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8 00: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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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税法律制度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未体现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和价值性,难以达到预防污染、保护资源的目的。为有效发挥环境税的调节作用,需要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来设计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依法确定环境税税种、税率、纳税人、征收征管规程和优惠政策等。
当前,人类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气候变暖、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等。从经济学上讲,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市场机制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求助于环境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环境税作为集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法律性于一体的强制性手段,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专家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环境税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通过法律来构建和保障环境税收体系却研究甚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曾呼吁:“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据此先后建立起有关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税法[2]。我国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国家将着手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是,根据这些政策性要求,已在相关税种中规定了一定的环保税收措施。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的要求完善国内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根据《GATT》第2条的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出口产品征收各种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有专门的环境税,而我国在此却是空白。结果可能会导致那些易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外国产品轻易进入我国,而我国企业的产品进人别国时则会面临征收环境税的境遇,这对我国非常不利[3]。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也为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环境税立法应提到日程上来。对此,我国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经济综合和有关主管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贸易、科技等政策”等。这表明,我国也十分重视环境税等经济手段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功能。
“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两个孤立的阶段。政策发展后,法律即应随后而至,法律法规是政策在制定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后的归宿。”这些政策性的要求为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提供了支持。
二、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措施散见于某些税种的规定中,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辆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关税等。如:在消费税中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奖励措施,例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这些规定的确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税收手段在环保中的效用性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是应该体现环境价值的,是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的。环境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了环境的价值性,而进入市场交易则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同时,环境资源又具有公共性,单凭市场机制不可能使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状态,低成本甚至无须成本的自由取用方式必然驱使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多地占用资源,同时又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污,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流动及合理配置进行干预。因而,环境税体现的应该是环境的价值。可是,现行涉及环保内容的税种并不是以环境价值为基础的。以消费税为例,它的设立主要为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需求的,不是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相关税率(税额)在最初确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它没有把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煤炭和其他一些大气污染源等。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不可能像国外直接以环保为目的的环境税那样,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它只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微弱的补充性的作用。
除了含有环保内容的相关税制外,我国还将收取排污费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我国《环保法》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征收的超标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一方面,对排污活动收费必然加大排污者的财务负担,从而促使排污者为减少排污费开支而减少排污,另一方面,收取的排污费可以用来治理污染。这似乎起到了有效防治污染的作用。但是,换个角度考虑,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是承认了污染的不可避免,并让污染者以“付费”的形式取得了污染环境的合法身份,使得排污者心安理得地认为是花钱买污染,而不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控制污染。这是建立在“污染不可避免”的认识基础之上,采取“命令—控制”模式治理污染的模式,是典型的“末端控制”思想的体现。而环境税是基于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理论”,使企业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促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预防污染的产生。显然,排污收费制度与环境税的精神是相悖的。那么,我国就应加快环境“费改税”步伐,通过立法的方式开征专门的环境税,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调节作用。
三、环境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都将税收等经济手段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将环境税引入其税收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分散的、个别的环境税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并且被广为运用,效果良好。实施比较成功的有美国、荷兰等国家。如美国通过其完善的环保立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其环境税大致有十类,即氯氟烃税、形成“超级基金”的税收、形成漏油责任基金的税收、形成地下储藏罐泄漏基金的税收、形成废弃矿井再利用基金的税收、对空气污染课征的税收、开采税、高耗油车税、煤炭税、环境收费,此外,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中还规定了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荷兰政府为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筹集环保资金,推行了各项环境税收政策,其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铀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等,环境税的收入主要用于环保支出,由荷兰环境部来负担掌握,实行专款专用。
根据控制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现实需要,借鉴国外环境税制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税制改革的趋势,对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作如下构想。
(一)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以生态理念为基础
税收活动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传统的税法更多关注的是税收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作用。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则是要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讲到“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环境税法律制度时,不能仅考虑到经济发展,“而更应该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牢固树立环境本位的思想”,“从生态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和资源的合理的税收结构。正如国外正在进行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理念的环境税收改革那样,把税收负担“从经济产品转移到环境破坏方面”;“从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就业、投资等,转移到那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污染、资源耗竭和浪费等”。从而构建一种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环境价值的环境税法律制度。
2.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制定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其实质是要求“经济的持续发展既不能忽视环境的制约因素,更不能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环境税是要通过税收制约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因而环境税法律制度在税种的设置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率的设计,以及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和补偿等方面,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使环境税能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发挥引导作用。
3.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税制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惠共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一次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纲要》的这一规定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良好的影响,推进环境法制向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体现人类对环境的“友好”,以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环境税制。例如对一些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和行为征税,从而降低污染、减少资源使用量,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二)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内容
1.税种
基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在税种的设计上,应立足于开征各种环境税(主要是对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污染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征收资源税),同时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相关税种。
(1)污染税。污染税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或有污染的产品的数量征收的一种税。它主要是调节污染行为,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一种最能体现环境税本质的税种。具体的内容包括:对废气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水污染税,对垃圾排放课征的垃圾税。二氧化碳税是根据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等燃料中的含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目的是抑制产生二氧化碳的燃料的使用,促使释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流程,采用清洁生产方式。二氧化硫税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收的一种税,是为了督促生产者采用污染控制措施减少二氧化硫的释放,进而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水污染税以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为课征对象。垃圾税不仅是对企业排放的工业垃圾征税,而且还应对家庭排放的生活垃圾征税,改变只象征性地征收卫生费的做法,为收集和处理垃圾而筹集一定的资金。总之,征收污染税的意义在于促进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刺激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用节能生产技术和清洁工艺,把排污量降到最低。
(2)资源税。资源税是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征收的一个税种。我国目前的资源税是以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为计税依据,以土地、耕地、矿产资源等部分资源为征税对象的。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是不合理的。资源税应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促进或限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设计,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和实际价值性。首先资源税应尽可能涉及所有应该给予保护和节约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等。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征收管理能力还不足以对所有资源征收资源税的话,至少应当将目前高消费比较严重的可再生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其次是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量改为开采量,而不论是否从资源开采中获利。这可使企业开采后而无法销售的或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改变其不计成本滥采滥伐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采和浪费。
(3)完善消费税。现有税收体制中的消费税的职能是调节消费结构、抑制提前消费。在当前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期,应以生态的理念,对消费税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将对环境容易产生影响的产品征税,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减少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消费使用,倡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有:将电池和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一次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为减轻大气污染压力,可考虑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清洁型煤炭则免征消费税;将汽油和汽车类征税项目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税种,实行含铅和无铅汽油的差别税率,抑制对含铅汽油的消费;在农业发达地区征收化肥和农药税等。
2.税率
税率是衡量税负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税法的核心要素。因而环境税税率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税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反映,那么,环境税率的设计应遵循公平、效益原。一方面要达到控制排污、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一方面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为治理污染付出过高的代价。其二,环境税的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资源的分布量不同,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将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其三,环境税的税率要适时调整。环境税的税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的环境税税目的税率。主要依据是治理污染的技术不断提高,用于改善环境的成本就会降低。体现了税赋与污染相适应的公平原则。其四,应实行定额税率。基于废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便利原则,环境税的税率结构不宜过于复杂应尽量采用定额税率,如荷兰除燃料税外均实行定额税率美国、瑞典等国都采用定额税率。
