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1 13:34: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音乐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
今天，尽管无法原汁原味地重闻历史的声音，但还是可以通过引用谱曲，融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传统音乐作为非物质遗产发扬光大。相信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音乐也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国人生活水平、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而迎来她的春天，再次推助中华传统文化迎来新的繁荣。
作者：何英琴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感谢“金钟奖”评委会，在上百篇的论文中，把我的论文《民族音乐结构型态中程式性与非程式性》评为等次奖中的铜奖。正如居其宏先生在《中国艺术报――中国音乐》专栏中所言：“任何学术作品评奖同其他艺术作品评奖一样，都是一种没有绝对硬性衡量指标的软性评价活动……其中也必然渗透着评委们自身的主观性……”。三十多年来，中国音乐学界发表了成百上千篇的优秀论文，水平高者，绝不只有这几十篇。我虽然有幸进入这几十个人的名次，但自知，和学界的其他朋友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下边，我想谈一下关于“理论评奖”的分组和学习、研究传统民族音乐的问题。这次评奖分成四个组，我可能分到了“民族音乐学”组，我想，大概凡是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文章都在这一组。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法不太准确。“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来自西方，是音乐学的下属学科，它在欧美兴起，经日本人翻译（日语中就有“民族音乐学”这几个汉字）后传入中国。它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有的民族音乐学家现在也称这个学科为“音乐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的音乐学”。人类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其方法也是研究文化，音乐中的文化，特别是那些还保留着原始状态下的人类的文化事项。这是民族音乐学家所感兴趣的。故他们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音乐本体的研究上，而是在这种文化事项上，如民间礼俗、民间禁忌和祭祀等。即便提到其中的音乐，也很少与那些文化联系起来，或联系的不那么紧密，形成了“两张皮②”的现象。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为什么总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哪里跑？他们说：那里更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我还问他们：既然民族音乐学所关照的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音乐，你们为什么不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一下中国的昆曲音乐，看看他的音乐是如何和文化脉络相联系的呢？他们说了两个字：很难。（这可能是实话！）而传统音乐学是继承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更多地是去关注音乐的本体，即音乐的形态。当然现在也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注意到了音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脉络的关系。不过，在研究中“两张皮”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如果什么时候能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纸”，那问题也许就解决了。所幸的是，现在有的民族音乐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努力试图把音乐本体和文化脉络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这次参加评选并获得奖项的伍国栋先生的《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一文，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的得奖论文，严格地讲不是“民族音乐学”，而是“传统音乐学”。这两者，我不认为有什么高下之分，或谁比谁更科学，而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我之所以又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虽然在“国音”、“央音”、“上音”都设有这个专业，也经常举行研讨会（如“国音”在前年，“上音”在去年，据说这种研讨会将每年举行一次，由各音乐院校轮流主办）。各院校又有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研究和教学的老师以及学这个专业的学生。但是在人们的观念里，“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这一学科，还没有被学界所普遍认可③。我经常碰到一些人说：你们是搞“民族音乐学”的（大概是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吧）。这时我就很尴尬，便无言以对。如果今后再分组时，我建议叫做“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或者干脆就叫“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它们所研究的音乐领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从目前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更关注文化，一个更关注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的储藏量用无以计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从当下来看，我们对这笔财富还是有些忽视了，对它的发掘还很不够。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如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国音乐的繁荣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从历史上看，凡是重视和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人，凡是去挖掘它、学习它并研究它的人，不管你是音乐学家、作曲家还是表演艺术家，都会有大的收获，并且都能运用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去。比如当年在延安的“五人团”，他们都是作曲家，如马可、刘炽、张鲁等。由于他们从“小鲁艺”走进了“大鲁艺”，即认真地、虚心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故而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浸透着中国人的血液，浸透着中国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国人民大众的喜爱；再比如一些歌唱家，如郭兰英、李双江、吴雁泽等，他们长期受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使他们的歌唱那么有中国的韵味。还有一个例子，当年选择演唱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手时，有20多位明星大腕参加选拔，但谷建芬女士却独独选中了杨洪基，认为他唱的有味儿！后来杨洪基说，因为他曾学过京剧。再比如竹笛演奏家张维良，他是苏州人，从小住在昆曲和评弹团的大院内，不仅天天受熏陶，还特意向剧团的笛师学习昆笛的演奏，所以他创作、演奏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江南风韵。
