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20:08: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建筑考察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组织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抢救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曾对正定县城的古建筑进行多次探访和考察。他对正定的许多古建筑做了很高又十分科学的评价，确定了一些建筑的建造年代和历史价值，为后来大批文物的『修旧如旧提供了详实资料和科学依据。
二一二年初，在梁思成考察时所居住的隆兴寺方丈院内，河北省文物局正在打造一个关于他的纪念场馆，如何更好地铭记、追思、传承、弘扬？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希望能集思广益，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场馆的策划中
1933年的四月，本是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时节，但因为日本发动大规模，此起彼伏的枪炮硝烟掩抑了春日明媚。
这个四月，32岁的梁思成带着绘图生莫宗江，第一次从北京出发，坐着满载“武装同志”的火车前往正定，如今只有二三个小时车程的路，他们用了近一天。
这个四月，对于正定来说，注定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梁思成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调查和记录了正定古城的文物，确定了其非凡的价值，并为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一路追寻、一路传承，梁思成在全国考察古建筑的足迹就是一条建筑文脉，而正定城，以其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的古建曾经令他先后三次驻足、细细调研。
近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徜徉在正定，目光投向那些古老的遗存，仿佛看到梁思成一次次凝神注视它们的眼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一次次凝视，这些珍贵的遗存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一个学者的风骨
上世纪30年代，三十几岁的梁思成雄心勃勃，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建立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
肩负寻找历史的重任，为攀登中国建筑史的学术高峰，这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行走在中国大地，遍地荆棘，却坚持向前。
中国古代建筑过去处于混沌状态，经过梁思成等这一代学者的科学整理，终于拂去身上的尘埃，重现光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192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去的一本书――《营造法式》重印本。此书为公元1100年宋徽宗时期将作官李诫所著，是北宋官式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寄给儿子前，曾仔细阅读过此书，他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就是这本书，日后伴随了梁思成一生，为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
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各地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国内学者却无力从事研究。
“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可能被别人拿走。”梁思成认识到研究本国历史文化的迫切。回国后的他，在命运抉择的时刻，把学术研究转到几乎空白的中国建筑史。
想要梳理出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摸清“家底儿”，弄清楚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古代建筑遗存，以及它们都是什么朝代的什么建筑。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通过实例分析不同时代建筑的特征，从而建立起中国建筑史的完整序列。
1930年，在北平东城区朱启钤家的四合院里，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了，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建筑史资料，追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沿革。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梁思成的加入为中国营造学社新增了一位真正意义的建筑学家，带来了现代建筑研究的理念与科学方法。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侵略的魔爪，开始伸向华北。营造社骨干成员梁思成意识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华北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否则来不及了！
1932年起，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荒郊野外、密林深处，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测量、拍照、绘图，年轻的身影在这些古老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活力十足。
