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8 21:06: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艺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喉舌与媒体
“喉舌”与“媒体”，涉及到广播文艺功能的变化。
建国以来，广播文艺经历过一个由被动制作到主动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从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过程。
50年代初，广播队伍初建，归属于新闻宣传口（），而不是文化艺术口（文化部）。电台强调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广播是媒介和工具。当时新闻类、文艺类节目被称作“新闻广播”、“文艺广播”，还没有“广播新闻”、“广播文艺”的提法。如果说新闻节目是报纸的“有声版”的话，那么文艺节目便是社会文艺的“录放版”。文艺编辑有两大任务：一，政策把关；二，编、播、录、放。换句话说，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加以筛选，进行广播化处理。因此，他们尽管是决定节目优劣的关键角色，却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标榜，也不标新立异，只是当好配角。就“广播文艺”而言，这种为人作嫁的节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点被动。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
这个方针50年代初胡乔木曾经提出过，含义不同。当时主要指广播事业要建立自己的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队伍，免得只是报纸的传声筒。80年代重提，队伍已经壮大，设备不断完善，除了广播以外，还出现了电视，影响越来越大。“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摆脱报纸、杂志那种文字印刷，人工传递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要充分显示音像俱备、电波传送、迅速及时、传播广泛、感染力强等优势，开创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部长吴冷西强调：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这个观点可以说是“自己走路”方针的补充和发展。
“自己走路”有这样一些迹象：
——80年代，“广播新闻”自成体系，不限于报纸有声版的“新闻广播”。
——80年代，“广播文艺”开始探索，区别于录放版的“文艺广播”。
——80年代，“电视文艺”大行其道，电视散文、电视音乐(MTV)、电视戏曲、电视综艺、电视文化专题、电视艺术片等多种样式纷纷呈现。
——80年代前期，广播剧形成创作高峰，90年代被纳入“五个一工程”奖项。
——80年代，电视剧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以极其普及的方式与电影争夺观众。
——80年代中叶，电影也划归广播电视系统。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90年代，国家教委正式确认并新增“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设学士、硕士、博士生专业。
同样在80—90年代，正当广播电视系统提出“自己走路”和“扬独家之优势”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开始通行一个与“新闻”、“宣传”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里，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图书同样被视为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和工具，简称“大众传媒”。它们是“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从媒体的角度看，广播电视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品格：既是新闻信息的传输工具，又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作为文艺的视听载体，广播电视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录音带、录像带、CD、VCD等等——或许将它们统称为“音像文化”、“音像艺术”更为准确。80年代以来，除了政府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外，商业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经进入市场，具有同样的视听效果。
音像文艺的社会化，给广播电视文艺带来了竞争和压力。就“传者”而言，你播我听、你播我看的单一的传播途径改变了。专业化的音像技术不再是广播电视系统的专利。独家经营变成了多家经营，文艺领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创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为广播电视文艺的强大对手。就“受众”而言，文化消费观念增强了，拓宽了。他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再限定于收听、收视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视听口味也越来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领域里，不再是电台电视台的编辑为观众筛选、择定节目，相反地，广播电视文艺节目与其他音像制品一样，要接受受众的选择与检验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台文艺编辑向来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喉舌”意识，对政策把握和舆论导向十分敏感（因为长期归属于新闻宣传部门）；二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播电视专业化技能、技术、技巧（因为是政府独家经营）。这两个特点曾经是两大优势。如今，这两大优势显然要重新认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识主要是就新闻宣传而言的，电台文艺编辑们常说：社会文艺所允许的，我们不一定允许——因为电台是政府的机构，重在表达政府的意志，传播政府的声音，必须强调政策性、权威性。这一点毫无疑义。然而，文艺和新闻虽然一样姓“文”，却分属两个范畴：新闻强调客观、真实；文艺强调主观情绪。新闻言简意赅；文艺情趣盎然。新闻迅速及时、“喜新厌旧”，重在追逐时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艺“喜新恋旧”，耐人寻味，重在探索人生价值和艺术魅力。如果说新闻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艺永远有一副热心肠。我国的新闻宣传政策与文艺政策在侧重点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统一的舆论导向和优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喉舌意识和百花齐放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说，广播电视有双重功能，倘若说“喉舌”强调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齐放”强调的是艺术形态功能。广播电视文艺编导运用音像技术与艺术进行了创作，实际上已经不限于社会文艺的选择、加工、传播，它们自己也已经成为社会上音像文艺大舞台的作品。作为社会文艺的一部分，它们不再具有往日的权威性，同样要经受受众的选择、专家的审视乃至市场的检验。
面对媒体的竞争，仅有喉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泛泛地应付日常播出也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广播人、电视人应当转变创作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树立“广播电视艺术家”的意识。目前，文学艺术领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创作，并且有所作为，那么，广播电视文艺编导除了准确把握政策和舆论导向以外，增强文艺修养和艺术功力是当务之急。
载体与本体
顾名思义，广播文艺是广播所负载的文艺。广播是载体，文艺是本体。电视文艺类似。
载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艺领域里，它们与本体相辅相成，其材质与性能直接影响到艺术本体的形态特征。比如：
文字——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了语言文字才有文学，才有美文巧思和艺术化的文学。于是，文学成为文学的载体。
宣纸——国画的载体。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泼墨写意与工笔重彩各呈异趣。
板材——版画的载体。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铜版画的金属味、腐蚀版的艺术肌理。
胶片——摄影的载体。胶片、暗房技术造就了摄影艺术。
广场、厅堂、剧场——表演艺术的空间载体。音乐、舞蹈、戏剧形成了广场艺术、室内艺术、剧场艺术的不同效果。
艺术有个传播问题，也有个记录问题。记录是为了传播。过去的艺术难以记录和复制，只能口传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间接记录。这使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摄影、唱片、广播、电视、电视的相继流行，意味着找到了新的声像媒体，也是载体。
声像媒体（载体）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们可以记录——客观地记录，不失原样地记录。记录声音、记录形象、记录色彩。既可以记录生活，也可以记录艺术。既可以静态地记录，也可以动态地记录。既可以生活化地记录。也可以艺术化地记录。胶片、电子的记录功能的发挥（电影、电视），其真实性甚至令舞台上三面墙式的“模拟现实主义”为之逊色，进而去探索“剧场艺术”的新路。
其次，它们可以表现——主观地表现。声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观的，它们也能表现主观情绪、个性色彩、审美倾向，甚至可以表现臆造的、非现实的观念——音乐、音响尤其具有这种魅力，由此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
第三，它们可以复制——大批量的、机械化的、不走样的复制。
第四，它们可以传播——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可以借助于电子手段实现即时传播、同步传播。
前两个功能——对生活的客观记录，对情感的主观表现，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艺术讲究情、趣、艺。后两个功能——大量复制，迅速传播，属于传播的范畴。
依托20世纪的现代科技，新一代的声像载体赋予文化艺术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装，大潮般地涌向社会。它们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变了传统艺坛的风貌。于是，融汇着机械技术、复制技术（印刷、摄影、拷贝）、电子技术的艺术形态被视为20世纪出现的、与现代科技相交汇的新艺术。特别是电影、电视、广播，有人称之为区别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七项艺术的第八艺术，第九艺术、第十艺术。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实在视听领域，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新的艺术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艺术形态（包括电影艺术）业已创造过的，而且已经相当成熟。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舞蹈、杂技；听觉艺术如音乐、歌曲、曲艺说唱；视听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即使如广播剧、电视剧，大抵也不过是听觉化的戏剧和电影式的声像蒙太奇叙事。所不同的，只是将胶片载体转化为电子载体、将观赏环境由专业化的剧院转化为日常的任意性环境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从音像载体的角度讲，电视更需要从电影那里学习音像蒙太奇语汇、以及画面运动、节奏，影调、色彩以及音乐、音响等表现技巧。
正因为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艺术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艺术形态十分重要。
艺术形态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风格、格调、韵味之别。它们之间从来不是相互排斥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鉴、交融关系。艺术的哲理触类旁通，人们称之为“通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绘画的线条色彩、雕塑的块面结构渗透着音乐般的节奏韵律；音乐的音色、音响、柔度、力度可以带来空灵（空间感）、柔滑（视觉、触觉感）、冲击力。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更是随处可见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的影子，甚至还包括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有关人生与艺术的哲理思考。
于是，广播电视面对文艺，势必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应该说，艺术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旧；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样式或开发什么新品种。关键在于两点：
(1)艺术本体的把握——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
(2)载体功能的发挥——即广播电视自身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发挥，如客观再现，主观表现，以及包括纪实美、形式美在内的情、趣、艺。
把握好这两点，手段的运用和样式的变化自在其中。
