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5 04:06:22
在现代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购买债券的动机是多样化的，除了安全保值外，往往更倾向于投机。企业债券对投资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提供众多信用不同、收益不同的投资工具，实现风险细分。
以企业债券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主要承担基准利率以上的风险，就我国企业债券而言，这些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对于信用风险的计量与评估，人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债券评级的方法，国内也发表了相关文章，如翁悦、杨洁茹分析了国家风险对银行债券信用评级的确定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企业债券中，信用评级大都为AAA，从某一角度反映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单一化。对于市场风险的计量与评估，可以通过不同的风险指标，预测出债券价格变化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损失。尽管债券的价格也受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但由于债券是具有固定收入的证券，对某一个债券而言，当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等于或小于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时，投资者无任何损失，此时无投资风险；当目标收益率高于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时，就有投资风险，其大小与债券的供求关系、投资者的心理以及相关的政策变化等有关，此时，债券投资完全处于市场环境下，对其风险的度量可以用风险因子进行度量。
本文采用下偏矩法对风险因子进行计量。下偏矩是下方风险的一种。所谓下方风险是指，给定一个目标收益率h，只有小于h的收益率才被视为风险计量因子。风险的下偏矩计量理论有着方差理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它将损失作为风险的计量因子，反映了投资者对风险的真实心理感受，符合行为科学的原理；其次，从效用函数的角度看，它仅要求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即效用函数是凹型的，而不像方差那样要求二次型的效用函数；再次，当使用目标收益率而不是均值时，不存在Ruelfi(1991)提出的辨识及虚假相关问题；最后，从资源配置效率看，风险的下偏矩计量方法优于方差方法。
下偏矩指标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风险计量指标，但其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下偏矩统计量的计算比较复杂。直到近来，王明涛通过研究得出了易于推广的Harlow下偏矩优化模型的转换形式，有效地克服了下偏矩统计量计算困难的弊端。本文主要利用转换后的下偏矩计量方法，研究投资者对我国企业债券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债券的投资风险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在实际投资中，应综合考虑这些风险因素。投资者在达到预期收益的同时，要做到有效地分散风险，使其最小化。
二、利用下偏矩法计量投资风险的基本理论
设在区间[0，T]内，有n个离散的时间点，k种债券，其中，第j种债券在第i个时间点的到期收益率为债券收益率的频度系数，其定义为：
fr=f/fm
(5)
式(5)中，f为该债券在单位时间内收益率由盈到亏的波动频率，fm为最大由盈到亏的波动次数。K2：一般取值为0．1，用来平衡
与fr之间的差别。
式(4)描述了风险的本质特征，是全面计量风险的定量指标模型，它不但考虑了风险负面性的强度，同时，考虑了负面性的分布和紧迫性问题；不但在概念上符合债券投资风险的定义，而且反映了投资者对风险的心理感受，也克服了Ruelfi提出的辨识问题和虚假问题，可以说该模型是计量风险的较好的指标。
三、实证分析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尚未到期的企业债券交易价格，文中选用企业债券的发行日期均在2004年以前，数据时间段为2004年1月至2005年12月，每支债券的发行面值均为100元，信用等级均为AAA，到期期限不等。首先，对交易价格数据进行处理，求出每支债券在不同月份的到期收益率。其次，设定每支企业债券的目标收益率为该债券的期望到期收益率，在此基础上根据式(1)求出损失序列。最后，根据式(4)求出风险因子，所得结果见表。
可以看出，当风险接近时，长期企业债券能带来较高的目标收益率。也就是说，到期期限越长，带来的期望收益也越高。然而，这只是我国企业债券的一个大致趋势，其本身并不是完全符合传统的均值一方差理论，我国目前的企业债券有着自身的特点，即风险一收益的不对称性。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即将到期的企业债券来说，越要临近到期日的风险越大，其主要原因来自于投资者对企业债券的再投资。再投资风险是指债券持有者在持有期间收到的利息收入、到期时收到的本息、出售时得到的资本收益等，用于再投资所能实现的报酬，可能会低于当初购买该债券时的收益率。所以，随着债券到期日的临近，投资者面临的再投资风险也增大了。对于长期债券来说，其风险也是相对最大的。长期企业债券的风险来自于市场风险，到期期限越长，市场风险越大，也就是交易价格变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投资者要得到高的目标收益率，就不得不承担这种长期的市场风险。
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债券的票面利率大都集中在4％左右，原因在于大部分企业债券在定价时采用了以银行利率上浮40％作为企业债券定价上限的做法，基本上没有考虑市场因素。与国外相同种类的企业债券相比，我国企业债券品种单一，票面利率偏低，并且缺乏弹性空间，从而造成不同信用等级、不同到期期限的企业债券在定价时，几乎只能选择上限利率，无法实现差别定价。这种局限的定价方法使企业债券的价格水平不能充分揭示其风险性，严重影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
造成企业债券定价偏低和债券收益一风险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债券定价机制僵化，银行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了企业债券的非市场化。企业债券的定价机制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企业债券的发行，制约了债券市场的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被严格控制，债券发行前，必须先取得国家计划主管部门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并需要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发行债券的批文，债券发行后还需要向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审批严格，过程繁琐，限制了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的扩大，影响了企业债券融资的积极性。
因此，管理企业债券投资风险的有效措施是实行多元化的投资。在多元化投资组合中，每种投资都要有一定的额度限制，保证部分投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分散债券的期限，长短期配合。如果利率上升，短期投资可迅速找到高收益投资机会；若利率下降，长期债券也能保持高收益。
[关键词] 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企业债券
中国经过2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结构和企业融资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融资结构的问题日益突出。目前中国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商业银行,整个金融市场隐藏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发展多种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因此,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成为我国企业解决筹资难问题的关键途径。
一、我国企业债券融资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行债券是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金额往往是其通过股票融资金额的3～10倍。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金额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比例很不协调,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条“短腿”。因此,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我国债券融资市场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债券市场规模较小
我国企业债券融资比重较小,发行规模偏小。2006年底,我国债券融资规模为51800亿元,占我国GDP比重的24%,而公司债券融资规模仅为2919(含短期融资券)亿元,占我国GDP比重的5.6%。在2007年和2008年企业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仍然保留在2500亿元到3000亿元,截止到2009年债券的发行规模虽然有所增加,但变化比率不大。中国企业债市场的发展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债在现代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不仅导致了企业融资手段的单一,而且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
2.企业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足
当前,我国企业债券交易平台有两个,一个是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一个是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市场。在我国企业债券只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转让,但是证交所的上市规定又非常严格,且限制条款很多,绝大多数企业债券无法流通和转让。同时这二个债券交易市场相互分割,不能够互通交易,造成企业债券的流通不畅。抑制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使整个的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3.企业债券品种缺乏创新
这主要表现为金融产品多年一贯如一、期限和利率基本不变。公司债券发行利率仍受到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
4.政府管制作用还很强
目前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行管理很不规范,在发行环节上仍采用发行计划规模管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具体发行采取审批制的监督管理模式。债券发行后还需要向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而负责监管的又是证监会,多头管理十分严重,从而导致风险完全集中于政府,使得企业债券事实上得到了政府信誉的无形担保;债券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批,难以采用法律、法规许可之外的金融工具,并且,政府对发债企业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等均要严格审批,准入限制过多,审批环节繁琐,影响了有实力的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积极性。
5.企业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不健全
一个成熟的企业债券市场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的规范性。而规范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公正的信用评级中介机构,而在我国,这样的中介机构仍有待于进一步地发展与提高,对其监督管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由于中介评级机构的不完善,使得许多评价报告成为“垃圾报告”,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债信用评级的可信度。信用评级体系和评级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推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企业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与近年来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上采取股票和国债优先而企业债券次之的政策是分不开的。由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使命所决定,政策上长期存在“重股轻债”的思想,这是我国企业债券市场滞后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惯例、反映市场经济要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更加显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积极消除制度,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1.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
近几年,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措施,进一步推动企业债券市场化发展,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经国务院同意,对企业债券发行核准程序进行改革,将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简化为直接核准发行一个环节。简化审批程序,加快了企业债券发行速度和发行规模。还应进一步加快企业债券市场产品和工具的创新;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包括债券发行的备案管理、信息披露和债券评级等;注重债券市场的协调和统筹,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积极引入和培育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债券市场行业自律的作用。
2.扩大企业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在现有的市场格局基础上,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形成以场外市场为主,场内市场为辅的统一、高效、透明的两元结构债券市场是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两个市场之间既独立运作,又互相沟通。不同的交易市场,不同的交易方式,拓展了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要求,同时将改善市场结构,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的作用。银行间市场是债券市场的核心,也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场所。交易所市场是企业债券的市场,主要为小额投资者提供零散交易服务。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一般机构投资者作为两个市场的投资者,将熨平各子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从而把两个市场融为一体。
3.进行品种创新
完善我国企业债券的品种结构,从发行主体、债券期限、票面利率、支付方式、债券衍生等方面进行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债券上市品种主要有普通企业债券与可转换债券两种。这两个品种的设计均较为单调,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而且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票面利率固定,支付方式单一,债券的衍生品种很少,这根本不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借鉴国际经验,根据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历程和实际情况,我们应尽快调整并完善企业债券的品种结构。据此,中国企业债券可设置两个种类:第一类可称为企业债券类,严格按照《公司法》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可以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也可以延伸到可转换企业债券。第二类类似于国际上通行的市政债券类,主要由重点建设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人发行,募集资金须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信用基础是发行人或投资项目稳定的现金收入流。在债券的品种创新方面,则应着手进行推出交易所衍生债券产品的准备工作。例如,发展指数化债券,可弥补债券的流通性、可转让性较差的缺陷,提高债券交易的效率。企业债券可以考虑发行中长期债券,也可考虑发行浮动利率债券,以及设计不同的支付方式,将期权与债券组合形成衍生品种等,为市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风险规避机制和更多的投资品种选择,从而满足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
4.规范管理,使企业债券发行市场化
