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6 13:31: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地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地理水文学（GeographicalHydrology）与水文地理学（Hydro-geography）均属水文研究的地理学方向，与直接服务于水利工程的工程水文学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50年代受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区域水文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水文地理学的主题。俄语中的水文地理（гидротафия）与英语中的Hydrography涵义相同。后者于16世纪在欧洲用于水道（河、海）测量制图的描述［1，2］，在中译书刊中有人译为“水象学”。水利工程专业人员把水文地理作为水利的自然条件来看待，例如，地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等背景，实际上是自然地理因素的特征描述。这里看不出对于水文与水资源本身规律的研究，不能有效地利用地理学原理深入研究水文现象。为此，我们强调水文学的地理方向或地理方向的水文研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的生活，广泛涉及生态与环境等的方方面面［3］。水文地理学已突破了单纯的水背景研究。实际上，从1978年以后，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的历届全国水文学术大会上都强调人与水关系的研究［4-6］。
适应水问题研究发展的需要，并与工程水文学相配合，深化水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地理水文学更可拓宽水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内涵，有利于学科研究发挥自己的特色；促进水文研究与地理科学其它分支科学的横向结合，如气候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等，尤其是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水与资源、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的广泛联系，有利于综合性研究优势的发挥，改变水文地理研究的传统方法与手段，增加计算技术、遥感遥测与信息系统方法的应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地理水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水文地理学的否定。两者既属于地理科学也属于水文科学。为了简化叙述，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显然，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均是地理科学（G）与水文科学（H）的公共部分，即集合G与H的交，有共同的元素为X，则：
G∩B＝｛X／X∈G，X∈H｝
只是水文地理学靠近地理学，而地理水文学靠近水文学。从我国地理部门的水文研究来看，针对区域和流域的单纯水文地理研究已相对减少，而水文水资源本身的研究相对发展。地理水文学在研究领域、深度层次、实际应用等方面均领先于水文地理学。
2回顾与研究现状
从3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回顾，见参考文献［1－3。结合当前，简要概括如下：我国地理学中现代水文学研究始于30年代末，从吴尚时先生的译著“江河之水文”为起始。50年代初，谢家泽、郭敬辉、施成熙、罗开富等为推动我国水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50年代中期以后，以河流水文为主的水文研究迅速发展，包括边远地区河流水文调查与全国水文区划的研究。60年以后，从河流水文（包括河口水文）逐渐扩大到其它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与沼泽水文及水文过程（如泥石流、洪水与森林水文影响等）的研究。同时，水文实验，包括定位半定位试验相继发展。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水资源问题与环境水文研究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人与水”和涉及全球变化的水文研究开始兴起，方兴未艾。
至于研究现状的归纳，择其主要方面分述如下：
2.1水循环与水平衡
作为水文基本理论的水循环与水平衡研究，正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上不断扩展与深化。在宏观上面向全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强调的界面过程研究，正力图把描述全球物理气候系统的总循环模型（GCMS）与全球水循环模型相耦合。这一研究将提供量化与描述全球水文过程与未来变化的可能，其中包含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IGBP计划特别注重植被变化的作用，以便把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项巨系统研究。在我国结合IHP－IV计划（大气、陆地和水系统间的界面过程，气候变化和水文系统的关系，湿润热带、干旱半干旱区水文研究与水资源管理战略等）已有初步研究，目前正加强我国地理水文学与地学及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水循环研究除在国内已发展的各类流域水文模型外，正深入到单元尺度的细微观测与计算模拟，尤其是田间水分运动与交换过程的实验与计算研究。相对于宏观尺度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如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发展了多种水体之间多种形式耦合系统的探讨；结合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的建立，开展不同地理带的水循环过程的实验，致力于揭示界面过程中水分、热量交换规律，例如，地下／土壤水、植物根系吸收、植物冠层辐射平衡、温度、总气孔阻力、边界层阻力、土面蒸发、土壤热通量等等。水循环或水量平衡研究，既是发展水资源确切评价方法的基础，也是农田节水调控、农业合理用水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7］。水循环的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表征水文科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
2.2区域水文与水资源
2.2.1区域水文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表现在：
①定量分析技术手段有所加强，如应用模糊数学进行区域水文类型的研究，已有黄河流域的水文区划工作；应用有序量最优分割法，进行河川径流变化的研究；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地区水文条件的判读，包括对多时相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区域水文动态等。
②区域水平衡研究进一步深入，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行的全国水量平衡与华北水量平衡的研究；长江流域办公室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长江流域水平衡三要素分布和黄河流域水文要素时空分布及水平衡分析；各省区的水平衡研究，全国已有一半的省市提出研究报告［5］。在这些研究水平衡的工作中，多采用六要素的平衡计算方法。
③全国水文区划已完成初稿，这项工作开始于1984年，成果即将发表。
④特殊区域的水文研究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喀斯特地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地区、山区、平原地区、高寒地区与小岛的水文研究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发表。
2.2.2水资源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水资源问题一直对水文研究起着导向的作用，而且经久不衰。有人甚至认为一门新的学科——水资源水文学正在兴起。这说明水文与水资源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认为水资源的研究可以作为水文学延伸与拓广。但水资源学并不与水文学等同。水资源学与社会、经济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第4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以来，水资源的研讨非常热烈：
①针对水资源的涵义，杨戊与刘昌明等分别提出了水资源的定义［8，9］。
②在区域水资源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土壤水的资源评价与利用［10-12］及农业节水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与原苏联学者李沃维奇曾经展望的“水文学的土壤趋势”相呼应。
③在区域水资源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如新疆、等地区）的水资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3］。
④结合城市水文研究的开展，南京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对城市水资源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比较突出。
⑤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资源重大战略性工程，对缓解我国地方水危机有重大作用。由于引水线横跨江、淮、河、海4大流域，水资源的配置与联合利用是亟待研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用水文地理的系统分析取得了进展［14］。
2.3冰川、湖沼水文
全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中的冰川与湖泊水量均由地理部门完成［15］。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计算分析得出全国冰川间积为58651km2，冰川储量为51322×108m3，冰川融水年径流量为563×108m3。这部分水量构成了我国西部地区水源的重要成分；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估算了全国湖泊总面积为71787km2，年贮水量为7088×108m3。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估算出我国沼泽的面积约为10×104km2。
冰川与湖沼水文的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地理研究单位。在学术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冰川的研究，取得迅速的发展。除水文调查外，冰川水的研究已深入到冰川的水量平衡与融水径流形成过程的机制方面，并提出了我国冰川水文学的研究专著［16］。
我国湖泊水文研究，在西北与东南地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提出了亚洲中部湖泊的近期变化［17］的研究成果，为中亚湖泊水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毛锐，在太湖蒸发的长期研究基础上，针对1991年太湖水灾时期湖水位日变化分析得出排浅阻碍论据，对于世界银行为治灾投入资金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显示了研究论文的价值。此外，199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南四湖蒸发的系统研究成果也通过了科学鉴定，发展了水面蒸发的计算模型［18］。
沼泽水的研究以东北三江平原的沼泽水文研究为代表，已获得了多年的科学积累［19］。
2.4水文过程与环境水文
