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8 15:16: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史学思想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等师范院校 历史专业 科研入门 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5-0023-02
受高校扩招及学风浮躁的大环境影响，我国高校有不少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高等师范院校历史专业也不例外。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科研没有入门。木匠当学徒时连斧子都没有运用熟练，到出师时让他打一件像样的家具，这只能是勉为其难。可见，历史专业学生科研入门训练非常重要。本文谈谈此问题。
一、科研没有入门的表现及原因
在实践中，一些学生在科研过程中不知该写什么题目，不知该查哪些史料，对史料不知鉴别、考释、取舍，不会写开题报告，不会写学术史，不懂学术规范，有的学生甚至认为文科文章就是东抄抄西凑凑，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入门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观念上来说，学生由于受到高中阶段“填鸭式”教学及应试教育的影响，片面地认为大学阶段的学习任务是拿学分、考试过关、拿毕业证。学生对平时的课程论文是临时抱佛脚敷衍了事，这是对这门课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不负责。师范院校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阵地，作为师范院校的教师，观念上也需要与时俱进，不能把传授知识作为唯一使命。传授系统的、专业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教是为了不教”应该成为师范院校教学的目标之一，不仅要“授人以鱼”，而且要“授人以渔”。在21世纪，知识更新速度更快，把东西都教给学生是不现实的，教会学生自己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表述观点将更为重要。
其次是课堂教学的原因。现在国家对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很重视，许多大学教学管理者也随之重视对大学教师课堂教学的管理，这是应该的。但也可能出现机械化的倾向。对历史学专业来说，许多教师查了很多资料、很会分析和创新，但学生主要是充当听众和记笔记的角色，没时间锻炼科研能力。学生卷面成绩的优秀，有时是记笔记和记忆力能力的优秀，不一定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
二、历史专业新生科研入门的重要性
大学生科研入门、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相关，这是大的方面。若从毕业论文的质量这一小的角度看，也可见科研入门的重要性。如果大学生在前三年科研能入门，则在大四写毕业论文时就不那么吃力，写出的论文也能比较符合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
一些学生把大学的目标定得很功利，比如考研、考编等。实际上，即便是考研，具备科研能力的学生在研究生复试阶段无疑更能让专家认识到自己的科研潜质，在考取研究生后往往能比其他同学更快地确定研究内容、发表研究成果。并且，今年不少重点高校历史专业考研均实行自主命题，这种命题的优势是：相比传统的统一命题更能考查考生的研究潜力，尤其是分析、综合、创新等能力，具备较好科研素质的学生对于综合性、创新性强的题目的解答将更有优势。即使是考公务员，《申论》的成绩与考生处理资料、分析资料、观点提炼、文字表达等能力直接相关。具备一定写作能力、科研能力的学生无疑会在《申论》的考试中占有优势。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高师院校毕业生都要承担培养中小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重任。现在中小学历史课的教学，要求培养中小学生学会查阅基本史料、进行乡土资源调查、为中小学课堂教学补充教学资料、撰写札记和小论文等能力。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历史教师为了弥补教学资料的不足，往往要自己去收集和补充一些历史资料”。[1]试想，若历史专业的师范生自己在大学期间没翻过、没见过一些基本史料，谈何教中小学生收集史料及进行史料鉴别工作。
三、帮助历史专业学生科研入门的途径
（一）为新生开设专题讲座
此专题讲座不应是高深的专业性学术讲座，应该主要用来帮助大学新生认识到大学阶段学习与中学阶段学习的异同，侧重对学习方法、科研入门的指导。我校近年陆续举办教授、博士论坛，侧重对学生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科研方法的指导，对大一新生的帮助很大。许多大一新生由此认识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与中学阶段的题海战有别，认识到大学学习方式与中学的差异，明确了科研入门对后续阶段的学习及综合素质提高的重要作用。
（二）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无论什么课改，若要真正成功，必须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必须向课堂要效益，否则就是加重学生负担。这首先需要在课程考核管理上与时俱进。现代教育理念及教育规律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所以在考核的时候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没有真正得到发挥，教师不能在每学期每节课都自己从头讲到尾。可以创新的方式为，在专业课学习中，可以有一两节课让学生读、评、写。在历史专业教学过程中，还可以结合所授课程，引导学生研读基本史料、经典学术论文，并予以讨论和评价。比如研读史学名著和史家学术论文“可以增强分析史料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还“有利于研究型、学者型教师的健康成长”。[2]另外，在课堂上，还可以鼓励学生交流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看法甚至是质疑，教师加以引导和讲解。
（三）强化课程论文的科研入门作用
许多学校课程论文往往是上完课之后再写，教师也只是录入一个成绩就结束，这样难以把学生课程论文写作的不足反馈给学生。而对于学生来说，重视必修课的考试，往往会轻视选修课课程论文的撰写。这使得课程论文写作的应有目的大打折扣。其实写好课程论文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础，不能轻视。可以在一门课的期中阶段即组织学习写课程论文的提纲和初稿，教师对其评阅后再发回给学生修改，这样学生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何处。修改后在期末再交上来作为正式课程论文。此外，课程论文的题目不应限定在一两个题目，可以鼓励学生根据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火花作进一步探索。形式上也可灵活一些，鼓励从小题目做起，从小文章做起，从写札记开始。写得好的札记虽然只有几百字，但对写好历史专业论文很有帮助，“札记―论文―专著，这是一般的史学著述的写作程序”。[3]在做好前期课程论文工作的基础上，还要指导和督促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写好本科毕业论文。毕竟，“加强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和有效监控，是提高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整体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历史学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4]
（四）倡导师生互动
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为什么有些学生科研入门情况相对较好一些？这除了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平时勤写多练状况的差异外，还有就是多问多请教。学生对于平时学习、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碎片、疑问，要记下来，向对此问题有研究专长的教师请教，在教师的帮助下判断这些思想碎片、疑问的价值，若有价值则在教师的指导下作进一步探索。还要鼓励用教师科研带动学生科研入门。在历史专业，学生在参与教师研究课题的同时，表面上看是占用了一些时间，但实际上学生还是颇有收获的。比如在学生协助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以对一些基本史料进行阅读、分析、整理，这对学生基本科研能力的形成大有帮助。而且有些史料是本校没有的史料，学生的参与无疑会扩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视野。此外，在师生互动方面，要借鉴已有的一些较好的做法，以提高历史学本科生的科研水平。比如读书会作为史学界的集体研究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培养研究生。实际上将读书会制度应用在本科生培养领域，也非常必要且有效。[5]此外，还可以设立研究性课群，“研究性课群的设立要依托学科优势，突出专、精，课群内部要注意基础知识与专业拓展的结合、专业理论与研究需求的结合，有效实现学生的学、思、研、行的联动” 。[6]在读书会和研究性课群的实施中都要强调师生互动，以实现科研传帮带的作用。还可以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帮助学生科研入门，本科生导师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除了研读中国的史学经典外，还要研读外国的；除了研读古代的，还要研读现代的”。[7]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保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48.
[2] 朱煜.历史课程与教学论[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14.
[3] 庞卓恒.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27.
[4] 王丽英.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与有效监控探析[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4）.
[5] 波.将读书会引入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实践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1（12）.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以来 焦 研究综述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Jiao Hong was in flux， and the research has also gradually in-depth. Especially since the nineties， the research of Jiao Hong into a new active period， the researchers review Jiao Hong also tend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In general， it presents several featur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Jiao Hong’ idea； The books written by Jiao Hong has been approached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Research scope and form are breached， showing a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multi-level.