数千年人类文明所积累、所创造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方法极为丰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多形态地表现。没有什么事物广播电视不可表现，也没有什么题材只可用一种方式一次性地表现。具体到每个作品，表现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两个字：得体——得生活的本体、得艺术的本体、得情感的本体。
原创·继创·再创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原创、继创和再创。作品的原创很重要，或可称之为“原生态”的作品。它是继创和再创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创或原生态。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原创的、原生态的作品比较粗糙，杂质多，通过继创和再创，才成为精品。随着艺术载体的多样化，继创和再创现象愈来愈普遍。
即使在出现精品之后，继创和再创依然存在——文艺界称作改编、移植、二度创作。继创和再创可以不断出现精品，或者各呈异趣。当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例如，流传千年以上的《西厢记》故事，题材及原创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南宋赵令畴将其改编为说唱形式的《蝶恋花鼓子词》，同时又有歌舞说唱并举的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编，重新创作为长篇说唱《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则又以“董西厢”为蓝本，再创杂剧《西厢记》，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的不朽之作。
杂剧精品《西厢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的杀青、锁定。“王西厢”是用北曲演唱的，称“北西厢”。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传奇剧本出现，情节人物有所拓展，带有江南风情特征，称“南西”。至于清代以来各种地方戏曲和曲艺里的“西厢”、“红娘”，乃至不同演员的不同表演艺术流派，如京韵大鼓《大西厢》，昆曲折子戏《传柬》、《闹柬》，荀派京剧《红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难以互相替代。时至今日，新编越剧、蒲州梆子、歌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的《西厢记》仍在继创或再创。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问世以来，各种艺术形态的继创和再创始终没有停止。英国重视原创和原作，不作过多的改动。美国则在原著基本情节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大幅度改编，加以再创。例如百老汇歌舞剧《西区的故事》采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把中世纪意大利两大家族的世仇变成了纽约贫民区两大青年团伙的争斗；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又设置为当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枪战。然而，原著中“以爱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题没有变，震撼人心的悲性结局没有变。同样的情况，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乱》，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电影化的表现。这，也是一种再创。
诗，谱曲为歌。乐舞，可以引发诗情画意。口述的故事，文学化加工而为小说。小说搬上舞台成为戏剧。经过屏幕化处理，成为电影、电视。短篇的可以生发为中篇、长篇；长篇的可以浓缩为单本、连续、系列、片断；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写成现代的；外国的可以转化为中国特色的。
广播电视既然是音像载体，既然被视为艺术形态，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声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观照整个世界，观照自然、社会、人，观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它可以原创，也可以继创、再创，大有用武之地。
以广播文艺（有声文艺）为例：
原创——包括两种：一种是记录社会文艺的原创，即尊重原作，如实地记录和播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话剧作品、戏曲作品、曲艺作品、电影作品。另一种是广播文艺的原创，即利用广播特点、发挥广播特长的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
继创——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程度不同的编辑处理和广播化加工。如录音剪辑、作品赏析、文艺专题、综艺晚会等。艺术史、艺术理论及艺术知识的概括与介绍也可以说是一种继创，如“阅读与欣赏”、“广播戏话”等。
再创——广播文艺作品（如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既有原创，也有再创。再创体现为对其他文艺题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编和二度创作。
这里所说的原创、继创和再创，主要是就广播电视作为“音像载体”的艺术表现功能而言的。实际上，广播电视毕竟与其他音像载体（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不同。作为“传媒”，它以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责，其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常常比艺术表现功能更为突出。当信息传播与艺术化的加工制作有所冲突的时候，常常宁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时、真实”放在首位。这是新闻与艺术在广播电视中孰重孰轻的问题，可以理解。
迄今为止，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多的是记录社会文艺，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播化、电视化的处理（继创）。至于充分运用音像语汇的创作（如广播剧、电视剧、MTV等），则相对有限，因为它需要专门组织力量，有比较充分的创作时间和相应经费保证。这对一般电台电视台来说有一定的困难。50年代以来，专门性的广播文艺和电视文艺创作队伍不是没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广播文工团，1980年改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任务主要是为广播及电视系统创作、排练、录制文艺节目。1983年又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这几家单位实行文艺体制，确实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仅仅靠这几支队伍显然不敷数以千计的电台电视台的播出需要，大量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仍然由电台和电视台自家承担，日常节目靠互相交换的办法加以充实，近年来则往往择用市场上业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广播电视文艺而言，市场化操作和制播分离将是一条新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电视作为媒体的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同样可以用于文艺节目，甚至形成广播电视文艺的特色。例如：
传播功能——表现为文艺节目中新闻因素的介入，以及新闻节目中文艺手段的运用。最典型的是所谓“专题”类型的节目。前者称“文艺专题”，如穿插有新闻式采访的综艺专题、综艺晚会、文学专题、戏曲专题、曲艺专题、音乐专题等。后者称“新闻专题”，如运用文艺手段加以渲染的新闻特写、新闻故事等。在这类节目里，既有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又有文艺的情、趣、艺。据说，国外影视界并没有“专题片”的提法，要么是“纪录片”，绝对真实；要么是“故事片”或“艺术片”，基本虚构。其实，两者不必那么泾渭分明，其间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应该是客观存在。正如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国外的所谓“新新闻主义”。此类作品的新闻题材令人关注，文艺手法引人入胜，近年来颇受欢迎。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文艺形式和新闻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的盛行而出现的。
1.引言
艺术真实是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真实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在人们过多的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真实观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艺术真实理论的变化发展。笔者对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这三大类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硕博论文类文献，以关键词“艺术真实”在知网搜寻硕博论文情况，截止2015年5月，共计279篇论文。由于艺术真实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期刊较多，根据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只选取了文学理论核心期刊类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文艺研究》有12篇、《文艺理论与批评》有6篇，《文艺报》有5篇，《文学评论》有8篇，《外国文学研究》有4篇，《文艺理论研究》有26篇。
根据专著类书目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发现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本文主要列举的艺术真实论专著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
再者，经过国内文献研究的整理，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艺术真实理论线索的文献不多。笔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理论尚有挖掘的空间。在古代文论中，很难找到有关于艺术真实理论的专论，但是其中关联性的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的问题是，中古国代文论中能否通过这种源头性线索的梳理来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的理论框架。笔者试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相关线索以验证其探寻其可能性。
2.国内艺术真实论研究概况
笔者基于国内艺术真实理论专著、文艺学专业的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文献的综合分析，将国内艺术真实理论研究的问题及特点概括如下：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2.1艺术真实论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80年代
围绕艺术真实论进行探讨的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真实论专著主要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这些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思想及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艺术真实的观点主要围绕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等。
陆贵山的《艺术真实论》首先在概述部分梳理了中西方艺术真实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是萧殷收录的个人论文集子，主要论述了生活、艺术和真实的关系。此外，在文学写作实践方面也给年轻人指出了宝贵的意见。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一书首先梳理了西方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和中国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并比较了中西方的艺术真实论，建构了艺术真实论的动态模型。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一书共分为五辑。在本书中，张炯指出“作家的职责在于暴露”，他认为作家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弄清楚“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并要“准确地描写人物和关键的关系问题。”
2.2艺术真实概念的模糊不清
艺术真实的概念含混不清首先则体现于用法的混乱。如“艺术的真实”、“文学真实”、“文学的真实性”等。理论家们在运用此术语时则呈现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其次，艺术真实的概念在文艺界的讨论中众说纷纭。众多理论家关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反而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中间接阐明观点。再者，艺术真实的概念界定也出现了变化，热衷于探讨艺术真实的性质，由以往的二元关系模式(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走入了多元动态的关系模式(如朱立元提出的艺术真实“创作—作品—鉴赏”的动态模型)。
2.3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
