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9 20:19: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韩国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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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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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
[关键词]朝鲜王朝;高灵申氏;《箕雅》;文学世家
一、高灵申氏简述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918-1392),至今已有约800年历史,是高灵(今韩国庆尚北道高灵郡)地方六大土著姓氏中繁衍最为繁盛的姓氏。高灵申氏先祖为新罗贵族。始祖申成用生活于高丽高宗或元宗时期,曾科举及第,官至检校军器监。其后子孙相继科举及第,逐渐形成望族。申成用身后五世人丁皆不旺,至第七世始族员渐多,其七世孙即为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政治家、世宗朝重臣申叔舟,将高灵申氏的家族政治地位推向极盛。申成用之子康升官至上护军。康升长子仁材亦官至上护军,次子仁杞官至侍中(侍中公派始祖)。仁材子思敬官至大护军,仁杞子思襟亦官至上护军。思襟孙永源官至司直(司直公)。思敬子德邻(醇隐公),德邻子包翅(壶村公),壶村公三子,衍生出樯(岩轩公)、枰(静隐公)、梯(监察公)三派,至此高灵申氏的四大宗派相继衍生,并传承至今。其后岩轩公派又衍生出庶尹公派、淳昌公派、文忠公派、安东公派、归来亭公派等五个分派,静隐公派又衍生出靖斋公派、竹斋公派、省悟斋公派等三个分派,监察公派又衍生出司成公派、府使公派、司正公派、司直公派等四个分派。自申成用四世孙申德邻起,高灵申氏一族更是簪缨不绝,世代荣显,先后官至政丞者(正一品)3人,判书者(正二品)5人,参判(从二品)8人,大提学(正二品)3人,提学(从二品)4人,副提学(正三品)2人,直提学(正三品)[1]1861人,得谥者7人,不迁之位者5人(1)。
申姓为韩国大姓,据韩国最新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申姓是韩国288个姓氏中排名第13位的大姓,人口总计698171人,高灵申氏人口总计116966人。在韩国排名前50位的姓氏(按姓氏本贯人口数排名)中属于阀阅姓氏(2)。
二、《箕雅》简述
《箕雅》是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韩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三部汉诗总集是青丘风雅、国朝诗删、《箕雅》。青丘风雅的编选者是朝鲜王朝前期著名诗人、文臣金宗直(1431-1492),所以其后自成宗至肃宗二百年间的优秀诗作未能收入,不能善其终;朝鲜王朝中期杰出文学家许筠所编国朝诗删则只收朝鲜王朝汉诗而不收新罗、高丽汉诗,不能溯其源。惟《箕雅》最为晚出,贯穿新罗、高丽、朝鲜三朝,与韩国汉文学史发展脉络平行,收罗宏富,影响很大。
《箕雅》的编选者是朝鲜王朝肃宗时代的文臣南龙翼(1628-1692),字云卿,号壶谷,谥文宪,出身于朝鲜王朝名门望族――宜宁南氏。朝鲜王朝肃宗时代文臣,文科及第,历任两馆大提学及礼曹、吏曹判书。己巳换局(1689年)时流配咸镜道明川,死于配所。著有壶谷集、扶桑录。南氏以文章书法见长,且深于诗学,于朝鲜各家诗人之作沉潜吟咏,发之评论在在多有,撰为壶谷诗话,载于诗话丛林[2]1。
《箕雅》收入自韩国汉文学鼻祖[3]64――新罗杰出诗人崔致远(857-)至朝鲜王朝肃宗时代诗人金锡胄(1634-1684)八百年间共计五百位诗人的2253首汉诗作品,按五言绝句137首、七言绝句613首、五言律诗397首、七言律诗677首、五言排律35首、七言排律18首、五言古诗200首、七言古诗161首、不列姓氏诗歌15首顺序排列,几乎囊括了韩国文学史上全部的优秀汉诗作品,向以规模宏大而采择全面著称[4]3,是韩国汉文学以及韩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必备书籍。
由于《箕雅》收入了韩国古代几乎所有重要汉诗诗人的诗歌创作,所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国汉诗发展的全过程。总计收入新罗诗人四位,高丽诗人、诗僧九十九位,朝鲜王朝诗人、诗僧、杂流、闺秀三百九十七位,无名氏若干人不计[5]3。其中收入诗人姓氏计62姓,共计收入申姓诗人十四位,占收入有姓氏诗人总数的近3%,可见申氏文学之盛。申氏十四位诗人中,五人出自平山申氏,其余九人皆出自高灵申氏,占收入有姓氏诗人总数的近2%,约占收入朝鲜王朝时期有姓氏诗人总数的2.3%,以入选姓氏中出自单一本贯的姓氏诗人数为标准进行统计,是入选诗人最多的本贯姓氏之一,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然而其实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的著名文学家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南龙翼身后朝鲜王朝二百余年间的优秀诗作未能收入《箕雅》,故其实际上也未能善终。除此九位诗人外,申翼相诗作《箕雅》未能收入而其醒斋集被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高灵申氏还有申光洙、申光渊、申光河、芙蓉堂申氏等四人的兄妹诗人群体,其中申光洙石北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高灵申氏文学世家在朝鲜王朝传承绵延前后至少三百余年,著名诗人共计14位,更是出现了如世祖朝重要诗人申叔舟、诗坛四杰之一的申光汉这样的杰出诗人[6]4,故高灵申氏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与韩国朝鲜王朝同时的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若言海内文学第一望族,必首推桐城麻溪姚氏。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之极盛若置于同时期的中国,其地位即相当于桐城姚氏。从数量的维度考量,高灵申氏可谓是韩国文学史上的“桐城姚氏”,但仅限于此。
三、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简述
《箕雅》收入的朝鲜王朝时期的高灵申氏诗人按族中辈分及生年排列依次为申叔舟、申从、申用溉、申光汉、申沆、申潜、申橹、申濡、申混。下面依次进行简述:
申叔舟(1417-1475)字泛翁,号保闲斋、希贤堂,谥文忠。叔舟与成三问协同世宗创制《训民正音》,参与编撰《世祖实录》、《睿宗实录》,撰修《国朝五礼仪》、《东国正韵》、《国朝宝鉴》、《永幕录》等。配享成宗庙庭。著有《保闲斋集》、《四声通考》今传。其诗浑涵壮阔,尤善长篇古风。《箕雅》收其七绝一首、五古一首[6]235。
申从(1456-1497)字次韶,号三魁堂。状元。申叔舟孙。娶世宗大王第十一子义昌君女。善诗文、书法。著有《舆地胜览》、《三魁堂集》。其诗奇丽清壮。《箕雅》收其七绝二首、七律一首、五古一首、七古二首[7]333。
申用溉(1463-1519)字溉之,号二乐亭、松溪、休休子、睡翁,谥文景。申叔舟孙。占毕斋金宗直门人。著有《二乐亭集》今传,编有《续东文选》、《续三纲行实图》。其诗醇严典正,不事靡丽。《箕雅》收其七绝一首[8]351。
申光汉(1484-1555)字汉之、时晦,号骆峰、青城洞主、企斋,谥文简。申叔舟孙。善文章,有诗名。与徐居正、成、朴祥并称诗坛“四杰”。著有《企斋集》今传。其诗清绝高古,尤工七绝。《箕雅》收其七绝十八首、五律四首、七律十首、五排一首、五古一首、七古一首[9]443,为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入选《箕雅》的九位诗人中诗作收入最多者,其汉诗成就可见一斑。
申沆(1477-1507)字容耳,谥文孝。申从子,申叔舟曾孙。成宗朝驸马,高原尉。其诗旷达超诣。《续东文选》卷九及《箕雅》收其五绝伯牙一首[10]381-382。
申潜(1477-1507)字元亮,号灵川子,一作灵泉子。状元。申沆弟。能文章善书画,人谓之三绝。其诗抒情伤感。《箕雅》收其七绝一首[11]1188。
申橹(1546-1593)字济而,申叔舟之后。明宗二十二年(1567)司马试及格。其诗《题谷口驿》悲怆感人。《箕雅》收其七绝一首[12]657。
申濡(1610-1665)字君泽,号泥翁、竹堂。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七岁擢文科第一。著有《竹堂集》。其诗言简事赅。《箕雅》收其七绝一首[13]1101。
申混(1624-1656)字元泽,号初庵。申濡之弟。仁祖二十二年(1644)文科及第。孝宗元年(1650)继奉教任正言、修撰等。五年经安州教授为副校理、校理、修撰、直讲、瓮津县令、瓮津县监。有文名,善画。著有《初庵集》。其诗语句遒丽。《箕雅》收其七律一首[14]1123。