水文过程在自然地理过程与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应用价值。在水文过程的驱动下，导致地貌演化，流水造成侵蚀、搬运与沉积，起着地形的塑造作用；携带地表层化学元素的迁移、沉淀，对化学地理景观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地球表面的主要热量（太阳能）进行调节与传输，影响到气候的形成与变化；蒸发过程包含着生物界的一个基本生理过程——蒸腾作用，涉及到植物生长发育。在这个过程中，水与二氧化碳一起是构成植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物质；另一方面，水文地理或环境条件又对水文过程发生影响，成为环境变化研究的命题。水文过程的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
2.4.1水文过程模型结合各地水文计算的需要，对产流与汇流发展了不同的模型。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贵阳师大与成都科技大学等单位分别研制了岩溶地区水文模型［20，21］。结合流域地貌水系结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发展了地貌单位线方法，用于径流过程的计算。考虑土地利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刘昌明、于静洁提出了森林拦蓄降雨极限量模型①，用于森林拦蓄降雨的计算问题。
①北京林业大学，国际森林水文模型班讲义，81－87，1990。
2.4.2水量转化近期，在我国平原地区，开展了“三水”（降雨、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的研究，考虑到土壤水，称为“四水转化”，再进一步联系到植物水分，称为“五水转化”，这是研究工作的一种循回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采用了系统的观点和演绎方法［22］，使水量转化过程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进展表现出对水文过程研究的全面概括和预见性，揭示出界面水文研究的前景，同时，也丰富了自然地理过程的理论。
2.4.3环境水文主要探讨环境变化（包括自然与人为变化）造成水量与水质过程的变化，这一研究是以水文过程的理论为基础，计算分析各种水文要素对环境条件改变的响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采用鉴定评价法、模拟法以及外推法等［23］。近几年，国内环境水文的研究大多结合各地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实施进行，如华北地区的水环境与上海市的水环境［24］。在一些薄弱的领域，如：地下水的污染，也开展了研究［25］。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在北京举行区域大会后，IGU执委会批准在中国建立了区域水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响应的二级学术研究组织并推选刘昌明为主席，使环境水文的研究由较小尺度的研究转向更加宏观的大尺度环境水文研究。1992与1993年分别在美国华盛顿与中国拉萨举行了国际会议，研讨了全球变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和高寒地区水文水资源对气候与全球变暖的响应［26］。这些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大环境水文的研究。
2.5实验水文
水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必须借助于实验研究。目前，水文的定位观测遍及我国的主要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沼泽与小河流的降雨径流、土壤水与地下水。比较著名的台站可以山东禹城水循环与水平衡试验站、太湖试验站、东北三江平原沼泽试验站与西北天山冰川试验站为代表，这些实验站纳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覆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类型区，为我国地理水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实验的内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水文要素的试验观测，而且结合了能量与溶质等不同地理地带的生态与环境条件的研究。在实验技术与手段方面，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如普遍配置土壤水分中子仪，太阳辐射仪等）外，根据实验与模拟的需要还自行研制了室内与野外实验装置［27］。配合对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观测，设计了多种仪器的综合装置，发展了新的研究课题。
2.6应用性研究
结合国家与地方的任务，适应市场经济与生产需要，在国土整治、区域发展、城乡规划、工矿交通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缺水的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工作如节水农业［29］等。有些研究突出地理学的特色，如在华北平原进行的古河道调查［30］，为区域的水量调蓄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世纪地理水文研究若干问题
展望未来，地理水文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密切结合社会各方面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考虑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和众多的机遇，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下面提出的若干方面仅供商榷。
3.1水资源仍为研究主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今后应以地理水文与工程水文相结合，为水资源评价、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提供水资源水文的科学依据，深入水文规律的研究，创造新的水文分析方法。由于供水量的不断增长引起废弃水的增加，水质的研究和地下水及一些新水源利用，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不断扩大规模或尺度的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包括三峡大坝与南水北调等超大型水资源工程的影响，将为地理水文研究提出新课题。
3.2全球变化与地理水文
埃里克·巴伦提出的通用循环模式（GENESIS）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增暖的认识。对全球变暖引起的水文水资源变化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是世界大国，幅员辽阔，大约跨4°－53°N之间，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非常复杂的。主要特点是：
①因纬度带而异；
②水文水资源量的响应属非线性（见图2）；
③水文的变异，包括极值，有随温度升高而俱增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影响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因此，必须开展全国不同地理区或纬度带的水文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并为水资源未来情景作出预测。
图2年径流（R）对气温（T）与降水（P）的响应
Fig2AnnualRunoffResponsetoAnnual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
3.3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GEWEX）
GEWEX是一个跨世纪的国际研究计划，它属于世界气象计划（WCP）的内容，横向与水文学的研究相结合。研究计划在1990年制定，1995年以前属准备阶段。我国早在50－60年代已由黄秉维先生提出了与其基本相同的课题，即“热水平衡”的研究。因此，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目前正在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将为开展GEWEX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由于GEWEX的研究需要解决大小尺度空间系统的耦合问题，今后的研究从我国的实验观测台站来看，存在着小尺度能量与水分运动的计算，如何在尺度上延伸或升级（Upscale），当然，全球大尺度的模型，也需要考虑尺度的降级（Downscale）。随着GEWEX研究向21世纪的迈进，水文与气候学在大尺度上的结合，将会产生出崭新的成果，发展新的前沿。
3.4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
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BAHC是核心计划之一。这与1966年澳大利亚著名土壤－水文学家菲利浦提出了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一脉相承。1992年已在法国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欧洲与北美及澳洲均在开展研究，加拿大国家气候中心立项作为专题项目。
BAHC作为IGBP的核心研究项目，将密切配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研究，旨在通过植被对水循环实现调控。在我国地球与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单位也正从实验的途径开始工作。由于水循环控制关系到水资源调蓄利用，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结合IGBP计划将促进一门新的水文学科——宏观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3.5过度或交错带（Ecotones）的水文问题
Ecotones原意为群落交错带。随着环境变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Ecotones是环境水文问题研究的延伸。根据人与生物圈（MAB）的活动计划，1993年7月，在法国里昂召开国际地下水与地表水交错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议题：
①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作用。
②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障碍：原因与评价方法。
③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管理与恢复。在我国Ecotones尚属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水文地理与化学地理工作者正在着手开展Ecotones的研究，除了地表水与地下水交错带外，河湖与陆地过渡带Ecotones也开始研究，预计未来其它交错带的研究也会逐渐发展，这一研究作为水文学与环境学的交叉研究课题需于重视。
3.6雨水资源化
雨水资源化顾名思义是雨水利用的问题，80年代以来热衷于这一研究的各国学者已举行了六届大会和多次区域性会议，1992年10月在日本东京都召开了国际雨水资源化区域会议。1993年8月初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第六届会议，说明雨水利用问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1989年8月初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大会上，酝酿成立了“国际雨水收集系统协会”（IRCSA）并推选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水文学家，美籍华人霍雨时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着雨水利用的研究。