多年以来,企业债券的管理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导致企业债券市场多头监管,效率低下。要很好的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使企业债券发行市场化,具体措施有:(1)淡化或者逐步取消计划规模管理,扩大企业债券发行额度。(2)放宽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限制,在保证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同时,可以用于调整债务结构、资产重组等其他真实合法的用途。(3)对企业债券的审批,首先应选择大型国有企业和集团以及上市公司,满足一些国有重点企业的发债需求,然后逐步安排一部分额度给一些经营业绩优良而又资金短缺的非公有经济,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在发行的方式上,要尽快推行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制。(4)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核应直接交由中国证监会监管。改变多头管理的格局。提高发行审核的质量及融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5.规范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是信用评级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它有助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企业的偿债能力,分析、评判其风险与收益水平,是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以及以什么价格进行投资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培育和规范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首先,政府应大力支持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中的自愿评级改为强制性评级,树立评级机构的权威。其次,明确公司债券评级机构的责任,明确评级机构因评级有失公允而损害投资者利益时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第三,完善债券评级指标体系。信用等级评估不应只局限于对企业目前财务状况的一个评价,应对企业的历史、现状、未来做综合的评价,注重企业发展的长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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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品种、流通和投资者结构比较，指出我国应发展债券市场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债券市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其规模、品种，还是债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中美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
(一)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比较分析
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债券品种发展也比较成熟。其规模也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美国每年发行国债的数额占GDP的比例为100%。且市场可流通的债券品种丰富，既有国债，市政债券，也有公司债券，联邦机构债券等。
我国的债券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每年发行总量也不过占GDP的15%左右，且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有国债、中央银行债、政策性银行债等为数不多的几种。
(二)债券市场投资品种比较分析
美国的债券市场主要是以工商企业和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为主。政府短期债券占政府发行量的40%。除此之外，不少的地方政府、地方公共机构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被誉为安全性仅次于“金边债券”的一种债券。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产品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且种类繁多。
在我国债券市场中，政府债券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国库券和央行票据占债券市场的比重达到近70%，且大部分为5-10年的中长期债券。企业债券占的比重非常小，而且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债券。
(三)债券的流通市场比较分析
美国的债券流通是以场外交易为主的交易市场。同时，电子化交易系统的普遍应用也大大促进了流通市场的活跃。债券市场的日交易量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股票数量的13倍之多。政府债券及政府支持机构发行的债券十分活跃。
在我国债券流通以沪深证券交易市场、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证券经营机构柜台交易市场为主。交易量比较小，整体换手率也仅是美国债券市场的1/10。
(四)投资者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国内债券投资者主要以银行、基金、个人、保险公司、国外和国际机构投资者等为主，各类投资者持有债券比例比较平衡。而我国债券市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主要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机构等。市场参与度数量虽然众多，但债券持有比例极不均等，外资机构参与度较低。
二、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积极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促进债券市场品种的多样化
从中美两国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与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美国的证券化产品在金融市场中超过80%，我国还不到10%;债券余额，美国相当于GDP的二倍，我国也仅接近30%。因此积极扩大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是满足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债券市场品种的多样化，满足不同发行主体的融资需要。诸如积极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扩大和引导发行企业债券;增加短期债券及短期回购品种;建立基准国债及衍生产品等。
(二)完善做市商制度，促进市场的流通性
从国外的经验看，做市商制度能够活跃证券交易，保证市场有较高的流动性，这已被许多成熟证券市场广泛采用，在发达证券市场已有较好的市场基础。我国银行间市场虽然已经开始推行双边报价商制度，但是目前批准成为做市商机构的均为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相近，对市场走势预期趋同，导致双边报价偏离市场价格较远、价差较大，难以对市场价格起到稳定作用，更何况其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意愿不强，导致这些双边报价商的市场份额存在下降的趋势，远没有发挥促进增强市场流动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作用。
因此，在大力推行双边报价商制度时，必须采取核准制双边报价商资格，扩大双边报价商范围、允许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成为双边报价商，以解决目前双边报价商投资偏好趋同的问题。在推动做市商制度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推行经纪商制度，以进一步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经纪商信息发达、灵通，可以有效集中市场需求信息，沟通债券买卖双方，提高成交效率。
目前交易所新推出的降低债市现券和回购交易手续费的政策也将大大降低从事债券套利交易者的成本，提高市场的流通性，鼓励了中小投资者介入债市，有利于改善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和投资机构投资者博弈的格局。
(三)促进投资者结构合理化
我国债券持有者主要集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他机构和个人债券持有量很少。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的投资群体，增加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业及事业单位以及外国机构投资者购买、持有债券的比重;增加参与柜台交易的成员，除商业银行外可以增加证券商成员;增加柜台市场的可交易品种，活跃柜台交易，提高市场流动性;也可广泛吸引其他广大的投资群体。
另外还可以逐渐引导社保基金、外资机构、中外合作基金、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三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储蓄存款分流等资金进入债券市场。这些资金进入债市将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需求量，也可平衡投资者债券持有比例。通过多方面、大范围地促进投资者多元化，依靠国债市场巨大的流动性，可以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发现国债价的格功能，也可最终建立起一条稳定与可靠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四)加快债券市场统一化建设步伐
随着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分割问题解决已经显得迫不及待。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允许可流通国债既可在银行间市场流通转让，又可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同时允许部分资信较好，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在两个市场之间进行套利活动，以促进市场的流通性，发现债券市场价格，为全面统一所有债券市场作准备。
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全国统一、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及企业法人和个人投资者的开放的，公开的市场以及一个品种多元化、流动性充分化和功能健全化的中国债券市场。
参考文献
[1] 唐震斌，我国证券监管现状及改进措施[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3).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行为金融
Abstract:Asanewfinancialinstrument,theriskpremiumofCATbondhasbeenmuchhigherthanthatoftraditionalbondswithsamecreditratingsinceitsissue.Althoughmean-varianceanalysistestifiedtheexistenceoftheCATbondpremiumpuzzle,thestudiesbasedontheclassicaltheorycannotexplainthecauseforthehighpremiumofCATbondperfectly.Thepapertriestoresolvethepuzzlesuccessfullybyusingthebehavioralfinancetheory.Itdiscussessomepsychologicaldynamicsandbehaviorsofinvestorsthatplayakeyrolein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eresultshowsthatrisk-aversion,fixedcostofeducation,ambiguityaversionandherdeffectcause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isdiscoverynotonlyprovidesaveryimportantempiricalfoundationtoexplainthehighpremiumofCATbondininternationalCATbondmarket,butalsoprovidesthecluestoissuingCATbondscientificallyinChina.
Keywords:theCATbond;premiumpuzzle;behavioralfinance
巨灾风险债券是一种收益率与巨型灾害紧密联系的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它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自1997年成功发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内外学者对巨灾债券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做了一定的研究论证。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实溢价之谜的存在，但从传统理论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溢价之谜成因。
运用心理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本文发现投资者的某些行为迹象可以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问题的解释做较好补充。
一、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在债券成功面市之初就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据GuyCarpnter&Company整理的1997-2006年巨灾风险债券相关交易数据显示，巨灾风险债券所附的风险收益率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所规定的同等级公司债券（BB级）高出近200个基点，且这一差距近年来还有加大的倾向。
单从理论角度看，在相同的价位上，巨灾风险债券应比同等级传统高收益债券更具吸引力。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具有不受金融市场内部波动影响的特点。它所附带的风险收益率仅与巨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挂钩，与金融市场并无很大的联系。因此巨灾风险债券带来的收益就要比传统债券的收益稳定得多。Froot（1995）证明了这一优势。Litzenberger，Beaglehole和Reynolds（1996）的研究也表明，巨灾风险债券应该成为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的有利工具。
面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如此高的溢价问题，Canabarro（1998）等人以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Mean-VarianceAnalysis）方法为基础，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二叉树模型，以便于在相同的框架下比较传统债券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值。即投资者在此时的收益总额均为本金（100）+本阶段无风险收益率（r）+承诺差额率（s）。
其次，Canabarro等人将违约回收率的期望值定义为E[R]，相应的方差值则为var[R]，那么：
E[V]=（1-p）（100＋r＋s）+pE[R]
var[V]＝（1-p）｛（100＋r＋s）－E[V]｝2＋p｛var[R]＋（E[R]－E[V]）2｝
在得到巨灾风险债券及高收益公司债券相应收益的均值、方差的基础上，Canabarro等人用对应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度量了各债券的相关价值。结果显示，即使是预估保险公司违约率最高的MosaicClassB，其夏普比率（0.42）也要高于Ba2级债券的夏普比率（0.25）。这说明，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与其他传统债券的收益率是相当的，且就夏普比率而言，巨灾风险债券显得更有吸引力。到此，人们不禁有疑问，既然巨灾风险债券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且收益又要高出许多，为什么投资者还是更热衷于传统债券呢？现有的模型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厌恶风险，为什么他们宁愿投资于利息较少且市场风险大的传统债券？像围绕股权溢价之谜展开的讨论一样，巨灾风险债券的溢价难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二、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传统解释
有些研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谜存在，只是比较时选择参照物的问题。其他结构的金融工具（CBO、CLO、CMO等）及新兴市场债券可能比传统高收益债券更适合于与巨灾风险债券作比较。因为这些市场中有高于LIBOR的较大价差额，投资者们在巨灾债券市场也会要求得到类似的较大价差值。
但是，很显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损失的概率分布很难估算，所以，前面提及的那些市场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容易被推测出来。譬如，像新兴市场债券就没有可用于检验的违约统计概率分布。
Penalva-Zuasti（1997）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额溢价归因于巨灾风险债券的新奇保费（noveltypremium）及调整后的政策摩擦（regulatoryfrictions）。后来Briys（1999）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巨灾债券吸引力的观点。Briys在研究中指出巨灾债券存在“信用”价差是因为巨灾债券的复杂性及其的期望收益本身所附带的时间高度不固定造成的。他在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定价模型来反映这些考虑因素。的确，在实际金融市场交易中，接受刚刚的有关市场条件变化的新消息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一次大型飓风灾难的发生从预警到结束全过程可能总共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提前警示。不过，在把证券价格定义为一个时间函数时，发行商们已认识到了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价格中含有扩散部分（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则具有大幅突然跳跃的特点（跳跃过程，jumpprocess）。可以说，有关巨灾风险债券收益时间的高度不固定性问题已在定价时被考虑到。
由此看来，纯粹用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形成还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高溢价现象违背了传统定价理论与效率市场假说，学术界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及用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巨灾风险债券定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寻求其他领域的解释。
三、行为金融学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文献中，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认为，从人类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巨灾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解释溢价现象的主流观点。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r（2000）最先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他们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DavidRode，BaruchFischhoff和Fischbeck（2000）探讨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可能存在的阻碍，并集中研究了人们面对这种新金融工具时行为上的反映。总体来看，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