不仅南龙翼编选的《箕雅》中收入了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家族诗人的诗作,与南龙翼基本处于同时代的清初杰出词人、学者朱彝尊所编选的明诗总集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种――《明诗综》中也收入了3位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家族诗人的诗作。《明诗综》卷九十五共计收入高丽、朝鲜时代91位诗人的诗作,其中申氏诗人4人,3人出自朝鲜王朝时期的高灵申氏(申叔舟二首、申从一首、申光汉一首)[15]106-109,占收入高丽、朝鲜诗人总数的约3.3%,可见此三人的汉诗成就以及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之盛。其能在汉诗故乡的中国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实属不易。另外高灵申氏还有申叔舟保闲斋集、申用溉《二乐亭集》、申光汉《企斋集》,总计五人文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
申翼相(1634-1697)字叔弼,号醒斋,谥贞简。申叔舟七世孙。显宗三年(1662)文科及第。历任平安道观察使、大司成、右议政。能诗文善书法,尤其篆书造诣较高。著有《醒斋集》(4),收入韩国文集丛刊。
申光洙(1712-1775)字圣渊,号石北、五岳山人。申樯(岩轩公)十一世孙,申叔舟兄仲舟(淳昌公)十世孙。状元。科诗登岳阳楼叹关山戎马使其诗名远扬。其乐府体诗集关西乐府较为有名,被誉为朝鲜的白乐天。其诗作充分反映时代现实,并以韩国神话、历史作为素材创作出了具有民谣风格的汉诗,在韩国韩文学史上意义重大。著有石北集16卷、石北科诗集1册(5)。石北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
申光渊(1715-1778)字清之,号骑鹿。申光洙同母弟,母星山李氏。学问博洽,长于史学、地理学、医学,又是诗文能手。57岁时才应式年试成为进士,却不乐仕进,以治学作为平生之乐(6)。
申光河(1729-1796)字文初,号震泽。申光洙异母弟,母全州李氏。一生喜好诗文,足迹遍及朝鲜三千里江山,其纪行诗先后结集为《南游录》、《四郡录》、东游录、北游录、白头录、枫岳录、西游录,总计多达2000余首。其经过50多天的实地考察后写下的金刚游览纪行是韩国文学史上最详实的纪行文。与睦万甲、李献庆、丁范祖以文章并称,著有震泽文集(7)。
芙蓉堂申氏是申光河同母妹,生卒年不详,是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唯一的著名女诗人,著有芙蓉诗选。
崇文联芳集是申光洙、申光渊、申光河、芙蓉堂申氏四兄妹诗文集的合订本(8)。
四、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之盛原因初探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文运昌盛、蔚为大观。而其之所以如此,笔者整理出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世系简表(因申橹、申濡、申混三人具体世系不详,故世系表未收入)和高灵申氏科举简表(部分),归纳出主要原因有二,即联姻与科举,以作初探。
由上表可知,申叔舟长子奉礼公申澍之妻是与其同为朝鲜世祖、成宗朝重臣的韩明浍之女,两家的政治地位门当户对。其与清州韩氏的联姻可谓珠联璧合,对于高灵申氏政治地位的巩固以及仕宦发展势必都会起到提携扶持之效。也是得益于后世子孙自身的努力奋进,高灵申氏得与更多的权门、并与宗室乃至王室联姻,对其仕宦发展更是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高灵申氏的姻族中申永源之妻出自韩山李氏,是丽末鲜初大儒、著名文学家牧隐李穑之后,而牧隐李穑是韩国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甚至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李齐贤的高足。申永源之子申湛与卢苏斋守慎、奇高峰大升为道义友。申湛五世孙申光洙之妻出自海南尹氏,是朝鲜王朝杰出画家尹斗绪之女。申用溉为占毕斋金宗直门人,申应矩为牛溪成浑门人。占毕斋金宗直、苏斋卢守慎、高峰奇大升、牛溪成浑都是朝鲜王朝杰出的性理学者和文臣。除此之外,高灵申氏的姻族还有昌宁成氏。昌宁成氏和高灵申氏一样,是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其家族在朝鲜王朝时期有17人诗作入选《箕雅》,占收入有姓氏诗人总数的3.4%,约占收入朝鲜王朝时期有姓氏诗人总数的4.3%,以入选姓氏中出自单一本贯的姓氏诗人数为标准进行统计,无出其右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由此足以推测高灵申氏的姻族、交游关系对于高灵申氏文学积淀的丰厚、文学世家的形成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上表可知高灵申氏进入朝鲜王朝以后,从申叔舟开始至申光渊十代三百余年间至少产生进士16位,平均每代出进士1.6位,每不到20年即出1位进士,其中更是有状元4位,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足见其科甲实力之强盛与其作为科举望族的同样显赫。如此高密度地产生进士,就是置之同时代明清时期的中国,也无疑是享誉全国的科举望族,更何况是在海东小国的朝鲜,足见其家族之重视教育、以文学作为家学底蕴之深厚与后世子孙之奋进。科举之盛正是其文学世家形成的基石,并巩固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进而维持门第不坠。高灵申氏进入朝鲜王朝不久,申叔舟即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推向极盛,并为家族储藏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高灵申氏的3位政丞、5位判书中的2位、8位参判中的3位、3位大提学、4位提学中的1位、1位直提学、7位得谥者中的6位、5位不迁之位者中的4位均是出自这16位进士。他们让高灵申氏家声远扬,从而维持了家门不坠,皆是基于科举之功。除了不可否认有先祖申叔舟首开奠基之功外,更重要的则是家族后世子孙之奋进。其奋进即体现在科举方面的努力、实力与文学作为家学的积淀不断丰厚,这是高灵申氏门第不坠的起点与根本。唯有门第不坠,才能促进其文学世家之发展壮大、愈发煊赫,文学世家家学之积淀丰厚,反过来再促进其科举之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韩]姜基洪监修[日]橘次著.朝鲜王朝五年[M].台北:台湾东贩股份有限公司,2012.
[2][朝鲜]南龙翼编赵季校注.箕雅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韦旭升.韩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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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朱彝尊辑录.明诗综(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注释:
(1)翻译、摘录自(高灵申氏大宗会):(渊源探访)、(家门人物).goshin.or.kr/.
(2)摘录自(义城金氏大宗会):(姓氏人口顺位)/.
(3)自四世至二十世(14―20世纪),桐城姚氏可考有著述的作家共139位,其中女性作家13位。清人乔损庵云:“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书之多,赓续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已,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桐城姚氏有14人被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入,是该书收入桐城派作家最多的一个家族。5人写入中国文学史,是载入中国文学史文学家最多的家族之一,在唐代之后可谓最多。除姚范、姚鼐创建清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厥功至伟外,其他家族成员姚莹、姚永概、姚永朴也与桐城派的兴衰嬗变紧密相关,而姚鼐本人又是唐宋家之后最杰出的散文家,姚莹、姚永概、姚永朴都是杰出的文学家,桐城姚氏的著名诗人更是比比皆是。参见汪孔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上海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5)翻译、摘录自NAVER:(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申翼相)条/.
(6)翻译、摘录自NAVER:(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申光洙)条/.
(7)翻译、摘录自NAVER:(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申光渊)条/.
(8)翻译、摘录自NAVER:(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申光河)条/.
(8)翻译、摘录自NAVER:(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韩国汉文学研究会)条/.
(9)摘自(韩国知识咨询):(韩国文集刊)、(文集刊)(人物年表).http://krpia.co.kr/.