雨水利用的研究应用前景广阔，其内容也甚为广泛，特别是对我国广大农村农户的供水、对缺乏河川的渔岛、远离地表水源的山村等有很重要的意义，拓宽的雨水利用还包括雨云的研究（和人工增雨），屋顶雨水的收集技术以及水质保存的方法、雨洪的调蓄等等。对于我国缺水的北方与南方石灰岩山区。地表水缺乏的地区，雨水利用的研究可望缓解局部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我国降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1985年6月将由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与组织在我国召开第七届IRCSA大会，可望推动我国的雨水资源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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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地理教学中传统文学渗透的意义
1.引起注意，激发学生求知欲
传统地理教学往往采用平铺直叙表达方式，沉闷、枯燥的氛围始终围绕在学生周围。教师如果在教学中渗透与地理知识有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学，如“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给予学生一定的视觉、听觉刺激，将极大地引起学生注意并激发学习兴趣及求知欲，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
2.加深理解，有效领悟新知识
传统文学蕴含有丰富地理知识，富有诸多描述地理景观和地理现象、揭示地理规律的内容，在抽象地理知识教学中适当的加以引用，使其以生动、形象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使知识教学得以情景化，帮助学生深化知识理解，牢固记忆并巩固所学地理知识。
3.提高素养，实现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华夏儿女的智慧结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文学蕴含着大量地理信息。地理教学与传统文学的有机结合，能够增加师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高处不胜寒”……丰富的传统文学让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也不断积累着大量文学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
二、高中地理教学中传统文学的渗透
1.作为教学导入材料，引起学生注意和兴趣
“教学一开始就给学生留下最鲜明、最有感染力的印象，将影响着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交流。”新课导入的方法多种多样，其根本目的在于抓住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强烈求知欲望和好奇心，从而顺利完成地理教学任务。
例如，学习四川盆地时，针对当地独特的“夜雨”现象，教师可以利用“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作为新课的导入语，引起学生对四川盆地“夜雨”现象的关注和兴趣，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深究其中缘由。
又如，学习农业区位因素时，为了吸引学生注意力，不妨在上课伊始向大家展示“晏子使楚”中这样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同样是橘子这种植物，为何生长在淮河以南与淮河以北完全不同？以此设疑导入新课，紧抓学生的好奇心以顺利进入新课的学习。
2.作为教学辅助材料，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
地理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的地理知识往往是抽象、不易理解的，如何让学生快而有效地理解新知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地理知识的教学与传统文学相关内容进行有效结合，将所学知识形象化、浅显化，以便学生快速有效地理解和掌握。
旅游景观欣赏角度的选取十分讲究：对山峰的欣赏角度应选择远眺，对瀑布的欣赏则应适当距离仰视……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可以利用文学知识正面或侧面地加以形象感知。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由“身在此山中”的错误欣赏角度而得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结果，烘托出景观欣赏角度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从而深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例如，对流雨主要发生在低纬地区，然而这并不代表全球其它纬度地区不会有对流雨的出现。《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谷底）火势冲天……忽然狂风大作，黑气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倾盆。”教师可有效利用这一段内容，向学生讲解这一典型对流雨的形成过程：因谷地地形较为狭窄，而谷口较为闭塞，谷底空气流通不畅，谷地在大火燃烧下热量急剧上升，使得对流旺盛，最终导致对流雨的产生。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条件允许，并非只有低纬度地区才有对流雨。
再者，地面是近地面大气的直接热源，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递减，且平均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为了让学生可以更为直观地理解这一知识点，利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一诗进行解析：依据常理，桃花盛开一般是在二月，可此时已是四月，山上桃花才盛开，这正是因为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这一原理形成的。
3.作为教学练习材料，利于学生巩固和使用知识
为了较快获得课堂教学的反馈信息，帮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教师应在课堂结束前进行相关知识练习。基于此，教师便可充分利用传统文学进行针对性练习。
例如，讲解完季风环流后，教师不妨向学生呈现下列情境：诸葛亮去周瑜处探病时写下一个治病良方——“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何以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联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说说原因。如此一来，学生可在文学知识的带领下，乐此不彼地去解决问题，从而获得问题答案。
众所周知，冷锋是指冷气团主动向暖气团方向移动的锋，且冷锋移动速度较快，过境时常伴有大风，甚至可能会有雨雪天气的出现。《水浒传》中有一段描述天气的内容：“其时正是仲冬天气，时候正冷，连日彤云密布，朔风乱吼……当晚彤云四合，纷纷雪下……是夜雪急风严，平明看时，约有二尺深雪。”认真阅读这段内容后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上述内容所反映的是冷锋过境还是暖锋过境？指出哪些内容是描写此锋过境前、过境时和过境后的天气。通过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练习，促使学生牢固掌握新知识。
当然，可以用来检测知识掌握情况的文学知识数不胜数，其形式也各有不同，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中的“春风”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表明了什么时段：A.夏半年 B.冬半年；“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其原因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A.地形 B.海陆 C.纬度。
三、高中地理教学中传统文学渗透应注意的问题
1.选用内容要合适
在地理教学中所引用的传统文学，最好是学生熟悉的，不要使学生感到陌生，这样便于引起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所引用的内容要体现地理知识或能反映地理现象与规律，必须与教学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不能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否则会南辕北辙，起到相反的作用。
2.使用数量和时机应适当
教师在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学的渗透，旨在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理解、记忆知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学在地理教学中始终是一种辅材料，在适当时机加以引用能使教学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对传统文学的使用力求少而精，地理课毕竟不是文学课，若教师不加考虑随意引用，就会喧宾夺主，扰乱地理课堂的正常秩序，将无法促使教学目标的实现。
3.教学过程须有趣味性
关键词：五代十国；交通地理；巴蜀文坛；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1290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巴蜀古国的交通条件十分恶劣。这里悬崖峭壁、栈道百折、奔流险滩、与世隔绝，是一个“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瑰丽奇幻的新天地，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侧身西望长咨嗟”的艰险畏途所在。笔者以交通地理的独特视角，全面审视五代文人在巴蜀地区交通行役的流转态势及同期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一、巴蜀地区的陆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五代时期，汉中兴元府是连接蜀地与关中地区的重要陆路中转站。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跋涉入蜀时，首先要翻越秦岭来到汉中兴元府，以此作为进一步中转南下的立足点。从关中到兴元的陆路交通，以褒斜路和骆谷路最为重要。唐朝二帝入蜀避乱或沿褒斜或沿骆谷，“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沿褒斜路历扶风、陈仓、河池郡（凤州）抵达兴元府。唐僖宗入蜀时，沿骆谷道经T、洋州抵达兴元府。
唐末五代之际，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追随唐室帝王的逃亡路线纷纷入蜀。如诗人郑谷“广明之乱”后，沿着褒斜古道入蜀避难，历兴、剑、梓、汉抵达成都府。郑谷入蜀途中在兴州略作停留赋诗流连，其《兴州东池》诗云：“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彻底千峰影，无风一片秋。垂杨拂莲叶，返照媚渔舟。鉴貌还惆怅，难遮两鬓羞。”[1]90，按，兴州以北经水路可达凤州、成州，兴州以南更通舟楫；诗中所谓“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诚不虚言。又，郑谷滞留兴州之际所作的《兴州江馆》亦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1]223按，兴州下辖顺政、长举、鸣水三县。嘉陵江流经顺政县，离县城百步，诗人郑谷滞留兴州进退维谷，诗句“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兴州长举县又有著名的险要之地曰“青泥岭”，此地悬崖峭壁、溪流湍急、山多云雨、道路泥泞，诗人李白曾为之浩叹曰“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青泥岭正当官道要冲，朝廷在此设有“青泥驿”，该驿站直到北宋至和年间才废弃不用另择他途。据宋人雷简夫《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文云：“至和二年（1055年）冬，利州转运使王容、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2]又，唐末五代之际，诗人韦庄由关中入蜀亦经由兴元府中转。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诗人韦庄奉命入蜀宣谕两川罢战休兵。韦庄与谏议大夫李洵沿骆谷道经T、洋州抵达兴元后，辗转到达东、西两川征战对垒之地梓州张杷砦。韦庄此行沿骆谷道进入洋州，写有诗歌作品《焦崖阁》云：“李白曾歌蜀道难，长闻白日上青天。今朝夜过焦崖阁，始信星河在马前。”[3]313按，诗中的“焦崖阁”位于洋州东北的焦崖山，据《陕西通志》记载：“焦崖山，在（洋）县北五十里。”[4]诗人韦庄回朝复命后，身感大唐王朝江河日下大厦将倾，于是选择投奔王建再次入蜀。此时的韦庄身上没有了王命羁绊的束缚，能够从容地边行边赏路边景。诗人沿着褒斜古道一路前行，当他经由兴元府褒城县时饱览了“鸡公山”，韦庄《鸡公帻》诗云：“石状虽如鸡，山形可类鸡。向风疑欲斗，带雨似闻啼。蔓织青笼合，松长翠羽低。不鸣非有意，为怕客奔齐。”[3]314诗人在题目下注曰：“（鸡公帻）去褒城县二十里。”[3]314由韦注可知，“鸡公帻”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离兴元府的治所称得上是近在咫尺。