Key words： Since the 1950’s Jiao Hong Research review
焦是万历十七年状元。他学问广博，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宗教、金石文字等各个方面，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明史》这样评价焦“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①由此可见，焦学问在明末清初得到普遍认可。焦作为明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享誉当世，但后世对其真正意义上地研究始于民国时代。
1938年容肇祖的《焦及其思想》可以说是开焦研究的先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晚明文学热，有一些学者因追溯公安派的思想渊源而研究焦，如嵇文甫在《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中将焦划归左派王学系统，并提及他与袁宏道的师友渊源。其后郭绍虞于194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将焦作为“公安派之前驱”之一，开始对焦的思想和文论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的内在联系有了较深入地探讨。
在此之后出现长达几十年的研究空白期，在这期间一些论著若提及焦也只是因为焦提供了研究李贽其人及思想的辅助资料，并没有专门论述焦的论文及专著出现。
到了八十年代，焦学术思想研究受到了海外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的青睐。李焯然发表《焦及其》，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钱祖新《焦与晚明新儒学的重建》一书将焦个案研究放置于晚明乃至清代整个儒学重建过程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但是作者注重的只是焦思想本体论一面，其他方面却被忽略了。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重访焦的思想世界》等一系列关于焦的论文中都传达出焦兼治心学与考证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被后人接受，影响很大。如林庆彰就采纳了其思想，在《明代考据学研究》中专列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焦的考据学成就、特点、缺点。
九十年代关于焦研究的专著取得了很大成绩。李文琪的《焦及其》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成书依据与传本，介绍了其体例、分类与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焦目录学成就的代表性著作。李剑雄先生的《焦评传》“以精炼的语言概述了焦氏的生平、治学路数及其成就，用翔实的材料支持其纲目鲜明的评述，使读者可以从此书大致把握焦氏的造诣和学术地位，是迄今比较完备的一本论述焦氏学术评传。”②
到了21世纪，人们对焦的研究才开始走出那些固有的研究模式，开始尝试新思路。以《俗书刊误》为例窥探焦治学的态度，亢学军从《焦氏笔乘》中探讨焦的考据学成就，韩春平从焦与金陵通俗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下手，详细介绍了焦参与小说和戏曲创作、评点等活动的具体情况，焦自云、汪永平从焦归隐泉林的生涯为切入点，通过这个时期焦的治学活动探讨其学术思想，刘开军从焦学术交谊下手，研究焦对李贽和徐光启的影响，白静对焦以禅意为最高境界的佛教诗学观进行深入阐释，黄熹以焦思想为中心论述了晚明儒学转向说的缺陷，吴正岚从焦《易筌》对关澄的易学沿革及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做了深入探索。其次做到了全面化，这主要体现在对焦研究时不仅看到了其学术价值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注意到了他治学不严谨、思想保守的情况，这些不足也都在论文中展开了论述，这样就对焦的评价就更全面、更公正。
一、 著作等身――焦其作
焦一生著述颇多，可以用“著述等身”来形容。焦在史学方面著作很多，代表作是《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等等，此外《澹园集》、《焦氏笔乘》中的一些传记也有史料价值。这些仅仅是他作品的冰山一角，可见其作品包罗万象。《俗书刊误》12卷，是焦在文字学和考据学方面的代表作。《玉堂丛语》、《焦氏类林》、《明世说》是焦所著的三部“世说体”小说。焦在经学、心学、子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焦弱侯问答》、《易筌》、《老子翼》、《庄子翼》等书。
焦的《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史学著作最引人注目，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可焦史类著作的疏漏也一直受人诟病。王炜民《从看焦》从《四库全书存目》十三种分类介绍焦的著述，从中可以看出焦的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对明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很值得一书。还有作者从《四库全书》及《总目》入手，主要是为了驳斥《四库全书》及《总目》对焦评价的不公正之处。展龙《焦著述提要补正两则》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的两条提要分点一一驳斥，还焦一个清白。
关于《国朝献征录》的研究有杨波的《焦的文献价值》、展龙的《焦征引文献考》、胡永容和杨波的《焦与》、展龙的《论焦的史料价值》，展龙的《焦的编纂及版本流传》，由此可见，《献征录》研究时间和作者都很集中，研究方式一般都是作者从文献考据学入手，对其文献、史料价值、版本流传、编纂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没有多少突破，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都很传统。
焦的《俗书刊误》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虽然这部书学术价值极高，可是现只有《研究》、李彬《前四卷所列俗字的分类研究》、、李焕荣《焦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的成就与失误》这为数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专门研究焦这部著作。这些论文从文字学、音韵学角度对《俗书刊误》一到四卷所收俗字进性归纳总结，就其成绩和失误做点评。
焦三部“世说体”小说《焦氏类林》、《明世说》、《玉堂丛语》，学界对其关注微乎其微，《明世说》已散佚不再赘述，但《玉堂丛语》、《焦氏类林》却值得深入研究。李焯然《焦及其》只将其版本流传、成书经历、与《世说新语》和《焦氏类林》的区别以及取材不加注的缺陷写了出来，强调的是其史学价值。文章于考论中总结自己的观点，只是内容很单薄，论述很浅显，没有把《玉堂丛语》的内在价值挖掘出来。兰伟硕士论文《焦研究》对其成书、版本流布、体例风格、文献征引、及其价值做了深刻探讨。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不仅注意收集官方史料，而且对明人文集、笔记、方志和其它文献等和《玉堂丛语》相关的史料也很关注，意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然而作为焦的“世说体”小说《玉堂丛语》，兰伟却只将其定位于史料笔记，仅从史学角度分析这部著述，显然是不够准确的。胡翠娈《焦研究》以《焦氏类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考论结合的方法把《焦氏类林》放在“世说体”小说发展的长河中探究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小说价值。文章按照梳理研究现状、探讨写作背景、分析分类体例、考论文章选材、分析了小说性最后总结其价值的写作思路，全面分析了《焦氏类林》。但是这样面面俱到的写作模式却忽略了《焦氏类林》笔记体小说的特性，不能很好地表现其文学性。
亢学军《从看焦的文献考据学成就》从焦考据学思想入手结合晚明学风地演变得出焦考据学的得与失。史振卿《研究》拓展了前人研究成果，打破前人只是关注《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等史学代表作的传统，从《焦氏笔乘》的史料考据学成就和《焦氏笔乘》中关于《史记》的讨论，来探究焦的史学成就。作者这种从小处着手，面向多方位的研究方式值得提倡。陈瑞芳《从看焦文献考据学研究》，开拓研究领域――《焦氏笔乘》中有大量诗歌考证与医方辑录的条目，但目前研究资料表明，关注者甚少，所见焦考据学研究的文献中，只有林庆彰先生《明代考据学》和李剑雄先生的《焦评传》中有就《笔乘》中的诗歌考证进行论述，而述及 医方者仅龚仕明《焦氏笔乘医方杂识》。③作者从《焦氏笔乘》中，焦考订诗歌、辑录医方两方面来进一步讨论焦考据学成就，据此全面探及《焦氏笔乘》中所反映出的焦反对空疏学风及学术经世的文献考据学思想，以及考据实践在晚明学风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心学的绝唱，实学的序曲――焦学术思想
焦生于古学复兴运动之后，再加上江南深厚的文化传统，从小就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养成博览多识的习惯，“传癖书，成于结发”④，并注重经学，“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焦学问分为两种：一种是心性之学即会通派王学，一种是经世之学即各种实用的知识学问。
向燕南《焦学术特点及史学成就》写焦的学术特点主要论述了焦的史学成就，焦治学博而精审，正可谓“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③蔡锦文《论焦的哲学思想》从尽性命之学、“百姓日用为道”的泰州学派特质、禅学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四方面来写焦的哲学思想。张学智《焦的和会三教和复性之旨――兼论中国文化的融释精神》文中主要阐释了焦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他的思想，是泰州学派中精英一脉与当时学术思潮相融合的产物，焦的思想和学术鲜明地体现了融通儒释道的特点。因此才有人说焦“不仅是提供了明代的新儒学，而且提供了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④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中有“焦的儒释道三学”一章，对焦的分析代表了焦研究的新水平。张学智综合考察了焦儒、释、道三教思想，并将前人一直忽略的问题――焦的“礼”即“理”的观点给出合理解释，他认为这种形而上的解释角度很新鲜，在同一时代很少见。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沿着前人的研究方向――焦与性灵文学的思潮的关系开始探索，一方面考察焦的自身思想、学术的形成及其内部的关系，揭示焦在思想史上的典型意义，另一方面，以焦为中心，通过考察他的思想渊源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交往，研究焦与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虽有会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却没有接受当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思想，可见焦的会通思想并非没有疆域。焦对佛教是抱宽容吸收态度的，是一位著名的三教归一论者，写过不少谈佛的文章，散见于《澹园集》、《焦氏笔乘》中。谢京恩的《焦与佛教》，首次对焦的佛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将焦定位为心学家中的佛教居士，此研究对焦与佛教关系的探讨大有裨益。施锡美的《焦庄子翼研究》一书借焦《庄子翼》一书，阐明焦融通儒、释、道三家的具体内涵，但因对焦《庄子翼》一些基本思想的误读，如焦对郭象注看法的认识，使得文章的结论有所偏失。
龚鹏程《晚明思潮》一书有一章专门论述焦，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证焦在晚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焦的道家思想。白静的博士论文《焦思想研究》详细阐明了焦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并在整个思想大背景下谈他的文学思想。作者关于焦道学研究是在龚鹏程所论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焦的文学思想，主要是探讨焦的性灵说和诗学观。黄熹《焦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深入讨论了焦思想里知性与三教融合的关系及三教会通的依据这两方面的问题。黄熹基于对焦思想的考察和对理学背景中“尊德性而道问学”问题的分析，可发现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焦与儒学自身均存在误读。黄熹还分别从《老子翼》、《庄子翼》为出发点研究焦，更为焦三教会通思想找理论和逻辑根据，对焦思想研究极为透彻。吴正岚《焦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由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可以考察明代中后期汉易学发展的思想资源。焦《易筌》对吴澄易说多有吸收亦有自己独特之处――以汉代文献为考证的决定性依据。
这些研究焦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论述其会通思想，或深入或浅显，都阐述了焦对“心学”孜孜不倦地追求，融通儒释道的特点，焦史学经世的天下情怀、易学的学术意义等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可以说焦学术思想深邃博大，值得更多学者探讨。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剑雄，《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M]，上海古箱出版社，2007
[3]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5] 容肇祖.焦及其思想[J]，燕京学报，1938（23）
注解：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2页。
② 刘海滨，《焦与晚明会通思潮》[D]，2005。
③ 何满子《焦与》[A].见《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④ 陈瑞芳，《从看焦文献考据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⑤ 焦，《澹园续集》卷五《答薛鸿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56页。
⑥ 焦，《澹园续集》卷一《刻两苏经解序》，第750页。
[关键词]环境史 环境问题 历史研究对象 历史认识论 历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无论是自己的思考，还是同学们的询问，都涉及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些心得体会，并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们做过或深或浅的交流。这里，将近年来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总结出来，以飨读者。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对于从事环境史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笔者重点强调的是，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具体而言，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们知道，史学界已有人认识到，环境史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森林与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的损耗，核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外来物种向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场所的丧失，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等等。[1] （P2） 上述认识，显然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意义的一种阐发。简言之，环境史研究大大拓宽了史学的范围，其中一个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学家已经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纳入史学的范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对人类历史内容之认识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关于这个方面，笔者曾结合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的一个观点，[2] 谈过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维特在书的“绪论”中说到：“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2] （P7） 针对洛维特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肯定异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但笔者认同，世界历史进程的确催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思维现象，即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其中一个衡量标尺，是“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体现，则可能是物质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将这种“历史不断进步的发展”认识，全然说成是一种“现代幻想”，肯定会惹来众多的非议，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无需用什么深奥的道理，只要列举凭经验就能感知并触摸的诸多事例，就可以指证洛维特的“现代幻想说”的虚妄。
