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7 12:32: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都秉持“正以修身、平治天下”的理念，在古代，玉一直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联系，是达官贵人的饰物，《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其次，玉还镀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古人把玉器作为辟邪之器，是讨吉祥之意，这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肤浅有极大联系；再次，玉又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志，玉的洁白纯净与仁、礼、乐、知、忠、信等品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深受文人墨客们的追崇，喜爱随身佩戴。不管是自身修养，君子之交，都与玉本身蕴含的良好品德相关联。
中国的建筑学教育建立在西方建筑教育体系之上，梁思成、刘敦祯、柳士英等均是接受了正统的西方建筑教育学成回国的。虽然中国的建筑形制与西方迥然不同，但那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所以外来思想很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包豪斯时期形成的三大构成体系如今仍是各大院校建筑学专业的必修基础课。反观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思想，大概只能在中国建筑史中管中窥豹。做建筑设计，学生追捧的是解构主义，做室内设计，大家尝试的是地中海风格，言必谈赖特、安藤忠雄等西方建筑领域的圣贤，甚至对梵高、毕加索的绘画作品都耳熟能详，但却对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很多著名画家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品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建筑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尴尬。
虽然中国的现代建筑学教育起步较晚，但仍涌现出很多卓绝的人物，如奠基人梁思成先生，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遗珠和组成体系，体现了对我们民族的大爱。21世纪，在据佛光寺大殿发现已有76载的今天，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的课题。把中国传本文由收集整理统文化引入建筑学教育中，有很多种方法，但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同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与现行建筑教育的结合点，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坚持实践，总结创新，把对祖国、民族的爱转为对建筑教育思想改革的动力。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把传统文化因子引入建筑学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一、增加传统文化课程
现在国内很多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如装潢、环艺、摄影、动画等都开设了中外美术鉴赏考查课，笔者认为这门课程应该引入建筑学教育中。这门课的中国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工艺美术品艺术、民间艺术等。在古代雕塑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特点，如装饰性相当突出、具有明显的绘画性、意象性、注重头部的刻画等，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些特点不仅反映出中西方雕塑艺术的差别，也折射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艺术意境的本质不同。通过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作品，可以使学生了解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参悟中国文化中“以形写神”的创作意蕴。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画的分类、表现技法、艺术传统和风格，通过欣赏中国古代壁画、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等各个分类的作品，学生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而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是相对应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必将会极大提高同学们的美学素养。除了增设中国美术鉴赏外，还可以增加中国古代诗词赏析、中国书法艺术鉴赏等公选课，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式的美学观念、思维方式，掌握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思想，深谙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取向。而这些知识点也正是建筑师们创作新中式建筑的理念源泉，可以有效避免在中式建筑创作中闭门造车、拼凑符号等缺乏灵魂的设计怪象。
二、在原有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知识点
在原有的课程中引入传统文化的因子，也是增加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素养的一种积极方式。如笔者在建筑学专业平面构成、室内设计等课程的讲解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图案的内容，介绍了中国精美的云纹、冰纹、花草纹、锦类等纹饰，以及线描、剪纸等传统艺术和装饰，通过图文并茂的几个章节的专题介绍，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作业的选材不再局限于现代的艺术风格和形象，而是扩大到中国古代、现代的所有艺术形式。他们可以从剪纸的图案中获得灵感，经过抽象、简化从而得到一个全新的“基本型”，也可以直接利用冰纹做一套重复构成或者特异构成，甚至在图纸的底色上淡淡地渲染出中国画里的山峦叠嶂。在室内设
计的作业中，很多新中式的设计更是妙意迭出，才思泉涌。这充分反映了学生在接受知识后的思维反馈是十分活跃、积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和推广也是充满了热情和使命感，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假以时日，学生群体必然会转化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最直接推动力，传统文化因子引入也必然会取得卓越的成绩。
三、举办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曾组织过一系列电视讲座，如宋晓霞的“中国古代山水画”、李仰松的“岩画”、张猛的“汉字的形成”、李大遂的“汉字的现状和未来”、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佛教造像”等。这些电视讲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学生理想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料。高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讲座版权，组织学生观看。此外，还可以组织学校的优秀教师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不仅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机会，如武汉博士生导师赵林举办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讲座，现场有很多学生提出了颇有深意的问题，如“中西方文化内核产生的主要机制和必然性”“中国文化的内敛问题”等。通过赵老师对这些提问的精彩解答，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异，从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把这种精神理念应用到日后的学习、工作中去。这对提高建筑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艺术境界、鉴赏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增设中国古建筑实地调研和测绘的课程
开设古建筑调研、测绘课程，让学生实地考察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制式、结构、保护现状，也是在建筑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因子的重要手段。如高校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参观苏州园林、故宫、颐和园等明清代建筑，了解中国私家园林与皇家园林造园艺术的差异，追溯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精神，探讨中国园林与书法、戏曲、绘画等其他传统艺术的关联。也可以带领高年级学生对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南禅寺大殿等唐代建筑或者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进行测绘，掌握中国唐、宋、元时期建筑的特点，以及与明清木构建筑的传承关系。通过实地调研，学生看到实物，必然会留下深刻的记忆，这对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莫大的帮助。
五、开展蕴涵中国传统元素的设计竞赛
关键词：古代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34-02
1前言