3.纳税人
纳税人是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建立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必须要将纳税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据我国环境税税种的设计,纳税人的范围大体包括: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开采、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单位或个人;消费列入环境消费税范围的消费品的单位或个人。
4.征收征管
环境税的征收征管制度直接关系到环境税实现的有效性,因而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和问题。
第一,处理好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环境税是以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等为征税对象的,它需要对排污种类、数量、浓度以及资源的开采量等进行测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税收不能像传统税收那样仅由税务部门就可以独立完成。它必须由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其专业技术进行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资料,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环境税收应实行由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征管机制。第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应坚持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在征收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定额征收法和自然申报法进行征收。纳入中央财政的环境税收主要用于全国性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及其他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环保工程的投入;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用于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开支。第三,做到专款专用。环境税收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只能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及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事业。
现行消费税中有十四种商品需要缴消费税。首先对于酒类来说，其中的黄酒若作为料酒也要征收消费税存在不妥，料酒与酱油、米醋等属于同类必需品，以此类推，应该与酱油、米醋一样无需缴消费税。提议分类别计征，有的需要征收有的不需要征收。消费税应该实现它对高收入者征税，低收入者不征税，降低贫富差距的功能，因此消费品中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是可以不用征税的，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低收入者人员的负担，而且有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真正实现全社会的公平。
在经济学上关于供需平衡的观点，以及价格高了需求量就下降，价格低了需求量就增加。而在中国的实际市场上存在相反现象：就酒来说，对于当市场上酒价格上涨时，对酒的需求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解释这一现象要从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分析，中国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礼尚往来乃是继承下来的传统习俗，无论是亲朋或是好友之间，这种礼仪在所难免。每逢佳日更是需要拜访串门，自然要送佳节贺礼。在一般人看来，酒的价钱越贵，那么收藏价值或是当作礼物就越具有价值，这时对于酒价越贵越有收藏价值的酒也许就会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或是收藏者们买来收藏，当作购买性投资，等几年之后价格再上涨然后再转让卖掉赚取一笔差价，以及外包装特别美观的酒，已经是当作一种收藏艺术品的酒。因此，对于这样的酒类――高消费的酒类可以提高税率。
从白酒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也比较严重。从事白酒生产的企业税负均高于其他普通工业企业，加之企业有一定规模，每年纳税数额大，对当地财政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有居功自傲的思想，认为地方财政缺其不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同时，白酒生产企业是不少区县的支柱经济，而且短时间内当地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因此当地政府对白酒企业也十分重视，对白酒生产企业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税务部门在执法中遇到较大的阻力，使企业实际税负无法到位，这也使白酒生产企业产生大量欠税。因此，有必要改白酒消费税由中央税到共享税。
从香烟角度看，从2009年5月1日起，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一道从价税。据相关测试表明，一盒烟三分之二是税，但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消费者并不清楚价格中包含了多少税。因此，建议把消费税改成价外税，让消费者清楚了解到价格所包含的税。比如，一包烟如果是90元整，那么60元整是税，30元整是价钱，这样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税法意识，也限制了一些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从税法的角度一定程度上来限制人们吸烟，把消费税价内税完善成价外税的同时提高税率，不仅让消费者提高纳税意识，更让消费者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在买烟时要交比较高额的税来限制消费者买烟的需求。价外税的表现形式是价税分开，消费者知道自己要负担多少税收，没有任何隐蔽性，这就突出了间接税的性质，透明度高，使消费者更加明确自己负担的税金和国家的香烟消费政策导向，从而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我国价格机制的健康运转，还能使消费者明确自己的纳税人身份，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我国的卷烟消费税虽然是中央税，但仍与地方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产烟大省。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受烟税收入利益的驱动，必然会加大对本地卷烟企业的行政干预和保护力度，甚至实行烟草市场的地方封锁来发展地方品牌。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给外地烟草制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了壁垒和障碍，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烟草大市场的形成。总之，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卷烟消费税的税制设计及与之相关的财政分配方式，已严重制约和影响到我国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改烟草消费税中央税为共享税。
从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联想到上万元的LV包、高档皮带、高档家具、高档服饰等，这些也是属于高档奢侈的消费品，却没有纳入征税范围。是不是应该对这类物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对于超过标准的高消费物品也应该纳入消费税当中，并制定相应的税率。而对于小汽车来说，品牌高档的汽车征消费税合理，但是对于奇瑞QQ、熊猫等价格低，消费者主要用来代步用的车子没必要再征收消费税，这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必需品。车子代替了自行车代替步行的作用，并不是奢华浪费的消费。汽车尾气对环境污染严重，对不同排放量的汽车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消费税税率，对于小排量的车税率低，对于大排量的车提高税率。针对汽车消费税在生产环节一次性课征，不利于充分发挥消费税的特殊调节功能，可以考虑将纳税环节向后推移至销售环节。对纳税环节的调整不但能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使消费者切实享受到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实现消费税的调节职能，更有效地加强消费税的征管与其导向功能的实现。与汽车有密切联系的汽车轮胎，与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在零售环节征税不同，中国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汽车轮胎装在汽车上，在生产环节缴纳税可行，如果汽车轮胎装在卡车上，卡车相当于固体资产，此时会扭曲卡车的成本。因此，对于汽车轮胎是否都应该在生产环节征税值得质疑。
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角度来看消费税的征收。随着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节能减排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为合理引导消费、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我国政府继2006年4月1日对原有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整后，又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燃油费改税，同时提高了汽油、柴油及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税收制度向促进节能减排、与环境更友好的方向转化。但是，相对于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状况，与消费税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相比，改革后的消费税在促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的力度仍显不足。另外，对于木制一次性筷子，在提高税率的基础上应逐步达到禁止生产，因为在生产环节征收5%的税率太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一次性木筷被广泛使用造成森林大量破坏性砍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实木地板的征收也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对其征收都体现了节能的意识。对资源的耗费及其对环境污染程度不同的产品和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的税率要有差别。消费税本身最主要的特点在于通过对课税物品的选择以及不同物品的税率高低和同类物品的税率档次的差别设计，以体现政府的不同经济政策调节意图。强化消费税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责任之一。消费税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建立完善而科学的环保税则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持，也需要高效率的征税机构，这些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成本实在太高，而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发挥消费税的环保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可实现税收推动环境保护的功能，也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基本国情，因此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环保功能对于我国有着既现实又有效地推动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功用。
根据燃油税的有关政策，缴纳燃油税与机动车的耗油量成正比，多用油者多纳税，少用油者少纳税。这将促使车主减少用车，多考虑节约用油，这也符合国家所倡导的制止能源浪费，构建节约型社会。成品油和汽车是一对互补性商品。当成品油的价格上升时，燃油税也缴纳得更多，高耗油汽车的需求就会下降，小排量、低能耗的经济型汽车自然成为首选。汽车生产商为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花大力气开发节能汽车，将有利于汽车技术进步，这样形成的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也更适合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为重点，在对私家车鼓励购买，限制使用的同时，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制定和完善城市交通总体规划，加快交通网络建设，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交通指挥和通讯系统，提高公共交通运营效率。在各主要城市形成包括普通道路、城市快速路、地铁、轻轨在内的公共交通系统，为居民出行提供方便。
综上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应该适度修改征收的范围，对于一些已成为必需品或常用品的货物无需再征收，而对于一些高档品则需要加紧征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补偿机制，降低消费税调整对某些行业的不利影响。比如，增加一些课税后不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奢侈品，如高档住房、高档家具、高级包，以及符合节约性课征原则的其他资源供给缺乏的产品。课征消费税可能会导致依附于高消费的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赢利能力下降，从而起不到平抑贫富差距的初始目的，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如汽车消费税改革应该综合起来考虑，要想达到节能和环保的目的，最直接的还是燃油税的征收，这使节能和环保与消费者的支出直接挂钩，能有效地改变汽车消费结构。实际上，排量、油耗、环保三者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仅靠消费税的调整，并不能达到节能和环保的目的。
其次，拓宽课税环节，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不应仅局限在生产和进口环节，还应推广到批发、零售、商品交易环节以及消费行为发生环节，并采用多环节并用的方法，以此扩大税基，增加税收。例如，对烟、酒等市场需求量大、价高利大、需要国家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消费品，实行在生产、消费两道环节征收消费税的办法，以防止企业利用利润转移避税或地方利用利润转移挖走中央财政收入。
再次，消费税实行价内税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掩盖消费税间接税的性质，使消费者在选购消费品时，不知道负担了多少税，起不到引导消费的作用。因此，建议逐渐将消费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在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不应仅局限在生产和进口环节，还应推广到批发环节、零售环节、 商品交易环节及消费行为发生环节，并可以采用多环节并用的方法，以此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同时减轻企业负担。
第四，规范计税价格核定方法。应从调整应税消费品计税价格的核定权限和办法入手。建议比照增值税的规定，对应税消费品计税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无需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或直属分局，应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最后，健全消费税法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消费税立法原则，现行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财政收入，还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其调节消费的效率还不是很高。美国消费税制的立法原则简明规范，易于操作，有利于强化消费税的调节职能，我们可以借鉴其受益原则、限制性课征原则、节约性课征原则和差别课税原则，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我国消费税的课税范围，将消费税的特定调节功能向纵深拓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姜东升.汽车消费税调整的影响分析及相关政策建议[J].商场现代化，2008.34.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制度经济核算制度
论文摘要：本文从分析经济社会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入手，借鉴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的经验，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提供参考。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以德国为例，为了更好地贯彻循环经济法，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在国内工业经济界和进入投资中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德国生产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产品的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即可。此外，企业还可享受折旧优惠，环保设施可在购置或建造的财政年度内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旧。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制定了各种资金投入和税金制度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②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3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③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④对各类环保设施，加大设备折旧率，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N14％~20％的特别折旧率。
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美国康奈狄克州对前来落户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提供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而企业单一的污染控制设施难以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
(2)审计制度设计。对应于绿色会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健全发展绿色审计。绿色会计提供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方面的会计信息，此信息是否真实有待于绿色审计的监督、评价与鉴证。绿色审计是一种控制活动，通过检查企业的环境报告，对其受托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从而实现对企业受托环境责任履行过程的控制。其目的是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积极有效运行，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法规，这为绿色审计工作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我国税收流失原因分析