关键词:状语语序 语言迁移 分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2
下面主要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韩国留学生“语序错误”的检索,从中找出相关的状语位置不当的句子,并作出归类和分析。
一、韩国留学生状语语序偏误分析
㈠表时间的词出现的语序偏误
1.时间词作状语时的偏误
一般韩国语时间状语和动词的语序为:1)时间状语置于动词句(自动词,目的语+他动词)前。2)时间状语处于目的语和他动词之间时,重点放置在时间状语上。汉语时间状语和动词的语序为:1)时间状语位于动词之前。例如:他上午走了。2)时间段表示状语时位于动词之后。例如:“结婚15年了”。3)‘在(于)—’形式的一部分时间状语置于动词之后。
⑴我还记得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祖母受伤了,住院没醒过来十五天。(住院十五天没醒过来)
?? 15 ? ?,?? ???? ??? ???15 ?? ???? ???.
⑵我高三的时候,到晚十二点学习(学习到晚十二点)然后回家时,每天都能看到在十字路口上等着我的爸爸。
?? ?? 3?? ?? ?,? 12??? ???? ?? ???? ?? ???? ???? ??? ?? ???.
以上两种情况分别把汉语中的时间词放到了谓语动词的后面和用“在、到”引导的结果补语放在动词前面做了状语,从而产生语序偏误。
2.表示时间的副词作频率状语时的偏误
“经常”、“总是”、“有时”等表示时间的副词作状语时也出现许多偏误。例如:
英姬经常这学期来学校。(英姬这学期经常来学校)
??? ?? ?? ?? ??? ??.
当句中时间和频率副词同时出现时,在韩语中两种副词的顺序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可以互换,汉语中却不能互换,一般按照“时间—频率—V”的顺序,否则会造成意思表达的偏差。例如:他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的。“这几天”应放在“总是”前面。
㈡表程度的状语出现的语序偏误
“很”“非常”“像燕子一样快”等表动作达到的程度,叫做程度状语。
1.我也不知不觉之中很感到自信了。
在这个句子中“很”相对应的韩语“??”“??”表示超出正常的标准,它一般放在中心语前边作状语,用来表达中心语程度之高。“很”是用来修饰中心语“自信”的。
2.还是我最干得多。(还是得最多)
韩语中程度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动作性的动词谓语,要先跟动词前的形容词性质的单位组合,然后再修饰动词。
㈢关涉状语出现的语序偏误
关涉状语,顾名思义就是指与行为有关的中心语(人或事)。
例: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对于文化遗产。(对于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研究分析)
??? ?????? ??? ??????.
例句中,关涉状语的位置处于主语后。通常在韩语中,关涉状语既可以在主语前出现又可以在主语后出现,但是在汉语中,关涉状语只能出现在主语前。
二、偏误原因的探究
就以上出现的偏误而言,结合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偏误原因有:
1.母语和目的语知识的语言迁移
从偏误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还是经常习惯性的按照韩语的语序来排列汉语状语语序,把母语的规律搬到汉语语法中,结果产生了偏误。比如:韩语的时间状语位于范围状语前面,但是汉语在这方面却可以根据句子意思表达的不同而变换其位置。韩语一些常用副词作状语的语序是:时间—范围—频率—程度—情态—否定,汉语则是:时间—频率—范围—程度—否定—情态。这些母语习惯形成的思维定势造成的负迁移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状语语序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
另外,对于初学者来说,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新学到的汉语语法或固定用法掌握不牢固、把新学到的汉语知识套用错误等现象也会造成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从而产生偏误。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方法及教材编写
在教师方面,对外汉语教师面对来自众多国家的留学生进行授课,而欧美国家语言文字同亚洲圈的语言文字有着很大的区别,教师无法对每位留学生根据其国家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区别进行全面的分析再进行授课,只能按照大众的授课方式去讲解,更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留学生也会产生学习误区。此外,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善且成体系并针对韩国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材,教材选用的不恰当可能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困惑,从而产生厌学情绪。
三、解决对策和教学建议
一种外语习得地好坏程度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对于母语的掌握程度,另一个是对目的语国家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把握好这两点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和运用第二语言,从而减少偏误。那么我们在对韩留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运用对比教学的方法。韩国文化自古以来都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传的,语言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的优势之一,但是这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语言的语法及用法上的差异。例如,由于在韩语没有补语,时间点和时间段在句法上往往用状语来表达。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状语、补语颠倒的状况。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结合两国语言各自的特点进行有选择的对比、讲解和说明。避免学习过程中母语负迁移现象的产生。
2.进行分班教学和建立定期各国留学生间的语言交流平台。在面对低年级授课时可以把相同国家或地域的留学生分编在一个班级,有针对性的进行语言基础知识讲解,夯实基础,到了中高年级再把水平相当的学生进行再分班。这样,尽管学生来自不同国家、语言特点也不相同,但各自都能以较适当的方式进行汉语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定期组织留学生之间的交流,让学习者们通过交流指正对方的语言表达错误,同时也能发现自身的语言误区,并进行探讨,相互学习和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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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亚丽.泰国学生汉语习得中状语语序偏误研究及其教学策略[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作者简介:张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云路(1959-),女,辽宁大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201122829)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5-0032-02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形成了“艰苦创业、敬业自强;严谨治学、争创一流;发挥特色、形成优势;面向地方、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以及充分反映民族与地域优势的“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创新性”的培养模式和“综合性、应用型、开放式”办学特色。
概括起来主要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
目前中国朝鲜族专业音乐教育在硕士层次上有音乐学科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主要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器、民族声乐表演、作曲、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等方向;本科层次上有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三个专业,包括键盘、美声、朝鲜民族声乐、西洋管弦乐与打击乐器、朝鲜民族器乐、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等7个专业方向。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用“创新”、“特色”的理念和“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总体思路,重视并突出多元文化融合,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又具有独特的中国朝鲜族特色。
课程特色:
为把“民族性”特色转化为培养人才,以朝鲜民族音乐为核心,包容中国音乐、西方音乐种类;教学环节上,构成中专、本科、研究生各层次;各层次又以课程内容的程序化、循序渐进、层层递进和深入来强化其科学性,多类型主要涉及表演、创作、教育、研究等能力的提高来达到全面发展。
以 “20世纪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等成果为基础理论,从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到增设朝鲜音乐史、韩国音乐史、中国朝鲜族音乐史、民族音乐学概论,以整体的朝鲜民族音乐观为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方法,构成朝鲜民族音乐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原有的主干课程只有朝鲜民族声乐到增设朝鲜族民歌、朝鲜民族器乐演奏(如伽琴、横笛、短笛、杖鼓、奚琴等)、朝鲜民族民俗音乐;从辅助课程只有民间音乐到增设了现代音乐制作、现代作曲技法、乐队组织与排练、民族管弦乐与打击乐、重奏与合奏、四物乐与打击乐,形成了融朝鲜、韩国、中国朝鲜族音乐于一体,融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文化特色于一身,文化多元、层次交叉、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民族音乐课程体系。