国内艺术真实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极强的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普及性的运用并解决问题时，研究者会开始审视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如赵炎秋在《“艺术真实”辨析》一文中通过三类教材艺术真实观的比较，他指出了艺术真实研究的局限。颜翔林在《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一文中运用怀疑论美学质疑“艺术真实乃文学之生命”的命题叶茂康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再认识》一文则主张推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他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界定于现实主义范围之内。生琳，黄浩在《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一文中，结合网络文学，武侠，科幻小说以及网络统计数据，质疑已有的艺术真实论命题。
2.4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艺术这是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的相关线索的文献较少。在此只列举部分文献，以咨参考。除了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见本书21-24页)和朱立元《真的感悟》中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真实理论的相关梳理外，还有以下文献做出了相应的梳理。如张新艳硕士论文《论艺术真实之维》、朱述超硕士论文《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分析了袁枚的性灵论，指出其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此外，王汝梅《白居易的文学真实论——谈小说理论的萌芽》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真实论并指出“我国古典诗论，从诗的主客、形神、虚实、有无、真魇两方面的对立、融合关系探求艺术真实，大道了极其精妙的程度，表现了特有的民族风采。”蒋述卓在《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一文中，从古代文论“真幻”、“情真”等范畴分析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3.小结
综合上述，国内艺术真实论文艺理论研究特点主要有四点，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艺术真实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依旧还有继续探讨及研究的潜在空间。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关键词： 红色美术 国家意识 时代精神
“红色美术”是中国革命时期产生的、具有深厚时代精神和国家意识的文化艺术形式。无论是题材内容、表现技法，还是展览方式，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表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与诉求，表达了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和人民的使命感。“红色美术”因“红色”、“经典”、“美术”等属性，具有独特的阐释深度、强烈的情感力量和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在当今的国家意识、时代精神，以及人文素养养成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功能。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传播，可从知识、方法、思想、情感、精神等层面，深刻惠及当代人的人文建构。
随着时代变迁，“红色美术”的创作活动显现出不同特点和风貌。文化部艺术司曾强调：“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要充分发挥美术家们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华，艺术地再现特定时代之下特定的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通过创作工程的实施，弘扬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红色美术”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一部分以回忆录和资料汇编的形式出现，它们多运用叙述性的语言描写延安艺术的基本情况。如：《延安文艺回忆录》、《延安鲁艺风云录》、《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鲁艺史话》，以及古元的《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蔡若虹的《宏观世界的开辟――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忆及观感》、胡一川日记选》，等等。部分以资料汇编的形式出现在文集中，如《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这些回忆录或文集为了解和研究“红色美术”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文献资料，还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从而凝练出明确的观点准备了充足的文献资料。
除上述回忆录和资料文集外，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也有一些。黄可的《中国美术活动史话》的第七部分介绍了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术活动，其中对延安鲁艺和陕甘宁边及五个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术活动进行了分析，研究视域宏阔，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整体上看略显简单，资料也不够全面系统。陈瑞林的《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一书在第六章第二节认为《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包括中国美术教育的“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文艺方向的确立。另外，还对延安鲁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演变状况进行了介绍，把鲁艺的组织状况概括为“延安模式”，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延安模式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包括美术教育建设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这对我们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美术教育有所帮助。曲士培的《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一书对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有一些部分涉及了艺术教育，尤其是第五章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和论述，遗憾的是没有涉及延安以外其他地区的艺术教育。李夏的《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特色研究》，周爱民的《延安木刻艺术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延安的木刻艺术进行了分析论述。周爱民的《延安鲁艺的创立缘起及其美术教育》一文分析了延安鲁艺的创立缘起，且立足当时的木刻艺术论述了鲁艺美术教育的基本状况，但论文因篇幅所限资料不够翔实，论述难免笼统。郭露妍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版画早期教育研究》立足版画的视角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木刻教育。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用了很小的篇幅涉及了陕甘宁边区鲁艺美术教育的大致情况，不够深入和系统。杨德忠的硕士论文《延安鲁艺美术教育研究》在全面收集鲁艺美术教育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设备与师资、组织与制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学术争论与创作思想四个方面对鲁艺美术教育的具体状况进行了分析，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参考，但文章关于鲁艺美术教育观念的论述不够充分，对鲁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更是没有论述。
总体来说，前贤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这些论文对构建“红色美术”的整体轮廓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本土美术创作要想“走出去”，必须具备“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特点”，展示“中国符号”，包含“中国精神”。“红色美术”蕴含深厚的“国家意识”与“时代精神”，切实符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化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提高，“红色美术”更闪现出价值与光芒，对“红色美术”的研究和弘扬依然成为一种热潮，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红色美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红色美术”当代价值的科学实现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逐步实现的过程。“红色美术”有与物质文明相互作用的规律，与制度文明相互依存的规律，以及在指导下发展的规律。从它的发展看，有既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规律，有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规律，还有有指导实践而又被实践所证明的规律。
其次，对“红色美术”进行系统的梳理整合，结合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理念及国际趋势，发掘“从传统入手、呈文化底蕴、展时代精神”的当代“红色美术”创作题材发展方向，有利于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经验。
再次，“红色美术”的开展有益于从“研究领域”向“应用科学”转化。将对“红色美术”作品展开“时代精神”和“国家意识”方面的研探，使其对当代美术创作产生良好借鉴。同时，还将探求其自身的传承性、可塑性与应用性。
最后，承传“红色美术”，有益于产、学、研结合。尝试将传统文艺理论与当代创作结合，使科研理论与实践交融，有利于传统与现代相通，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健康可持续发展。
“红色美术”承担并完成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必须首先具备繁荣文化的支撑。“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今社会，研究“红色美术”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红色文化”本身的认识及把握，探索其变化规律、把握其内涵精髓、坚定其传承信念，还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核心思想也涵盖人民性、爱国主义、民族复兴的价值建构及道德崇尚。“红色美术”切实符合先进文化的发展，有益于时代精神的构筑。当今社会，我们倡导“美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在美术领域，要推广能够反映“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例如：表现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展现国家新面貌的作品，从而充分展示国家形象。这就鼓励艺术家要多创作红色题材的绘画作品，更多地展现“美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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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可.中国美术活动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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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语症；反思型文艺学；当代形态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88―06
一、反思型文艺学研究提出的学术背景
早在十多年前，文艺学界就有学者曾提出一个关于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之后围绕此的争论不绝如缕。我们这里不拟就此争论作出一个学术的厘定与合理的评判，这已然超出了笔者的学术能力。这里笔者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失语症”的一点基本看法，那就是不能理想地认为，凡是不是纯粹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话语表述就是“失语症”，没有用本土的理论资源创造出一种文论形态就是“失语症”。因为诸如此类的说法既远离了现代阐释学要义，又有可能陷入本质主义的话语陷阱，从而将“失语症”对象化为一种永恒的事实而成为“文论绝症”。当然，“失语症”的提出有其合法性，因为当时的文论研究确实存在单向移植西方文论的嫌疑，而对其发生语境、学术追求、效用限度等方面都缺乏整体性的自觉反思，以致于我们的文论研究发生了另一种意义的“失语症”，即变成了从理论到理论，而不能对现实发言的“失语症”。而此后围绕于此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理论批评化”、“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等，都可谓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失语症”有一定的救治之效。
