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21:42:15
本文作者：陈嘉明 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知识是否由“真、信念和确证”这三个要素所构成，这不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习惯性联想的产物，还是属于先天性的、用以综合感觉质料的范畴，这一类解释的价值，其差别只是在于何种解释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在于它们究竟出于哪一国家的哲学，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从“特色”的角度来发展中国哲学想法的人，容易引证的一个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题里，“民族的”意味着特殊的，“世界的”意味着普遍的。上述说法的含义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现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说法从特殊与普遍的联系上来强调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义。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本来讲的是有关民族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弘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同一种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同样是声乐，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声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们通过不同的发声与演唱方法，来求得共同的悦耳的声乐美感，体现的是共同的本质。不过，“民族的”就一定会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赵本山的“二人转”很够“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国表演却不受欢迎。可见上述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某一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则也成不了“世界的”。进一步说，艺术表演追求的特殊性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追求某种新鲜感，由此可以愉悦人们的感官，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哲学学说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取悦感官的方式来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通过其思想的意义来获得接受。虽然哲学学说可以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如庄子的散文诗般的叙事方式、康德的先验论证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论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种哲学的价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们的表现方式，而是在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这类思想内容的价值，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取决于它们在解释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关哲学研究的途径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那里也出现过。这里我们举冯友兰、陈荣捷和牟宗三作为三种类型主张的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的普遍性，陈荣捷持相反的观点，而牟宗三则介于两者之间，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张特殊中有普遍。我们先来看冯友兰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①显然，冯友兰认为哲学只有一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凡能够称之为哲学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哲学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②这意味着哲学不分东西，思想不分国界。假如想以语言的不同来论证某一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性，这在冯友兰看来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连民族性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追求哲学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④。
由上可见，冯友兰主张的是普遍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也不应当以追求所谓的“民族性”为目标，不应当以“民族语言”为口实来强调所谓的“特色”。与冯友兰的上述主张相反，陈荣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的中国哲学。他明确提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⑤之所以应当如此，陈荣捷的考虑是，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吸引西方学者的目光，陈荣捷便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异趣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将哲学视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着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认可相同的研究对象，并不见得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解释就是相同的，譬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的解释（西方近现代主流性的观点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国从古代以来的主流性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张，其论证也不尽相同。如中西哲学家都有主张性善的，但他们的论证则大相径庭。其二，中国哲学家可努力开拓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即使与西方哲学家具有相同的哲学理念（比如认为，哲学是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西方哲学本身曾经拓展的那样（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等。仅以语言哲学为例，也有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之分）。比起冯友兰与陈荣捷，牟宗三则有另一番考虑，可称得上是“第三条道路”。牟宗三也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却是出自中西哲学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学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学各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两者各自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它表现为中西哲学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种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学各自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虽然中西两种哲学的开端及其主要课题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的传统则是“科学”），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关键是要从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从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虽是山东人，但他讲“仁”却是对着全人类讲的；此外，仁既然是个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样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普遍性也是多样的，也有其独特性。③这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能够“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对于上述牟宗三的论述，有两点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它是从哲学的历史形成的角度（开端）来谈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谈论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着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论述中西哲学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为了说明这两种哲学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第一点的说明尤其重要。#p#分页标题#e#
本来，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学说，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科学”。哲学自然也不会例外。特别是从思考的性质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尤其是从“普遍”的角度来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给出的解释，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知识，它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反之，数学则是从特殊中考虑普遍。⑤我们还可把康德的这一解释延伸开去，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也是从可观察的特殊现象中，来归纳、概括出普遍性的规律的。哲学之所以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向相反，这是由它的非经验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思考起于科学止步之处。譬如，科学研究事物之间具体的因果现象，并使用因果概念来把握这类现象。但对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学本身并不探究。哲学对于这类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学使用的概念为前提的，因此这类概念就不表现为通过归纳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现为既有的、“验前的”（apriori，或译“先天的”）的存在。这样，当哲学着手对这类概念进行研究时，它们就已经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现。哲学思考所进行的，乃是对这类概念的性质、语义、功能等进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对两个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相续的感觉现象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规定为假言判断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应的综合判断。对于诸如“善”之类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学并不通过归纳来说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为一个既有的范畴来加以分析，以此来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论述了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①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学既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那么要寻求特殊性以作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就显得是悖理的。说中国哲学的思考应当与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应当跟着西方哲学亦步亦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可以追求所谓的“特色”，这在学理上则是说不通的。在本人看来，如果不从普遍性的角度上着眼，而仅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哲学是不利的。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限制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考虑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寻求所谓自己的“特色”，往往是“传统”的新包装的代名词。一讲到中国哲学，就局限于传统的旧框架，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义礼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从“本心仁体”这一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外王”。但实际上，在牟宗三思考这一使命的年代，对于思想界与理论本身而言，民主与科学已不是能否开出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如，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对科学的价值、科学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停留于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此，不能去开拓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与领域，就会妨碍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们停留于特殊，执守于儒学的心性论，把它作为“道统”来奉行，作为判断某种学说是“正宗”还是“别出”的标准，继而以正统自居。换言之，“道统”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似乎离开了这一“特色”中国哲学就无路可走。
“道统”成了独断论的最好的遁词，成了束缚中国哲学发展的“绳索”。其结果是，越想继承道统，越是失去道统，因为道统在保守中趋于陈旧，从而落后于时代，于世无补。以上述的由内圣（本心仁体）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的哲学理路为例，一方面，停留于理想化的“本心仁体”状态，把原本只是属于“设定的”的心灵状态当作是实有的，并把它加以绝对化，夸大化；另一方面，停留于五四时期对于社会本质的认识，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认识阶段，而不能深入到更为深层的人的“权利”的根本，其结果是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上下两头的把脉都失准。由于道统与学统的观念的束缚，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具有这类意识，发现并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不足与缺陷，传统才能真正得到推进与发展。这就像医生治病的道理一样：假如一个医生只是一味地称赞病人身体好，而不指出他的毛病，其结果只会是害了病人；反之，指出病之所在，帮助病人把病治好了，这才是良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倡导普遍性的哲学观念，并不意味着把哲学理解为一元的东西。普遍离不开特殊，它在特殊中得到体现。哲学不过是哲学家们各自所提出的哲学。他们既可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自己的哲学，也可以对相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哲学，所以它总是展现为多元的、多样的。本人在拙文《新儒学与哲学创新问题》中曾论述哲学与经验科学、数学的不同在于，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对语言（如语词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如此，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如“正义”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哲学的多元性，不仅在于对不同的现象领域（如语言、生存、心灵等）的解释可以产生不同论域的哲学，并且在于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产生不同解释的哲学。
