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21:42: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创新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英文名称：Tian Fu New Idea(Bimonthly)
主管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0633
国内刊号：51-1035/C
邮发代号：62-24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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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 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 “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与“见（现）民欲” ――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子与告子“杞柳与杯”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 “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6.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0-0060-06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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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观；工程方法论；工程哲学；李伯聪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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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YANG Shui-yang
数学建模论文的致谢词如下文
从爱中学会了爱，将爱升华为大爱，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对天下的博爱!问好作者!
掩卷时分，已是夜阑人静，老和山下的求是园里已难得见到几处灯火。日复一日的写作工作，至今日终于可以搁笔。以前常听师兄说，“博士论文阶段是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当时还不以为然，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分量。博士毕业论文阶段，真的犹如炼狱一般，期间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彷徨，太多的汗水与欢乐!至今日，方才真正体悟到研究的真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之途必将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可是，我无悔且愈发坚定!我是工科出身，考博时毅然从以前的理工科专业转到经济管理专业，当时已朦胧感觉到管理的价值，通过这几年读博期间大量阅读经典文献和专业书籍，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创新论坛、学术报告和主题演讲，聆听导师及其他老师的精彩授课，与师兄弟、同窗的交流探讨，以及通过承担课题锻炼、企业实践和论文写作，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管理这一学科巨大的魅力和价值所在。管理学，作为一门来源于实践的学科，已经并正在持续地彻底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时管理已经并正在持续地创造着巨大的价值!管理学，综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技术科学、神经学、数学、美学、哲学、艺术等大量学科的知识，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形成寓于实践的理论，同时理论指导实践，管理在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已经并正在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依靠实践经验的单纯积累总结，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理论研究所提供的强有力的另一翼：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并提炼出理论，而后理论则能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管理研究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是促使我投身管理研究的动力之一，倘若能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些许贡献，则其间虽历尽艰辛而吾终不悔!
在美丽幽雅的浙大校园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无比珍贵的几载年华，完成了论文和学业，增添了知识和能力，更收获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回想起一路走过的既艰辛又快乐的历程，求是园里几载的成长和进步若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想象的，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马庆国教授。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马老师的悉心指导。从论文的选题、开题、写作到最后定稿的各个环节，无不倾注了导师的大量心血。几年来，从导师那里，不仅得到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而且还亲身领略到了导师的大家风范，特别是导师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洞察力、不懈探索的精神、诲人不倦的师德，以及谦和的为人处事方式，都令我受益良多，成为我一生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同时也要感谢师母姚君老师，几年来她待我若慈，令我虽远离双亲，却倍感家庭的温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谨此向恩师和师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黎立新研究员。多年来，黎老师一直在关心、支持、鼓励着我，我的点滴成长和进步无不渗透着黎老师殷切的期望。黎老师不仅对我有授业之恩，而且还在我论文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了我大量的帮助。师恩似海，永世不忘!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张钢教授、陈劲教授、王重鸣教授、魏江教授、吴晓波教授、郭斌教授、项保华教授、刘南教授、宝贡敏教授、贾生华教授、徐金发教授、邢以群教授等，他们精彩的授课、讲座与学术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学识，对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感谢诸位同门师兄弟姐妹：陈荣达副教授、陈明亮副教授、刘渊教授、刘仲蓓博士后、张红兵博士后、陆静平博士后、徐青博士后、周晓宏博士、廖振鹏博士、谢荷锋博士、柳***博士、王小毅博士、和矛博士、胡旭初博士、叶许红博士、姚涛博士、党红博士、郭小钗博士、朱亚丽博士、莫燕博士、孟丽君博士、孙元博士、戴珅懿博士、袁京鹏博士、王凯博士、许允琪硕士、曾裕硕士、易小梅硕士、王巧玲硕士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博士生期间的同学：孙健、杨敏科、高忠仕、郗河、周新川、崔远健、刘勇、王国保、王铜安、杨春、阮建青等的支持和鼓励。特别要感谢孙健和杨敏科，经常与你们探讨学术、交流问题对我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启迪，也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同窗情谊，一生温馨!
感谢我的朋友：陈义东、曹文凤、李平、李文明、李萌、李建、李成刚、项剑帷、周印东、杨天玲、张勇、邱伟、刘宝姗、陈海涛、王金平、简铃人、邹建、朱振宇、陈建征、陈恩风、朱鸣、周磊、卢新春、曾小林、周春元、邵永同、夏轶群、何虹儒、齐凡、许湘、鹿鹏、杨石等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你们给予我的真诚友情温暖了我的生命!
感谢孙太林、曹文凤、李萌、李文明、李平、陈义东、杨天玲、潘书澜、何焘、曹莹莹、郭昌林、李平、陶林、韦波、赵京、白晶、陈娟、陈锋、陈恩风、张浩、匡建平、廖振鹏、陈华、傅军波等众多朋友在我论文资料收集和问卷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巨大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至亲的父母。三十年来，父母含辛茹苦地将我抚养成人，给予了我伟大而无私的爱，始终在物质上、精神上支持着我，并为此承受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但却始终毫无怨言、不图任何回报!父母无私的爱和殷切的期望始终是我前进的莫大动力!除了父母以外，每每忆起，九十八岁高龄的爷爷，病卧在床已不能走动，我一年一次回家时，爷爷却总要努力挣扎着坐起来看我，询问我的近况，关心着我的学业和工作。那殷殷的目光哦，颤动着我的心弦!我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人生一路走来，特别是攻读博士期间，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感激之情纵万语千言，难写微茫!就请允许我再次衷心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们!从爱中学会了爱，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我将承载着你们的关爱和期望，奋力拼搏，积极进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们!而这种爱的升华终将成为大爱，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对天下的博爱!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于被爱，而在于施爱；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在自己余下的有限生命里，我会谨遵自己心中的明灯，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创造最大的价值，为生命的美好、世界的光明贡献出自己毕生之力!