这里，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于会泳。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经他手创作的“样板戏”音乐，可以说个个是经典。其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创新了传统。“样板戏”的许多剧目，如今还经常上演，其中很多唱段还经常被人演唱。经过“样板戏”时代的人爱听爱看，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也十分喜欢。“样板戏”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于会泳深厚的民间音乐的功底，和他对传统音乐普遍规律性的研究的结果。他所著《腔词关系研究》、《民间曲调研究》（手抄本），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他在“上音”任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时，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进行着有计划的、卓有成效的传统音乐研究。他本人更多的进行所谓“综合研究”，实际上就是我认为的对传统音乐进行“非程式性”的、普遍规律性的研究，而这些都应用在了他在“样板戏”创作的实践中。他这种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传统音乐学家们、有志于创作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曲家们，都能像他这样对传统音乐进行从个体到总体、从个别规律到共同规律的深入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去（当然，音乐学本身还有对音乐的认知功能），我想，不光我们的京剧乃至戏曲发展会有光辉的前途，整个中国音乐都可能按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音乐风范的要求去发展，于会泳的这些经验是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
①该文是根据在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颁奖典礼期间召开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稿，加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
②所谓“两张皮”是李方元先生提出的。是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互“不搭界”的。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③现在包括一些实际是研究传统音乐（学）理论的人，也往往自称是民族音乐学。这我就不知是什么心态在作怪！
董维松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一、21世纪以来的研究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时至今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的范式与民族学学科在国内发展的势态紧密联系，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建立民族艺术本体研究中的分析观念及文化立场，将学术界所共识的艺术形态的辨识方式，放置到本族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透过艺术行为“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这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新的开始，无论民族音乐学界或民族舞蹈学界都期待着具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体验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如何描绘出异文化的文化图景和意义系统，需要当代学术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其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创生出新的学术论域和学术话语，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实践中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当今世界及国家的文化政策发展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及传承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关于“原住民文化是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基础和开端”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的制度与民间伦理共同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云南民族传统乐舞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本土文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如何实践，需要政府、学界同仁们的积极思考。
作者：黄凌飞 柴雨青
论文关键词：周杰伦，歌曲叙事意象，叙事主题，叙事语言
长期以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快餐式文化，难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它在音乐领域并不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它作为当代最为普遍流行的音乐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追捧，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当下流行乐坛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掀起的“中国风”对寻找、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流行音乐作为回归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用它的创作与传播对背离传统文化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状提出抗议，另一是某些音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通过传统文化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度认同、热爱与追随。从叙事的观点来分析周杰伦所演唱歌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歌曲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叙事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诗学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中跳动着多个鲜活的自然意象（、稻香、芭蕉等）和蕴含丰厚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炊烟、阁楼等）。
以《青花瓷》为例，瓷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使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特殊名词。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工艺、书法、绘画的精髓。青花瓷以其稳定的色泽，明净素雅的画面成为瓷器中的珍品。歌曲中的青花、檀香、烟雨、锦鲤、汉隶、宋体等对青花瓷的描绘完全展现出了青瓷洗尽铅华、古朴典雅的那种“自顾自美丽”。再加上古筝叮咚，牙板清扬，琵琶淙淙和周杰伦柔情而古朴的唱腔，构成了一阕佳作。
《东风破》中孤灯、圆月、烛火、酒、水东流、古道、荒烟等意象音乐论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见欢》或《天净沙秋思》等诗词，这些意象的运用不仅深化了歌曲的内涵，而且重复渲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海一九四三》中泛黄的春联、黑白照片、雕花的门窗、斑驳的砖墙、豆瓣酱、旧皮箱等都是显明的传统文化意象，它们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有相同的文化浸润。 二、叙事主题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当前人们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是，它属于文艺作品的深层意蕴，它常常透过形象、意境而表达出包含某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具体作品来看，周杰伦的歌曲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从众多而多样的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演唱的歌曲主题大多不离传统文化。