五代时期的文人士子，在汉中兴元府稍作停留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会选择继续南下赶路，由兴元府折向西南方向沿金牛道、剑阁道，经利、剑、绵、汉四州抵达成都府。这条由关中褒斜路、骆谷路交汇于兴元府而后折向西南金牛道、剑阁道所构成的交通路线图，是唐五代时期中原文人出蜀入蜀的陆路交通大动脉。金牛驿正当入蜀的咽喉总孔道，唐末诗人胡曾《金牛驿》诗云：“山岭千重拥蜀门，成都别是一乾坤。五丁不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5]2545李商隐入蜀时经金牛驿亦赋诗云：“楼上春云水底天，五云章色破巴笺。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5]2091
利州辖区内的入蜀险恶路段有“九井”“五盘”（七盘）、“漫天岭”“深渡岭”，沿途亦有著名的驿站筹笔驿和嘉陵驿。入蜀古道的“九井”之险，陈鹏在《九井滩记》一文中有描述：“九井滩有大石三，其名鱼梁、龟堆、芒鞋嘴，参差相望于波间，操舟之人力不胜舟，而辄为石所触，故抵于败。”[6]利州境内的“五盘岭”或“七盘岭”之险，诗人杜甫也曾赋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5]782关于“五盘”的得名缘由，杜甫在《五盘》诗题下注云：“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名五盘，栈道盘曲有五重。”[5]782由“五盘岭”沿嘉陵江西南行，便来到著名的“筹笔驿”，此驿的位置所在据《舆地纪胜》记载：“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州北九十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尝驻此，唐人诗最多。”[7]4736利州境内的“大漫天岭”“小漫天岭”“深渡岭”亦是入蜀古道中必经的险恶路段，唐末诗人罗隐入蜀时留题《漫天岭》诗云：“西去休言蜀道难，此中危峻已多端。到头未会苍苍色，争得禁他两度漫。”[5]2626又，五代前蜀时，后主王衍不顾群臣劝阻执意北巡耀武，他的随从队伍浩浩荡荡“从驾兵至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8]667。利州“嘉陵驿”在州治绵谷县境内，五代文人张《题嘉陵驿》诗云：“嘉陵路恶石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 独倚阑干正惆怅，海棠花里鹧鸪啼。”[5]2783诗人张深感嘉陵江畔的蜀道艰险，一路行来崎岖泥泞疲惫不堪，故而在嘉陵驿站独倚栏杆悲伤日暮，情绪低落。
由利州益昌县西南行，渐渐进入了艰难险峻的剑阁古道。五代时期，利（州）、剑（州）之间的“白卫岭”地势险峻、野兽出没、虎豹横行。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云：“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洞m，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9]又，五代文人王仁裕跟随王衍北巡途中经过“税人场”时遭遇了恶虎的袭击，据诗人《王氏闻见录》记载：“蜀后主王衍……至剑州西二十里以来，夜过一m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王衍）其乘马忽咆哮恐惧，之不肯前……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余骸矣。”[10]5839事情过后，蜀主王衍不仅不采取防范措施汲取教训，反而命令臣僚赋诗取乐同题唱和。王仁裕《奉诏赋剑州途中鸷兽》诗云：“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余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量冢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11]284文人李浩弼《从幸秦川赋鸷兽诗》亦云：“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庸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秣杀他。”[11]839
剑州辖区内的剑门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雄关之美誉。王衍君臣巡幸于此迭相唱和，王衍《题剑门》诗云：“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城阙路，云叠树层层。”[11]883佞臣韩昭《和题剑门》诗云：“闭关防老寇，孰敢振威秣。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锁百层。”[11]839文人王仁裕《题剑门》亦云：“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11]280
五代时期，绵州辖区内罗江县有蜀道屏障白马关。白马关是遮蔽西川和成都平原的一个重要的雄关隘口。按，距白马关四十里的地方有罗江驿，唐彦谦入蜀时赋诗《罗江驿》云：“数枝高柳带鸣鸦，一树山榴自落花。已是向来多泪眼，短亭回首在天涯。”[5]2653绵州白马关与汉州德阳县的鹿头关相对而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又西南十里至白马关，与德阳县之鹿头关相对。核之里数，盖一关之东西口，分属两州县耳。”[12]
汉州的鹿头关非常出名，郑谷《蜀中》诗云：“马头春向鹿头，远树平芜一望闲。”[1]310汉州的治所雒县近郊又有金雁驿，韦庄《汉州》诗云：“北侬初到汉州城，郭邑楼台触目惊。松桂影中旌旆色，芰荷风里管弦声。人心不似经离乱，时运还应却太平。十日醉眠金雁驿，临岐无限脸波横。”[3]373韦庄诗中的“金雁驿”之得名源自流经汉州城郊的雁江，据《方舆胜览》记载：“雁江，在雒县南，曾有金雁，故名。”[13]经过汉州之后再也没有险恶的关口隘路，抬眼远眺是一望无际的川西成都平原。唐五代时期，成都府辖区的新都县有“天回驿”，该驿站颇为出名。五代前蜀时，徐氏太后太妃二姊妹曾随王衍巡游于此，顺圣徐太后《题天回驿》诗云：“周游灵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暂得行。所恨烟光看未足，却驱金翠入龟城。”[14]翊圣徐太妃继而同题唱和诗云：“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自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境，尽被江山看出行。”[14]
唐末五代时期，山南西道境内的大巴山横亘东西，将整个山南西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五代入蜀文人在汉中兴元府稍事休憩之后，其中一部分人经兴元府沿大竹道（米仓道）一路崎岖南下，最后抵达山高水恶、丛林密布、人烟罕至的巴中或巴东地区。
五代时期，不仅文人士子、许多行人商旅亦经常往返于大竹（米仓）古道，他们翻越大巴岭、小巴岭、孤云山、两角山、米仓山，往来于兴元府与巴子古国之间。文人王仁裕多次行经此道，其笔记小说《玉堂闲话》描写路途特征为“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绠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10]1899。大竹道上的孤云山、两角山为行人商旅所必经的险恶路段。孤云、两角二山人烟罕至、山势险峻，王仁裕曾将豢养的宠物“野宾”放生于此，据《王氏闻见录》记载：“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系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来矣。”[10]5851王仁裕为此赋诗二首，其《放猿》诗云：“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白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11]284诗人飞驰想象，设想猿猴“野宾”回到大自然后的种种逍遥情状。又，王仁裕《遇放猿再作》诗云：“筅l羟昂核滨，饮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时旧主人。”[11]284根据诗意，足见诗人与宠物“野宾”之间的感情深厚，“野宾”放生数年之后，依然能够辨认出它曾经的主人。二、巴蜀地区的水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长江水路是连接巴蜀与荆湘、吴越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五代时期的长江水路，自成都出发历眉、嘉、戎、泸、渝、涪、忠、万、夔等州府奔腾出峡，地志书《太平寰宇记》引韦庄《峡程记》称：“泸、合、遂、蜀四郡，皆峡之郡。” [15]又，《舆地纪胜》云：“涪（州）于三峡，最为要郡。”[7]4526五代时期，夔、忠、渝峡路，地当巴中与荆楚地区的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夔州城南的瞿塘峡亦名广溪峡，为三峡之首。《资治通鉴》记载前蜀立国之后：“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溉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乎！蜀主乃止。”[8]606巴东夔州峡口，不仅是前蜀王朝与荆南政权长期殊死争夺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文人士子东向入楚、漫游吴越以及西向入蜀、锦江步月的交通总枢纽。如天复二年（902年），诗僧贯休溯江入蜀，其诗歌作品《三峡闻猿》即写于入峡的途中。贯休沿三峡水路溯流西上，秋天抵达渝州，写有诗歌作品《秋过相思寺》。按，相思寺即缙云寺，在渝州缙云山上，据《蜀中广记》云：“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崖生相思竹……而得名。”[16]五代r，荆楚文人欧阳彬早年“落魄街市，歌伎酒徒，无所不狎”，后来适逢“西川图纲将发，（欧阳彬）得歌伎所分资，求为纲吏仆夫，纲吏许之，遂入成都，献《万里朝天赋》”[17]779。又，五代文人张格逃难入蜀时，从长安出发南奔渡过汉水“由荆江上峡，入成都”[17]603。后蜀元老重臣李昊在亡国后，随后主孟昶入宋归顺，《十国春秋》记载他：“国亡，随后主降宋……亲属乘舟，自峡江，下至夷陵。”[17]774又，诗人郑谷于五代战乱之际寓居夔州，《峡中》一诗就形象地描写了作者当时羁旅漂泊的孤独况味：“万重烟霭里，隐隐见夔州。夜静明月峡，春寒堆雪楼。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1]193
五代时期，山南、剑南的巴中地区水路交通十分便利，涪江、渠江、沱江、嘉陵江等在此汇聚，故该地常可以看到文人士子泛舟出没的身影。如诗人韦庄曾沿嘉陵江一路南下，《两宋名贤小集》引韦庄《蜀程记》记载诗人“入嘉陵道上，如行青萝帐中”[18]；又，诗人郑谷《舟次通泉精舍》描写其舟船劳D的水路行程，诗云：“江清如洛I，寺好似香山。劳倦孤舟里，登临半日间。 树凉巢鹤健，岩响语僧闲。更共幽云约，秋随绛帐还。”[1]108按，梓州东南六十里至射洪县，东临涪江水，有梓潼水自东来会。又东南六十五里至通泉驿。又，诗人郑谷舟行过渠州时，创作了《渠江旅思》一诗，云：“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 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1]92按，渠江为嘉陵江的支流，其源头出自万顷池，渠江县因此得名，唐五代时属渠州。此外，前蜀乾德二年（920年），王衍北巡行幸时，由利州沿嘉陵江南下阆州“龙舟画舸照耀江水”，蜀主王衍于龙舟之上“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19]。嘉陵江流经利、阆二州，再南下经果州、合州、渝州等汇入奔腾东流的长江，足见嘉陵江是连接山南和剑南地区的重要水路交通主干线。三、地理交通视角下巴蜀文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唐末五代堪称乱世之秋，中原文人纷纷避乱于蜀。流寓在巴蜀三川大地上的文人士子自成群落，他们深受政局动荡变化的影响，大多在家国危亡之际入蜀避难又在时局好转后离蜀而去。他们好似贸然闯入蛮荒的巴蜀地区的不速之客，以其根深蒂固的异样眼光打量着巴蜀三川中的一切。巴蜀地区的自然风光、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在他们眼中是神秘的、陌生的甚或是可怕的。这些寓蜀文人深受发达的中原文化的浸润，他们对川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比较肤浅，通常带有某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