然而，愚见以为，洛维特的上述说法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因为，时下的环境史研究几乎可以证明的，不是“现代幻想说”的虚妄，而是“那种现代幻想”的虚妄。换言之，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确乎是一种现代幻想，因为它可以通过并已通过一个个实证研究，无情地向人们揭示，人类在维系自身存在的同时，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说切断了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样，不管他如何抗争，到头来未必能逃脱“弑父娶母”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以“现代化”为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为了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可以说，人类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的同时，也在“自毁长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难与恶；其中最为深重的，可能莫过于人类自己制造的核弹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及其赖以支撑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还是毁灭”，的确成了问题。并且，今天人类的生死之忧，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对“人”的生生死死这一个体问题的忧虑，而是对生养人类的大地母亲及其养育的无数生命之存亡的整体问题的思索。因为，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我们就应该坦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包含着重重悖论。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存在之链”。创造即毁灭。人类为改善衣食住行所创造的哪一项物质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为代价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们在发明坚固耐久的材料，用它来构筑平整光洁的路面时，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养，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况，这样的材料可能还是以挖空、炸碎山体而取得的。
的确，环境史家所研究的各类环境问题，是一个事关包括人类自身的整个地球的“生死之忧”的大问题。由此，笔者认为，即使环境史研究停留在这一层面，也足以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已惊醒一度沉睡在“发展”、“进步”之春秋大梦中的人类。在人们当下所制定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措施中，不能说没有环境史学家所贡献的智慧。关于这一点，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颇具代表性。
当然，环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应停留在为人类文明大唱挽歌的层面，毕竟，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又是一个最坦诚的监督者，会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4] （P431） 其实，理性在“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时，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们断不能将它们两者割裂开来。实际上，人类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要求人类自身调整的强烈信号的。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逊……无数先贤往圣的言与行，正是他们在面对人类偏颇行为时所发出的这样的信号。我们既然有志于环境史研究，就不仅要学会倾听和接收这样的信号，而且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宣扬这类榜样的力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一书中，[5] 已经为我们勾勒了如何把握这种“信号”的清晰线索。笔者近几年在这一领域也有所探寻，并拟定了系统研究的计划。目前，已从政府立法和民间环保两大层面着手，指导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导同学研究过英国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针对空气污染的《碱业法》（制碱业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被英国人视为污染空气的大户）。[6] 在民间环保方面，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相关内容。譬如：关于美国，有同学研究了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交锋。[7] 关于英国，有同学研究了“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环境保护行动，[8] 有同学梳理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9] 还有同学正在研究和总结“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历史和成就。关于日本，有一位同学从环境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俣病问题，探讨水俣病患者与同情他们的人士的维权行为。为此，他去日本留学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资料，还作了必要的调研工作，从而将一个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积极支持水俣病患者并倡导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现出来。他在毕业论文中，花了一节的篇幅记录了他对旗野秀人的采访。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这位“怪人”在帮助那些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时，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唤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爱的追求。[10]
2006年，我们编写了《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书，[11] 该书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纪人类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害，人们面对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针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从两个方面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从学科层面认识到了环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历史内容，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环境史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譬如物质环境史的同时，还可以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等相结合，从而发展出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军事环境史等众多的次分支领域。并且，我们已对其中某些领域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2] 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层面领悟到环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类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剧精神。自近代以来这种悲剧精神的某种体现，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终在与克劳狄斯式的冷静计算相较量。虽然后者可能一时占上风，甚至仍在变本加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史中，对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之爱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断；对自然之内在价值的倡导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①
以上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谈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就历史研究领域和主题的扩大，以及重新探讨与解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讨19世纪英国的霍乱，[13] 重新解释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14] 等，环境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那么，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我们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世界近现代史基本理论和专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讲过“环境史：作为一种反思的史学理论”这一专题。在此笔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这样的问题，当史学工作者受到当代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而着手研究环境史时，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史学作出了什么样的新的思考？为此，笔者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强调，当我们说环境史学工作者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意识到人与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并深入研究，环境史到底应如何认识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笔者曾做过专门的分析。[15] 目前笔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环境史对自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和书写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高国荣先生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有一章专门谈及，而且谈得比较透彻。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时期各文明（包括各学科）中的人们关于自然的“实然”认识外，还应该进一步挖掘他们针对人类自己、约束人类自己而赋予自然的“应然”蕴涵。在这方面，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无疑是我们从中汲取思想养分的宝库。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等学说或主张，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环境史的自然观，可能会很有启发。在笔者看来，生态价值或自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为真即可。谁都能感觉到，人类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赖着大自然的恩泽；迄今，人类也只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滋养的乳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饶有兴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不争的事实为何在今天非得经过论证还要大力倡导不可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纳什在其著作中已为我们勾勒了这一研究的线索。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在教学中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之交换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现在看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这一步是很不够的。固然，环境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必然要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资料，① 乃至范畴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应满足于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对外在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要将环境史局限于专门之学，而要首先将其主张的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理念视为一种通识观念，以重新考察人类的历史运动，从而如上文所述，对许多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其次，还要将环境史的人与自然互动理念内化为一种情感。这样，在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时，虽然我们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胜”的论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的生命关联，人应该践行对自然的无条件之爱，而这种爱是不需要论证和计算的。为此，也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将历史上本来存在的这类爱与美的言行揭示出来，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