这样的说法似乎与哲学具有“普遍性”的说法相矛盾。不过，哲学解释的普遍性在于，虽然对于同一的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每一种解释却各有其普遍性，只是这种普遍性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或关涉的方面不同而已。例如，语词意义的“使用说”与“指称论”，两者都有其解释的效力，只是后者适用的范围要小些。如“鲁迅”之类的专名，其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无法指称了，但这一语词仍然有其意义。再如，对人的本质是“理性”或是“非理性”的解释也是如此。人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加上每个人又有其特殊性，因此他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是理性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非理性的。本人的上述解释与牟宗三的“特殊中的普遍”的解释在结果上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两者依据的基础不同。牟宗三依据的是黑格尔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学说，而本人则进一步借助于“多值逻辑”。在笔者看来，各种哲学之所以能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在于它们具有各自的真值。不过由于这些真值分布在“0”与“1”的区间之内，因此它们“真”的程度并不一样。这意味着不同哲学的解释可以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因此哲学可以是多元的、解释可以是多样性的，并且某种哲学具有的真值度越高，它就具有越大的普遍性。#p#分页标题#e#
主张哲学的普遍性与赞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哲学是不相矛盾的，这就像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这么做是一样的道理。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助于使问题的研究更趋全面，而不至于陷于片面性。此外，认同哲学的普遍性，从普遍性的立场来研究哲学，也并非导致由此而来的成果就没有“特色”。上面提到，冯友兰是赞同哲学的普遍性这一性质的，但他的《新理学》等著作，恰恰是很“中国”的。这是因为他的中国哲学的功底，使得他谈论问题往往会从这一角度加以考虑，加上他又有西方哲学的知识，因而这两者的结合，自然就有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因此所谓“特色”的问题，实际上是哲学家们从哪些哲学资源中吸取其思想元素的问题，是他们的“视域”的问题，而并非与哲学本身的性质相关。哲学的普遍性，应当说在知识论、语言哲学、科技哲学、形而上学等领域中表现得比较充分、明显。因为如同前面提到的，语词是否有其指称，其意义是否在于使用之中，这样的解释只有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无具体语言与地域性限制的问题。普遍性的争论一般出现在价值论、道德哲学这类主观性与文化背景色彩比较强烈的论域里。哲学家们受所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容易产生某种价值倾向，乃至产生排他性的哲学认识。此外，国内目前的哲学教学与科研的体制（即把哲学分为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也容易产生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离，形成某种学科壁垒，造成哲学认识上的误区，似乎研究中国哲学就同西方哲学不相容，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必定是与西方哲学相排斥的。这样的认识误区是必须予以消除的。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内在统一，决定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思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不但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为思维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武器。试想，离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离开辩证法几大规律，哪里还谈得上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辩证思维的发展观点有利于创新思维的不断深化。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事物的客观本性。因此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每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唯物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以辩证法的否定观为哲学基础的，它能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从对权威和现有结论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它不承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就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就只需死记硬背的教条。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从运动中认识事物并从发展中不断修正或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怀疑、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唤醒人们创新的意识，促进人们的创新思维。
正是由于事物的不断变化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因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必然也是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促使人们养成批判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例如，人们对原子的认识，曾把它看成是世界上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后来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对微观世界的深入认识，发现它并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相反，它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所组成，电子又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内部构造极其复杂，后来人们又认识到它仍然可再分，现在人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还在深入进行着。总之，由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某个认识领域的所有真理；因而一个富于创新意识的人，对以往的认识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才能有所创造。马克思扬弃了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了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抛弃了其中的糟粕和不切实际的内容，才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极有力的证明。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
，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所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张岱年先生针对古今中外的文化问题所提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从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 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 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 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 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的建构还只是一个开端，仍然需要拓展和深化。事实上，跟傅伟勋先生同时或稍后，成中英先生、黄俊杰先生、汤一介先生等海内外学者，也在探索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结合，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诠释学方法。这种“参照西方的哲学解释学，总结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体系和规则范式，建构以汉语言学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索，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并且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它所体现的依然是“综合创新”的原则和方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综合创新”仍然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而要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就需要依据中国哲学史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自己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以建构起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论文摘要：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本文从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点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语境研究再阐释的基础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榫点和路径，通过对中国经验语境研究的探讨，提出了在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context）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
“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学术传统的樊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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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侯剑华 吴洪玲 单位：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
对1987－2011年间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634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与信息可视化分析。整体来看，这些学位论文较好的反应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前沿知识基础，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方向，可以与国际 科学技 术哲学的研究进行 交 流 “对 话”。如2011年复旦大学郭燕博士的《思想与语言的自然化》一文对当代美国哲学家露丝•密立根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丰富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11〕。大连理工大学王国豫博士的《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研究》则考察和论证技术伦理学建构的可能性及条件，梳理和分析国外建构的技术伦理学理论的优缺点，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建构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技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2〕。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选题创新性有待提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针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科点和论文选题的未来走向，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推进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建设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是知识传承与流动的重要方式，在信息化社会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设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包括各个高校的图书馆在内的所有收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中，收集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与实际博士学位论文数有较大的差异，目前收录比例仍然较低，以CALIS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其收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97篇（检索时间2012年3月），笔者整理的数据为634篇（仍然没有完全收录所有学位论文），其收录比例仅占笔者收集数据的46．8％，同时，CALIS数据库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收录比例也较低，可见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系统全面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仍然需要加强。2）提高论文选题的专业性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科体系的精细化是我国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了一个“大口袋”式的学科，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尤为明显，在本次分析的634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部分论文都与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性质有关，但却有很大比例的论文出现了与社会学、心理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界限不清。“哲学”意味缺失，甚至偏离了学科主题。学位论文作为体现学科研究特点，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应当更加符合本学科的主题与特色，体现较强的专业性，促进选题的专业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面。