（一）风险厌恶（RiskAversion）
基于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投资者风险厌恶行为常被用于解释资产定价模型所无力解释的部分。在是否进行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时，投资者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避免损失问题，其次才是获取收益，这就是风险厌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虽然不受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巨灾风险债券的风险收益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统债券的收益率在发行时就已确定，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可以预见的。传统债券的收益率由发行人的资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等因素决定。一般情况下，只要到期后债券发行人能够履行义务，投资者不仅可以收回本金，还可以得到约定的利息。而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尽管巨灾风险债券发行时就约定了债券收益率的计算标准，但投资者的收益状况还是不确定。这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取决于特定巨灾发生与否、损失程序如何等。所以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要比传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的多。债券到期时，如果约定巨灾没有发生或没有达到触发条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投资于传统债券更高的收益；但一旦特定巨灾事件发生或损失达到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不仅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利息，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本金。
其二，在解释巨灾债券溢价之谜的尝试中，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的研究指出风险厌恶“会导致巨灾债券投资者过于看重损失的公认小概率因而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以往的相关研究就曾指出，投资者有过分夸大小概率事件的倾向，即人们对一些极小可能性的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他们估计中的任何错误。巨灾事件在统计上属于小概率事件，尽管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可投资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巨灾风险债券有排斥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损失全部本金的错觉会膨胀得很大，投资者会因顾忌到巨灾这种低概率事件潜在可怕后果而放弃获得潜在的高收益。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因素，保险公司为了增加新兴债券的吸引力，提供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高溢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二）固定教育成本（FixedCostofEducation）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指出，巨灾风险债券附带的风险收益之所以较传统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高，主要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对于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新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具备对于这种产品进行定价、评估以及风险分析所需技能和知识，所以大部分人对这种新工具还持观望态度。即使是投资于巨灾风险债券，也需花费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来理解新市场的法律和技术细小差异。而这笔初期的花费可能会超过刚开始投资时从巨灾风险债券中得到的收益。因此，人们也可能怕得不偿失而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优势，进而避开对巨灾风险债券的投资。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和促使投资者们对这种新型债券进行持续和连续的投资，就会给予初涉此市场的投资者较高的溢价。在此，完全可以将投资者认识和评估新证券的过程理解为发行商出资帮助投资者了解这类证券的过程。发行商给予的溢价部分就相当于是对早期投资者勇于尝试的奖励，或是帮助投资者熟悉新市场的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溢价部分称之为“新奇溢价”（Noveltypremiums）。
如果投资者只是以股票或传统债券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巨灾风险债券，那可能会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一些重要特征，或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存在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征。例如，某投资者将巨灾风险债券看做是传统的固定收入金融工具的一种。
对传统债券而言，在票据到期时如果投资者所得款低于票面价值，就表明票据发行者的金融状况很差，不能够完全返还本金。而对巨灾风险债券来说，低于票面价值返还本金则意味着发生了合同内注明的灾难事故，巨灾风险债券的持有人替发行商分摊了一部分赔付损失责任，此时发行公司的金融状况非但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由此可见，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投资者就不会明白这种债券的特性，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失误也算作是在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学习所支出的教育费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对巨灾风险债券的学习支出费用将会随日益增加的相关知识积累而递减。考虑到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新证券的日益普及，发行商给予投资者的这种教育成本补贴额也将会慢慢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所以，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巨灾债券与传统债券的溢价差距终会有慢慢缩小的趋势。
（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
Ellsberg（1961）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出现中的自发行为不仅仅依赖于问题事件可察觉的概率，也取决于它的模糊程度。人们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熟悉的事情而回避相对不熟悉的。
Kunreuther等人（1995）对保险及再保险行业的研究证实，在损失发生概率的不确定及损失大小不确定的情况下，投保人将被要求支付一笔更高的保费。这就表现了人们对模糊情况的厌恶情绪。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中。巨灾发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由于技术等原因，巨灾风险预测建模的可信度目前也尚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早期巨灾风险债券的损失依赖于发行公司自己估计的损失量，真实的具体损失情况投资者并不能弄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将所购债券与模糊风险、不对称信息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
Fox和Tversky（1995）的很多实验都表明，当人们比较两件熟悉度不同的事物时，对比会让较不熟悉的事物吸引力小一些或是让较熟悉的事物更易令人接受一些。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相对无知”假设。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特征。
即便市场上能够获得关于巨灾风险债券更多的有利信息，投资者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巨灾及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他们对于高收益债券的知识却是专家级的、经过检验的。这种认识可能称为“绝对有限认知”。
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通过各种途径能够获得甚至掌握了巨灾风险债券的有关信息，他们也可能认为，保险公司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和更好的掌控能力。这可以称为“相对有限认知”。不论是“绝对有限认知”还是“相对有限认知”，都会使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至于巨灾风险债券定价受人们的“绝对有限认知”和“相对有限认知”分别引起的溢价影响程度各是多少很难区分。
不过，“绝对有限认知”会随着保险、巨灾知识的普及和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成熟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而“相对有限认知”即使能够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所以，“相对有限认知”引起的溢价将会一直存在。
（四）羊群行为（HerdBehavior）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还指出，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群体信念下产生认知系统偏差，导致投资者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果。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新兴的巨灾债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还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使机构投资者（即经理人）掌握的交易信息处于残缺状态，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观察别人的投资行为并模仿，看大众的潮流而动，从而产生羊群行为。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机构内和机构间两个方面：
在投资机构内部，出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目的考虑，决策方面的相关人员有时会觉得人际关系的维持远比固执己见重要。当决策群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持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时，机构中就可能产生从众的倾向。经理人个体间的差异和不同的观点会被暂时性地掩盖，从而决策不能按照理性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因此，由于各经理人对巨灾风险债券的认识程度不同，通常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方案或还没有充分地评价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之前决策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致，这样便可能产生抵制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
Russo和Schoemaker（1989），Staw（1997）研究表明，在未来结果值得斟酌的时候，群体决策加大了管理者的行为偏差，从而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风险决策。Scharfstein和Stein（1990）认为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影响其名誉时，经理人会有从众的倾向。投资经理也惧怕因投资于一个“不可思议”资产赔钱而影响他们的名声。与投资于传统高收益债券不同，将资金投入巨灾债券可能会立即消失且预警很少。虽然，这种意外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大额损失的潜在性仍会让投资者担心不已。
所以，“聪明”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便会把自己机构的决策与其他机构的决定内容挂靠，而不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独立的理性决策。这样，机构跟着选择投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与其他机构的结果相同，经理人的名誉也就不会有所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众倾向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在信息的收集、加工、筛选方面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依照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现实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跟风买卖相同决策的羊群现象。
（五）其他行为因素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复杂性，投资者们对其定价内幕并不熟悉，故他们在面对此类投资工具时的心境也很复杂。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几种行为因素外，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形成可能还受到了投资者后悔厌恶、锚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后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除了损失以外还自认为必须要负责的感受，所以后悔带来的痛苦较由错误造成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还要大，即“后悔厌恶”。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优于其他决策方式的。
于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痛苦，投资者往往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比如，“随大流”，仿效多数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投资（如从众倾向），等等。损失和后悔厌恶表明，在面对不同情况时，人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而受认知过程的“锚定”心理影响，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和认识。特别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由于对证券市场有很深的研究，对巨灾债券的认识可能还“锚定”在对传统企业债券或股票的认识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预期判断而忽视充分调整，从而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识不到巨灾债券的新特点，这同样也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另外，投资机构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妨碍投资经理投资于巨灾债券的能力和欲望的决策。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就指出：“很多投资经理被限制购买（债券和股票）那两类以外的证券”。这些限制通过投资机构有限的关系虽然有助于减少市场低迷和流动，但也阻碍了投资资金进入巨灾债券市场。
四、结束语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让发行公司背负了沉重的交易负担，而投资者却依然不为所动。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债券的吸引力？弄清楚高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研究发现，行为金融学能对传统分析方法未解释清楚的部分做了较好补充。当然，心理因素对巨灾风险债券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相信，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有赖于对投资者的心理特别是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决策模式做进一步认识。而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溢价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重要依据，也将为我国科学地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可行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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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ivekJ.Bantwal,HowardC.Kunreuther:ACatBondPremiumPuzzle?TheJournalofPsychologyandFinancialMarkets.2000,Vol1,No1,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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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triciaGrossi,HowardKuneruther:NewCatastropheModelsforHardTimes.Contingencies,2006,MAR/APR
Myers和Majluf(1984)在Ross(1973)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然而我国的融资现实则与之相反,这种“融资悖论”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我国资本市场严重“跛足”发展,债券市场比例过小等现象都与我国上市公司“重股轻债”这个原因分不开。“融资悖论”使得我国的融资主体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
二、我国证券资本市场现状
(一)我国债券市场较之股权市场规模小