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的古代记载中,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虽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散见在先人们对自然界、社会的看法,治国的哲学思想与方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各种实践之中；然而,这些“治国学”、“治生学”和“治身学”构成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及深邃的内涵和广泛地扩展性。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来源——内嵌于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异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彼得?德鲁克明确的提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德鲁克在分析第二次世界性管理热潮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日本的管理也没有西方化,而且没有一种欧洲的价值观念曾被管理热潮所。因此,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管理内嵌于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保持了独特的“治理”与“治国之道”,它们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思想、文化的遗传代代继承并传递,从而给如今的中国国家、企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水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周三多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宏观的、适应统治者管理需要的“治国学”；二是微观的、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基础上积累的管理经验“治生学”。除水提出的“东方管理文化”之外,官鸣提出“儒学主干论”,虞祖尧提出“基本范畴论”,孙景奎提出“谋道论”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炼出的关于中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同观点。
何似龙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定义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组织的社会组织需要、由宗法观念衍生而成、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治国之道’”。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渊源以及流派来分别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构建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张钢将近二十来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划分为东方管理文化论、儒学主干论、基本范畴论、指导原则论以及谋道论五大派别。
3.1东方管理文化论
以复旦大学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将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并系统形成了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和治身论或人为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渊源的五类思想体系,儒、释、道、法和兵通过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指导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治国论主要是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论主要是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治家论主要是家庭计划、教育、理财以及和睦相处等方面的理论,人为论则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另外,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创新性的提出了“人为为人”的观点,体现管理中“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
3.2儒学主干论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长。因此,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形式的中国古代管理模式和思想必然受到儒学的深远影响。而此影响的程度,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其中较为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儒学主干论”。官鸣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干,儒道交融”的观点。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导致自汉朝起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构架和模式。从这种架构和模式所抽离出的管理观点可概括为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经”是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原则,“权”本意指秤砣,可以左右移动,“经权观”是指在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反复权衡,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王思义,管遵华认为儒、道、墨构成了中国三位和谐管理观,其他法家、兵家等学说都是这三家的繁衍和变种。
3.3指导原则论
周三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括为“治国学”和“治生学”两类。“治国学”针对封建国家治理过程,指导封建国家在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正常活动；“治生学”则侧重于封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个体”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和积累的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虽然有宏微观分类,但由于每类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也就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3.4基本范畴论
虞祖尧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在其对《管子》一书治国理论的归纳中亦能够发现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概括。他将《管子》所描述的国家管理理论模型概括为“以天地之心,理国以法,治人以德”。
3.5“谋道”论
谋道者,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孙景奎认为“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凡事首先要“谋道”,得道者胜,失道者败,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应指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来自于前人实践之经验,也可以来自于常识、道德、制度等。
4结语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嵌于传统文化,缺乏清晰、独立的体系,古代乃至近现代学者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近代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亦阻碍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入应用和同国外管理思想的比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说。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挖掘、整合之重要性。这也促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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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思想；社会背景；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P26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古代城镇从起源到发展完善以至成熟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是一个发展、融合完善、再发展、再融合完善以至升华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连续发展过程，也独立发展出其一脉相承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这使中国古代城镇建设艺术表现出东方文化的鲜明特点，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而这一独树一帜的规划思想与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就不得不从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开始。
1中华民族生息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影响
1.1对城市选址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其规划指导思想是：靠近水源地，地处周边有山脉围护的平原等地势起伏低的地区。从大的范围和早期的城市选址来说，城市多数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如陕西西安和浙江杭州等。
中华民族栖息生活在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太平洋西岸，地处地球的北温带，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气候宜人，众多的江河湖泊，使广阔的土地可垦可耕，供人们衣食。因此，与世界上各古老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产生和延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地区。华夏先民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生活觅食、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业，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因而，奴隶社会及早期封建社会的城市大多出现在当时较发达的黄河中下游一带。
1.2对城市布局思想的影响
1.2.1城市整体布局形态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中国古代城镇布局形态可以分两大类型：
a．城市整体布局方正规则：这类城市数量最大。北方或南方平原地形的城市许多都是方形，也有矩形，有的基本上是方形，只是局部城墙不规则。方位多正南北或接近正南北。
b.城市整体布局不规则：多由于河流山川等地形条件而成，有的类似圆形，如嘉定、青浦等，有的沿河成一字形发展，如江西的玉山、景德镇等。有在两河分会处成果仁形的，如江西会昌、赣州等。沿江河的较大的城市多位于江河的交汇处，如四川的宜宾、湖北的武汉、广西的梧州等。也有跨河两边发展的城市，如江西抚州、湖北襄樊。