（一）税收流失的内在动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纳税人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必然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来做出相应的决策。对于纳税人而言，一方面偷税漏税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被税务机关查出后国家法律法规的惩罚。论文百事通纳税人在做出是否偷税的决策时，必然要在偷税所取得的收益和可能支付的成本之间进行比较，以确定偷税款最终可能取得的预期报酬。只有当
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纳税人才会选择偷税。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偷税的预期报酬（U）=偷税预期收益（R）－偷税预期成本（C）
现假设逃税被发现的概率为P(0<P<1)，未被发现的概率为1－P，逃税的预期收益为R，逃税费用为C1，被发现的惩罚为C2，所缴纳的滞纳金为C3。那么，逃税的预期报酬为：
U=P[R－（R＋C1＋C2＋C3）]＋（1－P）（R－C1）
整理得：
U=（1－P）R－[C1＋P（C2＋C3）]
从上可知U的取值可能有三种情况：
（1）当（1－P）R>C1＋P（C2＋C3），即R>[C1＋P（C2＋C3）]/1－P时，U>0，逃税有利可图，纳税人很可能会选择逃税。
（2）当（1－P）R<C1＋P（C2＋C3），即R<[C1＋P（C2＋C3）]/1－P时，U<0，逃税得不偿失，纳税人将放弃逃税。
（3）当（1－P）R=C1＋P（C2＋C3），即R=[C1＋P（C2＋C3）]/1－P时，U=0，得失相当，纳税人会放弃逃税。
可见，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当R>[C1＋P（C2＋C3）]/1－P时，才能保证U>0，纳税人偷逃税款有利可图，纳税人才会选择逃税，而R是否大于[C1＋P（C2＋C3）]/1－P，则主要取决于R、P、C1、C2、C3。由于R的数值可看做基本不变，因此，U的大小同P、C1、C2、C3这几个数值息息相关，P、C1、C2、C3的数值越大，U的数值越小，纳税人偷逃税款的动机也就越小；数值越小，U的数值越大，纳税人偷逃税款的动机也就越大。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如果税收稽查面太窄，税收处罚太轻，纳税人就会在利益驱动下产生偷税冲动。
（二）税收流失的外部原因
1、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许多企业界纳税人甚至是依靠财政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由于自我约束意识的缺位及对纳税政策的不理解，在税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有
意无意造成税收流失。
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99％的税收收入是通过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入库的。而由于部分纳税人对税法缺乏了解，纳税意识淡薄等，使得纳税人会通过瞒报收入，虚列、多列成本费用，少计应纳税所得额等途径来少缴企业所得税；通过混淆货物的外销和内销划分、虚增消费税免税额或增值税的进项税额等方式来少缴消费税和增值税；通过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过程中进行虚假申报来达到少缴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凡此种种造成了税收的严重流失。
2、税收制度缺陷。尽管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却明显具有阶段性、过渡性的特点。新税制由于在税种设置上缺乏通盘考虑，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先天不足”，如增值税税制设计明显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不仅征管难度大，征管成本高，而且极易成为违法分子偷、逃、骗税的目标。此外，税制设计跟不上经济结构、税源结构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出现所谓税收“真空”。如个人网上交易，企业改制购并等等。
3、地方政府非法干预。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使得在局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出现轻税重费、“藏富于民”、越权减免税等现象，造成税收流失。
二、解决我国税收流失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税法宣传，形成良好的纳税氛围。应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法知识教育，使他们了解、掌握税法知识，清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利用新闻舆论工具抨击各种偷税行为及危害，表扬依法纳税的企业和个人，让纳税人从其纳税行为中获得诚信的社会效益，构造纳税光荣的社会环境。
（二）完善与优化税制，弥补税收流失的制度缺陷。第一，要在稳定现有税制结构、继续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以所得税和其他各税种为辅助税种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向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并重过渡，完善增值税制度，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第二，完善我国税收调控体系，弥补税收调控的空白点，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新税种。第三，对我国现存的太多太滥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进行清理和规范。尽量减少各种减免税措施和变相减免税的做法，以规范明确的形式把现阶段太多太滥的税收优惠和减免压缩、控制到最低限度以内，实现全国各地区的税收政策统
一、税负公平。
[论文摘要]网络交易本质上是销售行为，应该依法纳税，研究 企业 网络交易税收征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的税收难题。
一、我国网络交易的现状
网络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网络中推销商品并进行货款结算。这种交易快捷、方便的营销手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企业网络交易对于传统商务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促进了 经济 全球化 发展 的进程。据it市场研究公司(idc)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
三、完善我国 网络 交易税收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目前我国尚没有与 企业 网络交易相配套的税收方面的 法律 规定，使得网络税收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借鉴国际经验，以现行税法为基础，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税制的各要素给予明确的界定，以确保建立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
建立专门的企业网络交易登记制度，使用企业网络交易专用发票，确立 电子 申报纳税方式，明确电子申报数据的法律效力；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例如，我国可以立法规定网上交易者应经工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注册批准，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登记，税务部门根本无从查起。同时我国应加快制定鼓励电子商务 发展 的财税政策，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加强电子商务的税费管理。
针对网络贸易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来源地、商品、劳务、特许权转让等互联网税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重点修改与网络贸易关系重大的流转税、所得税法。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首先，增值税法中要增加有形贸易(离线交易)的征税规定，明确货物销售，包括一切有形动产，不论这种有形动产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都征收增值税；其次，营业税法的修订，把网上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而将在线交易明确为“特许权”，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再次，相应的所得税也应适当调整，如因网络贸易引起的所得税税基在国家之间任意发生转移，造成国际避税，给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网络贸易在所得税法中的完善成为税法修订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能够规范网络交易市场，促进良性的竞争市场，使其健康地发展起来。
(二)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
为适应网络 经济 的“无纸化”，必须尽快建立电子纳税申报制度。征税机构必须首先实现电子化、网络化，并使自己的网络和银行、海关、工商、网络营销者的私人网络甚至国外税务机构的网络连通，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全国从国税总局到省、地市、县四级建立一个统一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通过 计算 机网络和该系统实现税务机关对企业网络交易及电子商务经营状况的严密监视。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可以减少征税成本和工作量，增强税务部门的征税效率和监管力度。而纳税人则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报税和缴纳税款。同时，税务局与银行实现了税银联网，保证了税款能及时上缴国库。
税务部门应当加大税收征管科研投入力度，从硬件、软件和人才上改善监控条件，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建立备案、核算、代扣代缴等税收征管制度，开发自动征税软件等专业软件，利用高科技技术来鉴定网上交易，审计追踪电子商务活动流程，简化纳税登记、申报和纳税程序，对电子商务实行有效税收征管。
(三)在互联网上设立税收监控中心
税务部门可以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税收监控中心。要求企业提供有关的合法身份证明和银行账户信息、税务登记证等资料，与提供网上支付手段的银行、交易双方的认证机构等部门联网。当买方企业登录到卖方企业主页的网站，选购商品，通过卖方主页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要求每一笔交易都被实时地传送到税收监控中心。通过该中心，反馈信息给买方，保障买方合法的权益，同时也能令卖方(网络交易企业)顺利完成电子票据的生成，以此无纸凭证进行缴税。税务部门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税收监控中心，提供统一的计算机发票管理系统，将发票系统与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行对接，掌握网络交易卖方进货渠道、进货量、进货价格等信息。这样，税务部门联合物流公司、仓库、银行等各个环节通过交易平台的税控装置，获得了纳税人真实的网上交易数据，就可以监控网络交易的应纳税额，实现网上交易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征税管理。
(四)完善征纳双方共享的网络交易税务管理平台
由于企业网络交易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纳税申报等过程无需人员干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它要求税务、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应当完全由税法加以规定。私法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无论其是否有纳税的本意，只要其行为或其经济结果符合课税要素，就必然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本文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客观性、竞合性、客观上的设权性、是事实构成行为等特征。税事实行为虽然多为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私法部门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状况一般不会对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同一行为，私法上的评价和公法上的评价因公法与私法的价值目标不同而各异。
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税法行为理论也应该是税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大法系虽然在具体的税行为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但对税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很少。缺少对税行为的系统论述，不能不说是传统税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本文尝试对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税法事实行为(本文下称为税事实行为)的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税事实行为之界定
(一)税事实行为的涵义
参考法理学对事实行为的定义，本文将税事实行为界定为：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税法规定客观上能引起税法法律后果的行为。由于税法中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不存在依据当事人意思发生税收法律效果的可能性，所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发生的行为是税事实行为。本文所称税事实行为，是指纳税主体的行为，该种行为一般而言是私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公私法的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向，也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显著特征之一。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其公私交融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法的调整对象的交叉性，税法往往以当事人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作为其课税要素。也就是说，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行为，可能是私法的法律行为，也可能是私法的事实行为。
私法法律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设立、变更或消灭私法法律关系，但因其同时满足了税法上的课税要素，故于客观上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亦即同时导致了税法上的法律后果，此与私法上私法法律行为与私法事实行为的区分同理。税事实行为以符合税法之课税要素或发生税法上一定效果为成立要件，凡具备此要件的私法上或公法上的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税事实行为均为其他法律部门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附条件行为，也不论该行为是意志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可以说，不论私法法律行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税收法律行为的发生，此类私法法律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
(二)界定税事实行为的边界
法律事实是模态的事实，立法者从生活事实中提取法律事实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所以，并不是一切具体的生活事实都被纳入法律范围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立法者，总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选择一定的生活事实在抽象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律范围，作为法律事实的事实行为也不例外。立法者将哪些生活事实抽象规定为法律事实和法律要件，并连接何种特定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设计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并非所有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都会符合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到底哪些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应该被税法确定为税事行为呢?它们应符合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的底线又是什么?应该看到，不同的税种，对于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各不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因为税收活动本身是国家参与分配的一项活动，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客观法对税事行为的确定要符合的一个边界就是其合理性。
从财富即收入分配的结果意义上，公平必须符合时代精神赋予的基本伦理理念，其体现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观念的本质，是人们评价一种法律制度公平与否的最后依据。在法的观念史上，合理性的蕴涵颇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包括两层含义：(1)合乎人类主体的必然性与规律。(2)合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之必然性和规律。税事实行为的合理性，是指合乎现今条件下人权的起码要求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两项：
1．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人能像人一样地生存，且保证每个人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现今社会里表现为生存权、受教育权。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是扣除掉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之后的余额。税法之所以允许扣除准扣项目，就是考虑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税事实行为范围以及税基的时候，必须将其合理性作为一个考虑的重点问题。
2．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不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所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我们不能够将公平等同于平等。将生活事实行为进行筛选将其确定为税事实行为时，应当考虑到公平这一税法的价值目标，同样将其作为提炼税事实行为的一个底线。
二、税事实行为的特点分析
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一)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
税事实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按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税务机关无权变更，纳税人也不能随意变动。可见，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就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因而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概括中并不考虑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具体意图内容。税事实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税法的规定而非行为人的意志。