爱国主题是周杰伦歌曲的第一大主题。广为传唱的《蜗牛》于2006年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100首》的推荐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本草纲目》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曾经创下了古文明，因此要“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希望“华佗再世”，医治“崇洋媚外的病症”，并且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甚至还要让“外邦学汉字”。《双截棍》一歌中以武林绝技将“东亚病夫的招牌”“一脚踢开”，歌中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既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立身与处世的根本所在。《龙拳》豪情万丈的宣告：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这里的叙事者是一个自信、骄傲以及充满尊严的中国英雄。
“百行孝为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爷爷泡的茶》讲爷爷在主人公小时候泡茶的生活情节，那就是家的味道。《外婆》告诫当今的人们孝顺长辈不但要给予物质上的赡养，还要给予精神上的关爱。《听妈妈的话》通过与童年时自己的对话教育现在的孩子要爱自己的妈妈，要听妈妈的话，让她少操心。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与工作节奏加剧，人们充满焦虑，再加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陷在了困难的负面情绪中，针对这样的现实，《稻香》表达了对单纯、原始生活的向往，其中虫鸣鸟叫的乡村能够使人想起庄子的文化，它的主题是什么？知足。而“知足常乐”也是被当下人们所遗忘了的一种可贵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周杰伦的歌曲中大部分常常表现出对过去世界深情的留恋，时间在他的歌曲中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过去是充满意义与价值理想、美好的所在地。
三、叙事语言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当下流行音乐的歌词以直截了当为风尚，浅白易懂到无味地步。而周杰伦的歌曲语言却能以中诗的委婉胜，这在于它的叙事不但十分注重琢词炼字，而且大量出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比喻、拟人、引用、通感、用典等叙事手法，使作品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的风格与神韵。“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的黄”与“笑容的黄”一起呈现音乐论文，使人感到曾经温暖甜美的笑容已逐渐淡离远去，令人无限伤感。同时，这句又令人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名句，真是更添思念哀伤之情。“只恋你化身的蝶”（《发如雪》）用的是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典，《发如雪》歌题本身对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转化，《《四面楚歌》歌题用是项羽的历史典故，这些切题达意，浑然天成的用典或转化以古喻今，使歌曲显得古朴而文采斐然，体现出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表达着文化，可以说，语言能够反应一个人特性，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反映着人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
关键词：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改革；探讨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14-02
中国音乐史课程是我国“中国音乐史”是我国高等教育音乐教学中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是音乐专业理论课中重要的内容。同时在各大高校所有音乐方向的研究生考试中都是必考科目。可见中国音乐史这门课程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其教学目的是通过阐述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使学生把握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掌握各个历史时期音乐的主要特征，了解我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音乐家、作品、理论，音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全面提高音乐素养，进而引导学生科学地评辨和研究音乐问题，并能将所学的历史知识及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
多年来，中国音乐史一直采用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方式进行，教学的不足：如形式单一、教学媒体落后、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等，这些因素已经妨碍了学生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方面接受音乐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本文通过几点思考以及教学方法的尝试，就如何创新改革中国音乐史的教学模式，以期获得较之传统教学更好的教学效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参考教材，更新知识
教材是供教学用的资料，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通常称“课本”），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广义的教材指课堂内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比如课本、练习册、故事书、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的学习材料或教师自己编写、设计的材料。凡是有利于学习者增长知识或发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称之为教材。
目前，各高校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均有规定使用的教材，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田可文《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等音乐著作。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教材大多是狭义的教材，依照课本内容，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和不容更改的性质，很少填充和修改。然而，音乐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同样具备着前进发展的特点。如某种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音乐问题的猜想，或是了以往旧有的结论；新的出土文物更新了教材中的时间界定，补充了以往音乐史的空白等等。因此，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以课本为主，但不拘泥于课本，博览群书，拓宽知识面，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多方面完善、补充、更新音乐史知识。让中国音乐史和人类发展史共同流动起来，成为一门“活动”的音乐理论课。
二、信息化运用打造“博物馆式”教学