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截至2009年10月27日,沪深两市共计上市公司1635家,市值216452.12亿元,流通市值131200.79亿元。加上2009年10月30日上市的创业板,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越来越壮大,融资功能也越来越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是极其不平衡的,在庞大的股票市场面前,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显得十分弱小。
2007年8月1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了《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我国公司债券发行工作正式启动。2007年9月24日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我国的第一只公司债券——“07长电债”,标志着我国债券市场走向了市场化。然而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公司债试发行至今,沪深两市仅发行了35只公司债,共计融资742亿元,相比起我国的股权融资仅2008年一年就融资3534.95亿元的规模来说,公司债所占比例十分小。
(二)我国公司债占整个债券市场比例低
我国的债券市场以政府债券、中短期融资券为主,而本应作为公司融资主要路径的公司债所占比例却十分小。在2007年之前我国的企业债券发行主要依据的是1993年出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由于企业债券限制在国有经济部门内,与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企业数量相比,它所涉及的发债主体比公司债券要少得多,并且企业债的发行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审批,要求银行予以担保,市场化程度小、受到行政机制的严格控制,每年的发行额远低于国债、央行票据和金融债券,也明显低于股票证券市场的融资额。所以,以往所说的企业债券并不完全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公司债券概念。融资功能远不如公司债券的潜力大。
对比美国市场来看,公司债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属于债券市场的主体。我国2008年公司债发行量占整个GDP的比率为0.15%,而同期美国的公司债则占当年GDP的8.2%。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就是公司债,公司债也有很大的投资市场,然而在这一点上,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并没有体现出来。
(三)在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更具吸引
我国上市公司偏向于股权融资,是因为我国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不高。另外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很低,不分红、少分红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分配股利,也多偏向股票股利,而较少采取现金股利的方式。2008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为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
如果企业进行债务融资,必须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无法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将对企业产生巨大的财务压力,有时甚至会引发企业现金流中断,甚至最终引起企业的破产。因此,按期还本付息是一种“硬约束”,而股权融资中的股利分配则属于一种“软约束”。由于股权融资不用还本且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这就减轻了经营者的压力,造成了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为公司带来成本问题,使得企业的价值缩水。我国A股市场有很多这样的“铁公鸡”企业,有些上市公司甚至长达14年不分红不配股,如SST中纺(600610)、金杯汽车(600609)。由此可见,股权融资不仅会减小经理人的风险,也会减小企业负债融资还本付息的成本和压力,因而更容易被董事会接受。正是由于这样的成本、资本结构等问题,使得我国的“融资悖论”更为激化。而我国投资者的不完全理性及投机性,更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国债券市场的畸形发展。
三、建议
(一)为我国债券市场的成长营造更适宜的制度环境。
我国债券市场有债券市场规模小,债券交易品种较少,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弱,市场准入严格,投资需求不足等缺点。且我国债券市场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这就需要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债券市场的发展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撑。
从2007年公司债正式上市以来,我国的有关部门也推出了不少支持性的政策措施。比如:2009年7月2日,银监会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上市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商业银行经银监会核准后,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从事债券交易试点;2009年10月22日中国保监会了《关于债券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称,对保险机构债券投资的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保险机构投资企业(公司)债券的比例,由不超过该保险机构上季末总资产的30%,调整为不超过该保险机构上季末总资产的40%。
公司债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完善,使我国资本市场筹资方式更为多样化、降低投资风险。相信我国的债券市场会在这种支持性的环境中将会逐步的走向成熟和市场化,未来我国债券市场的筹资总量将有大的增长。
(二)推出更多债券品种,促进金融创新
我国债券市场债券种类偏少,债券市场作为企业主要融资场所的作用并不明确。债券品种少,不仅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要求,也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推出更多的债券品种促进金融创新,不仅可以解决我国债权二级市场流动性不强的问题,还可以扩大融资容量,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能力。
(三)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及实现投资者理性融资
融资悖论现象之所以普遍出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委托问题严重,道德风险问题时有发生。若想要我国资本市场回复良性发展,仅仅制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是远远不够的,解决问题的根源是实现市场主体的理性回归。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可以让融资主体更为健康。
大力发展公司债券,改变企业融资手段、投资者投资组合,促进投资主体及融资主体共同的健康发展才会使我国资本市场越来越壮大。
参考文献:
[1]龚翔.畸弱的公司债券:资本结构理论的现实悖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4).
[2]张跃文.我国债市券种结构的国际比较与调整方向.[J].中国货币市场.2009.(5).
论文关键词 投资者适当性 分类模式 信息披露
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演进
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是指对不同特征的债券品种做出分类，并区别不同产品认知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引导其参与相应类型债券交易的制度安排豍。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协会的公平交易条款豎，发展至今已由金融监管局（finra）将其作为证券经纪商的一项主要义务，包括证券的适当、投资者的适格以及推荐数量的适宜，且若违反可能遭遇赔偿。目前世界主流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将对投资者的资格进行划分放在核心位置：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04）将投资者分为合格对手方、专业投资者、零售投资者三类；日本的《金融销售法》（07）则将投资者分为专业投资者、可变更的专业投资者、可变更的一般投资者；香港在“雷曼迷你债”事件后出台了《建议加强投资者保护措施的咨询总结》（10），其中将投资者分为专业投资者与非专业投资者。
我国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起步较晚。国内对投资者资格进行限制的规范由来已久，譬如1992年体改委等多部委出台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将国企股份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从而限制个人投资者投资国有股份，1995年国务院出台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禁止个人投资b股，1996年《外汇管理条例》对资本实施限制，禁止外国投资者投资本国资本市场等等，但这些规定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存在差异，以上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外汇市场稳定等，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者适当性开始被纳入监管视野，当年国务院出台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最先对投资者适当性做出原则性规定豐，之后证监会先后发布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09年）、《关于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09年）、《关于建立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10年）等一系列规定。债券作为收益固定、风险较小的证券有关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则出台较晚，直到11年底以后上交所才先后出台了《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工作指引》）。
二、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中的二维分类模式
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债券市场投资者采取了二维的分类模式。一方面对于上市债券，上交所于2009年出台了《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其中2.1、2.2条根据债券本身的信用评级、净资产、平均利率将其分为在集中竞价平台上市与固定收益平台上市，《暂行办法》则根据此规定将投资者分成了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其区分标准包括投资者的净资产、证券、投资知识、交易记录等；另一方面，对于非上市债券，由于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突出，中小企业债券的融资功能开始逐渐受到重视，2012年5月上交所出台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标志着私募债券将有部分可以进行准上市交易，但对投资者适当性分类却并未适用《暂行办法》的分类模式，而是在比《暂行办法》标准高出甚多的基础上将投资者分成了合格投资者与不合格投资者豒。因此，我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目前实际可分为四类：上市债券专业投资者、上市债券普通投资者、私募债券合格投资者、私募债券不合格投资者。
现有二维分类模式是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债券市场建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建立之初《证券法》为保证债券安全设置了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债券交易模式不断创新，迫切要求放宽市场准入，而新制度的建立又不能与《证券法》相左，故只能在上市债券之外另行开辟中小企业的私募债券交易市场，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风险、收益存在巨大差异的市场，又由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晚，因此当然地形成了两套分立的分类标准。
现有投资者分类模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职能。从形式上讲，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投资适宜的证券，因此理应对投资者与证券进行不同的划分并进行组合匹配，但照此思路该分类就不应仅是目前的二维四分模式，而是对证券及投资者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且可以想象划分越是细致，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投资的保护将越是成功，但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问题，即抹杀了市场的交易自由：投资者将失去了对证券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低下，这既不利于对投资者也不利于市场本身的效率。在普通商品市场，消费者一项重要的权利就是自由选择权。
三、再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立法精神
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目的是为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美国是全球对市场经济理念最为倡导的国家，但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却一直被美国监管部门倡导，可见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并不是为了限制交易的自由，上文述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通常做法是投资者划分，而我国进一步对债券本身做出了划分，实质上是过于注重了投资者适当性的形式管理而忽视了其本质的立法精神。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假设之一是理性人理论，即所有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都是理性的，都会依据市场信息并根据其偏好做出最优的交易选择，即使从外人看来也许是不合理的选择，只要其自身认为是合理的就能达到最优的市场效率。证券市场投资者的经济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知识水平是一个整体，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的投资者并不一定就必然偏好于低风险债券，本身经济状况较好的投资者也并不一定必然偏好于高风险债券，是否愿意做出投资决定完全是其自身的理性判断。因此，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保证如何使投资者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理性”判断而非由法律进行强加，进一步讲就是要尽量让投资者在信息充分、不受影响的条件下做出理性判断。
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源于契约关系引发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在债券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契约法律关系：投资者购买债券与发行人之间形成资金借贷法律关系；发行人通过证券公司发行债券形成代理法律关系；投资者通过证券公司购买债券也形成代理法律关系；投资者之间进行债券交易形成买卖法律关系；证券公司销售人员向投资者推荐证券形成咨询法律关系；评级机构对债券进行评级与证券公司之间既有平行的服务关系也有纵向的监管关系；债券质押回购业务中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不仅存在资金借贷法律关系还存在债券担保法律关系…，而诸多契约关系是否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关键在于双方之间的信息是否对称，而面对如此庞杂的法律关系与其背后利益冲突，要保证信息对称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干预，但其作为外部监管措施作用毕竟有限，所以是否能找到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成本内部化为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市场效率，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则给出了答案。
四、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分类体系的建立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分类应该以投资者的信息获得能力为标准。虽然信息披露是债券市场的普遍制度，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至少从两方面讲投资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第一，从债券持有数量上讲，中小规模投资者虽然从法律关系上讲是发行人的债权人，但由于债券本身收益固定、易于转让，因此其一般不会花费过高的成本去关心发行人的状况，但若债券持有总量超过一定比例，则持有人作为债权人的地位就会突显出来，因为大额债券并不容易转让，一旦企业发生风险将可能面临较大的损失，而大额持有人本身也可以通过债券交易影响债券市场价格；第二，从持有人与企业的关系上讲，发行人内部的董事、监事、高管、控股股东等以及外部的债券承销商、证交所、结算机构、服务机构及其人员肯定比普通的市场投资者更易了解发行人的信息。以上两项属于投资者本身无法决定而又会影响其权利的因素，故而应该予以进行分类，而如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投资经验等虽然也会造成影响，但投资者之间合理的差异应该是允许存在的，若投资者本身不具有基本专业知识就进行投资，本身是存在过失的。
摘 要: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可转换债券在证券投资市场的表现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低风险的投资品种,近年来日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从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可转债表现良好,整体走势强于股票,体现出了大盘上涨时随之上涨,下跌时抗跌的特点。可转换债券的波动率低于股票,用2000年至2004年10月的日收盘数据计算,上证综指的年波动率为0.21,转债指数的波动率为0.127.
