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07:05: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审美艺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线条
受工艺的限制，剪纸的画面基本由线条构成，其图形之间多为镂空且需线线相连，否则难以制作成型且不便于粘贴使用，而这一特性又恰恰是剪纸的艺术特色。纵横相连的线条，形成了阳纹剪纸线线相连，阴纹剪纸线线相断的特点，因而产生了刻不落、剪不断的结构形式。
（二）图案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决定了剪纸的图案造型，艺术形象的创造就是抓住现实生活中最打动人、最能表达实质的形象特点，再用以夸张、变形等手法配以简洁的线条来完成创作。整个作品倾向传情而不刻意写形，重写意而不在写实，远近人物可以同等大小，人与牲畜可以同等高度，摆脱原始形象的人物鸟兽，都可以被抽象为点、线、面的组合体，能工巧匠利用手里的剪刀和纸可以让客观对象完全服从并创作出富有装饰性的抽象艺术作品。民间剪纸艺术的构成特点造就了它相对独特的造型体系，其创作技巧和造型观念隐含着特定的艺术规律。一些优秀的剪纸作品在造型上也蕴含着各种形式美的法则：整体连贯、对称均衡、疏密对比、向心放射等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为剪纸作品增添了更多的装饰美感。
二、创作思维的自由性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满足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们，对于作品的造型构思早已做到胸有成竹，他们具备即兴创作的能力，无须刻意强调创作前的构图，而是围绕画面的主体情节，随思维过程慢慢展开画面，这种创作过程体现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构建了劳动人民的心灵世界。想象可以说是民间剪纸图形设计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创作过程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制约，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从民众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美”的追求。“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随心走，穷乐呵”。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们对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民众认为“好看”的都可以出现在画面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虎头鱼身”“人首狮身”“麒麟送子”，以及想象中的飞龙、凤鸟等。这种创作方式又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对自然形态进行嫁接，借万物为我用，将毫不相干的图形组合在一起，这类图样虽然保持着自然中的形态特征，但又是自然物象的升华，使图像更具装饰性；另一种是作者根据自己臆想出来的物体，将梦幻中的形态变为现实；还有一些是将不合乎自然规律和时空观念的画面、场景组织在一起，这种人为的图案组合既表现出时间、空间的延续，又打破了客观逻辑对构图的拘束，从而表现出事物的多层次、多角度和多瞬间［2］。剪纸《马吃草》中出现了三面人、多头马的形象，对此作者的解释是：“牲口吃草肯定不会只吃一个地方，娃娃照顾马吃草也不能只盯着一个方向。”山西剪纸作品《一座房子》，剪纸艺人把房子内部的人物、室内的家具、陈设以及房屋侧面的大门全部剪了出来。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理解和生活经验，将屋子里该有的物体一起呈现在作品上。陇东剪纸《猫捕鸟》，猫的肚里有一只老鼠，老鼠的肚里又有一只小老鼠，创造出了“鼠在透明猫腹”的奇特效果，这一创作过程的自由性和主观性也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愿望和情感，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验，把劳动人民心中完整的图式和视觉认知观念转换为可视图形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一个个符合自我意愿和需求的理想世界。
三、题材内容的象征性
剪纸的题材广泛，寓意丰富，风格迥异，表现的内容大都是生活中的人物、植物、虫鱼鸟兽以及超越客观生活的神话传说、戏曲杂剧等，包罗世间万象［3］。画面的主体常借助生活中普遍的事物，围绕着吉利、祥和的美好愿望，开展主题创作，巧妙地将谐音、象征的手法应用其中，表达出深刻的寓意。
（一）谐音
谐音在民间被称为“口彩”，利用中国汉字音、意相通的特点，在吉祥纹样中以客观事物的语音类比同音的事物。如鸡与“吉”同音，寓意大吉大利；金鱼与金玉近音，用金鱼水缸构成剪纸画面，寓意金玉满堂；团花剪纸样式中五只蝙蝠组成一圈，中间一个寿桃，称之为“五福（蝠）捧寿”，一个怀里抱着金鱼的娃娃端坐在莲花上面，预示着“连年有余（鱼）”此外还有“三阳（羊）开泰”“喜上眉（梅）梢”等。
（二）象征
象征法大多是借助某一物象传达某种概念，使人产生联想。剪纸作品的这类题材主要是托物言志，借助现实中的事物表达吉祥意念，如以葫芦、石榴、莲蓬隐喻多子；如意与花瓶剪在一起，寓意如意平安“；老鼠嫁女”寓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4］。以寿桃、松树、仙鹤寓意长寿；以兰花、梅花象征高贵的品格；以鸳鸯和双飞燕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龙凤呈祥”“凤穿牡丹”象征婚姻的圆满和甜蜜；以并蒂莲比喻伉俪永结同心等。吉利祥和观念自古至今都是民众生活所向往和追求的，所谓“形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思想表现了劳动人民丰富的遐想和含蓄的气质心态。综上，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丰富的内涵，作为民间工艺美术最具特色的艺术之一，显示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审美观念，寄托了人们朴素的理想与信念。从美学角度去审视民间剪纸的审美特征，我们也许会用很多专业名词去描述它：粗犷与细腻，夸张与写实，质朴与柔媚，稚拙与成熟等。在众多剪纸作品的图形里，民众向我们展现了太多奇思妙想的艺术形象：简练概括的造型；以形写神的审美价值；托物言志的美学观念；合情不合理的审美趣味等。这类以实践理性为基础、以诚挚的情感抒发为目的的审美趣味表现出来的创作样式，成就了民间剪纸独特的艺术特色，使其在世界美学史上流光溢彩［5］。
四、结语
书法艺术的黑白美
书法艺术所具有的美学内涵在于书法在黑和白、点和线的千变万化中，来表现人与宇宙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把握和感悟以及人内心情感的律动。
