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5 12:27:41
论文摘要：介绍和分析了高速公路隧道病害的种类和成因，探讨了隧道病害的治理技术，并通过工程实例进行了说明。 论文关键词：高速公路隧道 病害 整治技术 1 前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量和等级要求越来越高，高等级公路、铁路的建设蓬勃发展，修建的隧道数量越来越多。但是由于设计、施工、地质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一些隧道产生结构变形、开裂、错台、渗漏水等病害，大大降低了线路的级别，并威胁到安全运营，情况严重的使隧道失去使用价值，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重庆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很快，到2010年建成“二环八射”2000km高速公路。仅2005年将完成投资100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总里程为478km，通车项目34km，续建项目计682kme到2020年，重庆将建成总投资1 990亿元的“三环十射三连线”共计3 600km高速公路。重庆是丘陵山区，高速公路建设中桥隧的比重较大，减少新建隧道发生病害和及时对现有病害隧道进行有效整治，对重庆的高速公路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我国高速公路隧道病害种类和成因分析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高速公路隧道病害主要表现在：严重渗漏水、结构衬砌的腐蚀裂损、仰拱或铺底的变形损坏导致路面的破坏。几乎所有的隧道病害都与渗漏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隧道结构的缺陷给隧道渗漏水提供了通道，隧道渗漏水的长期作用又会加剧隧道侵蚀破坏，特别是在围岩有地下水并具有侵蚀性的情况下，对衬砌和隧道设备的腐蚀更加严重。在运营期间，地下水常通过混凝土衬砌变形缝、施工缝、裂缝甚至混凝土孔隙等通道渗漏进隧道中，造成洞内通信、供电、照明等设备处于潮湿环境而发生锈蚀、霉烂、变质、失效，若使路面积水，就会改变路面反光条件，引起眩光，造成车辆打滑，危及行车安全。 2．1 隧道渗漏水成因分析 a．隧道开挖对地下水的影响 ①隧道开挖引起围岩应力的释放和重分布，改变围岩的力学特性和水的泾流路线，使周围的水向隧道内汇集和积聚，隧道处于地下水的包围中，给隧道渗漏水创造了条件； ②隧道周围地下水渗流场的改变，进一步引起应力场的不断调整，可能引起的局部应力集中、地层不均匀沉降或滑移面活动都将对隧道结构造成破坏，使得衬砌结构出现裂缝等，形成渗漏水通道，使隧道产生渗漏水； ③隧道开挖可能引起的古滑坡复活或新滑坡、或矿产采空区失稳、或大的塌方、或大量失水后的地面沉陷以及地震或人为诱发地震等都会破坏隧道衬砌结构，引起隧道渗漏水病害。 b．混凝土施工中产生的渗漏水通道 ①混凝土浇筑时水灰比过大，形成开放性毛细泌水管路； ②混凝土拌合物和易性不佳、混凝土质地不够均匀、水泥浆未能与骨料表面很好粘结、未能很好灌满捣实产生疏松层或留下各种形状的缝隙与孔洞，形成透水缝隙； ③衬砌混凝土材料中有杂物，腐烂后形成缝隙或孔洞。特别是在两环混凝土接缝部位，由于挡头板未拆除干净，腐烂后形成缝隙而漏水； ④“三缝”处理不当，产生的漏水缝隙； ⑤防水板安装不规范，未处理好防水板的接缝和破损部位，导致渗水，排水管路堵塞，等等。 2．2 隧道衬砌结构破损成因分析 隧道衬砌结构破损是指隧道衬砌开裂变形、片块剥离以及大块坍落。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地质原因(如软弱围岩、地层偏压及山体滑坡等)、设计不完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是通过将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高中政治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切实提高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不仅仅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过程，而是一场涉及到高中政治教学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为了实现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我们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探索。
一、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目标的整合
高中政治课程设置的总目标是：让学生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让学生了解党的指导思想，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现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整合的过程中，要有目的地将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与高中政治教学目标相结合。高中政治课具有思想性、教育性、社会性、实践性等特点，这决定了我们在将信息技术与其整合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高中政治教学目标的实现问题，而不能片面追求表面的华丽，为了整合而整合，迷失政治教学应有的目标。
二、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内容的整合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主要是通过声音（以教师语言为主）、文字和图像来呈现的。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就是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呈现政治教学内容的重要工具，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方便、快速地集成，实现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变革。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内容的整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可提供多种媒体的刺激，有利于师生对知识的获取和保持。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展现教科书以外的素材、案例，这些资源教师可以集成在计算机里方便以后使用。信息技术还可提供超文本特性，实现对教学内容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可开发多媒体电子教材、教学资料，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有机地集成，制作成CD、Rom光盘长期、大容量地贮存。教师还可以建立教学专用网站，随时更新、补充网上教学资源，实现教学内容的实时开放。
在课堂教学中，高中政治教师要围绕教学内容，有目的地选择各种教学资源，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突破教学内容中的重点与难点，以帮助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如：在教学《人的价值》一课时，我们利用多媒体播放“感动中国人物”视频、“抗击非典”图片、“爱的奉献”歌曲等资料，使原本枯燥的说教课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探究课，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人的价值在于有奉献。这样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内容有效整合，相得益彰，优化了政治课堂教学。
三、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方法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整合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信息技术应作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重要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教师灌输知识的工具。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就要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技术可以有助于实现分层次教学、个别化学习，为每个学生提供尽可能的选择学习内容的空间。信息技术可以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工具，从提高基本的学习效率到完成较复杂的探究任务都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学生利用网络技术从不同资源中查找、评价、收集信息；学生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分析数据、绘制图表以及汇报研究成果；学生利用虚拟技术模拟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案等。信息技术更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协作式学习。例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还可以通过E-mail、QQ、ChatRoom、BBS等网络工具进行交流、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要注意把握“度”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利有弊的，教师要扬其“利”而去其“弊”，择优而从，切勿过度使用某一种教学方法。
四、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过程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过程的整合是指教师与学生以教与学为目的的具体操作形式，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首先，课前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教师活动为主，当然也可以发动学生参与课前的准备，主要包括教学素材的收集、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案的设计等。比如：利用因特网收集所需的教学资源和素材；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来制作教案、画出教学流程、设计作业；使用]示文稿制作软件制作上课用的课件。
其次，教学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依据教学方案进行教学，教师进行必要的理论讲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问题并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同时，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讲评。这一阶段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来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可以运用视频、动画等手段化静为动，化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难点；可以利用网络，组织合作探究学习，让学生从网络资源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展示评价阶段。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之后，可以运用信息技术将自己的学习、探究成果展现出来。如可以用PPT、Word文件将学习成果展示给教师和同学；可以将其做成网页的形式，进行广泛的网上交流。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例如：教师可以设置网络在线测试题，对教学效果进行检测；教师使用Excel、Access等软件，登记和统计学生的成绩，还可做出分析图表，了解学生的进步情形和需要加强补救的地方，使教师可以根据分析结果来调整自己的教学内 容或进度，提高教学效率。
总之，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中政治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探索整合的有效途径，推动信息技术从多方面、多角度与高中政治教学的整合，以提高政治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江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信息技术整合问题研究[J].思想教育研
究，2007，（9）：52-54.
[2] 彭新富.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J].中学政治
教学参考，2005，（3）：24-25.
[3] 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J].电化教育
研究，2005，（1）：7-15.