这种幸福，难以言表。
×××
2008年10月1日于浙大求是园——————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雨的深夜，我的父亲在床边生了一堆柴火，我的母亲躺在四周漏风的那间破屋角落的床上，咬紧牙关，生下了我。29年后，也是在一个下雨的深夜，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我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站起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白天还吵吵闹闹、喧嚣的世界变成一片雨声，让人顿感清净。
我从进入大学到博士毕业整整十二年(中间工作二年，当了人民教师)。在这十二年中，我过得浑浑愕额。十二年前，我身高170cm，十二年后，我身高还是170cm；十二年前，我体重60kg，十二年后，我体重还是60kg；十二年前，我一无所有，十二年后，我还是一无所有。十二年前，我眼睛明亮、有神，十二年后，摘掉眼镜，我已看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手指了；十二年前，我声音洪亮、清澈，十二年后，已经是慢性咽喉炎，声音嘶哑；十年前，我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十二年后，我心如止水，只求温饱；当然，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十二年前，我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十二年后，我成为了一个博士；十二年前，我只懂得砍柴、种田、割草、放牛，十二年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懂化学、环境、数学的复合型人才；但如果您问我这十二年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我将告诉您：十二年前，我十七，十二年后，我二十九。
这十二年中，我最渴望、最追求的是什么？是知识？不是。是美女？不是。而是钱。在我的脑海里，钱就是那种一块、一毛的硬币，我曾无数次翻天覆地的把它们找出来，目的就是去买一包方便面，吃一顿晚餐，而且找的时候不能太仔细了，太仔细了，下次就没有了。有时候，当我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的时候，我想要是天上能掉下点钱就好了，我抬起头，只看到发黄的树叶正一片一片的落下来；我想要是能在地上捡点钱就好了，我低下头，只看见一些面包的包装纸以及一些插羊肉串的竹签。我从没见过天上掉过钱，也从没在地上捡过钱，所以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此我没有信仰。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淳淳教诲和悉心关怀，在我博士三年里，他给予了我生活上、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也许是我十二年大学生活里，唯一知道我名字的老师，也感谢他在承担100多个学生的指导任务下还能给我精心的指导。恩师对我的指导和影响之大，怎样言说都表达不尽，自己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恩师国际化的视野，前沿而精髓的学术造诣，严谨勤奋的治学风格，都让我永志不忘，深刻影响着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衷心感谢学院其他老师给予我的帮助。
衷心感谢各位同门师兄弟姐妹，感谢我们一起度过的苦难岁月。
（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当代大学生的创新不足既与环境有关，也与教学过程有关，物理学是大学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传统教学过程的刻板化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潜力。通过物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有效刺激学生具备一种突破固有理论的“疯子”思维，合适地引导学生延伸创新外延，再结合灵活的高校创新实现机制，使大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得到有效突破，逐步体现基础学科在创新源动力及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比较优势。
[
关键词] 物理教学；大学生创新；“疯子”思维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1-0054-03
[收稿日期] 2014-10-14；[修回日期] 2014-11-25
[作者简介] 孙锡良（1971-），男，湖北武穴人，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物理理论与实验。
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发展，大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明显得到提高，但是，与之不相对称的是社会创新力却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有倒退迹象，尤其是大学生原始创新的精神与动力有明显减弱的趋势[1]。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教育体系的设计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老师对学生的思维引导有关。教育体系设计的不合理让学生耗费了大量精力消化无用的知识，大量时间浪费在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科目上。长期以来，老师对学生的思维引导习惯于用规范性与合理性来要求，极少用科学上的非理性思维进行引导，学生缺乏跳出常理的冲动和否定现实存在的勇气。从最近公布的国际高水平科学家创新论文数排名来看，全球6 000多名入围者中，中国大陆只占了5位，其中还有两位长期在美国做研究，说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决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力，必须尽快突破传统的思维瓶颈。
制约大学生创新的思维瓶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敢想，二是不会想，三是空想。不敢想，是创新能力不足的起始点[2]。古人能想到“顺风耳”“千里眼”等夸张的战争工具，体现了他们对某种先进力量的渴望，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但后人帮他们实现了：人类利用电磁波传输就可以收听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声音，人类用视频信号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个位置的人与物，人们可以利用gps系统观察到地球上小于1米的物体。不会想，主要原因是理论与实践基础的浅薄，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不足，大学教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一点。物理学本是关于自然界最本性的科学，也是最能启发学生创新的科学，但由于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师水平的局限性，没有让学生善于思考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有部分大学生敢想也会想，但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实践去验证，或者说没有创新实现机制，结果全变成了空想，自然不会有创新成果的出现。
一、 努力培养大学生突破现有物理理论的“疯子思维”
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结论延续了近两千年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直到伽利略的实验才打破这种“常识”。然而，这种历史性的打破并非易事，伽利略的行为被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并称他的行为是疯子行为，罗马教庭审判他终生监禁，后来改为软禁在家。即使这样，伽利略仍然里程碑式地改变了物理科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质疑应成为物理学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常态思维，包括对经典物理理论和近现代物理理论的质疑。质疑是物理学发现新问题的源泉，物理学家或者物理学爱好者提出质疑必须要带点疯子的特征，所有人都怀疑你，你也必须有坚持探索与验证的决心[3]。爱因斯坦是近代公认的最伟大科学家，他的理论E=mc2已经成为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学说。但是，这个理论真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为什么与光速是平方关系？为何不是1.5次方？为何不是2.5次方关系？为什么一般公式的指数全都是量子化的？这些问题都是学生可质疑的，哪怕99.99%的人都说你无知。
哲学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相对真理，而物理学理论中则有很多“绝对真理”，比如说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在可见的宏观世界，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找到绝对相同的两件物品，即使是同一模子印制出来的两个物件也不可能绝对相同，而物理学中却把所有的电子认为是绝对相同，做出绝对结论的科学逻辑是电子绝对不可能再有下一个层次的分级。事实上，电子是有质量的，有质量的东西就有理论上的空间构成，有理论上的空间构成，就应该存在结构相异性，电子真的都一样吗？守恒是普遍规律吗？
二、正确指导学生拓宽现有科技创新的外延边界
物理学是基础理论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实验科学，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不是简单的说教哲学，归根到底它还要服务于人类，也就是说要能够应用到社会实践，与工程科学实现有效对接。当前的物理教学显然缺乏对学生的广域性引导，学生的创新始终局限于教学科目内部，教与学都和创新联系松散，降低了物理学在大学教培养过程的可容纳地位[4]。
物理课堂中经常会讲到压电体，它是一个受压产生电流的物理过程，很直观地把压力和电流串联在了一起，工业中也有一些应用。不过，有关压电体的拓展应用还远远不够，比如说与能源消费的联系，在任何一个城市中，汽车已经成了只比人少的运动物体，它要消耗很多的能源，不停地运动着，却缺少能量回收系统，如果把汽车行走时产生的压力通过压电体产出电能储存起来，不就是间接将一部分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了吗？这类课堂引导非常有用，不但可以对压电体本身深入研究，还可能交叉研究储能技术和能量回收系统的构成。
在现代冶金技术中，如果要从原矿提取可用金属，几乎没有一种金属不需要通过化学过程，几乎没有一种金属的冶炼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物理学在冶金技术上的应用被完全漠视。然而，物理学是不是就不支持传统冶金呢？恐怕不一定。在电学一章中，经常会提到粒子的偏转问题，带电的粒子在电场中偏转轨迹不但与电场有关，而且与带电粒子本身有关，也就是说，不同的粒子，从原理上讲会有不同的偏转轨道，如果能把这一特性应用到金属元素的提取上，是不是有成功可能呢？不妨引导学生从两方面构建物理模型，一方面，可构建不同带电粒子在同一电场中的偏转规律，另一方面，可构建不同电场对不同粒子的偏转影响。把两个模型进行对比，有可能找出各种不同粒子的偏转可筛选性，从而建立一种金属分离技术的理想模型，为物理冶金提供理论支撑，如果真能实现生产实践，将是冶金技术领域革命性的突破。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电场和磁场是传统章节，教学过程比较单调，学生的积极性不高，电场测量和磁场测量也已经是成熟技术，学生的创新空间不大。然而，老师可以把电磁场与人体的生物场紧密联系起来，在现行的人体识别技术中，有指纹识别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前一项已经十分成熟，后一项也正在完善之中，唯有生物场识别技术无人关注。生物场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并且每个人的生物场都不一样，具有唯一性，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生物场的测定，如何将物理学的电磁场技术与生物场技术从理论上融为一体就十分关键，电磁场可以相互转化，生物场是否可以与其实现相互转化呢？如果可以，测定场强就有可能性，如果每个人的生物场都能有效测定，那么，不但只是应用在识别领域，而且还可以利用它研究人类的生命规律，用物理的方法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减少对化学药物的依赖。