1.2.2城市空间构架
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中运用最多的便是中轴线的布局手法，由建筑群以“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串联起来构成古代城市空间，而之所以运用中轴线来构架古代城市空间，与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1.3对城市道路系统思想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的制约，道路网规划也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在平原地区，道路网规划为“棋盘式”，大多数为方格形，如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洛阳等。而在南方多河地区还有水乡道路系统及河道系统形成互相配合密切的道路系统，如苏州的前路后河格局，河道交叉口与道路交叉口的桥头小广场往往形成交通及商业中心。
2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影响
2.1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演变概况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国远较欧洲为早，封建社会的时期长达2000余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不断改朝换代，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封建生产关系始终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城市都是封建社会型的城市。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有过几次分裂的局面，但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一套完整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封建统治的中央政权有着对全国的控制，可以役使广大的人力物力来按照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目的在各地修建城市。
2.2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影响
2.2.1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影响的概况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整个时期中政治、经济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规划主要体现统治者的主观意图，由帝王亲自拟定和主持规划工作，而城市的发展则更多地依赖或受制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要求与愿望，也会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起相当的影响。可以说，隋唐长安是反映帝王意志，而宋东京则是符合市民世俗生活的。
2.2.2对城市选址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分为两类情况：
一类是出于政治及军事上的原因，如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就像秦咸阳、汉长安城一样，是由于关中地区便于防守，又可东出潼关控制中原的战略位置。
二类是具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如苏州，位于农业手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大运河流经城市，从春秋吴国建都后一直是东南地区繁华的都市。
2.2.3对城市布局思想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城市布局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2.2.3.1农业经济结构下的“井田制”城市布局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石器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把农业里的土地制度运用到了规划思想上，就像田中的阡陌一样把城市划分成不同等级的“井”字，想套组合成方格网平面布局。这一布局手法在隋唐以前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在其后的历史朝代也得到一定的延续和发扬。
2.2.3.2政治皇权制度下的“中轴线”城市布局
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中，宫城多居中布置并位于中轴线上。“前后三朝”和“东西二宫”分别作为以“实”或“虚”作为中轴线，它们的目的都是表达以皇帝为中心的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轴线”布局手法其出发点就是体现皇权制度，以突出统治阶级为根本目的。
2.2.3.3商品经济下的“街巷制”城市空间格局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到了宋东京，终于打破了集中市制和封闭的“里坊制”，代之以“街巷制”的城市开放空间的格局，使城市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格局的规划不是统治者或者任何人能左右的，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2.2.4对城市道路系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道路根据其政治及经济的原因，道路的宽度先是由小变大，再由大到小。如在唐长安时道路宽度达到了顶峰，其道路功能主要用于举行皇帝出巡、郊祭等人数庞大的仪仗队通行。而后到了宋东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其道路宽度明显缩小，道路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变为商业街。
中国古代城市道路宽度及效果演变规律，即唐长安：广场式，封闭到宋东京：商业街，开敞。
3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礼制、儒家、道家等思想以及风水文化都在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上有着深刻的体现，这是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是思想的精髓所在。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就没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辉煌。因此，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研究旨在发掘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中国古代城镇建设的思想体系分为三种，即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注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体系和追求天、地、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此外，还有独特的风水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色彩的一支奇葩。
3.1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
核心内容包括《周礼考工记》，儒家文化的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思想，“别尊卑、明贵贱，区别上下、左右、男女”。规划特点是以明确的等级制思想，贯穿于城市规划的每个环节。
a.城市布局
“择中立宫”，以宫城为中心，宫城中轴线作为城市中轴线，其他建筑对称环绕布置周围，而中是最为尊贵的一个方位，在历朝历代都城建设中均有体现，借以体现居中为尊的礼制思想。
b.道路系统
追求正南正北，垂直相交的道路系统，棋盘式布局。严格的道路分级，“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都反映了礼制的等级思想。
3.2注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体系
常出现在地方小城、地形变化大、气候多样的地方。规划思想追求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和以自然环境和谐的准则确立起来，完全放弃西周时期追求形式、注重礼制的城市规划思想，其代表作是《管子》。
a.城市选址
“凡国立都，非于大川之下，必于广传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与传统的择中论有本质区别。
b.城市规模
通过对城市人口、城市大小，城市周边土地的多少三者的平衡，来权衡城市的规模，主张将土地开垦和城市建设统一协调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这一规划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
c.城市布局
“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对城市布局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不注重形式的规划思想，同时，还采用功能分区制度，提出把城市分为圣地、公共建筑、住宅三个区。
3.3追求天、地、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根”，反映了一种朴实、辨证的自然观。以天象作为规划依据，效法大地，这是中国古代“象天法地”的思想，对打破礼制思想营建城市死板和仅重实用的管子思想是有力的补充。
a.城市平面布局
典型的是唐长安城，由于认为大地是东西长南北短，所以都城也是东西长南北短，其平面中宫、皇城不居中，而居于北面正中的位置，是效法北辰即北极居天心，众星拱之的意匠。皇城南面百宫衙署是效法紫微垣，一百零八坊也象征天上一百零八星象。太极殿即皇上正宫，效法太极皇，宫内二殿也称二仪殿，象征太极生两仪。其后历代都城许多也建有太极宫，效法唐代。但也有朝代效法不同，如元大都效法太微垣，清明效法紫微垣。
b.道路系统
道路方格网的布局，也称九宫格，九宫中实，就源自“象天法地”的思想。
3.水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风水，即堪舆，其理论基本取向就是关注人的居住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客观上形成了特殊的生态观念。
3.4.1.城市选址
土地平旷：众山环抱，成漫坡状。山系：一方面要有周围群山阻挡寒风，形成良好的小气候；一方面，保持水土，能够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提供周围良好自然景观资源。水系：是城址选址的根本，提供城市用水和排水途径、漕运、物产、农业用水。
3.4.2.城市景观
a.封闭、围合的景观
b.中轴对称的景观
c.富于层次感景观