唐末季世，虽然大量文人滞留在异质多元的巴蜀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可他们根深蒂固的家国思想、思维定势和情感理念，使他们对巴蜀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隔膜之感。寓蜀文人的心头总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沦落天涯的伤悲阴影，他们魂牵梦绕的永恒话题是朝思暮想的家乡，他们眼中的巴山蜀水总是带有凄迷神伤的色彩基调和哀怨无端的情感意绪。
唐末五代之际，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对他们侨居异乡的身份处境念念不忘。他们的诗歌作品常笼罩着炽热浓烈的故国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莫把他乡作故乡。如诗人郑谷旅蜀半纪有余最终选择离蜀远去，其诗作《兴州江馆》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1]223，《通川客舍》亦云：“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1]96。郑谷此类作品真实细腻地反映了诗人在唐末乱世中进退维谷的苦闷心态和走投无路的彷徨处境。他流寓西南巴蜀时，“啼痕”“泪眼”“愁容”等意象频繁出现在其作品中。如“所向明知是暗投，两行清泪语先流”（《游蜀》）[1]302；“海棠风外独沾巾，襟袖无端惹蜀尘”（《蜀中春日》）[1]301；“流落夜凄凄……离肠赖酒迷”（《锦浦》）[1]405；“哀荣悲往事，漂泊念多年”（《巴z旅寓寄朝中从叔》）[1]37；“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峡中》）[1]193等。诗人崔涂漂泊川蜀羁危万里时内心充满对故土乡园的无比思念：“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怀才皆得路，失计自伤春。清镜不能照，鬓毛愁更新。”（《蜀城春》）[5]2682更让崔涂悲怆哀怨情何以堪的，是在巴山蜀水的凄凉之地迎来了除夕之夜，其《巴山道中除夜书怀》云：“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哪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5]2686文人黄滔于唐僖宗中和年间入蜀，其描写羁旅巴蜀的诗歌作品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如《退居》云：“老归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乱时人物，家贫后子孙。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惆怅西川举，戎装度剑门。”[5]2787又，诗人吴融于唐昭宗大顺年间进入西川韦昭度幕府中任职。吴融寓蜀三年戎马倥偬，其诗歌作品笼罩在凄楚怆怀的故国乡愁中，所谓“平门桥下水东驰，万里从军一望时。乡思旋生芳草见，客愁何限夕阳知”（《赴职西川过便桥书怀寄同年》）；“二年征战剑山秋，家在松江白浪头。关月几时干客泪，戎烟终日起乡愁”（《坤维军前寄江南弟兄》）[5]2722等。
唐末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感念故国自伤飘零，川蜀大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他们眼中是艰险、异样或可怕的；巴蜀地区新奇壮丽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他们的眼中或笔下亦是蛮荒朴陋、于世隔膜的。如郑谷作品中的“巴山”“瘴雨”“穷巴”“蛮烟”等景物意象，构成了诱发诗人异域乡愁的不二媒介，如“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渠江旅思》）[1]92；“巴山偶会遇，江浦共悲凉”（《颜惠詹事即孤侄舅氏谪官黔巫舟中相遇怆然有寄》）[1]59；“黄鸟晚啼愁瘴雨，青梅早落中蛮烟”（《将之泸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1]298等。唐末诗人李洞流寓巴蜀时，写有许多描写川北山区交通条件险恶艰危的作品，如“风卷坏亭羸仆病，雪糊危栈蹇驴行”（《乙酉岁自蜀随计趁试不及》）[5]2847；“度关云作雪，挂栈水成澌”（《送龙州田使君旧诗家》）[5]2844；“云明天岭高，刺郡辍仙曹。危栈窥猿顶，公庭扫鹤毛”（《送卢郎中赴金州》）[5]2840等。又，唐末寓蜀诗人张《送人归南中》云：“有家谁不别，经乱独难寻。远路波涛恶，穷荒雨路深。烧惊山象出，雷触海鳌沉。为问南迁客，何人在瘴林。”[5]2779蜀中成都花木众多海棠鲜妍，诗人崔涂中和年间入蜀，他对映入眼帘的海棠花却视而不见：“海棠花底三年客，不见海棠花盛开。却向江南看图画，始惭虚到蜀城来。”[5]2686“海棠花底三年客”可知崔涂在蜀中流寓时间达三年之久，身在众芳喧艳的烟花锦城，内心却依然固守对乡园故国的深情眷恋，诗人只不过在回眸往昔时感慨良多，“始惭虚到蜀城来”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缺憾。
四、结语
综上，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对五代巴蜀文坛进行审美观照，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岩阁栈道、高山滩川、溪流纵横条件下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地理，对蜀地文人的迁徙流转生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巴蜀三川大地的生新蛮荒的自然地理环境，域外文人迁徙流寓的输血再造，以及不同文化版块之间的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了风神秀逸、绚丽多彩、别有洞天的五代巴蜀文学。本文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考察五代巴蜀文人的迁徙情状及文学创作生态，试图为当今学人进一步认知、解读、重构和再现异质多元、波浪壮阔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版图，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甚或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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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Ecology in the Area of Bashu in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Traffic
SUN Zhen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Wulanchabu 012000，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Bashu literature had quite different genres and throve. The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mixed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ed new ones. From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many literati moved to Shu to avoid the disturbing and lasting wars in the central China. On the way to Bashu there were lots of passes， plank roads， bending rivers and steep mountains， which inspired literati to do their creative works during their travelling and affected their migration. Educat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China，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were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e strange， old and uncivilized culture in Bashu deliberately or unconciously. The uncertain life of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and their sorrowful opinions on the culture in Shu deeply infulenced aesthetic valu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styles of the Bashu literary cicles in this period.
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起始较早，似乎这一研究对象没有更多言说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我们会发现学界对易卜生最重要的戏剧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审美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易卜生在中国其实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复杂而有趣。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文学地理批评和伦理批评两种新的批评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即是一例，安安通过分析女主人公伊厄棣斯与三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出这部悲剧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女权意识及其社会批判意义。赵义华将信息管理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做法则颇具创造性。他在《〈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 》中表明悲剧原因无关命运，而是人物在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信息交流阻滞。
关键词：当代空間观；文学空間；动态生成；空間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24-06
20世纪后期，学术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間转向”，对“空間”问题的探讨，日益成为人文知识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文学也积极介入其間，成为“空間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文学自身将目光聚焦于“文学空間”时，一些迄今仍未意识到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浮出水面：“文学空間”是什么?它如何存在?如何构成?