为实现“厚基础、强专业、宽方向、重应用、倡研究、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增设了朝鲜族戏剧表演、朝鲜族舞蹈表演、计算机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计算机程序设计等课程,充分结合相关学科的应用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具体的课程内容形成上,音乐理论与技能有机结合,音乐理论课程内容以丰富应用基础理论、民族传统基础资料为目标,力求贴近实践;技能课程力求融进民族音乐理论和方法成分,以便使实践课程和大脑思维相融合。
教材特色:
在充分反映中国、朝鲜、韩国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了朝鲜民谣调式、朝鲜族杖鼓演奏法、朝鲜民族音乐教学法、朝鲜族横笛演奏法、朝鲜族声乐等教材,这些教材相继在国内出版,被朝鲜、韩国等高校朝鲜音乐专业采用,提高了本专业在此领域的国际知名度。新的教材在其内容上表现出了对朝鲜、韩国研究成就的包容性和对朝鲜民族音乐整体研究的创新性、系统性、实用性和科学性。
实践特色:
根据“强专业、重应用,求创新”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实践教学模式的形成上,注重教学与实践相衔接。主要以实践教学形态为主,科学合理地安排了各类实践教学环节,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艺术实践、毕业创作(演出)、等课程形式共同组合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把课堂实践环节的乐队组织与排练、四物乐与打击乐、重唱与合唱、重奏与合奏和创作实践、毕业(创作)演出、毕业论文纳入到计划内实践环节;课外实践环节的演出/作品发表、公演活动、个人演奏会、社会实践纳入到计划外实践环节,构成完整的实践教学模式。这一模式能够灵活地把计划内与计划外、校内与校外相衔接,成为联结课堂和舞台、学校和社会的桥梁,有助于提高学生各方面的实践能力,以便走向社会后尽快适应新的实践环境。
在实践课教学模式的形成上,除了沿用期末进行乐队组织与排练、四物乐与打击乐、重唱与合唱、重奏与合奏汇报会或面向社会进行公演的形式之外,还在本专业教师的具体分工和指导下,发动学生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们自己创作音乐作品和课堂排练,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评奖活动,从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激活潜在的创造能力,培养学生们的创新精神。灵活机动的“特别讲座”及时补充教学计划的不足和未能反映学科前沿问题的不足,为学生的学习起到导向作用,为课程体系的完善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通过学期、学年、毕业论文的写作实践,学生的选题、开题、研究、答辩能力不断提高,论文写作不断得到规范,论文水平不断提高;每学期还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国内外的公演活动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在不断的尝试和改进下,毕业生的表演、创作、实践能力均比过去有明显提高。学生每年参加大、中型演出平均40场以上,仅近4年,组织各种大中型演出达160场,有些学生还获得“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银奖、“韩国全国西道民谣比赛”金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文华艺术院校第二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金奖、“韩国国乐大赛”最优秀奖、“韩国第五届世界文化艺术大会”民谣大奖、“第四届韩国首尔亚细亚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一等奖、“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最佳歌手奖、“韩国2005年世界韩民族文化展在外同胞传统艺术比赛”银奖、2004年“清逸佳雪杯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原生民歌独唱组金奖等。
2.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特色
在中国,朝鲜民族音乐属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体系,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民间音乐系统内,由于其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局限,朝鲜民族音乐不能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在世界音乐体系内,中国朝鲜族音乐、朝鲜音乐、韩国音乐属于同一个民族音乐,但朝鲜音乐薄古重今,缺乏对传统的继承;韩国音乐存在重古薄今和薄古重今两派,也难以形成完整的朝鲜音乐体系。朝鲜、韩国两国由于长期封闭分隔,不能够开展直接的交流,且又不能互相包容对方的研究成果。
中国朝鲜民族音乐研究人员利用地缘和亲缘优势,有直接参加朝鲜、韩国双边艺术交流和学术交流的便利,从客观的角度涉足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相关研究、教学与实践。中国朝鲜族音乐在中国多元文化背景下,把自身独立的朝鲜民族音乐系统与作为同民族的朝鲜―韩国相比较,较完整、系统地保存和发展了近现代朝鲜民族音乐最新成果,具有朝鲜民族音乐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优势。
学科不仅拥有中国朝鲜族音乐领域专家学者队伍、丰富的资料中心和辐射国内外的广泛的信息交流网络,还设有“中国朝鲜族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乐器研制中心”等研究机构。
近几年以引进专业人才为突破口,以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以培养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引进国外留学生14名、外校毕业生12名,选派11人次到平壤音乐舞蹈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韩国、朝鲜著名音乐学院进修学习,每年选派3名教师到国内音乐院校学习,以及时掌握朝鲜、韩国以及国内音乐学科专业改革的动向。
多年来,民族音乐研究事业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的学术成果。其中,“20世纪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中国朝鲜民族艺术论”、“中国朝鲜民族艺术教育史”、“中国朝鲜民族儿童艺术”、“中国朝鲜民族音乐史”、“中国延边朝鲜族管乐发展研究”、“朝鲜族民谣调式等研究”等成果填补了领域空白。“金斗男的生平与东北地区的音乐活动考”、“中国朝鲜族民族音乐现状及对策研究”、“21世纪朝鲜族音乐研究”、“近现代中朝两国学校音乐教育史的比较研究”等国内外科研课题与横向课题,以及“传统音乐在中国(延边)和韩国的灵山会相之比较”、“《乐学轨范》的音乐思考”、“民谣中作曲技法研究――朝鲜民族的民谣为中心”、“中国朝鲜族音乐和传统的问题”、“朝鲜族民谣旋律特点”等科研成果为学科民族音乐研究在二十一世纪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50年的民族音乐人才培养和音乐研究方面我们始终把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主线,把我们的民族特色贯穿到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中。
3.音乐交流方面的特色
为了充分发挥“地域性”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影响,拓宽办学渠道,广泛引进各种办学资源,加快民族艺术教育与国际艺术教育接轨,逐步形成“开放式”办学特色与优势。几年来,先后与朝鲜、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文化艺术团体及知名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合作与交流关系,共同举办了50多次音乐作品及表演、教学、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活动,不仅引进了资金、设备、图书资料等,而且获得大量的音乐教育信息,学到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为把音乐学科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民族音乐学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总之,我们把“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贯穿到民族音乐发展思路当中,实施了一些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①“民族性”特色转化为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真正优势,加快民族音乐教育与国际音乐教育接轨,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开放式”办学特色与优势;②充分发挥“地域性”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影响、拓宽办学渠道、广泛引进各种办学资源,获得大量的艺术教育信息,学到了宝贵的办学经验。
但这些远远不够,一所高校是否具有优势、特色直接影响其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重要程度和在激烈竞争中的生存空间。所以,为提高生存发展能力,必须考虑发展特色。要高瞻远瞩、有战略眼光,要根据自身特色,找准定位,找准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把今后学科专业特色定位为:建立既具有中国朝鲜族特色,又借鉴朝、韩两国特点,且融合中西多元文化特点的学科。音乐学科建设总体目标:在整个中国音乐和世界朝鲜民族音乐两大坐标中,认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及相关前沿课题,充分吸收中国以及朝鲜、韩国教学研究成果,拿出具有前瞻性,并有利于培养21世纪民族音乐人才需要的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为中国民间音乐的多元发展和世界朝鲜民族音乐的系统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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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把”字句 偏误 习得 格助词