中国音乐史阐述的是过去的音乐，特别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在学生认为，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物，看不到、摸不着、听不见，长期纯理论性文本教学方式只能让学生从教师的讲述中去勾勒和想像，因此造成了大多数学生对学习中国音乐史兴趣不浓，学习动机不足、知识记忆不深的现状，如何针对当代青年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成为中国音乐史教师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1世纪是一个知识、信息、通信的时代，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青少年学生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更易于接受迅速、直观的知识信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是创新改革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要。虽然近几年，有些教师或多或少运用了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但是与其他快速发展的学科相比，达到信息化的程度还相距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时代音乐人才的培养。
试将音乐、图形、文物等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将中国古代音乐史立体地再现在学生的眼前，使教学变得形象、直观、立体和生动，就像把学生带进中国音乐历史博物馆，将讲授和参观结合，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加了教学中知识的信息量，教学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三、专题课教学方式
传统的中国音乐史教学通常是按照历史时期，从古至今地给学生讲述音乐历史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知识延伸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帮助学生了解音乐发展脉络，把握作品风格特点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都具有非常有利的作用。但是，对于同一音乐现象或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影响等问题，则横向联系比较的教学方式更能够帮助学生全面地把握音乐发展的规律，深入理解在历史的演变中音乐是如何发展的。所以，在讲述某些问题，如：中国乐律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音乐机构，中国古琴音乐，京剧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等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专题课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明确音乐史实，梳理音乐发展脉络，总结历史规律，提高分析研究能力。
四、从学术论文到课堂教学
要将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被动转变到主动，一改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由学生课前查阅相关论文，了解需要掌握的知识、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各种观点以及研究现状等问题，然后将问题和收获带入课堂，有准备地进入教学阶段，无疑也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学生在查阅、研读相关论文的过程中，因为是经过亲自动手检索阅读的，所以对知识点的印象会比由教师灌输的更加深刻。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超出课本的知识量，同时，学生查阅资料、分析对比、总结归纳等综合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例如：在课前，要求学生阅读至少五篇关于先秦雅乐的学术论文，假设学生找到并认真阅读以下4篇论文：1.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面貌及其特征》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2）；2.何涛《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载《江海学刊》2007，（2）；3.任飞《无“商”的西周雅乐》载《中华文化画报》2007，（6）；4.张耀《雅乐含义及先周雅乐的表现形态》载《中国音乐》2006，（2）。那么，仅从这4篇论文中学生至少可以收获到周代宫廷雅乐的形式、使用场合、音乐风格特点、先秦雅俗音乐的区别、先秦雅乐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然后，学生可以将阅读中的收获和不理解的问题带入课堂，和同学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这种方式不但完成了教学内容，而且对锻炼学生主动深入地思考问题，追求真理的能力，较之传统讲述式的教学方式更加有效。
五、技能再现音乐，理论指导实践
中国音乐作品是中国音乐史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的音乐作品是了解其所在音乐时期风格特征最直接的感知。特别是演奏、演唱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国音乐史的过程中，可以将技能锻炼和理论指导相结合。如在讲到古代某个时期的作品时，请专业学生演唱或演奏，再由教师讲解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乐曲的风貌，还可以播放原版的古乐音响，让学生用理论结合音响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之后，重新演唱或演奏，与之前的效果进行对比，鼓励学生逐渐完善演奏风格，提高演奏技巧。由此使中国音乐史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
六、课外教学
课外教学相对课堂教学来说有着很强的教育优势，能够创设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来实现“环境育人”的功能，取得特殊的教学效果，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逐步内化学生的素质，扩大学生的地理知识领域，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因此，教师应根据当地地理、民族和风俗的特点，积极开展中国音乐史课外教学。同时可以结合民间音乐采风的实践活动，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让学生走到实实在在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土壤中去。如学习当地的民间歌曲、民族舞蹈、民族器乐，参观音乐历史博物馆和优秀的音乐文化历史遗存，访谈著名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等。此种教学模式，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主动了解本地的音乐文化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激发了学生的自豪感、爱家乡和学习、探究本土音乐文化的热情。
会议专家主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厦门大学、扬州大学及淮河流域的大部分高校，共19家单位，参会一百余人。研讨共分四个单元，提交论文四十余篇，与会代表宣读论文28篇，专家们就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策略、方法、平台建设、音乐“非遗”等主题以专题发言和评议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专家发言内容精辟、观点深邃
张振涛在《背谱》中认为，工尺谱的骨干音记谱方式促使乐师不得不采用费时费力的方式，死记硬背，乃至再次转记，即民间艺人在谱本的“大字”之间，填写只有学习者自己懂得的“小字”和各种各样的奇怪符号的方式。这个有悖常理的现象，体现出隔离文人与乐工的知识系统双轨制。张青在《地方戏的内核塌缩――以国家级“非遗”淮剧为例》中总结了地方戏内核塌缩主要表现在区域人群通过地方戏所反映的审美趣味被否定，地方戏原生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被质疑，区域戏曲文化的典型符号被剥离，在地方戏中体现的“群体情感记忆”被抹去，最终导致群体文化自信力被剥夺。张伯瑜在《要保护传统，请不要改变它！》中主张“非遗”所面对的传统音乐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不仅仅是声音问题，还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生活的改变，生活变了，附属于生活的音乐能不变吗？钱茸在《唱词音声解析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研究的关系》中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地域性文化遗产，中国音乐的地域性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声乐传统，且与各地域方言音声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杨殿斛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中论述到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壮大，应和了“非遗”保护的国策推行和文化建设的国家主张，这些政策成就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时代风景。
