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3 21:18: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监管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已成为我国整体金融系统的瓶颈,具有不同于城市商业金融的特质,尤其在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为了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充分竞争,满足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强化农村金融监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化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决定了现阶段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资本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农村金融的监管无论在理念、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体金融或者商业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有效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错位,农村资金回流,农民融资困难等问题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有效竞争,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过于复杂的农村金融局面以及难以对农村、农业经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稳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具有诸多方面的缺陷。具体到农村金融体系,目前主要的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且地方银监分局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属地监管机构。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机构小链条长的特点,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只设有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一般仅有3—5人的监管人员,应对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是困难,再加上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参与,监管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2.监管体系混乱,非正规农村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1)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由银监会监管,但其在资产规模、市场定位、资金运作、员工构成、贷款审批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重大差别,难以根据一元化的监管体系进行简单处理;(2)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监管责任由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担当,其效力通过县联社—省联社的模式由联社体制来贯彻,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联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的公司治理之间冲突加剧;(3)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试点,实际情况是,由省金融办把试点的权限再次下放到县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则为当地工商局;(4)合会、私人钱庄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存在较大风险。
3.金融改革以及监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忽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性培育。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问题,而我国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仍然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力量,未能给农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执行的方式,使得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机制完全未能体现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4.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体系除前述已经论及的外部监管系统缺陷外,其内部治理、控制和行业自律等监督体系均存在缺失。
三、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
构建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发达农村金融体系的国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1.美国以农业部为政府监管主体,辅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组成。其中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均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管辖。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则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
2.法国“半官半民”体制模式。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信贷合作社三级构成。其中地方信贷合作社是基层组织,直接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则由地方农业信贷合作社组成,同时以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央机构,对合作金融的运作提供最后的保证。1945年,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了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银行在国家一级的代表,参与决定农业信贷政策。除此之外,法国的农业保险体制也相当发达,并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应地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区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另外,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日本还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法律的构想
1.针对农村金融的特质,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总是将农村金融机构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看待,仅仅要求投入金融资源,没有足够认识到农业作为产业的独特性和由此产生的城市和农村金融之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农村金融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其本质主要是贴近农民,而不是贴近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之间不具有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当以农业部为主导,同时厘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置目标和宗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业部之间建立顺畅的国家产业政策的表达和执行机制,并通过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导向、补充和支持等作用,构建农村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同时可以在财政部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建立辅助机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业公会,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我国于2005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应当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注重农村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内控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监管体制的关键,也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农村金融监管中内部治理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中自愿入股的成员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形成、表达并且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基层成员是最为贴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资状况的主体,使得对于资金发放、运用以及贷款的回收等事项具有最为直接和灵活实用的监督管理作用。另外,就农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而言,应该是把选择权交给农民,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贷模式和本土金融组织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当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一是针对农村金融监管进行理性立法,设立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将已在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消减效应;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现农业保险的支农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1]张燕,吴正刚,杨依凡.论农民金融权益的法律保障与实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7).
[2]应寅锋,赵岩青.国外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4.
