓄疑，往往迎刃而解，为之数喜踊跃，不能自己。良以敦煌写本，为千年前遗物，无异《龙龛手鉴》编纂时取资之底稿，而手鉴辑存文字，纪录音义，又不啻敦煌写本之注释。而为此书者，殆悬知千载之后必有读写本彷徨求索而不得其解者，故于古今字书中别出手眼，以成此独特之著作也。”
张涌泉先生在《敦煌俗字研究》一书中指出，《龙龛手镜》是“研究敦煌俗字的重要参考书”。潘重规先生认为，《龙龛手鉴》对于敦煌研究者是专造之书，它与敦煌写本是一种互证关系，“使后之学者以敦煌写本以正手鉴，手鉴明；以手鉴以正敦煌写本，写本明。”他还针对《龙龛手鉴》检索难的缺点，撰著了《龙龛手鉴新编》，将原书中的俗、讹、繁、简等字，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革无定、通假无定、标点多异等几种类型。此书现在也成为研究敦煌文学的必备之书。除此之外，陈飞龙先生撰写《龙龛手鉴研究》一书，郑贤章以《〈龙龛手镜〉研究》为题做了博士论文，这些著述都对《龙龛手镜》对敦煌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阐释。
（六）《龙龛手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从公元1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龙龛手镜》的影响已超越本土，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龙龛手镜》不仅由辽国传入中原，而且早在当时已传入现在的朝鲜半岛。据传世的《龙龛手镜》刻本来看，还有中国书局影印出版的王氏高丽刻本。该本虽有残佚，但其第四卷末有“罗州牧”，此官乃高丽显宗所置官署。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罗州设牧，当在显宗九年，其时代应相当于辽代道宗辽开泰七年（1084年）。高丽本的书名仍沿用辽刻本，即《梦溪笔谈》中著录的《龙龛手鉴》，而不用宋人重刻的《龙龛手镜》书名，由此可知其传本当直接来自辽境，这是当时辽与王氏高丽等国文化交流的最好证明，也证明《龙龛手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龙龛手镜》不仅仅是一本字书，它在俗文字学、敦煌学、古籍整理、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M].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
〔2〕麟趾.高丽史[M].文史哲出版社，1972.
关键词：书法；意象；艺术构造；意象构造
Abstract：Calligraphyuseslinesasthemainexpressionofvisualarts，andimageexpressionisitsmaincharacteristic.Calligraphyimage，conveyedthroughtheartisticstructure，ischaracterizedbytheconnotationofcreatingimagetoconveymeaningandofexpressingmeaningwithouttoomuchemphasisonimage，andbylogicaldirectionofnaturalnessandhumanity.Calligraphyimagestructure，asacomplexprocess，isintroducedbrieflyfromtwoaspectsofcreationandacceptance.