为此，我们不妨借“失语症”的提法，来回望在它之后十几年来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应该说，“失语症”提出之后的文艺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学术从业人员、学科硕士、博士学位点建设还是从学术研究成果、学术效用意识、学术创新意识等方面看，都是如此。但是，“失语症”提出之后的文艺学研究最大的发展与进步，在笔者看来，还是得益于其范型得到了较大的调整与转换。甚至可以说，“失语症”的学术病灶之所以得以了较为有效的诊治，还在于文艺学界已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文艺学研究范型。我们不妨把这一研究范型命名为：反思型文艺学研究。作出这种判断是有较多的事实依据与理论支撑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知识共同体生产了一大批基于该学科的反思型知识，积累了不少与此相关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对所在学科造成了较为巨大的冲击，从而引领了所在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型转向。这里不妨提及一位文艺学研究范式转向的主要引领者――陶东风先生。1999年以来，他陆续撰写了《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等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并主编了几种有自觉反思意识的文艺学著述如《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等。这些反思型的文艺学知识大有取代那些非反思型的、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的趋势，从而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走向科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二，有自觉的方法论指导与知识学支撑，来作为“失语症”提出之后的文艺学研究的知识后盾，从而为反思型文艺学的建构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布迪厄是这一方面最主要与直接的后盾。近年来的文艺学与美学领域中受其反思性社会学知识与方法的影响甚为明显。诸如场域、习性、资本、误识、利益、建构、符号暴力等一大批布迪厄的术语业已成为当下文艺学与美学的学术关键词，比如有学者在其文艺学著述中直接言明自己受到了布迪厄的影响与启发，甚至提出了将反思文艺学作为一门课程的主张①。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布迪厄式的反思性由于它力倡关系主义、反唯智主义、反权力、建构主义等这种具有一定现代性反思性的知识与价值目标，因此就很容易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等同样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与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相耦合，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与思想早已在中国文艺学知识场域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这样反思性就能很容易地渗透进文艺学学术域中，并成其习性而生发出反思型的文艺学。
其三，极具反思性的文艺学研究已经逐渐得到了学术场域的关注与认同，并逐渐走向体制化与合法化。这可以从一些知识事件中得到明证，比如上述陶东风先生主编的极具反思性的文艺学教材已经连续再版，并走进了大学课堂；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先生和赵勇先生在讲述“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课程，并且藉此还出版了相应的研究生教材②；北京大学也有学者运用反思性的方法在课堂上讲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③，并由此出版了论著；还有博士论文选题已涉及于此，如朱国华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更不要说指涉于此的单篇论文了；张未民等人不仅在其执掌的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刊发一系列有关反思型文艺学知识的论文，而且还专门将它们编选成了一部著作《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等等。
如此，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共同体便迈进了一种反思型的研究范式之中。可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可能走出这种范式，毕竟它的巨大知识生产潜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它还没有也不愿成为某一场域的专一主人而引起力量的分化与悬殊，因此还不会造成知识结构与思想场域的大动荡。
其实，就目前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去勘探与领略反思型文艺学语境下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独特魅力，藉此还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它能对“失语症”问题有一定的疗效。
二、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魅力
应该说，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魅力是较为明显的，特别是在与此前的文艺学研究相比较时，这种魅力更能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将或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比较的视野来看待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魅力。概而言之，其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种文艺学研究具有从“口头禅”走向“真觉悟”的特点。
我们知道，禅宗里所参之禅就是“口头禅”。所谓“口头禅”就是说参禅者只会停留于口头地对禅的教义和旨趣作理论的思辨与概念的演绎，而不能将之内化成一种实际的行动与真实的惯习。这里我们借“口头禅”来说文艺学研究，是指那种只会就理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离开了理论就不能言说而必陷入“失语”的研究。在布迪厄看来，这种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理论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来自于将‘理论’工具――惯习、场域、资本等――看作自在和自为的存在，而不是运用这些工具并使它们发挥作用”④。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常常喜好于“追新逐后”的移植、贩卖甚或炫耀理论，基本上都只停留在“一阶问题”上作无谓的思辨，并最终让理论成为“口头禅”。这是相异于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通病。
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相比于“口头禅”式的文艺学研究，反思型文艺学研究有从“口头禅”顿悟为“真觉悟”的自觉追求。在禅宗里所谓“真觉悟”，是指参禅者已然开悟，从而对禅宗有真实的感受，能运用并内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参禅者已经生活在禅境之中。这里用于指文艺学研究能真实地认识到理论拜物教或说唯智主义的弊端，能避免空谈理论，并能将这种认识内化成为一种科学惯习，从而可以在实际的研究中做到有话要说，有话可说而不失语。不妨还举反思型文艺学代表人物陶东风先生的研究来作一阐释。
作为一个身处崇尚专业知识的高校教授，陶东风先生却多次强调自己不愿意做专家，不愿意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对此定有人大惑不解，因为在今天这个知识生产已然专业化的时代，不在所从事的领域成为相对意义的专家，他能在实际的知识生产场域中占据合法性位置么？当然不能。果真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陶东风先生的说法？其实，如果回到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旨趣，大概我们就可以理解了。陶东风先生并不是真的不愿意做专家，而是不愿意做那种离开了术语就不能说话的专家，不愿意做那种说了几十万言，却没有几言是自己要写的和所写的这种意义上的专家。陶东风先生当然不鄙视理论，要不他怎么会去对哈耶克、布迪厄、阿伦特的思想做专门的解读与研究？怎么会去编撰较有理论风格的文学理论教材？怎么会去撰写文化研究导论意义上的这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文字呢？所以说，陶东风先生并非不喜欢理论，只是不喜欢停留于“口头禅”的理论，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以致于让自己不能在所在行当说话，并遭受令人失望的“失语”症候。大概也正是如此，以陶东风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学人走在了科学反思的道路上，这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了。
其二，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具有从平常误识走向科学反思的特点。
正是由于对理论拜物教的扬弃，反思型文艺学研究才能以此为契机，并进一步地从平常误识走向科学反思。如果说，理论拜物教往往喜好于停留在理论的世界，以致于对现实世界失语的话，那么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在开悟之后，便力图“使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⑤。也就是要对科学工作本身进行彻底的反思，实现“思”（理论思考）与“事”（经验世界）的交往对话，从而达到思乃事之思，事为思之事，并最终摆脱平常误识。
平常误识是布迪厄的一个理论术语，它是用来指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给他自身的一种软性的认识暴力，而且行动者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⑥这里用来指文艺学研究中，研究主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合谋而对本是一种认识暴力的现象毫无知觉，甚至于还认同了这种暴力的研究。而由于反思型文艺学对此有着较为彻底的认识，自觉地与相应于此的认识论决裂，对这种暴力所表征的社会机制有着清醒的科学反思，于是它就可以避免这种暴力。具体而言，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这种科学反思及其功效可概而言之为：
1.在反思中避免了对当下的文艺学现象与问题作意识形态的屏蔽
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力图要对当下的文艺学现象与问题进行科学的反思研究，发现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达到一种客观的阐释。在反思型文艺学看来，如果仅仅对一种文艺学现象与问题只作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分析，提出一点或赞成或反对的标语口号式的立场，甚至于还要借助于学术场域之内或之外的权威力量来让人认同这种立场，那么这不但会破坏文艺学研究的自主场域，而且还很可能会屏蔽实际的问题，让文艺学研究处于误识的囚牢。
应该说，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者陶东风先生对此有着深深的自觉，而这也常常引起同行的误会。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为例，在国内陶东风先生是较早提出这一话题的。仅就文献而言，早在2001年，他就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提及了“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问题，此后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等一系列文章中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性研究。陶东风先生提出这一话题的目的无非是要反思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指出当前的文艺学研究要对具体的文艺审美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发现其背后的运行机制，然后建构合适的研究范型，如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型、文化研究学科范型等来对此进行科学的研究，以此展开反思型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从而强化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的提出及其所展开的研究的确解决了当下一些大众文艺新现象与新问题，提高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与此相关的论文因此还成为2005―2006年转引率较高者之一⑦。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这一话题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论争。论争显然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论争过程本身却也夹杂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大致有两种，一是让那些不习惯于科学反思而喜欢于心性体验，并甘于在意识形态下屏蔽着的文艺学人，误以为反思研究是要取消人文追求和放弃审美的自主性世界；二是让那些习惯于场域位置结构者误以为反思研究是有意颠覆和无理解构。诸如此类的误会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平心而论，第一种误会主要是由于知识的不对称所致，因为如上所述，反思型文艺学已然超越了那种将问题仅打发给意识形态，或只做一种纯心性式的批判的简单做法，而是要科学分析从而获得较理性的阐释和有限度的改变，但误会者却以为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者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和人文价值方面肯定这一现象，误会因此而产生。为此，陶东风先生只好特意作一重要申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学、文艺学对象与方法的调整绝对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关注一个对象不意味着赋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的前提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⑧这一反思其实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为了科学的需要，为了学科自主性的需要。⑨而至于第二种误会，也许有点难以申辩了，因为正如布迪厄创作《学术人》一样，它必然会引起这种决裂，必然会让场域的位置发生一定的调整，必然会让一些人不舒服，但其实只要能同情式地理解反思型文艺学的旨趣，大概就会更多地意识到其实反思型知识生产主体恰恰是在维护一种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而且其自身也是反思的对象。
