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03:11: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学毕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论文导读:：中学生应该、也有能力运用“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充分运用“治史”的模型来理解历史。历史学习的过程是学习主体对历史客体再现的一个过程。但只要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过的历史知识。
关键词：“治史”，模型，历史学习，运用
一、关于“治史”的模型John Fines在《历史教学实践》一书中提出了学生可以借鉴历史学家“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历史学家“治史”的模型（见下图）:图：“治史”的模型（A model for ‘doing history’）① 他认为学生应该以类似历史学家的方法进行学习，原因有三：1、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就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组科学的断言，而这种科学的断言，只能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死记硬背的历史，只能符合测试者的利益，而在实践中，它是不能用的，因而也是无用的。2、好的学习永远都是积极的学习，在这种学习中，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在做工作。学习处理证据的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努力的，并是令人满足的；而且，它能帮助理解正在学习的知识。积极的学习导向是理解历史。3、使用原始资料、处理有关证据的问题，这些都给人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第二手资料所不能给予的。处理从某一时代来的证据，所提供给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许多方面的洞察力，并能帮助我们感知正在学习的主题。而第二手资料，则不能轻易激发我们的情感、想象力或我们的行为；相反，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果我们仔细处理的话，确实能给我们提供那种感觉会计毕业论文范文。①根据John Files的观点教育教学论文，中学生应该、也有能力运用“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因为就中学生而言，他们的思维尚处于培育阶段，他们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与历史学家相比，差距是明显的。但只要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勇于突破教材所提供的知识范围，充分运用“治史”的模型来理解历史，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可以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那么，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呢？二、“治史”模型的阐述和运用1、 理论阐述这个模型图可以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历史学习的过程是学习主体对历史客体再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索取。主体（知识人）认识客体（历史事实），是通过中介质（史料）来认识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历史学家（认识主体）凭着自己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在拥有了第二手资料，如史学专著、论文等；并在探究的过程中，提出了难易、深浅等不同的问题；问题提出后，需要找原始资料来证实（历史资料）；而面对原始资料，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知识有不同的看法，找出了证实问题的不同证据，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客体）；而这些结论又当作第二手资料或问题重新提出，又经过不同的解释得出新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的结论是无止境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原始资料，而这又取决于对历史的理解能力。所以说，历史的认识是相对的，它是历史主体经过史料中介达到对历史客体的本质的能动的反映。
主要责任；更有人从证据中得出李鸿章决不是卖国贼，而是一个爱国者。结论五花八门，如何能进一步理解呢？这涉及到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史料的判断、取舍来认识历史；同时，还需要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通过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和交流，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3、应注意的问题中学生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在应用此模型的时候应扬长避短。学生的起点较低，我们无法改变这种起点，但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教学，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得到扩展和提高。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循序渐进，理解历史，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运用“治史”模型来学习历史的意义1、有利于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历史的能力历史是指对过去的了解,学习历史是为了发展并提升我们对过去了解的能力,也就是历史的认知能力或历史思维的能力。利用此模型可以充分的运用历史原始资料，学生透过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增加对过去的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这是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目的。《历史课程标准》（普通高中，实验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对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有一个要求，即“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治史”的模型来学习历史就是这一方法的很好体现。2、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在教学上利用此模型，既增加学生的投入感，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运用原始资料，可以将时空的距离拉近。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会使学生对悠远迷离的史实不易理解，透过原始资料的一些文字描述如当时人的章程、见闻录及报纸等或图样的示意感受当时人强烈主观感情。所以即使历史是不得直接观察，学生头脑中也会再现出某一事物的过程。这种“再现教学”使学生冲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几百年、几十年中外历史现象都能在想象中“看见了”，学生一同感受当时人的看法和感情，无形中增加学生对历史的投入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3、有利于培养学生领悟历史和创新能力历史知识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过去性。因此，学生理解历史必然有很大的难度，领悟历史的能力较差，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制约了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在此模型中，要求学生尽可能客观的接触和运用史料。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教学中让学生根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和第二手资料，思考提问，然后直接阅读史料，接触各种历史文献，可以使学生对历史进行直接的探究，通过分析各种史料，思考这些史料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为什么和怎样做出的，其证据的可靠性、权威性和可信性如何？从中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观点和背景？这些史料是对事件叙述的全部依据吗？等等。学生经过一番探究，避免了死记硬背教材结论的弊病，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促进学生历史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参考文献
①模型译自A.K.Dickinson &P.J.Lee ，History Teaching and HistoricalUnderstanding.