书法艺术中的黑，是指毛笔蘸取墨汁在白纸上像音乐有节奏地演绎一样留下的轨迹，即笔墨痕迹；白，是指白纸，就是白纸及笔墨痕迹之间的空白处。正是这种“黑字白纸”的相互映衬、相互烘托的鲜明对比，才使我们在审美视觉上产生了黑白美的第六感觉。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开幕式上的《画卷》，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黑白理念与文化元素，使其黑白极色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凸显异彩。这样的设计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其设计多是注入了书法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黑白、点线的玄之高古的文化。
中国人最早创造的墨，从东汉人发明了纸以后，这两种黑白分明的单色材料经书家的手笔，图画成难以想象的艺术佳品。一幅幅深奥无比、淡浓相宜、精妙绝伦的佳作流传千古，被人们认为是至真魂宝永传流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书法的代代相传，都脱离不了黑白美的表现形式，在书法中，黑白美有着一席不容置辩的地位，它们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最根本要素，是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魂宝。
书法的色彩表现形式及手法
书法作为视觉艺术表现形式之一，除了流动的线条美、结字美、章法美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色彩美。书法艺术的色彩，一方面浓缩于朴素、雅淡的自然色彩：黑、白，黑为墨色，白为宣纸色，此外还有画龙点晴的一点印章红色。此三色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丽色彩。另一方面，渗透着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沉积下来具有独特浓厚的民族特色，形成根深蒂固的独特语言，根深在宇宙的本质上，蒂固在人的心理中，以致现在也无法冲破的神秘色彩。流动的黑色线条所产生的节奏、意态、趣味、张力等，呈现出静穆、高雅、激情奔放的情感色彩。白色的宣纸作为黑色魅力的表现载体，作为现实意境的实体，两者情景交融、托物言情，使黑白①②韵味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达到精神世界的升华。这些都是书法的表象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真正让我们沁人心扉、动人心弦的是那墨色的微妙变化。
唐代伟大的书画理论家张彦远的著作——《历代名画记》的第二卷《论话体工用拓写》中提到：“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彩而淬。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运墨而五色具”是说仅运墨之色，就已经含蕴现实世界中的“五色”的变化。加一色便为“六彩”，关于“墨”与“色”的关系清人较前人尤为重视，论著颇丰，王原祁论“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设色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以及布颜图“以墨之六彩，夺造化之机”便可为证。然古人所谓“六彩”者何？华琳有言：“墨浓湿干淡之外加一白字，便是六彩。”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对墨色的运用是极其讲究的，任何东西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法度，书法也不例外，包括书法中的运墨是讲究及其高的法度的。早在古代就有专门的论述著作。唐代欧阳询的《八决》中提到“墨淡则伤神采，艳浓必滞锋毫”。这里主要指墨淡的话就会伤作品的神采。晚唐卢携（与张彦远同时代人）正式提出了“水墨之法”，即“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棱敛，事若自然。纸刚则用软笔，策掠按拂，制在锋，纸柔用硬笔，充努钩碟，顺成在纸”，到元代这样的论及更加成熟，元陈绎曾就分析了水和墨之间的辩证关系，专以“血法”“肉法”来解释墨法中的水墨关系，即“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笔尖受水，一点已枯矣。水墨皆藏于副毫之内，蹲之则水下，驻之则水聚，提之则水皆入纸矣。捺以匀之，抢以杀之、补之，衄以圆之。”他从实用的要求、用笔的角度对书法的“水墨之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绘，这是对卢携“水墨之法”的进一步阐述。
书法上作品中的黑和白不是简单的色彩相加，是在微妙中提升作品的质量，增加作品的感染力，配合作品的其他要素构成美妙绝伦的艺术品，让人们在黑白的世界里感受到书法的博大精深。墨色的黑造就书法作品的优质线条，墨色的浓淡展现书法作品的节奏，黑与白的结合影响着书法作品的情趣。（如图一）林散之的行书作品，整篇笔墨一气呵成，线条劲健，节奏明快，情趣丰富，无丝毫造作之意。真可谓蔡邕《九势》中提及的“夫书肇于自然”。所以，精妙的挥毫留在纸上的痕迹，洁白的宣纸赋予巧妙的布白，乃是形成黑白世界精神意趣的重要因素。没有黑白的巧妙对应，没有虚实相生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没有书法艺术。可以说是由于黑白的分布，才形成了中国书法有的空间美。那么笔墨派生出来的空灵动荡，富有节奏韵律的意境之书法，还在于黑白的处理和表现。失去了黑白，则这种内涵丰富的空间形式美也就会失去。
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道：“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为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沈，笔飘则墨浮。凡墨色奕然出于纸上，莹然作紫碧色着，皆不足与言书；必黝然以黑，色平纸面，谛视之。”墨的色泽浓淡的表现形式彰显着艺术品的不同魅力，每个书家的习惯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浓，还是淡，只要是运用得体展现出流传享誉的佳作，墨的浓淡有风韵，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清朝就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的评说。清代名臣刘墉写字用墨浓重，书风貌丰骨劲，味厚藏神，营造出一种雍容、静谧的美感，被后人称之“浓墨宰相”。与浓墨相反，擅用淡墨的王文治，人称之“淡墨探花”。王文治被认之为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十分敬崇董其昌，在他的《论书绝句》中写道：“书家神品董华亭，褚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给出董其昌极高的评说。王文治在作书用墨上，喜用淡墨并使用得十分得道，其牵丝映带，脉络十分清楚。观其行书立轴（如图二），整幅作品疏朗有致，秀润淡雅，用笔规矩而洒落，笔墨中处处流露着才情和清秀特色。近代书家林散之先生对墨色有深层的理解，用墨极为讲究，曾说过：“墨有焦墨、浓墨、淡墨、渴墨、积墨、宿墨、破墨之分，加上渍水，深浅干润，变化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书法中色彩的功用