可转债在美国证券投资市场也有良好表现。M晨星公司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可转债基金最近10年年平均收益率为9.29%,接近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9.46%的收益率水平;而最近5年和3年的平均收益(约为5%)均要高出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4个百分点以上,这期间正是美国股市较为低迷时期,体现了可转债基金在弱市中较强的抗跌性;而2003年美国股市逐步由熊市向牛市转变,可转债基金年收益率高达25.31%,体现其在牛市中与股市基本同步上涨的特性。
二、投资价值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纯债券价值的投资分析
纯债券价值作为投资者的收益底线,其未来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市场利率的变化及到期年限的缩短。在预期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有下跌的趋势,市场利率上升,纯债券价值下降。到期年限的缩短,减少了折现的时间,纯债券价值上升。对于不同的企业可转债来说,是否采用浮动利率,以及不同的票面利率、利率补偿率都会对纯债券价值的衡量产生影响。浮动利率能削弱升息对债券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加价值。较高的票面利率和利率补偿率能提高债券价值。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调利率,纯债券价值相应下降。而山鹰转债因有“按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动向上调整,向下变动不调整利率”的利率调整条款,在升息之后立即上调可转债的票面利率,有效地回避了升息所带来的价值损失风险。
债券投资能否安全回收也是纯债券价值投资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稳健是公司偿还债务的保证。国内目前对可转换债券已经实行了信用评级制度,绝大多数可转债有商业银行等担保机构进行担保,且大多数可转债在条款设计中也说明了出现偿还现金不足时代为偿付的机构和方式。因此,国内的可转换债券在偿还方面风险不大。从实际来看,目前没有出现不能偿还的安全。但投资者,尤其是可转换债券中长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财务结构、收入和现金流、偿债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仍不能忽视。这些方面除影响企业的偿付能力外,也对企业未来的股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可转债的投资价值。
(二)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
股票价格是影响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股价的上涨使期权价值增加,进而推动可转换债券价格随之上涨,特别是在超过转股价格之后,距离转股价格越远,则可转债越表现出股性,波动率也越接近于股票。对于股票价格未来趋势的判断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认为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现有的信息,因此根据现有的信息不可能对股价做出预测。B-S理论也是建立在股价是随机波动假设的基础之上,股价未来的波动是随机的。但也有很多理论努力尝试寻找股价的运行规律,如属于技术分析的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股票价格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起到辅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可转换债券不属于短期品种,特别是对于新发行的可转债至少在半年之后才进入转换期,应当从中长期来把握股价的预期。基本面分析通过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将未来现金流用合适的折现率折为现值,以判断当前的股价是高估还是低估。基本面分析注重股市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资金供求、行业状况、及前景、公司财务状况等基础性因素,揭示这些因素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及对中长期趋势的影响,适合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分析。基本面优秀的公司,未来存在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保持业绩的增长,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从而增加可转换债券的投资价值。基本面分析内容繁多,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具体内容参见相关的文章和论着,本文仅以行业为例来做简要分析。遵循价值投资的理念,上市公司行业景气度的提升能带动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进而拉动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推动转债价格上扬。由于铜行业的景气,需求量大增,带动了铜价的大幅上涨,以铜为主业的铜都铜业获得了发展良机,业绩大增,股价上扬,其可转换债券价格达到了140以上的高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0%.从这一角度出发,目前,钢铁行业今年达到了景气的高点,后市预期再度走高的可能性不大,股价上扬机会不多。
对于股价波动率的考察可以参照历史的波动率,结合公司基本面分析和市场热点,来推断未来股价可能波动率。历史上波动率高的公司,得到较多投资人的关注,未来可能持续这一趋势,因而历史波动率可作为参考。若公司未来存在较多的利好消息,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市场热点,则股价正的波动性就大,这将提高可转债的期权价值。另外,从市场经验看,小盘股和低价股具有相对较大的波动率,也就存在更多的机会。
到期年限较长的公司,股价有较多的上涨机会。近几年国内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每年都会上涨的行情。选择到期年限在1年以上的可转换债券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1年以下,例如阳光转债只有0.54年,由于未来股价上涨的机会相对不多,一般不必考虑。
三、价格特征分析
可转债作为兼具股性和债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价值主要由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两部分有机地构成,所以转债的固定收益部分(包括票面利息、利息补偿以及无条件回售价格)和股票的走势对转债的市场价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以转股价格为分水岭,当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格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债性,纯债券价值对转债的价格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当股价远高于转股价格时(不考虑赎回),此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股性,即转换期权价值;当股价处于转股价格附近时,则债性和股性综合体现。不同的股价下对应的市场价格特征如下图所示。其中:转换价值=股票价格×(债券面值÷转股价格)。
因此,在股价低于转股价格时,由于纯债券价值的保底作用,可转债显示出了很强的抗跌性。在高于转股价格较多时,则转债的市场价值略高于转换价值,跟随股票的上涨而上涨,收益与股票相似。
四、套利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波动通常比股票的波动慢,如果股价下跌,转债的下跌会有一定的滞后,而且跌幅更小。如果股价上涨,可转债的上涨也会滞后,涨幅也不如股票,此时可能出现转换价值超过市场价值的情形,折算转换价格(定义见下面公式)小于股价,这一价差的出现形成套利机会。例如铜都铜业在2004年9月17日股价上涨7.45%,收盘价为9.81,而可转债价格仅上涨4.91%,以收盘价计算的转换价值为144.26,超过了可转换债券的收盘价139.94.折算转股价格为9.51,差价为0.3元,出现套利机会。反之,由于普通股并不能转换为可转换债券,所以在折算转换价格高于普通股的市价时,套利行为是不可行的。因此,对可转换债券的套利只能是单向的。
套利策略为:套利者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和现金(股票也可以由转债转换而来),当市场出现套利机会时,套利者卖出股票,同时买入相应数量的转债并申请转股,第二个交易日套利者的持仓变化为:股票数量不变,现金增加。现金增加部分即为套利收益,但由于没有卖空机制,套利者必须承担持股风险,这是单边市场套利所不可避免的。为了发现套利机会,定义如下指标:
折算转换价格=可转债市价/(100/转股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股价-折算转换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率=每股转换溢价×(100/转股价格)/可转债市价
每股转换溢价率也称为套利空间,如果套利空间为负,则不存在套利机会;反之,若套利空间为正,且大于所有的交易成本费用率,则存在套利机会。操作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同时进行,所以组合中股票市值和现金资产的比例大致应为1:1.