3）增强论文选题的原创性创新性和原创性是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在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要求对论文的创新性做出明确的说明，学位论文选题的创新性是论文原创的最直接体现。纵观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25年来的634篇论文，论文题目上基本没有重复，论文内容上表现出了对本专业领域新方法、重大的科学技术进展、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高度关注。但同时原创性的特色选题明显不足，微观的重复性研究很少，但宏观的重复性研究却较多。所谓原创性不足，主要是从选题是否有创新的余地及创新余地的大小角度而言的〔13〕。例如，哲学学科发展中重要学术人物因其特殊性和其现实意义，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类研究一般资料充足，在没有新的史料或更新颖的见解下，很多研究变成了对已有资料的整理，创新意味明显缺失。另一方面创新性不足也表现为重复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表现为不同学校学生对同一热点问题的探讨，也表现在同一学校的不同导师之间。尽管有些论文是出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的研究，但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完整的著述，必然会有知识基础的重合，这样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学术资源的浪费。因此，增加论文选题的原创性应该成为下一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培养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4）加强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从我们的统计资料来看，对科学技术的政策类研究一直是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迫切需要从政策层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引导和调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但是，与丰富的选题相反地是相关政策建议的低水平的重复。特别是，有关的建议往往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14〕，并且政策的提出往往只是已有政策建议的形式变通。政策建议多是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现有政策理论的补充，其可行性是首要问题。现有博士学位论文的政策建议多基于理论的研究，从实践出发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建议的论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政策研究类博士论文中的实证研究必须得到重视，让“可行性”成为指导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首要准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邮箱：liwenjun163@163.com
顾也力：当前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
我认为当前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目前，一部分人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或处理繁荣计划，其实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门学问，有它所遵循的科学规律。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一些条条框框，打破诸多陈旧观念。
第二，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国家及有关部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仍显不足。受经费限制，很多高校在尖端人才引进、教学设备更新等方面，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相信，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启动实施，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到那时可能是“不差钱”，而是能否拿出“好项目”。
第三，亟待建立科学规范的科研评价机制。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必须成为繁荣计划的一个突破点，评价机制关键是要能培育和激励创新。
要想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就要有所突破，突破可能意味着风险。要创新就不能怕犯错误，要有先行先试的胆量。说实话，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具体到每个高校或科研机构，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但在某个“点”或某个环节的突破，对推动整体改革也许有很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除了国家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支持外，关键是每个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机构要抱有改革创新的决心和勇气。
赵德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任重道远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高校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主阵地，肩负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任。近年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欣欣向荣，但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相比，还需深入推进。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需要强化协同创新，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二是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尤其是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需要强化实践取向，改变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现象，从“象牙塔”走向田野，从一般性理论建构走向政策咨询与对策研究；四是需要强化科学评价，注重探索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将创新和质量置入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核心；五是需要强化“走出去”，通过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内涵发展、品牌建设，增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和话语权。
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定是建立在高校自身特有优势的基础上。一是推动学科发展。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提升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综合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实现突破。四是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发挥高校作为学术组织的优势，在科研组织形式、评价机制、经费投入和使用机制等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作出探索。五是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高校人才“群聚效应”，加大教师队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培训机制，树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朱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
厦门大学校长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高校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和载体，必须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核心问题在于学术话语权的创新。加快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步伐，对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世界对我国的认知，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校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形成国家水准、世界影响的一流成果，形成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要实现教师和学生走出去、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走出去，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要努力在国（境）外高校设立研究机构，或者与国（境）外高校互设研究机构，实现研究人员互聘和开展科研项目合作。要加快建设孔子学院，借由孔子学院的平台，通过多种合作形式有目的地推动中华文化在国外的传播。
李维安：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活力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切实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活力，加速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核心价值引领和学术自由探究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贡献。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多数学科显然又具有一般的科学属性，而科学的发展，只有在允许自由探究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打开创新之门。因此，要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明显科学属性的学科，给予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以更充分的学术自由，允许科学研究不受政治因素和主流意识的局限，鼓励学术观点的多样性，鼓励批判和争鸣，真正让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敢于并乐于揭示真理和坚持真理，保护并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二是正确处理自主创新和学习借鉴的关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学习和借鉴。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的前提下，在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最新态势，密切关注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最新进展，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推进创新。同时，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刻认识技术进步对社会文化和人的思维的重大影响，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融合。
三是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关系。实践是创新的源泉。高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一方面，要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更要高度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围绕实现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推出有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王寒松：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十八大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扎根实践、勇于创新、治学严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加强队伍建设要不断增强队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伟大的革命先驱和文化先哲李大钊讲，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将“铁肩”和“妙手”统一起来，承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曾以辉煌的文明贡献于人类。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是民族的复兴，从历史长河来观照，任何一次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必然是伴随着经济振兴的文化复兴。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方法创新； 影响因素； 影响机理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Mechanism
Fan Bonai Xu Wei Zhang Weiwei Shao Q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ubjective factors″, ″guarantee factors″ and ″motivation factors″.
Firstly, ″subjective factors″ are the most direct factors,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researcher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motivation.