当代空間认识论在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推动下，已发生结构性的转换，但迄今为止，文学空間的认识仍基于旧空間观念，它是静态、被动、同质的，自身并无意义。同时，文学空間被精神一物理二元对立的传统空間认识论严格限定于精神向度，二元对立的观念不可能对丰富复杂的文学空間形成真正的认识，也难以获得关于文学空間的真正话语。为此，虽然文学空間的话语似乎层出不穷，却独独没有关于“文学空間”的概念和认识。这种状况，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我们总是听到这种那种空間……在所谓最基本的认识论研究层面上，所缺席的不仅仅是人的概念，而且还有空間的概念。”同时，当代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間研究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积极建构出文学空間理论和批评话语。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間便是文本表述层中的地理场所，被称之为“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和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景观强调文本再现空間背后的社会文化指涉意义，突显新空間认识论的社会生成能力、异质性、能动性等内涵。但把文学空間缩减为文学再现空間的一个层面，既有悖于新空間认识论关于空間无限生成的开放性，也忽视了文学文本自身的复杂性，难以对文学空間的丰富性做出真正有效的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意欲在当代新空間观念下重审文学文本空間，从文学本体角度追问“文学空間”概念，洞悉文学空間丰富复杂的多重含义和动态生成、无限开放的特征，厘清长久以来未能言明的文学空間概念，如此，才能在空間转向语境下促进和深化对文学空間问题的思索。
一、新空間认识论对文学空間研究的启示
海德格尔说：“只消我们没有经验到空間的固有特性，则关于某个艺术空間的谈论就也还是晦暗不明的。”文学空間概念必须基于空間认识观念，因为空間认识论为文学空間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框架。当代空間认识论发生结构性转换最早得益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其前瞻性著作《空間的生产》建构了一座系统而完整的当代空間理论大厦，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转换为一种空間本体论，真正首次实现了哲学基础上的空間化本体论转换。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間”为基石，以社会—历史—空間三维辩证本体论和空間实践一空間表征一表征空間三元组合方法论为架构，他所开启的通往空間性三元辩证法，为空間认识论注入了新的思考方式。
此前人们对空間的认识基本上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向度进行思考的，物质空間被理解为具体的物理形态，可被标示、分析；精神空間被解释为“构想的空間”，是对物理空間和社会生活意义予以表征的心理思维图式。列斐伏尔批评了二元对立的空間认识，认为在物质空間和精神空間二元对立的准逻辑预设下，造成了人类精神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简化论限制对空間复杂性的思考，列斐伏尔通过融入社会空間概念的策略，在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的鸿沟之間，建构出弥合二元对立的他者化——第三化空間辩证法，他坚持认为空間的真正知识应该是将物质空間、精神空間、社会空間相互联结起来的“三元辩证法”，他说：“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間，社会实践的空間，感觉现象所占据的空間，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空間同时具有精神、物理、社会等多重维度和丰富复杂性。这样的空間完全根源于社会实践，在创造和存在的行为中，空間得以现身并蕴含其中，生命过程与不同种类的空間生产密不可分。“(社会)空間是(社会)生产”，它既为社会所生产又生产社会，不同于物理和精神空間却包含并部分地依赖它们。同时，这样的空間由于社会实践的无限多样性，蕴含着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具有多面性和多重符码化，是一个无限开放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各种对抗性力量聚集的张力场。
说这话的人叫宋献方，与“水”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他，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研究员。
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水的故事。
从找水到防水
“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时刻牢记，左手是水资源，右手是缺水地区。我毕生所学就是为了寻找水源。”宋献方说。
15岁考上大学，19岁大学毕业。当他还是个青葱少年时，他就已经开始与水结缘。
大学毕业后，宋献方服从分配到了煤矿院校。煤矿生产最怕水和火，“当时我所在的煤炭部矿业学院水研究的核心就是在矿井工作时如何防范突然的来水。”于是，他从“找水”转向了“防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宋献方说自己是幸运的。他真正接触到地理水文学理论是在日本筑波大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科研生涯的导师、国际著名水文学家榧根勇教授，还有幸结识了中国的地理水文学大家刘昌明院士。
“这两位先生是推动两国水文学交流的先行者。”宋献方说。日本是个岛国，地质比较简单，所以理科学者主要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水问题。在这里，也奠定了他现在的研究基础。
说起为什么回国，宋献方很坦诚：“纵观当时的学术界，只有中科院地理所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水文学，还有刘昌明院士领导，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所。”
他所言不虚，中国现代水文地理学是1950年以后逐渐发展和成长起来的。1958年，中科院地理所便成立了水文研究室，它在刘昌明等的带领下，一直发展至今，欣欣向荣。
摹疤煳省钡较执水文学
采访中，只要谈到他的本行，宋献方就开始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水文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对于水文的研究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我国最早提出水循环说的是屈原。他提出水神共工勃然大怒，东南大地为何侧倾？九州大地如何安置？河流山谷怎样疏浚？东流之水总不满溢，谁知这是什么原因？这被称为‘天问’。”说起他们的“祖师爷”，宋献方总是激情澎湃。
“而现代水文学是指水的分布、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及应用。”宋献方说。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水文科学是“关于地球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运动等变化规律和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知识体系”，而宋献方就是研究这些规律的人。
水污染才是头号杀手
“多年以来，我国乃至世界对于水的研究不曾停歇，研究的方法也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水是容不得半点污染的。而且地下水的污染要比地表水的污染更加可怕。”宋献方说。
水循环的直径包括地上300公里到地下600公里，涵盖了气态水、蓝水、绿水等。在这么大的空间内，一丝的污染都会影响整个水的循环。
据了解，绿水是进入大气的不可见水汽。生产性的绿水被定义为植物的蒸腾量，它直接影响植物的生物量。非生产性的绿水为土壤蒸发（地表积水坑的直接蒸发和来自土壤水的蒸发）和截留蒸发（截留是树木和农作物拦截的降水）。因此绿水相当于常用的术语―蒸散发。而蓝水是在地表和地下运动的可见液态水流，即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蓝水可以是小溪、溪谷和河流的地表径流，亦可以是补给地下水含水层的地下径流。
“华北的地下水超采，目前有很多不恰当渲染，深部地下水不像浅层地下水那样容易疏干，也不易受到污染，它像一个压缩包一样储存在里面，虽然压力变化，但依旧处于饱和状态，深部地下水补给机制仍然不明，当然污染物不易渗透。”宋献方说。地下水超采就会使地下水失去天然平衡，地面的污染水与地下水交换，形成污染，这种污染是不可逆的。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形成地下水超采区164个，漏斗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超采区面积8.9万平方公里，占超采区总面积的42.3%。多年平均超采地下水67.8亿立方米。
“地下水超采固然是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地下水的污染，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定量刻画地下水污染情况。”宋献方强调，截至2014年，全国工业、城市废污水等排放总量约700亿吨，经过集中处理达标的只有382亿吨，有许多未经处理或处理尚未达标就排入江河或用于农业灌溉。
水资源供需失衡问题亟须解决，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水体污染，北方河流断流情况加剧，局部地区地下水大量超采，对生态环境关注不够，经济发展挤占生态用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张衡是东汉时期著名天文学家。
张衡，别名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汉朝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张衡在公元132年发明了全国第一架地动仪，张衡共著有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六朝地记；人物传，小说性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六朝地记作品形式多样，其中既有山水地记，又有人物传、异物志等。以人物传为例，其写作手法、内容、艺术特点等均与同时代的志怪、志人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体现出鲜明的小说性特征。除了从故事内容、体例等看出地记的小说性特征外，早期的目录学著作将地记中一些作品与某些志怪小说分到一类，此种现象也颇能证明其体例与志怪小说的类似。