一次套利操作需要同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两次交易才能完成,卖出股票的交易费用率按0.5%计算,买入转债的交易费用率按0.1%计算,则一次套利操作总的费用率以0.6%计算。当套利空间大于0.6%时,则存在套利机会,否则不存在。资金量不同,对套利空间的要求不同,实际操作时对套利空间的需求按投资者的资金量大小而定。
套利机会的存在不仅使投资者多了一种获利的方式,同时也直接促进了转债的转股效率。由于目前转债的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不足,所以不适宜大资金进行套利操作。如果转债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套利是值得关注的。
五、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投资工具,其风险收益的特点适合于厌恶风险,却又想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者。以承受低利率的代价得到股份未来上涨时的获利机会。当然如果是在二级市场买入,则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转换权。综合上述可转换债券定价的讨论和投资的分析,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来把握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一)选择策略
今年以来，极度紧绷的资金面以及城投债危机的爆发，让债券投资者很受伤。晨星中国债券型基金指数显示，截止11月14日，该指数今年下跌2.04%，为2004年11月以来首次录得负收益。不过，10月以后，随着CPI下降趋势的确定、资金面的逐步放松，债券基金也“苦尽甘来”，迎来了反弹。
那么，在债市的“寒冬”过后，投资者究竟应该如何投资债券基金？由于较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容量较小，加之多数债券在我国属于非个人投资品种，债券基金也总是“蒙着面纱”羞答答的出现在投资者面前，因而，笔者将在下文中从债券基金的基本知识谈起，以期让投资者重新认识债券基金。
什么是债券基金？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基金分类方法，债券型基金是指基金资产80%以上投资于债券的基金。这一看似简单的定义，其实已经将债券基金的收益特征以及风险告之我们：首先，由于债券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市场，因而相对权益类品种来说，其收益相对稳健、风险也更小，且其投资收益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债券市场的收益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十年以来债券基金的走势基本能独立于其他类型基金的根结所在。
其次，由于债券的种类有多种，按照发行者不同，可大致分为国债、地方政府债、城投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等；按照期限不同又可分为长、短、中债；按有无抵押担保又可分为无担保债券（信用债）、有担保债券；按照有无特别的约定，又可分为可提前赎回债券、可转债等等，正是由于债券的多样性，这80%的债券资产如何分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债券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差别。而今年上半年不少债券基金惨遭“滑铁卢”，也正是由于资产中配置了大比例的城投债和转债。
再者，80%之外的资产投向何处也对基金的风险以及收益起着一定的作用，风险偏好高的基金可能会选择直接投资与二级股票市场或者参与打新股，而嫌恶风险的债券基金或许会将债券的投资比例调至100%，只专注于债券。
债券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构成国内债券基金风险的三类资产分别是股票、可转债以及纯债资产，这是由国内特殊的债券市场环境决定的。三类资产对应的风险依次递减。
从国内债券基金的资产配置来看，它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投资风格。其一，专注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其业绩的贡献更多来自于股票资产，承担较高的市场风险，如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其二，谨慎参与新股申购，同时适当配置可转债，在参与股市投资的同时适当控制风险，代表基金如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其三，无论是一级市场股票，还是二级市场股票，基金基本不参与，收益的来源主要是纯债，同时也会少量配置转债，组合整体以控制风险为主。这一类基金的代表如中银增利、长信中短债债券等。
同样投资于股票市场，多数债券基金通过网下进行具有锁定期的新股申购，力求本金安全、收益稳定；有些则是通过选股择时以及仓位控制的手段来获取二级股票市场的收益。不过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的收益率在逐渐下降，且一旦市场遇到系统性风险，一级市场锁定的新股和二级市场股票的风险几乎是相当的。
一类基金由于主要投资可转债，其同时具备股性、债性。当“债牛股熊”时，其风险收益特征更接近债券基金，而当“股牛债熊”时，其风格又更倾向于股票基金，从一定程度说，这类基金看似“退可守进可攻”，但是遇到“股债双熊”也难于幸免。
如果是非常看重风险的投资者，纯债基金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从投资品种来看，纯债基金仅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品种，因而其风险收益特征与债券市场的走势更为贴切，也更能走出独立于股市的行情，以投资类纯债的中银增利债券基金为例，今年以来获得了3.22%的收益，同期中债总指数的收益率为4.28%，中短期债券指数收益为3.95%，而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则为-13.77%。
债券基金的收益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债券基金的主要投资标的是债券，而对于债券市场而言，从风险补偿的角度出发，基础利率是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利率。一般用无风险国债收益率作为基础利率的代表，并分别针对不同期限的债券选择相应的基础利率基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债券基金的大致收益范围，即基础利率+风险补偿。
也正是由于基础利率、风险补偿直接影响着债券基金的收益，故而一切能够影响基础利率及风险补偿的因素，都可能会对债券基金的收益造成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通货膨胀时期，基础利率通常会上涨，故而带动债券收益的上涨。又譬如央行出台种种货币政策，导致基础利率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债券收益。此外，由于债券期限、债券发行者信用度以及是否具有提前赎回条款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债券的风险补偿额度也不同，通常来说期限越长、信用度越低、附有提前赎回权的债券往往要求比较高的风险补偿。
总得来说，对于债券基金而言，久期是衡量利率变动对债券价格影响的敏感指标，久期越大，说明利率变动对债券基金收益影响的波动越大。
债券基金在基金组合中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站在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债券基金具有与其他市场关联度低，收益稳健、风险小的特征，因而投资者可以依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等在及基金组合中配置适当的债券基金，从而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或许有投资者会问，股票基金中不是已经配置了一定量的债券吗，何以还要再选择债券基金？投资者需要知道，股票基金或是混合基金中债券的配置是机动的，很可能会由于基金经理的人为的因素（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造成债券的配置比例“微乎其微”，而一旦股市面临系统性下跌时，又难以及时调整比例。
故而配置一定比例的债券基金对于一个稳健的投资者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逐渐减弱，可以逐渐加重债券基金在基金组合中的比例。具体来说，有个小规律可以遵循，即债券的配比大致与年龄等同。
如何选择债券基金
在上文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债券基金的不同类型以及收益特征，投资者在选择债券基金时，可以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合适自己的债券基金。建议债券知识掌握不多、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尽量选择持股比例低、而持债又主要以信用级别高的品种为主的债券基金。而对债券有一定了解，投资经验相对丰富的稳健型投资者可以在详细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后，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收益的债券产品。
不过，如果仅仅从平衡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纯债基金是比较好的品种。
此外，投资者还需关注以下几个因素：
费率。不同债券基金的费率往往有着一定的差别，因而投资者应尽可能选择费率低的基金，“赢在起跑线上”。
关键词：企业债券 二级市场 债券信用评级
一、企业债券的概念
1.企业债券的概念
企业债是指从事生产、贸易、运输等经济活动的企业发行的债券。
在西方国家，由于只有股份公司才能发行企业债券，所以在西方国家，企业债券即公司债券。在中国，企业债券泛指各种所有制企业发行的债券。中国企业债券目前主要有地方企业债券、重点企业债券、附息票企业债券、利随本清的存单式企业债券、产品配额企业债券和企业短期融资券等
2.企业债券的基本要素
企业债券是一种筹资手段和投资工具。作为体现债权债务凭证，其基本要素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是发债主体。在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指在我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按法定程序发行债券，取得一定时期资金的使用权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同时又承担着举债的风险和义务，须按期还本付息。除被批准的企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企业债券。
二是投资人，即债券持有人。其享有按
规定取得利息和到期收回本金的权利，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承担责任。
三是利率。企业债券利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发债企业筹资数量、筹资成本和投资者的债券利益。企业债券的利率受投资者对收益率的接受程度、发债企业的承受能力和社会信誉、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和债券期限的长短等因素的影响。
四是期限。从债券发行日起到偿还本息日止的这段时间为债券的期限。企业通常根据资金需求的期限、未来市场利率走势、流通市场发达程度、债券市场上其他债券的期限情况、投资者的偏好等来确定发行债券的期限结构。
二、简析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企业债券十多年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为培育资本市场、促进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与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相比（发行债券是西方企业的主要筹资渠道，而股标筹资占较小部分），与我国的股票、国债市场相比，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相对滞后，无论在发行规模还是在二级市场的成熟程度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企业债券在整个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其它金融产品相比，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真是举步维艰。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我国企业债券的供求关系和市场条件作一经济分析。
企业债券融资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的核心主要是发行计划规模管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具体发行采取审批制等。这种管理思路把企业债券当作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缺口，它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对发行主体的限制过严、发债额上限太低。
三、企业债券的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不高，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问题最为突出
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过程看，流通市场很不活跃，企业债券的换手率明显低于其他金融品种。除了企业债发行、利率、上市限制过严外，目前我国只有部分企业债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上市。
一要改革发行体制和监管模式。
完善企业债券融资发展的法律基础，并改革政府对债券融资的管理。政府的管理应从重视行政审批控制向重视市场化运作方式转化；从直接管理向监控信息披露真实性的间接管理转化；从单纯重视企业融资向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转化。
二是应逐步放开利率管制。
将企业债券的利率水平与风险挂钩，或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相对自主地确定发行利率。同时，发债企业可根据自身对资金期限的不同需要而制定相应的还债期限。此外，企业不仅应针对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来设计债券品种，而且付息方式也应灵活多 样。
三是要完善企业债券流通市场体系
要注重培养企业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应鼓励基金公司、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信用度较高、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企业债券，还可通过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基金来专门支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债券市场引入更多的资金。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知识读本[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
关键词：债券收益率；相关性；信息溢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48-06
引言
股票和债券是投资组合中最常见的品种，如何配置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和种类对于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如同家常便饭。因此，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传统的做法是通过构造各种股票指数和债券指数，通过研究两者指数之间的关系，间接地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大量的文献积累了许多有意义的经验，由于个别股票和债券与指数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整体市场情况。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应用上的不足：首先，指数代表大量的股票和债券，但指数并不等于单个证券。因此，要想通过指数来分散风险，必须按比例投资于所有成分股票或者债券。在实际投资中，只有大型投资基金可以模拟指数投资。其次，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仅体现了系统性的共性因素，而没有体现公司个体因素。因此，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受到限制。另外，在指数构造中，样本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从微观角度着手，研究同一个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关系。由于微观数据同时包含了系统性因素和公司个体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的拟合结果从理论上会有更高的准确性――这对投资组合的风险量化评估意义重大。然而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很高，一直很少被关注。
本文从交易者行为入手，试图用后一种方法来研究中国股市和债市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扩散机制，包括公司价值变化对股票和债券的影响形式，以及股票和债券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力。
一、研究综述
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股市和债市两者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众多文献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两个市场的相关性程度；（2）引起两者相关的原因。
（一）对股市和债市相关性的研究