2.在反思中让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对象、方法、范式等都得以转型
反思型文艺学为了确认自身的知识生产合法性，必然要对此前的研究体制如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作一定的反思与调整。以研究对象而言，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认为文艺学的研究如果要科学的话，就“应当优先处理的，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将社会上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这正是真正的科学断裂的关键所在”⑩。就是说，研究对象是建构的、历史的、地方的、移动着的、开放的，而不是先验的、实体化的、铁板一块的，固定的，不能习以为常地将其自然而然的正当化，毋宁说它其实是一社会事件，是一个场域中的资本较量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参与性的。也就是说，反思者自身也应该处于被反思之中，因为文艺学研究主体自身与其所要研究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契合关系，“社会世界的结构已被她内在化了，这样她在这社会世界里就会有‘如鱼得水’的自在感觉”。为此，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认为要进行彻底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与研究共同体发生必要的决裂。
而正是由于研究范围等的改变，文艺学研究的范式也便悄悄地得以了改变，比如倡导文化研究、文艺社会学的文艺学研究。这也容易引起业内人士的误会，大概与上述误会的原因相差无几，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是想重提陶东风先生的一点强调：“我们倡导在方法论上拓展文艺学的对象与范围、调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倡导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回到‘庸俗社会学’。”
3.在反思中捍卫了较为科学的参与性、实践性与政治性
反思型文艺学并不是没有独立批判性，没有人文价值的诉求，也不是要否认社会责任，只是它主张“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也就是说，它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从而真实地解释甚至改变、创造现实。
比如对待大众文化现象，反思型文艺学并不是要拥戴它、膜拜它，而是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去走进它、阐释它、建构它或改变它。反思型文艺学代表人物陶东风先生在其主编的《大众文化教程》中对此有明确的认同，认为“大众文化曾经长期处于批判席上、领奖台上，而不是实验室中”。为此，该书对大众文化的生成原因、运作机制、性质特点、接受方式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而其分析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迎合它，当然也不是要一味地否定它，而是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它，以推动其良性发展，并同时发挥其文化政治的诸多效用，从而推动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公共领域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并不是没有追求的，真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概也正如此，陶东风先生才会去负责任地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玄幻文学、语文高考、百家讲坛、文学的祛魅、公共媒介等大众文化现象，才会主张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其三，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在反思中有自觉的知识建构。
反思型文艺学研究不是要“狂欢化”地破而不立、解构而不建构，而是要立一种科学的、有反思旨趣的知识，建构一种非误识、非自恋的知识。正如布迪厄研究专家华康德所言：“认识反思性根本不鼓励自恋症和唯我主义，相反，它邀请或导引知识分子去认识某些支配了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determinisms），而且它也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同时，他对认识反思性的关注也力图推广一种研究技艺的观念，这种观念旨在强化那些支撑新的研究技艺的认识论基础。”也就是说，反思型文艺学认为反思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有所发现，发现知识生产的机制，从而去建构一种更为有效的知识。这与人们理解的所谓纯粹的“坏解构”不同，它是要建设反思性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科学知识，从而把历史、主体、意义作较为真实的现代阐释与重建。
反思型文艺学的知识建构除了表现在关于一种文学知识、观念与方法的论著式建构之外，还具体体现在文学理论教材、大众文化教材、文化研究教材以及其他一些反思性的学术再生产活动之中。
以教材而言，新世纪以来，反思型的文艺学教材其实已然成了一定气候。例如陶东风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对那种将文学理论知识非反思化的“信仰式”教材进行了科学的指认与深刻的分析，从而与此前的教材作了较为彻底的认识论断裂。在此基础上，它将文学理论知识地方化、学术史化，这就避免了教材的意识形态纠缠，让文学理论教材得以空前的魅。
三、对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反思
上面我们对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魅力进行了一番阐释，应该说，它的魅力是明显的，大概也正因此，它才能够承担起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当下范型，才会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才能对十多年前提出的文论“失语症”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魅力，不是那种现代性要祛除的魅力或魔力。而恰恰相反，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自身就已经对这种魅力进行了祛除，比如它主张参与性的对象建构，也就是主张自身也要被反思；比如它力求生产一种科学性的知识，这些都足以表明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虽然有了这种反思的自觉，但是由于其彻底的认识论断裂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也吁求一种反思的反思。也就是说，我们也有必要对反思型文艺学研究本身进行自觉的再反思，以求尽量推进这种反思研究的彻底性与科学性。不妨提出两个问题来予以讨论：
其一，关于反思本身的科学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指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知识生产主体如何将自身进行彻底的反思，因为反思者自身也是“如鱼得水”地在被反思的对象之中，他不可能取得那种纯粹的上帝式的反思者位置，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反思者也是“此在”，他不可避免地有生存论所规定的“在世界之中”，用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反思者也不能逃避生存论意义上的前理解。果真如此，又怎么能保证这种知识的科学性呢？同时，即便有了这种彻底的科学性，那谁又能对这种科学性进行评价，其评价机制该如何建立？这其实牵涉到一个阐释学之确定性的问题，牵涉到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主体、知识、意义的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只提出一点看法：反思型文艺学，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更不是一种逻辑游戏和教条性知识，而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也就是说，反思型文艺学认为反思是在文艺学知识生产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更多的是表明知识生产者在建构知识时要有自觉性，在假借理论时要警惕被理论所操控，警惕将某一理论当成死教条，从而遗忘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如果这样来理解反思型文艺学的话，那么反思型文艺学就依然可以取得元话语的位置。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才可以认同陶东风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话语活动的自觉反思，如果说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是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活动。任何学科都有元理论，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是对理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的揭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学科的元理论。”
其二，关于具体的“第二阶”的问题研究的开展问题。这应该是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反思型文艺学如上所述，已然要走向“觉悟禅”，果真如此，那它就只需要在实践中去行动了，只需要去对第二阶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言说，如果这样，它又何必去生产这种理论知识呢？即使有必要，它又如何能在行动中去生产这种知识呢？这有点像禅之必然要走向“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一样，避免不了这种“境界式”的悖论。
不可否认，反思型文艺学毕竟是理论，倾向于“第一阶”式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与“第二阶”的问题展开无关。其与“第二阶”的问题展开的关联主要在于，它不把“第一阶”的存在当成一个实体，力图破除“唯智主义的偏见”，走出“理论拜物教”的困境，为理论祛魅。这样就使得反思型文艺学具有作为实践性的诉求，从而让“第一阶”的理论与“第二阶”的实践得以较大程度的沟通与接合。这就有可能达到“经验研究中实践操作的重大变化，并带来了相当实质性的科学收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关于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知识指认之科学性也是需要再反思的。毕竟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我习性，难免陷入一种非反思的陷阱之中。为此，有必要更为简洁而清晰地强调一下笔者的观点以便于学人再反思：反思型的文艺学研究在“失语症”提出后的文艺学研究中是重要的，因为它在反思中有新建构，因此能疗救一定的“失语”焦虑症。甚至可以说，它为文艺学研究的中国性与当代性带来了契机，因为它主张科学地生产那些具有阐释中国当代问题的知识。因此，假以时日，如果这种反思型文艺学研究能够继续在实践中顺利展开的话，中国文论“失语症”便将可能被彻底治愈。
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使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现年51岁的汪晖为江苏扬州人，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在《反抗绝望》的序言中，汪晖称，该书写于1986年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1991年先后出版两次，2000年经修订后作为“回望鲁迅”丛书再次出版。王彬彬所依据的就是2000年版。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汪晖在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正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在鲁迅研究领域，《反抗绝望》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名著”，自出版以来经常出现在中文系教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中。
王彬彬表示，他和汪晖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触，发现汪晖著作中问题的过程也颇为意外。“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常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还说，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投给了《文艺研究》，编辑部非常谨慎，逐字核查后才决定发表。
王彬彬说，在《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很明显”也“很严重”。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意识的危机》等5部中外专著。