[4] 王荣良.对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实践的再认识[J].信息技术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现代新技术具有平台化、数字化、多向化等教学特征，高中政治教师在政治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政治教学资源的高效整合，并能够实现知识单向传授者向多元教学引导者角色的转变，将单一、机械的政治课堂转化成多向互动、多元教学的知识殿堂。在这样的整合教学模式下，学生才能够激发出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政治学习欲望，从而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一、当前高中政治教学问题
1、课堂模式单一。笔者纵观当前高中政治教学状况，发现政治课堂教学模式过于单一，机械性较强，因而课堂教学氛围枯燥、无趣，使得高中生的政治学习积极性极大受挫。我国高中教育受应试教育模式影响严重，高中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过于追求教学功利，从而使得学生这一教学主体难以发挥主体作用，教师往往在课堂上单向灌输思想政治知识点，教学模式缺乏创造性，教学惰性较强，难以实践创新教学、改进教学措施，不仅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政治知识点，教师也在消极传授理论知识，教与学难以实现双向互动。在应试教育影响下，教师在课堂上常常采用题海战术，，而问题针对性往往较差，使得高中生对高中政治课堂的厌烦感日益增强。
2、缺乏教学重点区分。高中政治教学教材内容抽象、复杂，且常与人文道德、时事政治、国家政策、公民权利等内容紧密联系，而高中生由于其他文化课学习压力较大，与社会生活缺乏联系与沟通，从而在政治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上存在着较大难度。部分高中政治教材知识点所涉及的理论年代背景较为久远，且时空地域局限性较强，大部分政治教师难以利用高效教学措施与教学语言进行课堂讲述，使得高中生的政治学习难度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政治教学问题也日益加重。在当前政治教育环境中，大部分高中政治教师受传统教育模式与理念束缚，在课堂上仍然采用落后的图表分析、表格展示、语言阐述等教学方法讲解高中政治知识点，不仅在教学内容上难以实施深度教学，政治教学重点与难点也缺乏有效区分，使得高中生在教学课堂上学习思路混乱不清， 对高中政治课堂知识点的重难点把握能力较为缺乏，从而难于形成完整的高中政治理论学习体系，获得较高的高中政治学习效率。
二、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探究课的整合优势
1、教学技术性明显。信息技术具有典型的数字化、产业化、互联化等技术特征，高中政治教师将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探究课教学相结合，不仅让高中政治理论探究教学课具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技术指导，更让高中政治教学摆脱了传统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融入了现代新型化信息化教育技术工具，使得高中政治教学课堂的教学效果明显改善，教师在课堂上能准确实现教学双向互动，脱离高中政治探究教学瓶颈。
2、转化学习模式。高中政治教师将信息技术引入高中政治探究教学，可以有效转换高中生的政治学习策略与模式。在素质教育大潮的影响下，在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教育背景下，高中生不能陈旧于传统“听课学习、被动接受课堂知识”的学习模式，要向“主动学习、自主探究”型学习模式转化。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引用信息技术实现高中政治教学资源的平台化、多元化与互联化，给予高中生广阔的自主探究空间与知识探索渠道，让学生们增强政治学习能力，培养探究学习思维，从而逐渐形成完整的高中政治学习体系。高中教育阶段必须注重对学生探究性思维的培养与锻炼，让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养成良好的教学情感，教师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要有充分的理论思想交流与沟通过程，在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技术的高度整合下，及时、高效汲取政治教学知识点，使得学生不仅具备了强烈的政治求知欲望，还充分提高了政治学习能力，进一步完善政治学习体系。
3、深化素质教育。当前我国教育不断推行苏素质化进程，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完善高中教育体系。因此，信息技术与高中政治探究课的教学结合，给予了学生培养人文思维、时政素养、政治学习能力足够的教学空间。在传统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难以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特征进行个性化教学，而在信息技术的教学引导与资源整合下，学生的学习创造性被不断激发，教师也能够较好的贯穿创新教学理念，高效完成教学任务。
三、整合措施
1、搭建探究整合平台。高中政治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通过信息技术渠道搭建政治探究平台，让学生们摆脱被动接受课堂知识的困境，而积极投入到政治知识理论探索中去，实现学习结构模式的优化与转变。
比如，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政治教学课堂上，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了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等多项教学内容，让学生们在时政化资源平台上进行政治探究，提高探究课的教学效率。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各个国家相继进行政府改革。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发展和质疑，到PerryHicks提出整体性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正在逐渐被整体性治理所取代，整体性治理使政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局部走向整体，从残缺走向整合，整体性治理模式不断在各项管理工作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整体性治理产生的背景和主要思想，对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作一个浅要分析，以期能为管理者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分析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国就相继进入了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公共管理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于是在美国，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的实践模式，即新公共服务。其代表性人物RobertDanHate认为，新公共服务才是真正的公共行政模式。而在英国，英国学者和管理者则对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批评，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实践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其代表人物是Per-ryHicks。目前，整体性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趋向。本文将对其进行简单地介绍和分析。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来源于新公共管理的衰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十分强调分散性。通过将权力大、结构庞大、等级高的部门分散，使其在内部达到一个各部门相平衡的结构，然后重新对各部门进行信息和管理系统的规定，从而以不同的控制形式对各部门加强管理。第二，注重内部之间的竞争。对于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公共结构中，购买者和提供者是隔离开来的，从前的等级式的资源分配被新公共管理的竞争机制所取代。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资源的供应开始多样化。第三，注重激励的作用。在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中，激励机制被广泛的应用，在分散的公共服务和专业精神上，进行具体的绩效奖励，多劳多得得到了有效的实践。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新公共管理的不少运作方法已经被停用，新公共管理的分散性、竞争性和激励性已经造成关键部分停止运转，政府内部变得分散和无序。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数字时代的来临，作为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第二大背景，信息技术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当下公共服务系统理性的重要环节，以及现代化变革的中心。当前社会，信息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各行各业，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还在公共管理中占据着核心位置。第一，电子信息系统改变其人才结构。政府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管理，其中就包括公民的各项信息记载。最初，工作人员以纸质记载为主，发展到如今的以电子信息系统记载为主。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第二，信息技术改变其组织结构。以往的政府机构以等级官僚制进行结构架设，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现在的政府的组织形式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第三，信息技术提高政府工作能力。信息技术对于抓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做决定的能力，从而使政府工作效率更高。第四，信息技术影响政策变化。基于信息技术的功能，通常一旦信息技术系统发生变化，那么意味着大多数政策也会发生变化。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
(一)重新整合。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中，重新整合是与新公共管理相对立的。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重新整合主要涉及到七方面。第一，部门之间碎片化。即将功能相似的部门重新进行合并、整理、组织成一个全新的部门，重视微观层面的地方机构，新的政府结构以社区为基础。第二，大部门式的集中治理。管理的集中性是重新整合的一大重点。对于一些大的部门及重要部门来说，分散管理使机构内部之前分工不明确，工作效率低下，集中管理有利于改变分散管理所带来的情况。同时基于信息技术的融合，能够使集中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第三，政府重新化。这思想，主要是将私有收归国有，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比如，美国对两万八千名机场安全人员的公共部门活动，从曾经外包的私人承包商手中，将此权利重新交给公共部门联邦文管系统。第四，加强中央秩序。新公共管理模式使政府在日常管理中变得分散以及无序，整体性治理思想强调加强中央秩序，有利于改变由分散和竞争导致的无政府主义现象。第五，压缩行政成本。整体性治理降调集中性，因此，大大的减少了行政支出和花费。第六，重塑行政服务链。基于信息技术的支撑，在行政服务工作中，能够对公务支撑功能、处理事务的系统进行重新设计。第七，网络简化。现代政府通过网络的高度连接，使其在内部结构中更加精简和完善，在与外部的联系中也更加紧密。
(二)整体性治理。
第一，信息的搜寻和提供。整体主义是以需要为基础。政府的信息系统就是以此基础建立，能够满足公民和企业对政府机器中的措施，表达出来以及提交相关报告。而信息技术的互动性还可以自动根据公民的需要和兴趣，提醒工作人员对其做出整体性的调整。第二，组织重建以公民和功能为基础。第三，一站式服务，将分散的服务功能集中起来进行不同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公民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第四，数据库的统一，在新公共行政管理中，不同的信息掌握在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中。而在整体性治理中，强调数据库的统一性，使政府在进行重大决策和预测公民需要时，能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第五，灵活的政府结构。对于一个灵活的政府结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监视预报系统和预测系统。通过这两个系统能够及时对意外发生事件进行考虑。这有利于政府在进行决策和实践时，注入灵活应变的系统，增强其灵活性，取得更为有效的结果。
三、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简要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整体性治理不是对新公共管理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新公共管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站在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治理模式。然而，西方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从原先的生产者社会到当前的消费者社会转变。这样的改变，使其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要求。整体性治理则需要站在技术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其治理方式和运作方式都与信息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技术要求管理功能能够越发集中化、整体化、整合化，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悖。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被整体性治理理论所取代。整体性治理立足于政府内部的运作和部门的整体运作两方面，主要解决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碎片化管理和政府空心化问题。整体性治理能够提供比新公共管理更有有效的公共服务，并且用极低的成本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整体性治理的整合概念还集中体现在，整合不同层次的治理、整合内部功能的协调性、整合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关系。通过从层次、功能、部门三方面入手进行整合，从点到面，整合手段从平面延展到空间，理念也越发趋于多元化。从而使整体性治理更加符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体性理论比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另外，整体性治理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以官僚机制为组织载体。而新公共管理则不是以此为基础。完善的官僚机制是行政现代化的标志。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官僚机制为基础，还有利于建构现代化的官僚制，其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更加符合现代化行政的要求。结束语:总而言之，整体性治理更加符合当前社会、政府公共职能的管理。我国社会正在进行全面转型，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困难，政府要结合整体性治理模式，对政府内部机构进行重新整合，集中治理。同时还需要加强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整合，让公共服务的外包工作透明化，让公共服务朝着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52－58．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苏东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lif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9.