本文作者：马莉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通常情况下，其模式表现为:商业银行因监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贷款额受限，与此同时，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而无法正常运营。此种情况下，企业将开发项目抵押于信托公司，由其设计该项目现金流的周期性理财产品，并由商业银行进行代销，其所得扣除相应费用后归企业所有。由此可见，银信合作理财方式能使银行间接释放大量资金。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在资金来源、监管、灵活性以及风险抵御方面均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言之:其一，资金来源方面呈现多样化。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经营的基点是赚取差额，即吸收来自于个人与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的存款，将储蓄以附加一定利息的方式发放于贷款对象，通过“一存一贷”赚取利差。由影子银行的表现形式可知，其资金来源并非存款储蓄，而是通过发放短期债的方式募集大量资金，并将所募集资金投放于中长期项目，赚取息差，或将自有、募集而来的闲散资金进行放贷或投资从而获取的资金。由此可见，其资金来源较为多元。其二，监管方面缺失。传统银行受《商业银行法》规制，其经营过程受法律法规监管，对风险项目有严格限制。影子银行系统业务范围常常游离于法律法规之外，处于灰色地带，其无须定期披露财务账目，无储备金等限制，故具有较强生存力。其三，灵活性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必须合规，需要履行一定手续与程序，具有周期性，无法解决企业资金上的“燃眉之急”。影子银行系统形式多样，利差明显，且不受或少受法律监管，因而，在贷款方面程序相对简单，借款、还贷形式灵活，符合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其四，风险抵御能力较低。传统商业银行受“一行两会”监管，其风险可控性较强，而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缺失，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发生挤兑，对金融市场的破坏力巨大。正是因为影子银行具有以上特点，使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能及时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占企业总量的99%，对我国GDP贡献达60%，占税收收入的一半，为我国城镇提供近4/5的工作岗位，并且在新产品的研发方面占有82%的份额。即便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商业银行仍然认为给中小企业贷款所带来的监控成本较高且风险较大，故不愿为其放款，而影子银行则愿意为其提供资金。由于民间借贷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较为及时且有益的支持，影子银行也由此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因为融资困难，中小微型企业无法从商业银行处获得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继而求助于民间贷款，但代价巨大，需要付出高出银行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利息，为了偿还本息，企业不得不提高成本，这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利润无法实现。与此同时，作为担保的公司、典当行无法回笼资金，也面临倒闭的风险。二是易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雷曼公司倒闭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其影响已波及全世界。究其根源，就在于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影子银行的大量存在。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逐渐放松，出现了许多金融创新产品，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潮，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前景难测的金融危机。三是实体经济受创，产业空心化问题加剧。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是通过民间借贷而赚取利差，部分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放于金融产品而非实体经济，以获取更为丰厚的资本回报。正是这种资本的趋利性，使企业逐渐退出实业，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周期性短的担保类的民间放贷。据统计，国有企业在此类放贷机构与组织中占90%之多，每年非银行市场的资金流量达二万亿左右，该数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借助于影子银行体系的间接渠道，许多企业将资金投向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长此以往，将使我国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四是影响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影子银行体系最明显的特点是融资比较快。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募集资金，原因在于民间借贷利息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因此，民间借贷的兴盛会逐渐加大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会严重影响其存款额。有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四大银行在内，比照在2011年8月的贷款数额，9月中上旬的存款已经减少4200亿元左右，呈现负增长态势。虽然，此部分存款已流入影子银行体系，在丰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却使银行面临严重的存贷期限错配问题。无疑此种影响对商业银行的生存、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法律监管现状
虽然对“一行三会”的职责、监督范围都已明确，但对处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尚未制定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导致缺乏相应的履职手段和监管权限。影子银行体系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已打破传统监督与管理。1．贷款规则滞后于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适用的是修订后的《贷款通则》，且自2009年以来，银监会已陆续并实施了贷款方面的“一个指引三个办法”的贷款新规，即《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但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这些贷款规则仍然滞后于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现状，不断产生的新型的金融衍生品，仍然能够规避法律法规。2．监管、检查机构部门缺失。目前，从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层面来看，部分影子银行体系中的机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已经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制下全部纳入了银监会的监管范围。但是，仍然存在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此外，通过银信合作的方式，研发出不受或者少受法律规制的金融产品。根据IMF2011年的《中国金融系统稳定评估报告》可知:非正规金融部门中的典当行、信用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受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公安部门的检查，但地下金融中介却无任何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私募投资虽然受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私募基金无任何监管机构监管的现象。3．缺乏系统性的影子银行监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立法层面已经相继出台有关对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部分地填补了监管盲区，但是缺乏符合国际标准的影子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影子银行体系法律监管