王彬彬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
一是“搅拌式”：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
二是“组装式”：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
四是“老老实实式”：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
汪晖 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24日，记者给汪晖发短信联系采访，汪晖回复短信说：“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而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师知晓此事，但几名领导均出差在外，无法接受采访。该工作人员称，汪晖今年1月赴美，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责任编辑张小姐昨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文艺研究》不过是一个平台，他们现在不便发表看法。
钱理群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
昨天，针对汪晖被指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一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他和汪晖向来走得比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所以对《反抗绝望》的成书过程比较清楚。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反抗绝望”概念的提出，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立得住的，这为解读鲁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以及该书对于鲁迅研究都是有贡献的，“贡献是大是小可以讨论，但这种贡献不容否定”。
关键词：“比N还N”，构式语法，语义压制
1. 引言
“比N还N”句式被广泛运用于口语和文艺作品中，是“比N还A”（ A代表谓词语）的一种变化形式。其比较项与结论项是同一个名词，“还”是一个程度副词，按照传统语法其后本应接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短语，但此句式中使用了和被比较项相同的名词，这样反而使此句式具有了独特的语用意义和修辞效果。例如：“比阿 Q 还阿Q”“ 比曹操还曹操”，不仅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而且还有委婉的语义。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已不能全面综合的研究此句式，也不能认知地解析其理解过程，所有本文采用构式语法研究“比N还N”。
2. 前人研究及理论基础
比N还N是汉语中一种特殊表达句式，汉语学界对此句式已做过不少研究，大体上是从句法、语义、修辞效果方面对句式进行研究，对能运用于此句式的N进行了总结分类，强调了此句式的修辞效果。尤庆学（2000）从此句式的结构特点和修辞功能进行了研究。论文参考，语义压制。传统的研究有其优势，但缺乏整体的统一性，现代对语言的研究是从句式研究逐步过渡到构式研究，构式语法对这种新创结构的解释具有独特的优势。
构式语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整体的研究思路。Adele E. Goldberg（1995）提出了“构式语法”的理论观点，其基本观点是：“C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Si〉，且C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也就是说，构式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其意义是不能由其组成部分推导出来，不是其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3. “比N还N”的构式认定
根据构式语法，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pairing of form and meaning）或“形式与功能的结合体”（pairing of form and functions）（Goldberg，1995;Jackendof f，1997）。这一定义所蕴含的意思是，凡是构式，无论简单和复杂，都有自己独立的形式、语义或功能。论文参考，语义压制。有关构式的另一种说法是：任何语言表达式，只要它的形式、语义或功能的某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unpredictable），就都可称之为构式（Goldberg，1995）。
“比N还N”句式是“比N还A”比较句式的一个变体，其中比较项与结论项是同一个名词，句式中的“比N”是一个介宾短语，前一个“N”是作为介词“比”的宾语，表达的是指称意义，“还N”是一个状语短语，“还”是程度副词，后一个“N”表属性意义。而“比N还N”具有自己的意义，起到了强调夸张的作用，这个是无法从其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中得出来的，所以说“比N还N”是一个构式。
构式“比N还N”是一个完形，其中的组成成分缺一不可。去掉“还”以后，此构式是不成立的。论文参考，语义压制。 例如 ：
（1）她比任何英国人还英国人 。
（2）她比任何英国人英国人。
这是因为，此句式是一种比字句，在具体的语境中，被比较项具有最高的性状或程度；说话 人用“比N还N”句式来说明比较项比被比较项的性状或程度更高，有明显的夸张色彩。论文参考，语义压制。程 度副词“还”用在这儿，具有强调程度的作用，加重了夸张色彩。 如果去掉“还”，整个句子就没有成立的必要性了。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的意义是由词汇义和句法共同组成的，构式和其组成成分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构式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它对进入其中的名词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能进入这个构式，进入这个构式的名词需要是大家所熟知的，所共享的名词，而且N所表示的事物一般具有不止一种属性。
4. “比N还N”的理解机制
既然构式义是由词汇义和句法相互作用生成的，那么词汇义会影响构式义，构式义也会作用词汇义，它们表现为一致和冲突的关系：一致时，词汇义加强句式义，这个构式成立，冲突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句子不成立，另一种是构式义或词汇义占优先地位，从而消除冲突。这种意义冲突的消除叫做“语义压制”。在“比N还N”的构式中，构式对进入其中的名词进行压制，要求名词有丰富的属性义。后N表示多种属性义，在具体语境中被提取的属性是这个名词的突出属性。提取的过程是一种认知过程，是借助于认知转喻的。
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中进行的映射（mapping），即同一认知域中的一个范畴被用来替代另一个范畴，其首要的功能是指称，同时也具有理解功能。论文参考，语义压制。转喻的生成与理解依赖于概念转喻。概念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用一个范畴去激活另一个范畴的认知过程（Lakoff1987）。论文参考，语义压制。例如：
燕子说：“ 就他?比农民还农民，还想在城里混出点名堂来? ”
农民的属性义很多，如“吃苦耐劳”“朴实”“憨厚”；“胆小怕事”“见识短”“不时髦”等等，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中，被提取的属性是表贬义的“胆小怕事”“见识短”“不时髦”。
5. 结论
本文运用构式语法，语义压制及认知转喻研究了“比N还N”句式，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构式，具有构式要求的所有特征。“比N还N”构式对其中的名词进行了压制，压制的认知基础是认知转喻。
[参考文献]
[1]Jackendoff R. The Architecture ofLanguage Faculty[M]. Cambridge，MA：MIT Press，1997.
[2]唐依力.析“比N还 N”句式[J]．修辞学习，2001，1.
[3]尤庆学．“比N还 N”的结构特点和修辞功能[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1.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个人简历模板:律师个人基本信息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银行、企业法务、优质律师事务所
教育状况：2006-至今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
2002-2006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2003-2006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文学学士
资格证书：法律：法律职业资格证，于2007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计算机：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
外语：公共外语六级(CET-6)
四川外语学院专业外语四级TEM-4，且在法律英语方面较有优势。
学术活动：2006年在《中国经法论丛》“论外资并购在华的法律规则”
2007年在《政法研究》“论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
2008论文“国有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研究”评为2008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优秀论文
社会活动：2003-2006大学期间，担任三年文艺班长职务
2002-2003大一到大二，担任院刊物《法府青年》编辑
多次参加义务团体组织，曾任校“红岩义务讲解队”队员
2006-2009研究生期间，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
批注：社会获得应该与社会实践合并。
奖励：2004-2005年被评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优秀班干部”
2005年因积极参加团内各类活动评为“校优秀团员”
2006年评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06届优秀毕业生”
2007年评为研究生部“优秀班干部”
2005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大型文艺晚会表演三等奖
04-05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文艺活动三等奖学金”
03-04，06-07获得综合测评“三等奖学金”
2002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迎新晚会”表演一等奖
2003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迎新晚会表演一等奖
2003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健美操大赛”中一等奖
2005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英语话剧比赛二等奖
批注：奖励应该整理成几个简单项目，现在给人感觉太多，有些不重要的也不必列出来，简历的原则就是简洁，这样繁杂的奖项罗列未必会加分。
社会实践：2008年4月—9月在校外兼职中天司法考试学校的老师，同时担任考研机构的考研辅导员，协助学校完善对学生的管理，帮助同学完善学习计划，解答难题，对同学进行考前的心理辅导。
批注：社会实践是应届生的最被HR关注的经历，应该详细，突出个人与求职目标想匹配的特质。
爱好：跳舞，旅游，舞蹈给了我激情，旅游给予我活力。
性格品质：热情，具有亲和力，善于于交际与沟通是我给人的第一印象。踏实，严谨，耐心，投入是我对工作的态度。积极向上，热爱生活，乐观勇敢是我的生活指南。积极向上，乐观勤奋，热爱生活是我对生活的追求。喜爱参加集体活动,并且能够很好地和团队成员进行合作，共同进步。同时，担任班干部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
1注意语言表达
虽然科研论文可以说是对他人“讲故事”。但与一般的故事不同之处，个人认为，主要在于逻辑性与连贯性。表达方式应以顺叙为佳，不宜像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使用倒叙、插叙等手法。
内容详略得当。该简略之处就要言简意赅，该详尽之处就要清晰全面，不要写成“流水账”，也不要写成“意识流”。
结构要合理。可以按“提出问题(立论)→分析问题(讨论)→解决问题(结论)”的总体思路来谋篇布局。摘要、正文和结论的相关内容，要前后呼应。
语言通俗易懂。论文是给别人看的，不要认为自己知道的，别人就一定知道。要使用书面语言，避免使用网络语言。语句长短合适，少用累赘的长句与跳跃的短句。
遣词要恰当得体。比如，“推测”、“推断”与“推定”，语气是有所不同的(在英文文献中，常用的是suggest、indicate、maybe之类“容他性”的词语)。注意错别字。避免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而留下缺憾。比如，将“风云二号”写成“风韵二号”，“碳酸盐”写成“碳酸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不要分号与顿号不分，一“逗(号)”到底等。
建议同学们在闲暇时，可以多看看汉语言工具书。同时，也呼吁素质教育阶段，要切实重视母语——汉语的教学质量。
2数据、术语严谨规范
严谨规范，是科研论文的主要特征之一。
数据分析，避免“张冠李戴”。对数据进行判别时，不要将属性为A的对象，用B作为参照标准。计量单位，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相关行业规范。
注意有效数字的取舍。并不是小数点之后位数越多就越精确，而是要与获得数据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比如，利用一台精度为5%的仪器进行观测，数据应写成“19”，而不是“19.2”。
不能简单地照搬仪器报出值。高于检测上限、或低于检测下限的数据，应该用“>检测限”、“<检测限”、“未检出”或相应的英文缩写等表示。
标注要详实。比如，采样位置图，应该有比例尺、方位、坐标、图例及说明等参数。图版中使用专业符号、代码表示对象时，应该附注相应的文字说明。
不要生造专业术语。确实需要使用新的术语时，应进行充分的说明。
建议同学们多调研文献，熟悉相关规范。
3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