［2］陈凡，朱春艳.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 社， 2006.
［3］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M］. New York: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43.
［5］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8.
［6］Feenberg A.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EB/OL ］. ［2008-03-10］. http:∥www-rohan.sdsu.edu/faculty/feenberg/Subinq.htm.
［7］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M］. London: Routledg e， 1999.
［8］安维复. 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 理念［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19(6):33-38.
［9］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5.
作者：刘桂英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其他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的批判:温纳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独特性的彰显
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同时也建立在对其他流派思想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温纳事实上重申了技术自主性和技术政治性思想的立场，或者说，以此为思想基础而彰显了其思想的独特性。1．对“适当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观念的批判“适当技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工业批判、现代化批判思想，它主张通过技术改造使技术更适合人的维度。“‘适当技术’如何说服那些曾经致力于技术和经济实践传统形式的研究的人们的?回答是:给他们更优秀的产品。”［为此，“适当技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标准，如软技术必须符合生态环境，能源必须是再生资源，技术应该与当地文化、民主政治相容等。“适当技术”和“软技术”虽然表明人们对技术后果的广泛关注，但温纳认为，“西方哲学或人类的任何经验都无法显示能用简单的列表来安排善恶”［3］(72)。这不仅是因为有些标准是不可行的，而且那一系列作为善的技术标准之间也是相互矛盾的，人们最终对“什么是适当的”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温纳通过技术自主性和内在地具有政治性的技术批判“适当技术”观念，他认为，“适当技术”即便在技术改造中考虑了政治因素，其考虑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技术的隐形、内在的社会结构，忽略了有些技术是缺乏改造的灵活性问题。2．对“技术评估”思想的批判温纳揭示“技术风险评估”的保守性特性，他认为“它最终的结果是以维持免受社会限制的工业社会现状的方式，同时延误、复杂化或模糊当前面临的问题”［4］(139)。“技术评估”忽略了文化、人性方面的价值，只关心技术对人的健康、安全、环境等的影响。而且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把技术的副作用看做是第二位的，并认为这些副作用并不一定与正在讨论的技术本身有必然的联系，且副作用可以被消除而技术本身可以完整保留。温纳特别指出这种方法只是处理了“症状而未涉及其根源”［5］(11)。而由于技术自主性的特性，许多技术后果是技术本身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技术与生俱来的。3．对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新伦理”的批判人文主义哲学家总是提倡在意识领域内进行一次广泛的革命，进而在技术实践中采纳“新伦理”。温纳认为“新伦理”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们前进，好像整个工程是一个哲学工程———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但在阐明关于人、自然和存在的问题上，世界将不是一系列的难题，而是如果有区别的话，是一系列的疑问”［1］(133)。人们对“新伦理”的价值原则本身很难形成共同的、确定的判断，从而最终也无法用“新伦理”来改造技术。在对“技术评估”、“适当技术”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三者的批判中，温纳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比前两者更加深刻。“技术评估”、“适当技术”思想作为功利主义多元论的方法，主张人们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标准以及执行人员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有益影响，限制不良后果。政治也被认为是规定、执行这些规范的过程。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价值则基于对技术本身作为建立规则的力量而存在的认识上，从而与温纳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但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有所不同的是，温纳力图克服关于人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学的种种假设，把技术认识、技术评价和控制建立在对技术现象进行直接的政治分析基础上。其结果是，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存在，不仅其政治性是技术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技术本身也自然地进入政治所要引导和控制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对技术所做的政治控制也是对我们社会本身所做的政治引导。
从抽象向现实的回归:温纳关于技术评价和控制的主张
在技术自主性思想框架内，认识技术的政治性是否意味着否定了技术控制的可能呢?①温纳认，为在技术决定论和人类选择自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技术和人也在相互塑造之中。由此，温纳从对技术的抽象的哲学关注和对他人的单纯批判转而关注现实的技术评价和控制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1．“有必要寻找新的技术形式。”［1］(136)温纳对新技术形式的描述充分体现了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对技术的选择和控制方式则体现了技术自主性思想。他明确表示，许多现代技术的政治影响与流行的民主—自由理想形成了公然的对立。因此，温纳提出应该用民主政治的智慧来引导技术，同时人们必须寻找与自由、公正以及与其他政治理想相符的新的技术形式。如果人们一旦面临一种内在隐含着政治特征的、非友善的技术，那么应该把这样的技术从我们的社会排除出去。温纳甚至认为:“说‘不’是参与技术(变革)的完全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中，温纳的这一观点在注重高效率和经济利益的现代社会中似乎缺乏可行性。2．技术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过程要求公众的直接参与。温纳认为，与技术选择相关的技术评价和道德的培养必须源于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间的对话。他注意到在现实中，“关于技术选择的大众讨论的情况在明显恶化。民主进程和专业知识相互交叉寻找共同目标的场合也在逐渐减少”［7］。因此，对技术决策来说，目前的挑战是怎样使大众早日参与技术决策中的问题，而不再简单的是关于评价标准的讨论问题。［8］温纳特别推崇北欧“协商会议”、“剧情讨论会”②这两种技术选择中的民主参与形式，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想。在此，温纳从对技术政治性的认识跨越到对技术进行政治引导的领域。不仅需要与民主、自由、公正相符的技术，也需要对技术进行民主选择。3．人们要培养关于“什么是适当的”认识能力，并用它来引导技术。温纳认为:“技术变革应该由社会公正、心理和谐、个人尊严所引导，而不是由无限的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所引导。”［9］而现代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意识。温纳对公众意识的潜力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那些与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有关的选择的重要性，并明确说出可替代的选择，那么历史将会有令人吃惊的转折。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以更多的现实案例来印证自己的理论。温纳列举了很多历史事件，如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的高级会议不顾那些顾问们失望而不得不销毁炸弹和导弹，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反原子弹的运动都证明了公众意识的力量。
独特性与局限性之间的徘徊:对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的评价
温纳曾批判技术建构论，认为它只注重技术的社会生成而忽略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并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细节”。但温纳在技术意义的探索方面则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技术政治性的认识中，温纳认为技术具有政治性，并存在外在政治性和内在政治性的区别，对运行环境的要求具有灵活性和不灵活性的区别。一方面，我们在对技术的评价中，除了考虑环境、安全、传统、健康心理等尺度外，还需要考虑政治尺度，即技术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技术评价和控制中，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技术的可塑性、可改造性:有些技术是灵活的，允许我们通过全面的技术评价而改造，有些技术是不灵活的，我们需要对它坚决说“不”。这样，温纳试图从技术自主性和技术政治性两方面综合认识技术评价和控制问题，而这也正是“适当技术”、“技术评估”、“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等思想所不具备的。此外，温纳还提出了技术评价和控制的具体方式，即谁用什么方式来评价和选择技术。温纳认为，技术意义的判断不仅仅需要技术精英，也需要大众的民主参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只关心技术评价的标准问题，即从哪些方面来评价技术，却不关心谁怎么去评价;“技术评估”和“适当技术”虽关心谁评价的问题，但却把评价主体限制在技术专家范围内，似乎技术评价仅是专业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性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从而在技术评价中忽略了大众意愿和利益表达。温纳对技术控制的民主参与主张正补充了上述理论空缺。如上所述，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显然有其独特性和相应的理论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学标准是否比“适当技术”、“技术评价”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评价标准更为明确、更为重要呢?事实上，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从本质上仍然与其他的评价标准一样属于技术评价的价值标准。自由、公共利益、正义等政治评价标准与安全、效率、人的尊严等其他评价标准之间同样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各种标准共存但又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温纳技术评价的政治尺度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和“技术评估”的标准一样都难获得一致性意见。温纳的高明之处只是在于提出民主参与的主张，让民众遵从一定的程序对标准做出选择，即通过民主参与来共同协商或做出选择。为此，他反复强调用民主政治的智慧来引导技术，让公众了解技术，并参与技术决策，让技术符合民主政治。但其理论的不完善处也正在于此，因为民主作为做出决策的方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的、完美的。温纳的理论将问题始于和终结于民主参与的决策方式，但并没有太多论及民主参与的适用范围、利弊和保障措施等。可以说，温纳将现代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民主政治价值作为理论前提，并应用于技术问题分析中，但并未对其提出任何的质疑或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这无疑是温纳理论最大的局限性。事实上，技术选择的民主参与确实会面临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首先，我们对温纳理论的基本预设存有疑问:在任何场合，民主是否都能产生好的结果?什么场合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才能最为恰当?温纳的理论预设就像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抽象的技术评价标准那样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和政治学交叉的技术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进一步论证技术决策中的民主参与的条件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其次，技术选择的民主参与存在现实可行性的问题。现代大而复杂的技术系统越来越超越人们的理解，尤其是超越普通公众的理解。让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公众(经过教育，即便有了一定的了解)参与技术决策是否可行?如果要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层面参与?在这里，不仅仅存在技术决策的民主参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如何进一步探讨民主的适用性问题，还涉及如果民主是必要的话，在当下缺乏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为民主参与逐步创造条件的问题。再者，温纳在谈论核能所要求的集权制时，西方有些学者提出能否把技术的政治后果限制在工厂、实验室之内，不使它的影响进入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技术的政治性评价标准将不再具有广泛的意义，甚至由于担心技术所隐含的不利的政治意义而使民主控制的意义也变得不重要了。温纳对此没有做出满意的、正面的答复。事实上，在这个方面，温纳并没有明确区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技术政治性评价标准中是否分别对待和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另一个是技术的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区别。对前者而言，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性标准针对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技术，而对具体的、特定的技术，温纳并没有单独的分析。他仅仅提供了评价的标准，至于在不同技术评价中的应用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后者而言，评价固然是控制的前提，但技术的政治评价标准并不是技术的政治控制的前提。技术的政治后果在特别的情况下，其影响范围可能会不同，但这并不否定技术的政治控制的意义，因为技术的其他后果的影响力可能是更加大众化的，需要公众的民主参与。在温纳谈到寻找与自由、公正、民主相适应的技术形式时，其对技术控制的民主参与方式已经超越了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和理论范围而具有更高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我们跳出技术政治性的理论范畴而在更广泛的技术评价领域内进行探索。从整个理论体系而言，温纳作为技术哲学家或技术政治学家而关注理论分析的行为，阻碍了他对技术评价和技术控制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脚步。从这一点可以说，温纳理论的独特性在于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角度为技术评价和技术控制问题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而局限性却是对技术评价和控制的实践问题分析得不够深刻。而这些实践性的问题恰恰是他理论问题分析的必要延伸和对理论体系价值的进一步佐证。当然，技术政治学的研究相对于“技术评估”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而言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尚存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在技术评价和控制这一实践领域，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而温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开始。