首先，墨色强化和丰富了书法作品的节奏。书法的节奏通俗的说就是书写的速度，不同时代、不同书体、不同书家，甚至同一书家的不同作品表演的节奏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幅好的书法艺术品的节奏韵律除了线条的跳跃明快之外就是利用墨色的丰富变化来感染眼球的。我们专注于作品推进过程中的墨色浓淡、燥润的变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品“浓——淡——轻——重”的墨色节奏。如王铎的作品《赠汤若望诗翰》局部（如图三），作品节奏明快，行笔结字跌宕有趣，节奏过渡处衔接完美，单看这个局部的小节奏是这样的：强——强（一鼓作气）——柔——强——柔。整体感觉慷锵有力，震人心扉。其次，墨色的浓淡干湿可以展现出特殊的线条质感。
书法是在二维空间中展现的艺术，邱振中先生曾对书法艺术提及过一个“第二类空间”的概念：“用毛笔书写时，同时创造出两类空间。我把笔画在纸平面上分割出来的二维空间称为第一类空间。毛笔笔毫柔软，书写时除了在纸平面上运动，在垂直方向上也必然有运动变化，因此书写时的操作是一种关于三维空间的运动。这种运动影响到线条形状和质感的微妙变化，对于经过训练的观察者，这些微妙变化能唤起对相应的三维空间的知觉。我把线条变化所含蕴的三维空间变化称作第二类空间。”
通过墨色的轻重可以看出作品的“第二类空间”，可以看出线条的特殊质感——厚、薄、深、浅。虽然书法色相单一，惟墨而已，但是“墨分五色”可以幻化出各种不同的纯度和明度，给人增加立体的效果，浓淡墨运用得恰到好处就能营造出特殊的墨色层次。
再次，浓淡的有趣结合影响着作品的情趣。多使用淡墨写字者，作品情调会趋向于柔婉、萧散、阴柔；相反多用浓墨者，给人以厚重、雄浑、凝练之感。浓淡的有趣结合使作品更显情趣，更具有艺术感，更能吸引大众眼球。清代的戴熙《习苦斋画絮》中提到：“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清代的笪重光《画荃》中语：“虚无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以此来论及书法，道理是一样的。书法作品中的黑（笔墨痕迹）其“肆力在实处”白（空白、布白），“索趣乃在虚处”。这种黑由于白而得到充分显现，白随着黑而留下了大小相间的空白，虚处有实，实处虚解，虚实相容，彼此照应，相得益彰的表现形式，使书法艺术的妙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
书法色彩所折射的思想
崔树强的《黑白之间：中国书法审美文化》中说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品评中，常常由书法论到人，于是，很多人把书法美的特点归结为书家人格的美。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书法表现人的精神意气、情感意志，书法的美能折射出人格美。他在《笔走龙蛇（书法文化二十讲）》又说：“纸为白，字为黑，一阴一阳；纸白为无，字黑为有，有无相成；纸白为虚，字黑为实，虚实相生。可以说，宇宙是一幅大书法，书法是一个小宇宙。书法是艺术，也是文化。”这样玄之又玄的道理在书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黑白之间》第七章：无色之色——书法的色彩观中，作者立足墨分五色，从西方的色彩观到中国的色彩观，最终回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精神，进而谈到书法墨色和绘画色彩的运用所带来的各自不同的视觉美感，深入分析了色彩运用得文化意味。中国书画的择色，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人对于水墨的青睐、对黑白的重视，是有着深厚文化滋养和自觉的文化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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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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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硕士；开拓；创新；教育；陶瓷
1 什么是艺术以及艺术硕士
（1）“艺术”的概念。“艺术”在古拉丁语中为“ars”，意思为“技艺”，其含义之广，囊括手工技术、模仿、魔术、建筑术以及烹饪术等，还包括政治术、辩论术等；然而在我国古代，“艺术”中的“艺”来源于甲骨文中的“艺”字，意为种植，是人在种植的象形字；《诗经·唐风·鸨羽》中有：“工事糜烂，不能艺稷黍”。
（2）“艺术硕士”的概念。艺术硕士分为艺术硕士创作型（Masters of Fine Arts，简称MFA），其最高学位就是MFA和艺术硕士研究型（Masters of Art，简称MA），其终极学位是Ph.D（博士学位）两个方面。中国MFA课程的设置，分为核心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三个方面，核心课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创作方法研究等；方向课包括不同学科的专业课。以景德镇陶瓷学院研究生院设计艺术学方向为例，与其他地方的公共课不同，核心课是以艺术理论专题和创作方法专题研究的方法进行。
2 艺术硕士的开拓
（1）艺术硕士课程设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规定“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分核心课、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核心课是提高学生的审美体验，增强其理解作品、表现作品和把握作品风格的能力；方向课是为了学生进入到各自的专业领域学习而设置的，目的是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修养，使学生的专业技术从实践和理论修养两方面得到提高；选修课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一定空间而设计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方向来选修课程，以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国内艺术硕士院校培养过程。国内院校培养过程是指按照培养目标，在导师的指导下，经相关课程学习和创作实践，使艺术硕士在知识和创作方面得到相应的提高，使其塑造成一个合格的高层次艺术人才的过程。培养过程主要涉及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创作实践等阶段。学位论文的评阅及毕业创作的评审是着重审核艺术硕士是否能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解决所从事艺术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