天津蓟县、河北正定、山西大同……兵来匪往的荒野中，非常不和谐地行走着这些背着测量仪器考察古建筑的学者。半数时间，他们穿行在中国大地；半数时间，在流亡中将学术成果涓滴汇集。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惊喜、骄傲，散落在中国各地的古建筑，被梁思成这位执着的学者一一发现、拍摄、测量，并记录在他的考察报告中。他以精辟的论述唤醒了国人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否则有可能中国近二十处最早的建筑物，都将遭到损坏，不复存在。
在正定，追寻梁思成的目光
历史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的正定，自晋代至清末，一直是郡、州、府、县治所。悠久的历史为古城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而第一个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发现这些遗产宝贵价值的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在正定考察的过程其实是对正定古建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过程，在梁思成考察后，正定古建的价值才真正得到确认和重视。
正定能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处文物成为国保单位，梁思成功不可没。
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正定，原定两周时间，由于战乱，缩短为7天。对于这次考察，梁思成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1933年11月，梁思成偕夫人林徽因再次来到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次考察“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1963年，梁思成已是世界顶级建筑学家，他不顾年事已高，又一次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正定的古建筑。此次考察，他提出很多权威性的宝贵意见，为正定的文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
三月初，空气中已经有了些许早春味道，这使得隆兴寺在庄严、静穆之余，多了几分生机和灵动。
穿过天王殿、大觉六师殿遗址，就是当年梁思成寄予高度评价的摩尼殿了。同行的正定县文保所的程亚玲介绍，摩尼殿布局奇特，立体结构重叠雄伟，富于变化，在我国现存古代早期建筑中实属罕见。
当年，梁思成被这座古朴、精致的建筑所深深吸引，在这里绘图几大本。
梁思成对摩尼殿评价甚高：“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它在寺中所占的位置极为重要。”
他如此描绘摩尼殿的结构：“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
他也谈到对这种结构布局的感受：“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手捧《正定调查纪略》的复印本，看着梁思成当时拍的一幅幅图片，根据那些描述，一一望向摩尼殿的抱厦、檐柱、斗拱、塑像、壁画，粗犷的梁头、硕大的斗拱、平稳地前伸的屋檐，连我这个外行人，也能感受到这座古建筑的不同凡响。
想象着79年前，梁思成边凝视这些珍贵文物，边对照和揣摩那个曾经被他称作“天书”的宋代《营造法式》，在那一个个碰撞的瞬间，应该是有着比我多得多的惊喜。
关于摩尼殿的建筑年代，1933年梁思成考察时，县志中竟无只字提到，但他根据摩尼殿的建筑形制判断:“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内槽阑额及斗拱构件上，多处发现墨书题记，记载摩尼殿建于北宋皇 四年（公元1052年），梁思成的判断与此正相吻合。
在隆兴寺内的西侧，有一座单檐歇山顶的楼阁，那就是转轮藏阁。阁楼内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可以转动的藏经书架，为北宋遗物。当梁思成第一次登上转轮藏阁二层时，便“发现藏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他称赞“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转轮藏殿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
开元寺钟楼：“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
走进开元寺，一眼望见的便是寺院西北侧高高的须弥塔。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密檐式方塔，形式古朴，稳重端庄。
须弥塔的东侧是一座两层的单檐歇山式楼阁，这就是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钟楼。进得钟楼，沿着陡峭的楼梯上到二楼，即可看到一口悬挂的巨大铜钟。这口铜钟高2.9米，口径1.56米，造型古朴，是唐代遗物。
忍不住用手拍打铜钟，铜钟发出雄浑、悦耳的声音。仔细观察，铜钟面朝游人的一侧光滑明亮，估计有不少游人同我一样 ，一边想象着唐代工匠铸钟、悬钟时的高超技艺，一边小心地去抚摸这个历史的珍贵遗物。
这座钟楼是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时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称赞钟楼结构“其风格与我已见到诸建筑迥然不同，古简粗壮无过于是。”因此断定“这个建筑物乃是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正定城内有四座塔，都始建于唐代。梁思成从“形制”上分析，对这四座塔都有评价。称开元寺须弥塔是“正定的塔中之最古者”；称临济寺澄灵塔“清晰秀丽，可算塔中上品”；称广惠寺多宝塔“也许是海内孤例”；对天宁寺凌霄塔则分析了砖木混构，下疏上密的特点。
阳和楼：“全部的结构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
正定古建筑素有“九楼四塔寺”之说。这九楼中第一便是阳和楼。