Secondly, ″guarantee factors″ include materi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team building. These factors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policy support, cultur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 support respectively to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o look at it closely, material condition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und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relate to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research funds, the way programs are evaluated, the way professional ranks are evaluated, the teachers salary system, the system of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tc.. They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mpeding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in research teams, universities and countrie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dditionally, since cooperation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oday, teambuilding is another factor that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irdly, government suppor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eeds provide developing motiv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Specifically, government provides guidance and support in the aspect of policie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also helps push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hanging society also demands innov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Each factor is both in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Motivation factors″ and ″guarantee factors″ both affect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via ″subjective factors″. Therefore, ″subjective factors″ are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Many methods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which includes: increase investment, reform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support teambuilding, encourage innovation, provide platform of exchanges and so on.
Finally, this research only provides a framework and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s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better how these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fluencing mechanis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却存在重大成果相对欠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显然，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这三者之中，方法创新是基础支撑。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就是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某些研究方法创新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因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相关研究评述
以往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其影响因素的考察相对较缺乏。张晓敏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影响要素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机遇、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四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创新主体是基础，创新机遇是关键，而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有效的创新资源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支持和物质保证［1］。谭春辉论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投入能力，包括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科研设施；运行能力，包括社会支持、管理机制、组织文化；产出能力，包括科研产出、学科建设、社会贡献。前两个要素即投入能力和运行能力，事实上就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2］。李元书和李宏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的同时，还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手段［3］。
以往的文献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以往研究提出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往往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随意性较强；第二，以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的考察通常缺乏系统的观点，没有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第三，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影响机理的考察，对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还十分不足。本研究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系统地梳理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并探析其可能的影响机理。
二、 基于全面创新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全面创新管理是由许庆瑞等人基于现有创新理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提倡全方位创新的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价值增加为目标，以培育和增强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战略为导向，以各创新要素的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4］2。
全面创新理论对分析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具有多重启迪。全面创新理论认为，影响创新的要素涵盖了技术、组织、市场、战略、管理、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提倡各个因素和各个主体都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在此基础上，它还尤其注重协同创新的理念，强调各个要素、各个主体相互协调，产生“1+1>2”的协调效应。
基于对组织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已有分析，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三个方面因素，即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方法创新意愿这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一)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因素，这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最为直接的因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进行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主体，他们个体的创新素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有很多，其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追求成就感、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求知欲望等都对他们的创新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因素和方法创新意愿因素这两大类因素。方法创新意愿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观上想要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程度，而方法创新能力描述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客观能力水平。在上述提到的个人因素中，哲学社会研究者的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等因素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而追求成就感、求知欲望等反映的是他们的方法创新意愿。
(二)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条件。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这四者构成了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1.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由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也不太可能在特别简陋的条件下来实现。无论是从创新的条件、创新的动机、创新的目的，还是从对创新的评价和激励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物质因素都是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动因［2］。物质条件是科学创新的必需条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开展与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活动而言，创新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信息网络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科研经费的支持。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投入，也是做出创新成果、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
在国家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方面。随着科学创新活动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庞杂，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越来越繁多，创新活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大量的物质资金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相对于某些应用型的研究工作，其回报会相对慢一些，间接一些，但其影响会更为深远，这也就更需要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在学校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数据库、信息网络方面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还提高了对实验室、调查中心甚至某些高精尖设备的要求。特别是认知神经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所产生的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决策神经科学、社会神经学、神经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使社会科学对于某些高端的生命科学仪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学校这些科研基础设施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法创新的能力。
2.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约束人们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制度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学术好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激励。而科研管理体制就附带着这种压力和激励。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建立秩序、激活力量、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面对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激发方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磨合并协调方法创新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方法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一方面要能保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要能对方法创新行为给予适当的激励。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管理体制涉及科研经费分配体系、课题结题评审方式、职称评定方式、教师薪资体制、成果评奖制度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最根本因素就在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制度安排尚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走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以国家课题、规划为载体的国家计划型的学术发展路子。整个学术的评价有一个国家主导性的标准在规范着，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围绕在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课题周围。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很难被计划、被规范出来的，更多需要的是在学术好奇指引下的自由探索。在学校层面，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同样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多于学术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6］，这对于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3.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文化概念主要指社会所特有和嗣承的观念模式、价值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7］文化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有着深刻和内在的影响［8］。人们创新的取向和内容、意识和能力都会因社会文化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而不同［9］。
这个因素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整个社会文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特别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会像某些技术性研究一样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不是很高。二是社会文化对创新的重视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在我国，由于转型时期的浮躁心态影响，人们对失败的包容心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所有课题最后都必须以“成功”来结题。但没有失败就几乎不可能有创新。创新经常诞生于无数次失败之后。