杨曦帆在《区域音乐研究实践》中指出对背景文化的整体解读，区域研究对民族音乐学之所以有效，还在于几乎所有民间音乐或多或少因地域、历史、人口等等原因而大致和文化区域相关。赵向欣《豫南花鼓灯的研究、传承与发展》谈及豫南花鼓灯作为信阳民间歌舞的主体，它在对本地其他文化形态施加影响并在区域文化特性认同充当民间文化与情感交流的介质，体现汉民族创作天赋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在《光山花鼓戏的文化归属》中指出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养成了信阳民间音乐文化独具特色的风格，但在研究信阳、光山民间文化时也不能忽视其在形成过程中兼容并包，上承中原，下联吴楚的一面。戎龚停在《沿淮民间歌舞的时空构建脉络》中认为，沿淮民间歌舞是一支庞大的歌舞体系，是在与多项民俗的共融生发和相依滋养的历时进程中而构建的，具有多重层次的生态共生模式。马志飞在《淮河流域传统曲艺的传承谱系与美学品格》中认为淮河流域的传统曲艺不仅具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性文化色彩，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美学品格，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文化交融等因素造成的。喻林在《淮河流域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中强调淮河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流行于此地的花鼓灯艺术也深受道家文化的浸润，主要体现在“通神警人”的价值观、“自然无为”的审美观及“世俗娱乐”的功能观。
周显宝在《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之互育共生――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皖北仪式音乐研究》中指出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观念、行为和人文景观及其互育关系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杨传中在《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中强调花鼓灯歌舞艺术是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重要品类，兼具舞蹈、灯歌、锣鼓与后场小戏表演等诸种表演样态，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将得到很好的阐释。杨民康在《从北方秧歌的生存现状看当代传统乐舞文化变迁的几个特征》中根据近十余年来在北方秧歌展演等地进行田野考察的经历，对该类乐舞展演活动的当代文化变迁状况予以研究和分析。
秦序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述，对学界中关于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读进行了相关诠释。傅利民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的思考》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是个永恒的话题。孙云的《俗曲佛用――以五台山佛教为例的微观解析》认为拿来世俗音乐为用是佛教音声创作的主要传统，进入佛教音声体系的世俗音乐一部分与经文中的偈赞结合，其他成为仪式专曲和供养曲，唱经、伴奏、供养是其为用的三种功能样态。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认为这是一套一钟一音的编纽钟，只有正鼓音的音列，整套石磬由于毁坏严重，虽有一定的音律组合，但无完整的音阶关系。
二、采风、研讨、表演三位一体
大会在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龙镇村罗洼组李世宏皮影基地设置了第二会场。专家们参观了皮影工作室、皮影戏戏台、皮影藏品陈列厅等。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纪华林、陈依雯、郭德华、金平、于立刚、刘世嵘六位教师分别做了题为《走进课堂的豫南花鼓灯》《浅谈豫南花鼓灯文化的传承》《淮河流域戏曲音乐的实证研究》《罗山皮影戏的发展历史及传承机制研究――以李世宏皮影基地为例》《信阳新县“三壁吹打乐”音乐文化特征分析》《淮河流域花鼓灯艺术表演形式的比较研究》的发言。
研讨会后，与会专家在皮影基地大院欣赏了由李世宏和王晓丽一起表演的传统罗山皮影戏《文武魁》。表演结束，专家针对演出中的楔子全集、曲牌集子、大板词等唱词和主打腔调“西调”“扑地哼”调和“南调”进行了记录。在采风现场进行学术研讨是此次大会的一个亮点，这使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民间活态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让书面历史与当下传统对接，有较强的实证性和现场感，让历史、传统、田野三者相互比较、印证。
在区域音乐研究中以河流作为对象规避了行政区划的约束和局限，研究可灵活体现河流音乐文化的自然性、连续性和统一性。专家认为河流这一主题把淮河流域相关高校的学者通过学术纽带联系到了一起，彼此保持沟通和学术交流可增进友谊也寻求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与会代表建议成立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组织机构，以确保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的研讨和交流长期、稳定、有序进行，让“散兵游勇”式的孤军奋战形成“大兵团”联合之势。第二届研讨会将在安徽阜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举行。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王耀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对两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人才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和迅速扩大化的发展趋势给予大力的赞赏。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樊祖荫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文化部陈迎宪处长从艺术科学研究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殷切期望，并从科学选题、学术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晓其和杭州师范学院院长林正范以东道主的身份向大会致欢迎词，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院长田耀农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过程。杭州师范学院林正范院长在欢迎词意指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年会在杭州师范学院召开意义重大而又深远，因为杭州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1908年建立的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鲁迅、李叔同等一代宗师都曾在这里执教，李叔同先生首先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乐歌教学，所以，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就是从这里点燃了启明的火炬。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即进行专题学术论文的宣读和研讨。来自全国的188位会员和近年来投身中国传统音乐学习和研究的莘莘学子共向大会递交了122篇学术论文。会议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声乐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器乐理论研究”等三个工作坊同时进行，25位资深学者分别担任各工作坊的主持人。