The Appliance of the Model for ‘Doing History’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LearningYe Hongfen(LuQiao Middle School,Taizhou 318050,Zhejiang,China)Abstract:Afterintroducing the model for ‘doing history’,b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theappliance of this model in students’ history learning,and how to put thistheory in history teaching practice with cases,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meaningful for students to learn from the model for ‘doing histor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关键词：美术考古 专业资料室建设 地方高师美术
从学科划分上看，美术考古学是属考古学，但又与美术学科尤其是美术史联系极为密切，它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美术遗迹或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史学立场出发，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进行历史分析研究和艺术分析研究。与美术史相比，都是以美术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都需要图像解读和艺术分析研究，从这一点来看两者是一致的。只是美术考古学研究的美术品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所得，而美术史研究的美术品主要是曾经文献记载的或已有的现存实物——当然，这现存的实物也有可能是曾经或刚刚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所得。所以，从美术研究的角度看，美术考古可以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基础研究和重要方法，它可以为美术史研究寻找最新的一手资料，也可以是美术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由此可见，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不能仅限于考古学专业，对美术专业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把对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纳入其课程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在地方高师美术专业教学中的地位
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特点与发展活力在于“地方”二字，即要立足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实际，围绕地方基础教育的要求，确立办学指导思想与发展定位。地方高师美术专业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一个专业，不仅要考虑专业自身的特点，更应该考虑到它还是地方师范院校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专业自身的特点与“地方”的结合才是其特色发展之路。
从基础教育来看，早在2000年，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就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了《国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并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试行。新课程标准着重改变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以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为旨归，致力于学生综合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于是“研究性教学”成了新课改在方法上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地方实际的校本教材是各地新课改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善于寻找和发现具有地方特色的美术课程资源，而且还要对这些课程资源有研究，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对学生身边的地方特色的美术品进行研究的示范能力。
从具体的教育策略上看，在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把自己家乡的文物或其他美术资源作为选题进行考察、分析、研究，不仅能有效避免抄袭、体现原创，从而保证论文质量，而且可以为学生搜集并研究地方特色的基础教育新课程资源，尽快适应当地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打下基础。
所以，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使学生适应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研究抢救地方文化遗产的需要，更是适应地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当然，从自身来看，也是地方高师美术专业特色发展的策略。
二、“研究性教学”与美术考古能力的培养策略
事实上，美术考古在现行高师美术专业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多年来，开设这门课的专业主要限于历史学，即使是美术史论专业方向的，也只是有师资的个别学校按选修课开设，绝大部分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师资也没有开这个课程的理念。所以作为课程的开设是有难度的。
面对这一现实，以“研究性教学”为理念的“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即以有梯度的理论课程设置为主线，以适当的外出考察研究为基础，以相应选题的毕业论文训练为主要手段，引导并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美术考古能力应该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首先，在基础理论教学过程中，可以选取若干知识点作为研究选题，通过研究示范不仅使学生熟悉并逐渐掌握相关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启发学生对包括技法形式在内的美术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
其次，以外出考察研究为基础把学生探究的目标引向现实，引向对身边或自己家乡的美术遗物的关注，并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训练把这种关注明确为毕业论文选题。
最后，以毕业论文选题范围为研究内容，以研究探索为动力，以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为规范，培养学生初步的美术考古能力。
当然，最终学生不一定能写出地道的美术考古论文，但最起码通过这一系列训练能够熟悉甚至可能掌握美术考古的相关方法，初步具备美术考古能力。 三、专业资料室建设在美术考古能力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改革尤其是指向培养学生美术考古能力的改革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复杂而且具有较大难度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没有专任教师、没有专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资料室的相关文献建设将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相关研究资料可以给学生一个很直观的示范，二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给学生以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启发，三是相关记载可以给学生提供文献佐证依据。
但中国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美术遗迹和遗物涉及的领域太宽，既可以是被遗忘的或被忽视的在当时曾经代表主流的官方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现在仍然存在的或即将消失的民间美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碑刻、工艺等美术样式。对于一个地方师范院校的美术系而言，短期内备齐相关资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学生毕业论文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购置相关专题文献资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不求齐全，但求够用”的原则，根据学生确立的地方美术考察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所涉及的范围，征集购买文献资料。
在具体的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践活动中，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选题提出相关推荐文献目录，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去寻找相关文献，在自我探究过程中可以找到老师没有推荐过的更好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资料一般情况下资料室是没有的，尤其是最新资料，是需要添置购买的。资料室可以鼓励教师和学生自行购买。买回的图书及时到资料室登记编目再行借阅；没有买到或不易购买的文献资料，可把目录清单汇总由资料室统一购买。同时，已经完成的学生毕业论文也可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文献。
这样，滴水成川，慢慢积累，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领域的扩大，相关资料建设也会越来越完备。从忻州师范学院美术系近三年（2008-2010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分析数据来看，有关地方美术考察类选题占毕业论文总数的比例，由2008届的4.1％增加到2010届的26.4％，其中每届良好成绩以上均占本选题的55%以上，并且都有优秀论文产生。
由此可见，不开设课程，没有专任教师，通过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美术考古能力是可行的，而美术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注：此文系山西省2009年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高师美术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杨泓，郑岩.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