学校对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同样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中尤为突出。在某些大学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老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在教师职称评定、课时保证、办学经费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并且某些工科领导习惯用工科思维以工科标准来衡量文科，认识不到文科发展的独特规律，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文化氛围在团队层面主要体现在团队的组织文化上。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10］。良好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可以使团队成员在和谐、融洽的团队关系中感受到温馨和愉悦，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方法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团队成员的平等交流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这种交流与竞争也会有助于其创新行为。谭春辉认为，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组织文化具有六大特征，包括支持冒险与变革、对待创新成果的宽容态度、鼓励科研合作、宽松的学术氛围、强烈的创新倾向、恰当的创新动力等［2］。
4.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在知识不断拓展更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以科研人员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活动越来越难以实现，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科研团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良好的科研团队有助于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平台，提升科研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影响科研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团队规模、团队异质性、团队任务特征、团队组织氛围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11］。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最为重要的团队因素是团队的异质性。团队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成员性别、年龄、个性上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学科背景、受教育程度、知识和技能上的异质性。大量研究表明，团队的异质性有助于团队成员经验、信息和观点多样性，进而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
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对于学者而言，民主开放的团队组织方式更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提升他们的方法创新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有助于学者们进行知识共享，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三)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
任何创新行为都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时代背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必须依赖于时代所提供的各方面条件，时代从三个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政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技术上为其提供了推动力，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又从需求上为其提供了拉动力。
1.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
政府也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强政府传统下，政府集中了大量资源，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力就显得格外巨大。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表现在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 就有为而言，政府需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投入和政策倾斜，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环境，提高学者的创新能力；就无为而言，政府应给予学者更大的学术自由，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气氛，更大程度上激发学者的创新意愿。
2.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众多的新工具与新方法。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面貌，对其方法创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3.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也体现在社会发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需求上。社会需求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12］。方法的创新往往源于旧理论无法解决新问题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其转型的速度和涉及的人口数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社会体系的急速转型带来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已有经验的，有些则是我国社会独有的，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众多新问题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笔者在上文构造了包含由里到外三个层次、九个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当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是截然分开、完全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大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尽管这个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但我们也可以对其作一个简化的梳理。的动力因素往往需要通过保障因素方能发挥作用，而保障因素最终也会落脚到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因而这两者是其他所有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中介变量。
1. 动力因素对保障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程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和文化认可度，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利益，政府的支持是它们获得相应物质资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也是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政府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同样，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程度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带来巨大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更为直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这些都有助于直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等新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空调、打印复印设备等的技术发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舒适的研究环境。在管理体制方面，现代网络通信使扁平化的科研管理模式、异地即时通信的科研沟通方式成为可能。同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研团队的扁平化、民主化、国际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也深刻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以及科研团队的建设。当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现有的研究方法对其的解释力、预测力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时候，社会民众自然会通过政府、社会团体来加大物质投入；当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阻碍到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民众也会要求对体制进行改革；当现有的科研团队无法很好地研究某些社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结构更合理、组织更科学的科研团队。社会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影响，相当于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动力所在。
2. 保障因素对主体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又是对学者研究创新行为进行激励的重要工具。前者影响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后者影响的是其创新意愿。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关键因素。首先，高校的管理体制是否顺畅，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取学术资源、运用学术资源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其次，它供给的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些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学者的方法创新意愿；最后，它还是物质条件等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调节变量，物质条件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还得看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激励是否恰当。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异质性大的团队有利于学者接触不同的学科知识，也有利于其感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碰撞的机会势必会提高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会影响学者相互交流、分享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学者的科研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工作的被重视程度和被认可度，这将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方法创新的意愿；其次，它会间接影响资源的流动，资源往往会向受重视的领域集中，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充裕度又会影响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最后，浓郁的研究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学者保持舒畅愉悦的心情，这也会影响学者的科研创新行为。
四、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对策建议
上文所揭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各个影响因素既有所独立，又相互影响。各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相互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找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便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政策方案。
(一)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
科研经费在现代科学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相比于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十分必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要重视建立科学的经费发放及管理机制，尽可能地物尽其用。另外，国家也要加强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在进一步丰富高校的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资源、电子网络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社科类实验室建设、调查中心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
(二) 改革管理体制，保障学术自由
国家应改革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更强，需在长期社会实践或充分总结前人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其知识更新的速度会相对较慢，其创新性成果获得学界认可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这一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这类的基础性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进行成果评估、职称晋升、等级评定等相关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切忌短期评估，急功近利，助长浮躁之风。应当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特点的评估体系，不能照搬理工科的评估标准。评估工作要由学界自己来进行，由同行专家进行同侪评价，行政部门只负责组织和监督。在高校中，要建立相关制度，提高学者的地位，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充分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
(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鉴于团队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我国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批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团队。鼓励创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对于团队活动和团队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对于表现优异的团队予以奖励，使之具有更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于团队组织运作方式上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予以鼓励和奖励，并可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一定的推广。