当前国际上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主要侧重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范围、与商业银行的风险隔离、风险处置预案、信息披露与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并主张渐进式改革。其中，以美国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监管措施最为代表。美国金融监管法律以其周密和发达著称，却疏于对影子银行进行制度约束［3］，结果成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国。为最大限度遏制此次危机带来的危害，美国政府在危机期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和担保，并于2010年7月颁布《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主要针对金融监管部门、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监管、国际监管合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危机处理等方面进行重整改革。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是影子银行监管改革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国际组织，主要任务是在金融领域内制定有关金融监管政策，并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框架提出较为详尽的提议，为组织成员国提供参考。吸取国际法律监管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加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法律监管可从如下方面思考。1．加强与国际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合作。我国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标准厘定组织成员国之一，因此，在影子银行体系法律监管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包括G20在内的国际金融治理平台，发挥自身影响力，力争建立公平合理的监管环境。2．建立系统的影子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对影子银行体系系统性的监管需要有宏观与微观的监管机制。具体言之，宏观方面:设置相关监管机构并授予其相应权限，将“一行三会”未纳入的监管地带纳入监管范围，以免出现监管真空地带。同时，在传统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设立风险隔离，一旦个体出现金融问题，可立即进行隔离，防止风险扩大化。微观方面:利用金融理论知识，构建专门的影子银行体系的数据库，监控影子银行体系各项数据并有效分析，以数据为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形象支持。3．加强并完善影子银行体系信息披露制度。透明性①是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影子银行体系能够规避法律、获取高额回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信息存在明显的不透明性。信息披露很不充分，使得包括对手风险在内的一系列风险都未被监管机关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认识和警觉［4］。因此，我国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就必须加强其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并逐步使之较为完善。这也是对投资者进行有力保障的措施之一。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设，逐步形成周期性的机制，力争将影子银行体系内的金融机构与组织的财务状况做到发行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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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的涵义
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现行的金融立法多侧重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少于规定。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仅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然而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更没有如信息披露、权利救济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二)“混业商品”的保护缺位
随着金融业产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了兼具多重特质的“混业商品”，混业商品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金融消费者热衷购买的商品。①然而我国的机构监管模式下，各机构往往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保护缺位，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三)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权益
相较于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在产品性质、价格以及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劣势。一些金融机构避重就轻，少披露或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如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不披露或介绍时对产品风险一笔带过，一味鼓吹其收益，误导消费者做出不当的购买决定。②
(四)金融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缺乏
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逐步由储蓄、保险、股票向投资、理财、信托转移，金融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壁垒，对金融知能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金融常识，了解金融法律法规，还需要学习使用金融工具，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然而，目前我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金融消费者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仅凭有限的了解做出购买金融产品的决定，往往出现利益受损的后果。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在现行金融立法中，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增加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金融机构诚信、保密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内容。在基本法律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含义、范围等内容，在一般法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未来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地统一保护金融消费者。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另外，建议针对近期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出现金融创新业务，尽快修订现有法规或制定专门法规，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要求。
(二)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间协调机制
分业监管体制下，“一行三会”设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机构间职责分工不清楚，联系较为薄弱，亟待建立各保护机构之间协调机制。③建议通过国务院立法形式规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细则，确立该机制的国务院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作用，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之一。