我们站在正定历史文化一条街上，在程亚玲的指认下，试图找到被梁思成盛赞“全部的结构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的阳和楼当年的位置，想象它曾经的威仪。
笔直宽敞的历史文化一条街两侧一律是青砖灰瓦的仿传统建筑。路西侧有一个敞开式的建筑――阳和楼戏台，当年就是在这个位置，阳和楼跨街而立。如今除了“阳和楼”这一称呼外，已丝毫看不出当年的影子。
阳和楼是正定城池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正定全城的一处标志性建筑物。梁思成描述阳和楼“其布局略似北平的天安门端门”，待梁思成详细观察了殿身的梁枋和斗拱后，“我们心花怒放，知道这木构是宋式与明清式间紧要的过渡作品”。于是他推断，无明确记载始建年代的阳和楼虽多次重修，但其当“是金元间的作品，殆无可疑。”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阳和楼拆毁于“”时期，和其相连的关帝庙和楼址砖台也在“”时期被拆毁。据说，梁思成惊闻此事后痛心地说：“如果有机会，别忘了重新修复。”
如今，正定已经有了修复阳和楼的规划，不远的将来，这一历史名楼将重现于正定古城的历史中轴线上。而让它能够重现的科学依据，主要来自梁思成考察时所拍的照片和精心绘制的图纸。
文庙大成殿：“不要擅改，以存原形”
正定县文庙坐落在一条小小的街巷，门口悬挂着“正定县中小学德育基地”的牌子。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建筑，建于五代时期，结构简洁疏朗，用材奇大，为我国现存文庙大成殿中时代最早的一座。自1996年正定县文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这里即进行了抢险加固和保养修复，1998年6月1日，这座儒学建筑正式向游人开放。
大成殿是梁思成第一次来正定最后一天下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现的。当他进入文庙后，“好一座大成殿，雄壮古劲的五间，赫然在眼前。”“从外表看来，一望即令人惊喜。五间大殿都那样翼翼的出檐，雄伟的斗拱，别处还未曾见过。”“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关于此殿的始建年代，梁思成经过考察，断定说：“以此殿外表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物相比较，我很疑心它是唐末五代遗物。”
当时正定女子乡村师范学校驻在文庙内，梁思成当即告诉引导他们参观的校长，这大成殿也许是正定全城最古的一座建筑，请他保护，“不要擅改，以存原形”。
由于梁思成对正定古建筑的特别关爱和高度评价，大大提高了正定人对古建筑的热爱和保护意识。如今，梁思成考察过的主要建筑都基本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1994年，正定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曾经令梁思成“雀跃高兴”的精美文物在吸引更多关注目光的同时，也成为正定人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他的精神
2012年1月27日，北京“梁林故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拆除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网上有人惋惜悲叹：梁思成保了京都奈良，却保不了梁林故居。
而2012新年伊始，在正定隆兴寺一侧的方丈院里，一个有关梁思成的纪念展馆正在被河北省文物局和正定县文保所精心谋划。
在这个梁思成三次考察正定入住的四合院里，人们将能够近距离亲近和感受梁思成等那些学者们的理想和精神，读懂他们的追寻与传承。
对于这个纪念展馆，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它最终传递给众人的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物展览，更应该是重建文化归属感、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标志，是一份庄严的历史责任。
言谈中，建筑专业毕业的张立方流露出对梁思成这个先辈的深切景仰，他说：“在梁先生身上，体现最多的是两个字：感情。对国家的感情，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心存责任心和敬畏心。而这些，恰恰是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去追求物质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发现没有自己的文化了，这会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所以，对梁先生这些大师们，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无疑，在正定，梁思成的精神正在得到很好的传承。
建国之初，梁思成提出了建设新北京的设想：“在北京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把旧城规划为文化游览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给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天，梁思成的建城设想将落地正定。
2012年， 正定古城抢救保护大幕正在开启。河北已经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对正定古城保护规划和抢救工程进行论证，进一步明确了正定古城整体恢复历史风貌的基本思路及2012年抢救保护工程任务。
2月15日，副省长宋恩华在正定古城抢救保护汇报座谈会上强调：“一定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好、利用好，一定要把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拥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名城正定，将坚持“以古为韵、以文为脉、商旅互动、文旅共荣”的原则，严格限制新建筑，逐步修复古景观，使古城成为文物保护、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圣地，重振“三关雄镇”之风。