【论文摘要】中学思想政治课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课难以实现其真正教学效用。因而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农村政治教学实践之中显得尤其迫切,这将在教学方式、教学气氛、教学互动以及学生成果得到尊重几个方面带来显著的变化。
目前农村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初中生学习思想政治课,往往觉得抽象难懂,枯燥乏味,根据笔者这些年的教学以及对其它同类学校的观察,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农村中学目前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方式,几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教学方法,教学法单调、照本宣科,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越来越感到无益又无味。2、长期以来。教师滞于理论说教,不和国内外大事紧密联系,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缺少身边大事的讨论,逐渐使学生感到厌烦,丧失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兴趣。3、考试题目设置不够合理。考试制度改革后,考题主要是考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考题的主要内容是来自于城市生活、城市建设、经济等一些方面,涉及农村生活方面的考题较少,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感到比较陌生,考试时只会做一些书上有的答案,这样自然而然的就降低了学习质量。
面对新课程改革的紧迫形势以及随之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农村思想政治课如何做到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和形式。增强教学的实效,这是每个农村政治教师必须思考和实践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政治课教学进行有机整合,构架理论与实际的桥梁,把思想政治课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融于有情有趣的案例、事件或故事中,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调动学生的情感,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如此,要想改变农村初中思想政治教学的现状,提升思想政治教学效果,使得农村思想政治教学能营造好一个良好的课堂环境,需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农村政治教学实践之中。为了更好了实现二者的结合,笔者认为需要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必须更新现有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提升教学水平,改变照本宣章、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式,彻底改变教学为考试服务这一传统的错误理念。前几年国家实施的农远工程中,很多农村中小学都安置了广播卫视,购置了电脑设置了多媒体教室并连上了因特网,为改善教学环境、使用计算机教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大多数农村中学教师的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不会使用电脑不会上网更不会做课件,因而认为计算机教学无用,导致大量的多媒体教室闲置,电脑成为一种摆设。
第二,鼓励初中政治教师及时“充电”。不断扩大其知识面,开拓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多和城市中学交流讨论,多参与教学研讨活动,积极主动引进城市教学新思想、新方式。庆幸的是,时至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大力推进,年轻教师的大量补充,在农村中小学大力开展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可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已成为必然趋式。
第三,政治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技术构建新教学环境,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引导学生讨论国内外大事,并积极参与农村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亦即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已经开展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广大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仍然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存在种种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所谓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的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转变为“主导一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这种教学实际上就是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教与学方式,与传统的农村政治教学有着迥然的区别,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方式大为改变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创设虚拟现实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中去。因此政治老师利用信息技术创设一些真实的模拟环境,充分利用因特网去搜集一些丰富多彩的时政材料,将一些能反映理论问题的社会热点与教材知识结合起来,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思想政治课内容设计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内容集为一体,实现教学内容的直观化和形象化,激发和维持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兴趣。
二、教学气氛得到改善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开启学生心灵思考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善恶观的过程,利用一些有趣味性有意义的材料来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教学气氛,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展现生活画面,让学生在生活中思考,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这样就可以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乃至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探究学习的学习兴趣。
三、优秀的课件得以展现
信息技术环境中,课件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课件制作的好坏,决定了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课件的内容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低年级的学生保持精力集中的时间较短,但其机械记忆、形象思维却占较大优势,因而要侧重选用一些有声有色、形象生动的课件素材;高年级的学生注意力相对趋于稳定,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理解能力要高一些,可制作一些有利于启发和诱导思维的课件,以培养学生归纳与演绎、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能力。
由上论述可知,鉴于思想政治课教育在中学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关键性作用,因而一堂吸引人的思想政治课尤其显得重要。若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农村政治教学之中,一定会大大提高农村政治教学的效果。真正发挥其教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2]周梅,利用网络信息传媒技术优化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j].林区教学,2007(8-9):176-17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本世纪以来,现代临床医学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人文走向,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也是值得认真加研究的。
1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今的临床医学
对于从14、15世纪发展起来的、以先进科学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现代医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过许多尖锐的批评,主要集中批评其对人性的淡漠和对技术的过度崇拜。这种批评早在一百多前就曾出现,特别是1972-1973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J•汤比因和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以他们的伦敦对话为基础出版的《面对21世纪的对话》,最具有理性和代表性。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两位作者对现代医学无视医学的人性做了极为深刻的批评。他们说:“医学越是具有直接左右人的生命的力量,医生如何运用它就越成为大问题。”今日在医生面前,“就似乎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具有生命的人,而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尽管医疗本应以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人格交流为基础,现在却已濒临崩溃。”“然而在今天,在医生这一方面,对于生命尊严的敬畏观念的降低已成了问题。”“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之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而美国的社会学家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特森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对医学的人性化做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们说:“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生命的医学化,使人们屈从于医疗行业人员的控制。不断专业化和医疗机构的发展,使得医疗保健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失去了人性味。”[2]在国内,作为人文社会医学的核心刊物的《医学与哲学》,发表了许多对现代医学淡漠人性的批评:如“消费时代的医学人文价值”[3]、“当今医学缺少的是什么”[4]、“现代医学存在自身缺陷的依据、原因、现象及后果”[5]、“守住医学的疆界”[6]、“呼唤人性的医学”[7]等。这些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正是这些评论与批评,提醒与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与关注,促成了医学界为医学人文关怀而努力。在当今“以人为本”的全球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背景下,我们再度审视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发展的走向时,可喜地看到现代临床医学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医学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征兆,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不仅在保健服务方面,就是临床实践方面,其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医学要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整个医学界的一致呼声;生物医学的传统模式正在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效果的评价,开始着眼于整体病人和心与身的统一而不是仅限局部病变;以前那种视技术为对付疾病、增进健康的唯一手段正在让位于技术、心理、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治理。尽管这些变化其中不少仍只能视为苗头与伊始,尽管还面临市场经济诱惑和技术万能思维模式的压力,但毕竟有了新的转向。我们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当代医学,无视当代临床医学正在开始的重要进步,一味地批评,而应当积极发现、分析医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新变化,发扬和扩展这些变化,促使其进一步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2当代临床医学迈向人文的十大走向