Keywords：calligraphy；image；artisticstructure；imagecreation
一、书法中的意象表达及其艺术构造性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书者，如也(或若也、或也)”。如什么呢?兹摘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数则：“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1]81-8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曰：“《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颂》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元燮造象》如长戟修矛，盘马自喜。《曹子建碑》如大刀阔斧，斫阵无前。”[2]822-823汉蔡邕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3]6元郑杓认为蔡邕的“象”就是“意象”。姜澄清先生也认为这指的是“创作者心中应存其意象”[4]71。“形者象也，势者意也。”韩玉涛先生对书之势做如是说：“势就是风骨，势就是境界，势就是意象”[5]110。由“书——如——象(像)——意象”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书者，如也，如意象也。
书法之所以具有意象性首先在于其载体——汉字本身的象形性特征。我们知道，汉字是由图像符号转化而来的，在早期的书法作品如甲骨文和金文中，还能隐约看到古人造字的图画性特点。但若据此认为书法意象性仅由汉字的象形特征决定就不够全面了。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指出“由象形变为不象形，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在整个古文字阶段里，汉字的象形程度不断降低。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来大都很像图形。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改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这可以称为‘线条化’。”[6]28公认的最具表现力的书法形式则是最为简化的行书、草书，这也说明了书法的意象绝不仅是状物拟态的模仿，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而作为意象性另一端的“意”也并非文字本身的释义。举例来说明，中国的文字书写具有双重意象。第一层意象是对事物的写征意象，属字的本意。如“劓”，《说文》云：“刑鼻也，从刀。”这是相当古老的一种鼻刑，刑始于兵，这种酷刑应是古老的征战中以割鼻报功演变而来。“劓”字的本意，给人是一种残酷的意象。然而作为书法书写出来的“劓”字，其字形的另一层意象则可以让人感觉到，左右偏旁的繁简疏密之间，就像一老一少相持而立，相安和谐。而书法的艺术意象就在于这第二层意象，这是书法艺术的象外之意象。文字书写之所以上升为书法艺术，是这第二层意象性在起决定作用。
可以看出，书法意象不是由汉字本身的象形性和表意性单独构成的，而应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构造结果。即是说书法意象是由创作者的主体投射，书写过程中的形式表达和欣赏者的联想和对作品背景的反观共同构成的。正如杨小清先生所说的“艺术虽不是客观的，但也不是主观的。艺术是‘类’的客体主观性在AB投射中由C的‘虚化’规则定位的，这是艺术存在的极其重要的属性。”[7]41书法意象正是这样通过作者、作品、欣赏者三位一体共同构造，并受时代审美趋向和艺术规则影响而形成的。所以书法意象的形成不是死板的、具体的，而是变化的、虚化的，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由主客观相互交汇作用产生的审美体验。
二、书法意象表达的逻辑指向
既然把书法意象的形成看做主客体双方共同构成的审美过程，可以将书法意象表达的逻辑指向归结为以下几点：
1.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的内蕴
中国书法以“意象”论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易》学思想和道学精神上。《周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道德经》的第二十一章上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作为表意、表象的文字其文化指向是最初的意，作为表现文字美的书法恰恰通过合理的表达将这种美表现出来了。
古典书论中，最早将“意象”二字并提的是唐开元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他在《文字论》中说道：“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动。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拿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如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8]211他认为以翰墨构成的筋骨神情，足以体现万物之精魄，已将书法的意象表现性表达得相当完整。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一文之首指明“象”与“意”的关系：“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应当指出，书法中如“万岁枯藤”、“千里阵云”之类的自然物象，不是再现自然物之形，而是自然物象意态美的写征。亦是说，书法表现的是自然客体的情趣。可见，书法中象有可见之象，如笔墨线条的特征；有不可见之象，即通过可见的笔墨在特定语境和条件下以联想、通感的方式生成的象外之象。意，则书法所表现出作者的主观情绪、神情和意志。书者的心情、情趣不可能直截了当或者一目了然地展示给欣赏者，而是通过艺术作品之象来“暗示”书者之“意”。意象二字一隐一显，一本一用，概括得完整而精准，成为书法创作和赏评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2.书法意象的自然取向