正定新区选择在正定古城东侧，滹沱河北岸。新区突出打造行政中心、会展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等，构建科技含量较高的全新城区。
不久的将来，正定古城与新区文脉相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和谐共生，这正是梁思成先生期待的建城蓝图。
左：梁思成手绘的隆兴寺建筑图稿。每次考察，他不仅要为建筑物留下影像，最为重要、最为繁重工作是为建筑物留下完整测绘稿。
右：梁思成拍摄的隆兴寺慈氏阁东南转角铺作及角梁（上）和隆兴寺转轮藏铺作（下）。梁思成评价：“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转轮藏殿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
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正定，居住在隆兴寺方丈院东厢房内。对于这次考察，他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隆兴寺大悲阁内矗立着的“千手千眼观音”， 是隆兴寺的象征。像高21.3米，立于2.2米高的须弥石台上，周身有42臂，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高大的立式铜铸观音菩萨像。始铸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有3000名工匠参与铸造。
隆兴寺摩尼殿内的倒坐观音高3.4米，秀丽恬静、优雅端庄。根据碑文记载，此像是在明朝嘉靖年间重塑，距今近500年。
左：1933年梁思成在正定转轮藏殿檐下测绘。尽管在赴美留学前因车祸使一条腿留下残疾，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古建考察中“飞檐走壁”。
右：林徽因在正定开元寺钟楼内檐上层斗拱上测绘。1933年11月，梁思成偕夫人林徽因再次来到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次考察“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内供“千手千眼观音”的大悲阁在1933年梁思成考察期间，“大已破坏到不可收拾，而纯三方丈已在须弥座上另建砖龛了。” 1999年，大悲阁经修缮恢复了宋代风貌，两侧的御书楼和集庆阁也一并恢复，如今，三阁并立，巍峨壮观。
已被拆毁的阳和楼曾是正定的一处标志性建筑物。梁思成在《正定调查纪略》中形容：“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如今，正定已经开始规划重建阳和楼，梁思成考察时所拍的图片和精心绘制的图纸是重建它的主要依据。
1933年梁思成拍摄的正定隆兴寺。隆兴寺内建筑成群，主要建筑由南向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着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定文庙大成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1933年梁思成考察时，将其定为唐末五代遗物。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北宋皇四年(公元1052年)的摩尼殿建筑独特，为海内孤例。梁思成对摩尼殿的十字形结构惊叹不已，称“只在宋画里见过”。
建筑手法保留着突出宋代特点的转轮藏阁，采用了大弯梁和插柱造手法，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梁思成称赞其为“建筑中罕有的珍品”。阁内置放着我国现存最早的转轮藏。
被梁思成评价为“海内孤例”的广惠寺华塔，当时“颓坏得可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9年完成修复。
七十九年前，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期间，拍摄了大量反映文物建筑当时情况的照片。
七十九年后，我们沿着梁思成的足迹，在同样的地点，重新按下相机快门。
七十九年间，正因为有梁思成多次探访和考察所作的科学评价，才使得古城正定重现光彩，
大部分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
2012年，正定古城抢救保护大幕正式开启，正定古城将重塑千年之美。
这应该是对梁思成其人其精神最好的纪念和传承。
一、关于教师方面
①自身知识素养有待提高
大多数旅游管理教师都是研究生毕业，但是却发现很少有人能够完完全全掌握中国旅游地理这门课程。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首先这门课程涉及到的学科非常多，对于一个旅游管理毕业的研究生来说都是有难度的。如上所述的每个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相对应的专业，可想而知，作为中国旅游地理课程的教学教师必须懂得非常多的其他学科的东西才能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上挥洒自如。旅游管理专业流行一句话：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是一个杂家，不是专家，什么都要懂得一些，但什么又都不专。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是作为旅游管理从业人员，那么可以只是杂家；但是如果你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那么在杂家的基础之上还得更进一步，不能单单停留在杂家水平，对相关知识需要更进一步的透彻了解才能在教学中更加得心应手。所以这对于中国旅游地理教师来说，自身素养的提高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难度，毕竟这门课程涉及到的学科太多了，对一个老师来说将所有学科都了解清楚会很有难度。不管怎样，教师自身的知识素养有待提高。
②教学方法要丰富化