从两市联动性方面看，早期文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两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如Bossaerts（1988）在研究投资组合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Shiller & Beltratti （1992）用理性预期模型检验了股价变动和长期利率变动的关系，发现股票和债券收益率之间在理论上存在极小的正相关关系；等等。但是早期文献的具体观点比较杂乱，实证结论往往差别较大，甚至相互矛盾。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样本，或者使用不同时间和不同市场的数据。限于当时市场的成熟程度，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时期会有较大差别。另外，市场联动性研究主要通过构造两市的指标进行间接衡量，在指标的构造上包含了较多主观因素。
近年来的文献基本认同两个市场相关系数时变的观点，研究的重点转向进一步分析相关系数的变化的原因。如Ilmanen（2003）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的相关系数后发现，相关系数不但是时变的，而且可能在不同时期是相反的。在20世纪大部分世纪是正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50年代晚期、2003年左右是负的。Cappiello，Engle等（2006）发现市场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相关系数的变化，他们运用非对称广义动态条件相关模型（AG-DCC）发现，欧洲的几个国家在欧盟成立之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化。Andersson，Krylova等（2008）发现股票和债券价格的相关性随经济周期变化，在高通货膨胀预期时期同方向运动，在低通货膨胀预期时两者收益率呈负相关。
另外，由于相关系数的可变性，说明相关系数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风险定价。如Driessen，Maenhout等（2009）的实证研究证明，在市场完全清偿的条件下相关性风险是被定价的。当整个市场的相关系数高于预期的时候，由于多样化分散投资条件恶化，需要一个超额收益作为保障，这个超额收益对相关性敏感。Buraschi，Porchia等（2010）则在研究投资组合时，对随机波动性风险和相关性风险采取了不同的对冲措施。
（二）相关性的成因分析
对于两个市场相关性的研究也可以分成两个方向：基于基本经济因素的影响的研究、基于两个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扩散的研究。
前者如Keim & Stambaugh（1986）研究了一些基于资产价格水平的事先可观测变量，证明可以预测纽约交易所普通股的事后风险溢价。并且发现小公司和低等级债券在一月份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敏感性的季节现象，认为是跨年期间风险上升；Campbell & Ammer（1991）研究美国战后数据时，用VAR模型将股票和债券收益变化分解为预期未来的股票红利、通货膨胀、短期实际利率、股票和债券的超额收益等因素。Shiller & Beltratti（1992）的研究也利用了相同的方法。
后者如Fleming，Kirby等（1998）研究了信息在市场之间联系的波动性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市场信息来源分成公共信息和来自跨市场套保交易，认为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来自两者之间的信息溢出过程。Kwan（1996）则从公司资产价值对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公司资产价值均值的变化在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变动中起主导作用。另外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角度着手，发现股票价格的变动对滞后期的债券收益率存在单向信息溢出。
对相关性系数的时变性，现有文献的解释基本都从投资者的风险回避角度进行解释。如Barsky（1986）发现了投资者在危机时期表现出的“奔向安全性”（“flight-to-quality”）；Andersson，Krylova等（2008）在考虑“奔向安全性”现象后也发现，股票市场风险的增加是导致两者相关性减弱的原因。而预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不会影响股票与债券的相关性。
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晚，国内相关研究还很少，且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文献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方法是利用现有指标，或自行构建相关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研究结果也类似。如曾志坚 、江洲（2007）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收益率存在时序变化的月度相关性，以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领先―之后关系。袁超、张兵等（2008）使用AG-DCC模型，研究了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时变情况，发现股市和债市之间的联合冲击影响是不对称的。郑振龙、陈志英（2011）运用多维GARCH-DCC模型计算中国股市和债市的相关性，同时考虑宏观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同样得出了时变相关性的结论。
笔者认为，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基本面因素，通过影响价值，再体现到价格的变化。基本面因素可以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前者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市场利率水平、行业景气程度等，后者是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反映。第二类是投资者行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指投资者对基本因素变化导致企业价值变化的期望的反应。第一类因素是影响公司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基础，第二类因素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变化的过程。
二、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验证两个方面：第一，验证公司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机制。确定中国证券市场中，公司资产价值的信息是通过均值变化还是波动率变化影响证券价格。第二，研究公司信息在市场中的扩散机制。确认股票和债券价格变化的领先或滞后关系。
（一）模型设定
我们借鉴Kwan（1996）的方法，同时检验同一个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同期相关性和跨期相关性。用同期相关性研究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主导因素――公司资产价值变动的均值还是波动率。用跨期相关性研究股票和债券价格之间的动态影响――哪个领先，哪个滞后。模型中我们对所有变量都采用变化率。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对市场收益率产生影响，而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化能很好地代表市场整体收益率的变化，我们引入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化量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市场收益率变动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ΔBj，t=β0+β1Δrj，t+β2ΔSj，t-1+β3ΔSj，t+β4ΔSj，t+1+εj，t （1）
其中，ΔBj，t是债券j从t-1时期到t时期的到期收益率变化，Δrj，t是期限相似的无风险债券从t-1时期到t时期的收益率变化，ΔSj，t表示与债券j相同发行人的股票从t-1时期到t时期的收益，εj，t为随机扰动项。余项类似。
β1代表债券收益率变化对无风险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如果无风险利率的变化对债券收益率变化存在影响，β1应该是正的。
由于公开信息的存在，股票和债券价格变化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同期相关，因此一般情况下β3≠0应该是合理的。如果β3>0，则说明股票和债券收益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引起证券收益率变化的是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变化的信息；如果β3
如果两个市场对知情交易者的机会均等，那么非公开信息同时融入股票和债券，表现为两者收益率的变化仅在同期相关，体现在β3上，而β2=β4=0。如果β2≠0，那么说明债券收益率的变动和股票收益率的t-1变动相关，股票市场信息领先于债券市场。反之，如果β4≠0，说明债券市场信息领先于股票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β2，β3，β4的误差均被纳入到干扰项，一般情况下，这些系数会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从而导致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确切的误差结构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我们可以用Newey & West（1987）的方法，获得无偏和一致的统计推断，即使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性标准差”，只改变标准差的估计值，不需要改变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样本为沪深两市交易的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国自2007年开始发行公司债券，考虑到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早期的不稳定性，为了减少干扰，我们采用从2010年初至2012年末的周度数据。股票采用周涨跌幅数据，债券采用每周周五的到期收益率进行差分，得到到期收益率的变化（数据来源为同花顺iFinD）。
由于公司债券发行条件比较复杂，为此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一定的筛选限制，以减少干扰。我们剔除了非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剔除了所有非固定利率债券，剔除了所有含权以及特殊条款债券。另外，新发行（On-the-run）债券的交易和早期发行（Off-the-run）债券的市场表现明显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也剔除了交易时间少于5个月的新发行债券。最后，我们得到符合要求的78家公司发行的98只公司债券样本，共8 971个样本观测值。这些债券到期日从2012年12月25日至2025年10月19日不等。发行人涵盖GICS行业分类的9个行业，其中以原材料、工业、金融和公用事业为主。
对于无风险利率，我们采用相似期限的固定利率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来近似，具体选用期限为3年、7年和10年国债，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样本中所有债券的发行规模从2亿元到130亿不等，债券发行规模受公司规模，所处行业前景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投资者对债券收益率的期望，因此我们对不同发行规模的债券进行分类分析。我们按发行规模从小到大分成四个部分相等的部分，区间分别为[2，8]、（8，20）、[20，35]和（35，130]（单位：亿元）。
债券评级反映债券的风险程度，投资者对不同评级的债券要求不同的收益率。目前中国公司债券等级已经趋于多元化，样本债券包括AAA、AA+，AA和AA-四个等级。我们也按债券等级进行分类分析。表1为样本观测值的混合截面统计信息摘要。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分析，Panel A为全样本统计信息，Panel B为按债券发行规模从小到大排列的子样本统计信息，Panel C为按照债券评级分类的子样本统计信息。
一般来说债券发行的公司实力越强，发行债券的规模越大，同时评级也越高，所以以上两种分类方法所体现的信息应该是一样的。从表格可以看出，债券的发行规模并非均匀分布，大部分债券发行规模小于35亿元。这符合中国公司债券规模较小，没有成为大型企业主要融资渠道的现实。样本收益率均值为5.31%，中位数为5.17%。收益率随着发行规模的增加而降低，随着评级增加而降低，也符合债券收益率随风险增加而增加的金融理论。
样本也非正态分布，存在一定的偏度。从分类子样本看，偏度随着发行规模增加减小，随着评级增加而减小。方差随着发行规模的增加而减小，随着评级增加而减小。例外的是AA-级别债券的波动性明显偏小，标准差为0.4782，远小于AA级债券，也小于AAA级债券，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债券市场投资者对低等级债券不认同，交易稀少。
本文实证部分使用计量软件为Stata12.0。
三、实证分析
为了稳健起见，我们在实证检验中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混合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用OLS对公式（1）进行回归。在具体回归过程中，我们采用3年、7年和10年三种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变化作为控制变量，并对样本按照公司进行聚类回归。我们进一步对观察数据按照发行规模和债券评级进行分类，以便在不同的债券属性下研究同一公司债券和股票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从样本统计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长面板数据，因此必须考虑扰动项的具体形式，以提高估计效率。
（一）混合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结果
其中，_cons为截距，dy3、dy7、dy10分别为3、7、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变化，Fs、s、Ls分别为股票收益率领先期、同期和滞后期收益率。[ ]内的数字代表P值，***代表1%显著性，**代表5%显著性，*代表10%显著性。
从表2可以看出：首先，7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变化对债券收益率变化影响最大，且统计显著，说明公司债券到期收益率的变化主要受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变化影响。其次，股票收益率的变化对债券收益率变化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说明不是影响债券收益率的主要因素。再次，股票收益率的领先期对债券收益率影响显著，且为负，说明公司资产价值变化的信息首先进入股票市场，再从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传递。这与股票市场更具流动性相符合。而负的系数说明影响股票和债券收益率变化的是公司资产价值的均值变化。这可能和中国公司债发行企业主要为原材料、工业等企业为主有关。
表3所列数据为按照债券发行规模分类之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分类回归结果和全样本结果类似：显示股票收益率的领先期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变化影响显著（Quartile 2除外，显著性刚刚超过10%），但是系数仍然很小。但是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变化对不同发行规模的公司债收益率变化有所不同，发行量小的公司债受相对短期国债收益率影响，发行量大的公司债受相对长期国债的影响。Quartile 1受3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显著，Quartile 2受7年、10年期国债影响显著，Quartile 3受7年期国债影响显著，而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对Quartile 4部分公司债收益率的变化影响不显著。发行量最大的公司债，其发行者为规模巨大，占有垄断性资源的巨型国企，其安全性几乎和国债相当，因此市场表现相对独立。如样本中最大发行量为130亿的“12石化01”，由中国石化发行。
下页表4所列数据为按照公司债评级分类后的子样本回归的结果。从Obs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公司债主体部分还是AAA级债券，占一半以上。AA+及以下评级较少，其中AA-评级公司债观测值只有151个，Stata软件忽略了对其统计显著性的估值。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按照评级分类的统计结果显著性明显下降，无论是国债收益率变化影响还是股票收益率影响，显著程度都没有达到1%水平的。一方面可能与中国公司债券以AAA级为主有关，中国公司债市场至今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违约事件，投资者对风险的敏感性不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中国目前债券评级业发展程度低有关，评级结果对投资者的行为影响较小。
对比AAA级债券和AA级债券可以看出，AAA级债券受7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影响显著，而AA级受3年期国债收益率影响显著，说明风险高的债券受相对短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股票收益率对债券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与全样本类似，同样是受公司资产价值均值变动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AA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化对公司股票收益率存在反馈，表现为股票收益率的滞后期与债券收益率变化相关系数显著，同样为负。