三、创造条件带领学生把创新设计转变为创造成果
青年大学生可能不缺创新思想，可能也不缺创新动力。然而，真正要把他们的创新热情转化为创新成果并不容易。有好的想法，并不一定有条件让其实现想法，实现了由想法到设计的转变，又不一定能够让其初步设计转化为现实成果，转化为成果以后，学生又不一定能够享受成果带来的好处，往往因多种原因名利双失，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创新积极性[5]。
激发创新思想是老师的责任，把创新思想转化为具体设计既要依靠教师，又要依赖学校创新基金的支持。有了设计，再把设计转化为成果，既要看设计的高度，还要看成果转化的通道是否理顺。如果高校管理者能够把从“思想激发——创新设计——实践设计——成果转化”的一条龙服务做好，青年学子的创新力会是巨大且无穷的。
目前，比较好一点的大学院系都有创新实验室，也有创新成果展览室，但是，大部分都流于形式供参观之用，并不能起到对全体学生的创新激发作用。对所有应用型实物性创新，应该采取公开展示的方式进行推广，对每一项成果的理论、设计、成果、获奖及应用等全貌再现，以鼓舞有志于开拓创新的智慧型青年投入到创新活动当中。
四、结语
物理学从传统意义上讲是一门理论基础学科，从现代意义上讲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所有自然科学学科的支撑学科。物理课堂不但是经典理论的传播课堂，也是科技创新精神的诱发地，突破创新瓶颈，不能只靠定向的科研项目，同样可以依靠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以及丰富多彩的演示教学。要有效地把学生的思想引导到创新思维当中，而不是把知识灌输到学生的思想当中，学生疯狂地渴望创造新的知识，创新才算是真正的起步。科技创新是“思想疯子”的爱好，不是所有人的产品，物理学是最能塑造“思想疯子”的课程，是各工程学科永远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胡亚联，张昱.大学物理创新教育与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理工高等研究，2003，22（6）：49.
[2] 梁乃兵.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要突出物理思想和方法的教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1， 6（11）：178.
[3] 陈沙欧，孙欣.理工结合开放办学培养物理学科创新人才[J].高教研究，2013（26）：82.
[4] 李松龄，李明雪.高等物理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改革构建[J].高等理科教育，2011，97（3）：142-143.
〔关键词〕 《焦氏易林》；文学视阈；经学典籍；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84-04
一、文学视阈下的《焦氏易林》研究回顾
西汉著名的易学大师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又被称作《易林》），正如钱钟书所言，其目的原本是“为占卜也” [1]（539），乃传《易》之作。但是，由于《焦氏易林》是用《诗经》的四言诗形式，模仿并创新《周易》体例而成的4096首四言韵语短诗， 很多林辞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故而闻一多称之为“盖事虽《易》，其辞则《诗》”。[2]（65）
（一）唐――清朝：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片言点评
《焦氏易林》自问世后，被正史所记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被列入子部历数类。与此同时，后人开始了对《焦氏易林》的文学研究。唐朝王俞在为《焦氏易林》所作序文《周易变卦序》中论述了《焦氏易林》作者、性质、占卜的准确性等问题，特别强调了《焦氏易林》“辞假出放经史”，具有“言近意远”的特征[3]，标志着《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已受人关注。宋朝黄伯思赞其“文辞雅淡，颇有可观”[4]；陈振孙则称之“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5]而最早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焦氏易林》的，是明朝的杨慎。他在《升庵集》卷五三中说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观之，过矣……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6]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编《诗归》时就从《焦氏易林》中精选了五十三首林辞，并且逐首品评。钟惺说：“其语似谶似谣，似浑似隐，似愚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为文也。”[7]
古代学人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研究只限于只言片语式的评论，或从文辞入手，或从用韵落笔，但都明显认识到《焦氏易林》不仅仅是一部占筮之作，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二）二十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继续开拓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闻一多首先慧眼识珠，选辑《焦氏易林》林辞一百二十多首，题作《易林琼枝》，置于《乐府诗笺》和《唐诗大系》之间，并高度评价易林文学价值，“《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2]（61）闻一多从《焦氏易林》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确认了《焦氏易林》是诗，成为学界定论，廓清了人们对《焦氏易林》性质的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闻一多还列举了对《焦氏易林》研究的大纲，惜因罹难而未能完成。
钱钟书继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大力开掘，在《管锥篇》中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了《乾》、《坤》至《未济》等三十林林辞的高超语言艺术、立象艺术和说理艺术等，旁征博引，妙论层出。[1]（535-580）钱锺书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论述，往往就某林某个字词展开，对《焦氏易林》遣词、用韵等没有做宏观上的概括，但能小中见大、以点带面，在开拓《焦氏易林》文学价值方面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
唐明邦在《大衍新解・序》中高度赞扬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大都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诗句明白晓畅，引人深思，有雅俗共赏之妙，无矫揉造作之嫌。从切身事物谈起，便于读者触景生情，驰骋想象，通过日常见闻，启示深刻哲理。”[8]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焦氏易林》以形象思维表述哲理的类型，可谓难能可贵，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杨书诚在《白话焦氏易林・序》中指出，“《易林》诗歌，不光是数量上，多达四千零九十六首，远超过《诗经》；其比兴手法之运用，词汇的丰富与音韵的讲究都有其不让于《诗经》的独特成就之所在。”[9]可惜的是，杨氏并未就音韵的讲究等问题深入展开研究。
（三）二十一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深入发掘
在当代学人的研究中，陈良运最为系统研究了《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并出版专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焦氏易林》诗选，选出《焦氏易林》林辞481首并进行了注解和诗意阐释；中编为《焦氏易林》诗论，从各个角度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学意蕴和文学价值；下编为《焦氏易林》作者考辫及其他，详加考证《焦氏易林》作者为西汉焦延寿。陈良运对焦延寿评价极高，如认为其为我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第一位自觉创作哲理诗、寓言诗的诗人，第一位擅长炼字、炼句、炼意的诗人等。[10]
此外，卞孝萱明确指出《焦氏易林》“本为占卜所用之书，但其多以四言韵语写成，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故受到古今一些视野开阔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的重视。”[11]（172）卞孝萱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文学意味：一是《焦氏易林》所体现出的浓浓的抒情性；二是《焦氏易林》中的哲理诗并不是直陈式的训诫说教，而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比喻或事物描述寓理其中，意味隽永，启人遐想；三是《焦氏易林》中某些林辞的词语简练准确传神，充分显示了其具有诗体文学的特征。[11]（174-178） 卞先生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阐述，在某一方面如词语的简练传神，进行了深化，但总体上对前人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
刘松来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论述了汉代经学对《焦氏易林》的影响，从形式上看，《焦氏易林》“既受到《易经》的影响，同时更与《诗经》密切相关”，内容上则表现为《焦氏易林》明显受到三家诗的影响，同时表现出西汉今文经学的众多思想。[12]
张启成在《诗经研究史论稿》中充分肯定了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的诗学观点，“首先在于他能从《诗经》原文着眼，比较实事求是地阐述诗义；因而他的一些见解，与现代研究者的观点，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能提出一些比较独特新颖的看法，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经》的本义，颇有一些启发作用。”[13]（59-63）张氏还高度赞誉了《焦氏易林》论《诗》的三个优点：就诗论诗，附会之说较少；封建论理色彩较少，对情诗和恋歌有明锐的观察力；善用形象的语言阐述诗义，注重刻画诗歌作者的心理感受。[13]（66）
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中，分别从《焦氏易林》对《诗经》篇目的评述，对《诗经》词语的化用以及对《诗经》篇章的重写三方面论述了前者对后者的的文学接受和阐释。[14]