还有，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和分析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对此，笔者从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谈过环境史应有的特色及其推动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譬如，关于环境史的治史原则，笔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这是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出发，并结合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原则而生发出来的。具体而言,“上下左右”是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中的上层、下层，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而对上下左右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变迁的认识和研究，因将社会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勾连起来，从而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相比，可能会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或揭示历史的存在。这样，环境史凸现的“上下左右”的原则，即是对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和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继承”可以从人及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可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关于环境史的叙述模式，笔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这是对环境史叙述的立体抽象。其含义是，环境史的叙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种要素，人们通过讲述这些要素之间因相互影响、分合交错而演绎的各种故事，构建了一种立体网络状的历史画面。② 至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③ 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把握。对于笔者个人来说，从事环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摆脱环境无意识、增强环境意识的环境启蒙过程。这确实是实情，因为在这之前，笔者从没考虑过自然的意义这类带有哲思的问题，即使对自然有些认识，那也只是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都必然会有的那种朴素的直观的想法。现在，笔者这方面的认识多少有些升华，对自然的爱、对弱者的关怀已内化为自己的心性气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较好地遵循深生态学的理念，俭朴、节制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样，笔者从事环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觉、更积极；不盲从、不懈怠。
如果笔者不研究环境史，就产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认识；换个角度说，笔者以前所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没有教给笔者上述那些可能更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史学智慧。此外，对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或现实意义，笔者曾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环境史研究是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条路径，是解构有关环境问题之不当论调的一种方法，是增强环境意识的一个措施。而且，为了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解之中，笔者还于今年4月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百人工程”项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两位朋友，计划对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现状展开调查，并从废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期望，通过关键问题和关键角度，从一个方面切实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危险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和管理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别是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这一调查计划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已按计划进行。可以说，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正是环境问题研究者和环境教育宣传者接触现实、了解现实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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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史学；区域音乐史；音乐专题史；西北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3-0192-03
一、西北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一）相比其他地方乐史：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待加强。著名音乐史学家陈聆群先生就曾言：“其他地方乐史研究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上海音乐史学界的同仁们也应该奋起直追，写出一部上海音乐史来！”。尽管此言不乏陈先生的豪情壮语，可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到研究地方乐史的相关信息。如一方面我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受到了音乐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地方乐史研究可能存在：整体研究区域范围相对集中，研究成果显著，部分区域研究缺失的特点。本人后来翻阅大量资料时发现，陈先生之言也是有理有据。
首先，研究我国地方乐史的相关理论著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年都以向上形态递增，且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理论成果，由此推断，近年来关于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必是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热点论题。其次，我国区域音乐史整体研究②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其中以哈尔滨、福建、浙江、北京、台湾等省（区）为最，产生了一些诸如《福建音乐史》、《哈尔滨西洋音乐史》、《浙江音乐史》、《东北现代音乐史》等学术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著作、期刊或学位论文的形式出现。另外，除了通史性的著作外，也有大量的个案音乐专题史，光东北音乐史研究方面，就有《哈尔滨音乐团w历史考察（1945-1949）》、《在“鲁艺”影响下的东北专业音乐教育》、《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三十年（1961-1990）》等几十篇的专题论文。尽管区域音乐史研究成果显著，然部分仍存在缺失现象，西北乐史研究就属于缺失的那一部分。它相比其他区域音乐史研究，无论是学术队伍还是研究成果、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则要逊色很多，至今仍未出现一部系统地研究西北音乐历史发展的理论专著，仅出现了《中国西部音乐论》、《延安音乐史》、《新疆兵团音乐史》、《西域音乐史》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学术价值性较高的史学类著作，也发表了一-些像《民国时期青海音乐史概述》、《宁夏音乐发展史述略》、《1949-2009“新音乐”在西安》等具有开拓性的论文，但也都是些断代史性质的专题史。纵使再有一些个案研究文章，除了大部分焦点在延安音乐、敦煌音乐、西域音乐三大主题外，剩下了《西北音乐教育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西北音乐家介绍（一）（二）》、《乐舞新疆》、《略论抗战音乐在新疆》、《西北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研究》等零星几篇。、西北乐史的研究的缺失现状，亟待加强。
（二）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提高和完善中音史。“重写音乐史”自上世纪90年代，由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内最先提出，后来于古代乐史学科也得到了响应。这次讨论历尽20多年，参与的学者众多，影响之大，一直从未间断。那么，现在讨论的西北音乐史的研究到底对“重写音乐史”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学术界对“西部”地域范围的界定有两种：一种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西部；另一种为文化地理概念上的西部。目前前者观点基本达成一致，后者说法仍各一。笔者认为“西部音乐”作为一种区域音乐文化事象，应以文化地理概念释义“西部”，也同意罗艺峰先生将“西部”的地理范围界定在西北五省（剔除了具有西南音乐文化特色的陕南秦巴山地区）与西藏的部分区域之间的观点，并且对“宋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就是一部西部音乐史”（第3页）的著名论断深感赞同，笔者由此萌生出新的想法，即研究中国古代乐史不但是一部西部音乐史，更是一部西北音乐史。“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不仅起始在西部，也在西部”，恐怕主要原因也与当时西北乐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今陕西省西安市（古称长安），作为汉-唐三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轴心之所，古长安及周边地区音乐文化成为了当时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中心，也是对中原音乐艺术魅力的完美显现。所以谈及汉、隋、唐三朝音乐文化的发展，大家首当其冲地想起今陕西省西安市及周边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另一方面，今西北大部分地区如陕西（长安为起点）、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如吐谷浑）和新疆（古西域）四省作为汉-唐“路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它打通了当时西域乃至欧洲一些国家和我国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间的往来，因而也就成就了汉-唐音乐文化的繁荣盛世。如唐代燕乐之一的“十部乐”中，多半原为今新疆（龟兹乐和疏勒乐等）、甘肃（西凉乐）和陕西（清乐）等西北地区的地方音乐文化，而这些地方音乐文化的发展恰恰却代表着正史中所记载的汉-唐音乐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再者，诸如敦煌曲子词等音乐考古学的出土，让我们更坚定地一提及汉-唐音乐就离不开西北，我国西北乐史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弥补中音史（古代）中忽略的或失实的音乐历史，而且及时地挖掘-搜集-整理-研究西北地方音乐文献和大力地发展西北地方音乐史学，对整个中音史的“重写”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课程 初中历史 切入点探究
一、教师要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要实现新课程目标，历史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由传统的接受性学习，转变为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这是实施新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笔者认为以下做法值得借鉴。
1.范式引领。教师在课堂上选取那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历史内容进行讲解，以此作为范例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地理解学科知识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原理，并借助于这些原理和学习方法的“迁移”实现活学活用。如“评价汉武帝”“评价唐太宗”“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作用”“列出秦始皇、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过”。教学时，教师可以汉武帝为范例，将汉武帝参与的重要活动分为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以事实为依据对汉武帝进行评价;也可以将汉武帝的重要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予以评述。还可以将汉武帝的重要活动按照所起作用的积极与消极性分别评说。学生掌握了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就能够对历史上诸多的重要人物一一评价，达到“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的目的。
2.激发兴趣。历史课程中有许多丰富精彩的片断和内容。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片断和内容，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和形式，如创设故事情境、媒体情境、表演情境和对话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在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后，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多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开阔历史视野，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启发学生的思维，不断鼓励学生的学习表现，充分肯定学生的成绩，使学生在激励性评价中享受成功的喜悦。
3.鼓励并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收集、筛选文献资料的能力，还能锻炼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因是初中学生，教师不必对论文的写作规范和篇幅作过多要求。在论文的选题和立意上，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同时，教师要注意教导学生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杜绝不合逻辑推理的“标新立异”。教师要有意识地教导学生，所谓创新，只能是科学的创新，而不是缺乏充分事实基础和理论根据的所谓“标新立异”。学生完成小论文后，教师应及时、认真地阅读和讲评，多一些鼓励，多一些赞扬，对于小论文中的不足与缺陷，教师应单独予以辅导，帮助学生纠正。例如，史书记载孔子有三千求学弟子，成材七十二人。对于这一记载，就有学生发表看法，认为孔子培养的学生成材率非常低，称其为伟大的教育家是不正确的。对此，教师应及时帮助学生纠正这种错误观念。
二、教师要提供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平台