(三)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
应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金融风险的揭示义务、和对涉及消费者重要权利事项的告知义务。制定各领域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真实、准确、完整性标准、易于理解性标准、时间性标准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力度，确立民事赔偿责任，并加强执法力度，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四)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公正的，系统的，实用的金融知识教育和咨询服务。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多媒体渠道，引导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各环节的金融风险。针对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通过开设并维护金融教育网站，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图文并茂的免费金融教育活动。
作者:马越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林玲．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5．
②赵煊．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食品安全工作的理论研究，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营造良好的理论学习氛围，县委政策研究室、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XX年食品安全与产业发展调研工作。活动得到了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共收到调研论文17篇。县委政策研究室、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法律进行了评审，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7名。现予以通报表彰，并请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学习参考。
附：优秀调研报告、法律获奖名单：
一等奖
关于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问题的思考
作者：翁向华（工商局）
二等奖
1、关于对我县无公害法律工作的调查
作者：祝礼洪（法律局）
2、武义县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监管的现状与对策
作者：卢锦扬（水务局）
3、当前实施“千镇连锁超市”工程的现实问题和发展建议
作者：朱喜传（经贸局）
三等奖
1、浅议当前我县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刘小剑（卫生监督所）
2、创建农村“放心店”与实行长效管理的对策
作者：叶伟文（工商局）
3、关于我县畜产品安全生产情况的调查
作者：李伟军（农业局）
4、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探讨
作者：钟学文（卫生监督所）
5、关于食品安全预警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作者：贺建国（质量技监局）
6、 我县农村食品安全的现状及管理对策
作者：何伟靖（西联乡）
优秀奖
1、充分发挥市场和法律双重惩戒作用加快我县食品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对我县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初步探讨
作者：贺建国（质监局）
2、完善流通领域食品质量检测体系之思考
作者：陈坚（工商局）
3、从行政执法角度看初级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作者： 卢锦扬（水务局）
4、开展无公害林农产品产地监管论证实践与探讨的调研报告
作者：吴生法（林业局）
5、豆制品行业集约经营探索
作者：李春华（茭道镇）
6、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探讨
作者：项世平（俞源乡）
论文关键词：企业如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作为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和承担规则制定、监督、协调、服务、引导等职能的企业和政府，如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通过自己的作为，更好、更有效地去履行和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一、企业要抓住核心，统筹兼顾。从决策理论上讲，组织进行决策，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目标多了，就无法进行有效决策。如企业欠了供应商的钱企业文化论文，企业不支付就损害了供应商的利益，但是，钱给了供应商，企业就没有钱买原材料，生产就无法进行，职工就要失业，消费者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股东也就没有了回报，你说企业该怎么办？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主次，有轻重缓急，有层次之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企业必须做到抓住核心，统筹兼顾。
一是找准切入点，牢牢抓住企业经济责任这个核心不放松。因为企业的经济责任是企业履行其它社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股东没有回报，企业就不会有投资，没有投资就不会有企业企业文化论文，没有了企业，什么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公益责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只有发展了，即通过向社会提品或劳务、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为顾客创造价值，有了可供分配的利润后，才能吸引投资者追加投资；才能实现职工就业，才有钱给职工发放工资和福利、改善职工工作环境和加大技改、环保投入以及支付供应商的货款；才能给政府交纳税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政府完成社会二次分配成为可能；才能制定公益计划，为社会做好事，等等。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认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仅仅是做得好还不够，还必须做好事。然而，为了做好事，首先必须做好企业中国。他说，只要一个企业忽略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限制并承担了它在经济上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企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因此而损失了企业取得成就的能力，那就是最不负责任。通俗地讲，就是企业有了钱企业文化论文，你才能尽责任，反过来说，企业要尽社会责任，你必须先做好企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核心责任就是要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先养活自己，再做好、做强、做大，夯实发展基础，取得做好事的本钱和能力。
二是抓好联动点，统筹兼顾，积极履行企业公益责任。企业公益责任虽然是倡导性的，但也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应尽的义务。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其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公众的支持、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所以企业发展壮大后，只要有能力，就应该从利他主义的道德责任感出发，积极、主动参与、支持社会慈善等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把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企业文化论文，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政府要从无为到作为。如何保证企业更好、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承担特殊职能的政府，应与时俱进，从无为到大有作为。