关键词：教学评估 高校院（系）管理体制 绩效管理水平 策略研究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地方高校教学系管理水平绩效策略研究”（09SA178）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学评估是推动地方高校转变管理职能，突出教学管理，调动高校院（系）教学管理人员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和教学规律，对整个教学活动、学习实践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和激励的过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虽然完成了专科向本科、单一型向多科型的转变，为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面对现实，我们应清醒看到：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在内部管理、绩效水平、思想解放、教育观念和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地方发展之所需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教学生产力，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整合教学资源，强化办学特色，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目前地方新建高校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加强其内部教学管理绩效水平是重要的解决途径之一。
1 以院（系）为中心，促进教研室、教师教学管理运行机制的形成
地方高校办学的核心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教师，教师的质量体现在教师教学水平，提升教师整体教学水平在教学实践，教学实践运行管理在教研室一级基层管理机构。以四川文理学院音乐系为例，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各项指标的具体要求下，音乐系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作用，营造出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竞争向上的教学氛围，提高了教师队伍和教育教学水平，促进了本科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各教研室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内树信心，外树形象”活动，增强教师自信心和责任感，树立良好师德师风，认真履行教师职责。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明确《教研室主任岗位职责》，规范了《教研室工作手册》，包含了教研室工作计划、活动开展、教师备课、教学进度、教学质量控制和工作总结等，使教学环节常态化。
教研室以团队建设为中介，开展“向课堂要质量”活动，提高教师整体教学水平。各教研室定期开展“老教师上示范课，中年教师上公开课，青年教师创优质课”活动，公开评课，教师间相互探讨，在研讨与交流中融汇；在法与内容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切实提升教学水平，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教研室以团队作用为促进，加强教师教改、教研和科研工作，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音乐系涌现出了钢琴教研室、声乐教研室、舞蹈教研室、青年教师创新教学团队、青年教师科研团队等优秀团队，声乐教研室被学校授予“优秀教学团队”称号。
2 以专业建设为驱动，促进内涵式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学校应把专业建设作为院系绩效考核的重点项目之一，根据对院（系）专业建设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加大对新专业建设经费投入力度，同时，还要对新专业给予指导，并给新专业适当的优惠政策，切实达到加强新专业建设的目的。以四川文理学院音乐系为例，从2007年来，以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为依托，为适应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紧紧围绕“强专业、育通才、广就业”办学特色。在师范教育中融入非师范教育，在师范性素质教育基础上体现社会舞蹈表演专业的个性教育，注重川东巴渠民间音乐的开发和应用研究，贯穿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始终。伴随着专业建设的加强，新专业实验室建设逐步完善，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趋于合理，作为支撑的课程体系已经形成，人才培养方案大胆创新，带动办学内涵的整体提升。为此，我们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讨：
2.1 紧密联系专业实际，展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讨论，形成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
地方高校音乐本科专业办学历史较短、资金缺乏、师资队伍素质发展不均衡等客观原因，普遍存在着生源素质差，课程体系建设基础薄弱等现象。其教学现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切合自身实际制订了《音乐学专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并展开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核心内容“四个促进，三个基本，两个突出，一个引导”的学习讨论，反复对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的学习定位、教材的选购、教学实践基地建立以及课程设置的科目、开设的时间、时数、学分安排与分配等内容是否对人才培养方案起到了真正的评价标准和激励作用进行论证，从而形成既稳定又富地域特色的课程体系，实现人才培养新格局。将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创新为“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专业学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地方特色课程、学生自主课程、艺术实践课程等；以专业基础课程为基础平台，以专业学科课程为专业平台，以专业选修课程为专业发展模块，以地方特色课程为专业特色模块，以学生自主课程、艺术实践课程等为实践教学模块。实现强化实践育人，主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为城乡综合一体化建设基层、社区培养“定岗式”应用型音乐艺术人才。
2.2 重视教材选用评估，自编教材初显成效
学院制订了教材选用与评估制度，严格教材选用程序，重点选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教育部推荐、面向21世纪音乐专业教材、自编教材、实用性强和得到师生广泛认可的教材。在所使用的教材中，师生评价优良的教材达94%。教材编写有了较大的突破，至2012年教师主编教材3部，主编教学参考书3本。
2.3 注重队伍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加大对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力度，增加教学管理人员培训、进修、交流、学习的机会，使教学管理人员不断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促进新建应用型高校教学保障体系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内外质量保障体系先进理念，并将“教育即服务”的理念贯穿于内部质量保障的各环节，充分体现以育人为本，以学生的成才和发展为本，以教师发展为本，改变单一依靠监督检查进行质量监控的状况。自觉地把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理论运用于工作，提高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执行力之中。
2.4 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教学质量提高
为确保教学的中心地位，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主要分为校、院系两级。校级监控体系：领导听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务处质量科；院系级监控体系为：听课评课、教学督导小组和教研室。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明确具体，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健全，建立教学质量评估制度、专业教师评议制度、学生意见反馈制度、教学督导制度等，不断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激发教师投身教学工作的热情。同时，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相关要求，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办法，以学生评价、教师互评、领导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在评价方法的运用上做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
3 以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逐渐提高
地方高校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其应用型，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为地方和社会所需的各类应用型人才，追求现代大学“构建主动适应地方和社会对职业能力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内涵，便成了首当其冲的重要工作。制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以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从实践教学入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给学生创造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通过各种艺术表演形式的实训排练，国际交流、校内外交流表演、毕业专业汇报、艺术创作表演等舞台实践，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专业技能，建立牢固的文艺建设体系和服务意识，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目的。结合我系实际，重点进行了以下探索：
3.1 以评促改，把课堂教学作为实践教学的第一步
在课堂教学上，教师的示范教学，要求学生唱（奏）教师首先要进行示范，学生再进行现场唱（奏），体现了实践性教学能力的提高首先来自于实践性课堂教学。为锻炼和提高师生的教学与实践能力，设立了学生“个人音乐会”专项基金，新建可容纳400余人音乐厅，为音乐学专业的办学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3.2 改善实训场地条件，保证实训实习时间
为进一步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学校制订并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施意见》，依托地缘和专业优势，积极加强与艺术团体合作，引进社会力量，共建共享教育资源，积极探索合作办学、合作育人模式。通过教学评估，配备了琴房、多媒体教室、舞蹈教室、数码钢琴教室、MIDI教室、排练厅、实训室、音乐广场等教学设施，从而满足音乐学专业学生学习实践的需要，确保实训实习的时间。建立稳定的教学实习实践基地15个，其中，人文艺术合作育人创新基地1个，国际文艺交流中心1个。与四川省交响乐团合作签订了“人文艺术合作育人创新基地”协议，在云南丽江合作打造了一台具有典型云南民族特色的节目，形成合作培养音乐与舞蹈艺术人才；与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合作，加强新课改合作研究和培训，服务地方基础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积极向海外拓展合作办学空间和国际交流，与俄罗斯皇家芭蕾舞、韩国草堂大学等开展海外合作交流。
3.3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将社会实践纳入音乐本科教学计划，设置2个学分。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学生参加各种层面的社会实践活动，均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折算成学分，纳入课程考核。学校重在引导和鼓励学生深入农村、企事业、社区、中小学校等，感受社会的发展变化，增强适应社会能力。每年暑假或集中组织学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分赴基层，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和帮扶活动；或利用周末深入社区、留守儿童之家、义务演出、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院（系）还组织学生参加地方大型文艺演出，发挥在当地的文化引领作用，使学生在演出中得到舞台锻炼，音乐系参加历届大学生艺术节得取得优异的成绩。
3.4 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强化专业综合训练
音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主要有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音乐会相结合方式。各阶段要求明确，流程清晰，管理规范，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从开题、撰写、指导和答辩等环节均有具体要求，每年举行优秀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观摩和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按规定确定指导教师，明确指导教师工作职责，大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结合社会实际，来自艺术实践、实习、和社会调查中的毕业论文（设计）比例不断增多。2011届本科专业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来自实践环节的比例平均达到了53%。近三届毕业生有72篇被评选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职业技能得到了全面锻炼，达到了培养要求。