私法上的行为，之所以成为税事实行为，主要是因为其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换言之，税事实行为之所以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就是因为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税事实行为是连接客观法(税法)与权利义务的重要一环。客观法(税法)事先规定了税法的要素，正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才使得税收法律关系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开了当事人的行为，征税的客体一般不会自动产生。
税法中的课税对象，从物的角度看，无非是财产；从行为的角度看，则概为与财产有关的行为。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将财富与劳务分为“取得”、“保有(持有)”与“使用”三个阶段：课于“取得”者，谓之所得税；课于“保有”者，谓之财产税；课于“使用”者，谓之消费税。德国学者Kirehhof教授进一步认为，每一种税，均系对财产权人所课之税，故财产流转的全过程，自取得、持有到使用均有税法介入的可能。换言之，税法能否实际介入，就在于财产权人是否对其财产进行有关行为，——此种行为大多数应属于私法法律行为。如私法主体从事买卖活动并取得收益，除对该买卖活动本身需课税之外，对私法主体取得的收益亦需课税；则私法主体的买卖行为，同时引发了其纳税申报行为与纳税行为，以及／或者税务机关对其买卖活动和所得收益的税款核定与征收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法法律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
可见，税事实行为的行为人在私法上的行为的意图并不是为了纳税，造成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发生，与其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因为“作为以行为的目的为其灵魂的形态来说，是行为自己的后果(它们附属于行为的)。但是行为同时又作为被设定于外界的目的，而听命于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把跟自为存在的行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来与行为相结合，并且把它推向遥远的生疏的后果。”“后果也包含外边侵入的东西和偶然附加的东西，这却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张文显先生认为，这外界的力量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如物理性限制和社会性限制。这就出现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差别与对立，亦即结果与目的的差别与对立。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总之，纳税义务的产生与法定的事件或事实行为直接牵连，所以纳税主体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已经特定化，不需要通过当事人意志来选定。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税法直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先定力和公示力。
(二)客观性
税事实行为是当事人的某种客观行为，是某种业已实施的、对客观外界造成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内在意志阶段或意志表示阶段而未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者，不构成税事实行为。对税事实行为来说，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为人的意图，而是行为本身或其客观结果，至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对税法上的法律效果没有任何影响。这与税表示行为截然不同，税表示行为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是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的某种缺陷可以成为税表示行为发生争议的根据。
(三)竞合性(法律意义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上的行为，但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因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产生了两个法律效果。
现代法制中，由于民法和刑法的分立，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分立，法律的运行不再是民刑不分的，各部门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部门法内部的各部分也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律概念的发展与分化也留下了“法规竞合”、“责任竞合”、“附带诉讼”等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竞合现象不仅发生在同一部门法学中，如民法学中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刑法学中的想象竟合犯、法规竞合等，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如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等。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竞合性，其理论依据是法规竞合理论。“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法条构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则便可能发生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它们所规范的情形，于是相对于法律事实处于竞合的状态。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两个以上法条所规范”。“现代法律都作抽象规定，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所以，经常发生一个法律事实符合几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几个法律规范竞合，一个行为产生几个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竞合有发生在同一个法律部门内的，也有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即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
“税法在体系上虽被划人公法，但它在内容上和实体上仍和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租税问题是以人们私人生活关系为前提或契机而产生的，因此，租税实体法的对象是私人生活关系，特别是私法关系。”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如果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尽管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时，不是以纳税为目的的，但税收法律关系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了。这时，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种是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另一种是税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可以说，是私法上的行为与税事实行为的竞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所导致的。以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销售一批货物，货价为100万元。那么甲的销售货物的行为，一方面在合同法上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销售属于合同法上的履行行为，为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毫无疑问，甲的行为要受合同法的约束；另一方面，甲的行为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销售的货物是消费税法所列举的消费品的话，还要另外缴纳消费税)。那么，甲在私法上的签订合同销售货物的行为与导致其纳税义务产生的行为只有一个，但是这同一个行为，却要受到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部门法的调整。首先，在私法上，该行为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其次，在公法上，该行为要受到税法的调整。当一个行为同时导致不同法律部门的两种法律关系的产生，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行为具有竞合性。这种竞合性，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具有多元的法律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税法和民法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对同一行为进行调整，但由于税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则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关注的焦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与自由的意思表达与行为，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与保护。而税法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财产对自由权保障与作为对价的财产的无偿让渡，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其行为乃至由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的可税性以及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的财产转移的条件与方式。正因为如此，民法与税法必然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价值选择，有着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因而，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引起的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税事实行为与民事行为是基于同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经过不同的法律评价。如甲方在自由意志下出售一双筷子于乙方，获利1元，这一交易行为，在第一阶段首先是适用民法进行评价，民法基于其意思自治原则认为是民事合法行为，确认甲方可获得1元的利益，确定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利益分割方案。第二阶段，同一行为还需受税法的评价，税法认为合乎税行为构成，甲方所得利益需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分割。不过，就税法评价而言，细究起来还可以有很多的演绎，如流转税法可能认为该行为不到起征点，不合乎流转税行为构成，国家不应参与利益分割；而所得税法却认为国家在所得税领域内可参与利益分割，合乎所得税征税要素构成。
(四)具有客观上的设权性效果
税事实行为的设权作用仅根据税法关于每个人均须遵守税法的规定而产生。这是从税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的。如前所述，税法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件(要素)由税法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那么就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产生税收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行为人没有税法规定的导致税收法律关系产生法律事实(这里主要指的是其行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不会自动产生的。由此可见，税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依照税法产生税收法律效果的条件。
并非当事人在私法上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才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行为人才负有纳税义务。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表现。税法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配利益。符合税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应纳税行为，就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割利益，而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不发生国家参与利益分配的情事，其利益维持原有的状态和格局，国家不参与这种利益的分配。
与税表示行为的设权性不同的是，税事实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之间没有关联关系(牵连关系)，而税表示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法律效果与行为人之间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五)是一种事实构成行为
税事实行为其本质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在于法律的规定。由税事实行为的客观性特征和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的特征决定它必然是某种事实构成行为，它在法律上必有构成要件问题。在实践中，只有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时才成立事实行为并引起规定的法律后果，而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时则不成立事实行为且不引起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客观法(此处应指税法)必须事先规定出不同事实行为的种类，并对每一种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每一条有关事实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典型的事实状态和一个法律后果的表述。如果与典型事实状态相吻合的具体事实发生，那么法律后果就随之出现。”从税收实定法来看，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要件概括显然并不限于对行为的描述，而往往包括有行为的后果或状态的持续等事实要素。
以增值税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为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就是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可见，导致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行为是“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三类。这三类行为成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其内在的联系便是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商品“增值额”的产生，也就是这三类行为共同的经济后果。前述所称的“典型的事实状态+经济后果”在增值税法中就具体化为“三类行为+增值额”。可见，这三类行为(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是导致增值税的课税对象——增值额产生的原因(即法律事实)。而对纳税主体的确定，也是通过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来加以特定化的。笔者认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最为关键的就是课税对象——增值额，除此之外，还有纳税主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
三、税事实行为与征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税事实行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税务机关依据税法的规定享有征税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税事实行为是征税行为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征税行为与税事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因的。当事人的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征税要素，就应当纳税，而不论该行为的效力如何。但该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已被其他职能部门确定为应加以全部返还或者应予以没收，则不应再征税，已征税款应予返还。换句话说，征税行为一般不受纳税人行为的效力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在私法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瑕疵，都不影响税务机关行使征税的权力。
意大利学者彼得罗·彭梵得将法律事实划分为本义的法律事实和自愿的法律事实二类，并认为本义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出现时，法律后果立即被承认，无需主体的任何意思表示”。“立法者希望将这种事实条件作为一切法律变化的内在理由，这种条件足以造成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即使主体无意思表示且对之尚不知晓。”在这一类法律事实中，法律后果因法的意志而当然发生。税行为作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应该为本义的法律事实。这是由税收法定主义导致的。税收法律性关系的产生，不受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支配，不管当事人行为时是否有纳税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的要素，那么税收法律关系自然发生，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
【关键词】 税收负担； 税收遵从； 税收筹划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下，由企业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资源税等，从我国税收收入来源构成上看，企业税收与个人税收的比为9■1，从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税税额之和与企业收入总额的比率）上来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较高。尽管流转税通过税负转嫁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对部分买方市场的商品来说，还要由企业负担一部分。较高的名义税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在融资手段、股利分配、税收遵从与税收筹划等方面，企业都会因税收负担因素而有所选择。
一、对企业融资手段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融资手段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指企业增发股本，吸引新的投资人入股参与经营，并从企业的税后盈利分配红利给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债权融资是指通过举债融入资金，支付利息给债权人作为资本收益。影响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导致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同。