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为例：攻读艺术硕士专业人员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并经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查认可后，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有2位专家评阅（校内校外各一名）。答辩委员会有5位专家组成，应有来自社会美术专业团体或工程部门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导师可到席，但不担任答辩委员）
（3）艺术硕士院校质量评价。质量评价指以培养目标为依据，对教育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控和对结果进行检验。艺术硕士质量评价的两种常见评价方式有艺术硕士考核制度与艺术硕士毕业创作实践。艺术硕士培养质量评价包括教育管理部门、社会和自我评价三个方面。比如：景德镇陶瓷学院，对于毕业创作设计，就要求每位攻读艺术硕士。
3 艺术硕士的创新
（1）将部分课程从“课程制”转为“课题制”的教学模式。以景德镇陶瓷学院研究生陶瓷方向为例的教育和学习过程中，最好能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改变传统的以临摹为主的教学模式，强调在创作中进行综合性的学习。将部分的课程安排从“课程制”转变为“课题制”，从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转变成为以艺术创作的课题为训练内容的“课题制”。“课题制”是指围绕具体的美术创作课题进行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教学。过去在每门单一课程中所学内容，在创作时需融会贯通，综合应用，一般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而“课题制”有真做、陪做、虚拟等方式。以美国顶级陶瓷院校Alfred University（艾尔弗雷德大学）为例在陶瓷类Graduate Student handbook（研究生手册）中，有明确规定：在第四个学年，教学员工会以书面的形式邀请学生呈递有关被呈现在画廊展览中作品的陶瓷艺术论文。并且，学生将被要求与单独以及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工作。最终，教职员工会从展览中挑选部分作品收藏于艾尔弗雷德的ScheinJoseph国际陶瓷博物馆的Glory Hole部门收藏。如此一来，艺术硕士生在压力下，学习主动性不断增加，同时，学校这样类似的硬性规定“课题制”实行过程中，学生与导师不断交流，使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钻研精神迅速提高。
（2）拓展“双导师制”的合作模式。艺术硕士的教育与学习中，优秀的教学队伍是强化培养管理水平的基本保证，于是，是否具有一个符合艺术硕士教育培养目标要求的师资队伍就显得非常重要。曾经风靡全球的顶级艺术设计学院——德国包豪斯（Bauhaus）设计艺术学院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产生的影响对我们当代艺术硕士教育和学习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其“双导师制”教学模式，对我国高校的艺术硕士教育和学习管理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为例，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背景，陶瓷设计和陶瓷艺术设计创作的特点，陶瓷方向的艺术硕士“双导师制”可以采用校内导师间互相合作、校际导师间互相合作以及校企导师间互相合作的模式。校内各导师间合作模式可发挥学科间的综合的优势、推进校内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学科交叉的氛围中，可以不断的激发艺术硕士生们的创造性。与景德镇陶瓷学院不同，艾尔弗雷德大学在陶瓷类艺术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教学大纲明确要求：研究生的必修课和对应学分是：课题研究：陶瓷艺术方向：课题：陶瓷研究生研讨会*2学分；高级陶瓷*20学分；原材料*2学分；釉料的配制*2学分；世界陶瓷史*4学分；论文陶瓷艺术*20学分；论文报告开题*4学分；工作室选修课*4学分。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与各专业导师间相互合作，交叉地系统地学习有关陶瓷类的各项知识，从原料的制备到具体工作室中艺术品创作的实践，而不仅仅只限于自己导师的强项专业的学习。
而导师间的合作，可通过实行“课题制”教学模式带动艺术硕士生以科研项目或大型艺术创作项目的方式，以艺术展览为依托，推动资源共享和学科交叉的学习。校际导师间的合作模式是指利用国外艺术类大学或艺术类科研机构等学术资源设立平台，设置交换生等项目，使艺术硕士生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导师指导下进行全面综合性的学习，近而促进校际导师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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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造性思维 创新教育 素质教育 传统与现代
自20世纪中叶起，从美国开始，教育家们用时代的最强音呼吁教育改革，即以创造性教育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自20世纪以来，各国的教育先后从传统的重视“传道、授业、解惑”转向重视智能的培养，把发展创造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以开发思维能力为主旨的创造教育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家所接受，并猛烈冲击着传统教育理论。
同样，在音乐教育中，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审美习惯的改变，音乐艺术的内容、形式乃至技能技巧都将不断地充实和创新。与之相适应，音乐教育不仅要教授学生基本知识和技巧技能，还必须承担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音乐创造能力的任务。高校音乐教育要适应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趋势，其内容、模式必然要发生变革和拓展。
一、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培养的价值
创造性思维又称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见性的高级精神活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甫夫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思维自身来讲，创造性思维是反映事物本身属性及内外有机联系，在思维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思考，或从事他人没有而本人独有的新的思维构建，形成新的观念、形象体系；第二，从思维类型来讲，创造性思维不是独立思维，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整合运用；第三，从思维成果和人类已有的成果比较来说，创造性思维突破了自然和人类已创造成果的局限，在创造领域开创新局面，新成果是一种思维动力。①