[2]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DB／OL].htt.comp://202.205.178.7/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4/201001/xxgk_80348.html，200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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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标准没有严格区分
新《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公务员考核是指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考核。对领导成员的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虽然该条款规定了领导类与非领导类公务员的考核，但没有对非领导类公务员中不同工作职位的人员采用不同的标准考核。比如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和司法类的公务员工作性质、工作要求和责任大小都不同，对他们的考核采用同样的标准显然不合理。
(六)公务员的考核救济制度不完善
新《规定》第十四条：“公务员对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等次不服，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和申诉。”该条款规定了不称职公务员有权提出复核和申诉，加强了对考核中公务员的权力保障，但对其他等次的公务员却没有规定有这项权利，如被评为基本称职的公务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自认为工作认真，完全达到称职等次，那么他的权力就难以保障。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对策探讨
(一)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并尽量具体化、数量化
首先，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职位说明书，使每个公务员都有明确的职务、责任、权力和应有的利益，为公务员考核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对定性的指标尽量进行量化。将德、能、勤、绩、廉五个大指标根据工作和任务的实际给予细化，达到可操作化的程度，同时确定考核指标的权重，以体现以实绩考核为主的考核思想。例如：“能”这个指标可细分为专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谈判技巧、上进心以及其他专业技能等，再对各小指标进行相应的行为描述，可参考法国记分考核方法，通过与实际情况相比较给定合适的分值。考核标准量化后，在考核中既容易掌握，又便于分出高低，避免了单凭主观意愿给被考核者评定等级。
(二)适当增加考核等次，完善激励机制
我国公务员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次，大多数人都集中在称职等次上，优秀等次的人员一般都按照所给比例确定，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两个等次的人员所占比例很小，不能反映我国公务员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考核结果的激励功能也难以全面体现。对此建议在优秀与称职两个等次之间增加良好等次，来区别称职人员中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差的公务员，做到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进一步完善考核的激励功能。
(三)考核确定的优秀人员比例应与单位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
笔者认为，新《规定》中无条件地规定了各个参加考核的机关单位优秀等次人员的比例，为机关单位不管工作优劣，一律按人数分配指标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明显背离了考核的目的，削弱了考核的效果，因此，笔者建议考核确定的优秀人员比例应与单位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即先制定本部门的总体目标，然后按照本部门总目标的完成情况确定适当的比例。比如，较好地完成了或超额完成了总目标的单位，可按20%的比例确定优秀人员，而没有完成目标的单位只能按10%或更低的比例确定优秀人员，这样能达到奖优罚劣、评先促后的效果。
(四)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使用，使考核结果的运用与考核目的相符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根本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客观公正评价公务员工作态度、工作状况和工作绩效，判断其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二是为公务员的奖惩、培训、晋级增资提供依据。三是培养、发掘优秀人才。目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结果主要应用于人员的升、降、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激励竞争的作用，但要注意考核的目的不光只是激励人员，如果考核结果不能有效转化为对公务员的进一步培养、发展的途径，那么考核的激励、竞争作用会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考核结果的运用要与考核的目的相符，不仅要切实与薪酬、晋升、培训、奖惩挂钩，还要与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相联系，让公务员在为组织作出贡献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
(五)实行分类考核制度
分类考核就是对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在坚持考核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职位分类所建立的岗位职责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分类考核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对领导成员和非领导成员应分别考核，这一点新《规定》第二条有明确规定;第二，按照职位特点，对从事专业技术、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的公务员，除运用基本的考核方法外，还要采取相应的补充办法。由于我国公务员范围较大，涵盖面广，采取通用的考核方法，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因此，在强调采用对所有公务员普遍适用的基本考核方法基础上，还应针对职位的工作情况和特点，对不同类别的公务员采取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补充性的考核方法。
一、精创导入，营造气氛促感知
随着学生历史知识面的不断拓展与信息交流平台的推广，学生们对大部分历史事件及人物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然而，大部分学生都有着“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学习困惑，这正是我们教学的突破口。由此，笔者以为要引发学生们对所学内容的自觉关注，精心的教学导入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常的导入设计中，笔者就有意识地将学生们可能熟知或者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与生活中的日常实际相结合，以学生们感兴趣的生活话题、时尚话题、网络话题等相结合，营造浓厚的历史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们对感知能力的发挥。
如在《商鞅变法》这课的教学导入环节设计中，笔者考虑到大部分学生对于“商鞅变法”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早有耳闻，也知晓一二，但是并没有深入了解，更谈不上见解与感受。笔者以为要让学生真实地了解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引领学生们回到那个动荡与改革的时代背景中去。为此，笔者以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关商鞅变法的视频片段作为教学导入的“药引”，图文并茂，用极具视听效果的视频引发学生们对春秋战国时代背景变革的关注以及对“商鞅”这个历史人物的好奇，营造出“改革风潮”浩浩荡荡的紧迫氛围，渲染教学气氛，促进学生们对改革时代背景的主观感知。
二、启发讲授，穿插情境引思考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形成独立的思维模式，他们已经学会如何筛选知识，去伪存真，并从中引发思考。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讲解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展学生内化知识的能力，发展学生们独立思考的学习能力，让学生们融入到教师的讲解中，并在感知与理解的过程中，有所启发，为随后的变式操练、知识探究与运用分析做好铺垫。
教学《商鞅变法》中商鞅为加强中央集权各项举措中的“燔诗书而明法令”时，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条改革条例的出发点与影响，笔者并不直接言之，而是以学生们更加熟悉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史实导入话题，通过穿插“焚书坑儒”这一教学情境，引发学生由此及彼的联想能力，寻找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与相同点，让学生们明白它所存在的历史意义——加强思想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同时也尝试去理解它所带来的不可湮灭的消极影响——钳制思想，摧残文化，抑制创新。从而，帮助学生们以历史的角度与观点，身临其境地去理解为什么商鞅要主张焚毁不利于统治的诗书，促进学生历史素养的形成，同时也引发学生们对于“文化创新”意义的理解与关注。
三、合作探究，大胆放手激创造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写作各种职称论文和毕业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
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要善于把历史与当今时代主流相结合起来，完善探究评价机制，创设轻松愉快的实践平台，以富有时代意义的话题吸引学生，以激励性的评价体系激发学生的潜能，以宽松愉快的探究氛围鼓励学生们的实践创新，让历史课堂不再厚重而缺乏活力，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上历史课的学习。
在教学完《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后，为了教会学生站在历史的角度，以辩证的观点去评价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风潮，笔者设计了一个以变法结局为出发点，尝试分析变法局限性，客观评价商鞅变法的探究性任务。在这个任务过程中，笔者首先以思维导图的模式，带领学生们就本课主要学习内容，即变法的背景、内容及作用等，夯实他们实践探究的理论基础。随后，笔者又以多媒体课件形式，呈现相关的文言材料，启发大家根据材料的只言片语以及提示性图片去寻找解开探究问题的线索。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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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田野调查；实践基地；小学期