张新科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分别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及《焦氏易林》所体现的经术与文学融合的问题。张新科认为《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体现在外在的形式――四言句式和韵律，内在在精神――“言志”“抒情”的诗学传统以及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来抒感，将《周易》的哲理、思想形象化。张新科还认为《焦氏易林》是“经”与“术”的融合，又因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解释，大量化用《诗经》的诗句，足以显示其独特的诗学特征，故而得出结论，《焦氏易林》“是《诗经》四言诗的继承和发展”，“是《诗经》与《易经》的融合，是经术与文学的结缘”。[15]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界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探讨有蓬勃发展之势，陈良运开其先河，用力最深，成果也最为显著，这也得益于他长期对诗歌和诗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学者加作家这一特殊的身份。可以这样说，在陈良运之后，《焦氏易林》纯文学领域的挖掘，留给当代学人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当代学者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研究放在两汉经学背景下，放在《诗经》研究史的长河里，放在文化的视野中，研究的视阈拓宽了，研究的进路发展了，不再局限于遣词用韵等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学位论文有刘银昌的《四言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和在《四言诗研究》基础上撰成的博士论文《盖事虽，其辞则诗――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该文重点探讨了《焦氏易林》的各种诗体，如游仙诗、咏物诗、寓言诗等，并指出了《焦氏易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李绍萍《论与先秦两汉文学的融会贯通》（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重点从《焦氏易林》的取象以及它与《诗》学的贯通上，来体现《焦氏易林》在经学与文学的融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但文章对《焦氏易林》与易学、《春秋》学以及汉代诗歌等关系，论述不足，留有遗憾。
此外，还有单篇论文如程建功的《略论对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 6期），从《焦氏易林》师承关系、写实手法、句式特点、语言风格及表达方式等方面探讨了《诗经》对其的影响；陈昌文的《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新论》（《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从《焦氏易林》用“象”的类型和塑造方式两方面论述其作为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并进而考查“《易》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钱健的《古歌发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和羽离子的《中的文学瑰宝――诗及其艺术》（《中国道教》， 2001年第4期），则主要论述了《焦氏易林》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及呈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特征。张玖青在《论的说――兼论的作者》一文中考察了《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认为《焦氏易林》是一部融汇贯通《诗经》和《易经》的文学巨著，且认为通过《焦氏易林》可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所产生的影响。（《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智宇晖在《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中，探讨了《焦氏易林》女性形象在情感世界和道德世界中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并述及《焦氏易林》母亲形象的象征意义（《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田胜利在《沟通卜筮与文学的桥梁――中动物意象浅议》一文中重点论述了《焦氏易林》动物意象的分类和作者的情感指向，动物意象分布所呈现出的特征及原因以及动物意向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艺术特色。（《学术交流》，2012年第7期）
上述论文往往就《诗经》或《易经》在文学方面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和上文论著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立论之处，且对先前其他经典对《焦氏易林》的影响鲜有涉及，不无遗憾。智宇晖和田胜利的论文再次回归到《焦氏易林》文本当中，从某种意象切入，由文学研究迈向文化观照，算是有益的尝试。
二、《焦氏易林》有关研究的展望
《焦氏易林》的文学性、思想性、作者归属等问题，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焦氏易林》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依然相当薄弱，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一）《焦氏易林》与先秦典籍之间的关系研究
对于《焦氏易林》援引先秦典籍，学界偶有提及，如刘银昌的博士论文《盖事虽，其辞则诗――文学研究》和杜志国的《研究》在部分章节涉及到《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引用问题，惜未一一考证、深入展开。也有学者就先秦某部经典如《易经》、《诗经》等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但还未见综合考察、详加论述、一一考证先秦最重要的经典与《焦氏易林》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这也不是单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故在这一方面还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焦延寿通晓先秦至西汉中叶典籍，而《焦氏易林》援引经书尤为显明，其中又以援引《周易》《诗经》和《左传》最为突出。潘雨廷也曾论述《易林》道：“盖凡所系之辞，莫不渊源于《易》，且以《诗》、《书》，《左传》及史迹等以实其象，可谓善于文矣。”[16]据笔者统计，《焦氏易林》林辞中有140余首援引《周易》，涉及《周易》经传70余处；有500余首林辞援引《诗经》，涉及《诗经》篇目70余首280多处；有140余首林辞援引《左传》，涉及《左传》原文80余处（由于林辞达四千余首，笔者虽一一寓目，但也难免有所误差）。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专书对《焦氏易林》援引先秦经学典籍进行综合考察，这是《焦氏易林》研究方面有待开发的新领域。
而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周易》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周易》的继承和新变，进而发掘《焦氏易林》在《易》学上的价值、地位和影响；而考察《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可以看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借鉴与创新，进而体认作为《齐诗》之《焦氏易林》的《诗》学价值、地位和影响；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左传》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春秋》学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通过综合考察《焦氏易林》本身及对《周易》《诗经》《左传》的援引，还可以发现其性质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
总之，考察《焦氏易林》与《周易》《诗经》《左传》等经学典籍的关系，可以发掘《焦氏易林》的易学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可以发掘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可以拓宽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将目光投向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领域，并如傅璇琮所言，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17]
（二）《焦氏易林》自身文献价值研究
《焦氏易林》林辞达4096首之多，有众多林辞涉及到西汉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举凡西汉中前期的政治经济、战争外交、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等，无不包容于其中。通过对《焦氏易林》中这些林辞的考述，可以佐证西汉中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汉高祖的“白登之围”，汉武帝的出击匈奴等；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如林辞中描述了大量的农作物产品以及农耕渔猎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前期农业的长足进步；林辞中大量的道家人物的描摹和仙道形象的出现，印证了西汉中前期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敬畏和对长生不老的企盼；《焦氏易林》中还有不少林辞涉及当时的民风习俗、异域风情，真可谓反映西汉社会现实的一面明镜。总之，《焦氏易林》的林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当代研究西汉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对《焦氏易林》这些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大的开拓余地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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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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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释相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是中国古代文论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命题以及演变规律等均需溯源于此，是古代文论具有独特民族性格的传统渊源。因此，对儒、道、释思想没有深刻了解之人，是无法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著者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对儒、道、释思想皆有深究，这使得其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开阔的视野。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和审美意象生成的研究，就是在考察儒、道、释诸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拈取相关文论进行析论的。著者指出，作为艺术直觉的动态心理形式，“虚静实质上就是艺术直觉在进行创作活动时，主体心灵静极而动、动极归静的辩证运动的心理历程。”[2]1然后就其结构及动力因素展开论究，得出“艺术直觉，是中国古代形而上的艺术论的建构核心，它以老庄的直觉思维方式为导源，以虚静为其动态心理形式，强调心灵的空明宁静，而不流于幽昧的平板死寂……”[2]12对艺术直觉的形成及其运行过程作了充分的揭示。这一研究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背景，且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形而上精神的准确把握之上的。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释思想深入渗透的结果。著者认为，“中国形而上之艺术理论，氤氲着道家、禅宗的玄远灵动的精神；重‘体悟’的艺术精神与庄禅之道，可谓脉脉相通，息息相应。”