(四) 倡导创新文化，鼓励创新行为
改变一种文化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待遇的提高，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观念正逐渐改变。另外，国家也可通过宣传引导，使社会大众逐渐形成重视创新和包容创新失败的氛围。在对创新成功者进行宣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失败者进行必要的鼓励，使社会逐步养成既尊重成功、也尊重失败的文化氛围。在高校中，要进一步提高校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在经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研究团队中，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组织文化，鼓励团队中的交流互助行为。
(五)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这里的学习交流，既包括与国外学者的互动交流，也包括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探讨；既包括与本学科专家的相互交流，也包括与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学习研讨。国家应尽可能地多搭建一些交流学习的平台，让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国家也可鼓励高校搭建校内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平台，并对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学校内、团队内经常举办学术论坛、茶话会等活动，加强知识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讲，本研究是理论性和框架性的，尚未经过实证的检验，笔者今后将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设计一份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因素的影响路径、影响强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张晓敏：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素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第45 48页。［Zhang Xiaomin,″Analysis on Innovative Factors in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1(2005), pp.45 48.］
［2］ 谭春辉：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指标框架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4 89页。 ［Tan Chunhui,″ Research on the Basic Index Frame of Evaluation University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novation Capability,″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6(2009), pp.84 89.］
［3］ 李元书、李宏宇：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第51 53页。［Li Yuanshu & Li Hongyu,″The Innov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typed Country,″Study and Exploration, No.1(2008),pp.51 53.］
［4］ 许庆瑞、郑刚、喻子达等： 《全面创新管理(TIM)： 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基于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科研管理》2003年第5期，第1 5页。 ［Xu Qingrui, Zheng Gang & Yu Zida,et al,″Towards 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TIM)： The Emerging New Trend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Haier Group,″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No.5(2003),pp.1 5.］
［5］ 郑小勇、楼鞅： 《科研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28 1438页。［Zheng Xiaoyong & Lou Yang,″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Team and Its Mechanism,″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No.9(2009),pp.1428 1438.］
［6］ 谭源渊： 《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探析》，《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3期，第49 51页。［Tan Yuanyuan,″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Graduate Student Supervisors Innovation Ability,″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No.3(2007),pp.49 51.］
［7］ ：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06年1月9日，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 2011年3月15日。［Hu Jintao,″Stick to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Work Hard,″2006 01 09, 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2011 03 15.］
［8］ 李惠国： 《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点思考》，《学术探索》2006年2期，第28 35页。［Li Huiguo,″A Few Thoughts about Reinforcing SelfCreative Capabil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Creativetyped Country,″Academic Exploration, No.2(2006),pp.28 35.］
［9］ 光、鲍宗豪、刘瀚等： 《创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83 85页。［Zhang Shuguang, Bao Zonghao & Liu Han,et al,″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n Innovatory Epoch,″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1(2003),pp.83 85.］
［10］ ［美］迈克尔•茨威尔： 《创建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王申英、唐伟、何卫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年。［M.Zwell,Creating a Culture of Competence, trans. by Wang Shenying, Tang Wei & He Wei,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2.］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之路，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机组成，也是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使命。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科技的更新、制度的变革、文明的演进无不源自创新的力量。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科学技术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有机统一。在世界大变革、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推动制度创新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更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它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创新”;始终贯穿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形成了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列宁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在多国同时取得胜利”;的论断，取得了俄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和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在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认识境界，不断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既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也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对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 ；要坚持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积极建言献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系统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涵盖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中国监察方法与手段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用人制度创新、学术传播平台创新等内容的全面创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要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各项创新子体系的协调发展。
学术理论创新。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支撑。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还要从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和学科发展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大力扶持对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大力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大力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理论研究。
方法和手段创新。创新研究方法与手段，首先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这也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其次，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的互相启发是方法创新的重要途径。比如，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是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傅斯年的“语言文字比较的考据法”;是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
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启发，这一点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研究中尤其重要。此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创新，还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创新。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而且直接促成了新兴领域、新兴学科的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不适应科研生产力和科研人员积极性发挥的体制机制，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人事制度，建立起具有竞争、激励功能的管理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薪酬机制和激励机制，消除现有科研体制机制的弊端，真正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严格考核、奖赏严明，高效灵活、充满活力的用人制度，和严格的“退出”;、“淘汰”;机制。
传播平台创新。学术理论创新、科研方法创新不应闭门造车，更不应孤芳自赏。加强学术传播平台建设，抢占学术理论制高点，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硬件保障，也是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战略，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的内在要求。传播平台创新要把政治性寓于学术性之中，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深入研究、把握信息化时代学术传播的规律，重视新技术、新媒体在促进学术研究、扩大学术影响中的作用，加强“报刊出版馆网库”;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品牌优势的学术传播平台，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传播渠道和网络。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今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首次被写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这是使哲学社会科学迈上一个更新层次、更高台阶的重大战略举措。创新工程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战略任务的综合性实践载体，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依托。
创新工程要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导向。创新工程要同创新任务结合起来，落实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深化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深化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深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研究，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深化国际问题研究，营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创新工程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创新工程不是“编故事”;要钱，更不是“排排坐，吃果果”;。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在于打破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通过竞争、激励机制解放科研生产力，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使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实施创新工程，不仅要激发、培育科研工作者个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且要促进科研团队、科研辅助机构以及学术传播平台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合作机制，形成合力，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着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民族性；理论语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1-0043-04