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的人文走向,最为重要和突出的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第一,从单纯追求延长生命转向对人的整体关怀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医学目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规定我们认为医学的当代合适的目的,同时为那些目的说明理由……医学目的能在下述四个标题下得到合适的论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解除疼痛和痛苦,治疗疾病和对不治之症的照料,预防早死和安详的死亡。”[8]医学目的这种变化,在癌症治疗决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WHO在癌症预防与控制报告(WHA58/16号文)中指出:“抗癌治疗的目的是治愈疾病、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意味着抗癌从单纯地追求延长生命走向延长生命与提高生活质量并重。而晚期癌的治疗上则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决策,要确保治疗只用于受益阶段。”[9]6第二,从单纯重治疗转向治疗与关照并重,努力减轻病人的心理精神负担。尽管现代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许多疾病仍然是无法治愈的,特别是那些老年病和慢性病,常常具有终身性质,一直伴随至死亡。而病人通常不只是需要治疗,而且还需要同情、关爱和理解。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医务工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管理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管理指的是在感情与心理上的持续心理关怀,帮助病人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目前世界各国对晚期癌症病人提倡的姑息治疗(palliativecare),最能反映医学人文关怀的进步。姑息治疗的基本要求是:“改善癌症患者生存质量;帮助癌症患者以较平静心境和较强的毅力面对困难;帮助癌症患者积极生活直至死亡;帮助癌症患者家属面对现实,承受打击。”姑息治疗的主要任务是“缓解癌症本身和治疗所致症状及并发症;减轻患者的躯体痛苦和心理负担。”[9]8第三,从关心病转向关心病人,呼唤全人医疗和整体医疗,这是医学人性回归的重要一步。自从医学从古代聚焦整体转向重视机体的局部病变、重视疾病的微观探索以来,医学对作为整体的人渐渐地被忽视了,在医生们的眼前存在的不是病人而是病、是微生物、是细胞、是基因,因而医学的人性淡薄了,现代医学也因此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是,现代医学的这些弊病近些年开始引起医学界的重视,许多有先觉的医师们,开始呼唤全人医疗,呼唤医师们回到病人床边,呼唤重视与病人的沟通。“医学的对象是整个人(wholeperson),必须考量人的整体性,人具有尊严性及个性,人的身与心彼此互相影响。”“医业的执行必须超越病人的身体,尊重病人的尊严性,了解病人的心理与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因此,“全人医疗受到特别重视,全人了解(whole-personunderstanding)成为医师照顾病人最重要的基础。”[10]24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疾病的类型开始发生变化,慢性病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致病原因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医生诊治疾病不能只了解病变的局部机体,还必须了解病人整体,必须了解病人的心理和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当前,医学界呼唤要重视与病人沟通,要重视了解病人,医学要重新回到病人的床边,已经成为许多医师的共识了[11]。“医师对病人的了解,对人的完整性的了解暨对病人痛苦的体质和来源的了解,医师对人的完整性及其与生病关联的了解,是解除病人痛苦的主要基点。”[10]23第四,从只重视技术,认为技术是万能的治疗观念开始转向同时重视病人的心理社会的全面调理,也是当代医学人文化的重要走向。16、17世纪以来,现代医学走上了迷信技术的道路,认为技术能医治病人的一切,技术是无病不克的万能神。当然,我们应当肯定,技术也的确为人们解除了许多疾病的痛苦,但即使是那些以局部病变为特征的疾病,也要波及全身,而其所带来的痛苦,无疑要刺痛人的心灵。因此,单纯依靠技术的医学,从来都不是完满的医学,因为在这种医学的视野里只有病而没有人,人性的关怀被忽视了,并因此成为冷漠的医学而受到批评。现在,时过境迁,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现代医学时,已经认识到“医学以人、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为对象,其本质‘为人性化的医疗’。是奠基于人文、哲学及科学的学问。医学教育以培养良医为目标,除了科学教育及技术训练之外,还必须使学生了解医学的人文、哲学层面,确立价值观、伦理观及生命哲学观。”[10]7有的临床学者提出,“临床针对疾病治疗决策的制定,需要遵循规矩原则、证据原则和美德原则。规矩原则存在较大的缺陷是忽视了患者的价值,忽视了患者及家属的意愿,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性。美德原则弥补了规矩原则与证据原则的缺陷。”[9]6临床学界对技术医学的这种再认识,反映了医学的人文进步,反映了当代医学人性关怀在提高。乳腺癌治疗观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认识变化的一个缩影。自1882年Halsted创立乳腺癌根治术治疗乳腺癌以来,乳腺癌治疗几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完成了从可耐受性的最大治疗向有效的最小的治疗的转化。目前,女性疾病,特别是乳腺癌的治疗,不再仅仅满足疾病的治愈,还要尽量保持外形美观,由此保持自信心与心理认同,满足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这难道不是医学人性的进步么?第五,从对局部病变大动干戈转向在治疗中尽量减少机体的损伤,重视机体自然力的恢复。微创手术和微创医学的问世,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众所周知,传统外科是以切除病变著称的。躯体任何部位的实质性病变,只要一经确立,其对策是尽可能的彻底切除,而不顾忌切除大小对机体的伤害。但是自1985年提出微创外科minimallyinvasionprocedure)概念,德国医生(1986)法国医生(1987)完成腹腔镜胆囊切除以后,被医学界广泛接受。事实上,微创外科不等于小切口手术,它比现行的外科手术能有更小的创痛,能有更好的内环境稳定,更准确的手术结果,更短的住院日以及更美好的心理治疗。尽管微创技术目前主要仍限于外科领域,并且主要是由腹腔镜外科的创建而引导出的,但它无疑反映了人们在寻求尽量减少对机体的损伤的努力。“西方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在过去20年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其传统起源,同时也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医学智慧。”[11]“现代外科已向着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微创外科发展,以人为本是微创理念的核心,在对病人进行任何医疗决策时,都应将微创理念贯彻到决策和治疗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损伤。”[12]例如,现在前列腺增生大多采用经尿道电切、汽化、激光等治疗,肾脏多发结石也通过经皮肾镜进行治疗,大大减少对病人机体的损伤,而手术效果与开放手术相同或优于开放性手术。因而目前泌尿外科开放性手术,已部分或大部被腹腔镜手术取代,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微创技术的应用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它明显减少了各种手术对病人机体的损伤,减少了对病人心理的损伤。因此可以认为:“微创医学以及在治疗中减少对机体损伤的出发点,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表现,是现代医学迈向人性化医学的重要一步。”[13,14]第六,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协作的方向转变,意味着现代医学开始抛弃那种将人体视为部件拼凑的机器,承认人是有意识有尊严的活体,从而促进了适应医学人性化的需要在医疗技术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源于还原论和人是机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现代医学将疾病从人的整体分离出来,设置了以疾病为中心的各种专科,并且越分越细,在每一层次上产生更多的分枝,因而离整体的人越来越远。在专科医生面前的不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是各种不同的病、病毒、组织、细胞、基因、化验数字和各种影像摄片,因而一些医生对待病人没有同情、体贴、关怀,往往推来推去,医学的人性渐渐被淡化和淹没了;另一方面,现代医学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很多疾病是相通的,是与人的整个机体密不可分。例如,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心血管疾病实际上是代谢性血管病。糖尿病又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15]。一些高血压病,胃病,实际上是某种心理性疾病。再如高血压病的治疗,人们已经认识到,血压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且人的情绪对血压的影响极大,药物治疗不能稳定病人的情绪。长期服药的无奈和恐惧,极易导致病人的焦虑与不安。因而情绪波动往往是高血压、特别是三期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诱因。所以对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引入心理、情绪的概念。如此种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摆脱单纯专科视野的习惯,树立多学科合作的观点,从人的整体视角对待疾病,恢复对人的整体关怀,摒弃那种将人视为机器零件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因此,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学术界都在呼吁多学科合作诊治病人,如英国许多医院,已经建立由多学科组成的团队,国内北京垂阳柳医院组建多学科疾病治疗中心,都是为克服专科医学人性缺乏、恢复多学科、多视角治疗的努力。第七,从经验医学转向循证医学,转向证据与经验相结合,规范化与个体化结合,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治疗奠定了基础。医学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服务。医学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医学最先是从经验开始的;14、15世纪以后,医学逐步从现代科学中得到了武装,现代科学为医学增添了强大的翅膀,但现代医学依靠仪器装备提供的各种检测资料的运用于每一个病人身上时,仍取决于医生个人的经验。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重大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循证医学(EBM)概念的提出。EBM与传统医学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医学是以医生个人经验为主的,医生根据自己经验、教科书和医学期刊的提供的信息来处理病人,这就可能导致实际上无效但理论上推测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另一些实际有效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反而未被采用。循证医学的人文意义在于:将病人放在中心地位,让病人充分知情,积极参与;强调医疗行为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即考虑疾病发生的生物、心理、社会条件;强调要为病人提供充分的信息,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效果的利弊及并发症、治疗费用等方面的信息,以供病人选择;以预后终点指标来评价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包括有效寿命、总死亡率、疾病重要事件、生活质量、成本—效益比等。循证医学体现了医学精益求精、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什么是最优化、如何实现最优化的问题,因而是医学人文性的重要体现。第八,从医生决定和包办一切转向病人自主、医患合作与互动,这无疑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长期以来,医生一直被视为医学的主体,病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安排,这种医患关系一度称之为父权主义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的此种关系,根源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控与病人对医学的无知。在古代,这种医主病从的状态似未造成医患间的隔阂与不和,是因为当时医生的诊察手段有限,医生必须依靠与病人的交谈了解病情而确定治疗对策。但是,近代医学产生后,医学诊疗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许多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从与病人交谈中获得治疗依据,只需要开几张化验单、检查单就可以满足诊断决策的要求了,因而医生离病人愈来愈远,临床医学也因医生远离病人床边而演变为实验医学,医患交流的渠道荒芜了,医患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病人眼中慈祥、关爱、体贴的医生形象渐渐消失了,从而构成现代医学人性衰退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九,医疗服务组织开始从大医疗中心向社区医疗、向基层医疗的转向,也是医学迈向大众,迈向人人享有保健,实现全人关爱的重要进步。现代化的大医疗中心是适应生物医学、实验医学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医院有了巨大的发展。真正现代意义上医院明星,是1784年由约瑟夫大帝二世重建的可容纳1600名患者的维也纳医院开始的。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大医院越来越多,医学现代装备越来越多,医院的科室分工越来越细,追求大的医院或医疗中心,似乎成为医学进步和国家、地区医学水平高低的标志。另一方面,大的医院的确可以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益。