d.曲线美、动态美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斗拱；首饰设计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国际首饰潮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由原先的贵族化、高档化转向平民化、个性化。这为现代首饰设计拓展了可喜的空间。现今的珠宝首饰发展趋势，亦要求珠宝首饰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并蓄，对民族元素的再认识和再利用。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渗透出中国的民族气质和美学思想。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元素应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让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为我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
1.1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古典美学家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建筑和绘画、雕塑合称为三大造型艺术。建筑使用者在实用过程中获得美感，得到享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它本身的复杂与精微是砖石结构建筑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也决定了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独特的形式美。
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例，其建筑整体形式采用圆形，层层收缩的汉白玉圆形台基与层层收进的青蓝色琉璃瓦三重攒尖顶相对呼应，金色的宝顶与天相接，体现出象征“天圆地方”的祈年殿的崇高庄重的性格。
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效果较强的构件如拱券、飞檐、斗拱可取其流动的线条，独特而精巧的造型可使现代首饰更具中国特色。以斗拱为例，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构件，斗拱用于屋顶与柱子连接的过渡部分，起着屋顶荷载向下传递的结构功能作用。但即使是纯粹的建筑承力结构范围，也饱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建筑的整个立面构图上斗拱发挥了结构和艺术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2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
装饰在以木构架为结构体系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装饰手法锻造了中国古建筑富有特征的外观：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单檐、重檐等不同形式的屋顶；屋顶上鸱吻、宝顶、走兽等奇特的个体形象；以气韵和风格及纹饰见长的瓦当和画像石；门窗上千变万化的窗格花纹式样；柱子、梁枋之上的龙凤、戏曲故事、动物、花鸟等等；
1.3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
使用色彩是中国古建筑装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建筑在色调的运用上，大胆而富于创造，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北京故宫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明快地衬托出建筑雄伟的轮廓。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
1.4中国古代建筑的材质：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用材的最大特点是以土木为材。因以土木为材，质感偏于“熟软”，而少生硬，性格温和柔丽，而少阳刚之气，给人以温暖、亲切的审美感受，它切合了中国人比较感性、追求意境、求和睦、重感情等特点。这一点在民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与欧洲古典石料建筑的那种冷峻、生硬感觉相比，即使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也还是富于东方特有的美的“土气”。
1.5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各建筑构件之间的节点用榫卯有致穿套，众多方木条方木块相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刚柔相推，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建筑的雕刻手法采用高浮雕、浮雕、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等等。
二、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
2.1造型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整体形式于首饰设计值得借鉴。天坛祈年殿三重攒尖顶是建筑整体在形式单元上的重复和外观上的一致，它常使人感到整齐、稳定、庄重之美。层层收缩的三重攒尖顶和汉白玉圆形台基则是基于圆形这一形式单元的逐渐演变，克服了单调、乏味的弱点。作为视觉元素有节律变化的一种组合形式，是一种高级的整体美。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构件亦能应用于首饰设计。笔者的一组作品以斗拱为原型，整体依照轴线左右对称组合，通过一种物理上的平衡，营造一种庄重、典雅感。外观上取层层叠叠的线条，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做近似变化，在平衡之外，讲求一种变化的节奏感。而与手镯、簪子、项圈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静中有动、统一和谐的视觉效果。
现代首饰形式美的规律主要有均齐与渐次、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节奏与韵律、多样与统一。中国古代建筑亦具有一整套成熟的形式美法则的成熟的艺术体系，这些形式美规律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均有相应体现。
2.2色彩、装饰的借鉴和应用：
色彩是无形的语言，不同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配色风格会反映出设计者的文化修养、性格爱好及喜怒哀乐，不同民族的代表性颜色会传达出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首饰设计中如何用色、配色，使首饰呈现一种色彩的和谐美尤为重要。整体基准颜色的选用可以增添设计主题的感彩，局部色彩的合理搭配可以使首饰脱颖而出、不落俗套。首饰制作由于取材于各类不同的材质，缤纷多样的色彩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表达空间。而建筑装饰除了使房屋躯体具有了艺术的外观形象，更让建筑艺术具有了思想内涵和民族性。借鉴古代建筑的色彩、装饰艺术，能够鲜明地传达古典韵味，彰显浓重的历史厚重感，对于中国风格的首饰设计是无穷的创意源泉。
2.3材质的借鉴和应用：
现代首饰设计在材质上通常选用传统的贵金属或各种宝玉石，使珠宝首饰具有独特的贵气美和材质美。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材料被运用到首饰设计中，不锈钢、木材、铁、塑料等材料不仅容易得到，而且贴近百姓，虽不能体现首饰的珍贵，却有助于新观念的表达。不同的材质其质感有很大的差异，金属材质给人刚直、理性、冷峻之感；玉石材质给人温润、庄重、高雅之感；珍珠给人柔和、含蓄且略带忧郁之感；土木材质亦能给人含蓄、温和、亲切之感。其实，任何材质都可以制成首饰，中国古代建筑中对不同材质的光、色、软、硬等自然特质组合，借鉴于首饰设计之中，更能迎合中国人追求和睦、感性的审美倾向，为首饰增光添彩。
2.4工艺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工艺可直接应用于现代首饰制作工艺中。比如采用榫卯、组合、咬合等方式，将手饰变成可拆分、拼接的灵活多样的“构件”，而不仅限于生硬的焊接、对接。古建筑的雕刻手法应用于现代首饰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增加了首饰的色彩与气氛，使其更有古典气息。而且铸造工艺上的复古手法将使得首饰更具典藏价值。
三、由中国古代建筑构思的现代首饰设计理念
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别着重提炼艺术的形式，重意而不重形。山如何，水如何，只用寥寥数笔，留白便是其无形之意所在。中国古代建筑亦着重建筑意境的创造，从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到每座单体建筑的体量与造型，从台基到屋顶各种构件的功能与细部装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传统建筑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结合。对于首饰设计而言，可借鉴古典建筑设计的原则和建筑元素的立体造型。例如曾一度风行于建筑艺术中的“少即多”的简单至上原则被沿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以其流畅的线条，凝练的整体构造带给人们以非凡的视觉享受。园林中的借景原则运用到动感首饰里，使动感首饰不仅局限于形式的机巧，而且在内涵上更具中国美学中的意境。
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亦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喜好形简而意赅，好似一首朦胧诗；而西方人偏爱繁复又强烈的，宛如一支爵士乐。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创作以一定的象征手法，去发挥特定的浪漫情调，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艺术的设计观。于首饰的表现上亦是如此，中国首饰善于以抽象、变化的纹饰表现出东方的气韵与灵动。也正是由于华夏艺术是“礼”、“乐”的传统，是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而不是以再现世界图景唤起人们的认识从而引动情感为基础和目标，所以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更讲究神在内而飘于其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各种自然主义的。随着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这种审美自信势必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总之，首饰与建筑及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特征和性能，所以在运用古典建筑元素时一方面尽力保持其独特的艺术性，一方面要根据首饰自身的特征及时代要求，要提炼精华，新造型，而且还要灵活运用古典建筑中经典而实用的理论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既有精美造型又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的作品，使首饰不仅仅是装饰之物，更能成为深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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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画题材;剧本创作;民族特色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136-01