在“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工作坊里，蔡际洲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层面提出中国传统音乐对象分类及不同对象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观性的归纳。李敬民阐述了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提出构建和完善民族音乐学研究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下学科理论体系的设想。陈天国和苏妙筝论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提出当下社会出现的音乐偏阴偏阳的不良倾向。王晡对传统音乐的消亡趋势进行了学理层面的分析。王家栋提出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基石的问题。田耀农提出人类音乐应分为民族音乐和艺术音乐两个不同类别，指出了二者各自的质的规定性，认为二者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又各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将民族音乐当作艺术音乐的结果不仅不是对民族音乐的保护和弘扬，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民族音乐的矮化和贬低。
这次年会，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杜亚雄对如何实施“以中华音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提出了具体建议。关孟华对中国民族音乐教材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蓝雪霏提出现代化语境下民间音乐教学需要应对的问题。解超颖介绍了在普通高校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具体做法和实践经验。杨建伟提出乡土音乐应在高师音乐教学中得到有机融合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融合办法。王州从“课程资源”的角度提出开发“世界民族音乐”课程资源的建议。孙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角度提出开设“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建议。
有些学者在自己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本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传统乐学领域，郑荣达对“宫调”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分时期的界定，认为“宫调”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内容所指有所不同，特别是宋以后，明清二代宫调的数量逐渐减少，实际是宫调的内涵在逐渐地变化，正是调式观念的淡化才导致了后人以为宫调逐渐减少的错觉。
有些研究者从史学考证和训诂的角度，探索了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的渊源，如姚治中考证了皋陶文化与皖西乐舞的关系，提出皖西霍山地区文化包括乐舞文化基本是少昊部落文化，含有某些三苗文化的特征，进而提出三苗文化的源发地在江淮的大别山区而不是今天的东南山区和西南山区的观点。王洪军考证了大司乐音乐的具体形态。邓晴南对唐代坐部伎、立部伎进行了断代考证，认为二部伎作为一种演奏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它的余声遗音与宋教坊乐相交融，并继续发展延伸。
在“中国传统声乐理论研究”工作坊里，王耀华运用旋律音调结构分析的方法，通过和苗族、瑶族、汉族客家民歌的比较，探寻出畲族民歌的音调的特色。杜鹃运用“三声腔”的调式理论，探究、分析了浙江民歌的调式特点。汪瑶从已出版的27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8839首民歌中鉴别出139首形态各异的《茉莉花》，从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对“茉莉花歌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张延莉以600多首蒙古族民歌为实例，讨论了蒙古族民歌羽调式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及成因。廖松青采用频谱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祁剧《法场祭奠》“倒三秋”唱段的三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阐释了同一剧目的同一唱段经不同时代和不同演员的演唱诠释所形成的区别。
曹丽君实地考察并报告了甘肃省榆中县的地方小曲“青城小调”的发展历史、演出形式、乐队组成和演出内容。黄成元对江西的“赣傩舞音乐”的乐曲和功能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南鸿雁通过对宁、沪、杭三地天主教音乐的考察，认为中国天主教音乐正在经历着向中国本土化方向的探索、融合、发展。姚艺君通过对东北地区的草根文化的代表“二人转”的研究，审视了中国传统音乐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生存挑战，描述了草根文化面对不同生存环境所具有的生命力。张羡声根据自己对当下粤东北城镇地区兴起的客家山歌“山歌会”的现场调查，报告了现代化背景下传统音乐兴起的过程和方式，并提出采集、研究客家山歌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呼吁。杨阳、王亮对山西临县伞头秧歌近年来的新发展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指出伞头秧歌的产业化发展是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伞头秧歌也必须在发展中求保护，在发展中求利用。赵海英对山西河曲民歌的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认为河曲民歌完成了走西口这一长达500年的移民历史叙述和完整的西口诗史。
刘厚宇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苏青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对江苏民歌进行了分类性的研究，认为江苏民歌可以分为苏南民歌、苏北民歌和江淮民歌三大类别。方芸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阐释了《孟姜女》流变所形成的文化生态及其社会功用。张斌把梆子腔音乐与其根植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地理、古代文化、语言等是梆子腔音乐风格形成的前提。
陈林对客家山歌音调进行了溯源研究，认为长江中下游吴语地区的民间歌曲是客家山歌音调的直接和主要来源。冯光宇通过汉画像的众多乐舞图像研究，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古代乐舞，而戏曲的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源于汉代的乐舞百戏艺术。李怡从史学、形态学、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初期京剧的旦角兴起，并代替生角而成为京剧艺术最重要特色的原因。钱国祯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昆曲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原因。李荣友认为中国古代歌曲“一唱众和”与“即兴性”的传统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提出要挖掘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建立中国多声歌唱艺术新体系。姜华敏、汤苏英在对浙江省武义县畲族婚丧仪式中的婚嫁歌和丧葬歌现状的研究基础上，对畲族的历史、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在“中国传统器乐理论研究”工作坊里，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乐种的调查报告和乐人、乐事、乐器、班社的个案研究等两个领域。乐种的调查报告在本次会议收集的论文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鲍文敏通过实地考察，报告了沙市地区民间吹打乐“挑鼓子”的班社组成、活动形式，以及使用的乐器、乐谱，对“挑鼓子”这个民间吹打乐乐种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探讨。王小峰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对陇东丧俗仪式中鼓吹乐的生存背景和社会文化功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解释。郭威分析并报告了山西长子鼓书的流行现状，分析了当代长子鼓书兴盛的客观原因。