[2]13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的研究，只有从道、禅思维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触其本真。著者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拈出两组看似矛盾的命题，以此入手仔细甄别道禅致思方式的特点及其在诗论中的运用，对艺术直觉的整体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形成最终的结论，“所谓艺术直觉就是指审美主体高度浓缩推理过程，超越理性思辨，对审美客体所作的模糊整体性的直入本质的审美观照”[2]26。这一结论无疑凝聚了著者对庄禅智慧精神的深切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晋玄学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也是印度禅学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虽号称“新儒学”却也整合了道释之观念。它们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风尚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通过对主体心灵的作用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命题、范畴以及审美趣味中，左右其流变。如著者在《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玄学、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揭示了南朝诗风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玄学、佛学对诗人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所致。儒、道、释之间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意蕴极为深厚。同一命题、范畴在深受三者影响的文论家或著作里其内涵各个不同，面目各异，故在研究时既要别异，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在研究《乐记》中“遗音遗味”说时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异，认为本于儒家礼乐文化而产生的“遗音遗味”说，其影响在于东晋以后形成“以味论艺”之风气，而其渊源则是受到古代饮食文化和儒道释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这一研究，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宏观研究时，需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类比、庸俗阐释，当为研究者所重视。著者曾从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思考，“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径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与‘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3]。那种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难免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导致传统文论“个性”的丢失。鉴于此，著者在研究时，立足于古代文论本身，博考诸文，以究其实。又贯通古今，察其流变，在中西对话中彰显其民族性、发掘其文化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的研究，著者从严羽提出的诗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别材”、“别趣”与“书”、“理”相关而又不得不相关这两组“悖论”入手，认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较为接近现代文艺哲学中的‘直觉’范畴内涵”，因而“比司空图更具有现代意义，他的两大命题已点到了艺术直觉最主要的特征”[2]14。这一见解显然是以现代艺术哲学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为参照，旨在分析以该命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直觉理论的现代意义，从而把古代文论与现代艺术理论贯通起来，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直觉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即是将中西文论视为同等的主体，进行比较，以示其同异，并沿着既定目标进行相互阐释，使之相互融通。这样既保证了中西文论各自的文化性格，又避免了简单的比附，随意的肢解。著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关于“艺术直觉”理论时，曾引美国文论家阿恩海姆、柏格森以及苏珊•朗格等现代西方思想家、文论家的直觉理论进行剖析，但并不只停留在中西文论的异同层面，而是注重它们之间的会通之处。这种会通研究就有这样的研究意图，即对艺术直觉的“直入性”等诸多特征的认识，虽属于现代西方艺术哲学之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却早已有之，这一发掘，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创造性价值得以凸显。注重中西文论会通在研究效果上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古今贯通中彰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二是揭示古代文论在思想史上、文化史上的存在价值；三是揭示中西文论作为人类精神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这三点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如在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时，著者就注意到“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就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2]146，从而把现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创立与中国古代文论联系起来，既有揭示中西文论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有借此显示中国古代文论对现代中西方文论的创造性价值之目的。著者认为，“因为中西文化交融创生，如果完全泯灭差异的‘同’就不是真正的‘和’的理想境界；只有坚持‘和’而不‘同’才能真正迈上全球化的理想发展之途。对无比丰富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必须遵循‘和’而不‘同’的思想方法。”[2]276（《王国维‘境界’说的传统曲论资源》）这种‘和’而不‘同’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荀子《正名》篇云：“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著者正是怀此三“心”来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故其所论多有真知灼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丛稿》虽只是著者部分研究成果之结集，但著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的创新据此可略见一斑。如在感官诗学、文学地理学等方面，著者身居前沿，有拓荒之功，非本文之所尽论。著者学有正脉，相继禀受著名文论家梅运生、祖保泉、张少康诸先生之真传，又亲聆王元化等学界前辈之教诲，故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有建树，实是有其渊源所自。上文所论是著者经多年学术历练而形成的系统的治学方法，其中自然凝聚了学界前辈的治学智慧。因此，该书的问世，其意义不仅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走向深入，亦为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学范式。（本文作者：郭青林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省级精品课，由“唐诗宋词名篇导读”、“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红楼梦》导读”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组成，每门课程均为36学时。该系列精品课除为中文专业学生讲授外，主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中“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最早开设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讲授历史；“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开设于2005年，“乐府诗导读”开设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历史。5门课程联系紧密，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讲授中国古代诗词、乐府、小说、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课程。在中文系专业选修课教学乃至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学中，该系列课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课程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于2010年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教学团队。团队（课程组）成员有23位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讲师7人；博士18人，占总人数的78.3%，大多数为学界著名学者的弟子。职称、学缘结构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年富力强，富于发展潜力。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优秀人才，山东省首届省级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批首席专家。其他成员有30余人次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和市校级优秀教师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教育先锋等各类教学奖励与表彰。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10年，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2013年，“《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2005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2－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2007）和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2011-2013），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五、结语