“把”字句是汉语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同时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很多语言中都没有和“把”字句相对应的句式。在句法结构上,韩国语语序“sov”与汉语中“s把ov”的语序在结构上有相似点。在语言分类上,韩国语是主题、主语并重的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在文化方面上,中韩两国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此,韩国学生习得“把”字句与使用偏误上,和别的国家的学生有所不同。
一、在韩“把”字句教学
初级阶段的“把”字句教学以教材的(北语出版社的汉语教程第二册下的第五十~五十一课),“把”字句例句开始入门。教材的“把”字句定义是介词“把”及其宾语作状语的句子叫“把”字句。“把”字句表示对确定的人或物(“把”的宾语)实行相应的动作或说明动作产生的某种影响或结果,表达方向、方式、愿望和目的等。
“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从语义的角度强调动作的影响或结果意义,从语法的角度强调动词的其他成分,在课文中找出典型的句子,使学生做替换联系。课文中有:(1)请把护照和机票给我;(2)请把您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3)你把这杯咖啡喝了;(4)你把杯子碰倒了。这些句子使学生很容易地理解为“谁”把“什么”“怎么了”的句型。学生很熟练地说出模仿的“把”字句之后,再教授使用“把”字句的其他具体要求。首先,“把”字句中主语一定是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发出者。其次,“把”的宾语是谓语动词涉及的对象,而且必须是特指的,已知的。这两点,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难点之一,就在于谓语动词是及物动词,而且必须能使宾语产生位置移动,形态变化等。学生作“把”字句之后,教授者必须点明句子产生的意义。就是说,判断学生的“把”字句,是否产生了处置意义,结果意义,致使意义,变化意义,等等。另外,汉语及物动词与韩国语及物动词有所不同,误用“把”字句自然会产生。韩国学生喜欢用心理活动动词和认知动词作“把”字句,这是教学突破口之一。另外,动词后面一定有其他成分,说明动作产生的结果或影响。所谓“其他成分”是指了、着、重叠动词、动词的宾语和补语。在此,重点讲解补语,结果补语平时出现频率较高,讲清楚动词结果补语“到”、“给”、“在”、“成”、“上/下”、“做”等的结果意义,使学生作“把”字句时想到结果补语等“其他成分”。这是教学突破口之二。
二、韩国学生特有的“把”字句习得能力
韩国语是黏着语,又是典型的“sov”型语言。附加成分(助词)很发达。汉语是“svo” 型语言,汉语的“sov”型通常是指“把”字句。韩国语“sov”型通常与汉语的“svo”型相对应,但也有对应于“sov”型的“把”字句。韩国学生作“把”字句时,一般先用母语思考,然后翻译成汉语,这样免不了找对应点。
韩国语体词+目的格助词“”对应于“把+体词”的不少,语序都是“sov”型,比较容易做“把”字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韩国语中以格助词“”表现的宾语是特指的,专指的,已知的信息。其次,韩国语及物动词与汉语及物动词并不完全是对应关系。韩国语中表示存在、所有、思考等非动作性动词可以带直接宾语,就是及物动词。韩国语中只有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且对宾语有一定处置性的动词才有可能翻译成“把”字句。学生对此比较难判断,难免产生偏误。
三、“把”字句偏误分析
1.心理、认知动词作谓语
⑴我把他爱了。⑵ 她把这件事知道了。⑶我很把狗喜欢。⑷我没把长城看见过。例句中“爱,知道,喜欢,看见”等动词,他们都只能代表一个动作,却并没有对受事产生任何影响,不具有处置性,不能用于“把”字句。原因在句法结构上,韩语“sov”与汉语s把ov 相似,而且“把+宾语”的格式与“体词+”相似。这种错误出于没有正确掌握“把”字句的语法、语义,语用的限制规则,就是心理、认知动词不能用于把字句。
2.光杆动词作谓语
张伯江认为,“把”字句作为一种特殊句式,要求进入其中的动词不能是光杆动词。 然而,范晓却谈到“把+N”后带“光杆动词”的几种情况。学者们对光杆动词存在不同的看法。胡星在孟棕等编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发现,不依赖语境而可用在“把”字句中的双音节光杆动词有45个,在此暂不谈这些,也不谈诗词戏曲中的单音节光杆动词。除了这些“把”字句的动词,一般不能是光杆动词。⑴我去超市把苹果买。⑵ 你把照片寄。⑶ 他能把这道题回答。⑷下雪了,你应该把大衣穿。出现这类偏误,表面上看是“把”字句的结构形式不完整,实际上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留学生对“把”字句的意义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们说“把”字句要表达的是主语把宾语“怎么了”,这个回答“怎么了”,需要有动词和表示结果变化的部分共同但当。“买,寄,回答,穿”都是一个简单的动词,表达不出结果和变化,只有把这种句子改成“我去超市把苹果买来了”,“你把照片寄出去”,“他能把这道题回答上来”,“下雪了,你应该把大衣穿上”,加上了“来了,出去,上来,上”这样的表示动作结果或变化的连带成分,“把”字句的语义才变得完整而准确。句法上“其他成分”中的补语表示了“把”字句的处置结果意义。
3.残缺谓语动词
⑴在市场上,他把钱包掉了;⑵我把书湿了;⑶弟弟把花瓶破了;⑷台风把树倒了。这些“把”字句中的谓语“掉,湿,破,倒”都不是及物动词,不是前边主语发出的动作行为,而是行为的结果,可以作动词后边的结果补语。汉语没有真正意义的形态,没有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形态标志,一般的汉语词典也不作这方面的解释。外国学生区分这些动词就很困难,而使用“把”字句的前提条件就是准确判断及物动词。把表示动作结果的动词当作主语所进行的动作行为本身,造成偏误。应该加上及物动词改成“在市场上,他把钱包弄掉了”,“我把书林湿了”,“弟弟把花瓶打破了”,“台风把树刮倒了”。
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偏误,但在教学中发现这三种偏误现象反复出现,使韩国学生陷入困境。
四、结语
在韩国大学从教十年汉语教学过程中,注意观察了学生特殊句式的习得能力,其中,“把”字句又是一个常见的特殊句式。为今后以韩国学生为对象的“把”字句教学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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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地点:美国南卡罗来拉大学艺术学院演讲厅
大家好!
先说一下我这次访美巡回讲演的起因吧。十年前,我在中国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概念,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重视。2006年受欧洲几个大学和文化机构的邀请,我在欧洲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那次欧洲之行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明显感觉到欧洲还是比较“中心主义”的,东方的思想传递到欧美,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甚至是充满了不可预知性的进程,但我还是矢志未悔,坚守并坚持推进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目前中国文化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这次我到美国来同几十所大学的师生现场交流,有可能会减低“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矮化,或者有望共同揭示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全人类的启示意义。
这次到美国我注意到美国现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有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了更多的探索兴趣。这次我到二十几所大学讲学,前几天忙的时候一天讲三场。如果是十几年前的“冷战时期”,各位可能对中国文化就不会感兴趣,但这次你们能静静地听我讲对中美文化差异和文化战略的看法,很高兴这种变化。
从前面近半个月的讲演中我欣喜地看到,美国很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以期从中发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
进一步说,中国回归世界大国,已经使美国形成了一种文化期待视野,美国听众希望我能够讲清楚是什么造成中国崛起这一巨大的经济神话?这个经济神话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源?可以说,欧美在中国崛起之后,需要一种跨国文化阐释的声音,一种来自学术团体具有广阔文化视野的声音,一种有着中西交流善良愿望的“互体互用”的声音。“发现东方”是一种跨文化、跨国际的理念,“文化输出”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实践,必须由中国人中的双语精英来做,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而且具有再创新自己思想的能力,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的新世纪阐释传达给世界。
所以,我这次访美讲演有几个主题:一是“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二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三是“中国文化精神与书法身份”。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讲的是“中国文化精神与书法身份”。
中国书法的一头是文字―传说在仓颉造字时候,“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地而泣鬼神。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历经几度苍黄,时至今日,那些古代思想和“现代文化”已经隔了一层。但是书法还可以直观看到,在中国不管是故宫、西湖还是大雄宝殿都可以看到书法,而且通过书法把传统的“经”、“史”、“子”、“集”保存了最好的一部分。我们很少听说有骂人的书法,但是能看到骂人的诗歌、说粗话的诗词等,但是我相信在座诸位没有看到过骂人的书法,甚至内容比较低俗的书法都少见。比方说写一幅“发横财”,你敢写吗?写完以后敢挂吗?不敢。所以总是写“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立己达人”、“心远地自偏”等等。可以说,书法的一头连着古人创始的文字,一头连着民族的精神。
有人说书法就是形式,把字写好就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有一次几个小男孩在他大门口撒尿,太阳一晒气味颇为不雅。见此,于右任回到书房,大笔一挥,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贴到门口。有一个人很喜欢于右任书法,路过一看浆糊没干,赶紧揭下来,挂在自己堂屋请朋友欣赏。大家一看,屋里挂这等内容太掉价,有一个文人看着实在不雅,就把字剪开改变顺序重新装裱为“小处不可随便”。前后都是一样的于右任字,为什么前者不能挂后者能挂呢?谁说书法就只是“形式”?书法连着中国文化的“命脉”,连着中国文化的 “密码”,要认真对待。