已经有很多教师都曾提到中国旅游地理的教学要多样化、丰富化，比如多用图片、视频，多让学生参与授课，用模拟导游方式、组织实地考察教学、多开展课堂活动以及对比教学法等。目前绝大多数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多媒体授课方式。虽然很多教师都已经意识到教学方式的重要性，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积累的“你教我记”的方式还是占主流。中国旅游地理的教学也是如此。在课堂教室中教学的时候很多教师都考虑将一些趣闻、传说、神话故事等穿插在讲解中，但其实这种方式也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会占去很大的时间，从而使得授课内容讲不完。实地考察教学在很多学校都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校方不同意将学生带出学校以免发生安全问题。中国旅游地理的教学方法的确需要丰富多彩，需要图片展示，更需要趣味性故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对于相关方式“度”的把握。怎样让学生能够学到知识又不觉得枯燥，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再次，关于学生对课程的认识方面，学生普遍对中国旅游地理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很多学生认为中国旅游地理是地理学的分支，觉得自己的方向不跟这个相关，甚至与自己将来的工作技能无关，于是对此不予重视。甚至部分高校是实行开卷考试，很多学生都对开卷考试的课程很不重视。再者，因为中国旅游地理的内容非常的多并且很零散，于是在授课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学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这样会让学生非常困扰，就会认为中国旅游地理是一门很散的课程，觉得抓不住重点，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兴趣。最后，学校对于实践课程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虽然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部分高校中会出现校方为了安全问题而禁止学生被带出课堂进行实地考察的学习方式。这对于部分学科来说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旅游这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特别是中国旅游地理这门学科来说，其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好比是学生永远都是对着书本说中国的山山水水、古建筑，看到实体的东西对于学生了解与理解相关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际教学知道，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形状、布局等特点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如果只是用多媒体展示图片，学生可能只是当下感兴趣，等课程结束之后，该忘记的还是忘记了，除非不断强化记忆。但是如果能够将学生带到古建筑实体前面，对照实体跟学生讲解，那么学生的遗忘可能性会小很多，兴趣会更加浓厚。再如，很多学生目前对于很多少数民族的民俗提不起兴趣，觉得别人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意思，但是若能实地去考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亲自体验当地的生活，这既能让学生掌握知识，又能整体上提高学生学习中国旅游地理的热情。此外，考试方面，中国旅游地理有两种主要的考试方式：闭卷与开卷，不管是开卷还是闭卷考试，大部分中国旅游地理都会以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连线题、简答题等形式出现，论述题的形式很少出现，绝大部分的教师与学生都认为中国旅游地理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记忆大量的基础知识。这样的考试方式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教师教学时会明显刻意地直接灌输，弱化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二也会让学生觉得这是门只需要强记背诵的课程，于是在上课过程中不太重视，并且提不起兴趣，所以很多教师都尝试提出用其他方式考试。
二、对于相关问题的建议
1.规范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应该丰富，注重趣味性与视觉感官的享受性，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教材内容应该尽量避免与其他学科重复，出现重复的地方应该予以说明。
2.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素养。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不管是教中国旅游地理还是别的专业课都必须使自己的知识素养增加，在以前的基础上快速提升，至少要做到半个专家。对于教师来说，合理分配教学时间以及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既然市场上的中国旅游地理教科书与其他学科的书目重合度很高，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学生的教学计划，避免重复学习。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以更丰富的内容来引导学生学习。结合多种方式教学，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参与性与增加学生的自主思考。
3.提高学生对于本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其他课程中的教学中就应该不断给学生强化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在开始教这门课程时，就应该跟学生强调并解释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聘请知名旅游专业从业人员来对学生进行重要性的强化。