在乐人的个案研究上，施咏收集了从1950―2005年间关于阿炳和《二泉映月》研究的主要成果，将相关的三本专著（包括论文集）和两百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归纳、总结，为阿炳的再研究准备了充足的文献基础。在乐器个案研究上，吴学源通过对铜簧把乌类乐器的研究，把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的共用同类型乐器归纳为“把乌”类乐器。曹军、潘木岚对广西壮族的弹拨乐器“天琴”进行了专题性研究，描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界一带的龙州、凭祥、防城、宁明等地的“天琴”演奏与当地的民间祭祀、巫道活动的密切关系。李祖胜、杨迎从江南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音乐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二胡逐步成为中国主要的独奏乐器的原动力，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了江南文化环境孕育出二胡艺术的深层次原因。马韵斐从定音、定弦、定调上对江南丝竹中的胡琴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王波通过冯子存的三首代表性的笛子曲《喜相逢》《五梆子》《黄莺展翅》的分析，发现冯子存巧妙地运用了我国传统音乐多种变奏手法，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北派笛子演奏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器乐作曲家。刘富琳系统介绍了三弦在明代传入琉球以后逐渐成为琉球氏族乐器，琉球王国崩溃后三弦面临的毁灭性破坏，及二战结束以后对三弦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通过琉球三弦乐器在20世纪传承状况，归纳出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具有启发意义的方式。万钟如从“乐社”的角度，对广东佛山地区民间曲艺社团“私伙局”的组织方式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展开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认为“私伙局”之类的社团组织方式是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或传承途径。汪熙明对江西上饶民间器乐班社“串堂班”进行了专题性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串堂班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描述了乐社的表演场所和社会功用，归纳了乐社使用的乐器、乐曲，考证了乐社的历史渊源。吴军行考察了江西萍乡民间说唱“萍乡春锣”的现状，分析和归纳了萍乡春锣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吴晓萍对西安鼓乐的“韵曲”（工尺谱的口头念唱）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分析了西安鼓乐独特的韵曲方法“哼哈”，从四个不同乐社、乐师的韵曲实践，归纳出韵曲的规律和特点，探究了导致个人韵曲风格形成的三个具体原因。王霄潇从历史文献和田野材料两个方面，对屈原故里的堂祭仪式音乐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肯定了二者间的联系。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调集了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172位民间传统音乐艺人，为与会者展演了两台浙江传统音乐专场，第一场是浙江戏曲专场，共有姚剧、绍剧、婺剧、越剧、永嘉草昆、松阳高腔等6个剧种的民间戏曲班社，先后展演了6个剧种的典藏折子戏，充分展现了浙江作为戏曲大省的民间戏曲原生态风貌。第二场是浙江省民间歌曲、说唱、器乐专场，平常已经难得一闻的浙江嘉善田歌、舟山渔歌、温州民歌、金华山歌、畲族民歌的农民、渔民歌手纷纷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宁波走书、绍兴莲花落的民间说唱艺人也依次上台展露才艺，场面宏大的浙东锣鼓以及锣鼓、丝竹齐备的浦江乱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浙江作为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大省，其民间竟保有并存活着如此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形式，使不少学者坚定了保存和发展传统音乐的信念，同时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选题。会议期间，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师生还为大会作了专场汇报演出，音乐艺术学院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和舞蹈团汇报的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与会者共同认为，作为二级学院，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设有如此建制完整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舞蹈团，并能够表演众多高技术难度的曲目，在全国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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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摘 要
传统的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了解它们就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欣赏它们就是体验我们民族的情感和精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民族音乐的陈述方式、结构逻辑以及审美取向与今天已有了很大差别。特别是现在的中小学生生活在1个世界文化大交融的社会里，西方现代音乐文化和当代审美意识的影响，已经使他们很难与古朴的民族音乐产生共鸣。所以，如何让他们在民族音乐教育中体验民族音乐的美，培养他们的民族音乐审美观，便成了现在音乐教育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在第1部分谈到了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接着对音乐审美教育的意义进行了阐述，最后重点论及到的民族音乐审美教育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教育；审美教育
ABSTRACT
Traditional folk music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Knowing them is that we know our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Appreciating them is that we embody our national spirit and sentiment. However, we should see that the described method、structure logic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music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oday. Especially students live in a social with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culture. So,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 awareness already has made difficult for them to have a resonance with the plain folk music. Hence, how they embody the beauty of folk music in folk music education, and how train their aesthetic view to folk music is the question that music educators all concern. Firstly the situation of national music education is described.