晋卫夫人的《笔阵图》，其中将汉字基本笔画以自然物态之象表述出来，如横似“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其他如“陆断犀象”、“百钧弩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均是以自然之象比拟书法，成为后世书法理论的一大特色。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写道：王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其飞白体“犹夫雾觳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9]135这其中“有天时意象，有景观意象，有人物意象，有色彩意象，有声音意象，有香味意象，有肤觉意象……”[10]115-116书法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必然是人类追求自由，渴望窥见自然变化奥秘的手段，因此以自然之象喻书或是由书想到自然之象，都如马克思所说是“对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的表现。3.书法意象的人文取向
“若而书也，修短合度，轻重协衡，阴阳得宜，刚柔互济。犹世之论相者，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为端美也……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为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为尚也。”[11]313骨肉、筋骨、肥瘦等是人们最初用人体意象类比论书的范畴，也是常见的方法，如“颜筋柳骨”是也。书法中人的意象美，也在由表象到内在的发展。由此推及杨雄的“书，心画也。”三国钟繇《笔法》：“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法美的赏鉴本身就体现了古人对自己身体的认可与欣赏，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美。而最高级的动物美正是人类形体的优美。”[12]188对由人创造出的文字以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书法给以人体美的类比不能不说是古人确认自我的自信显现。
书法意象的人文取向还表现在人的气质品味由书法作品中的反观。姜夔说：“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攲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13]393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觉得：王僧虔书如王谢子弟，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萧子云书，心胸猛烈，锋刃难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羞涩不真；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退缩……
三、书法意象的构造过程
1.创造过程中的意象构造
首先是意在笔先的构思过程，王羲之所谓“意在笔先”的“意”，“并不是指某种抽象的道理，而是指具有艺术完整性的构思成果，也就是在形象、理性和感情相统一基础上所构想的具有完整性的艺术形象”[14]290。作者在创作之前一定会对作品的整体风格、技法选择、气势风韵等作出一个全面的构想，在脑中形成一个整体化的形式，并在纸上臆想出结果。然后是创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不谈具体技法，从空间构成上看，主要是对空间块面的分割。如果把书法创作看作用黑色的颜料在白纸上作画的话，整个书写过程就是以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黑色线条将白纸空间块面分割开来，造成疏朗、紧密、浑圆、尖峭的不同空间块面，这种黑白对比的空间构成是形成书法意象的物质形式，对于审美意象的生成有着重要作用。最后是创作过程中的调整、安排，这可以分为创作中和创作后两个阶段。创作中的调整主要指对章法构成的安排，这其中涉及阴阳、刚柔、动静、疏密、巧拙、浓枯、畅涩等一系列对立风格技法的调和、转换。其目的是要达到古人所说的中和的审美要求。创作后的调整是指物化形态的变换、调变，如纸质书作的装裱、石刻、木刻等，这些形态转换对书法表现效果将会产生新的作用，如装裱产生的立体化效果，挂于壁上的可视效果，石刻的凹凸效果，经风雨残蚀的金石(这是非主观性的，但其拓本可以算作再创作的作品)效果都将对书法意象的生成造成影响。
经由以上几个步骤，书法作品被创作出来，它的物化形态之中蕴涵着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的风格特征与审美取向，这些都将沉淀为书法意象的内质，伴随着欣赏者的发掘而显现为艺术化的意象。
2.欣赏过程中的意象构成
普通欣赏者面对一件书法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内容，即它用文字表达的那些词句是什么。这是不为专业鉴赏家和书法家本身所肯定的，因为书法不是写字。虽然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是不分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古人欣赏书法是从实用性角度出发的，否则为何成篇累牍的书论以形象化的词句赞美书艺，而没有哪个称某位书家书写清楚、工整，便于识别。事实上到了文字成熟以后，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恰是突破篆隶那种对称、规范的书写风格，因而行草书成为最便于表达书法家个性风格的书体，过于规范缺少变化的书写则动辄被给以“如排印板”、“状如算子”的诟病。可见欣赏者首先应关注的应该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对于书法作品的形式欣赏是一个由总到分再由分到总的过程。先是整体观照，可以见到所书作品的大小，是何书体，字数多少，风格特征，这一步骤能使我们得出整体的评价，即书作是刚是柔，是雄强是秀俊，在心中生成或威武将军或罗绮美人的人格形象；或雷霆闪电或微风拂柳的心理感受。接下来细赏作品，可以见到字的大小对比，长短安排，虚实映衬，方圆变化，浓枯调和，章法上的起承转合，疏密穿插……这一过程具有历时性，如同欣赏音乐和舞蹈，当音符传至鼓膜，动作映入眼帘，触动心灵，唤起美感，但前一音节与动作将不再复现，仅是作为完整作品的一个环节和作品本身不可分割。这时的欣赏者看到的将是流动的意象显现，或如壮士扼腕，或如美人含羞，或如狮子搏象、或如鹤游碧霄，总之作品随欣赏者活了起来。最后还是会进行统观式的赏析，但这时的观照不同于最开始的，经过前两个程序的欣赏者已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带动、感染，不自觉地将那一系列美的感受回味，回头再来看作品，真是满纸活物，无需通过目光的移转整幅作品已动了起来。当然受欣赏者文化修养、见识阅历等因素的影响，每位欣赏者的构造结果不会完全相同。但可以共通的是通过联想与通感对书作中的自然物象特征与人自身生命力量的把握。