4.学校对于该门课程的相关教学要求应该予以支持。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受学校相关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旅游地理这种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来说，更应该得到学校硬件和软件上的支持。
2007年1月16日下午，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与《中国建设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建筑媒体与建筑师”新春座谈会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召开．近30位一线建筑师与10多家知名建筑媒体参加了座谈会。最吸引注目的是刚刚当选中国勘察设计大师的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孟建民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同时出现在现场，他们对建筑媒体的发展给予了中肯的建议。会议主题围绕“建筑媒体与建筑师”展开，提出促进全民族建筑文化水平的提升是建筑媒体与建筑师共同的责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首先对《建筑创作》2006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在2007年要继续紧紧围绕建筑师、建筑创作、建筑市场、建筑文化传播与业内外广为合作．拓展传播业务。《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着重指出：“2008年将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是建筑传播，可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筑传播与建筑普及已经倍受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一极有意义的主题，将大家聚集到这个会议中，畅谈自己的看法。”
资深出版家杨永生认为。《建筑创作》杂志社在2006年推出的“新田野考察报告”栏目很有意义，通过对各地古建筑的考察，沿着前人的路线，找寻70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推动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很有作用。对与建筑媒体的工作，他提出几点意见一，建筑媒体应该审慎对待新名词，不要用歇后语和绰号，如“水立方”，在正式刊物上应写为“国家游泳中心”。二，建筑媒体在办刊时应注重定位，办出个性，要坚持自己的追求，不能一味赶时髦。三，建筑媒体还承担培养人才的责任。
中房集团建筑设计事务所资深总建筑师布正伟认为，建筑媒体传播的是建筑知识、建筑作品和建筑师的思想和实践经验，还包括重大事件背后的重点建筑的报道和建筑背后的建筑师及建筑文化的挖掘。他希望建筑媒体更加贴切地关注建筑师的“充电”需求，特别是职业建筑师要拓展眼界，提高建筑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增强设计实践能力，这些都是与建筑传播的内容专业性的深度和质量密不可分的。布正伟着重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信息化和后现代文化对建筑学领域的影响都将成为我们思考的热点问题，社刊、文献所展示的研究成果和评论文章应该力求避免因主观、片面、空泛、浮躁而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建筑媒体注重建筑理论热点问题的把脉，真正让建筑师在丰富的学术范围内摄取到有用的信息，建筑期刊、杂志、书籍的专业性深度有待提高，才可以满足建筑师日益增长的对建筑专业知识的渴望。并且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真正搞清楚国外建筑理论发展的动向和轨迹，建筑媒体提供第一手资料，如及时翻译国外理论著作，编辑出版论文选题，刊登建筑作品的实例调查报告，二是着眼于信息化时代建筑中出现的新动向，建筑媒体应该更加热心的关注建筑创作中的技术含金量问题，把建筑新形式的技术实施环节和细节作为建筑师的看家本领来对待。三是要改变目前习以为常的工作模式，出产品出效果就是要有内外沟通横向联合新路，充分利用国内著名专家，对长远目标、近期关注的焦点乃至非常重要的一些选题、审题、组稿进行咨询和把关，还可以横向联合，与建筑师学会长期合作，搞国内外建筑交流、专题热点讨论。
关于建筑传播的探讨，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长孟建民先生认为需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根本问题。一是传播内容，二是传播对象，三是传播途径。他提出，建筑媒体应该加强建筑批判和建筑评论，这对提升全民建筑欣赏水平会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业内应该广泛推进建筑评论方面的工作。孟建民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建筑水平应该是我们社会总体水平的反映，建筑师和社会大众都包括在内，建筑师理论思想水平的提高很重要，对于非专业人士的重点关注也同等重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建筑文化素养才是关键所在。” 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公司徐建伟也表示了和孟建民同样的建议。他说“国外建筑师、国外的建筑理论思潮侵入国内，说明目前国内外建筑水平还存在差距，这个差距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师的身上，甚至可以说，根源问题并不是建筑师本身的水平的差距，而是社会大众的欣赏水平的差距，建筑媒体在满足建筑师的有深度的专业性需求的同时，也肩负着整体提高全民族建筑文化鉴赏水平的责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非常关注建筑传播途径问题，他说“建筑传媒已经进入全方位立体化阶段，除了通过杂志、图书的出版等平面媒体之外，还有网络、电视等新兴的传播途径．为现代生活忙碌的人们创造更多便捷的方式。”他提出：“电视、网络发展相当迅速，技术革命浪潮一个接一个，大家接受信息的渠道已经不是简单的平面传媒，电视、网络还不能完全取代平面媒体的作用。”