4 紧密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办学定位的逐步明晰
“服务地方，与地方互动”是绩效考核对院（系）办学定位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职责和突破点，近年来，各院（系）积极“找路子”，紧密围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合作共建活动。四川文理学院音乐系紧紧围绕学校“立足川东，服务全川，辐射周边省市”的办学思路，突出专业特色，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提出“立足地方，面向基层，服务城乡经济文化建设”的办学定位，狠抓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积极引导学生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提高专业实践技能，繁荣了地方文化市场，提高了达州市民的文化艺术修养。近年来，独立承办的各种类型的演出已有数百场，在达州市及周边县市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比如，2008年参加四川省第十届运动会开幕式“火之歌”；2009年达州市第十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现场会文艺演出；2010年参加达州市元九登高节“大巴山民歌会”；2011年独立承办“巴国情韵”——纪念李依若100周年诞辰文艺晚会等。先后还多次为“留守儿童基金”举行募捐公益演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依托地方与服务地方相结合，避免了办学定位的“大而空”，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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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与创新是中药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药物的开发是中药企业发展竞争的关键，也是中药企业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新药的研发需要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本文主要阐述了以科研项目为创新特征的培养方式，建立了中药学“阶梯式”创新与实践的培养模式对本学科教学的培养体系，并对大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进行培育，以及就目前科研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科研项目；中药学；“阶梯式”实践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1（b）-0155-03
Effec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dder model" practice
KANG Wenyi KONG Xiangmi GUAN Aimin WEI Jinfeng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ses Medicine of He′nan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e，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re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evelop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rugs is the key for competition during TC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sustainable power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future. Developement of new drugs need the funds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e paper elucidated the innovative fea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for training methods. The system of "ladder model" of TCM innovative and practice training pattern is established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problem， including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practice ability and ques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dder model" practice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编号122102310170）；河南大学第十二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康文艺（1971.1-），男，汉族，黑龙江尚志人，博士后，教授，中药学和药理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药用、食用植物化学及活性研究。担任河南省中药学博士后创新团队副主任；河南省生物医药技改专家；首批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发表研究论文近300篇，40余篇SCI收录，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9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省科技厅重点攻关项目等12项。
中药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本草学，专门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药材饮片、中成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等知识。近年来我国中药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医药经济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对中药的开发研究成为现在紧迫的任务。中药走向世界的基础是中药现代化，其关键是学术指导思想的现代化；其核心是提高新药的科研能力和技术。
新药的开发需要大量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高校也承担了一大批各类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总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研项目的实施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阶梯式”教学是根据中药学学科的特点，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因材施教，在一个循环式的培养模式下，引导学生渐进式的从了解、熟悉到掌握中药学学科的精髓，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方法[1]，其培养模式主要特点是目标具体升级适度，符合学生的心理使学生有成就感。在以往的教学改革研究基础上[2-3]，本研究提出中药学“阶梯式”实践与创新培养模式与科研项目实施相结合，为中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为社会培养了人才。
1 科研项目基本过程及取得的成绩
1.1 基本过程
1.1.1 培养人才选择基本原则 科研项目的实施中需要选择一定的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参加项目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学术思想、技术路线的制订与理论分析及对项目的完成目的熟悉。承担项目的人才培养选择一般为大学高年级的药学专业人才，大四年级学生及在校研究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在此阶段，学生必须熟悉本专业的知识以及掌握本专业的实验技能，主要培养这些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并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渐熟悉科研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经费合理使用等基本的常识性内容[4]。
因此，在中药学“阶梯式”实践和创新性培养中培养对象的选择需要针对科研项目的内容进行，项目执行的时间也是选择的一个条件。
1.1.2 研发实施阶段的培养 科研项目的研发实施阶段是科研项目全过程的重点和核心。在这一阶段包括科研项目的开展和控制两个方面。项目负责人需要依据立项的内容和执行时间，指导项目参与学生按照项目任务书进行实施。该阶段需要指导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方案的制定，参与项目的学生们能从中训练出有效阅读中外文专业文献的能力，如何通过阅读文献，有助于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一种独立思考和解决科研或实践中问题的能力，并能积累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此阶段是中药学阶梯式实践与创新中的创新环节，也是一个系统和基础的工程，对初次接触科研项目的学生而言，是科研思路的初步形成阶段。
研究方案的执行阶段是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性能力的建立的关键环节。此阶段有助于学生自主能力的提升，教师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和鼓励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文献分析能力解决课题中遇到的问题、整理实验数据和总结课题进展。
科研项目的结题和验收是科研项目过程的后期阶段，也是科研项目过程的重要环节。在该阶段对学生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原始资料的保存、原始数据与成果的之间的核查与重复，体现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并初步掌握科研项目全过程、结果和应用、突破关键技术等的总结。
1.2 取得的成绩
本研究通过科研项目建立了中药学“阶梯式”教学与实践培养模式，对大四本科生及在读研究生进行实践动手能力和科研创新思维方式的培育，我们课题组相继完成的科研项目有河南省科技厅基础前沿计划、河南省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河南省卫生厅医学科技攻关计划和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资助计划项目等12项。
科研项目中培养的研究生王金梅在连翘成分研究中3篇[5-7]，在其他科研项目中发表英文文章3篇[8-10]，本课题组在茜草研究中论文5篇[11-15]。在实施科研项目过程中，本课题组授权专利为一种天然化合物熊果酸在抗菌方面的应用同时发表了相关论文[16]，一种连翘降血脂有效部位及其制备方法的应用和卷柏降血脂有效部位及其提取方法的应用以及穗花衫双黄酮的提取方法。培养的本科生邢晗、郭贝贝等同学在河南省科技厅项目中《南瓜降血糖作用研究》5篇[17-21]，并分别于2013年考取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浙江大学研究生。
2 科研项目在中药学阶梯式实践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2.1 大学生科研研究课题存在的问题
本科教育存在重教学、轻科研，教学和科研相脱离的现象，确定科研课题的来源和形式进一步做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丰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科研研究课题存在以下问题：①项目覆盖范围不广。不同课题组研究方向较为集中，获得资助的课题研究内容主要为课题组长期从事的领域。②项目形式较单一。目前科研选题大部分在本专业和本学科内部实施，学科间渗透性和交叉性较差。科研项目应涉及各个学科，有利用提高学生多思维分散型的培养，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发展潜力的人才。③项目的开发性不够。
2.2 学生对科研的认识模糊
大部分学生将科研等同于社会调查或读书报告，对科研的认识高度不够。没有认识到科研中的精髓即探索精神，这种认识层面会导致大部分学生对科研项目的投入不够，科研素质中探索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得不到锻炼。
2.3 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
现在部分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多数为了在找工作中增加一个就业砝码，只是为了一张科研证书，抱着这样的态度，导致学生不能够完全投入到科研项目中去。科研素养包括与科研相关的知识、研究能力、研究方法、研究习惯、研究态度及研究意识等等。提高学生科研素养必须让学生认识科研，了解科研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并灌输科研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既要认识到科研创新的艰苦性又需要学生树立科研探索的精神。
3 小结
科研项目的实施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平台，能够培养本科生提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本科生科研的培养，可以使本科生掌握科研的方法，提高科研能力和探索精神，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的能力，增强研究生对专业深度的理解及学生的竞争力。中药学“阶梯式”实践与创新培养模式与科研项目实施相结合，为中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科研项目为中药新药的开发提供了经费支持，有助于中药的发展，同时为社会培养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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