[参考文献]
[1]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蔡邕.笔论[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
[5]韩玉涛.中国书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杨小清.艺术构造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8]张怀瓘.文字论[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9]李嗣真.书后品[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0]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11]苏轼.论书[M]//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2]黑格尔.美学(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关键词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翻译；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女性，印度裔美国学者，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建立起她的理论。斯皮瓦克并不是将其研究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学科，相反，她的研究延伸到很多不同学科，把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研究相结合，这些思想都贯穿斯皮瓦克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斯皮瓦克一直在转换她的研究，来改变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主流。斯皮瓦克一直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研究和批评。
一、斯皮瓦克的简要介绍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24日出生在孟加拉国的加尔各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斯皮瓦克是在孟加拉独立以后，第一代印度知识分子。1959年，她在加尔各答大学完成大学教育，主修英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世纪60年代初，斯皮瓦克借钱去美国进修，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完成她的研究生的学习。斯皮瓦克在后来解释说，她选择康奈尔大学是因为她知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名字，认为这些大学对于她来说都是非常难得。斯皮瓦克从康奈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然后在博士研究阶段，还在爱荷华大学任教。斯皮瓦克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重造自我：叶芝的生活与诗歌》，指导老师是保罗・德曼。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基金人文学科教授，1959年在加尔各答获得学士学位，1962年和1967年在康奈尔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斯皮瓦克曾经在多个大学执教，1991年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斯皮瓦克曾经是国家人文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等。斯皮瓦克也是贱民研究组织成员之一。
二、斯皮瓦克的主要作品
《德里达文字学的译本及译者序言》 《在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 《在教学机器之外》 《贱民能够说话吗?》 《斯皮瓦克读者》 《翻译的政治》
三、斯皮瓦克的主要研究领域
1 斯皮瓦克和解构主义。
(1)背景。1976年，斯皮瓦克出版了《文字学》――德里达著作的英文版本，并且撰写了长达80页的“译者序言”，奠定了她作为解构主义最杰出阐释者的地位。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同时也是当今的批评家和学者中对德里达的思想把握最准确、解释得最透彻的一个人。
(2)关于解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解构主义：试图解构一些二元的对立面，解构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一种解构的阅读方式鉴别文本的罗各斯中心设想，以及文本所包含的二元关系和等级关系；解构论证一个罗各斯中心文本总是怎样的削减其自身的设想、自身的逻辑系统。解构通过对文本的踪迹、补充、内嵌的考查来达到这些目的。延异：任何一个所指因为其本质都要延异其能指的意义，意义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an absent presence)。我们无需呈现椅子实物，只需使用声音或chair文字即可，这样就推迟或延后了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迟”(to defer)。
(3)斯皮瓦克对于解构主义的理解。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著述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了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的出场”。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阐释所抱的态度。