天津大学出版社杨欢社长指出：“书作为一种载体，反映建筑师的最终思想源泉，具备其特有的文献收藏优势，但是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是非常可取的，使人们对于信息的摄取更加的生动全面，因此数字传媒与平面传媒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建筑传播的过程中，建筑媒体基于其特殊地位，在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知识产权出版社总编辑欧剑说“建筑媒体作为建筑师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桥梁，通过与建筑师的交谈，将建筑师的建筑思想更生动、更有力度的推广到社会中去，同时也通过大量宣传、普及建筑知识，提高公众鉴赏能力，从而提高建筑师水平的认可度。建筑师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但很多时候，无法用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表达给社会大众，建筑媒体就是将建筑师的思想，用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拉近建筑师与社会大众的距离，避免因为缺乏沟通而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中国科学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崔彤也着重表示，建筑媒体应该是建筑师与社会大众的朋友。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汪恒先生说：“这个媒体信息时代，信息量大面广，建筑师对于建筑媒体的需求也格外显著，建筑师很难同时阅读各种杂志、期刊或者书籍，从这个角度上讲，建筑媒体具有过滤器的作用，导读作用。”建筑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沈元勤同时也指出，针对目前出版市场书目繁多、复杂的问题，含金量也随之降低，建筑媒体把一些更积极向上的有学习价值的前沿信息导向给读者，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并且通过导读可以为建筑师过滤不需要的信息，通过导读缩短建筑师对建筑信息的了解时间。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卓强特别指出，建筑媒体起到放大镜的作用。有些时候建筑事件的影响范围并不大，很多人看不到，这个时候就需要媒体将其放大，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引起大家注意的同时，也在推进着整个行业的进步。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傅绍辉补充道“媒体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建筑事件放大的同时自己有一个独立判断，独立的判断眼光如果精准，这样对读者就非常有作用。”
通过座谈会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建筑媒体与建筑师在建筑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建筑媒体是建筑师的朋友，相互促进满足建筑师的“充电”需求，为建筑师提供有深度的专业性知识，新视点建筑动态等，特别是拓展建筑师的视野、提高建筑理论水平和增强设计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建筑师也在推动建筑媒体的前进与发展，建筑媒体与建筑师合作，共同弘扬中国建筑文化，引领中国建筑行业可持续性发展。建筑媒体不仅仅是为建筑师提供专业知识、专业动态的平台，它同时还向社会普及建筑知识，建筑师协助建筑媒体共同宣传，提高全民族的建筑鉴赏水平．这也是建筑媒体与建筑师不可推卸的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建筑素养提高了，才能为建筑行业的推进创造良好的大的发展环境，使建筑师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建筑媒体的生存与发展。
作者：王雯淼《建筑创作》杂志社记者林娜，实习记者
巴贝加耳磨坊是一处保存良好的古迹。它曾是一座真正的、古罗马人用动力驱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流水作业线工厂。该工厂的遗迹无须发掘，规模庞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人们极大的注意力往往都放在像寺庙一类的艺术古迹上，而对像工厂这样的技术遗迹往往完全忽视了。巴贝加耳磨坊遗迹的重要性只是在法国考古学家费尔南德·贝努瓦于1940年发表了对该遗迹的考察报告之后，才为人所认识。
巴贝加耳遗迹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对可称为有关古罗马帝国衰亡的技术论一说提出了质疑。该理论认为，由于利用了廉价的奴隶劳工，从而阻止了古罗马人开发其他可利用的能源。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没有这些能源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们只要沿着马车道向下行走100余米，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坐落在山坡上的这个大型工业结构的遗迹。巴贝加耳磨坊是一座大型面粉厂，其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它的规格很单一，驱动那些磨石的动力来自16台水车。它们8台为一排，平行安排在一起，每排水车依山势而建，因此水流可从一级水车跌落到下一级水车，依次驱动各级水车，然后经过山脚的排水沟，最后排到500米远处的一块沼泽地。
这个工厂的设计十分巧妙，它们利用一个单一的屋顶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真正的工厂。水力分配也非常巧妙。因为皮带传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传动产生的摩擦力都会使负荷太大，因此使用单台水车来驱动那么多的机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多个石磨机只有当每个磨石都有自己的水车提供动力才有可能。