目前，学生不重视历史、不喜欢上历史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普遍存生。历史课程和教学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严重脱节，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增加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这就要求历史教学紧密联系现实，提供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平台。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其实质就是在现实社会这一独特的“情景”氛围下，基于已有的社会认知，通过人和人的思想碰撞，理想与现实的交流，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实现社会个体对历史内容进行现代“意义”的自我建构。
司马迁写作《史记》，其原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其目的为“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更是明确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学习历史就应从现实生活开始，而不是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为历史而讲述历史，对于这一点，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在现实这一大的社会“情景”下解读历史，我们会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解历史的视角。
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现实的背景下解读历史，不仅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其切身体会到了“以史为鉴”的真正含义，还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因此，借助现实解读历史，借助历史提示现实，其实质就是一个对历史再学习和再认识的过程。
三、教师要了解学术动态，更新知识结构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渗透了许多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更具有科学性。但《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作为教学标准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由于历史研究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使得历史教育在某些方面存在滞后性。怎样才能克服课程标准和教学的这种局限？这就要求历史教师一方面要用心体会课程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要积极关注历史学界的研究动态，更新知识结构，适当地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引入课堂教学，弥补课程标准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滞后。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让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要注意的问题，并建议把撰写历史小论 文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一种补充手段，丰富中学生的学习生活。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 中学历史教学
小论文撰写曾是高考的一个重要题型。随着文科综合考试的推广，历史小论文撰写也淡出了中学老师的视线。本人认为在强调教育创新的今天，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既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意义和要注意的问题，以供各位同仁斧正。
一、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用这种方法学习历史，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这与时代的要求、素质教育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撰写小论文是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第一，它是主动学习的方式，论题的挑战性激发了学生不断地探索研究的欲望，促使学生自觉地安排学习活动。第二，它是体验的方式，撰写小论文也是体验历史的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能取得更多的收获。第三，它是综合学习的方式，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学科知识，而不局限于历史学科，这也体现了知识的联系性和综合性。第四，它是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论争答辩，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可以说，撰写小论文是研究式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在满足好奇心的探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记忆知识、提高认识和锻炼能力。现代中学生理应掌握这种学习方式。 （二）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进行情感意志的体验，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认识水平。学习者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的形成。撰写历史小论文还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学生搞好学习的必要因素。”“学生一旦具备了自学能力，就增强了学习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地获取新知识，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探索新知识创造了条件。” （三）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1、要注意历史小论文与专业论文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小论文等同于历史专业论文。历史专业论文的撰写者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史学专家、大学生等，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论文的专业性要求很强。而历史小论文所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知识面狭窄，对历史材料和论题的分析解决能力较差，所以我们不能用专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中学生。“只要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托，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述清楚即可”，我们不必求全责备，要求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 2、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搜集、整理与表达历史资料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在撰写小论文的各个阶段，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相关活动，不能过分约束他们的行动。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既要适时组织学生的搜集、分析讨论、写作等学习活动，又要以参与者引导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不断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3、对小论文的评价，教师不必面面俱到，应以肯定为主，及时鼓励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愉悦。不管采取什么评价方式，都应有助于学生实现更高学习层次的目标，激发学习热情，实现学习效果的增值。 4、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如分析指导时，教师不能完全替代学生的活动，更不能嫌麻烦减少学生的活动，否则就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在于激发、鼓励学生，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尤其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汉林 例谈中学历史教学设计（J）
（2）吕伟英 浅谈在新课改环境下创设历史情境,激活探究思维,历史教学经验交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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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创新能力教学模式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与应用正成为这个社会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必然也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作为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重任的教育正在由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轴心”。顺应这一趋势，教育必须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造就创新人才作为面对新世纪的价值趋向。为此，本文特就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了如下探讨。
一、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
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因此，历史教学要提高学科的实用价值。
首先，我们至少应向学生展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其次，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使学生“喜”学。高中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与初中比较，普遍感到困难，出现“怕”的情绪。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学生的成功心理，这对稳定学习兴趣有极大作用。我们可以结合教学由浅入深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层次的内容作出达标的要求，对学生每达到一个层次，进行及时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有信心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学习。总之，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多加以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最终保持历史学习的稳定兴趣。
最后，要重视对历史理论的学习，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会”学。在基本历史理论的教学中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要控制好“度”。高中学生毕竟认知水平有限，如果要求过高，理解不了，对学习历史就会怀有畏难情绪，就会“厌”“怕”。因此，教师要深入细致地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度，不能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更不能使他们不堪重负而丧失学习信心、兴趣。
二、提升高中历史的课程实用价值，激发学习兴趣
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大部分高中生对历史的兴趣，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层次上，即直接兴趣。直接兴趣非常不稳定，常常会因为各种因素降低、减退。当知识简单易懂时，学生会产生较大的情趣和自信。但是当遇到知识点难懂难记时，学生容易感到乏味、枯燥，甚至觉得困难，自信心丧失，直接兴趣自然会随着消失。因此，要提升历史课程的实用价值。首先，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高中历史学科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采用小研讨的方式，让学生充分调动所学历史知识和依据，提高积极性；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增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时事热点，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对当今形势有一个大概的分析，从而认识更加深刻；也可以在班级做一些历史小竞赛的活动，根据高中生好赢、爱面子的心理特点，让学生参与到竞赛中，通过比赛的方式刺激学生主动去学习。其次，要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在成功中感受到学习的喜悦。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相比而言，内容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许多学生比较害怕学习历史，觉得自己学不会。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由浅入深，由简到难，逐步引入，对学生要及时表扬，增加学生的成功心理，稳定兴趣。再次，要重视历史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学以致用。教师要根据高中生的认知水平，适当的贯穿理论知识，让学生不仅学会，还要会学，掌握了方法，学生遇见难题时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
三、进行研究型学习，培养创新能力
历史创新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历史知识，还要让学生学会如何掌握历史知识。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加强学法指导。
1.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
要指导学生有效地开展自学，除了要求学生明确自学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法指导。一是通读全课，搞好预习。先通读了解教材的内容，再分子目读，明确各知识点的关系，最后抓住重点、难点，反复阅读；二是读思结合，开动脑筋，启发思维。三是善于质疑，就是在自学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此，不但要求学生把书读懂，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来几个“想一想”，为课堂学习打好基础。
2.指导学生研究历史的方法
研究历史的方法包括：第一，让学生归纳历史事件的学习步骤：概括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和过程特征，表述这些步骤的具体内容。第二，让学生归纳历史现象的学习步骤：概括特征，分析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影响，表述这些步骤的具体内容。第三，让学生归纳关于历史人物的学习步骤：明确人物的事迹，从中能学到什么，对现实学习生活有什么作用。第四，让学生归纳多个历史事件或现象的学习步骤：回忆这些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概括其特点和发展规律。
3.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
世纪之初，在反思与展望中国史学及其作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一文，由此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热烈争论，至今年，唯物史观理论再研究已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主要参考文章：