2 斯皮瓦克和女性主义。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那样深深受惠于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也包含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
一方面，她曾在20世纪70、80年代致力于北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和女性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她又对女权主义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斯皮瓦克曾经指出，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术语一样，“女人”这个词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找到起其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和“男人”的差异。斯皮瓦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她指出，霸权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应该通过学习后殖民国家女性所说所写的语言来达到与这些女性的真正的团结。在这里，斯皮瓦克的论断包含了她的后殖民的观点。
3 斯皮瓦克和后殖民。
(1)关于后殖民。“后殖民”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术语进入批评话语圈，然而后殖民反抗的实践和理论都可以追溯更久远。很多人都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后殖民的奠基之作。
(2)斯皮瓦克对于后殖民的贡献。第一，关于贱民研究。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里把贱民阶层描述成隶属于霸权的阶层，被排除在权力政体的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贱民”这个概念，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它无疑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
【名师档案】罗进近，1969年12月出生，1993年8月参加工作，2007年5月获杭州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硕士学位。现为温州中学高级教师，曾获温州市优质课评比一等奖，获得过全国优秀作文指导师、浙江省教坛新秀、温州市首届教坛中坚、温州市第三届名教师等荣誉称号，系全国语文学习科学委员会浙江分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温州市中级和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建设》《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文学教育》《考试报》等公开出版的报刊上60多篇，参编教学书籍多册，多篇教学论文和课题研究曾获省、市级奖励。
罗进近的教学具有大气厚重的特点，在课堂教学中，注重以他广博的知识架构学生的语文知识网络，用心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主张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材等的平等对话，以富有探究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的乐趣，让学生享受语文课堂的诗情画意和智性光芒。
【教学感悟】语文教学既要指向品鉴文本的核心，又要指向学生人文的发展；语文教师既要对教学资源锐意穷搜，又要独具只眼地简化知识、发现美质。
作为《教学月刊·中学版》的编辑，我对很多中学教师的认识都是源于他们的论文，然而，认识罗进近老师却是从他上《像山那样思考》的一个教学片段实录开始的。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罗老师从文本的表现形式着手，让学生从语言文字本身走进文本，在细读中把握言语的本质，通过理解、欣赏语言表现的形式，理解文本的主旨和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从而引起学生心灵上的共鸣与震撼，收到了特有的教学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学阅读教学，多从文章学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这种做法被发挥到极致，便出现了以文章结构分析来替代文学作品解读、鉴赏的现象。在新的世纪之交，我国实行新的课程改革，然而在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有的教师因为不能正确理解课程理念，以致在教学中又出现了脱离文本大谈特谈体验、感悟的现象。这种种弊端，导致我们的学生（也包括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教师）可能掌握了很多文学史的知识，或者知道了一些文章学的概念、术语，却很少能真正自主地去解读、鉴赏文学作品。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阅读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教学实践中，陈旧的教学模式、浮夸的不良教风仍然大量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罗老师“从语言文字本身入手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的教学案例，不禁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因为只是看到一个教学案例的片段，又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后来，收到罗老师的投稿。在罗老师的稿件中，我一眼看中了他关于“品鉴文心”的一段论述。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教学案例背后的教学理念。于是，便就阅读教学中的“品鉴文心”这一问题采访了罗老师，并约请他撰写了《体味真情 赏析细部 深度探究——例谈“品鉴文心式”阅读教学的策略》一文。