一、中国古代神话在早期动画剧本中的应用
剧本是一部动画片的灵魂，在动画设计中剧本创作是设计师的首要任务，一个好的剧本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国的神话故事是文化进程的结晶，独具慧眼的艺术家们早已把它们收于自己笔下，曾参差不齐地出现在很多动画片中，成为动画剧本创作的源泉。《大闹天宫》是一部不可超越的动画巨作，它的题材是节选自众所周知的神话名著《西游记》中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剧本主题以神话形式反映了压迫与被压迫者尖锐的冲突与斗争。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极其难能可贵。它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幽默搞笑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传承的中国文化。
神话往往表达人们心中的一种向往，是人们心灵的寄托。在动画探索新风格的进程中，神话在动画中的体现，带给观众带来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视觉享受，无不令人眼前一亮，倍感亲切。在崇洋的时代里，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动画片反而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
二、中国古代神话在动画剧本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动画应该是传统的，更应该是现代的，应该是市场的，更应该是艺术的，总之是中国的。
1.动画片是古代神话再现的有效载体。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功能。所以， 动画不只是娱乐性，还有它特殊的功能，那就是承载性。中国古代神话浩大纯美，有无数精华值得表现出来给观众欣赏。1979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就取材于古代神话故事，经过王树忱等导演的再创造，表现了一个如梦似幻的美好童话世界。每次观赏此片，就如同自己回到了那个年代，就算时隔多年，其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历历在目。动画没有国界，无关等级，不分老少，是古代神话再现甚至传承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
2.有利于中国动画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由于“”的影响，当时民间故事、神话、童话等题材被限制，同时又受到美国与日本动画产业的冲击，一时难以发展，只能依靠外包制作动画片勉强生存。但是在“”之前，像《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铁扇公主》等各种题材的动画片曾在许多国家引起轰动。不难看出，动画剧本题材的广泛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前提。
动画艺术作为一种集文学创作与视听艺术为一体，要富有表现力、感染力、趣味性及戏剧性。像美国迪斯尼动画《米老鼠和唐老鸭》，除了它那活泼夸张的角色形象外，最具有吸引力的便是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生命力，都蕴含着美国价值观及人文思想，体现了美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极大自信。当然，我国也有与其媲美的精彩动画，如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版的《宝莲灯》，这部动画采用经典的中国古代神话题材，让整部影片的情节跌宕起伏、牵动人心，是无数人童年的美好回忆。
三、中国古代神话运用于动画剧本创作的方法
中国动画的发展不能依赖某种技术，也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一套，而是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用时代的眼光来挖掘其中的生命力。
1.借鉴历史经验，扬长避短。中国动画在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是万人瞩目的。回顾经典，无论是《大闹天宫》、《九色鹿》还是《哪吒闹海》，这些神话题材的动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民族化。我们应该汲取动画前辈们成功的经验，在不断更新换代的新媒体时代里，要时刻秉承一种民族的理念，立足本土文化，挖掘神话题材。然而，在辉煌的背后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令我们深思。中国动画的受众群体大部分是儿童，很多动画片情节简单、取材单一，并且过分注重教育功能，从而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和自身特色。我们应该在取材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视其文化内涵，并且要打破单一的结构线索;以幽默曲折的故事打动人心;淡化作品的教育性;强化娱乐性;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
2.突破陈旧模式，提高原创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艺术判断标准多元化，中国动画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创业，正在开创新的风格。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动画发展创造了机会，丰厚的传统文化，为动画题材的选择也创造了空间。动画创作者们也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传统文化一定要符合当时的话语环境，与当时的社会特征、人的审美心理相吻合。要突破陈旧模式，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寻求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
3.运用动画语言，表现中国特色。动画语言即动画的视听语言，是动画艺术用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完成叙事的手段。如果不会运用动画视听语言，任何故事的表达都将是单薄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经过动画创作者的再塑造，用动画语言将其表现在荧幕上，让古代神话与动画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传统文化与现在科技并存，使动画即具有神话气息，又能体现中国特色。
关键词：造物思想；崇尚自然；得体合宜；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15-01
一、以崇尚自然和追求真趣为最高目标
老子的“道”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始也”，指天地万物之根源。在中国古代造物美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以此为指导让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从而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们渴望与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在自然之中陶冶自己的审美情操，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这与西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因此，崇尚自然、赞美自然是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的一个永恒主题。
二、以“得体合宜”为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园林环境设计讲求因地制宜、因势造景、灵活处理，从而达到虽为人工宛如天成之境，即中国古代著名园艺家计成在《园冶》中所讲的“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要充分做到这一点，宅院基地选择很重要，通俗一点讲，就是建造位置选在什么地方，建筑物应该怎样布局、周围环境对建筑有何影响。因此，我国古典园林的造园家们都希望将园址选在天然的山水形胜之处，或者至少在有山连脉、有水通源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取得融汇于“天然”的效果。当然，有时候客观条件并不那么理想，有些园址不得不座基在地域环境和造园条件较差，甚至是被认为很不适宜造园的地方。这时候造园家们就要综合考虑地理、气候、人文等环境的影响，并根据具体的座基情况，因势利导、摈弃弊处、随形得景地进行其创作。我国的堪舆学中对宅院的选址早有详尽的论述，即使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有相应的补救和破解之法。
三、师法自然为至法
师法自然，是以大自然为师加以学习的意思，这是中国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造园艺术上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园中的建筑、植被、造景各要素的布局要合乎自然。人造山与水要符合自然界山水生成、相互依存的规律，如峰、涧、水、桥组合常常是自然景观的等比缩小组合，这样既尊重了自然，又符合人的审美需求。二是每个山水景象要素的形象要合乎自然规律。传统园林中的假山多以太湖石堆砌而成，原本太湖石本身嶙峋多变的形状就符合山的特点，加之人工堆砌时按照天然岩石文脉衔接，减少了人工痕迹，自然就像天然形成的了。水体常作迂回曲折、宽窄变化、深浅起伏状，以显示庭院幽深雅致，烘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花木布置应是疏密相间，形态天然;喜阴喜阳、耐寒喜温各有其所，以及乔灌木错杂相间，充分体现人在画中游、园中有四季的“意境”。
四、“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艺术不是主体去反映客体，而是审美主体客体的交融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观点也体现了我国堪舆学的宗旨。中国风水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天地人合一。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生存的本能，在自然威胁人生存的时候，我们的先哲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实践和感悟建立了人与自然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理念。探求建筑的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恰是风水学的人与自然，即“天人合一”的原则。依此为指导排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并指导人如何按这些感应解决建筑的选址及建造，这在我国现存古城镇、古建筑、园林、民居及帝王陵寝中充分得到印证。从而创造了中国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建筑形式及建筑园林景观，如现存南方古村落的选址大多是山环水抱，背山面水。这样的选择实质是模仿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象天法地，师法自然。山环水抱，象征了母亲怀抱婴儿的姿态。这个状态可以说是人们选择环境的原始因素。