①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现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②本刊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史学理论研讨会》，《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③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l期；④李珍：《用唯物史现指导史学研究的现实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9期；⑤孟广林；《唯物史现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午第3期；⑥郑广永：《由狭义、广义文化观到新文化观一一兼论文化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⑦汪征鲁：《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一一关于文本解读的思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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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集》卷28）。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将《元朝秘史》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钱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书卷28。日人岛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访书，据其所著《访余录》说，曾见到钱大昕作过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写在行间栏上。此本已失传。参见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广泛搜罗金石资料（所得元碑铭达四百多件）用以证史，更是他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大昕为其中125件作跋，据以考订《元史》及其他史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周密的考证方法逐卷审核旧史，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阙，近1200条；《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问中，订补旧元史者又达数百处，大多精当。元代多有汉人另取一非汉语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汉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错误，此类问题经钱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说：“［廉］希宪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为尤甚也。”（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宝云寺记》。）道出了考订元史的艰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称任职翰林时着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自记》。），但实际上他仍继续编撰，后将《氏族表》、《艺文志》两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写”（注：钱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黄锺所作识语中说，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见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间大昕侄孙所作《钱氏艺文志》著录有《元史稿》百卷，谓“在金陵汪氏处”；岛田翰《访余录》称曾见到《元史稿》残本28巨册（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钱竹汀手稿本”。参见方诗铭前揭书，第127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从传世的氏族表和艺文志两部分看，其资料搜罗之广，考订之精，译名辨识之准确，在当时条件下确已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代史家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参证，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为完备。另一乾嘉史学名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点立题，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加以阐明。钱大昕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迈，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学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考订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着相当大局限。其一是他们仍然无法填补旧史中漠北、西域地区记载的空白，徒叹文献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译名，即使是钱大昕那样精通音学并懂一些民族语言，也往往束手无策。如《考异》补订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录〉仅一条，全不考地名，竟谓“元时西北塞外皆为诸王封地，不立州县，有牙帐而无城郭”；又，误考钦察酋长八赤蛮为部落名，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i-qut)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等等（注：《二十二史考异》卷89地理志考异：卷86太宗本纪考异；卷94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考异。）。
前，一些学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战后，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元史与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邻地区关系最大，于是如梁启超所说：“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竞言训诂音韵云。”同时，一些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中文，也丰富了学人的西域史地知识。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编撰《》时又从外国书中获得一些新资料，其后他着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种元代文献以参订旧史外，还利用外国资料补充本纪内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国传，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时人也称赞他的《元史新编》“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注：邹代过：《元史新编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国普通读物，几无资料价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语言知识也不足以对付元史上的问题，弄出许多错误（注：如《新编·太祖本纪》谓蒙古名称之旧译“蒙兀”“蒙骨”后来成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谓乃蛮“屈出律据西契丹，杀使者，帝怒而西征”，误以花剌子模为西辽，复因旧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纥的记载，竟说“回纥者本乃蛮之旧名，及屈出律窜据西契丹，仍以回纥称之”；《宪宗本纪》谓叶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诸朝《平服诸国传》所载西域诸地名的定位，更是错乱不堪。其《西域藩封传》称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盖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译本）所误。）。魏源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赞扬的，但却不成功。在他之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对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专门的研究，当时该地区地理图籍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考释颇多准确，这方面超过了前人，但因语言知识和资料不足，对西北史地的了解还较肤浅，错误也相当多（注：如何秋涛谓“察其国名声音之转变，则知俄罗斯实乌孙之遗裔”；又谓“罗刹”（清初俄罗斯的译名）乃“可萨”（哥萨克）之音转；谓“几富”（基辅，元译“乞瓦”）系以元定宗贵由之名名之；谓“素丹”（sultan，伊斯兰国家君主称号）即“斯坦”（stan，意为地区、国家）等。皆见《朔方备乘》诸考。李文田谓巴鲁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图尔（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两水之间地）即“鄂拉”（a'ula，山），将撒阿里川（在克鲁伦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区等。见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史关系密切，故早为西方学者所重视。17世纪末，通晓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诸语并熟悉穆斯林文献的法国学者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据波、阿文和欧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个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册，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纪，来华耶苏会士冯秉正(De Mailla)译《纲目》《续纲目》为法文，编成《中国通史》（10卷，第九卷为元史），宋君荣则译《元史类编》本纪部分为法文（见前）。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汉、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资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时期，帝俄科学院组织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历史资料。到19世纪，在科学思想进步的推动下，欧洲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欧洲列强的东方扩张政策也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东方学分支学科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而获得了长足进展。19世纪前期的杰出汉学家、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德）发表多篇蒙元史论文，利用汉文史料与波斯、亚美尼亚、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亚美尼亚人多桑(d'Ohsson)精通欧洲诸语及土、波、阿等东方语，长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相当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并广泛搜集突厥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以及汉文（用上述宋、冯译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译《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详细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统、完整地叙述了自蒙古兴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国兴亡的历史。同时，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两部书(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叙述蒙古西征欧洲为重点的《蒙古人史》(1870)，英国历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国境自13世纪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学术文献中有了相当完备并能反映全貌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纪西方学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法国东方学家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专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对《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纪波斯原文作了精细校订，译为法文并加详尽注释（其中很多条实际上是长篇的历史学、语言学考证论文），以《波斯的蒙古史》为名合并出版(1836)。俄国东方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对蒙古语和蒙古历史文献有精湛研究，他将蒙文本《蒙古源流》译为德文并详为注释，与原文合并出版，名《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1829)。上述两书的校勘与注释有很高学术价值。俄国正教会北京传道团出了一批兼通满、蒙的汉学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将《元史》前三卷译成俄文，并采《纲目续编》补充，编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习理(V.I.Vasil' ev)译出《蒙鞑备录》(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将三部最重要的汉文蒙元史史籍译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长春真人西游记》，1868；《圣武亲征录》，1877）。此外，俄驻华使馆医生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专注于东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译注《西游录》《西使记》等多种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东西史籍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物产等进行考释。俄国东方学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释译与研究上成绩尤著。哀德蛮（F.Erdmann，德人）用德文译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据此书成吉思汗纪并参用俄译汉文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发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译本；齐申高申(V.T.Tizengauzen)从许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辑录有关金帐汗国资料，译为俄文，汇刊一巨册(1884)。亚美尼亚文史籍《海屯行记》《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与1870）被译为俄文。西方学者对蒙古元时代东来的欧人卡尔宾尼、鲁勃鲁克、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等人的旅行记及其他欧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细研究，出了多种近代欧洲文字的译注书。