罗老师认为，当前的语文课堂出现了一种把远超过学生认知的社会学、文艺学、写作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硬灌”给学生以显示“过人学养”的不良教风。这与中学课堂的深度探究的教学设想是相违背的，应该引起重视和纠正。而他倡导并一直在努力践行的“品鉴文心式”阅读教学，就是基于他对这种不良教风的反思提出来的。那么，什么是“品鉴文心式”阅读教学呢？对此，罗老师从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对“文心”的解释入手进行阐释。刘勰曾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把“文心”一词解释为“为文之用心”，所以，“品鉴文心”也就是品鉴“为文之用心”。在罗老师看来，文本蕴含着文章、文化、文学、文字等诸多价值和功能，构筑着作家和作品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思想世界和价值世界等，而这些方面恰恰正是文章的“用心之处”（可以通俗地称之为“文本的核心”）。就阅读教学而言，“品鉴文心”就是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引领学生去品鉴文本“用心之处”的教学方式。它不仅意味着要弄清楚文本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方面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要弄清楚文本的特点、亮点、重点和疑点等核心内容，从而完成对文本核心内容的价值挖掘和意蕴揭示，建构起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罗老师进一步明确了“品鉴文心”式阅读教学的方法：读得真（体味真情），读得细（赏析细部），读得深（深度探究）。所谓“读得真”，指的是让学生带着真情去诵读文本，去打通和文本言语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系纽带（即“通感情”），让学生能够将心比心，贴着文本喜怒哀乐。所谓“读得细”，就是要能够发现文本容易被人忽视却往往重要的内容，这里的“细”不等于琐碎，而是要精，要精炼和精彩。所谓“读得深”，就是要求学生能站在一个高度和深度去理解文本、理解作者。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时，罗老师运用了以下教学资料：这首词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叶嘉莹曾经指出了，在这篇仅100字的千古名作中，有很多重复的文字，如“江”“人”各三处，“山”“笑”“国”“一”“如”“多”等各两处，却没有给人任何繁琐啰嗦之感，其中的原因，正如清代文学家沈德潜所说“情真不觉音之繁词之复也”。这个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从赏析词中的细部入手，体味词中的放达之情，接通了品鉴诗心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了这堂课教学的一个亮点。又如，在《清兵卫与葫芦》教学时，罗老师从“道”和“一”入手去深度探究这篇小说的文心。既然文中批判“武士道”，提倡“人道主义”，这里面都有道，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从古文字学角度来说，“道”可以解释为“面之所向、行之所达”。“武士道”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导致它的严重后果了吗？“人道”所追求的目标，不正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接受吗？而“壹”的解释，从古文字角度来说，就是葫芦的意思。壹，简化之后，不就是“一”吗？一，唯一，独一无二，这不就是“个性解放”所要追求的目标吗？所以，从古文字学层面入手可以去深度探究小说的主题，这也就成为了这节课的一大特色。
最后，罗老师还进一步指出，“品鉴文心式”阅读教学对教师提出了两点要求。
1. 需要备课的“锐意穷搜”。甲骨文和金文对“备”的释义是“盛矢之器，置以待用”。由此引申的意思有：慎、思之详而备之详、预先准备、皆、齐全等。“课”的意思有：考问以验其实、考绩、有一定之进步之学业、学艺之进度、详议、计算等。备课要做到“繁则明，详则精，审则灵”。要达到“明、精、灵”的目的，非锐意穷搜、执著一念不可。比如为了备好《像山那样思考》一课，罗老师搜索了众多有关该课公开发表的教学设计或教学实录，阅读了《沙乡年鉴》并整理出有价值的朗读材料，阅读了有关评论和赏析文章。这样的“锐意穷搜”，加深了他对文章的认识和理解，确保他能够在教材处理、深度把握、细部赏析等方面独具只眼、有创新之处。
2. 需要资料的“简化本领”。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家看来，教师即课程，教师的作用天生重要，教师的素养也极其关键。优秀的语文教师似乎应该具备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对语文知识能够加以简化和提炼，提高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有人说，简化是“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所掌握的最聪明的组织手段”（美学家库尔特·贝德特语）。语文教学资料的运用，应该有利于简化学生的认知，让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最本质、最素朴而又最有价值性和智慧性的语文知识。例如，关于《荷塘月色》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可是如果研究了课文，涵泳了文章的文眼，研究了朱自清的阅历、修养、爱好、性格，甚至他为什么改“自华”为“自清”，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说：这是宋人诗句“夜深人静月明中，方识荷花有真趣”的延伸。这一看法就是对《荷塘月色》的简化，但简化不是简陋，更不是苟简和望文生义。在罗老师看来，这样的探究，绝不是钻牛角尖，而是蕴涵着一种值得肯定的质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