五、结束语
中国传统的造物体现了中国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培养,朴素节俭的传统人文价值观念。崇尚自然、归真返朴、天人合一、物我相忘,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自然观念。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必将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而不断被发掘,与自然的和谐、对人性的尊重、对物品文化内涵的追求等传统造物精神必将会通过现代设计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一、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呼应
在高校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们会更为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从而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悟。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是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其中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诗教美育思想、谦德思想、义利观等，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充分发掘经典蕴涵的巨大价值，唤起学生对经典的崇敬心理和高度认同感，并以此方式培育和践行当代核心价值观。显然，实现这一核心任务的前提就是学生要阅读经典文献。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典籍的载体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从古至今，主要的载体形式包括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张和电子。在当代社会中，文献的载体形式以纸张和电子两种为主。纸张，物美价廉，是文献载体的主导形式。电子，作为文献载体与其它载体最大的不同就是“无形”，需要通过计算机或手机的运行和转换来实现阅读。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各有优长，特别是新兴的电子文献以其存储量大、使用方便、易于保存的特点在迅速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使用、收藏方式。怎样使日渐习惯于“读屏”的学生们自觉亲近那古韵幽香的历代文献典籍呢？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顺时而为，通过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呼应的方式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文献阅读并体悟其中的精神内涵。第一，课内纸质文献为主与课外电子文献延伸。目前，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仍是纸质文献。它们也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虽然各个高校选用的教材会有所区别，但仅就某一学校而言，师生会共同使用同一作者、同一版本的纸质教材和作品选。这种同一性使教师的传授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目标更为明确，有助于更好地完成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权威的、指定的纸质文献教材与新兴的、尚在逐步发展的电子文献相比更为准确，更有助于学生建立规范化知识体系。电子文献具有的便捷性则提供了阅读的广泛性与丰富性，使学生能在课堂以外依据教师的指导、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身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随时随地的自主阅读。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能保证学生获得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又能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增加阅读数量。第二，课内深度阅读为核心与课外碎片化阅读为辅助。在当前的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仍具有网络课程不可替代的优势。教师的学识见解、人生阅历、个性特点、教学风格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每次课内讲授时会因时地的不同、阅历的不同、与学生互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精彩。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教师可以在课内引导学生对经典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人生经验融入到对经典的讲解当中，学术前沿性与人文精神合而为一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典籍文献的深刻理解。课堂之外，学生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进行碎片化阅读，丰富阅读内容。课内深度阅读为核心与课外碎片化阅读为辅助的阅读方式，将课内讲读与课外阅读衔接起来，既能保证阅读质量又能提高阅读数量，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经典文献。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经典诵读实践活动。除了探索新的阅读方式以外，还要注重突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诵读活动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18年9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以立德树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以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课程教材、资源平台及人才培养建设为基础支撑，以广大青少年、教师、家长和中华文化爱好者为基本对象，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青少年的美好人生打下鲜明中国底色，为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3]这一指导思想在强调经典诵读工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尤为重视突出活动的“实践性”。2019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下发了关于举办2019年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活动的宗旨在于“通过竞赛、展演等方式，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亲近中华经典，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提升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育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在全社会营造传承中华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4]在未来的教学活动中，一方面在课内教学中进一步灵活地开展以诵读、书写、讲解等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实践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一方面在课外活动中通过竞赛、展演等方式来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觉，引导学生自觉亲近中华经典、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必修课与选修课相配合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内容为先秦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主要是通过对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讲解，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基本知识，并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侧重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知识内容的准确性。同时，由于课程内容多、课时有限，不能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某一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的讲解。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开设具有针对性的选修课程。如果说必修课更多的是注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那么选修课则更易于通过对某一方面知识的深度解析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第一，开设全校性的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指导类的选修课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支持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语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必修和选修课程。”[3]通过开设全校性的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指导类的选修课程，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的跨学科、跨专业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主选择。这种公选课既是带有专题研究性质的提高课程，同时又是一门深入浅出的国学知识普及课。以《左传人物选讲》课程为例，该课程是在选读《左传》原典、分析历史人物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人生的体悟，对学生进行别有特色的学习指导，使其能更为自觉、更为深刻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课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九重三殿君王事、衣香鬓影女人心、乱世之臣自枯荣、人间悲喜众生相。