一要积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虽然我国暂不鼓励企业搞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lso26000也没有颁布，但国际知名大企业对中国很多的分包商已经提出了要求。随着国际竟争的进一步加剧，不少国家也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一种竟争手段。政府要末雨绸缪，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倡导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民众正确、全面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制制度体系和促进、保障、评价机制，做到有法可依。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总会面临一个机会成本问题，它总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做平衡。所以，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必须比企业看得远、跑得快，决不能出现企业因遵守法律带来成本增加而输给不遵守法律的企业。要通过科学立法保证市场竟争的公正、公平和合理，及时把企业拉回到规则里来。
三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的执行中国。法律再好，没有执行力不行。小煤窑、小造纸、小化工问题，不少就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企业文化论文，要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得到落实，政府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包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实施责任追究。确保政府的管控纵到边、横到角，努力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从人治到法治。
四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因为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竟争市场上，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它直接追求社会责任带来的好处、效果还要大，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使然。
五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吸引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因为公益责任毕竟是倡导性责任，不能靠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必须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国外目前很多好的做法，如通过税收减免来激励企业投资高薪技术、节能环保和公益事业，鼓励企业做好事。我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尝试，但基本局限在高新产业，但还很不够。
中国的银行业开展个人理财业务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依据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5年第2号）。自此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名正言顺地介入了理财业务市场，开辟了存贷款业务之外的又一条盈利新通道。
银监会在《暂行办法》中定义了两种理财业务：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业务。其中理财顾问业务简单地讲就是咨询业务，即为客户提供咨询业务，这在之后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逐渐被边缘化。因为在中国国情之下，很少有储户会为银行客户经理的咨询付费。储户接触最多的商业银行理财实质上是第二类，即综合理财业务，也就是购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因为对储户（理财产品购买者）来讲，这是投资，而不是成本，而此种投资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储蓄的。
但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基础，比如物权法、合同法、信托法。但银行的理财产品业务的开展是银监会的命令，即基于部门规章，其是否有更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否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和法律关系来进行梳理。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
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体制和格局最初的来源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确立了我国四大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最高原则，在此之后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及后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是体现并巩固了这一最高原则。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作为金融四大支柱业态都具有自己的业务范围，被各领域的法律严格限制在“一亩三分地”。如《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三条就规定“商业银行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该法为部门的变通操作预留了一个空间，该法在该条中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收尾。该条将银行的业务限制在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三类业务之中。
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天生有其逐利而逃避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倾向，特别是在其很容易就能获得收益的情形之下。因此，银行业如何挖掘其庞大客户群—“储户”的价值，成了银行从业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
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的来源需要实实在在资本的支持，特别是在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管理制度的框架内，银行的突破较为困难，因此将目光转向中间业务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基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被挖掘了出来，银行作为独立法人满足委托关系的主体资格要求，储户（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同样可行。
因此，一种新的业务被银行开发出来：商业银行接受储户的委托募集资金，银行再作为单一委托人以该资金设立信托计划（SPV），以信托计划的名义进入债权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是黄金市场，因为信托是唯一一个可以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领域的制度设计。
银信合作结构如下图：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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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80年代引入招投标制度至今，招投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工程招标投标案件也时有发生，为谋取巨大的不当利益，各种规避、破坏公开招投标的行为和问题时有发生，已经严重违背了招投标的初衷。从查处的一些违法违纪案件中，也暴露出了招投标工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不完善。本文对目前建设工程中招投标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建设工程，招投标，问题，建议
1、引言
我国的建筑市场已在全面对外敞开，工程招投标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日益完善，市场运作将朝着更为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建筑工程招投标市场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市场急需进一步规范。