大型医院的发展,为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为治疗重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大医院的发展,不分轻重地将大部病人吸引到医院中来,这不仅增加医疗费用的开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削弱了预防,削弱了基层医疗,而目前占疾病主要地位的慢性病、老年病、退行性疾病单是从治疗着眼是无法解决的;且大医院由于分工细、科室多、层次复杂,医生与病人交往受限,因而存在医学人文关怀的先天性缺陷。可喜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有远见的医学家已经认识到,保健服务的光明大道,必须重视发展和依靠社区医疗和基层医疗,必须将保健服务的重心从大型医院逐渐转移到社区和基层。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保证人人享有保健目标的实现,才能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有效治愈率,才能从根本上使医学的恩泽落实到大众身上。第十,从治已病、治终末期的病向治未病、向疾病早期、向预防疾病源头的转变。早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唐•孙思邈《急备千金要方•诊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早就将预防为主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实际上,除了劣性传染病猖獗时突出了预防外,平时大量的人力、物力仍是以治已病、终末期的病为主,大量的医学研究,也是针对危重病如何抢救为目的进行的。这就形成了医院越盖越大、病人愈治愈多、费用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的后果;客观的印象是,医疗机构在期望着更多、更重的病人,因而也就导致现代医学严重背离了防病治病、增进健康的初衷。以治疗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实际上成为检验医学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标尺。因此,将以治疗为主的方针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就成为实践医学人文关怀、体现医学的人文性的一项根本性的举措。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十多年来开始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内外的临床与预防医学的实践使医学界认识到,以治疗为主的办法,是无法控制当前最令医学界烦恼的慢性病、老年病和种种退行性疾病。如对冠心病的治疗,对冠状动脉斑块的处理,任何一种有创性治疗都是破坏板块稳定性的,但这种破坏都是暂时缓解症状,即使放了支架,仍要吃药,离不开他汀类药物、β受体阻断剂、ACT抑制剂和阿斯匹林。但是,如果我们从预防着手,是完全可以大大降低此类疾病的发生的。2004年公布的Inter-HeartStudy有52个国家参加,其中包括7000名中国人实验对照试验报告,证明90%的心肌梗死是可被我们身边可检测、可控、可改变的传统因素所预测所解释。该项研究证明,10个心肌梗死病人9个可以解释,6个心肌梗死病人可以预防。美国30年来人均寿命延长了6年,其中3.9年归功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与预防。这一事实大大推动了人们对预防观念的转变,呼吁转变生活方式、呼吁戒烟的声音,已成为一些医学专业会议的强音。“心血管疾病一定要强调预防,不管疾病发展哪个阶段,都要把预防放在首位。我们今天讲预防,不仅是救患者,同时也是救自己。”“生命珍贵,它属于人只有一次,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应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让人类,包括我们自己,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这是我国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充满人文气息且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15]。当代临床医学朝向人文方向的变化,还有其他种种表现,本文只不过列举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而已。
3基于医学价值观与医学哲学观的转变
当代临床医学的人文转向和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医学价值观逐步取代医学技术论的价值观,系统论逐步取代单一的还原论,心身一元论取代了心身二元论。“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愿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16]这样一门起源于为解除人类的痛苦且从头至尾充满着爱人的科学,其价值观无疑是以人定向的。但是,医学自从14、15世纪开始追求以实验科学改造和装备自身以来,其价值取向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以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和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为启始的现代医学,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涌现了一个接着一个重大发现和发明,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激发了对医学科学化的追求,甚至无形中在医学界形成了一种默认:一次重大的发现或发明,就意味着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飞跃,意味着对疾病的征服和医学光辉的上升。无数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都在拼命地追求对的生命、人体、病源体、诊疗手段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并且毫不怀疑地认为,新技术、新设备的堆积,就是医学,就是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这样,医学的价值观,开始从对人的关爱逐渐转变为对技术的关爱,医学技术成为医学的代名词。唯技术论的价值观渐渐代替了对人的关爱的价值观。但是,在人们追求医学技术的无限进步过程中,人被忽略了,人被冷落了,医学的人性淡漠了,大量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唯技术论的怀疑。人们发现,无论是搭桥、放置支架、血管扩张、血液透析、花样翻新的各种手术方式,以及诸多脏器移植,大多只是暂时缓解症状,不仅花费巨大,并且常给病人带来终身痛苦。因此,尽管医学自身感觉进步巨大,但人们对对医学的批评与埋怨愈来愈多。人们认识到,技术至上,技术就是医学的一切,以技术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医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了。“医学的价值是多元的,除了基本价值外,医学的价值还可以分为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等等。”[17]但医学的核心价值观仍然只能是对人的关爱。医学不能离开技术,更不是不要技术,但不能将技术作为医学自身的价值的主要取向。医学必须回到将“以人为本”作为医学价值的基点上来。还原论转向系统论,系统论与还原论相结合,为医学的人文转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现代医学从产生以来,一直是立足于还原论的。没有还原论,就没有人体组织、细胞、血液、蛋白质、基因的揭示,就没有人体内分泌、免疫反应、神经调节机制的清晰认识,就没有对微生物、细菌、病毒、钩状螺旋体等各种病源微生物的了解,从而也没有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的控制与治疗,否认还原论对现代医学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还原论有其不足的方面。正是这种还原论的哲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将人体化解为组织、器官、细胞、基因微细结构,作为整体的人逐渐消失于这些无限的微细结构之中。生物医学模型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是现代医学人文性失落的基本原因。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型完全依赖生物学的变量来解释疾病的观点,完全排斥社会、心理、行为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是片面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只是表明潜在存在疾病,但不一定患有疾病。糖尿病或精神分裂症的生化指标异常,只是此类疾病存在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生化指标的缺陷不能解释疾病的一切。病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经济、环境、饮食,都是影响疾病的因素。因此,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还原论必须要有系统论的支持。系统论认为所有的组织层次在等级系统关系中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层次的变化就会影响另一层次的变化,采纳系统论作为医学研究的方法将会大大缓和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分裂。而此种认识基础的调整,就为现代医学要重视人、重视人的整体、重视人的思想情感、重视人的社会及环境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也为医学的人文性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心身二元论也是医学人性淡漠的重要原因。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医学从一开始就走上心身二元论的道路。为谋求克服古代医学模糊性的努力目标,现代医学采用了实证和还原的方法,同时也接受了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影响。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心灵与物体。心灵是精神实体,物体是物质实体,这两者彼此互不依赖。心的属性是思维,物体的属性是广延。有广延性的物体不可能思维,能思维的灵魂无广延性。这两个实体只有在上帝这个绝对实体里才能实现彼此的统一。据拉斯莫森的研究,当年的基督教会允许解剖人体时仍坚持将人的灵魂是神圣不能侵犯的观点,当时准许对人体进行解剖有一个君子协定,即不许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研究[18]。这样,当时的医学只有将人的心理放置一边,先将人体加以研究,才能在客观实证上回答许多疾病的原因及过程,才能找到医治躯体上的各种病症。这样久而久之,人的心理被忽视和遗忘了。而近来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的躯体与人的心灵是密不可分的。身与心相互依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其发生无不与精神心理因素相关,其治疗不仅需要采用药物、手术等各种物质手段,而且需要心理调理。心身二元论必须让位于心身一元论。正是这种哲学观点的改变,促进了医学人文观念的提升。超级秘书网
4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以上种种人文转向还只是开始,有的还只是发展中的苗头,还只是一些有远见的临床学家的见解与呼声,远没有成为当代医学的大气候。首先,从认识上看,比如,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慢性病治疗的困局,如何实现还原论与系统论的结合,如何要实现从大的医疗中心向基层医疗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赞同的。这方面还有赖于交流、讨论与实践的证实,并逐渐取得共识;其次,上述提到种种医学人文转向,还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如何实现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合作的转向,目前出现的一些做法,如疾病中心的建立,多学科团队的组织,等等,还远不成熟,须要探索和积累经验;再如,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提供心理支持,如何在疾病的诊治中体现心身统一,目前的实践还远未使这一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再次,医学的人文转向,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还涉及医学教育、医疗服务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卫生诸多方面,这更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例如,目前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是生物医学的教育,教学内容远远落后医学实践的发展。再如,我们的医学期刊,大多仍然局限于医学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登大雅之堂,似乎疾病的治愈与康复只能是技术而与其他无关。而这一切的转变是需要时日的;最后,最为困难的是,医学人文转向还面临着许多阻力,特别是唯技术主义与金钱、资本的诱惑,其中技术主义的影响近二十多年虽有所衰退,但在一部分医生中还严重存在;而市场与资本对医学的诱惑则更为令人忧虑。正如欧洲内科联盟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变医疗卫生体系与兼顾患者的需求,以及达到需求的有限资源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的作用,其中以放弃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与传统职业责任之间的挑战最为突出。”[19]现代医学要真正实现人文关怀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尽管这种变化才开始,我们仍应十分热情地关心和支持这种转向,及时觉察和总结、宣扬这种转向,并为这种转变叫好。有的学者不赞成对当代医学的这种评价,认为现代医学的市场取向倾向和技术至上的倾向并未改变,对医学以人为本精神的冲击也未削弱。但是,任何事物发展的重要转向,都是从小开始的,都是从少数人的先觉开始迈步启动的。更为令人高兴的是,在临床医学界,已经涌现一批视野开阔的医生,他们曾经十分热衷于高技术,十分热衷于放支架、搭桥、血液透析和各种新式手术,认为不断以各种新技术对抗疾病是医学发展方向,但是他们现已全然改变了这种态度。他们在大声速疾呼要重视预防,要重视生活方式的调整,要重视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宁利说:现在年轻医生中出现了一种技术至上主义,可能给医学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开始大谈戒烟,大谈规范的行为与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我们难道不应为医学的这种变化而欢呼吗?
参考文献
[1]J.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人文化出版公司,1985:94-96.
[2]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洒森,阿黛思•史洒森.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17.
关键词 信息技术；政治课堂；课件