从君王、女性、臣子、小人物四个视角去分析《左传》中各个阶层形形的人物，观照众生百态的喜怒哀乐，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和理解《左传》中所蕴含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第二，编写中华经典大学教材。《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指出：“加强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教材、读本等基础资源建设，便于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知道“读什么”“怎么读”，学习领悟中华经典精髓；重视对中华经典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中华经典的内容和传播方式。”[3]在选修课中丰富、充实有关中华经典诵读内容，积极开发中华经典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编写中华经典大学教材，使令人心生敬畏的经典作品以平易近人的面目生机勃勃地出现在学生的视野中，结合时展、现实人生对中华经典进行研究阐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得到进一步挖掘诠释，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华经典的热情和参与经典诵读活动的积极性，使学生更深刻地领悟中华经典精髓的同时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的《﹤论语﹥人生课堂》为例。《论语》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典籍，孔子则是万世师表。然而，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论语》中的男主角孔子，既是令人敬仰的“圣人”，又是熟悉的“陌生人”。主讲教师刘冬颖在讲解中跨越了《论语》的篇章限制，将教学内容分为10个部分：孔子的相貌气质、孔子的家世渊源、孔子的求学经历、“圣人”的成长之路、孔子重视服饰礼仪、孔子的饮食之道、孔子的教育智慧、孔门弟子的成材路、孔子的生态理念、孔子的音乐观，突破了语录体散文逻辑性匮乏的缺陷，采取“一以贯之”的方法，把孔子的思想整合起来，重新做了系统性编排和创新性的阐释。作者以《论语》这部经典为基础，并与古今相关文献相互印证，结合经典与考证，还原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魅力孔子，使《论语》的智慧不仅是在文化典籍中熠熠生辉，还成为我们现代人人生道路上的最佳指引。这样生动的阐释更容易唤起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从而起到传承中华人文精神、普及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
三、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当前的教育形态。2018年4月，为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文中指出：“智能环境不仅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1]在新形势下，要应对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教育变革势在必行。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只有切实推动高校教育理念更新、教学模式变革，才能使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关键时期，以引进新技术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教学创新更具重要意义。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便是顺应“互联网+教育”需求而形成的新的教学模式。“线上线下互动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通过互联网平台介绍教学过程中涉及的理论，在学生充分理解之后，再利用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习题、案例、视频等强化学习。然后把自己所理解的知识带到课堂上讨论，对理解不充分的理论进行探讨，对知识的应用进行分析。”[2]这种教学模式要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相互配合来实现。第一，学校要逐步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整合已有的各类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持系统，逐步实现资源平台、管理平台的互通、衔接与开放，建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根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将学校已有的网络课程与逐步引入、设立的慕课课程有机整合成为线上教学的主要基础。第二，通过有的放矢的技术培训，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既要开展校际合作，向慕课、微课建设已取得丰富成果的高校“取经”学习，又要开展校内合作，如计算机学院的教师为人文学院教师提供信息技术指导，人文学院教师为计算机学院教师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文理互助、共同进步。通过有计划的培训使教师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能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第三，通过建设学分银行和电子学习档案等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为学生提供能够记录、存储学习经历和成果的个人学习账号，逐步建立个人电子学习档案，对学生的各类学习成果进行统一的认证与核算，使其通过线上和线下途径获得的学分可以得到积累或转换。同时，被认定的学分，按照学校的标准和程序可累计作为获取学历证书凭证。与线下课程相比，线上课程的评分标准更侧重于学生的参与性。以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的《中华诗词经典吟唱》为例，该课程的分数权重为：单元测试、单元作业共占50%；课程讨论占10%；考试占40%。在评分标准上突出了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充分发掘经典蕴涵的巨大价值，唤起学生对经典的崇敬心理和高度认同感，并以此方式培育和践行当代核心价值观。当前，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采取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呼应；必修课与选修课相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获得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华经典资源，并在广泛阅读基础上进一步领悟中国经典中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雕塑艺术；传承与创新；审美取向
一、传统在当今的借鉴意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运用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考虑。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形神合一，浪漫与博大的精神理念。这些都将对当代雕塑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题材：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蕴涵丰富，在主题和题材上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三、中国传统雕塑的空间造型与形式语言：中国古代雕塑强调自然天成、浑然一体的造型特点，集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甚至彩绘于一身的表现技法，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表现手法，以及夸张、变形、含蓄、质朴与装饰效果等也都是中国传统雕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原始艺术对现代派艺术也有很多的借鉴因素，如原始朴质、稚拙、粗犷、诡趣的技巧，率真、夸张的表现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界限模糊，把幻觉、错觉真实化，不受任何逻辑约束的观念等等这些特性，都可以在现代派艺术中发现。中国当雕塑家应该在关注当代社会的同时，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然而，传统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资源，是我们传承汲取创新的宝藏，如何发扬或继承我们的传统精神，不是把表面的符号拿来，不是那种在摩天大楼上盖几个亭子，这都是非常拙劣的。要创作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本土雕塑作品，首先对中国艺术精神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传统的造型，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从传统的雕塑作品中吸收了大量的资源，只有在领略和认识了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再发现，才能对传统进行再创造。在思考创作时，还需要敏锐关注新时代的精神，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出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结合我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才能创作出不仅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能使国际社会认同的优秀本土雕塑作品。
二、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语言艺术之特性