关键词：主体性;大学生;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5）23-0019-02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自主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内在需要，创新型人才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未来的生力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意识已成为其综合素质的重要组织部分。如何进行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认为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发展人就要发展人的本质属性。以主体性的视角探讨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为教育、管理、教学等方面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一、主体性和创新意识的基本内涵
主体性是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本质属性，它是在人作为活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体现的，具体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基本特征。首先，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主性是主体性的首要表现。人的自主性是指主体在主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自己主宰自己的本质力量，自己选择客体以及发展方向，体现着主体对自身及客体的支配权。“主体性本质上是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呈现的能动性”。其次，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性。能动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能够自觉、积极、主动地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对客体发挥作用和影响，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认识和实践。如果说自主性侧重于主体权利，表现为主体对活动诸要素的占有和支配，那么能动性就侧重于主体能力，表现为主体活动的自觉选择和能动改造。再次，主体性表现在主体的创造性。创造性是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使人成为活动主体，且与动物分离开来，也正是有了创造性，人的主体性才显现得越来越强。
对于创新意识，在相关资料中尚无完全统一的说法。综合各种表述，创新意识有驱使个体进行创新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含义，是心理上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推动力。有着求真求知的主动意识、追求新异事物和真知灼见的强烈欲望，大胆质疑、标新立异的思想观念，不满现状、勇于开拓的奋斗精神。与创新思维比较，创新性思维的本质在于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而创新意识作为内在的驱动力，更多地处于感性阶段。另外，创新意识是引起创新思维的前提和条件，创新思维是创新意识的必然结果，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人的主体性与创新意识的关系
在分析创新意识和主体性两者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创新意识和主体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1. 确立主体地位是形成创新意识的重要基础
“人的发展必须先靠主体性的发挥来获得，人的主体地位也是在主体性发挥过程中呈现。”对于形成创新意识，确立主体地位是一个重要前提。当人们用已有的方法和手段仍无法使心理恢复平衡时，就可能寻找新的方法和手段或革新旧的方法和手段，这种意识就是创新需要的意识，即“问题意识”。它是创新的最初动因和原动力。岳晓东教授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之我见》中指出，当前学生创新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障碍是思维标准化和知识无活动力化。特别是在我国应试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思维标准化的情况更加严重，思维标准化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起到功能固着、权威迷信、思维惰性等负面影响。主体地位的确立，才能保障主体权利的实施，也才能保障主体性的发展。因此，在教育过程中确定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成为教学的主人，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师生教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主体性的发展，为形成创新意识提供基础。
2. 形成主体意识是培养创新意识的关键
主体意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观念表现，包括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只有当他能够自主活动并意识到自己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他才最终成为主体。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并不断学会按照自我的意愿，同时也按照社会的要求来设计自我、完善自我、创造自我、造福社会和人类，将自我变成真正的实践主体。主体意识越强，参与自我发展、在学习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自觉性就越大，从而在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力量，不断地调整、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从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内涵来看，没有主体意识，是不可能产生满足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也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的主动意识、发表独特见解的意识。
3. 人的主体性发展促进创新意识的形成
人的主体性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性发展好的人，就会做自己发展的主人，就会主动地发展自己。正是在主体性发展的过程中，人对自身逐渐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且进行自我改造;也是在主体性发展的历程中，人能动地适应、改造外在客观世界，而不是被动地受外在世界的支配。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外在世界的改造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突破的过程。主体性发展得好，就会主动关心自身、社会、外在世界的发展，关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心问题的解决，发扬对出现的各种现象质疑的精神，并产生解决困难的内在动力，这也正促进了创新意识的形成。
4. 创新意识是主体性发展的高度体现
创新意识作为驱使个体进行创新行为的心理动机，是与创新有关的一切思维与活动的起点。“创新意识的实质就是问题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促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发现问题、主动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创新。人的主体性具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外在表现，如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创新性等，对学生来说，在学习活动中独立提出新问题、新思路、新方法，都是他们独立思考的一种创新，正是他们自主性、能动性、创新性的结果，也是他们主体性发展的体现。主体性的这些外在表现，与创新意识的实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创新意识是主体性的体现。“创新是人对已有认识和实践的超越和突破，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体现，也是人之所以能发挥创造效应的深层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项报告曾明确指出，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爱好挑战，这一切都是进行创造和革新的保证。正是在创新的过程中，体现出创新意识是主体性发展的产物，是主体性发展的高度体现。
三、主体性视角下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以主体性的视角推进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不但需要形成一种以人为本、有利于创新意识培养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在教学方法、校园环境、培养平台等方面加以改进，以促进创新意识的培养。
1.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主体性教育理念
要摆脱传统教育的弊端，首先必须确立主体性教育理念，明确教师与学生同为教育教学过程的双边主体。“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教师与学生同为教育过程的双边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教学活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不同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教师和学生分别是这两个过程的主体。在第一阶段中，教育者为实践的主体，受教育者及知识要素属于教育者实践和认识的客体;在第二阶段中，受教育者是学习的主体，教育者和知识要素属于教育者学习的客体。在双边主体的教育理念下，要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发挥和发展教师的主体性，给教师更大的自，在遵循教育目的和遵守教育法规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来设计、规范教学，自主选择教材、教法、教学组织形式。
同时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实质在于建构学习主体，授人以渔。特别在大学阶段的教育，要更加注重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掌握，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创新。通过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主体性的途径，实现教育过程成为建构学习主体过程，同时通过建构学习主体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2. 保障学生主体地位，形成有利于主体性发展的良好校园环境
要促进创新意识的培养，就要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生个性和自主性发展的良好校园环境。具体要从管理、校园氛围等方面入手，改变传统教育中束缚主体性发展的方面，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尊重并保护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得到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允许专业转换，大力开展选修制、辅修制、导师制，不断减轻学业负担，创设自主学习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营造民主、开放的校园学术氛围，促使学生独立思考、自主钻研，从传统的继承性学习转向自主、研究性的学习;还可以依靠学生、服务学生，充分发挥学生在管理中的主体。