为了保证市场公开竞争机制，规范和统一建筑市场的交易行为，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工期，节约工程造价，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完善体制，深入推进工程招投标工作，完善建筑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2、我国现阶段招投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领导干部行政干预，随意改变招标方式
目前在建设工程的施工招标中分两种招标形式，一种是公开招标方式，另一种是邀请招标方式，依照招标法的相关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或者是国有资金占据主导地位的工程项目就必须使用公开招标方式。有许多招标单位借降低费用或是缩短工期为由，将本应使用公开招标的工程改为邀请招标方式，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些做法严重违反《招投标法》，最终结果就是产生一系列“权力标”、“关系标”，致使招投标成了走形式、走过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2.2工程量清单报价，价款不做调整，投标人单方承担风险
目前很多招标投标大多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工程量清单有的是项目建设单位自己做，有的是建设单位委托招标机构来做。很多招标单位并无完整的施工图纸，还有的招标时报建的图纸与给施工方的图纸不一样，有的工程已经竣工，但图纸尚未审核完。这给工程预算造成很大的困难。工程量清单编制往往东拼西凑，工程量并不准确。如此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各投标人之间的投标价款差距很大。除图纸和工程量清单不符外，招标人的工程量清单与投标人核算的清单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招标人给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间短，甚至只给投标人短短两三天时间编制投标文件，投标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对工程量清单进行准确核算。
2.3歧视性发标问题
有些工程对资质等级要求并不高，但建设单位为将工程交给其承诺的投标人，在招标文件中，刻意将其资质等级提高，或者按其承诺的投标人的条件编制招标文件，对其他潜在的投标人设置了重重的障碍，人为的排斥着其他潜在的招标人。
2.4背离招投标文件订立施工合同
按照招标法中的条文规定，在确定中标人之后，招标人需要在中标通知发出的30日内，与中标单位确定施工合同。合同中确定的建设规模、标准、标的内容、合同价格需要与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符合，不能背离双方的约定而另订其他的协议。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部分招标单位对招标确定的施工内容进行随意变更和调整，导致实际合同结算价比中标价超出很多。
2.5诚信经营社会基础尚显薄弱
目前，诚信经营社会基础尚显薄弱，由于建筑产品采购权集中在招标人、招标和评标专家委员会手中，致使社会监督无法发挥作用，降低了投标人因提供虚假信息导致投标失败的风险。
3、改进建议
3.1加强人员培训及法制教育
对招投标从业人员及其他招投标工作参与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他们熟悉招投标业务和程序，不断提高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加强法制教育，必须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法律约束自己，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招投标领域的腐败问题。
3.2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招标投标法》仅对违规招标和虚假招投标提出了处罚措施，对邀请招标等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处罚条款。下一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3.3实行招投标公开、公正、公平及全过程的监督
对招投标自招标公告至中标结果等的全过程都要公开，接受全社会的舆论监督。每个环节的监督责任落实到人，严格查处弄虚作假、围标、串标的腐败行为，对招标活动进行全过程备案，出现任何问题，都能有案可查，及时纠正错误，追查责任人，实行终身负责制。
3.4充分发挥招投标中介机构的作用
招投标机构以中介身份提供服务，要充分发挥其专业分工细、技术力量强、经验丰富的特点，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既对各方负责，又取信于各方，同时也可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
3.5推动企业节约成本，改进技术
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先进施工技术、善于创新，对企业级项目经理部的施工技术进行改进，优化管理，控制成本，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确保安全，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从而有效的做到节约成本，以提升企业利润。
3.6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招标投标
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招标投标，对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6.1转变和完善监督方式，增强监督的有效性
通过电子招标投标的实施，构建行政、当事人、社会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网络，增强监督的有效性。
3.6.2促使招标投标主体自律，促进招标投标诚信体系建设
电子招标投标更大范围实现信息的公开，能较好地发挥自身主体的自律作用，促进招标投标活动进一步规范，减少人为干预，有效防止投标人之间的围标串标行为。
3.6.3促进招标投标市场一体化，突破传统监管局限
电子信息以突破传统媒介信息受地域、时间分割的优势，与招标投标市场开放统一、公开公平等特征要求相结合，促进招标投标市场一体化发展及制度建设及行业的健康、科学发展。这也是推行电子招标投标最根本原因、最主要作用。
4、结束语
工程招投标已经成为推进现代化建筑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针对目前出现的不良现象，随着我国建设市场的日趋完善将会逐步消失。及时纠正，正确引导，良性发展，是我们招投标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建议、主动配合、有效推动是我们的工作方法。(作者单位：山东三强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为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察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年培训班计划安排，经研究，决定举办两期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执法资格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未取得煤矿安全监察执法证的人员。
二、培训内容
1.行政执法法律基础
2．煤矿安全生产监察相关法律法规
3．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文书
4．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
5．煤矿灾害防治与监察
6．矿井安全监测监控
7.煤矿安全监察信息处理
8.安全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
9.应急救援与抢险救灾
10.公务员法及实施条例
三、培训时间、地点
1．培训时间
第十五期培训班：8月21日至9月3日（20日报到）；
第十六期培训班：10月15日至28日（14日报到）。
2．培训地点
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地址：**科技学院兴安苑交流中心）。
四、具体要求
1.本次培训班由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承办。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并于开班之日前7天将回执表（见附件）传真至中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联系人：**，联系电话：**
2．培训费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支付，食宿费自理。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关键词：高校教师；学术造假；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G640