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学专业也在相应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重在培养人才创新能力是我们应对新课改的途径之一。《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是该专业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做好该门课程的教研教改，保证课程的教学质量对稳定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培养专业优秀人才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本文依据课题组实践成果提出《中国古代史》教学田野实践的操作框架，为《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希望能促进《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深入探索。
1．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根据学生就业情况来看，目前高师培养历史人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中学需要脱节。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具有综合文化素质，在教育教学中善于融会贯通，既能胜任分科型的历史课程，也能适应综合型的历史与社会课程，还要满足中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目前高师培养出来的历史教师要么是自身知识结构偏于专深，要么是既不专也不深，与中学历史的专业要求相距甚远。
其二，目前高师培养的教师普遍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较低，不能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的要求，缺乏教学研究能力，有投身改革的积极性，但不知怎么做，还有些青年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没几年就成为被动的“教书匠”，与基础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中学历史教育需求的教师是：思想活跃、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综合文化素质高、能胜任多种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重视田野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是《中国古代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后来，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这些游览和考察，不仅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还让他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为他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田野实践中所获的真知远比书本中的重要。在信息化的今天，学生总是能轻而易举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各种历史知识，在讲课前学生都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纯“书斋式”的讲授对学生并无多大的吸引力。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作为教师的我们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是有着巨大距离的。作为教师我们要反思:除了给学生传授了大量知识以外，有没有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角度考虑过问题？有没有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有没有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正是这些追问使我们开始在教学中重视田野实践的应用。我们认为：新时期的历史教学改革，就是要走出课堂，变单纯的“书斋式”课堂教学为“小课堂”与“大课堂”的有机结合，把课堂延伸、拓宽到社会中去，在田野调查中解读、分析社会历史文化问题，更新教学内容，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
2．实践教学的实施途径
2．1改革教学内容，融入田野调查方法。历史人类学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创新史，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把对中国历史文献、文物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历史人类学要求教师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田野和社会，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创新能力。在教学中我们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鼓励学生重视田野调查，鼓励他们关注家乡历史。同时从教师亲自参与过的田野调查体验与学术研究出发，给学生们讲述绵阳平武白马藏人与古氐人的关系，凉山尔苏人保存的古礼等，用具体的事例说明田野实践在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性，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讲解田野调查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善于发现问题。
2．2充分利用教学实践基地，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根据“既要重结果，更要重过程”的现代教育理论，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将课堂教学向课外、社会、田野延伸。在教学中我们以指导学生进行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为新的教学途径，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将理论拓展为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进行教学，实践历史人类学。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而教材往往只是概括、综合的浓缩，比较枯燥无味。我们认为，现代教育更加重视教学的过程，而不过分重视教学的结果。因此需要突破传统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方式，重视田野调查，实践历史人类学。我们的教学改革首先侧重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高观察、分析能力。如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文物古迹和博物馆，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历史的兴趣，巩固专业思想。
绵阳师范学院位于有“中国科技城”之称的绵阳市。绵阳是一个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治水英雄大禹故里在绵阳北川，黄帝元妃嫘祖故里在绵阳盐亭。三国文化内涵也很深厚。绵阳市博物馆建立较早，收藏文物丰富，尤以汉代陶俑、漆器闻名。2007年绵阳市博物馆成为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学实践基地，如讲述汉代文化时带学生参观绵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文物。2009年5月，绵阳发现大规模汉墓群，我们组织学生到考古发掘现场参观，由教学实践基地的考古发掘人员为学生们讲授汉代考古知识，学生们反映收获很大。同时我们还多次邀请绵阳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给学生们讲授他们的田野工作及研究心得。
另外我们也引导、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建设工作，如参加绵阳市全国第三次文物大普查工作。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部分学生参加绵阳市盐亭县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工作前我们与绵阳市考古队的同志一起培训学生，讲授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结束后又指导学生写调查报告，这一过程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从表象开始，学生的知识结构、探索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层层深化，逐步养成了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在我们的教改中，文本内容和现实的、活的内容相结合，激活了历史专业，使学生的历史综合能力不断深化，促使学生科研成果的产生。近几年来，学生科研课题和毕业论文越来越与田野实践相结合，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原创性成果越来越多。
2．3充分利用教学实践基地，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绵阳师范学院近年来还设立了小学期。小学期主要用于学生练习三笔一话及参加社会实践、完成所学专业的田野调查。这一教育理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学生们的第一个小学期就在一年级完成后的暑假期间，已有的教学内容没有教给学生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学生也不知道应该就什么问题进行调查。大一的学生，专业课程只有《中国古代史》、《世界上古史》、《古代汉语》等，因此我们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过程中就必须强调要走出课堂、进入田野。在教学中我们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品质，指导学生学习、掌握历史文化田野调查的理论、方法，有效利用小学期，开展专题采访调研活动，如指导学生开展《家乡重点文物的保护利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家乡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旅游开发研究》提高学生对史料和民情风俗的感性认识。小学期的调研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促使学生创新意识和品质的产生。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之一。陈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建筑史研究队伍的一个损失，我们后学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