3. 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对比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差距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究其原因，与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注重启发式教学不无关系。如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也采用讲授法，在课堂中鼓励学生提问和讨论，学生在讨论与思考中掌握新的知识。讨论课上学生与教授一起，就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教授只在其中起引导协调的作用。正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思维碰撞、整合，极大调动了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启发式教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课前预习，主动思考课程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要突出重点，重视讨论与交流，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同时，结合不同的课程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如社科类课程可以通过搞调查、写论文、演讲、案例教学等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掌握研究的方法，数理类基础课宜采用精讲多练的方法，教给学生推理方式和逻辑思维的方法。
4. 改革评价体系，鼓励自主创新而教
教育评价具有导向和反馈等重要功能。长期以来，高校评价普遍都是期末考试定结果，教师为考试而教，不顾学生个性的发展，“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因此，教育评价不但要完善评价的内容，而且要完善评价过程及方式。首先，在评价内容上，不能只注重学业成绩，应该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在评价过程中，必须将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有效结合。再次，在评价模式上，不但需要教师的评价，更需要自主评价。只有对自己的活动做出正确的评价，并善于分析自己活动的人，才能称得上一个有主体性的、会独立自主的人。
5. 打造培养创新意识的平台
通过完善培养创新意识的平台，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强化图变创新的意识。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做好对实践教学的保障工作，完善实践教学的比重，构建开放式实训室，注重实践教学与自主探索相结合，重点放在研究方法的培养及实践能力的提升上;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使他们尽早熟悉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在动手动脑的科研活动中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特别是加强学生中学习型社团的培育，让学生在社团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培训、自我发展，以此为平台进行专业技能训练和专业技能比赛;还可以推广研究性学习，在研究性学习中培养创新意识。研究性学习强调教师的“教”转变为强调学生的“学”，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为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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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体育教育；社会发展；理论基础；反思；建构
一、反思：现代体育教育之目的
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人们向往的目标。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美学见解更深刻明了，他把质朴的生活神圣化。那么，“为生活的体育”也因此可以是崇高的事业，而倘若异化出一种为“体育的生活”来，体育教育又何以面对神圣与崇高呢? 体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的健康体魄、发展人的完美人格。然而，当前有些体育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正与这种教学目的发生偏离。这不禁让人想起20 世纪初蒙台梭利所描述的情景：“孩子们像使用针钉在桌子上的蝴蝶一样，无奈地伸展着那获得了些贫瘠的无意义的知识的翅膀。”那么，体育教育究竟是“为生活的体育”还是“为体育的生活”呢?
1. 1 学生生活的本性“玩”：为生活的体育
“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相对于工作，人们需要在毕业论文闲暇时间里从事轻松、快乐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玩的效果，就成了人生目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一个人还需要用玩来调剂生活，消除疲劳，使人能更好、精力充沛地工作。而要“玩得有文化”，就离不开体育。这种“体育”是为了生活的体育。其一，为生活的体育，首先是在生活中进行的自然、自由、自主的体育。学生生活是追求自主、自我的一体化的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空间里伸张着生命的力量、创造着崭新的智慧和情感世界。因此在生活中进行的体育要把体育的方式、方法、技巧等内容组织起来。体育课中灌输的内容不等于吸收，体育教育如同灌输的效果，即必须研究吸收，吸收是自然的、自由的、自主的，而且还伴随着愉悦的情感，学生身心能否健康发展，关键要看体育的思想灌输效果。
其二，为生活的体育，要以培养人的生活能力为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把终身教育的四大支柱概括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显然突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能力。以培养人的生活能力为目标，其实是把人为分析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性指标综合化、活动化等主体行为实践化。因此，体育教育不是把体育学科知识“塞进”学生大脑，而是渐进的理解与掌握。
其三，为生活的体育，终究是张扬人的生命活力，阐述终身体育的教育。因为生活的体育是真实、朴素的体育，个性化可以真正释放人的个性。这种个性淋漓尽致地释放，可以培养人的完美个性，健全人的人格，使体育课堂真正成为适合学生健康发展的现实生活，使体育终究成为人们终身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
1. 2 体育教育的“育才”目的：为体育的生活
现代体育教育活动是育人而不只是育才，是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人群。因此要侧重于个性化教育而不是标准化教育，是创新教育而不只是承继性教育，是开放式教育而不是封闭式教育，是终身教育而不是阶段性教育。
其一，为体育的生活，是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不自然、不自由、不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单纯的承认”，而是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就失去了选择性。因为从理论上讲的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甚至于主张“以人为本”等等只是形式上的提倡，而忽视则是潜在的、也是实质性的。这种“盆景式”的教育形式无疑不利于学生自由自在的成长，也不利于培养出具有鲜明个性和学有专长的学生。
其二，为体育的生活，对于学生而言，可能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厌恶的生活。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了给予学生的一切东西，但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因此，某些体育课不能适合学生的日常生活，而是以一种“育才”目的削足适履地适合它。这种体育课没有考虑学生的身心感受，因而对于教学要遵循学生的生长规律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为体育的生活，实质上是替代了真正意义的学生生活体育。体育心理学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动机原则，即要满足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和需要。而为体育的生活恰恰丢弃了这种认识，因而学生的体育生活也就成了外在的、间接的动机。
二、建构：休闲体育教育的理论基础
目前，信息革命使人类的体力劳动降至最低的强度和范围，知识经济也使人类的体力失去了在生产力中的重要意义。伴随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和沉重的压力，对学生来说，则面临着升学、学业、分配等各种压力，背负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沉重的生活负担，这可能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他们特别需要一种缓解、释放或转移这种压力的方式。而休闲体育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所以，要改变学生只知道学习而不会“玩”的现状，就要进行休闲体育教育。所谓休闲体育教育是一种通过身体活动谋求个体身心健全发展的集竞技性、表现性、娱乐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余暇生活方式，它不仅可以促进个体的生活健康、满足个体需求，而且可以充实学生文化生活，提高学生文化水准，改善生活品位，使学生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的提高。所以休闲体育的本质取向就是为生活的体育，引导学生去热爱、认识、理解、体验、学会生活体育。
由此看来，休闲体育教育是一场使人能够通过休闲改善和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全面运动；一个使人明确休闲价值取向和休闲目的的过程；硕士论文能够帮助人们自主地确定休闲在生活中的位置及从休闲的角度认识自己；一种贯穿于从进入幼儿园以前到退休以后的终身教育；一种与人们的休闲需求、休闲价值趋向和休闲能力有关的活动；一种通过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他们获得令人满意的、高质量的休闲体验的活动。休闲体育教育是为适应学生生活需求，让学生充分吸收体育运动营养助长其生活能力，张扬生命能力并创造美妙生活的活动。它将架起从“为体育的生活”到“为生活的体育”的桥梁。
2. 1 久远深邃的休闲思想基础
2. 1. 1 西方休闲思想的演进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 休闲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等思想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美国学者凡勃伦1899 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告诉我们，近现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在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有可能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压抑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造成了人的异化。以恢复人的本真，重新思考休闲为基点，人们开始对传统信仰和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珀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中指出休闲有3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波瑞特比尔则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认为人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未曾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理论。他的《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基础的教育》两本书对休闲影响人类的价值和情感、人的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所著的《游戏的人》一书中，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提示人们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