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雕塑语言丰富，表达智慧，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在题材上仍然以佛教内容为主，但与以往相比逐渐渗透了现实的与世俗化的生活艺术内涵，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隋唐时期续建的河南龙门石窟的奉先寺的主佛――卢舍那大佛。根据佛经的解释，卢舍那意释为光明普照。这座佛像于唐贞观 650 年即唐高宗继位后的第一年秋季在河南洛阳伊水边的崖壁上开凿，是高宗专为武则天而建，历时四年之久。当时只有 20 多岁的武则天一人就捐出相当于一年脂粉钱的两万余贯钱。据说大佛的头像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容貌雕凿而成，整尊佛像以高浮雕的形式充分w现武则天母仪天下的气势。佛像通高 17.14 米，头高 4 米，耳朵长达 1.9 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采用浅浮雕与线刻相结合完成的波状形发纹，弯如新月的双眉下附着一双秀目，高直的鼻梁，自然状态下闭合的嘴，微微凝视着下方。那种面带微笑又隐含着庄重与几分收敛的神态，圆融和谐、安详自在，身着通肩式袈裟，曹衣出水的衣纹把头部烘托得异常鲜明而圣洁。整尊佛像，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以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把佛的博爱无疆表现得淋漓尽致，感觉形象的内部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使人不得不心怀虔诚，除主佛外菩萨的和善的面容、弟子虔诚的表情以及天王孔武有力的强悍的性格都刻画得非常成功，整个奉先寺的石窟造型特点充分体现了大唐时期雕刻艺术的特点：体量饱满，影像完整、形象生动，延续了秦汉时期的团块体积的特征，既强调造型的完整统一性，又体现雕塑本身的建筑感，采用中国的写意手法，人物形象大的比例关系协调，自头部以下整个躯干部分的衣纹采用浅浮雕的形式处理非常自然，使整个人物形象张弛有度，突出重点，更加注重体―――量―――团块体积，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文化之精华表达，为后世雕塑艺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将古代雕塑语言之精华融入当代雕塑教学与创造
当代全球化时代，艺术的共通性应与民族性相融合，雕塑艺术发展应坚持“开放吸纳与坚守自我相结合”的原则，把中国古典雕塑艺术精华贯穿于雕塑教学中，以充盈和凸显中国雕塑艺术的文化特质和魅力。首先应该从临摹中国古典雕塑作品入手，通过临摹古典雕塑掌握中国古代雕塑的特点，了解古代雕塑的处理方法，从人物的神态、表情的刻画挖掘其造型艺术语言本质。中国古代雕塑比较注重人物的神态刻画，人物的表情处理大胆夸张，强调画面的戏剧性整体表达效果，如龙门石窟造像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传统雕刻风格的基础上，注入了隋唐时代的雕塑艺术风格。奉先寺石窟造像，整体造型简洁明快，画面呈展开的画卷颇具意境，石窟佛像面部造型丰腴饱满，没有刻意强调头部的结构关系，而是大胆采用概括手法突出五官，丰富表情、神态，整个人物线条舒缓自然，着手细节刻画又注重画面修饰；明显具有中国传统写意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线条的长短运用，画面繁与简的有序处理，无处不体现 “天人合一，就是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从中西方雕塑艺术审美的差异性看，西方的雕刻是站在理性、科学以及遵循客观现实、客观规律的角度，严格按照人体的解剖结构、形体结构、比例关系等为尺度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形象的真实性，作为雕塑专业教学研究的基本追求。中国古典雕塑也强调人物的形体解剖结构，其中包括人体的比例关系等。但与西方强调科学理性的艺术思维不同，中国古典雕塑追求的是一种感觉上的结构关系，它要表达的是作品的内涵，包括内敛、张力、精气神等，更多体现的是雕塑的体量和具有浑厚的建筑感以及本身所呈现的影像的完整性与整体性。因此，中国雕塑艺术应从探究中国古典石窟造像、古典人物雕刻入手，研究传统图式和传统的雕刻技法，抓住东方传统雕刻中所特有的那种矜持与内敛，结合西方学院派雕塑教学的技术层面内容，才能产生纯粹的东方文化语境下富有时代感的当代雕塑艺术和雕塑作品。
四、结语
雕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表达，不仅植根于传统文化，同样要传递时代的声音，通过雕塑艺术语言展示社会问题和社会诉求，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某种积极的引导与支持。借助不同的造型语言关注社会民生、关注文化生态、关注自然环境，这不仅是雕塑艺术工作者应有的担当，也是雕塑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实践证明，中国的雕塑教学、雕塑创作只有借鉴中国古典雕塑的形式、语言符号并与之产生合理的融合，才能真正将中国的雕塑艺术发扬光大，使其在世界艺术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古代建筑 现代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差不多是同步发端和发展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稳定的系统，通过中国的古代建筑，可以清晰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我国建筑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但在很大的方面还传承与发展着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人们对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研究的角度也越来越丰富。
现代建筑受古代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上。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一. 庭院式的组群布局。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北方很大一部分人在沿用着这种庭院式布局。两坡式屋顶，四面有院墙或者是一些建筑，中间围成一个天井。
二.巧妙而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由这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这种建筑虽然很少在住宅中看到，但在许多的旅游景点都能看得到这种木制的传统的建筑来吸引游客的参观。
三. 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
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并在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富有装饰性的屋顶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顶各部分柔和优美的曲线。同时，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加以装饰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再加上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许多屋顶式样，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具有艺术效果的复杂形体，使中国古代建筑在运用屋顶形式创造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特征之一。
2.色彩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接，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以后又用丹红装饰柱子、梁架或在斗拱梁、枋等处绘制彩画。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古建筑的色彩的运用，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很多，主要有宫殿、坛庙、寺观、佛塔、民居和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与园林建筑的成就最为突出。如在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就选择了沉稳的“故宫红”作为主调颜色。
3.传统符号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
第一、看看古代文学中有哪些内容与我们休戚相关
（一）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二）古文学中的亲情主题。
（三）古代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理家思想。
（五）现代人离不开的古代文化现象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古代优秀文明成果。
第二、学校选用优秀古代文学作品用于教学的必要性及意义
主要让学生了解和传承古代的文化文明，理清汉语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想要引导学生研习中国古代文学，首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语言是一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础，想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必须熟练掌握文言文。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学习古代文学就是要吸收其中的各种精华，抛弃里面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内容。把古代文学中精华部分传承给学生，并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与传承。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光耀千古，是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历经历史长河洗练与淘漉后沉淀下来的最纯粹的文化精华，其中最核心最灿烂的部分，直接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精神。因此，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继承和发扬祖先遗留下来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必要的。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能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温润儒雅的气质、乐观豁达的胸襟和高洁的人文情怀，这对提升个人的艺术品位和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以及自己性格的形成和如何面对人生的态度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选用古代文学中的德育要素来教育学生
（一）我们分析评价古代作家作品并用来作为教学素材时，必须掌握使用的理论武器。要认真读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论和文艺理论的著作。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范例，应当认真学习。总的说来，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为教学所用，必须做到：要对教材推荐古代文学作品、材料进行研究并吃透，能悟得透材料，能分析批判材料。懂点目录学，熟悉古代文献的门类和渊源，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找到材料。多读多研究，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中来理解。认真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是为了能够对古代文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