陈先生是长辈学者，一生在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成果斐然，却又淡泊名利，对我们后学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令人钦敬。1978年我从干校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10年后，回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陈先生已从文物出版社调到研究所里我很庆幸能与德高望重的先生一块工作，可随时求教。当时我们尊称他陈公，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图桌前用鸭咀笔在认真绘制1/2开的图纸(今天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绘图桌和每次要添上墨水才能画的鸭咀笔绘制图纸因为用它绘图太费劲了)，先生告诉我，这是绘制《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的图版，共49幅。先生绘的图很规矩、漂亮。我想，每张图纸从起草图、描正到图面注字，这么弓腰站着绘制即使我们年纪轻的人用一个星期也完成不了，何况是60多岁的老人啊，陈公这种艰苦勤奋的工作精神，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1980年我做布达拉宫专题时去向陈公请教，先生先给我讲他做《应县木塔》专题的经验：开始觉得资料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动笔才发现不够再去补充调查和测绘，来回几次才做好。然后说“那边是另一种做法，另一种风格，在面上要广，多看一些，点上工作要细，深入一些。”确是如此若调查疏忽，等以后发现问题再去补测，谈何容易，我以前也有此教训。于是我们在第一次认真测绘了布达拉宫并出全部图纸，还调查了各地的古建筑作比较，当做完《布达拉宫》专题后，我还能继续做《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和《中国藏族建筑》等课题，这正是得益于陈公的教诲。
当我把以前的调查资料整理成《闽南民间住宅做法》及《广东民居木尺》，并用它们的做法原则去解读民间流传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觉得它们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结果写成《(鲁班经匠家镜>研究》一文，我带着题纲和一些原稿去向陈公请教，先生看后说，研究民间建筑设计与做法的方向对，像这样充分掌握资料，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分析很好现在写的深度如何并不重要，可以再研究，要能让别人在你的资料基础上去分析、提高，把问题搞清楚，这才是目的。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先生在闽南原稿中指出“檐出”是多少没有记录，这问题虽不大，但说明先生看问题深入细致，关键处不容忽略，学风严谨。一天在陈公家中遇见王世襄先生来访，时王先生刚发表《家具条款初释》，陈公即对我说王先生已做了《鲁班经》的家具研究你是做建筑和其他部分，应有王先生的家具部分才算完整。还有一次，陈公与我们在院门口遇见建工出版社的编审乔匀先生，陈先生即向乔先生介绍了我正在写《研究》，尽管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此文稿不能出版，但从以上可看出陈公对后学的热心教诲扶掖。
陈公原来住在人大会堂后面石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的两间东厢房里，房屋已很有些年代了，面积也不大里屋住人，外屋是客厅兼工作室、餐室室内有桌、椅、书架、柜，布置有点紧，但简洁。东墙外地势高，东墙下半部经常是潮湿的，所以室中央秋、冬、春三季都在生着蜂窝煤炉子，以避潮气。炉子上坐着开水壶，先生笑说这好啊，随时可以沏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院在办公楼后面盖了三栋宿舍楼，陈公分到一套两室半的住宅，总面积不过70m2。先生搬过来后说：这比石碑胡同那边宽，家里有了餐室，厨房和厕所，好，够用就行，都是安居之地。在生活上先生要求不高，且从不计较，心情平静、坦然。
我们研究所与外面的一些科研单位和有建筑系的大学一直在学术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每年所里都有不少同事应邀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这些陈公都不参与。除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却对培养新生力量及为出版社出好书把关而倾注心力，如为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建筑系研究生授课、评阅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筹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承担战国至北宋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撰写工作，为文物出版社主编《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丛书参与文物出版社的一些重要著作的编审工作等，先生一直脚踏实地勤劳工作，不尚虚声。
陈公离开我们已有十载，先生音容笑貌时时萦怀在我心中，抚着他送给我有他签名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先生逝后，其夫人李淑其女士又送我有她签名的《陈明达古典建筑与雕塑史论》等这些著作而深深追思，经常学习，不断提高学识。想到先生的为人、学风极为钦敬，后学者正是会沿着先生的精神前进。
作者：陈耀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关键词】问题意识 中国史研究生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47-03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培养研究型人才，通过学校教育以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独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所谓问题意识，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独立思考，进而具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国史研究生来说，培养问题意识应是多方面的，而在具体的学习和研究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史实与理论、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是他们论文写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
一、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多与一些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倾向相关，部分研究对象和选题过于琐碎。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部分论著缺乏问题意识，使其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烦琐的史实描述和特征罗列的层面，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做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讨，从而显得浅层化、表象化或支离破碎。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走向了重理论而轻史实的另一面，他们在学习运用西方某些社会理论时，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也多有发生。
在研究生教学中，老师时常会发现学生提出的选题或者撰写的论文缺乏问题意识，整篇论文看不出作者要讲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仅仅以把事情讲述完整为目标。以研究较多的人物为例，除了诸如、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外，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物，但很多学生对人物的研究却较多地流于传记式的写作，缺乏对人物背后社会、历史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挖掘与分析，缺乏对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而不是其他人物的深层次发问。他们对某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较多地罗列观点、言行，而未能进一步发问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思想性的东西，抑或是其“在其位谋其政”式的工作言论。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问题意识不强，平时理论学习不够或忽视理论，只追求史实的讲述。
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史越来越趋向区域研究，中国史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较多地倾向于区域或个案研究。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也只有先对局部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进而对整体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区域路径的选择又使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沦为地方史的潜在威胁，写作思路和方式的程序化犹如一部部地方志，有现象和史料的描述与罗列，但缺乏对问题的挖掘与分析，更缺乏对规律性特征、特点、趋势等的总结、归纳与条分缕析。这一点，在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其论文学术史梳理中也只非常具体地关注与题目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乏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究其原因，也是因为问题意识不强所致，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挖掘、史料分析与理论探索。对此，陈春声也讲到，在越来越多学者进行区域研究的现今，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
实际上，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导致的是他们在学习、思考、研究历史问题时止于浅层化与表象化，缺乏敏锐与深刻。
因此，加强中国史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对创新教育、教学有重要意义，更对学生养成创新精神和主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意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一）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中国史研究生在具体开展研究时首先应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归史实，挖掘史实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潜在逻辑，带着问题来梳理、分析、探究史实，用理论来指导研究过程，避免零散与空泛。正如黄宗智对解决中国研究领域存在将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的现象时所指出的，经验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理论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