概括地说，19世纪西方学者的成绩主要在于东西方各种文字蒙元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校勘、翻译、注释），以及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最为突出。不过他们多数是波、阿文与汉、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汉文蒙元史籍和中国学者的考订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汉蒙文资料对勘，译名屡有差错。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我国学者不仅对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对各种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是茫无所知，显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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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与西人著作的最初引进及其影响与局限
洪钧适逢其时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使这种落后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晚清元史学成为显学的风气下，洪钧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及贝勒津所译《史集》等书读之，始知域外元史资料之丰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殚数年心力著成此书。其太祖本纪译证系转译贝勒津的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并参考汉文史料及多桑等人书作注释考订；20余篇补传以《元史》失载的西域诸藩王为主，主要据多桑书译编；此外还撰写了西域地理诸考。由于有大量新资料（包括俄国、波斯的地图）为依据，洪钧对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考证，订正了魏、何等人许多讹误，例如，魏源书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诸藩错误特甚，至以太祖西征为攻乃蛮，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葱岭东（如以玉龙杰赤即玉龙哈什＝和阗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等等。洪钧书一出，确使数百年来如堕云雾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蒙元史著作经其译介，为我国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打开了丰富的域外史料宝库之门，于是称引“西书”以与汉文史料相参证成为本世纪初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大量新资料的输入带来了研究的新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补充参证为标志的新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书从体裁到编纂思想和方法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范畴，但资料搜集甚博，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无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儿史记》之《宗室世系表》于旧元史增补、订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详细“考证”，征引汉籍及《史集》、多桑书等域外史料进行考释，是此书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资料。屠寄书凡所考异、辨误、增补皆说明依据，注出资料来源，梁启超称赞说：“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其实这也是他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新元史》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屠书，增益资料虽极宏富，但一律不注出处，其删改旧史或作考释也都不说明理由和依据，令读者无从检核。此外，丁谦也在洪钧书影响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参考西方学者著作来研究元代漠北、西域历史地理，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比何秋涛、李文田等人有很大进步。王国维研究蒙元史时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参考洪钧书及屠、柯二史。
洪钧书与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国初我国蒙古史研究新进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我国学术上的落后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来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译，或是西方学者著作中引述的转手资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们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无专业知识的译人为之转译始能利用，西书之正误与译人之正误均无法辨别，所谓新资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通有关的民族语言，不掌握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故虽有新资料可供比勘，仍无法突破名物制度译名的难关，在部族名、人、地名、称号、制度等名的译写和考释中出了大量错误。如洪钧将蒙古祖先传说中的捏古思(Nekus)译为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riqbuge)意为洁净牛（按蒙语牛为buqa，元译“不花”，而buge意为巫），都是不明蒙古语元音谐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儿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鲁吉亚）为女直(Jurchit)的音讹，以为“斡脱”（ortaq，突厥语，意为合伙，元代指“转运官钱，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犹太教（元时译术忽）之类，除西域史地知识不足外，还由于审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译，因不能勘同而致误者更多，导致依赖其译研究的学者产生许多错误。屠寄颇以考证自诩，而错误亦多，如以乃蛮部首领称号“不亦鲁黑”（突厥官号buiruq，“国相”、“国王侍从”）为女真族称号“孛极烈”（bogile，意为王，变为beile＝贝勒），以蒙古军后方家属营“奥鲁”(a'uruq)为满语之“牛录”（佐领）等。柯氏考订上更有不少奇怪错误，如解蒙古部名别速(Besut)意为“九”，谓蒙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之类。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释上，他们依据不正确的音译，往往用“音转”、“音差”、“急读”等理由牵强比附，造成许多混乱。丁谦的考证也有同样问题。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胶着在这些前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掌握多种语言（含汉、蒙、突厥等语）、多学科知识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汉学造诣极高，并兼精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多门学科，对中亚历史、语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着重就《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行记》及来元欧洲诸使臣、教士的报告书旅行记等东西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缜密的校订和考释。德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国杰出东方学家巴尔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学，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资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献）极为宏富，考述详审，堪称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对古代蒙古文献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证。这个时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文献作深入细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订和名物制度考释方面成就很大，许多困扰前人的译名问题，经他们运用“审音之功”以各种语言资料相互比对，常能明白解释；由于精通有关的多种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广泛、深入地挖掘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故能多有发明。日本学者自上世纪末以来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也很有成绩，那珂通世和箭内亘在蒙元史方面贡献最多，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等也都有论作。相比之下，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种语言知识，未能真正把握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对国外学术的进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学”与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我国的先进学者早已深知中西学术会通的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著文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静庵文集续编》。）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尽管与西方学术的接触日益增多，能够借鉴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学术上的传统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传统史学老路重修元史就是显例。一些学者对西方人搞中国学问能有大成就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学者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史著作是可耻的。殊不知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完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常有新的发现，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我们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注：参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国维以主要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两三年内就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陈垣、陈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三位史学大师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将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与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传统史学的修史老路，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王国维的《萌古考》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从地理、部族名称和史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证，阐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国前蒙古部族晦暗的变迁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北考》博采群书，以丰实资料和细密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其选题和论证均堪称典范；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进行考释，其《元代汉人译名考》还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资料。仅上述数例即可表明，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
先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陈垣和陈寅恪先生指点下开始研究蒙元史。据韩儒林说，那时老师指导他去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而开拓了视野，尤其倾心于外国东方学家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互相比对的方法来解决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反观我国老前辈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注：韩儒林：《穹庐集自序》。）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体验。
关键词：德育功能；历史教学；教学法
道德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人类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强调渗透德育，是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夯实基础。进行德育，不仅仅要进行政治信仰教育，更多的则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教育；是文明礼貌的教育；是科学态度、敬业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的培养等等。
那么，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应该如何去加以实践呢？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课堂教学，深入挖掘历史学科内在的德育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要认真做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首先，要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德育素材。譬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这一单元讲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老师在讲解过程中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时，能够加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当我们在讲述中日战争的历史时，让学生观看电影《》中日军的暴行，必然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中国不断复兴伟业的决心。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体现德育
1.比较教学法