（一）两种融资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利息扣除规定，企业的债权融资规模不超过企业注册资金两倍以内支付的利息，都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为利息费用扣除。对企业来说举债规模越大，发生的利息费用就越多，在所得税前扣除的费用也就越多，企业当年应纳的所得税就越少。而以股权融资方式取得的融资，只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其融资成本才能在税前按一定标准扣除，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并且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人时，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还要再缴纳所得税。
（二）两种融资方式的选择
由于两种投资方式所适用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举债融资的手段融资，拿别人的钱给自己赚钱，就连世界著名的苹果公司为股东发放红利，也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但是利润与风险并存，债权融资的风险远大于股权融资，一方面债权融资有还本付息的风险，债务到期必须归还本息，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债务违约的压力会增加企业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大规模的举债经营，在所得税政策上会规定一个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利息上限，即资本与债务之比，我国规定一般企业为1■2，其他国家有1■3，有的高达1■5，这就是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来避税的安全港法规，对超过上限的利息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再加上国家金融政策变化的风险，若借贷利率上调，企业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而股权融资虽然使企业不能从所得税上套利，但企业的资本构成却相对稳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对企业股利分配政策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股利是企业的股东按其投资额的大小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是企业盈余在股东和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方式通常包括派发现金股利、送股票股利（即送股）两种形式。现金股利是指企业以现金形式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增加企业股本，不改变每股净资产；送股票股利是指企业以发放股票的方式代替现金，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东支付的股利。
（一）两种分配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上市企业以现金方式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时，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应以收到的现金红利为应纳税所得额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不得扣除任何费用，并由发放股利的企业代扣代缴，股东个人账户上收到的是税后红利；若企业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只转增股东股票账户的股本数量，不对新增股本的价值缴纳个人所得税，即使以后发生股权转让，个人就股权转让收益也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两种分配方式的选择
由于对两种股利分配方式的所得税政策不同，企业在分配股利时往往会选择股票红利的方式，尽量避免用现金分配红利，导致我国上市企业中使用现金分红的企业数量不多，并且分配现金红利的金额占企业应分配利润的比例偏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股利分配条件，即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但由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如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实际控制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通过提高薪酬收入、加大在职消费等手段获取收益，而现金分红会损失其既得利益；还有一些大股东通过控制上市企业关联交易、再融资等方式获得剩余索取权，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等，导致投资者进入股市的资金不是为了获取投资分红，而是为了赚取差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围绕股价的波动进行，追涨杀跌，缺乏长期投资理念。为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除了建立企业稳定的现金红利分配机制，对股权转让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
三、对税收遵从与不遵从选择的影响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与此相反行为，即不符合税法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则为纳税不遵从。
（一）税收负担过重导致税收不遵从的理论分析
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理性经济人”在作出行为决策时，会对其面临的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然后选择一个能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若税务机关对税收不遵从的查获率不变，当税率提高税收负担加重时，纳税人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在面临损失预期时人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而且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那么纳税人会冒风险逃避税。这就导致了税率越高，税收不遵从度越高的现象。另外，在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下，高税率适用的对象是高收入者，他们应缴纳更多的税款，面对损失预期时他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不仅如此，有些高收入者认为自己的高收入是自己的合法劳动所得，缴纳更多的税款但是却享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根据自己主观的损益框架来判断，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因而税收不遵从的概率也会更大。
（二）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选择
由于税收负担的客观存在，不同企业性质的纳税环境不同，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实际承担的税负与其收入不成比例，导致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成本明显不同，再加上政府对税收不遵从的处罚形式单一，处罚力度较小等，不足以改变企业选择的初衷，使得企业在追求其自身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容易倾向于对税收不遵从的选择。
税收不遵从对纳税人会产生经济和行为方面的影响，部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无形中加重了诚实纳税人的相对税负，这也引起人们对国家税收制度公平程度的怀疑；同时在对税收不遵从行为处罚不力的情况下，其不良的示范作用会得到强化，其行为对其他纳税人如何看待税制，以及社会公众对税制完整性和对税制的信任程度将产生极大影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而言，税收不遵从现象的存在不仅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减少，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效率。
因此，应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公开、公平的课税制度，完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加大对税收不遵从的惩罚力度等，以引导企业在税收遵从与不遵从行为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对避税与税收筹划选择的影响
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缺陷，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合法地减轻甚至免除自身应承担的或额外承担的税收负担，从而取得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二者的共同点是：利益驱动。企业为了逃避税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合法或不违法的手段，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二者的区别在于：从道义上来讲，税收筹划是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调整产业导向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避税则是利用税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在道义上通常有不正当之嫌；从国家的立法导向上来讲，避税是用合法手段以减少税收负担，但其手段通常是钻税法上的漏洞、反常和缺陷，谋取不是立法者原来所期望的税收利益，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立法导向是相违背的。税收筹划也是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但其税收利益是立法者所期望的，或至少是立法者能接受的，符合或至少不违背立法者本意和立法导向；从政府的反应来讲，政府对避税行为一般采取种种反避税措施，包括完善立法甚至设置避税陷阱等，以达到打击和杜绝避税行为的目的。税收筹划是政府予以引导和鼓励的，政府甚至会积极指导或辅导纳税人调整产业政策，并针对实际情况，颁布一系列为纳税人落实税收优惠利益的政策、法规。
（二）企业对避税与税收筹划的选择
企业对避税与筹划的选择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表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被税收法定原则加以确定，纳税人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违法手段和方法，而是通过税收筹划和避税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因为税收筹划是政府鼓励的一种节税措施，企业公开实施税收筹划项目，不仅利于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企业的财务与会计管理水平，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往往具体到企业的实际项目操作上，虽然企业都达到了减轻税负的目的，但对他们的行为是避税还是筹划往往很难区分定性，因为企业的项目实施过程是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出发点是税收筹划，但在财务处理时有可能会钻税收制度的漏洞，导致税收收入的非正常流失，甚至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国家在利用法律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的同时，应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加强反避税立法，强调纳税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加强税务行政管理，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和税务调查制度，以控制避税行为的泛滥。
【参考文献】
[1] 刘振彪.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3）：94-96.
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concept in enterpris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ut tax cost management into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lever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economy， taxation by state coercive force participates in social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share of social members i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s an important taxpayer， the enterprise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ax revenue. The increase of tax cos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the operation cos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optimize the tax cost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earch.
关键词： 税收成本；税收管理；成本优化
Key words： tax cost；tax administration；cost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7-0013-02
1 企业税收成本构成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意味着资金从企业流出，相应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因此税收应作为成本来对待。企业的税收成本不仅包括依法应缴纳的各种税款，还包括为完成纳税过程所发生的各种服务成本、缴纳税款造成的资金流出企业所带来的利息支出、以及发生违反税法等法律法规行为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各种罚款的总额[1]。
1.1 税收实体成本
税收实体成本是指依照税法法律及相关法规规定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的总额。现阶段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实体成本是企业按规定必须缴纳的，是企业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企业不违反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企业税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税收服务成本
税收服务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税款的缴纳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的总和。具体包括：企业为缴纳税款所专设或兼职的办税人员的工资、保险及各项福利费，为向专职税务咨询机构进行纳税咨询或税务所发生的相关服务费用，为办税人员所专门建造或租赁的办公场所的费用，办税人员缴纳税款所发生的交通费以及为完成纳税工作所发生各种培训M用等，为缴纳税款所购买的电脑、打印机、以及金税盘、税控机、发票簿等的费用，以及为应对各级税务部门的辅导和检查所发生的费用等。
1.3 税收财务成本
税收财务成本是指企业缴纳税款占用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支出。企业缴纳各种税款势必会使一部分资金流出企业，这一部分流出资金所增加的企业利息耗费及把该部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即为税收的财务成本。企业缴纳的税款越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
1.4 税收处罚成本
税收处罚成本是指企业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法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税务、司法等机关的处罚所发生的成本。税收处罚成本具体包括企业晚交税款被税务机关处罚的税收滞纳金，企业偷税、漏税被税务、司法机关处以的罚金和罚款。
2 企业税收成本的影响因素
2.1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等。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是所有企业运行的外在环境，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不可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也对企业的税收有重要影响。例如一个阶段内国家出台税收的相关优惠措施以及减免税政策，只要企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就将对企业产生有利的影响。国家有时也会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运行[2]。例如，国家为了限制某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出口，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对一些具有高附加值提倡类企业会给与税收优惠等政策。
2.2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
结合税收成本的构成内容，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2.2.1 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因素
税收实体成本对企业来说是刚性的，企业只能遵照相关政策，按照相应的税率和税种进行税收的计提和缴纳[3]。企业要积极关注政府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看企业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在符合的条件下，按照规定进行操作。
2.2.2 税收服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服务成本受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税收服务成本一定，超过了一定业务量范围，税收服务成本将增加。税收服务成本与办税人员的工作效率负相关，办税人员工作效率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低。此外，税收服务成本还受到税收咨询业务和税收接待工作的影响。税收咨询业务越复杂，税收服务成本越高。企业税收接待工作标准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高[4]。
2.2.3 税收财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财务成本主要受企业缴纳税款金额大小的影响，企业缴纳的税款金额越大，企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同时企业税收财务成本受到企业税收筹划水平的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水平越高，企业对资金的统筹规划越合理，税收的财务成本将越低。
2.2.4 税收处罚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处罚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办税人员的素质和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程度。企业办税人员的素质越高，出现税收滞纳金的情况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度越高，因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而被相关机关处以的罚金及罚款也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