至于怎样实现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就对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有过专门阐述。他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存在的或重视具体事实而忽视理论，或重视抽象理论而忽视事实的现象。他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因区域或历史等的不同，必然会有些差异;假使在研究具体事实时离开了理论，固然会陷于支离破碎;反之，如仅研究理论而忽视具体事实，同样也会陷于浮泛空洞。他进而提出，在具体研究时应注意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正确的理论分析具体事实，另一方面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理论，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这就是实际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再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日常生活史和制度变迁研究为例，也同样存在史实与理论脱节的问题，或重史实轻理论，或重理论轻史实。在诸多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论著中往往存在或流于琐碎叙事或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的现象，而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又较多地偏重结构式的宏观分析。如果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结构式的、宏观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则能够较好地避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琐碎和制度变迁史研究过于宏大的弊端。如此，既能透过日常生活观察制度变迁的具体实践形态，又能够从制度变迁中理解和认识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行动逻辑和社会含义，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较好地将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做支撑，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迅速抓住主要问题与事件本质的思考能力与研究能力，问题意识正是培养上述这些能力的基础。
另外，中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也要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能够从中探求出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问题，实现各研究之间的对话。这一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即予以了充分注意。李景汉等在选择定县进行调查时，除乡村建设实验的因素，更因为当时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地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因此，他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也对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有过精彩阐述。曾有人质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仅以一个小村庄怎么能代表中国，他回应道，一个人认识问题总要从小到大、从偏到全，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微观的调查，放到宏观的世界里去。进而他提出用“典型”以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研究探求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些区域研究背后所具有的宏观视野，才能够从一个个的区域或个案研究中提炼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命题，而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带有问题意识，能围绕问题解剖个案，展开深入思考，探究、探索隐藏在诸多个案背后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趋势，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问题的探究中寻找出规律与特征，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和认识。
再以农村经济研究为例，其在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几度占据十分凸显的地位，有关论著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仍可以发现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发展，更确切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村的衰败与滞后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不仅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民国以来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别、人士都对中国农村经济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展开讨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仍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对此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和问题导向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时就需要注意到个案或局部的研究与整体的主线与背景的关系，否则在面对如汗牛充栋般的农村经济研究论著时就会无从下手。而这样的研究，同样需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与探讨。
所以，中国史研究生一是在平时学习与训练中就要注重理论修养的提升，只有用理论武装自己，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缺乏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面对大量琐碎、繁杂的史料时，往往很难快速找到头绪甚至有时感到无所适从，这就给学习、梳理、研究史料带来诸多不适与障碍;二是在论文写作中要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包括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培养和训练研究生抓住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与探讨的各种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除上述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外，老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等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老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既要广泛地阅读，又要掌握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十分重要。笔者以在人民大学参加黄宗智先生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高级研修班时其所提倡的阅读方法为例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黄宗智先生提倡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时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并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当然，也要多阅读一些带有理论性的著作，熟练掌握一种以上的理论工具。如此，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
其次，老师要改变课堂教学的单方面灌输式教育方式，提倡参与式教学法。传统的教学多是老师讲授内容，学生被动接受，难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以笔者教学实践为例，在多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每次都会专门安排时间鼓励学生就讲授知识进行自由讨论。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数学生只是沉默不语，在老师反复多次要求后，才有个别学生响应，而且多数情况总是那么几个比较固定的学生在主动参与讨论，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其他大多数学生只有在老师直接点名要求其提出问题时才会被动地有所响应，且所提问题常常大而无当。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与以往长时期灌输式教学法不无关系，在那样的被动学习环境中，学生已失去主动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积极性，甚至形成了被动接受、不质疑、少思考的学习习惯与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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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老师应营造宽松、自由的讨论氛围，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学术权威或裁判的身份面对学生，对学生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启发，充分调动学生思考、探究的积极性，而不是过多批评甚至嘲讽。学生对参与式讨论不积极、不主动，除其自身知识欠缺、少有发言习惯以外，也与其顾虑自己的发言有可能因为错误或不当而受到老师批评或同学嘲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老师应以平等的参与者姿态与学生共同讨论，特别是要允许学生提简单的、粗糙的甚至是肤浅、错误的问题，从而激发他们的热情和自信心，逐步做到善于思考、善于发现。
最后，老师应鼓励学生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供机会、提供建议，锻炼学生、磨砺学生，且提醒学生事前做足功课、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带着问题与目标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与研究，更有实效地培养自己、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2006（9）
[2]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
[3]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农村， 1934（1）
[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简述我一生的写作[J].群言，2000（1）