将明清以来中国三百多年的科技落后状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增强学生为祖国振兴而发奋读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要求学生归纳近百年来中国各阶级的救国道路及其结果，在培养学生归纳问题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认清中国的国情。
2.情感教学法
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历史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学生的情感态度在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习，对历史课学习的影响则更明显。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情感因素，只有重视学生情感，加强情感教学，通过多种途径激感的要素功能，才能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完善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情感素质得以和谐发展。
3.直观讲述法
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把英雄人物、壮阔的历史场面再现出来，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使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学形式。如：讲我们古代先进的科技时，语言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满怀自豪之情，以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讲中国近代屈辱史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语言悲愤、深沉、有力，让学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必须与时俱进，富国强兵，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历史学科课外教学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
活动：
1.开展“演讲比赛”
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自身的能力，提高对历史的热爱，陶冶个人情操，同时还能加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能使学生更好地走进历史，以史为鉴。
2.开展历史教具小论文撰写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撰写一些简单的历史小论文，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论文的撰写，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在组建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撰写多篇高质量的历史论文。
3.研究本地地方志，培养热爱家乡、回报家乡意识
每个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教导学生学习本地历史，研究本地风俗、名人等能够加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能够更好培养学生回报家乡的热情。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组织了靖江汤包文化社团、靖江讲经文化社团等一系列社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学科是一门非常注重德育的学科，对历史教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在日常的教学中必须渗透品德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深入思考，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德智兼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摘要：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把新的教学理念贯穿到实际的教学中去，来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呢？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做了下面一些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初中历史；新课改；教学
一、加强课前预习
历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思想内涵广泛渗透到其他各门课程中。在新课改的精神要求下，历史教学越来越要求历史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真正将课改精神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新课改标准所倡导的自主探究就是要求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搞好课前预习，不仅仅是要求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改变以往教师“要我学”为“我要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开展自主探究时，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问题，确定探究的对象，设计探究的程序，收集所许信息，检查自身学习中存在的疑惑，直到最后得出结论。简言之，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经过各种探究活动独立地解决问题。在自主探究时，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所需的资料及提示相关信息，起着活动的活动的辅助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主探究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这样学生获得的知识也更直接，印象也更深刻。
二、发掘学生潜能
1.激趣指导。兴趣是学生学习是否成功的关键。那么，如何使一堂课上的生动有趣更有价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呢？a、科学搭配，合理分组。这既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协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又能培养学生合作、社交等各种能力。b、教师参与，适时调控。在教学中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共同研讨，是实施“合作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角色转换，重心下移，与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和学习的引导者，在具体分析问题时，教师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分析、交流。c、在传统教学形式中教师是“主角”，而少数学习被动的学生只能当“观众”，致使部分学生心理承受力小，感觉不到老师的重视，产生消极思想，破罐子破摔，成绩越来越差，甚至与老师产生敌对情绪，不断地滋事生非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这些现象是学校和社会都不愿看到的，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的组织他们在课堂上举行演讲、讨论等，为他们提供锻炼和表现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兴趣得到极大提高并积极地投入到师生互动合作探究中去。
2.讲究听课技巧，注意听课方法。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是举疑解难的过程。在听课的方法与习惯养成上，由于每个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特色各异，历史教师在刚开始接受新班级授课时，都有一个了解、融通、适应到默契的过程。
了解与融通。关键是感情上要沟通。学生了解老师讲课的个性，老师更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古人有言：“亲其师，信其道”，其实，这句话再也没有比历史教学中表现得更充分更直接了。适应与默契。首先老师要适应学生，适应学生的基础，适应学生的特点，关键要适应学生以往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其次老师要放开架子让学生适应自己。适应的最高境界就是默契，每个学生不同的神情，老师能体察出对知识的掌握运用程度；老师的每一种神情、动作，学生都能体会出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当然，良好默契的历史学习氛围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活动的难点，也是闪光点，它要求教师：教风民主、知识全面、思维敏捷、驾驭课堂娴熟自如，调控得心应手。特别表现在学生质疑问难题上教师要坚信：态度上只有沉下来，学生的问题才能提上去。同时，师生都应明白这样几句话：举疑不在大小，不会则难；解疑重在点拨，喻则善教；求知不应待知，自得才乐；知识重在探究，积累乃博。
三、举办第二课堂
1.观看影片。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还可以带学生到电教室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我的一九一九》，《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2.写作论文。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环境保护》，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聘，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提高水平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1-227-01
随着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提高历史教学水平的研究持续深入。如何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笔者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希冀能对高中历史教师改进教学有所裨益。具体如下：
一、高中历史教学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能力的培养能力，尤其要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素养。
高中历史教学要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是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的。但在很多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仍习惯于或热衷于单打一，把搬运课本知识当作根本的或唯一的任务。历史学科的功能和作用，不在于让学生们熟知和牢记那些残垣断壁与僵尸枯骸，以供其消闲怀旧，而在于通过利用历史知识这个庞大厚重的载体，去认识和明晓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利于学生们形成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高考测试的着重点，也是在于考生自身的这种能力。高校选拔新生的要求，就智力方面而言，不但注重考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更注重考生在今后学习深造和工作实践中可能发挥的潜在能力。所以说我们的历史教学，除了要传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尤其要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它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其主要包括了艺术精神、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在高中历史教学充分利用其人文性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有效地激活学生的历史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二、注意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培养和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学和合作学习意识。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的接受者，学生的知识应该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参与、体验来获得；同时，还应当使学生在这种参与和体验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养成一种合作的意识和行为习惯。而要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参与意识，教师首先应当相信学生，相信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例如，在学习历史必修（Ⅱ）时，有位历史教师对所学的内容经过认真分析之后，鼓励学生自己先尝试着讲解其中的某些章节的知识（如《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教师把这些内容课文分成几部分，让每个学习小组自行选择中的一部分进行研讨，然后请一位同学做代表向全班同学进行讲解。这样进行，既有参又有合作，结果同学们讲得都很认真。在讲关于陶瓷的发展历史时，有的同学还拿来了实物，并讲授自己在陶吧制作陶瓷制品的亲身历 ……这个过程中，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能详地了解所要学习的历史内容，但最起码对自所负责的那部分内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学生仅学到了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初步体会和掌了历史与生活相结合，积极主动地参与探究进行合作学习的基本方法。
提高历史教学水平，也意味着对教师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教师要不断转变和更新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师教学行为的理论支点，对教学有重要影响。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应该经常反思自己或他人的教学行为，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比如，长期以来，历史教学目标总是定位在增进学生的“事实性”知识（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方面，相对而言，有关史学的“程序性”知识，如历史解释的多元性、因果关系、变迁和延续、证据效用等历史学概念和方法，则往往被忽略。其背后或许有着这样的假设：十几岁的学生只要具备足够的“事实性”知识，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就会理解、运用那些“程序性”知识；学生年龄尚小，那些史学概念与方法非他们所能领会，无须过早传授。然而，台湾的一项研究显示：‘，（事实性）知识的成长与儿童思考能力的提升并无直接关系。”闭因此，在历史教学中，除了引导学生掌握重要的史实之外，适当传达一些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也非常必要。而且，历史教学的核心应当是发展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学习方法。
要转变教学理念，教师就要了解和掌握教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对学科教学理论的研习。
2、要丰富专业知识
新课程的实施以及发展教学反思能力，学科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如何提高专业修养、丰富专业学识？笔者认为，多研读史学名著和史家学术论文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也是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形式。比如，教古代历史，只读几本通史类的书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