1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以计算机及网络设施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介入教育教学的程度得以迅速提高。学科课程与信息技术相整合很快便成为新时期教学改革发展的一个热点。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是科学技术中的尖端领域，在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使用等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超强功能，使人的信息器官功能得以大大扩展。信息技术在政治课教学辅助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在课堂上政治教师要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使教学过程更优化，教学效果更显著，就要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的特点，恰当地运用，充分发挥其优势。
2 加快信息技术环境下政治教师技能培训
2.1 教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政治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素养
当今科技文化发展迅猛，教师如果没有较高的政治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素养，很难培养学生掌握最先进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中教师必须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体系，认真研究本学科的知识要点，在教学中合理采用最能恰当表现学习内容的教学媒体进行课程设计。把文本、图形、表格、多媒体动画等多维技术进行优化组合，使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能起到变抽象为形象、变远为近、变静为动、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拓宽视野和启迪思维的作用。
2.2 教师需要长期的专业培养和信息技术训练
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不是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与积累。教师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也要注重在实际教学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名成熟的政治教师除了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外，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际操练。教师应掌握良好的教学技能和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了解一些常见的应用软件；应加强对相关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培训力度，熟练掌握操作技能，并能处理简单的故障，避免浪费课堂时间。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教师要善于控制教学的节奏，及时捕捉反馈信息，合理调整教学结构，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互动。
3 信息技术对优化高中政治课堂的作用
3.1 化抽象为形象，激发兴趣，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和可信性
高中政治教材中大量的概念和原理都很抽象，逻辑性很强，如果采用枯燥呆板的理论灌输方式来讲解，势必使学生对政治课失去兴趣，也使得教师的讲解缺乏可信度。而信息技术提供给学生20多种感官的刺激，这对于知识的获取和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曾经做过一项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而两者加起来就有94%。信息技术利用图形、图像、声音等综合手段将具体形象的画面展示在学生眼前，增强了教师讲解的可信度。如在教学“世界文化多样性”这一框时，笔者就通过多媒体视频让学生欣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部分精彩片段，通过向学生展示栩栩如生的画面，并将声、文、色、形作用于学生的眼、耳、脑等各种感官，让学生领略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达到感情上共鸣的效果。
3.2 扩大练习容量，巩固课堂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地针对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易错易混点进行课堂练习是提高课堂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在练习过程中，教师如果把题目抄在黑板上或口头念，既浪费时间，题目容量又不大，即使使用小黑板，也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教师如果通过多媒体展示，能加快课堂节奏，节省课堂时间，增加练习容量。同时，还能够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难度的练习，使他们都有自我表现的机会，从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激发他们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3.3 创建全新的教学设计模式，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
在信息技术与政治课教学设计的整合中，教师利用制作的各种课件，具有一般教学工具所达不到的理想的功能，具有快捷性、形象直观性、容量的硕大性、优美性、游戏特性，可虚拟现实，可反复演示再现情景。现代信息技术与政治课的完美整合，融合它们各自的个性，交互它们优越的特性，让它们有机结合，把教学的困难点、抽象性形象地展现出来，借以提高学生的兴奋点和学习情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效率，调动学生的思维意识，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产生良好的效应。
在信息技术与政治课教学设计的整合中，教师加强教学资源的建设，将教学资源分为基本元素材与教学集成元素材两类：基本元素材包括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集成素材有课件、课案等；基本元素材供教师自己组合课件时使用，集成元素材是已经组合好的课件，教师可以在学科教学中直接使用。同时学生也可通过资源注册共享教师设计的学科资源。通过这种手段可以直观、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教学所确定的内容，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符合认识规律。因此，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了课堂容量，加大了课堂教学密度，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3.4 可以实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材生活化”
1）通过对书本知识的有效还原，让学生在现实的生活中学。信息技术教育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具有形象性、综合性等特点，便于学生把抽象的概念、原理通过直观、具体、形象的媒体作用加以理解和掌握。如在讲解哲学“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时，利用Flas“谷堆和秃头形成过程”形象地说明：“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种动感的画面可以达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形象，并有效降低教学难度的目的，并且可以体现现代教学手段的魅力，优化教学内容。
2）学生通过制作5分钟的课上时事点评，优化课堂教学。教师通过网络把当天最热门的时事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国家与国际组织有关知识去点评，既有效地解决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材生活化途径问题，也通过“时事点评”向学生补充“营养”。
安排学生把搜集来的新闻按照6个“W”要素（即：when、where、who、what、how、why）依次进行整理记录，以备课上竞答使用。在点评时不能照本宣科，必须把整理好的新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有关知识加工以后去点评。要求每个学生按6个“W”要素来记录、整理新闻，可就一条或两条。这样为教材生活化打开了一条捷径。
无可否认，三位作者将社会语境引入有关互联网影响的研究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这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视野。不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那就是他们虽然认为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技术的积极社会影响的发挥，但是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富有理想色彩的国家和机制上。然而，现有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建立于此上的国家又恰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它们显然不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作者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与机制，这或许是连作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悖论。唯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互联网到底能够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祛魅
恰如作者在书中开头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因应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共享性、全球性、丰富性和个性化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当时已经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观点一时间风起云涌。在这些观点看来，在政治上，互联网将振兴民主，通过电子投票，直接的电子治理将成为可能，同时它还将赋予弱者和边缘人以力量，从而实现权力的重组;在经济上，互联网将产生创新和增长的高潮，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爆发，并为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互联网这种全球媒介将使宇宙收缩，促进国家之间的全球理解……
但在20年后的今天，面对互联网发展的现实以及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三位作者以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技术决定论者在浪漫主义情怀下误读和夸大了互联网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力。这是因为，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振兴以及新闻业的复兴四大革命预言都没成为现实――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和极其丰富的征引告诉我们，互联网改造政治和经济的潜能受社会语境的影响。
比如，在反驳互联网具有促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的解放潜能方面，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针对当下颇为流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来进行阐述。在他们眼里，社交媒体固然代表了多样性和多中心性，其传播方式也能使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方式，但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能够使社交媒体对自己有利。同时，社交媒体产生的交流行为也有助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个人的跟踪和审查。因此，作者认为，“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或者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精英和大公司形塑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
而在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则发现，虽然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美国军方赞助的产物，但随着科学家与反文化价值观对互联网发展理念的介入，互联网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曾一度张扬，并试图把互联网打造成一个去集中化的、多元化的互动空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商业化最终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损害了互联网开放与合作的传统。此外，监控技术和对数据的分析又被用来进行市场营销，并促成了巨无霸互联网企业的产生，如苹果、微软、谷歌以及甲骨文等，这也影响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多元化。因此，尼葛洛庞帝等人宣扬的那种“小作坊产业”式的互联网新经济并没有出现，它也没有为我们带来一场从消费方式到商业模式都产生巨变的商业革命。
由是观之，三位作者试图通过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技术决定论者那种宗教迷狂式的互联网情结进行祛魅。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电脑芯片――这句话可谓是他们对互联网变革潜力最为形象和精辟的概括。
二、政治经济自我革新的悖论
诚如上文所言，作者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这一技术社会变革潜力的实现。换句话说，所有的问题都隐藏在社会之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呢？