【基金项目】河北大学第二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YJ11-15）
在推进素质教育，倡导更新教育理念的同时，怎样树立新时期的党员教师师德形象，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转变教育理念，实施差异教育。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发展的主体。教师面对的是学生的未来，而不是个人眼前的荣誉和利益，要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因此教书育人不可急功近利，需从大处着眼。部分教师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习惯于只看眼前，不顾将来，以剥夺学生个性为代价换取教师的师道尊严，以牺牲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代价，过分苛求学生的成绩，换取暂时的高分。众所周知：爱迪生七岁上学，因成绩差退学；爱因斯坦两岁说话，上学智力迟钝；德国诗人海涅是尽人皆知的后进生；普京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而现在成为力挽俄罗斯经济大滑坡的总统。事实表明，学习成绩与创造力无明显的联系。创造力有早有晚，有先有后，越是有个性的人，创造力越突出。个性是创造的前提，把个性多样性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一种财富来加以接受，我们就不会按成绩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我们眼中就会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实施有差异的教育，实现有差异的发展。
二、以身示范，情感育人。
教育不能搞形式主义，这也是一种不理智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其阶段性，不能强求一致，无法整齐划一。而真正能够给学生以伟大启迪和深刻影响的往往是一些教育细节。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绝大多数责任心都很强，然而，仅仅有责任心是不够的，变单纯的"责任"为丰富的"情感",去面对学生之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琐碎小事也会变得富有诗意，不仅要有爱的情感，爱的行为还要有爱的艺术。
三、加强学习，树立先进理念。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已经成为衡量教师师德的最低标准。当代师德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高超的教书育人之能，还必须具有高雅的情趣，健康的身心，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懂反思，讲合作，富有团队精神。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学习新的教学理念，通过学习，使教师树立起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观，教育价值观等，努力使对教师师德的外在要求，变为广大教师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为。
四、常怀仁爱之心，培育有为新人
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爱护、尊重、宽容学生，做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用欣赏增强学生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自尊，让所有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成长为有用之才。这是我们常说的：爱在细节，德在无人处。
我觉得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工作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贯彻到所有课程中去，教师要处处体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风范，因为教师自身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才是最深刻的、最终身难忘的。我的课堂教学氛围不错，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还是要多学习，多探究，我要着重培养学生学习的动力和活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来提高我们的上课技巧，使我们青年教师逐渐成长，最后成为各个学科中的精英和骨干。"
做四有好老师心得体会600字（二）
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不仅悠久，而且一直是主流。教师重要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有思想和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教育教学过程是由师生互动共同完成。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也就成为每一个教师必须面对、思索与回答的基本命题。回顾十几年做学生和三十年教学的经历，师德至上、学术为本、用爱点燃爱、师生共同成长是我工作中感悟和体会最深的。
"师德至上".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核心任务，也是教师的光荣职责。教会学生学习是重点，教会学生做人是关键，教会学生如何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核心。孟子曾经说：教者必以正。教师素养的厚度，决定了学生发展的高度。教师工作具有"示范"性，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学观、学生观、教室观会通过一言一行传达给学生，对成长中的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比较念旧，十分珍惜大学的情缘，每每聚会都会邀请老师参加。这几年参加毕业学生的聚会比较多，他们跟我聊到大学时代对他们记忆深刻的、或者影响到他们考研、择偶的话题，大多是我带他们史迹考查活动中的一些细节，课下交谈的一句话、教室讨论时一个肯定或赞许的眼神。每每至此，你会感到身为教师的欣喜、压力和责任。这时你会发现，我们熟悉的以德立身，以德立教，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以整洁的仪表影响学生、以和蔼友善的态度对待学生，以丰富的学识引导学生，以博大的胸怀爱护学生等等话语，对塑造一个好老师是多么重要。我的感受是只有秉持和践行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才能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才能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学术为本".学高为师，备好课、上好课、育好人是作为一个好教师的基本操守。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在谈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时曾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在他的自传《如何获得诺贝尔奖》中写到："教学，这是大学教师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是非履行不可的职责，可以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是荣誉的，令人欣慰的一部分。教学的愿望是发自肺腑，不需要辩护，不需要解释，它是一种文化义务，是一种使命。只搞学术研究而不尽教学使命，是枯燥无味的。现代的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把科研发现和教学两方面的杰出本领结合在同一人身上。"从事教学和科研管理的工作实践和我自身的教学科研经历，让我深深地认识到教学与科研如同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学激发科研的灵感，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我自己研究的课题有些就是来自备课、上课、与参与课题研究的学生讨论过程中。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不断更新的需求成为推动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之一，教师只有很好地把握所教学科的发展前沿和研究热点，把握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技能，才能适应和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可以说，教学过程既是对科研精神和科研成果的传播和验证，也是教师科研动力激发的过程，教学实践有助于教师将科学知识系统化，并为科研工作带来启发；科研有助于革新教学内容，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品位。只有教师是创造性人才，才能培养出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这几年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学生，所做的毕业论文和考研方向的选择也多受此影响。
偶然看到走廊处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为所上的通识课程开的阅读书目。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旅游专业；旅游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A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旅游业一直以持续增长的势头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旅游教育也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08年底，各层次设置旅游专业的学校高达1726所，其中高等院校897所，为旅游业各部门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旅游教育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我国旅游专业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
一、握学科定位，避免学科泛化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较短，总的来讲还很不成熟，加上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有着不少缺憾，其中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缺乏统一的研究对象和鲜明的学科特色。旅游学科在学科之林中始终没有一个适当的地位。由于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的薄弱，目前只能广泛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广泛地移植其它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强化了旅游学多学科相交叉的综合性特点，另一方面也使本学科的独立性和特色大打折扣。在学科研究上，旅游学科似乎把世界上的一切事象都包括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市场学等学科知识都有涉及，许多教材内容越来越泛化，结果是把旅游学科变成了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大杂烩。现在旅游学科中的许多课程内容繁茂芜杂，学科界限不清的现象相当严重。所有这些，大大削弱了旅游学科的学科特色，降低了旅游学科的科学价值和旅游学科理论对旅游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旅游学科若不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肆意泛化，最终会削弱自己的特色和社会影响力。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肆意泛化的学科会像脱缰的野马、飘泊的船儿一样危险。旅游教育也应像旅游学科一样把握好方向，各门课程应慎重选材，避免“泛化”现象，力求把“货真价实”、“经世致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适应市场需求，突出办学特色