还有一个日本科学家叫江本胜,他出了一本书叫《水知道答案》,跟书法、文化相关。水知道什么答案?怎么会和书法有关系?很简单,他拿出一瓶水,搁到18世纪巴赫的音乐当中,让水听了二十来分钟,大家看它的水分子结构图,结果就像女孩子们喜欢的三克拉钻戒一样;然后他又把刚才这瓶美丽的水搁到现代重金属摇滚乐中,同样放二十分钟,然后用分子摄像仪把它此时的水分子结构拍下来,结果根据医学专家鉴定,是一个癌细胞结构。难怪在当代人均寿命能达到82岁的时候,猫王只活了42岁,杰克逊只活了50岁;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欧阳询活了85岁,柳公权活了88岁。大家去思考,难道是越时尚、越现代、越先锋、越前卫就好吗?身体不同意。在座的所有朋友身上百分之七十是水,当孩子们戴着耳机摇着脑袋在听二十分钟左右重金属音乐的时候,“癌细胞”络绎而至,很危险。那么去思考一下,江本胜想说什么?刚才谈的是音乐,江本胜马上用文字来进行了同样20分钟的实验。对水写了一个字“爱”,来进行实验,可以看到,对水写“爱”,出现的是瑰丽的图像;对水写“混蛋”,出现的是恶性肿瘤的图像;再看,上面对水写“天使”,下面对水写“恶魔”,凭直观就看到分子结构发生变化。要注意,中国书法写得多是美好的词语,很少会看到书法有不洁的词语。江本胜已经从侧面告诉我们,美好的词语,美好的书写,对人体、对社会的和谐,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当代书法的流派,现在中国的书法有若干流派,化约地讲,主要有传统经典派、西化派、民间派等等。
“经典书法”的代表作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于公元353年,王羲之和他41位朋友在绍兴兰亭举行雅会,作品首先把雅集的来龙去脉和心情以及当时的情景都交代得很清楚。之后又把仰观俯察的魏晋风度表现得很传神。然后慢慢进入一种人性沉思状态,最后进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感叹。注意,前面是欣喜,后面是悲哀,难怪弘一法师说人生就是“悲欣交集”。再往后,“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将古人、今人对生命无常的感受连接起来。
我坚持在书法上“回归经典”。王羲之的《初月帖》,大家可以看看,写得多么有神韵,再看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那是曹植创作的文学经典,王献之写的颇具魏晋人的风度。魏晋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时代,前面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后有楷书等等。我认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层次是行书、草书。行书、草书,尤其是狂草,代表了中国书法最自由、最奔腾、最有激情的一种书体。王羲之在行书和草书两方面都做过很大的贡献,这是王羲之的《得示帖》,大家可以看到,用笔非常古拙。再回到《兰亭序》,现在有人误认为经典书法不重要,我们北大书法所招收了一个书法研究生班,班上有不少人是中国书协会员。有一次我布置书法练习,请所有人放下架子和骄狂来临《兰亭序》前三行,结果写了一上午,只有几个同学临写的尚可。大家才明白临摹的重要意义是先无我,然后先入再出,没有入就谈出是误人子弟的。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写得非常有法度,是理论与创作的双向互动。再如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稿》,他的侄儿被叛军杀害了,他义愤填膺,挥笔疾书写下了《祭侄稿》,大家看,上面涂涂抹抹,潦草,但是言辞悲愤,字字奔放,达到了中国书法极高的境界。
再看“现代书法”。一个书法研究生最近创造了一个两丈长的对联,说需要上到二楼、三楼才能挂出来。他打开给我看,我让他赶紧收起来―满纸酒肉气,满纸的杀气。书法是一种文化,若是在酒足饭饱的时候,打着嗝随手写几个字,还要蒙骗天下人,是不可能的。有人将现代最时尚的美术等时髦的东西放置于书法上,让书法成为西方美术的试验地。这种被萨特所表明的“恶心”的艺术,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一种描摹,而且是对压抑了两百多年的东方文化的一种消解。我认为,在西方文化总体危机中,东方文化应该重新出场。当代的书法难道没有走偏吗?日本著名的书法家高木圣雨,前不久到中国来发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讲话,说中国书法整体走偏。我问他什么地方走偏,他说现在中国现在还去学日本当年的少字数书法,结果日本现在已经否定了过去,现在日本优秀书法家都在写王羲之、颜真卿、怀素。中国人把人家已经抛弃的东西捧若至宝,这是多么可悲!还有些人觉得黑色不足以表现书法的灵魂,开始写红色、彩色、绿色,要知道,为什么书法是“道”,“技近乎道”,就在于它响应了老子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他把天地万色、纷繁复杂的颜色退减为黑色、玄色。“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写黑色是正脉。
还有“后现代书法”,将西方行为艺术、波普艺术、装置艺术、现成品艺术与中国书法嫁接,“书法主义”和“非汉字书法”等一些实验,都已经背离中国书法文字底线和生命境界了。现在,又出现其他的一些书法,“江湖派”、“俗书派”、“杂耍派”……比如有人用脚丫子写字,有人用指头写字,有人倒立写字,有人把一个女孩抱起来,用她的长头发写字……我对此非常的忧虑,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个最简朴的毛笔―竹竿,“竹中空,虚心有节”;用羊毫,“羊大为美”,“羊”为“善”,所以“羊”是“吉祥”的“吉羊”;用松烟、油烟墨,然后在一张宣纸,竹、棉做的宣纸上写出一片天籁,这是多么简洁、多么生态的方法。我们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然后我提出“文化书法”这个概念。我认为书法就是一种文化,因为书法不是美术,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它连着文字,连着“经”、“史”、“子”、“集”的经典,它是一种中国文化深层次的集体意识。中国书法与文学的创作密不可分,古代书法名作极少是抄别人的诗文,《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等代表作都是书法家自己的文字。今天的人则少有原作,因为格律解决不了,平仄不分,古文不通,下笔当然惶然。书法与宗教气质相互吐纳,书法和佛教在长期的历史话语中彼此走近―佛教借书法得以广泛传播弘扬和普及,书法藉佛法形成经久不息的书经热潮,大大提升了佛法的巨大影响力和书法的内在精神气质。中国书法是能表达个人情感的,不是说仅仅跪在古人面前,但是一定要去尊重和珍惜古代的经典,然后从中间取出他们好的,加以自己再创作和放大。我张扬的“文化书法”,当然跟其他的书法思想观念不太一样。
造成上述一些问题的原因往深里看,主要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遭遇了四重“反文化语境”:
第一是“碑帖之争”,用“碑”去打“帖”,这是从康有为开始的。试想一下,两千多年前的碑不完全算古人写的,古人先“书丹”,在碑上先用红色写字,然后由没有多少文化的匠人在石头上敲出来,敲打雕刻的时候字形已经变化,然后经过两千年的日晒雨淋,已经斑驳陆离。今天再让学生拿着毛笔把这些已经不清晰的字重新临摹出来,那不是舍本逐末么?所以我认为应该看帖,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帖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真迹。
第二是北大在“五四”时提出了有问题的“三大纲领”,严重地影响传统的读经乃至书法写经。这“三大纲领”到现在都早失效了,第一是“打倒孔家店”,最初由一个四川人吼出来在北大放大,但是到如今“孔家店”不但没倒,而国家宣布到2011年要在全世界建立五百所“孔子学院”。第二是提出“全盘西化”,中国可能全盘西化么?绝不可能!第三是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北大王选教授终止了这场闹剧。“简化汉字”已经简化三到四次了,设想一下,如果终于把汉字简化变成拼音,就意味着很多典籍会在一天之内全部失效,如果不借助专家翻译,多数古文经典人们都看不懂,这是多么残酷的文化毁损,多么严重的文化断根!在我看来,“废除汉字”表面上是为“方便写作”而努力,实际上是在断中国文化的命脉,没有了汉字当然同样把中国书法的根本也断了。如果“中国书法”拿着毛笔字写26个拉丁字母,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化颓败的景观?!
第三是“”时期反文化运动的后遗症。诸如那时的“民间反对精英”在今天艺术里面仍然存在。如果全中国都在唱卡拉OK,那么帕瓦罗蒂就会在中国“绝迹”;如果全中国都在提倡那些“打油诗”,李白、杜甫、屈原就“被边缘”了……所以经典非同一般。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民间”反对“精英”的做法,在书法界甚嚣尘上,值得注意。
第四是20世纪末进入“后现代时期”,出现了“非汉字书法”、“行为艺术书法”等,这些打着“前卫”旗号误导中国艺术界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我认为20世纪初的“碑帖之争”,用“碑”来打“帖”,挫败了“文人书法”的“正宗地位”;“五四”提出“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使得书法的“正宗地位”边缘化了;“”的“反文化”,使得经典变得“不合法”了;然后是用“现代西方”的东西来“打中国”,让“中国”变得边缘化,这是很危险的。
紧跟着一个巨大事实就是,“中国书法”在20世纪被边缘化了。首先,书法属于艺术,艺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史”、“子”、“集”里面,属于“集”部,已经是属于“末流”了,因为前人做学问重在“出经入史”。我们应该提升书法的文化境界,让书法从“技术类”的“艺术”开始进入“文化”。第二,书法从通讯、告示、公文等行政工作中退出来,今天发一个通告,还在用毛笔写么?现在连那些仿唐、仿宋、仿明的店铺招牌,都用电脑调的字体,很少用毛笔实际写了。第三,书法从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制度中退出来了。现在没有一个综合性大学全校开展书法课,而在日本、韩国到现在中小学生必须上书法课。中国是书法的原创国,可现在连日本、韩国都不如。第四,书法从社会精英当中退出了。今天的社会精英有几个能写好书法?过去北京大学的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都会写书法,有一本《老北大书法集》,从校长到讲师今天看都称得上是书法家。但是到了世纪末,北大两千多名教师当中,能写好书法的不多。这是为什么?难道不该想一想么。还有一个问题是2000年的时候全球学习汉语的人不到八百万,到现在全球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有六千万人,“世博”以后就可达到一个亿,这一亿外国人学了汉语以后不写书法,是不可思议的事。谁来教书法?可能有人认为都已经“现代化了”,谁还写五千年前的毛笔字啊?