3 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措施
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是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包括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估等一套完整的程序。因此，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应站在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根据税收成本的构成及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优化。
3.1 事前计划
事前计划是企业为达到税收成本优化的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税收实体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关注国家税收相关优惠政策，尽量创造条件争取享受最优税率标准符合规定操作，比如，对于某项优惠措施，条件许可可以争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办理，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及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收服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制定合理的税务人员工资标准，提高税务人员的办税效率，制定合理的税务机关检查招待标准；税收财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做好资金预算工作，合理安排税收资金的缴纳时间，使企业推迟交税或避免交税；税收处罚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做好高素质税务人员的培养和储备工作。建立规范科学高效的内部流程流转制度。
3.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企业税收非常重要节点，不能仅停留在财务人员业务处理，要提高企业全体人员对税收成本的认识，变少数人为多数人对税收成本管理，增加他们对税收成本观念的认知；加强企业全员对税收方面知识的宣导，特别是涉税票据的取得要及时有效，规范合法；建立企业内部审计机制，定期对企业的纳税核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加强控制，进一步降低涉税盲区，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税收缴纳。加强涉税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税收政策，把握最新税收动态，通过对税务风险防范能力的提高，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充分利用专业的税务中介服务，发挥专业的中介机构作用。加强税收管理创新结合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分析相P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和决策。
3.3 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是对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更好的把握。之前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税收成本优化的有效落地，因此建立评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的运用，使企业申报的税收数据都无处遁形。加强税企沟通协调，开展更多的自查自纠，努力提高自觉纳税，主动及时地依法申报缴纳税款，降低有意或无意违法税收法规而受到的处罚。强化内部审计对报送税务资料的分析复核，把发现的问题解决在被税务机关检查之前。建立行之有效的税企沟通机制，对企业税收成本遵从具有较大的运用空间，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税收成本的优化需要企业全体人员的参与重视，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注重细节的把握，建立健全规范可行的企业流程机制，创新思维和手段，扬长避短，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健.企业税收成本的构成及优化[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2]徐俊发.有关降低我国企业税收成本方法的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06（8）.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随着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和税务机关征管力度的加大，高校面临的税务压力也越来越大。本文根据截至目前出台的各项教育税收政策，对高校应负担的各税种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探讨高校如何积极合理缴纳各项税款。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已由过去单一的财政拨款为主向多渠道筹集过渡。近几年来，尤其是2000年后，高校总收入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是财政资金占高校总收入水平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校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财政无偿拨款（包括如“985工程”拨款）、科研横向和纵向收入、学费收入和自筹资金等几方面。
税收法规明确了高校作为纳税主体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高校自身和后勤服务集团的经营所得，以及校内各部门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除了依法可以免税的部分外，都应按照税法规定缴纳各类税收。一直以来“税收不进学校”的观念在高校财务人员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高校的财务人员未树立依法纳税意识，也缺少对税收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发生纳税义务后很少能够及时办理税务登记。近几年，随着税务机关加大征收力度，将高校作为税收检查的重点，高校依法及时纳税的压力逐渐增大。如2007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召集在京高校财务负责人，就高校缴纳企业所得税进行了探讨。2008年年初，海淀区税务局又就所得税召开了会议，这充分显示了税务部门对高校的重视。这种情况下，如何对高校税负问题进行梳理，严格涉税业务的管理，就成为高校广大财务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面临的税负现状分析
1.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1997]75号）规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收入，除财政拨款和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项目外，其他一切收入都应并入其应纳税收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进修班、培训班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部门所办的和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中国人民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军队院校。
对高等学校、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虽然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随着所得税法规执行力度的加大，如何合理缴纳所得税，已经成为高校财务部门面临的一大课题。
2.营业税
营业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实施非学历教育的学校则应当依法缴纳营业税。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
但是税务部门和纳税人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免税范围仍存有疑问，为此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于2006年1月12日《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对教育劳务的免税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1)各类学校（包括全部收入为免税收入的学校）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使用发票；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税手续。
(2)校办企业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服务业税目中的旅店业、饮食业和“娱乐业”税目除外），经审核确认后，免征营业税。
(3)高校后勤实体经营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取得的租金和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或教师公寓等高校后勤服务设施向社会人员提供服务取得的租金和其他各种服务性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4)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学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租金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5)设置在校园内的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向社会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6)高等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俗称“四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随着高校科研事业经费到款的逐年增长,很多高校并没有办理“四技”营业税的减免,故每年因为“四技”而缴纳的营业税已经成为高校的严重负担。
3.其他税种
其他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这些税种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在高校整体税负中比重很小。不过随着高校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税种也应该引起广大财务人员的重视。
二、高校可采取的对策
1.积极推动完善高校领域税收政策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专门的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文件。在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方面，多数是由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的，如通过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立法级次低。另外，面对教育体制改革给高等学校带来的新变化，税收政策的出台显得非常仓促，大多是以通知或补充通知的形式出现，某些税收政策已经跟高校的财务核算体制不匹配，造成缴纳税款的不可操作性。所以，积极推动财政部、教育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立法层次高、规范、协调、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税收法律法规，争取相关部门在法规制定阶段充分考虑高校特点，可以为高校承担合理税赋争取主动权。
2.修订高校财务制度
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设置的会计科目根本不能满足高校进行税金核算的要求，如没有“企业所得税”科目。高校财务人员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需对账面利润进行较多的调整，如果财务人员在平时工作中对与涉税业务有关的收入支出不进行完整的记录，不熟悉税法，就很难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所以迫切需要主管部门根据税法的要求，修订《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分开核算应纳税所得和非应纳税所得，对于应纳税所得，正确核算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支出，以计算和缴纳企业应负担的各项税负。
3.加强纳税宣贯，树立依法纳税意识
目前，因为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不同，各大高校各种税种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如北京地区，各高校《对北京市统一银钱收据》的使用就各不相同。建议成立地区高校财务负责人联谊制度，定期交流纳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统一口径。
对于“四技”涉及到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各高校主管财务和主管科技校长应加强沟通，重视“四技”减免。财务部门跟科技处（部）的要加强联系，共同做好“四技”的减免工作。如北京某高校，科技处负责“四技”合同在技术市场的登记工作，财务处负责税务局的备案工作。在没有进行营业税减免工作之前，每年需要缴纳600多万的营业税，登记备案后，每年只需要缴纳几十万元的营业税，效果非常明显。另外，加强对广大科研人员的纳税宣传力度，积极合理为学校避税。
4.提高财务队伍人员素质
目前，各高校财务人员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学历较低、知识结构落后等困难。迫切需要打破人才壁垒，引进具有现代财务管理意识的年轻专业财务人员，提高财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广大财务人员要重视对税法的学习，做好纳税申报和减免税申报。利用税率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对高校的经营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必要时还要咨询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和税务专家，制定合理的纳税方案。
参考文献：
[1]财税字[1997]7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国税发[1999]65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3]财税[2004]3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4]国税发[2005]129号: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
[5]京地税营[2005]525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取消技术交易免征营业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财税[2006]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7]财税[2006]10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论文摘要：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是推进我国依法治税乃至依法治国的关键。而研究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是提高公民纳税意识的核心问题之一。
如何通过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而推进依法治税乃至依法治国的进程，是我国税收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的文章时常见诸于报刊。在这些著述中，作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其中独树一帜、已在实践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者，也不在少数。笔者认为，已有的著述在阐释如何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这一问题时大多忽略了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性，而这恰恰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所必须向广大公民晓示的理之要义。那么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呢?
一、纳税与受益的先和后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公民为什么要纳税?对该问题的回答，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及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考虑，有不同的答案。大致说来，主要有互利关系说、隶属关系说、国家政治权力说这样三种学说。存在即合理，这三种学说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群体的人不同程度地接受，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成分在内。但从税收向来是国家税收，国家不仅是征税的主体，在税法制定中处于主导一方，而且税收不论在时空、范围、活动方式上怎样地变化，其永远不会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这一属性来看，依附于国家应该说是其存在的永恒特性。然而，国家的职能属性却是变的。譬如，最初的国家称其为“夜警国家”，而现在我们则认为是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国家的职能属性变了，依附于国家的税收活动无疑会相应地变动。就各国普遍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且趋向福利国家而言，解释公民向国家纳税最具现实性、说服力的学说，应该是互利关系说中的交换说。依此学说，公民之所以向国家纳税，是因其在生产、生活中消费了国家提供的诸如国防事务、法律事务、公共工程与公共事业、安定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形式表现的公共产品。公民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了利益，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即国家其本身却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为维持其存续及有效运作，实现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通过某种形式回收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费用也就势所必然。国家在权衡其可资利用的多种方式后，最终将凭借政治权力，规范地获取收人的方式作为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个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
在向福利国家迈进并奉行立宪征税原则的情况下，导致国与国之间税收差别的税收的阶级属性可以说是日渐式微。若撇开税收的阶级属性，就税收的本质而言，不同国家的税收是没有差别的，即人们纳税的根本理由，是由于其享用了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带给他们的利益。而且，国家愈是发展，公共物品在一国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就愈大，受益与纳税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就愈明显。我国之所以在今天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财政的公共性更明显，更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纳税与受益之间的对接。