在这一问题上，与那些相信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社会问题的人不同，作者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担当民主责任、富有代表性的国家”上，并声称，“也许，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这样的规制不是我们现有的机制，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渴望的国家和机制。”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中，作者提倡一种旨在复活公共利益的公共干预手段。这一手段包括两大指向，即 “否定国家的规制”以及“否定市场的规制”。“否定国家的规制”主要涉及政治层面，“它不应该导致政府（无论其是否为民选）的垄断，政府不能垄断数字空间，也不能用其权力为数字空间里的活动指定方向。”“否定市场的规制”则涉及经济层面，提倡对公共资源的监管，目的是要推进“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具体来说，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应具有建设性、可以践行的干预手段，并具备深思熟虑的、含有公众意志的公共政策来进行干预，为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互联网而创造条件。为此，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网络新闻。使互联网能突出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把读者和新闻联系起来。（2）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民需求的宽带公共设施而不是私营的“收费公路”。（3）保护公共空间。不要圈占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要建构商品化的关系。（4）培育国内外公民交流的能力。向关注公益的网站提供经费，而不是培育打上商标烙印的虚假的国际社区。（5）保证网络内容（无论是娱乐、新闻、信息还是教育）的流通。流通的规则需要以公众的名义来制定，而不是由谷歌、Facebook等大型网络运营商来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论述该如何解决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作者们同技术决定论者产生了分歧。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整体行文而言，作者试图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间采取折中的观点，也曾对互联网技术改变社会的潜力做过较为客观的描述，但就他们的主要立论观点而言，技术依然无法担当变革社会的任务，或者至少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网络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解放功能，网络开放性并不直接产生民主，新媒体的使用虽然可能赋予用户解放的功能，但新媒体未必就能使社会民主化，如果要了解网络的功能，我们就必须将之置于大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就此而言，在作者看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仍主要在于自我革新。无疑，在技术驱动社会变革论者看来，这似乎进入了政治经济自我变革的怪圈，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体现了作者立论的一种悖论。
三、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基础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30年原则”，其大致意思是说，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运用于社会时，在第一个10年往往备受好评;在第二个10年却又会饱受诟病，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希望所在;只有到了第三个10年，它才会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并真正地融入公众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到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恰恰处在第三个10年的开端。与菲德勒的“30年原则”相对应，互联网也是在其第一个10年里被寄予了很大期望，在第二个10年里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在当下这个第三个10年的开端，它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对我们起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互联网的误读》的出版体现了作者试图调和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努力。不过，就整本书而言，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建构主义者，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社会的可能性也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遗憾。
那么， 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呢？或许，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某些思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这一理论主张，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偏向性，具体包括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认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因此，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也正是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真正用意所在，可以说，“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
然而，诚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往往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者，他们也正是《互联网的误读》一书所着力批判的对象。因此，这就涉及如何评价媒介环境学理论这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争议的问题。或许，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即无论技术是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但无疑技术尤其是重大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化又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比如，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偏重单向传播因而往往具有控制倾向的传统媒介而言，互联网的交互性、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可以促成一种自由、平等以及理解文化的形成，它也的确与去中心化的、参与性的政治形式有一种天然契合的关系。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它是由形形的个人和政治经济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会保持着一种张力，这也就决定了某一种技术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依然可以说，这种技术及其文化为改变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使社会变革具备了某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决定了个人和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印刷术、电子技术等重大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的确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互联网技术也终将如它们一样成为社会基础性的底层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或许，互联网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能够让我们瞧出这一端倪。
关键词：网络技术；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
网络技术是从19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把互联网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使人们能够透明地使用资源的整体能力并按需获取信息。把网络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为它开辟了趣味教学的新天地，主要是通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方式对学生的感官形成多种刺激，使教学内容生动多样，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观点，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这在党的报告里第一次提出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于我们在现代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范式的研究提供了纲领性的理论指导。
一、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是时展的必然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技术传入我国并蓬勃发展，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由于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并茂甚至有活动影像等特点，所以能提供最理想的教学环境，它必然会对教育、教学过程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网络上扎根，它正在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由“三进”到“四进”的转变，即除了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还进网络（电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网络”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迅猛发展的网络时代，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着“教育对象网民化、教学手段信息化、教育管理网络化、教育内容实时化、教育环境虚拟化”[1]]等特点，加上虚拟世界的隐蔽性、敌对势力价值观的渗透、色情暴力等网络垃圾的泛滥以及网络道德丧失等问题的存在，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直面网络，网络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称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
1、 思想政治理论课进网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网络，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迫切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网络的模式：一是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交流网站，二是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堂，三是要实行网上与网下相结合 [2]。
1.1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交流网站, 注重网络信息的引导
网络对于青年大学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给他们大量的信息，带给他们新的行为理念和高效的学习方式，方便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网上复杂多元的思想观念也给大学生带来困惑和迷茫，网上一些黄色信息、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侵蚀着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因此，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建设，注重网络信息的引导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进网络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首先, 要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阵地，采用生动活泼的理论传播方式，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其次，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资源共享。学校应组织专门的队伍，开发高水平的多媒体课件，教学资源库主要包括：影音资料库、图片资料库、教学案例库、教学课件库、试题库等教学信息资源，并及时更新，从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提高。教学资源库的内容全部实现网络共享,凡本校师生皆可下载。学生可以下载多媒体课件和讲稿以便自学或复习,进一步巩固和掌握课本知识。三是提供一个平等交流、展示个性的平台,如BBS、博客等。
1.2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堂
开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堂，开发包括文本、图形、音像等教学媒体资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电子教材、教案，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资源库。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内容学习或复习，可以自由选择阅读参考书和其他参考材料，可以自由选择试题进行测试，这种方式不仅帮助大学生获取知识，而且还有潜移默化地改变大学生思想的功能。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堂，有利于教师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为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还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大学生教育过程始终处于现代化的氛围内。
1.3要实行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
现代教育提倡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过程，网上教育只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种方式，只有实现网上网下的无缝链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才可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教师在了解了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可利用BBS、QQ (群)、邮件、博客、网络日志等网络技术，与学生进行个性化的网络交流，师生可共同参与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各种观点相互交流碰撞，在比较中才能鉴别，在争论中才能明辨是非。通过交流，学生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不仅能开拓自己知识视野，而且能有效的进行情感的沟通,增强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情，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