谁是巴贝加耳磨坊的伟大设计者呢?设计这座工厂的工程师应该享有伟大设计者的称呼。在阿尔勒的阿利斯坎普墓地，至今仍然保留着一块与该工厂建成时间大致吻合的墓志铭。这块墓志铭赞美着当地一位著名的水利工程师——昆塔斯·C.贝尼格纳斯，说他“聪明过人，在机器制造和修建水渠方面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就是他建造了巴贝加耳磨坊。但是，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定，巴贝加耳磨坊就是他建造的。
爬上山顶，人们就会看到，在山的另一边有一条浅沟，沟上横跨着一条由拱架结构支撑的典型古罗马水渠，这条水渠给巴贝加耳磨坊供应水源。再往下看，另一条水渠与第一条水渠并排在一起，它的大部分都被第一条水渠遮挡住了。在山脊上，西边的水渠拐了个直角，继续向西延伸了17千米，给阿尔勒的古罗马城阿莱拉特供应饮用水。东边的水渠笔直向前延伸，穿过山脊中专门打通的隧道，到达整个磨坊综合结构的上部终点，为它提供水源。
非常清楚的是，巴贝加耳磨坊有一条专门供它使用的水渠。尽管磨坊水渠与城市饮用水水渠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是人们研究的专题，但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首先，水渠修建起来是给城市供水。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它再也不能供水了，原因可能是水质变坏了或是水渠由于碳酸钙的沉积而被堵塞(大多数类似的水渠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争论仍在进行。有人认为，新的水渠修成之后，原来的水渠被专门用来给磨坊提供动力用水源。因此，巴贝加耳磨坊的修建可能是专门用来开发利用水力资源，因为那儿的水量、水质用于工业都非常适当。
从山脊隧道中穿过的水渠刚一露出地表，就在Y字形的分叉点分成两个支流。曾经有人这样认为，由Y字形分叉点环抱的三角地带是一个源头水库(确保水流的均匀供给)。但现在，这种假设被认为不大可能。这个磨坊综合结构(此时水流注入其中)本身顺山的斜坡而建，形成一个约42米长、20米宽的长方形结构。该磨坊由两排厂房构成，谷物实际上就在厂房内碾磨。两排厂房中间有一条辅助通道，驴和骡子通过这条通道送进粮食，并运走一袋袋面粉。两排水车分别安装在两排厂房的外墙，每台水车又装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长方形水车池内。水车池一个紧接一个，逐级顺山势呈序列而建。安装在外墙外的水车与各厂房之间的间距很明显，但并不完全统一，有些水车池比其他水车池要长。下侧的墙壁并不完全平直，毫无疑问，这些差异是由于山坡坡度变化不均造成的。
出现的其他参差不齐的现象大部分是由于整个工程难以全面修复造成的。在整片遗址保存下来的厂房墙壁中，没有哪一处的高度在1.5米以上。据考古研究，当时很多厂房的上部结构都是木制品，很久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修复人员既要有鉴别能力，又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要求在修复古建筑时是常见的。然而，研究人员在此面临着另外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即从山顶到山脚的标准倾斜度使每一级地基的坡度为300，但要安装那八台水车，水流递降的坡度要更陡一些才行。修复人员在修复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各种权宜之计，如把磨坊上部修在足够高处，把底部的水车修在底层等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磨坊底部的高度，增加水流的倾斜度。尽管最后三座厂房的布局明显不同，而水车安装中的这一差异可能会在这三座厂房的建筑中反映出来，但现在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古罗马人是怎样解决水流与地面倾斜度不一致的问题的。
每台水车宽0.7米，直径为2.1米，安装在一根轴上，车轴从水车池穿过墙洞(现在还有一两处仍可分辨出来)进入厂房。车轴在厂房内会通过一对齿轮与一个垂直车轴相连接。垂直车轴向上穿过顶板，在上面的地板上带动玄武岩磨石(直径为0.9米)进行碾磨。这种传动装置因其他古罗马磨坊而广为人知。在这里，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使用这种齿轮传动装置是否会增加旋转的速度和提高碾磨的效率。
这一部分的空白更为巴贝加耳或许最捉弄人的谜投下了神秘的色彩：磨坊产生多大的动力?它能磨出多少面粉或磨出了多少面粉?最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取得一致，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磨坊是否昼夜都在工作。而且，磨石的大小是已知的，但它们的旋转速度并不知道。不过，即使是一个假定的生产数字，也至少能提供一个有关其数量级的大致情况。
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罗伯特·H.J.塞林在1983年根据水渠1米／秒的流速(每秒排放0.3立方米的水)以及水车每分钟旋转10次，效率为65％，做出了最新估计。塞林计算出，这种水平可以产生大约2000瓦的动力。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兰德尖酸刻薄的评论：“按现在的(还有点使人压抑)比较，一辆小型摩托车的发动机(250立方厘米)就能产生大致相同的动力。”这么大的动力，只要传动装置安装适当，就可以带动磨石使其达到每分钟30转。这样，在1小时内完全能磨出大约24千克的面粉，而对整个巴贝加耳磨坊来说，一天就可以磨出9吨面粉。考虑到由于粮食运送迟缓耽误了时间、维修、水力不足、机械发生故障、休息和其他的干扰等等因素，停工期为50％，根据塞林的计算，巴贝加耳磨坊仍然可以“每天生产4.5吨的面粉，这足以供给12500的人口，每人每天平均消费350克。这完全与有关公元4世纪阿尔勒人口规模的估计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