可以看出，创造性人才主要是指运用创造性思想实现革新、创造的人才。它可以提供新颖独创而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是开拓人类未知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主要具有两种功能。
（一）创造性音乐教育是开发形象思维最直接的动力
今天，基于发展创造能力的需要，“全脑开发”已成为时代越来越强烈的呼唤。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R・W・斯配里揭示了人体两半球的不同功能。他的实验表明，右脑主管形象思维，同知觉空间有关，它具有音乐、情感、综合以及几何空间的鉴别功能。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得加・富尔在报告《学生生存》中便指出，要重视开发学生的右脑形象思维能力。
音乐是具有表情和造型性的艺术，具有高度抽象的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育中，过多重视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限制了学生形象思维的培养，可以说寻找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途径是我们不容回避的课题。而在音乐创造教育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些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有助于引导学生创造性表现音乐，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因此音乐教育作为形象思维训练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创造性音乐教育是塑造健全人格与精神、实施完整教育的有效途径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当代社会对人的研究也进入了更深化的时期。面对生产过程的日益智能化，现代社会更需要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人才。同时，人们自身也在寻求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美国在1994年通过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指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今后能否占据竞争位置的成败关键。②创造性音乐教育在培养人的创造性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良好的创造性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具有创造性人才所具有的丰富的情感、多彩的想象力、饱满的创造热情以及高度的灵活性和综合协调能力等方面有着很大优势，可以说在音乐教育中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塑造健全人格与精神、实施完整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国内外现代教育家的探索及现状分析
在音乐教育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中外教育家们对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对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课题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定的体系，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20世纪初，瑞士音乐教育家爱尼尔・雅克・达尔克罗兹创立了最早的音乐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对以后出现的各种艺术教育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达尔克罗兹认为，在教育中应同时对学生的理性和感觉进行训练。他采用体态率动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训练。在训练中采用即兴创作来开发培养学生的直觉理解和意识创造能力，他认为每个学生都具有创造性的潜能，而音乐上的创造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③
针对我国的教育现状，达尔克罗兹的教育体系有益的部分在于，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采用灵活方式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重要的是达尔克罗兹的教学活动非常强调发现式教学原则，即教师并不做太多说明，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获取。这些教育观念对我们目前的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以其名字命名的“柯达伊教学法”是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这个体系具有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审美要求。他的教学体系强调学生对本民族音乐的学习和掌握，以学生的“唱”为主要手段，并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在他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培养学生感知音乐结构、形式的能力对于获得完美体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启发学生感知音乐结构来全面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卡尔・奥尔夫创立的“奥尔夫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他的教育体系中，节奏训练、率动、歌唱、语言节奏和即兴创作是主要教育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来引导学生体验、感受音乐，开发学生的潜能。其中，即兴音乐创作是奥尔夫教学法体系中最具活力、引人入胜的教育活动，奥尔夫将游戏引入其中，通过即兴音乐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焕发出潜在的创造能力。由于其极富自由和创造性，同时也为教师发挥创造性拓展了空间。④