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the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alyzed. Thirdly, the implement methods of na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Folk music; Folk mus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闽》著原型为作者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著作的完成是建立在作者多年对歌仔戏不懈努力钻研以及多次往来闽台两地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歌仔戏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中最为特别的区域性戏曲剧种，其艺术发展已深深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迹，它经历了从闽南到台湾的传递，经历了闽南的地域性回传，见证了同一个剧种在两岸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全过程。歌仔戏虽然发端于台湾，但寻根溯源还是根植于大陆文化，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两地“人同宗、艺同源”。正如王耀华先生所言：“两岸四十多年的隔绝所形成的‘同源异流’……歌仔戏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坎坷，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全著共分五章。第一章“歌仔戏音乐历史简述”，通过对闽南歌仔与台湾本地歌仔两次交融全方位进行了梳理，追溯到两岸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与歌仔戏从形成到发展之间一环套一环，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歌仔戏在台湾本土异地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歌仔戏音乐源流初探”，在拥有第一章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锦歌七字调、杂碎调的演变，歌仔戏常用哭调、杂碎调的源流逐一进行解析。第三章“歌仔戏旋律音调结构分析”运用音调结构分析方法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第四章“歌仔戏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持的视角，总结出歌仔戏音乐所拥有的四种特性：乡土性、杂凑性、地域性和变迁性，尤其是在“地域性”这一方面的表述上，作者认为“台湾的歌仔戏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善于吸收新调、注重音乐的表演性，紧跟时展步伐，是歌仔戏音乐在台湾较突出的表现特征。”（209页）最后一章“歌仔戏音乐与人文背景”回顾反思了“闽调台腔”产生最根本性原因，认为“从歌仔到歌仔戏，实质上是一种‘闽调台化’的演绎过程。”最后以画龙点睛之笔收尾。
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
三、余论
社会艺术论文
一、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根据文化部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主要内容：艺术院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专门人才的学校，要重视从自身的行业特点出发，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和艺术教育自身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文艺理论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艺术观，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加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教育，使青少年学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教育，使他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和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过程中能正确区分和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所有这些都是新时期艺术院校德育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这也是艺术院校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点。
二、高等艺术院校为普及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责任与义务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部门的任务是科学公证地评价和确认考级者的能力与素质；使广大的考级者通过学习艺术，懂得艺术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理解艺术内涵，提高艺术表现力。[注释2]高等艺术院校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与家长对学习艺术教育的认识，让其充分了解艺术对孩子现在和将来的影响。引导家长怎样为学生正确合理地选择适合自身孩子的专业，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情操；让高校艺术教育走向大众，让百姓了解高校专家讲学并非奇门遁甲，纠正社会艺术教育中的不正之风，促进艺术教育系统在正常轨道上良性发展。
三、高等艺术院校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点评、讲座与精品音乐会工作同步并行
（一）点评打分工作
在学习艺术的学生与家长心目中高等艺术院校是他们的梦工厂，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考官是他们备受尊敬的专家与标杆。他们非常重视每年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级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在初级到高级的考试中学生们也得到了锻炼，包括临场发挥和心理素质的锻炼；而且业余学习艺术的学生通过考级还能得到专业评委的评定，得到评委们给予的综合认可与鼓励。如沈阳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打分单分为键盘类、声乐类、管弦器乐类、民族器乐类、舞蹈类、播音主持类等，考官根据学生所报考的规定作品，通过节奏、音准、乐感、礼仪、熟练程度、完整性、流畅性、协调性、基本功等十余项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官通过每次言简意赅的点评内容给学生与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启发，对学生进一步学习艺术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与激发作用，为业余学习音乐的学生提供了专家级水平的鉴定。
（二）讲座交流工作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与当地考级机构合作方商榷，为社会学习艺术的学生建立专家讲学交流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教育学习、培训等工作，为国家选拔培养后备艺术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精品音乐会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组织评选优秀考级学生，组织优秀学生举办精品音乐会，为其提供良好的演出锻炼机会；建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学生数据库，为挖掘艺术人才提供推介平台。
四、高等艺术院校为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理念与重要意义
高等艺术院校在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应以教育服务的角度出发，为社会艺术教学工作做好引导、督促、挖掘艺术人才、培养艺术的后备力量，让每一位接受艺术教育的学生真正做到学有所爱、学有所通、学有所用、学有所展。为学习艺术的学生接受正规、优质的艺术教育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积极督促与严格要求各地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合作机构应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符合自身特点的专业；做好学生与专业、学生与家长的良好桥梁；让其了解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