当国内书坛出现上述这种状况时,再来看看书法国际论战中的话语权问题。首先是中国刚刚成立了“孔子学院”,马上韩国就成立了一百个“世宗学堂”,日本马上就成立了近百所“日本语中心”与中国抗衡。中国人认为书法不重要之时,韩国却开始书法“申遗”,然后在一些学者的劝导下中国开始“申遗”,幸好最终获胜。
我前年在韩国开学术会,韩国有位博物馆馆长在论文宣读中居然提出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我大吃一惊,针锋相对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据我所知中国的纸是在公元四世纪末传入韩国的,你凭什么说353年(四世纪中叶)写的《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据我研究,韩国的高丽纸在明代时候才被广泛使用,所以在中国的纸还没有完全传入韩国的时候,韩国生产不出让王羲之写字的纸。第二,中国当时南北政权对峙,王羲之迁到江左,互相片纸难通。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韩国所谓的高丽纸,通过了东北、华北、中原最后传到浙江的绍兴?第三,在中韩的古文献当中,哪一本书、哪一个人、哪一年写有相关的记载,请告诉我。他说没有,我说那这样臆测就叫信口雌黄。第四,为什么不尊重中华民族的情感,要拿书法两个“第一”―第一书圣、天下第一行书开刀呢?文化战争正在东亚悄然兴起,中华民族绝不因为书法是“小道”而“壮夫不为”,必须“寸土必争、锱铢必较”。
然而,第二次在韩国出席国际会议时争论得更加厉害,开会时韩方突然宣布要在东亚国家中推举出书法统一名称和英文相配合,于是他们大胆宣布要“废除”中国的“书法”和日本“书道”二词。我问凭什么,他们说就凭一个“法”字,说“书法”的“法”字就是教小孩写字的“方法”;我又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废除日本的“书道”一词呢?他们说,“书”是“技”不是“道”,“技近乎道”,还达不到“道”,这个词又太高了。而韩国叫“书艺”正合适,就是“书法艺术”,所以废除你们中国的“书法”―因为它“太低”;废除日本的“书道”―因为它太高;韩国的“书艺”正好。我发言时说你们错了!如果是“书法”的“法”字是小技,请问“佛法”之“大法”是什么“法”,你敢说是诵经的“法”、读经的“法”?非也。我针锋相对提出几个问题:第一根据我的研究,“书法”的“法”字在战国文献就记载了;“书道”在唐代张怀的《书断》里也出现了,距今一千二百多年了;“书艺”最早出现在宋代黄山谷的记载中,距今九百八十多年。为什么要以一个九百八十年历史的词汇为基准来改易具有两千三百年历史的词汇呢?第二,为什么要改“书法”、“书道”、“书艺”,他们说是因为要跟英文词(Calligraphy)配合,我说其实中英文已经相配对译了,现在已经有了书法的专属英文单词,所以全世界应该统一为“书法”(Calligraphy)才对。第三,“书艺”作为统一的名称用于韩国书法是在1945年,也就是说才仅仅六十多年,怎么可以据此来废除两千三百年前就产生的“书法”这一称谓。我说这三个词都是中国人创造的,送给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有收版权费就已经很客气了,你为什么还要废除的呢,匪夷所思!所以我坚持申辩必须用中国“书法”代表东亚书法并同西方互动,因此,我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将中国书法全球化。
撒切尔夫人前不久发表了一番话:“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巨大的经济崛起成功,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和文化生产创新上是一个无须重视的小国”。撒切尔夫人不是凡夫俗子,她说这番话必有深意,代表了西方的集体意识。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华民族在明朝以前,中国对全人类原创性巨大贡献有四百多项。进入清朝乃至当代,一项都没有。有人会有疑问:全民唱的卡拉OK是谁创造的?是日本人创造的;先锋艺术家玩的“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是谁创造的?欧美人创造的;中国有什么?现在文化、艺术各个方面,包括建筑,中国人用的都是西方人的设计;小说、诗歌,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过……现在看来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书法,是西方做不过中国的!
我在想,中国人如果自己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别人必贬之;中国的书法在国家将沦落的时候,必是一派破败之象;当这个国家是一种欣欣向荣崛起的样子,书法必须呼唤正大气象。在我看来“正大气象”正是中国文化崛起的绝妙的“美学因子”。在走向文化大国崛起之途时我们的书法文化,我们当坚持走在“文化书法”之漫漫长路上,坚守“回归经典,走近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书法理念!
谢谢大家!
讲座现场
问:王教授好,我是艺术学院的博士生,谢谢您到美国来讲中国文化和艺术。我们美国人的先锋艺术在全世界传播,而中国的艺术却很少见到?中国艺术和美国艺术有对话的可能性吗?
答:中国纸质媒介的书法、绘画已经存在两千多年,欧洲油画也有五百年的历史。而美国在1945年才开始执世界牛耳,你们的艺术既比不过东方大国两千年的纸质媒介,也比不过欧洲的布上油画,所以美国注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政治波普、观念艺术等。这种偶然性的艺术是政治大过艺术诉求的,而且导致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都在追逐这种前卫艺术,而忽略了本国的文化遗产。但是今天,美国所谓的前卫艺术使得艺术家短命―猫王在人均寿命82岁的当代只活了42岁,杰克逊只活了50岁!它告诉人们身体开始造反―不仅这种艺术是短命的,艺术家也是短命的。而在中国唐朝人均寿命只有40岁时,书法家却表现出更强劲的生命力,柳公权活了88岁,欧阳询活了73岁。可见中国书法是更生态、更人性的。大家看看这张宣纸的寿命有一千年,你们摸摸看,宣纸为什么这么软?一、宣纸能够让墨色膨胀,一笔下去显出筋骨血肉,它是立体的,而西方的复印纸显出的是平面的。二、那些复印纸百年之后就碎了,而宣纸里面有檀皮,竹纤维等使得纸寿千年。我想,中美艺术各有特点,应该在互相尊重和了解的基础上彼此对话和学习。
问:我是东亚系研究生,以前读过您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还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看过您的演讲“发现东方”,今天能够见到您很荣幸。您在讲座中谈到了书法和文化的关系,能不能对此再做一些解释?