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是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的一种基础。这一定义包括了内在的心理动机，并且有所超越。
2. 1. 2 我国休闲思想的传承
保健养生的休闲活动是中国体育休闲方式的重要门类。孔子的体育养生之道尤甚之。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这段话表达了孔子体育养生的观点，他认为体育的功用重在强身健体，修养情志，而不在于竞技格斗，争强好胜，主张身与心的共同锻炼。在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的活动中，孔子主张动静结合、量力而行。孔子对体育运动爱好广泛，除“六艺”外，郊游于泗水之滨“， 登泰山而小天下”，并且对垂钓、游泳、狩猎都具有浓厚的兴趣。
而潜隐的道家的教育理念，则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其教育思想的基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比“天、地、道”更高一个层次的自然，显然是道家所说的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基本点。这里的自然体现了人作为小自然、小系统和谐发展的自然而然和循其天然的意蕴。因此，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理念更注重张扬人的个性的自然和谐，重视个人身体和心理的统一，生物观赏的生命与内在精神的契合，将追求完美人格作为养生体育的目标注入到身体锻炼和生命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了道家独特的以内养为核心的自然养生体育观。
在当代，于光远先生的“玩学”论，指出了休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文化，要掌握玩的文化，发展玩的文化”。马惠娣也谈到：“休闲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人类命运前途的一种思考，是对几千年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理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的自省”。所有这些，均为发展休闲体育教育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2. 2 时代进步的休闲社会基础
2. 2. 1 丰富的物质财富让体育休闲普遍化
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决定了人们体育休闲的多少或是有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均GDP 只有三四百元，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 %左右，享受体育休闲还是一种奢望；目前我国城市人均收入医学论文已经达到了1000 美元，而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 200 美元，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0 %左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必然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人们解决了基本的吃、住、穿的问题后，有了向高层次精神消费的需求。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将会带来更加便利的交通、完善的体育设施、丰富多彩的体育休闲内容、舒适的体育休闲环境；同时，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也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加，人们有时间、有能力、有精力、有机会享受体育休闲生活，使我国居民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
2. 2. 2 充裕的休闲时间使体育休闲日常化
休闲时间是指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利用、享受或消磨的时间，即“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而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标准不是劳动时间的增加，而是休闲时间的延长。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为自由时间。随着新工时制和3 个长假日的实施，我国居民全年法定节假日达到了144天。这为人们体育旅游、身体锻炼等休闲放松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特别是近年来，把清明、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此发展，我国居民的休闲时间将会不断增加，人们参与休闲体育的时间将会有保证。
2. 3 人本视野下的休闲生活基础
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休闲体育所倡导的走进自然、娱乐身心、放松心情、释放个性正是人本思想“回归自我”的最好阐释。人的能力在物质生产领域总是只能有限地发展，而在艺术等精神活动领域则能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自由王国只是有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是在“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所以，在享受休闲时间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兴趣、才能、创造性的思维空间，将会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达到人类生活的本质目的———全面自由发展。
由此看来，休闲体育教育提供的不是一条愤世嫉俗的现代意义上的逃避之路，而是一条回归之路，即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返回到一种崇高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并因此而变得“更好”和更幸福。正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休闲研究专家约翰·凯利的观点：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成为人”就意味着摆脱“必需”后的自由，探索和谐与美的原则，承认生活理性和感性，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统一，与他人一起行动，使生活内容充满朝气并促进自由与自我创造。
三、发展休闲体育教育的设想
休闲体育教育是人类为了把握余暇、培养休闲能力而进行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包括提供信息以确保人们懂得抓住现有的或潜在的休闲机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帮助人们发展智力的、社会的和具体的技能；阐明休闲体育兴趣和价值的意义，职称论文向人们提供引导和劝告，培养兴趣和生活价值能与那些最值得让人追求的活动相吻合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学校开展休闲教育，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学校教育整体效益的需要，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实现从“为体育的生活”到“为生活的体育”观念转变的需要。
3. 1 完善学科结构，开设休闲体育教育专业
休闲体育是一门文化，它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因此，应当把它当成一门学问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要进行学科课程学习，还要进行休闲教育活动。因为休闲体育教育本质上属于素质教育范畴，它是一种“自由组合”的主体性教育范式。教育效果的实现主要有赖于它的自主教育机制、养成教育机制和事例机制，并相应地表现为认知内化功能、养成训练功能和素质整合功能。因此，休闲体育教育可以大大弥补学科课程教育社会实践薄弱之重要缺憾。
3. 2 设立专门机构，开展休闲体育专项研究
休闲体育研究应快于休闲体育课程的发展，只有理论研究的指导才能推动课程建设的不断发展。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的休闲活动受到实践的限制，狭隘的劳动观念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也因此导致了休闲体育研究的相对落后。于光远说：“我国对于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以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英语论文也指明了该领域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现状。同时，也面临着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管理等诸多困难，使目前的研究还只是描述性、个别性的，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因此，设立专门机构，开展专项研究是休闲体育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3. 3 加强宣传力度，确立休闲体育社会地位
“健康第一”是体育基础教育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它涉及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5 个领域目标，应该说这与休闲体育所倡导的身心健康的宗旨是一致的。但社会上述存有陈旧的消极思想和对休闲体育的错误或模糊认识。休闲作为“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它倡导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因此，有必要加强休闲体育的宣传力度，留学生论文扩大休闲体育生活影响，使人们明白进行休闲体育的重要性。
3. 4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休闲体育人文关怀
现阶段，体育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的多元化的休闲体育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体育需求，市场满足人们群众消费能力的多样化、差别化休闲体育需求的格局，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休闲体育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要关注小城镇、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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