从逻辑上讲，政府征税以向公众提供利益(公共产品)为前提，公众是受益在先，纳税在后。但从税制的确立来看，并不一概惜守这一准则。因为有些利益的享用是用缴税来换取或者说是以纳税为前提条件的。譬如社会保障税，就是政府为了筹集支付国民安全、保障所需资金，同时为避免以普通税收的形式把人民的钱集中起来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安排失业、疾病、养老等支付，可能导致的因税负的不断增加而引起国民的不满，实行“专款专用”，强制征收的一种社会缴款制度。再如印花税，表面上看好像纳与不纳对立合同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缴纳了印花税的合同因其受保护的程度增强，立合同人会因有关部门的加强控管而从高的合同兑现率与低的合同执行成本中享受到未税合同无法享受的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税收活动蕴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税收关系是一种信用关系，但纳税与受益究竟谁先谁后，却难以定论;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我们讲纳税与受益的交换关系，是站在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角度而言的，因为并不是每个单个税种或是每个纳税人身上都具有这种明显的交换性。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从纳税人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无偿的;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有偿的”这句话的含义。当然，有些税种的这种交换性是比较明显的，譬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保障税以及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车船税、城建税等。
二、纳税与受益的宽和窄
税收活动作为受益人给付费用与供应者以规范方式收取并用于弥补其供给成本的一种交换活动，在横向上表现为二者活动范围的一致性，即:受益的面愈宽，应纳税的人就愈多;受益的面愈窄，应纳税的人就愈少，反之则相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在各级次的层面上也都是如此
从一国行使征税权的范围看，受益人的范围有多大，该国行使的征税范围相应地就有多宽。譬如美国，由于其实行“福利跟人走”政策，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仍可享受到美国政府提供的福利，但这恰恰是以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需向美国政府缴税为前提的。
从一国对其管辖下的纳税人征税的限界范围来看，受益的范围宽，征税的范围相应地就大。譬如，居民纳税人之所以承担比非居民纳税人广的纳税义务，是因尽管有国民待遇原则的约束，居民纳税人仍然在补贴、生计扣除方面比非居民纳税人享受较多益处所致。若再进一步地分析不同居民纳税人、不同非居民纳税人之间的纳税义务，情形依然如此。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法，就是根据纳税义务人是否在我国有住所、在我国停留时间长短等享受我国政府服务及从我国获益的情况将其分为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与一般非居民、特殊非居民四种，而使其相应地分别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纳税义务、有条件的无限纳税义务与无条件的有限纳税义务、有条件的有限纳税义务的。
从具体税种来看，纳税与受益在活动范围上的一致性也很明显。当然，最具有代表性的税种首推前面提到的社会保障税。因为社会保障税实行专款专用，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是宽还是窄，与其税种的范围选择、征收率直接相关。其一般规律是:征收率的提高与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保持同步(或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与征收率的提高保持同步)。譬如瑞典，其之所以被视为是“福利国家”的代表，是因其向国民提供的福利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但该国该税纳税人之普遍、纳税人承受税率之高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
进一步地讲，如果某人(自然人或法人)没有从某一特定的领域明显地获取收益，那么，政府针对该领域主要受益人所征之税一般是不需要这个人缴纳的。如人人都从政府提供的公路建设支出中受益，但每个人究竟从中受益多少却很难说得清。有鉴于此，各国政府一般都只对公路建设支出中的主要受益者征税。我国现行税种中的车船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其他国家征收的汽车驾驶执照税、汽油消费税、汽车轮胎税等就属于该种性质的税种。
总之，受益的范围宽，征税的范围就广;征税的范围广，受益的范围也就大。一般说来，在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国民享有比较多的社会福利，但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征收的税种数量也多，而且其税收的覆盖面也广。在发达国家，凡是收人、经营所得、租金、股息、产品、行为等都属于课税范围。事实上，正是这广的征税范围(当然，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普遍较发展中国家高)为发达国家实施宽覆盖面的社会福利奠定了财力基础。
三、纳税与受益的量和质
纳税与受益作为一种交换活动，二者不仅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量上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纳税与受益的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多个层面来加以验证。
从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公民受益多，应纳的税款就多，二者在量上具有一致性。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而言，公民普遍地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而这恰恰是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税收水平作为支撑的(以非税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国家除外)。譬如，北欧国家因向国民提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得多的社会福利而赢得了“福利国家”的美称，但与此相适应，主要借税收来筹集收人的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以瑞典为例，其之所以能以“高福利”雄居福利国家之首，是因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像瑞典那样大。由于瑞典的公共收人绝大部分来自税收，其成为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也就势所必然。
纳税与受益在具有独立的财政决策权力的地方政府中同样是存在等量关系的，关于这一论断，我们可从公共选择学派论证财政联邦制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论述中找到答案。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每个居民都倾向于选择税收尽可能低而公共物品尽可能多且好的社区居住，所以各社区会竞相满足这些要求，否则会导致居民外流。如果某社区征税太高而公共物品太少或财政现状不令人满意，原居民就会迁出，这又减少了该社区税收收人。这样，财政联邦制与以足投票促成了各地方政府之间或各社区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迫使其竞相降低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生产出更符合居民要求的公共物品。由此可见，社区居民之所以会有以足投票之举，乃是其追求纳税与受益更为一致的原由所致，也正是这一原由最终促进了各地方政府经济效率的提高。
尽管纳税与受益在量上具有一致性，但二者是在政府介人的基础上实现对接的。由于政府在对接过程中发挥了再分配作用，因而单个纳税人或纳税人在单个税种上的付出与受益并不一定存在量上的对等关系。即便如此，在一些目的性税种中，这种对应关系还是相当地明显的。笔者在前面已提到过社会保障税、车船使用税，兹再举一例予以佐证。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我国现行税种中的目的税之一，其计税依据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的税额，所征税款专门用于城镇的维护和建设。其征收率之所以依纳税人所在市区、县城和镇、市区与县城或镇以外所在地区的不同，分别采用7%,5%,1%的税率，是因城建税是专款专用性质的税种，是按照城建资金的需要量及纳税人从城建设施中受益多少的客观实际情况来征收的。由于在城市的纳税人比在县城的纳税人多享受了市政建设的好处，因而所在地为城市的纳税人就应比所在地是县城的纳税人缴纳更多的城建税。
此外，我国现行税种中的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这一特性也很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与受益的这种对应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地是表现在二者的总量方面(不同阶层所享受的利益份额极不相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财政运行模式，则使纳税与受益在总量与个体上都具有了这种明显的对应性。
纳税多者多受益，受益多者多纳税。从表面上看，纳税与受益好像只是一种量上的对应关系，其实则不然，因为纳税会给纳税人带来质上的改变。北京市地税局为加强对个人所得税重点税源的控管，针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纳税人(年收人10万元以上的个人及符合其他条件的个人)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就是一个较为直观的例子。因为重点纳税人在依法履行其应尽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受到一些一般纳税人暂时无法享受或享受不到的利益，如电子申报、网上办税、与税务机关零距离接触等。
在国外，重点纳税人是被视为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他们因此而倍受社会各方的尊重。重点纳税人会以“纳税人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行事，而政府在利益享受及参政、议政等方面也会格外地关注重点纳税人。在我国，重点纳税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也正在发生变化。现在，重点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相比已在办税通道、获取贷款、参政议政等方面开始享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权。
如果我们从纳税有利于人类健康这个角度来审视纳税的话，纳税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就更大了。一方面，社会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支出依赖于税收;另一方面，税收本身也在维护着人类健康。因为对有害人类健康的物品和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征税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做法。当然，在这方面，应该说美国是走在最前列的，因为当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减肥给以减税照顾(因多种疾病与肥胖有关，美国国税局已视肥胖为一种疾病)。
对纳税给纳税人带来的益处远大于税额本身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加以验证，即倘若纳税人没有按税法的要求去履行纳税义务，其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也并不仅仅是相当于税额的部分，多数情况卜可能是无法估量的。理由是:纳税人实施逃避税活动，表面上看好像是纳税人占了国家的便宜，实际上真正遭受损失的还是纳税人自己。因为，纳税人逃避税要花费时间、精力及金钱，逃避税未成功会受到惩罚，此其一:为了逃避税，纳税人会把相当的精力用在琢磨国家税法的纸漏上，从而减弱其发展生产的后劲儿，此其二;逃避税行为一旦被揭穿，纳税人会因信用危机而难以立足，此其三;财富可给纳税人带来快乐，但想拥有本属于国家的财富却让纳税人不快乐，此其四。
上述分析表明，税收活动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量上还具有对应性。纳税与受益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如果广大纳税人能够理喻的话，他们就会清楚纳税是用来购买公共物品和服务了，并且晓得纳税这种给付实则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信用活动。即公民之所以纳税，是因其享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作为交换，公民向国家缴纳税款，是在履行公法上的一种“金钱债务”。纳税人明确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信用关系，对形成纳税人与国家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权利和义务的相对性，一方面决定了公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必须依法履行其纳税义务;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政府在依法享有对公民行使征税权利的同时，必须担负起提供满足公民公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职责。无论是国家还是纳税人，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其相应义务，履行义务就应享有其相应权利，此乃天经地义!
【论文摘要】《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颁布实施,从政策上明确了对高校后勤企业的有关经营活动实行减税和免税,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遇到很多问题。因此,研究中国高校后勤领域税收政策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深化高校后勤实体社会化改革,加强高校后勤实体税收管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高校“教育产业属性”的提出,高校后勤不再只是高校内部一个封闭的特殊市场,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税收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高校后勤经济实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人,享受和承担税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还可以为国家贡献税收。同时,高校后勤社会化后,可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科研,减轻我国长期以来计划体制模式下高校办学形成的沉重负担。
1高校后勤实体改革涉及的现行税收政策
(1)增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粮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蛋、调味品和食堂餐具,免征增值税;经营此外的商品,一律按现行规定计征增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向其他高校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免征增值税;向其他社会人员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应缴纳增值税。
(2)营业税。对从原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剥离出来而成立的进行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后勤经济实体,经营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而获得的租金和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对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学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而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对设置在校园内的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获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所得税。《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2006年8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100号文《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彻底取消了高校后勤享受的免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4)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的征收规定。对高校后勤实体,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对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因建学生公寓而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费附加,由于是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一定的比例附加征收的,在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同时,也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高校后勤实体改革税收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法规滞后,政策法规不明确、缺乏连续性,直接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效开展。政策法规不能及时反应和规范高校的后勤改革。2000年以来,以高校扩大招生这一政策背景所带来的高校大发展和引发高校投资多元化,以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引发的高校资产经营盈利性,在税收政策层面上开始把高校纳税主体从免征范围放置于实际征收范围中去。
严格说来,文件通知并不等于法律法规,其严肃性和刚性都严重缺乏。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发展,原有的《通知》已不能适应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税收征管中存在一些不明确问题,难以保证税收征管及时到位。
(2)高校后勤实体自身的改革不规范、不彻底,客观上为税收征管带来了难度。税收征管的规范化与否,与高校后勤实体的改革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几乎所有高校都已完成了后勤系统的剥离,实现了独立纳税人的过度,但实际上,有些学校的后勤改革是在走过场,实质上并未发生变化。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我国高校后勤资产的所有权在国家,占有权在高校,后勤实体对后勤资产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经营权,没有对其所经营资产的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后勤实体不是真正的法人主体,也就不可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这一切从根本上妨碍了高校后勤改革,客观上为税收征管带来了难度。(3)税收征管和手段滞后,管理不及时、不到位,漏征漏管现象严重。税务机关对高校后勤活动的税收征管基本上仍限于对高校后勤对外服务部分,而对于由学校后勤部门直属的、专门为学生提供食宿及日常生活服务的机构,这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未能进行有效的登记和管理,造成该部分税源疏于监管,造成税收征管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服务的管理不到位。
3高校后勤实体税收规范化管理的思考