答:关于书法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我们刚才谈到了书法与儒家、佛家、道家的关系,我的书里面还谈到了书法与哲学、书法与科技、书法与心理学的关系,等等。比如说儒、道、佛三家写的书法,就明显不一样。儒家的书法,一般来说,会写《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清新的语句,还会写“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代表儒家行为处世规范的词语、格言。道家会写“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清静”、“清新”等。佛家则写“慈悲”、“悲欣交集”等等。另外,书法与诗词的关系也值得重视。我们现代的很多书法家由于很长时间不使用文言文和繁体字了,所以作品中经常出现错字、平仄不合、落款错误、称谓错误、时间年号错误、季节(暮春、仲夏、暮秋)错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诗词素养、文学素养等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
关键词: 同形异义词 称呼 中日韩
一、序言
日本从古派遣隋使、遣唐使等到中国来学习。那些遣隋使、遣唐使回到日本之后传播中国文化。日本在文字、建筑、行政制度、土地制度、哲学、食物、美术等诸多领域受到了很大的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国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使用汉字,进入了汉字圈。日本和韩国产生自己的文字之前都使用汉字。在现代,两国已经不像中国写文章时只用汉字,但汉字的地位还是稳固而不可动摇。如在日本所有文章都用假名书写,由于同音词的影响文章理解困难,读书的速度也大大降低。在现代韩语中使用汉字已经比较少了,但是遇到同音词还是习惯用汉字来补充说明,以免产生误会,因此也不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在汉语、日语、韩语中相同的汉字也有很多含义不一样的词。即汉字起源在中国,传播到日本与韩国之后随着各国各自的发展,一部分汉字的意思产生了变化。日本有日本人创造的汉字,所谓日本的“国字”。由于同形异义词,学习或研究中日韩语言的人士就应该注意这方面内容。本文列举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几个称呼来验证中日韩同形异义词现象,强调要注意同形异义词现象。
二、同形异义词实例
1.“娘”
在汉语中“娘”由“女”和“良”构成,“良”是表示离开家门,整个字的意思是离开家门的女子。由此产生已嫁女子的含义。引申表示年轻女子、母亲、长一辈或年长的已婚妇女①。
稍详细一点“娘”读为“niang”。《广韵》指出:“女良切,平阳,娘。”根据《汉语大词典》“娘”的本义是:(1)年轻女子。例如姑娘。“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古乐府《子夜歌》。(2)母亲。例如:“旦辞爷娘去。”――《乐府诗集・木兰诗》。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母亲这个含义的通常用做“爹娘”、“后娘”,而不使用“娘”一字。(3)称长一辈或年长的妇人。例如“老大娘”。(4)称人之妻。(5)奴婢对女主人也称娘。这两项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不使用。
在日语中“娘”读音为“むすめ”(musume)。根据广辞苑有三种意思:(1)(父母指)自己的女儿。例如,“うちの娘は去年婚しました(我女儿去年结婚了)”。在汉语里表示这种意思的词有“姑娘”。(2)年轻的未婚女子;少女。例如:“店の看板娘(店里的招牌小姐)”。(3)(因涂得白白的而使用的)盗贼的隐语,土。(2)与(3)在现代日语中不使用。
韩语中“娘”读音为“”(rang)。娘子,在古代是对良家的女儿使用的女性的敬语,指女性,现代韩语中比较少使用。
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日语派生了“自己的女儿”的意思;韩语从汉语的“奴婢对女主人也称娘”转变为尊敬女性的意思。
2.“息子”
汉语中“息”由“自”和“心”构成。意思是自己的心愿;自己愿意休息,由此产生休息的含义;自己愿意有儿女,由此产生儿女的含义。引申表示繁殖。自己愿意得利钱,由此产生利钱的含义。“自”字有鼻子的含义,“心”字有内心的含义,整个字还可以理解为身体内部通过鼻子出来的东西,由此产生气息的含义。引申表示消息②。甲骨文“子”字是婴儿身体被包住,头和手露在外面的象形。本意是婴儿。引申表示儿女、幼小、植物的种子和动物的卵等。引申成为地支序位第一位的位号。婴儿头脑中没有杂念,因此用它表示道德高尚的人③。
“息子”在汉语中读为“xizi”,有两种含义。一为儿子。例如:“老母无抚兮失依;赖有息子兮,可望其隆。”――宋,曾巩《王君俞哀词》。二方言中指曾孙。在现代汉语中指儿子时不使用“息子”,而用“儿子”来代替。
稍微详细一点,根据《说文解字》:“息,喘也。”本义是“喘气”。如:“尚不敢惕息。”――《汉书・扬雄传》(注:“出入气也。”):“则心惕息。”――《汉书・司马迁传》。(注:“喘息也。”)根据《大汉语词典》“息”有呼吸、叹气、利息、儿子、休息等十六种含义。例:“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战国策・赵策四》;“汝息为我子,汝亲为我翁。”――张籍《董公诗》。
在日语中“息子”读音为“むすこ(musuko)”,也可写为“息”,指自己的儿子。
在韩语中读为“(sik-za)”,是盲人的隐语,有三种意思:(1)自己的儿子与女儿。(2)谩骂男性用语。(3)(觉得孩子比较可爱)这家伙。现代韩语中不讲“息子()”,而是反过来说“子息()(za-sik)”。
总的来说在中国不是用“息子”,而用“儿子”来代替。在日本还在使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汉字的意思。在韩国除了原有的“儿子”的意思之外还派生了其他含义。
3.“舅”
在汉语中“舅”读为“jiu”,由“(旧)”的省写和“男”构成。意思是女人从前家庭的男人,由此产生舅舅的含义④。《说文解字》称:“母之兄、弟。妻之父为外舅,从男,臼声。凡异姓之称,不得称父,则舅之。”即,(1)母之兄或弟。例如:“舅,传曰:何以?从服也。”――《仪礼・丧服》,郑玄注:“(舅)母之昆弟。”另在古代还指(2)夫之父,妻之父。“舅在则君舅,舅没则曰先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吾舅死于虎。”――《礼记・檀弓》。(3)称妻之兄或弟。“李园不治国,王之舅也。”――《战国策・楚策四》。现代汉语中以“妻舅;小舅子”的形式使用。
日语中“舅”读为“しゅうと(syuto)”。指夫之父或妻之父。例如,“婚して三十年舅に仕えた。(结婚后伺候了三十年公公)”。
韩语中“舅”读成“(gu)”,指夫之父、妻之父、母之男性兄弟。
总的来说,在中国现在仍使用指母之兄或弟的含义。相当于中国的“舅”字,日语里说“おじさん”。在日本主要用夫之父、妻之父含义。在现代中国这种含义不被使用。在韩国就会使用其固有名词。例如母之兄――“(keun-a-be-ji)”,母之弟――“(oe-samchon)”,夫之父――“(si-a-beo-ji)”,妻之父――“(jang in eo reun)”。
4.“姑”
在汉语“姑”读为“gu”,由“女”和“古”构成。“古”字有从前的含义,整个字的意思是从前是自己家的女人,言外之意是现在是他家的女人,由此产生姑姑的含义。姑姑回家住时暂时,由此产生暂且的引申义⑤。根据《说文解字》:“姑,夫母也。”根据《尔雅》:“姑在则曰君姑,姑殁则曰先姑。又,妇谓夫之庶母为少姑。”其本义是:(1)夫之母。“如母而非母也,姑也。”――《白虎通》。(2)夫之姐妹为姑。这个含义对应的日语单词是“おばさん”。如:“问我诸姑,遂及伯姐。”――《诗・邶风・泉水》。除此之外有丈夫的姐妹、妇女的统称,姑姐等含义。
日语中“姑”读音为“しうとめ(siutome)”的音变“しゅうとめ(syutome)”,也可以意读为“おば(oba)(姑妈、姨母、伯母、舅母)”,“しばらく(sibaraku)(暂且)”。指夫之母或妻之母。在汉语的本义之上再加了一个“妻之母”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姑”多数用于父之姐妹。
韩语中读音为“ (go)”,指夫之母。此外还有父之姐妹,姑且等含义。指夫之母时使用故有名词“(si-emeoni)”。
从“舅”和“姑”看日本亲属称呼没有中国发展。在中国亲属称呼就已经把身份表明清楚。中国按照长幼顺序、母系、父系、年龄的大小。日本说的“おじさん”既可指父方的“伯父、叔父、姑丈”,也可指母方的“姨丈、舅舅”。不管是这些另外还有祖父母、兄弟等都分得很清楚,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关系。在韩语中也分得比较清楚。如“(伯父)”、“(叔叔)”、“(舅舅)”。
三、结论
不管是日本的汉字还是韩国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传过去。但随着历史的变化一部分汉字的意义也产生了变化。根据称呼来看同形异义词的变化有以下三种类型:
(1)日本与韩国仍使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汉字的意思,中国本土却产生变化。
(2)传到日本与韩国时产生意义的增加。
(3)传到日本与韩国时产生意义的减少。
三国均使用汉字,因此给学习对方语言的学习者带来许多便利之处。正因为有这样的便利常常使我们忽视同形异义词的存在。中国的学习者常常把日语或韩语里的汉字当作汉语来理解,反过来日本与韩国的学习者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三国之间的交流也会更加顺利。
本论文目的在于列举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称呼来强调要注意中日韩三国语言里的同形异义词现象。即同形异义词也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上不能忽视的,值得研究的一个内容。
注释:
①②③④⑤窦文宇『汉字字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386,21,26,52,29.
参考文献:
[1]窦文宇.汉字字源[M].吉林文史出版,2005.
[2]李思江.说文解字[M].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
[3]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5]北原保雄.明国辞典[M].大修店,平成15年.
[6]子版国辞典[M].(国).
[7]辞苑,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