以六朝扬州地记中保留下来的作品为例，以某地人物传，某地人物记为题目的作品如《豫章烈士传》等被《隋书 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列入“杂传”类，目前学术界认为是地记而被《隋志》列入杂传类的扬州地区作品有《会稽先贤传》、《会稽后贤传记》、《会稽典录》、《会稽先贤像赞》、《吴先贤传》等。此类作品根据现存辑佚情况看大部分以写人为主。[1]值得注意的一点现象是，与这些作品同时列入“杂传”类的作品还有刘义庆的《幽明录》以及干宝的《搜神记》。《幽明录》和《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之祖”当今学术界已没有争议，这两部书被公认为志怪小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内容的不真实和虚构性，而与这两部书并列入“杂传”类的上述人物传记应具有与其相近似的内容和写作特色。而且根据存世作品内容来看，此种现象亦得以证实。
另外，《隋志》的“杂传”类小序里也已经非常明确的点明了此类书的共同特征，由于此类作品当时非常多，所以序里这样提及：“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这就非常明确的点明了这类书的共同特征，即“虚诞怪妄”。作为“史官之末事”[2]，这类作品在写作时体例不像正史严格，它们的出现只是弥补史官只记人君正史的缺憾，“补正史之不足”，即“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3]。《隋志》在溯源时提及此种现象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周官》…….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旅师每月书其孝悌睦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献其书…….”这就说明，从周代开始，这类作品的内容大都是“称美而不显恶”，到了汉代，则又是“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4]。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则“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5]。
以上数条，给我们提供了一下信息：郡国之书是东汉之时光武帝刘秀诏令作《南阳风俗传》时开始的；郡国之书的内容则有的写地理风俗，有的写人物，写对某一地区耆旧先贤的传赞；此类郡国之书的写法便是上文提到的“虚诞怪妄”。以上几点内容，就说明地记里面此类作品的写作特色当是与《搜神记》等有着相类似的内容。《隋书》之后，《旧唐书 经籍志》沿袭《隋书》分类方法，将上述各类仍列入“杂传”，而《新唐书 艺文志》把上述“耆旧传”、“先贤传”等仍列入杂传类，但是却将曾与之共列入杂传类的《搜神记》等另立一类入“小说”。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对文体的划分更加细致，分类更加详细、精确，地记中的这些作品仍被列入杂传而没有随《搜神记》等被同列入“小说”类，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其内容之“杂”。这些作品，除了写人物外，还要写地理，不像《搜神记》《幽明录》等一样通篇以一种题材模式成书。而且此类书宥于地域限制，多写一个地区的故事，而不能如《搜神记》一样，“广罗四方异闻”。因其掺杂的此类内容，所以，即使其中有小说性的描写，但因其内容不像《搜神记》一样纯以志怪为主，所以终未能如《搜神记》等一样，被纳入“小说”类。
一直到清代，地记中的此类作品划分仍然有着不同的标准，有的入“杂传”，有的入“地理”。如前人所说：“案汉魏六朝地理之书，大体略如《华阳国志》之体，有建置，有人物，有传有赞，而注意于人物者为多。自来著录之家，务欲各充其类，以人物为重者入之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入之地理，亦或一书而两类互见，不避重复，或裁篇而分类录存，不嫌割裂。各随其意，各存其是，初无一定之例也。”这就说明，由于地理书涵盖的内容较驳杂，直到清代，学者们对于地理书的分类还是标准不一，于是各取所好，“各充其类”，只要其某一方面内容符合自己的分类标准，便将其归入自己的划分范围。又由于杂传中的有些作品如《会稽先贤传》等是分地区进行写作的，而且其中除了人物描写外，还有“土地”，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分类时便将其逐渐纳入地方志。地记产生初期的此类地方性著作，其中的人物传记等部分虽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被单独列出来，但从历代目录学家的分类中仍然是把它们当成是与志怪小说相同或相似的文体。此类人物传与《搜神记》同被《隋志》归入“杂传”一类而被《新唐书》各划分成“杂传”和“小说”两类，原因就如上文所论述的“杂”，和其小说内容的未完全独立。
从上述目录学的划分中也可看出，小说与地记中的人物传记是本同而末异，二者到后期又被划入不同类别是后代文体观念进一步发展导致的的体裁划分进一步细化的结果。王恒展在《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一书中介绍此类作品的小说性时，曾这样说过：“这些作品大都不受历史的局限……失去了历史散文的纪实性，步入了文学的殿堂。从作品方面讲大都具有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艺术情调，从而具有了小说的性质。”此书侧重于从小说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每一阶段的关系及性质入手，所以将此类作品的作用称为是“历史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过渡与桥梁”，这是从其宏观的整体作用的角度来讲的，但如果仅从微观角度出发，不将其放入宏观的历史发展角度考虑，仅从其作品中的写作手法、写作特色、思想内容等方面讲，则它们已无疑具有了小说的性质。就如郭丹在《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一文中所说：“史传文学中的一些志怪描写，把他们独立出来，就是小说”[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在论述魏晋文学时也提到此时期诸如地记等“杂传”等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时说：“现代概念的小说另一个源头，是史部类的书籍，尤其是其中的‘杂史’、‘杂传’，古代史部类的书籍，有些含有神怪成分……由于它们本属于史部，除了内容不属于史实以外，在写法上是与其他史部书一样的，尤其是那些杂传类的小说，在文字组织与史部的正式传记颇有近之处。”此段话，颇能说明《隋志》把地记中的人物传划分到‘杂传’类的合理性。地记人物传属于杂传类，而杂传徒有正史人物传记形式之名，而失史传人物描写“征实”之性，而这恰恰就成为后世小说的源头。从六朝的志人志怪到唐宋的传奇、再到明清时笔记、长篇小说的定型，六朝地记中小说化的人物描写无疑对历代小说的演变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参见刘玮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英语语言文学 抽象与具体 课堂教学
文学是一种集艺术与文化一体的高雅课堂，也是一门集抽象与具体为一体的高深学问。它既像一缕看得见却又摸不着的青烟，又像一朵摆在你面前娇艳欲滴的玫瑰；既像悠悠茶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又像是手中握着的稀世珠宝，熠熠生辉。在经过调查分析之后，人们普遍发现了一个规律，大部分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生都更加注重观察作品的地理位置、作者的出生信息以及小说中的人物特点等等，而这些信息就是文学“具体化”的表现。在英语语言文学课堂上，作为大学生，已经具备了分析和思考的能力，然而这些“具体化”的文学信息并不利于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反而阻碍了学生对于文学创造的构思，还会导致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一系列的理解局限问题。既然是文学，就要学会感悟，而不是接触太过具体的信息，感悟文学作品的魅力是每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鉴赏能力。但是，文学毕竟与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品味和赏析英语语言文学作品时，学生很容易获取“具体”的文学信息，而对较为“抽象”的文学信息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学生进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时，应当以“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作为教学的原则，只有将“抽象”与“具体”两者进行互相比对、互相平衡、互相结合，才能确保英语语言的教学任务顺利完成。
一、体现文学作品“具体化”
在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中，信息的“具体化”在整个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缺一不可，任何抽象的信息都无法代替。这些“具体”的文学信息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能够快速消除学生内心的“距离感”，这些信息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体会生活，理解作品，并且设身处地地感受作者在创作这部文学作品时的真挚的情感，这是阅读文学作品更深层次的领悟，使学生能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交流。部分英语语言文学注重乐器的示范，比如：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通过中文翻译过来的语言虽然简单明了，但是读到最后才发现其中的情节非常有意思，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教T在给学生讲授这篇文学作品时，一定要让学生意识到“音乐在戏剧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想要让学生进入到这一层次，首先要通过介绍这部作品讲述自身的真实经历，带领学生进入正确的方向。在欣赏音乐作品的同时，也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作品的特色，最好是能够现场亲身示范，能够给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其次，教员要善于利用身边的媒体技术。现在大量外国名著都被翻拍成了电影，教员可以通过给学生播放相关视频的形式，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因为通过阅读，学生可能无法坚持读完最后一页就放弃了，但是如果先观看一两个小时的电影，学生就会在对这部文学作品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下去阅读，更容易理解作品的情节和结构，也更加有信心完成阅读。最后，就是让学生联系生活，通过阅读的英语语言文学作品与实际的生活的联系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音乐潜质。通过阅读《琼斯皇帝》，学生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二、保留文学作品“抽象化”