理解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要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重新遭遇马克思主义？当下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给我们提供何种理论给养？未来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路径在哪里？这些基本问题不弄清楚，继承和发展就会陷入新一轮的理论混乱。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基本前提
1．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真正遭遇马克思所分析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三个理论层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二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论述；三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勾画。在这三个层面中，哲学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基础。特别是随着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从哲学上进行科学分析与批判，构成了他当时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
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联来看，我们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在于下面两个层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建国之后，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描述，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断裂。虽然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如果没有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与批判，这两个部分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们一直面对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转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轨道上以来，才第一次真正遭遇马克思所言说的根本问题。可以说，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而言，才具有真正的生活基础。
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中国所进入的市场经济比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市场经济的语境更为复杂。西方市场经济具有源生性和线性发展特征，即市场经济是按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自然承继顺序发展的。而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则既面临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提升，又接受着后工业文明的挑战。这种双重转换就决定着我们在面对市场经济时，必须充分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华：肯定之中的批判反思。马克思在论述工业文明时指出，工业文明虽然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是走向人的全面解放的物质前提。因此，马克思既反对浪漫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批判，又反对走向资本主义视界的自由主义。这也是今天需要廓清的重大问题。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浪漫主义的批评，任何想回到过去的思想都是荒诞的；但也要意识到，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堕落到市场的逻辑之中，必须提出市场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否则，就无法真正将自己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中独立出来，这是自由主义者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因此，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一复杂的语境，弄清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话。
2．全球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民族性构成密不可分
资本的本性要求世界历史过程，在今天，也就是全球化运动，而每一个民族国家则力求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的民族性，这种对立的运动恰好构成了当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换，或者说，依然以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进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能否保证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回顾历史，中国的民族独立过程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战，使中国摆脱了各种形式的殖民、半殖民、大国附庸的危险，实现了民族自决和独立。同样，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不管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她已经同我们的民族国家不可分离，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现代的民族性构成中。对这样一种历史前提认识不清，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国家的解体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当他们简单地全盘否定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时，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由历史培植起来的民族精神，从而最终否定了自己的民族国家。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要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而意在说明：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必须着眼现实，紧扣国情和历史，简单地否定历史，也就丧失了未来。
3．在复杂文化背景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语境
由于我国同时处于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三重转换中，各种文化思潮同时在这里碰撞，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复杂的理论语境。既有传统教科书理论体系的作用，也有从现代思潮中借鉴各种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从后现代思潮而来的对传统观念的解构。如何澄清这些语境，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发掘。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梳理理论进程。一是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实践标准讨论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呈现出带有学派特征的局面，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有出现了学派性的争论，才能真正发展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从国内的一些争论来看，依然停留在各说各话的水平上，缺乏学术共识的累积。二是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语境，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话语。在这里，要注意避免一厢情愿地将一种国外思潮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打着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旗号行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之实。为此，我们要追踪国外学术研究的逻辑进程，厘清各家各派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的逻辑线索，挖掘其合理创新之处，借鉴整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去，以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可能路径
1．文本解读
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时代性意义的创新。借用学术界的流行话语就是“回到马克思”。当然，这里的回到并不是说死抱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放，而是带着今天最新的方法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对其出场的语境和路径作客观的考察，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相，以期找到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把文本解读片面地理解为“返本”，其实，我们所讲的文本解读是“返本”和“开新”的辩证统一。“返本”,就是要通过原著精读和深研,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但是,从解释学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伸手可及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理解和解释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而且越是“创造性地解释”,就越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创造性解释是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必然要求,舍此不仅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也谈不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忠实”。马克思本人就不止一次把那些不顾历史条件变化,只知道简单“复述”他的“原话”的人，看做自己的不肖子孙。可见,“返本”的内在要求蕴涵着“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的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不断深入地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返本”,否则，“开新”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根基和前提。显然,这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
2．深层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各种思潮、理论、学说、观点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在对话中面向世界发言，在比较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其实，在诸如世界的存在方式、世界的辩证图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运行、人的价值与困境等诸多哲学议题上，不同的学说虽然有所差异，但差异不是对立，而是互补。
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多年前刚进入我国学界的学术视野时，曾遭遇过多方的责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贡献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探索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框框，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反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哲学固步自封的做法，通过对“正统”概念的重新思考，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理论进行反思，并力图使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发展，构成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探索启示我们，要在当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中，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效应，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并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对新的理论资源进行逻辑整合。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文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积极吸收当代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力图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基础，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如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构成了相互融合、相互支援的理论资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总体批判。这种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主导，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理论逻辑整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哲学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问题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所当然地依赖于人们对时代性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解析。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我们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遇，对全球性问题、对中国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在当代，由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全球布展以及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催生的新问题，是影响人类目前及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并及时回答这些重大的时代课题，才能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从而真正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