西安交通大学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获得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现在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了该奖项，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西安交大对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安交大能动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生解除了教师聘用合同。这一学术造假事件，最初是2007年底，西安交大6名老教授就李连生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联名进行实名举报的，耗时长达三年多，影响深远。
无独有偶，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发表社论，认为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从2006年到2008年在这一刊物上发表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作出一次性撤销的决定。《晶体学报》属于S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这篇社论一公布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介绍说，SCI是"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是美国科学家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收录发表在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文的相互引用情况。获知两名教师涉嫌学术造假的消息后，井冈山大学立即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并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调查发现，《晶体学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所涉及的70篇文章系钟华一人所为，其中29篇以刘涛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也是钟华的。调查组专家分析了钟华发表在《晶体学报，E辑》的文章，认为存在三种情况：一类是伪造、篡改实验数据；一类是学术不严谨、记录不准确造成的错误；还有一类文章实验数据是真实的。12月28日，井冈山大学学术委员会认定钟华、刘涛的学术造假事实，分别属于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列举的"伪造或篡改数据""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和"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类型，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根据相关规定，井冈山大学决定对钟华和刘涛作出"撤销造假学术成果、追回奖金、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开除公职、等"严厉处罚。
从上述两例轰动全国的学术造假事件中，对造假者的处理可以看出，学术造假就是一种"学术欺诈"行为，就学术欺诈行为的本质属性而言，完全有法可依：首先，造假骗取经费、奖金，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诈骗罪"；其次，高校教师属国家公职人员，将政府经费据为已有，则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但是，从目前对学术造假行为被发现后"追缴相应的拨款和经费"的处理来看，其性质是违背立项合同后的一种民事上的违约责任追究。除此之外，国家主管机关还为他们遮丑，基本的学术道德谴责都难以体现；更遑论行政和刑事责任。
学术造假中的责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机关的失职的责任；二是造假者自身的责任。
对监管失职的行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有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了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各级学术经费管理机构的性质都是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发放的科研经费都负有监管责任。监管不力，"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过去的实践证明，这一责任在学术管理领域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我们至今还没有依照这一刑事法律追究渎职责任的先例。
对学术造假行为本身，除了各单位内部的处分规定以外，暂时还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从行政处罚来看，我国根本没有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处理可以依据的法规。从刑事处罚来看，一般公民骗取国家财产可以构成诈骗罪；对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家财产可以构成犯罪的情况，只规定了贪污罪。但是，前述两个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学术造假行为中骗取拨款和经费并非用于据为己有，而往往是用于制造虚假的所谓学术成果，骗取个人经济利益、学术地位和职务职称，不符合前述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依据现行法律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骗取科研资金的刑事责任，在刑法上通过立法确立类似于韩国立法先例的"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已经迫不及待。
最近，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以"在申请清华大学职位、职务以及在个人网页中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的材料存在严重不实"为由，解除与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的聘用合同，但这仅仅是单位内部的一种解聘处理，政府没有任何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行为。此后发生的几起学术造假事件中，也没有要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的迹象。而行政处罚的实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介入，既需要依据现有法律依法办事的决心，也需要法律依据的完善。触目惊心的学术造假事件为立法和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
教育部前任部长周济在教育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说过，学术失范、学风不正现象，损害了学术形象，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学术进步，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严肃查处，决不能任其滋长蔓延。要深刻认识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是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是提高科研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引领社会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净化学术风气，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必须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内部治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一是加强教育引导，提高道德自律水平，发挥道德力量，使之不愿违背学术道德；二是加强制度约束，规范学术管理，发挥制度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发挥社会力量，使之不敢违背学术道德。培育优良的学风，倡导严谨规范的学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学者自律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证，领导重视是关键，只有全方面的下功夫，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才能在全面推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方面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