在我国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学习要积极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教育学生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孔子的教育思想总体也是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宋代的程颐、张载、朱熹也都有培养创造思维的论述，虽尚未成为教育体系，但是其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近代，我国音乐教育家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培养专业技能和基础知识方面获得较大成功。其中，陶行知对于创造性思维理念的研究，至今对教育界还有影响；朱工一曾指出，“不要把学生推入纯技术的死海，而要把他们引入艺术创造的花园。”⑤
目前，我国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大潮中，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教育状况，结合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创造性地吸收其有益成分，以促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是我们应着力解决的课题。
三、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一）转变陈旧教育观念，树立现代教育观念
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即是把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音乐教育的基本功，领导和教师都应意识到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新时代国家文艺振兴的要求，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培养更适合时展的创造性人才，在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将之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并渗透到各学科、各门课的教育中去，在思想观念上领先一步。
（二）在教学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学校音乐教育要真正全面面对学生，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于求疑。教师应有意识地克服以往传授多于智力开发、技术重于思维的培养、模仿多于创造的偏向，注重在各环节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在音乐教育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是指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性，欣赏学生所表现出的鉴赏力和才能。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曾指出，在我们教学中遇到学生敢于想象、不愿走老路与常规教学发生冲突时，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应遵循五条原则：1.尊重不同寻常的提问；2.尊重不同寻常的想法；3.向学生表明他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4.为自发学习提供机会并予以肯定；5.给学习、实践一段不受评价的时期。⑥这五条原则，向我们提供了在教学中如何鼓励并引导学生发展创造力的方式和手段。同时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评价方法等方面，都要做到以学生主体为主要依据，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本。
（三）变授受型教育为授受与创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就目前的高校音乐教育来讲，基本为授受型，即教师讲解，学生接受。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开发单靠授受是远远不够的，知识渊博、技巧纯熟并不代表有充分的创造能力。在教学模式上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设想。
1.探索模式
教学过程为设疑――自由探索――引导探索――答疑，将音乐中的创造性因素交给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音乐作品来启发学生，让学生去思考，并在学生自由思考后，再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在思考和研究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
2.形象模式
教学过程为设景――生情――投入――知能并获，创设生动形象的场景和情景，使学生自然而然接受教学内容。例如在音乐欣赏课中，可先将欣赏作品主要情节和情景氛围进行设计，并让学生自己去感受作品的风格、作曲家的意图，教师再稍加讲解即可；也可让学生根据感受到的音乐情景进行表演，锻炼学生的主动性和思考能力。
3.合作模式
教学过程为诱导――共鸣――探讨――获得共识，教师先在基础知识之上诱导性地提出更为深入的问题，和学生进行讨论，并获得共识。学生与教师之间互相沟通，融洽合作，有助于帮助学生抓住瞬间灵感，进一步提高兴趣。
4.潜在模式
教学过程为暗示――渗透――移情――得到熏陶，将课程的目标潜藏于教学之中，渗透于模式中间，使各种教学目标交叉，具有感应力和移情作用。⑦
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单一的，是不断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科学掌握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
思维方式主要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进行创造性教育中，应科学掌握二者的平衡。在注重形象思维的同时，绝不能走极端，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但绝不是非理性的自我发泄。
综上所述，当我们强调把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置于领航地位的同时，绝不是忽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真理超越一点，便成谬误。
结语
在21世纪的教育旅程中，面对全面素质化人才培养的目标，我们将面临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挑战。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能否突破传统教育的局限，引入思维科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改革现有的专业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本文曾获2008年全国高校艺术论文比赛二等奖，上海教育局艺术论文比赛一等奖）
注释：
①⑥阿瑞提. 创造的秘密[M].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5，95.