然而，我们一方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克服两种偏差：其一，为了凸显问题意识，动辄从现实问题出发到马克思历史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收集当代现实和观念的合理性说明或合法性依据。比如，没有弄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确定内涵，就把它当做对当今全球化情景的解释，当作直接论证现实的工具，这种做法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其二，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可供使用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从而紧紧追赶时代的潮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加入原来所没有的诸多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新型的哲学观念。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声称当今的知识经济、网络文化、虚拟世界等早就被马克思所预见。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仿佛拔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地位，实质上是遮蔽甚至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和完整性，从而最终损害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4．形态创新
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三种可能路径各有自己的向度、特点和功能：文本解读旨在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交流和对话呈现真实的历史前提，为反思和解答时代课题提供理论源泉；深层对话旨在开放创新、去蔽求明，通过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双向解读”、相互阐释，从而更好地回溯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为当代人类遭遇到的现实困境找到更为优化的道路；问题反思则意在把握时代，与时俱进。三种思路最终的逻辑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这也是最高意义上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对当下中国而言，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就是在科学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既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就是活生生的、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充分重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充分重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这一新形态的出场和在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正如高清海先生生前所说：“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2］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创新型社会，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四大作用：动力作用、导向作用、价值判断和协调作用。在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可以通过下述五大途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中的作用：以观念创新引导制度创新；以社科理论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以文化创新营造创新环境。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既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又对物质文明和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从而实现创新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一 哲学社会科学在创新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建设创新型社会，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而且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为建设创新型社会提供价值引领、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使观念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制度创新的正确导向，能够为科技创新培育必不可少的科学精神和崇高道德。具体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动力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建设作用，即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创新性社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人们为实现创新型社会而努力奋斗。这是推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另一方面，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还担负着抵制和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的任务，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巩固和发展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阵地。
2 导向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引导创新型社会发展变革的方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志曾经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对建设创新型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同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引导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方向。导向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决定了一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谋划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中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1）哲学社会科学决定和影响着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决策方向，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导航器。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纵观中外历史，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每次社会进步无不是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打开思想的樊篱。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要建设创新型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凝聚和支撑。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建设创新型社会，尤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支持。（2）哲学社会科学引导着建设创新型社会各项活动的运作。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个阶段的建设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引导和支持。
3 价值判断
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判断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和准绳，从而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而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创新型社会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是以人们对创新的价值认同为前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在长期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社会实践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获得了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促进各界价值判断标准的进步。
4 协调作用
社会创新的过程，必然包含着体制的创新。一种制度创新不可能完全脱离旧有体制凭空而生。它必然是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否定、去除一些不合理的方面，嫁接或者创新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的一些因素。最终实现的创新，就是新的体制取代旧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正式体制与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会影响到社会创新的进程，如果处理不当，甚至造成改革的失败。所以，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从中起到、协调、沟通、安抚的作用，从而避免或者解决体制创新中产生磨擦与矛盾，顺利实现社会的转型与创新。
二 在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和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途径
1 以观念创新引导制度创新
观念创新即观念的创造与更新，就是要改变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或错误的、不利于实践的既定看法和思维模式，换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得出新的结论或形成新的观点，并据此去行动的过程。本质上观念创新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其过程是人们冲破各种旧的意识形式的桎梏并根据新的存在得出新的认识、树立新的观念，以适应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而进入新境界的思想历程。创新型社会强调的就是人人具有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人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勤于创新、社会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和原来保守的社会形态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别。在观念创新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动力和导向作用。制度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对制度构成因素进行变革，包括规则的变动和组织机构的变动，目的是通过对规则和组织机构做出调整，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求是创新的动力，只有意识到创新的必要，形成创新性观念，才会引发制度创新。社会规律告诉我们：惟思路常新才有出路。观念的更新是永无止境、与时俱进的，在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中，没有创新，不进则退。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是创新的指向标和动力之源。
2 以社科理论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理论创新往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社科理论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变革，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科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和社会科学在促进自然科学与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中，不仅仅是从精神层面上引领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为社会进步创造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物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与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身，其前瞻性、导向性、应用性在直接促进人类自身的不断进步的同时，借助于精神资源向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3 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具有密切的关系，无论科技本身的创新，还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要以制度创新为前提和条件，这里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科学和技术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具有高度的扩散效应和外部效应，属“易逝产权”，在技术和知识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通过法律去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使知识产权无代价地扩散，那么科学和技术的生产就失去激励。因此，就要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用专利等形式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科技本身的迅猛发展和不断创新，我国加入wto后，这方面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更加紧迫。同样，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离不开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正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科技革命才能够导致产业革命。
4 以科技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社会的进步最终必须通过物质基础的全面进步体现出来，而科技创新则构成创建社会物质基础的前提。社会物质生活的全面进步靠的是科技工作者和科研组织，靠的是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生。我们必须通过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生来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建立一套能够促使科技创新可持续发生的动力机制，通过科技创新构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并以物质文明的建设来促进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从而形成社会的全面进步。
5 以文化创新营造创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