(1)完善税收、行政法规,为高校后勤社会化税收规范化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关于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立法,应本着有利于征收管理、有利于依法治税、减少涉税争议、加强监督管理的原则进行。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管理,要本着有利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服务于、服务于社会的原则进行,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税收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规范化管理,促进高校后勤组织的规范运转。
(2)改进税收征收管理手段,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逐步使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征管进入正规轨道。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规范化管理必须以信息化管理为手段,把税收信息化建设作为规范化管理的切人点,完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务机关要积极构建功能齐全、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加强系统管理,确保信息安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关部门联合,健全和完善社会综合治税机制,全面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管理。因为高校后勤实体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发,涉及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多个税种的税款征收和缴纳,涉及到对高校的财政拨款等诸多问题,涉及到国税、地税、财政、银行、工商等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后勤改革,带动高校发展,完善税收管理,需要上述部门之间加强协调与配合,扩大信息交换的范围,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
自2000年国家出台对高校后勤实体的政策以来,几经变更,形成了对高校后勤实体相关税收政策的不断修改和变化,也加重了税务部门对于高校后勤实体税收管理的难度。面对这样的现实,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规范化管理,亟待解决。这不仅关系到税务机关对高校后勤经济实体的税收管理,更关系到如何发挥税收调节经济、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作用。在我国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今天,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管理作为国家税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税收；筹划
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税收筹划的发展，尤其是并购市场的崛起更要求税收筹划成为企业决策的有力工具。企业并购是企业对外扩张、实现发展的重要方式，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企业的税务问题。我国目前对并购中的税收筹划问题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和成熟的理论。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问题进行研究。
一、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及其重要性
税收筹划对于国内大多数企业和个人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有人认为它是企业策划，是智业、咨询业的某分支；也有人认为它是国家税收中有关企业税收的一部分；更有人认为它是企业税务会计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理解各有道理，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美国南加州大学的w·B·梅格斯博士在《会计学》中指出：人们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尽可能最低的税款，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本人认为，企业税收筹划是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通过对经营事项的事先筹划，最终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企业税收筹划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似乎一触及它就有偷税、漏税之嫌。实际上，税收筹划是完全不同于偷税、漏税的。以节税、避税、转嫁和实现涉税零风险为代表的税收筹划，是在符合税法或至少不违法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以偷税为代表的“偷漏抗欠骗税”绝不是税收筹划。所以，在这里，有必要针对税收筹划、避、偷税作一比较分析。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转变传统产业为目的展开的跨行业、地区、集团的并购活动(Merger＆Acquisition)为企业提高抗冲击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朗化，世界各国企业并购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例如：2001年惠普公司和康柏公司合并，合并后组成新的惠普公司，拥有564亿美元资产，年营业额将达到874亿美元，年营运收入39亿美元，并可节约成本25亿美元。并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它必须十分讲究经济效益。并购成本(包括税收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并购能否成功。因此，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进行税收筹划，从税收的角度尽量降低并购成本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税收筹划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水平，税收筹划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税收筹划有利于促进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增强法律意识，在减少纳税的同时．强化了其法律意识。
二、企业在并购环节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税收问题虽不是最终决定因素，但它贯穿并购活动的始终，并且影响到并购的成败。所以，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进行税收筹划尤为重要。
(一)选择并购目标企业环节中的税收筹划
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找到合适的并购对象，是企业并购决策的首要问题。并购的动机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不同，这是并购对象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如果把税收问题考虑进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购成本，增加并购成功的可能性。税收影响并购目标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在并购不同地区相同性质和经营状况的目标企业时，可获得不同的收益。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中，有一类是地区性的优惠。例如：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可免税2年；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新设立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所得税3年；如果是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执行期满三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过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集团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从而降低集团的整体税收负担，为企业节省大量的未来支出。
2．赢利企业可以选择有累计经营亏损的企业作为目标公司，以亏损企业的账面亏损，冲抵赢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按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1)被兼并企业兼并后继续具有独立纳税人资格的，其兼并前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在税收法规规定的期限内，由其以后年度的所得逐年延续弥补，不得用兼并企业的所得弥补。(2)被兼并企业在兼并后不具有独立纳税人资格的，其兼并前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在税收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可由兼并企业用以后年度的所得逐年延续弥补。因此，在企业并购的税收筹划中，必须取消被兼并企业的独立纳税人资格，才能适用弥补亏损的政策。
(二)选择并购类型环节中的税收筹划
并购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即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不同的方式其税收的影响不尽相同。
1．横向并购，即一个公司与从事同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其它公司合并，以达到消除竞争、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垄断实力、形成规模效应的目标。由于横向并购的企业经营范围一般不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应纳税种的增减。但并购后企业的规模会相应扩大，因此可能会使纳税主体的属性发生变化。按我国税法，不同规模的企业税收待遇是有差别的。如增值税中规定有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6％或4％，无进项税额扣除：一般纳税人的税率通常为17％，可以扣除进项税额。再如企业所得税中规定，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7％i年应税所得额在l0万元以上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由此看来，并购后规模的变化，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和所得税税率可能会相应提高。因此在选择横向并购时，必须同时考虑纳税人身份和属性的变化带来相关适用税率的变化，计算综合成本和收益。
2．纵向并购，即一个公司与处于同行业不同生产经营阶段公司的并购，以达到加强各生产环节的配合进行协作化生产的目的。并购企业若选择与企业的供应厂商或客户的合并，则原来由供应商购货或向客户销货变成企业内部购销行为，其增值税纳税环节减少。此外，由于目标企业的产品与并购企业的产品不同，纵向并购还可能会改变其纳税主体属性，增加其纳税税种与纳税环节。例如，钢铁企业并购汽车企业，将增加消费税税种，相应纳税主体属性也有了变化，企业经营行为中也增加了消费税的纳税环节。这些都构成企业纵向并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成本。
3．混合并购’，即非横向联合也非纵向联合而是追求业务多元化的并购。在这种并购过程中，企业选择了与自己没有任何联系的行业中的企业为目标企业。由于企业跨入其它行业，因此可能会面对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些税种，企业的应税种类也可能大大增加。另外，纳税主体的属性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机器制造企业如果并购了一家房地产公司，那么并购后的企业除要交纳原先的增值税和所得税，还要交纳营业税和契税、房产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等。
(三)选择筹资方式环节中的税收筹划
1．并购过程中，往往需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无论从何种渠道获取，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称为资金成本。在企业筹资决策中．，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也要求以较低的代价取得。因为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利息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税前列支，而企业支付的股息则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这样一来，企业在进行筹资税收筹划时，就必须在筹集债务资本还是筹集股权资本之间作出选择。通常情况下，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时，提高负债比重可以增加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这时，选择较高的比例债务融资方案是可取的。
2．企业在进行融资时，我们不能不考虑融资租赁的利用，因为融资租赁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方式，这是借“融物”来“融资”。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讲，融资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承租人来说，租赁可获双重好处：一是可以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的负担和风险；二是可在经营活动中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利润，减少税基，从而减轻税负。
并购过程中，融资租赁还可使并购双方之间直接地、公开地将资产从目标企业转给并购企业。一方出于某种税收目的将十分赢利的生产项目连同设备一道以租赁形式转租给另～方，并按照有关规定收取足够高的租金，最终可使并购企业所享受的待遇最为优惠，税负最低。
三、我国企业在并购中进行税收筹划的问题及对策
(一)税收筹划的现状及问题
税收筹划在西方国家可谓是家喻户晓，机构也非常普遍。在美国，为了适应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一般大公司的交易计划都首先要充分考虑税收因素，做出详细的税收筹划，但在我国一些纳税人为了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无视税收法律，采取了一些有悖于税收政策的手段进行所谓的“税收筹划”。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获得当前的直接利益，往往使企业在税收筹划的道路上走了弯路。我国税收筹划现状是税务机关长期以来，对税收筹划忌讳莫深，多数企业并未运用税收筹划；外资企业利用税收筹划较多，内资企业利用较少：大中型企业利用较多，小型企业利用较少：沿海企业利用较多，内地企业利用较少。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分析，我认为导致企业管理者在税收筹划存在误区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陈旧，由于在并购活动中的税收筹划起步较晚，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其初级阶段，尚没有一部法律对税收筹划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税收筹划的发展在我国也是极其缓慢的。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水平和全社会的纳税意识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导致征纳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了解不够，税收筹划往往被视为偷税的近义词，且一些经营者对税收筹划不够重视，难以理解税收筹划的意义和从业人员的收费标准。
2．税制有待完善，税收筹划一般只是针对直接税而言的，而我国现行税制过分倚重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简单且不完整，目前还尚未开征国际上通行的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直接税种，这使得我国的所得税等直接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偏低，大量的个人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很少，税收筹划的成长空间有限。
3．涉税人员水平不高，由于纳税意识、技术和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的涉税人员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企业偷税的获益远远大于税收筹划的收益和偷税的风险时，纳税人显然不会再去劳神费力的从事税收筹划。
(二)税收筹划的对策
在上述的环境条件下，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进行税收筹划在短期内得不到有效开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从长期发展看，中国已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律法规的健全，相关经济配套措施的到位以及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税收筹划还是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的。鉴于此，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为税收筹划的有效开展创造积极的条件。
1．正确定位税收筹划，提高纳税人的观念。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依法进行税收筹划也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要提倡树立税收筹划意识，充分利用税法中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纳税方案中择其最优，用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以期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纳税人须以积极的态度进行纳税筹划，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税收负担的减轻并不等于资本总体收益的增长，最理想的行为应当是“节税增收“，纳税最少的方案并非是可选的理想方案，税收筹划有一个算大账的问题，选优弃劣，避害趋利。如果单纯为了减轻税负而缩减生产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纳税人实施税收筹划应该配合自身业务的发展，以不断壮大纳税人的经济实力为前提。
2．完善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如前所述，税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税收筹划发展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在纳税人对税收筹划分辨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税收筹划极易走错方向。由于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具有综合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税收筹划所赢得的利益往往不如避税和偷税来的那么容易、那么快，而且在税收筹划并没有形成一种行业的情况下，纳税人往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获得相应的税收利益。这些费用如用在疏通相应的监管部门，或抵补避税、偷税带来的风险则绰绰有余，所以纳税人往往会铤而走险，选择后者为自己取得税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本着简便、明确、便于理解、易于操作的原则，改进税收法律中表达模糊、难以操作的环节，特别是对税收优惠政策，要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取消过多过滥的环节，进一步规范优惠方式，以便为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提供公平的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