②Robert S. Root―Bernstein.Music，Creativity and Scientific Thinking.Leonardo 34.1.2001：63―68.
③④⑦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7，180，270.
⑤张帆.专业音乐教育导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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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bert S.Root―Bernstein，Music，Creativity and Scientific Thinking，Leonardo 34.1.2001.
[关键词]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演唱风格
中图分类号：I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6-0236-02
在我国，目前声乐被划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演唱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今天，这种划分方法已逐步得到音乐界人士及整个社会的承认。每种唱法都以其独有的风格和魅力深入人心。究竟这三种方法在其发声、呼吸、共鸣、吐字以及歌曲的演唱风格、艺术处理方面有何异同呢？本文就美声与民族两种唱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便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它，以期获得更为明确统一的认识。
美声唱法，即意大利文bel canto意为美好的歌唱。主要是指17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的一种演唱风格及歌唱方法。其最早出现于16世纪末意大利的弗洛伦萨。美声唱法要求歌唱的发声自然，声音宏亮，音色美妙清纯，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特重的起音法，巧妙的滑音，稳定的持续音，有规律地渐强、渐弱以及装饰音等，其目的是要使旋律演唱得更华丽、更灵活、更圆润、更富有光彩，音高更为准确，声音更具有穿透力。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罗西尼认为，美声唱法应该具有三项要求：（1）具有自然优美的嗓音，在整个歌唱音域范围内能将声音保持均匀与统一；（2）通过严格训练后，达到对极为华丽的、具有高度技巧性的音乐作品能够唱的毫不费力；（3）通过聆听赏析意大利优秀歌唱家的歌唱并能融会贯通，充分掌握美声唱法的风格。这三项要求。给美声唱法做了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总结。
在17、18世纪，美声唱法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声乐演唱以其更富有男子气概的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声音而成为声乐技术发展的时尚与潮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19世纪以后的美声唱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声乐理论与嗓音研究方面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加尔西亚父子歌唱学派、杜鲁雷学派、尚・德・雷斯克学派等四大美声流派。其中最瞩目的是西班牙人加尔西亚父子。其子小加尔西亚提出了“声门冲击”理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声乐理论指导。并著有《关于人声的研究报告》、《歌唱艺术论文全集》两书。1855年他发明了喉镜，为嗓音医学的发展与声乐教学的实际观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初。随着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莉莉・雷曼的声乐论著《我的歌唱艺术》的问世，她集40年来的演唱经验，通过实践性的论述，把古老的意大利美声歌唱学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美声唱法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歌唱家所喜爱和推崇的一种歌唱方法。自20世纪以来，美声唱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吉利、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以及当今世界三大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的歌唱集中地体现了美声唱法的优势和特点，把美声歌唱学派的歌唱精华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人类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通常美声唱法有两个概念：狭义概念中的美声唱法主要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罗西尼、贝利尼和多尼采蒂为代表的华丽优美的歌剧风格。这个时期的歌剧要求掌握高超的歌唱技巧，在声音上力求尽善尽美，因而这一时期的美声唱法后来也被称为歌剧唱法。如前所述，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是以音色优美、发声自如，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圆润，花腔装饰，乐句流畅灵便为其主要特点，但因忽视词意表达上的细致深刻，故常表现出单纯追求声音效果，炫耀技巧和程式化的倾向。在我国，人们所理解的美声唱法已属于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那就是以意大利歌唱技术为基础传统的歌唱方式。它包括歌剧、清唱剧、音乐会的整个唱法。虽然融合了各个国家的不同的语言特点以及各个不同的审美观，但是基本的发声要求是相对一致的，它形成了世界范围公认的歌唱方式。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声唱法的概念。