现如今，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品都会采用一些独特的文学手法，提高整部作品的档次和价值。但是，这样一来，文学作品是变得“抽象”了，可是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遇到的困难也更多了。冯导曾经提到过：“看不懂的即是高雅艺术”，虽然饱含哲理，但也不难看出些许讽刺意味。人们在一味追求“高雅”的同时，也忽略了艺术本身简单自然的本质。文学亦是如此，在英语语言文学课堂上，老师既不能够抹杀文学的“抽象性”，同时也不能忽略文学的“具体化”，要学会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在大学课堂上更是如此，大学生原本已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如果老师事无巨细，将这部文学作品的“抽象”与“具体”的信息通通灌输给学生，反而会阻碍学生自己的思维发展，因此要给予学生想象的权利，因为更多的文学作品的精髓是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只能靠学生独自细细品味和感悟、升华。
其实，在针对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的一些问题上，老师与学生都不必太过在意，因为文学本身就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不管是英语还是中文，表达文学的方式多种多样，孰对孰错，根本无法判断，又何必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答案，有时，“抽象”也是一种美。对于那些生涩难以回答的问题，往往是能够调动学生思维的最佳武器，学生都会有一种“好胜”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可以充分锻炼他们的头脑，并且也可以调动课堂氛围，有利于课堂的顺利进行，但是，老师需要把握好课堂进度。
三、结语
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界，雷霆是最被看好的诗人之一。从创作喷发期到转型期再到成熟期，一路速跑，在诗歌写作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无论写什么或怎样写他都得心应手，迎来创作的黄金期，随后却渐次淡出人们的视野。再次读到其组诗《官道梁诗篇》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该组诗思想内容丰富，语言自然质朴，形式自由开阔，读诗的时刻，也如诗中所描写的坐在梁上，是舒适的“闲淡时光”。
这组诗最重要的特点是蕴含着丰富的地理意象，建构出五光十色的地理图景――官道梁。在诗人的笔下，当我们端坐在官道梁上，能“听一场刮过心底的春风”，有“路边的蒲公英”漫过脚跟，不大的树叶“露出青涩的脸庞”，“金黄的谷子目光恍惚”。这些纷繁复杂的意象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入微，如果没有对故乡的地理景物的深刻体察是建构不出这如同画卷般的地理图景的。作为诗人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官道梁在地理意象的叠加中获得了生命。而这生命又融入了诗人艺术构思的地理想象：这里“溪水流淌，牛羊归栏，远山依旧”，仿若世外桃源，这里有山、有水，而又不仅仅只是山与水这般简单。在雷霆的诗中，地理意象的频繁出现远非它原本承载的意义那般简单，而是诗人内心图景的外化。
其次是卓绝的想象力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忱。官道梁地理意象的生动与地理图景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卓绝的想象力。在诗人的笔下彩虹是像“嫁妆一样悬在天空”，捆扎的谷子是在一起激动地“相拥”，而黑板上的粉笔字则是“像极了一行想要飞回南方的大雁”。组诗的表达方式充盈着无穷的想象，如同风鼓起翅膀，翱翔在无尽的天空。形象而意想不到的喻体让原本司空见惯的地理意象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适度的疏离使得读者在阅读中重获了认知的。而这些想象的背后更体现的是诗人对于生活的热忱。那“有大有小的谷垛”，在诗人的眼中成为了“高高低低的幸福”，也许幸福原本就是如此简单，数着高高低低的幸福，“数着数着就是一生”。平淡无奇的生活也许就是诗人的追求，诗人所表达的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乡土的深情，以及自我的闲适情境。
再次是意深言浅，生活在于梦想的坚持。数着幸福，便能把一生过完，诗人对于生命的哲思蕴含在诗歌之中，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梦想的执着。诗人爱着他的梦想，在他的“官道梁”上，“山不要多高，能望见远方的梦想就行”，他需要梦想，他更能感知到梦想的沉重，“我们的梦想总是沉甸甸的，像谷穗”。而梦想也和谷穗一般“低首的谦卑”，“把饱满/靠近大地”。在诗人的心中，用镰刀收割谷穗绝不意味着放弃那沉重的梦想，而是出于不舍，是因为“我们不想把它们丢下”，为了和梦想“一起回家”。那些童年的“想去远方的念头”，就是曾经怀揣着的梦想，“远方的生活是甜蜜的”，梦想亦是。即使为了实现它们，“我们得学会飞翔”，即使像纸飞机一样，“哪怕飞得不高，也飞得不远”，不放弃与尝试便是实现梦想的起源。
《官道梁诗篇》通过丰富的地理意象与卓绝的想象相结合，为我们构建出五光十色的地理图景――官道梁，在那里有诗人对生活的眷恋与热忱，在那里更有诗人对梦想的执着。诗人将自己的人生感慨与生命体验融汇于特定的地理情景中，因此让诗拥有了主体性，首先是拥有了诗人的气质与个性，不再是客观的自然景象描绘；同时，诗人将时光的演变与诗情的抒写结合起来，让春天与秋天产生不同的气象，从而表现出了不同生命体验。因此，在此组诗里时间与空间都有所变化，并形成不同的结构方式。一切的诗情画意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的演变中。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与《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主编。
关键词：人文；人情；生活；新闻
传统的教学观念以教师的知识传授为中心，突出教师的“教”，结果教师成了“演员”，在唱“独角戏”，学生则是教师灌输的“知识容器”，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死记硬背、题海战术使学生不堪负重，失去学习兴趣，普遍厌学。新课程改革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主导理念出发，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自主学习方式，旨在让学生有更多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使其能轻松愉快地学习，健康自由地发展。新课程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就要求以“学”为切入点，让学生“动”起来。因为教学过程的本质是活动，只有学生“动”起来，生动活泼地投入到探索新知识的活动中，才能经历知识“生产”的过程，感悟学习，体验创新，分享快乐，从而乐学、爱学、会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如何才能让地理课堂充满激情,绽放出生命的光彩,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使课堂成为学生向往的乐园呢？教学应添点“油”，加点“醋”，这样地理课堂才会独具魅力，充满生命活力。
一、融入人文味，让教学铸魂
用故事导入新授内容是我们平时常运用的方法。例如在教学“辨别方向”这一课时，笔者一上课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美国有个探险家在我国珠穆朗玛峰探险时，由于条件恶劣，他的随身物品全丢了，他不能及时返回了。由于他有很丰富的探险经历，及时准确地辨别方向，回到老乡家里取得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成功得走出雪山。”同学们，你们想掌握这种本领吗？通过用故事导入，能立刻引起学生的好奇心，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二、注入人情味，让教学育情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地理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基于这一理念，课堂上的“师道尊严”就必须摒弃不可了。只有教师把学生当作具有同样价值的人，用自己的激情去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在课堂中充满自信，充满热情地学习，这样的教学，师生是平等的，教学是民主的，课堂氛围是和谐的；这样的教学，充满“人情味”，学生才会学得积极，学得主动。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如果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而只是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处于疲倦下的头脑，是很难有效地汲取知识的。”这也告诉我们激发学生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教师和学生的情感达到高度的和谐，教学才会实现最优化。总之，“情感”是课堂教学的催化剂。“亲其师，信其道”，只有教师把爱倾注到学生身上，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学才会成为激情与智慧综合生成的过程。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才会真正充满“人情味”，学生的思维才会更活跃，感情才会更饱满。
三、植入文学味，让教学融合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将本学科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比如地理学科和语文学科联系起来，让地理课堂有文学的味道，让我们的教学诗化。例如在教学“旅游业与地理环境”一节做巩固练习时，笔者设计了学习竞赛活动：(内容)胡娟同学要在暑假从哈尔滨去北京故宫、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上海、春城昆明、成都青城山、西安兵马俑、泉城济南乘火车旅游，请帮她设计最便捷的铁路旅行路线，并说出各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形式)全班分成八个小组讨论旅行路线。这些地点在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他们会在地图上找到地点，再讨论各地的旅游资源。这样我们地理课有了文学味，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而且觉得很有趣。
四、引入生活味，让教学生活化
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产生亲切感，因贴近生活受到关注而要学。例如：教学“时区”，笔者出示实物钟问：“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件东西，你们看，是什么？根据钟表上的时间来推测幻灯片的问题。”出示幻灯片问：“这位小朋友叫文文，你们能从这三幅图中，看出文文一天的作息时间吗？”这样的新课导入既近学生生活实际，又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总之，通过实践，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强了，思维活跃了，乐学兴趣浓了，由原来的“要我学”转为“我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