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各地办学的积极性都十分高涨，旅游院校因之快速增加。但在适应市场需求方面，许多院校办学方向模糊，模式单一，定位不准，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各校一个面孔，培养出的毕业生都差不多，无法适应旅游市场的多种需求。具体表现在课程设置缺少创见，关起门来办学，教学计划、课程设置针对性差，因人设课的情况比较严重，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方面难以适应旅游行业相关岗位的任职要求。
特色是旅游院校的生命。本来，每一个旅游院校或旅游专业，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而许多学校正是分别依托于像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外国语、农学、林学等不同的专业背景来办学的，按理说应该培养出多样的人才。可遗憾的是，由于惯性思维的惰性，人们多不愿意积极创新，大家几乎都生搬硬套旅游管理专业统一的人才模式，丧失了自己特有的学科背景特色。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学校或学院(尤其是管理学院、商学院)无视旅游专业的特殊性，硬性将旅游专业纳入工商管理大类招生，前两年按工商管理学科要求开设大量平台课，第三学年才开始专业分流，旅游专业的学生真正学习旅游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仅一年时间(大学第四学年要进行毕业实习和撰写毕业论文)，导致旅游专业特色丧失殆尽。同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也缺乏鼓励办学特色的激励措施，结果就出现了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当然，近几年来，也有少数学校的旅游专业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市场对人才的培养需求，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但就全国来看，真正有实力、有品牌、办学特色鲜明的院校寥若晨星。
三、改革课程结构，进行优化整合
课程是“课”与“程”的结合，其中“课”是指科目，“程”是指学程。要提高教学质量，首要的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优选应开设的科目门类，并按知识学习的逻辑结构安排学习程序。目前在我国旅游实践教学中，已形成了“产业本位的课程”(注重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人文本位的课程”(注重人文素质培养)、“学科本位的课程”(注重理论基础与学术训练)三种课程设计理论流派，它们分别着眼于产业的用工需求、学生的人文养成、学科的独立地位，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主体代人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旅游专业所在的学校的身份层次(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学型高校、职业技术学院)与教师的生存策略，如教学型高校、职业技术学院明显是倾向于“产业本位的课程”设置。我们认为，截然按照“产业本位的课程”、“人文本位的课程”、“学科本位的课程”三种课程某一种进行设计，必然会出现偏颇，最好是根据需学校实际情况适当融合。
旅游学科涉及的知识极为广泛。面对大千旅游世界，一个合格的旅游工作者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从天上到地下，从远古到当今，从本土到世界，从自然到人文，从古代文化到现代科技，从心理行为到经济管理等等。说得极端些，旅游工作者最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但那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根据培养目标进行科学研究，认真甄选内容，对课程进行优化整合。
面对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教学内容不断增加的趋势，旅游专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合理地组织课程、有效地进行教学?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课、数学课、经济管理类课程已占据了大量空间，剩下的可供旅游类课程设置的空间已非常有限。显然，在课程改革上不应简单地增加课程门数，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课程与总学时的矛盾，并且将进一步肢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课程改革，将相关课程进行整合，将新的教学内容、要求与原有的课程进行融合，适当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课程的纵向与横向的一体化。例如，可以将“旅游资源学”的内容合并到“旅游地理学”讲授；可以将“旅游文化学”与“旅游美学”合并成“旅游文化与审美”一门课程讲授，如此等等。有些扩大知识面的课程可以采用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如“旅游文学”、“旅游应用文写作”、“文物与考古”、“生态旅游”、“会展旅游”等等。国外教育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最缺乏的是跨学科的广度与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旅游专业课程的优化整合无疑能够为弥补“跨学科的广度”这一缺憾贡献绵薄之力。
四、课程统筹规划，教学分工协作
由于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缺乏统筹规划，因而就出现了在同一系列教材中不少内容重复编写和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对于“旅游资
源”，《旅游学概论》要提纲挈领地讲，《导游基础知识》要有重点地讲，《旅游地理学》、《一中国旅游地理》则是大张旗鼓地讲，而《旅游资源学》、《旅游开发学》、《区域旅游规划》更是名正言顺地讲。尽管教材编写者和教师会认为自己各有侧重，某门课非讲不成，但对于学生则难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同一内容，“你方唱罢我登场”，反复“炒现饭”，一则造成学生厌倦情绪，二则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解决的有效办法之一是相关课程的教师在教学上进行沟通，合理分工，前面课程讲过了，后面的课程就不重复讲了，或从新的角度去讲。或者将相关度很大的课程合并为一门讲授。
现在有些旅游专业的教材内容名不符实，亟待进行调整改革。以旅游学的分支学科旅游地理学为例来说，它是介于旅游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目前有太多的教材把《旅游地理学》编成了《旅游资源学》，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来介绍各种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天长日久，大家习以为常，似乎理所当然。其实，旅游地理学理应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旅游资源和旅游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旅游现象和旅游开发及管理，用地理学的理论、地理空间的观点、人地关系原理分析解决旅游问题。这些都需要在理论研究上进行深化和创新，由于受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由于基础研究远不如实际应用、规划开发“实惠”，所以现在还很少见到有这方面积极的探索者与创新者。另外，还有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将“旅游需求预测”、“旅游消费行为”、“旅游客源市场”之类的内容也编写在内，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旅游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完全可以分别放在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市场学中去讲授。
五、根据专业方向、培养目标、形势发展设置课程和编写教材
旅游专业有着一些不同的专业方向，如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景区管理、旅游财务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导游等。具体到某门课程，对于不同专业方向有着很大差别。例如，《旅游资源学》对于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财务管理专业方向，可做一般性了解；而对于旅游规划与开发、景区管理、导游专业方向则应重点了解，讲授中应该具有一定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并且要求涉及相关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知识，以保证其专业知识素养。这就要求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区别。
具体到某一课程的设置来说，我们可以《旅游外语》为例。《旅游外语》是各层次旅游专业均应开设的课程，即便他们已各自开设了通识性的外语课程，包括口语、听力、阅读与写作等，但对于将来要从事旅游工作的各专业、各层次的学生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因为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将日益广泛，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旅游。另一方面，在京、沪、穗等大城市，国民出国旅游的热潮也已经到来，比如北京旅游业界现在最缺的就是出国游的领队。旅游业是涉外性最强的一个行业，因而这个队伍中需要大批外语水平较高的人加入。目前旅游外语这一课程的设置比较混乱，有的开有的不开，有的开课时数占到总课时的一半左右，将“精读”、“泛读”、“口语”分别作为一门门的课程来开，几乎把学生当成了准外语专业的学生。外语课时开设多少，大家远没有达成共识。在专业课学时数普遍较少的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专业课的讲授中尽可能地用双语教学。再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旅游业中普遍缺乏小语种(如朝鲜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南语等)的导游，而众多高校大多由于自身师资的缘故，多数都把《旅游外语》开成了《旅游英语》，这种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现象，远远不适应旅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应该引起旅游院校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