民族唱法，是我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根据汉语言的发音吐字，在戏曲唱腔，民歌自然唱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唱法的优点，把演唱民歌和民族风格特色较强的歌曲作品时所采用的声乐技巧通称为民族唱法。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声乐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新一代的民族声乐学派传承了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20多年来，民族声乐逐步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民族歌唱流派中独树一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民族声乐歌唱家如蒋大为、李双江、、宋祖英等他们因声音明亮纯净，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准确，演唱轻松自然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民族唱法听起来声音明亮，位置靠前，语言清晰，演唱亲切自然、提倡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在呼吸的运用上，借鉴戏曲唱法中的“气沉丹田”；在共鸣的运用上，更多地使用口咽腔与头腔的共鸣，紧抓额窦、眉心，使声音集中靠前。运用民族唱法的歌手喉器的位置相对美声唱法位置略显得高一些，这无碍于歌唱，但必须要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在放松下颚，打开额骨，提笑肌，舌头平放，脖子肩头放松，强调腰腹肌的力量等方面的要求与美声唱法一致。近年来，民族唱法大胆地吸收美声唱法的精髓，在保持我国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在高音区的发声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解决了民族唱法中高音区的演唱问题，这是民族唱法一个新的突破。
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通过几代声乐教育家的不懈努力，美声唱法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从最早的周淑安、肖友梅、应上能到李献敏、斯义桂再到后来的周小燕、沈湘等老一辈歌唱家、教育家。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培养出了大批我国自己的美声歌唱家。在今天，旅居海外活跃在国际歌坛上的胡小平、张建一等，还有活跃在国内舞台上的殷秀梅、程志等，他们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声乐比赛中纷纷摘得桂冠，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令世界歌坛所震惊。在我国，通过美声化的民族唱法或通过民族化的美声唱法同样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喜爱。如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岩口滴水》，歌剧《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等。在演唱时强调呼吸深度、声音的通畅，胸腔、口咽腔、头腔共鸣的混合使用。气息的支持与对抗以及高音区运用关闭或掩盖的方法来找到转换之后的最佳高音等方法。均作出了与美声唱法一致的要求，但某些要求如旋律的运腔等方面又突出了民族风格与特色，使之更具有民族唱法的韵味，这便是美声化的民族唱法。有些歌曲如《生命的星》，歌剧选段《不幸的人生》等则属于民族化的美声唱法。虽然听起来美声味很浓，但这些出自中国人手笔的作品不论是旋律还是行腔都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理想与情趣，无不体现出固有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实现民族唱法美声化，美声唱法民族化，笔者认为这正是声乐教育家们几十年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的。
实际上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在声音的本质上、技术上的运用还是有差别的。首先，美声唱法不论在哪个声部，其音色均比民族唱法要暗一些。通俗地讲，美声唱法声音要靠后一些，民族唱法声音要靠前一些。随着音高的变化，其音色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换声区与高音区，美声唱法由于采用了“关闭唱法”以后，音色便有一个明显的由亮转暗的过程。而民族唱法虽然也采用了混合声，借鉴美声高音区的转换方式，但声音明显地要比美声唱法的高音遮盖声音要明亮一些。中、高音区音色变化不大。其二，美声唱法发声时呼出气息排气量较大，中低声区则要求像叹气那样的排气量，而发高音时则需要像对远处大声呼唤一样的排气量。通常我们要求歌唱者把叹气的感觉贯穿在歌唱的始终，用叹气的感觉去换气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出的声音就显得浑厚宽广，圆润富有威力。民族唱法在我国戏曲唱法的呼吸原则指导下讲究气量小一些，因此发出的歌声显得秀丽纤巧，明亮一些。其三，美声唱法多采用鼻咽腔做其共鸣上的调节，一般喉头位置放得较低，咽喉部位开口较大，声音通道放在舌咽壁的上下部位，发音管尽量放宽拉长，已得到基因最大的共鸣，从另一方面得到上部共鸣机构的泛音共鸣，这样所获得的声音音量洪大，音质圆润丰满，富有穿透力。一般演唱艺术歌曲或歌剧会获得很好的效果。但如果民族唱法采用这种声音演唱富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则往往会失去原有的民族特色。民族唱法在演唱中把共鸣腔体调节得相对短小一些，声波主要在硬腭及口腔前上步作振动，这样做其结果是声音比较靠前而相对开朗一些，它便于汉语语言的发音吐字，使声音显得自然亲切，明亮清晰。其四，按照歌唱时声音颤动的规律，其声音振动幅度的大小，一般者随着音的高低与音量的大小而因发声变化。相对而言，美声唱法由于采用了混合声区和混合共鸣演唱，其声音的颤音幅度一般都比较大，而民族唱法相对来说颤音幅度要小得多。
声乐艺术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传情达意的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代替的。美妙的歌声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它可以使歌唱者自己引为无限的愉悦和荣光，并能感动万千听众。目前，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牵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人们在欣赏美妙歌声的同时，对各种唱法，歌手的表现进行热烈的探讨和评论，这说明声乐艺术在我国的逐渐普及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的日益提高。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相信声乐艺术这朵奇葩将会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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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画;色彩;传统绘画;颜料;文化;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