比较奇怪的是AA+评级的债券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变化和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
（二）长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从表格可以看出，用长面板估计的系数除了显著性大小略有区别，基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样，分类回归结果也类似（结果忽略不报告）。
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就我们的样本而言，影响公司债券收益率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化，我们用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来代替。而公司资产价值的变动影响相对要小很多。其次，公司资产价值的均值变动对债券和股票价值产生影响。且公司资产价值变动的信息先体现在股票市场，然后由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扩散。可能的原因是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而知情交易者利用信息优势，首先在更具流动性的股票市场进行交易。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投资者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弥补信息不足，寻找投资机会。尤其对于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机构投资者，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可以为投资组合的构建和调整提供一定的指导。
值得提出的是，根据Andersson，Krylova等（2008）的发现，在高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价格同向运动；在低通货膨胀预期时期，则负相关。但中国公司债券发展时间较短，而本文研究所用样本为2010―2012年，这三年中，市场尚来不及体现出周期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仅仅说明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的两市相关情况，和经济周期相关周期性变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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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我国可转债会计实务及其理论依据
可转换债券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债券，即债券持有者有权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将债券转换成
公司股票，转换与否取决于转换条件成就与否，因此可转换债券可粗略地近似为一个普通债券加上一个看涨认股期权。为了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发行者的利益，通常可转换债券是可赎回的，即发行者可在将来的特定时间以特定的价格将可转换债券赎回。可转换债券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欧美国家市场，由于其低资本成本、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长期资金以及调节权益资本与债务成本结构等优点，可转换债券在全球市场广泛运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金融品种。从我国的金融实践来看，自1992年琼能源发行了我国的第一笔可转换债券以来，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可转换债券日益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金融产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来规范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工作，而可转换债券的会计实务主要是由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来规范，实务界影响最大的会计教材《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在可转换债券的会计实务方面也是按照《企业会计制度》中的相关规定来编写的。下面用具体的例子对我国可转债会计实务进行分析。
例：某股份有限公司为一项工程2002年1月1日发行5年期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票面年利率为6%，按面值发行（不考虑发行费用），债券发行一年后可转换为股份，每100元转普通股4股，股票面值1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账面价值1.59亿元（面值1.5亿，应计利息0.09亿元）。假定债券持有者全部将债券转换为股份。
确认计量事项 发行方会计处理 投资者会计处理
发行方收到发行收入时/投资者认购债券时 借：银行存款 150000000
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面值） 150000000 借：长期债权投资—可转换债券
（债券面值） 150000000
贷：银行存款 150000000
计提利息时 借：在建工程 9000000
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计利息） 9000000 借：长期债权投资—可转换债券
（应计利息）9000000
贷：投资收益—债券利息收入 9000000
转换为股份时 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面值） 150000000
（应计利息） 9000000
贷：股本 600000
资本公积 153000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159000000
贷：长期债权投资—可转换债券
（债券面值）150000000
（应计利息）9000000
由上面的会计处理可以看到，我国实务中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被认为是一项单纯债券，其会计处理同一般债券相比没有什么差异，只有在条件成就，投资者行使转换权时，发行方才将可转换债券转换为权益，所以基本上可转换债券包含的转换权价值无论对于发行方还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没有进行初始确认，这种会计实务所依据的是传统的会计理论，即会计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要素的可定义性，资产和负债是建立在“过去交易”的基础上的未来经济资源流入或流出，那么对于转换权这种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交易”因为不符合可定义性，所以不应该在债券发行时进行确认，纳入报表体系。这种会计实务虽然操作方便，但是因为使大量决策相关的交易信息游离于表外，严重地影响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给财务报表使用者带来比较大的潜在风险。
金融工具会计，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冲突在理论界已经经过十多年的争论，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该领域准则制定的波折历程来看，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已经倾向于不去重新定义会计要素，撼动传统会计理论的基石，而是提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权益工具等一系列特殊概念来构建对于这个特殊领域经济活动的描述体系，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这种做法是一种可行的现实选择。
二、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可转债会计处理的规范
财政部会计司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征求意见稿）》第三章专门专门规范嵌入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该征求意见稿对嵌入衍生金融工具作出这样的定义：“嵌入衍生金融工具指嵌入到主合同中，使主合同的部分或全部现金流量，将按照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调整的衍生金融工具，如嵌在购入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转换权等”。这个定义清楚地表明可转换债券中包含的转股权属于“嵌入衍生金融工具”，相应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正式实施后，可转换债券的会计处理必定受到其影响。根据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的规定，嵌入衍生金融工具符合三个条件的，应当从主合同中予以分拆，作为独立的衍生金融工具处理，这三个条件分别是：（1）与主合同在经济特征及风险方面不存在紧密关系；（2）符合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3）相关混合工具没有指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将这三个条件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的相关条款对比，可以发现，征求意见稿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前两条完全相同，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的第三个条件为：“混合工具不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也不计入净利润（或净亏损）”。国际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的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我国的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列报和披露》第十条作了类似的划分，只不过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表述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这四种金融资产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他几类要么是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要么虽然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但变动计入权益。所以我国征求意见稿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表述看似差异很大，但实际所要表达的实质含义与其是一致的。
《金融工具列报与披露（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提出了分拆的要求和分拆的具体指导原则：“企业发行的非衍生金融工具包含负债和权益成份的，应当在初始确认该金融工具时将负债和权益成份分拆。在进行分拆时，应当先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负债成份的初始入账价值，再按该金融工具整体的发行对价扣除负债成份初始入账价值后的金额确定权益成份的初始入账价值”，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第2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以下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下可转换债券的会计处理。
例：某公司a为一项工程发行10000张面值为500元的公司可转换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520元，票面利率为5%，期限为5年，同期国债利率为8%，利息年末计提，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溢折价按直线法摊销。某投资者b在发行日购入1000张作为长期投资。债券发行一年后可转换为股份，全部债券转换为5000000股面值1元的普通股
按照分拆的要求，首先要按照贴现现金流量法来确定债券部分的价值，即由pv=f×(p/s , i% , n)+ i×(p/a , i% , n) 计算得到债券价值=5000000*（p/s，8%，5）+400000*（p/a，8%,5）=5000000*0.681+400000*3.993=5001400元，可转换债券中含有的转换权的价格为198600元（5200000-5001400），债券溢价为1400元
确认计量事项 发行方a会计处理 投资者b会计处理
发行方收到发行收入时/投资者认购债券时 借：银行存款 5200000
贷：应付债券—债券面值a 5000000
—债券溢价 1400
资本公积—债权转股权准备 198600 借：长期债权投资—投资面值 500000
— 溢价 140
—债券转股权 19860
贷：银行存款 520000
计提利息时 借：在建工程 249720
应付债券—债券溢价 28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250000 借：长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25000
贷：投资收益—债券利息收入 24972
长期债权投资—溢价 28
会计期末债券价格发生变动b 发行方无需会计处理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转股权 10140
贷：投资收益 10140
转换为股份时c 借：应付债券—债券面值 5000000
—债券溢价 1120
—应计利息 250000
资本公积—债权转股权准备 198600
贷：普通股 5000000
资本公积—普通股溢价 52520 借：长期股权投资 530112
贷：长期债权投资—投资面值 500000
—溢价 112
—债券转股权 30000
注：a.此处省略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二级科目，下同 ; b.假设此处存在一个股票期权的参考市价30元（因为原来每张可转换债券的转股价权价值为19860÷1000=19.86元，所以相当于单位转股权价值上涨了10.14元）; c.假设一年后全部可转债转为股权
上面的会计处理是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下可转债的会计处理，与现行的会计处理相比，发行方在发行可转换债券时，将嵌入其中的转换权价值分拆出来计入权益项目资本公积，在债务转为权益时该资本公积的金额转入“资本公积——普通股溢价”明细科目，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之所以要求将嵌入式衍生工具与其主合同分拆是因为两者的价值由不同的因素决定，从而具有不同的风险，一般可转换债券的发行金额都非常大，发行方负债权益比例的改变会对投资者及其他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带来重大影响，所以分拆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实质，提供更加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对于可转换债券的投资者来说，将所拥有的转换权价值分拆出来放在“长期债权投资—债券转股权”明细科目反映，而不是笼统地将投资成本超过债券面值的部分全部计入“长期债权投资—溢价”科目，虽然在购买该可转债时只是影响长期债权投资价值在明细科目的分配，不影响总额，但是在未来持有期间，溢价的摊销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损益，也将影响到投资方的账面资产价值，这些信息同样是影响决策的重要信息。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到在会计期末债券价格发生变动时发行方无需进行会计处理，而投资者则需要根据市价变化的情况调整“长期债权投资—债券转股权”及“长期债券投资—投资成本”的金额（上例中仅举了调整“债权转股权”的例子）。这是因为发行方对其所承担的负债不是按公允价值而是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者则相反，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要求必须在期末确认持有资产的浮动盈亏。在我国的现行实务中，长期债权投资在期末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而不确认公允价值增加带来的收益，这种非对称地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不是严格意义的公允价值计量，只是谨慎性原则的运用，按照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原则，可以预见即将颁布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将会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会计实务方面将做出重大改变。
三、 我国可转债会计实务运用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
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1年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准则的历史上，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最为周折，经历了多方长时间的争论与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工具对于传统会计要素定义的冲击，以及公允价值作为唯一相关计量属性的提出。前者因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一系列概念作为特殊的会计要素补充传统会计要素已经逐渐在理论与实务界达到共识，衍生金融工具应该进行表内确认而不仅仅是表外披露也不再是一个有太多分歧的问题。但公允价值这个计量属性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这也是我国可转债会计实务运用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难点所在。
一、可转换债券及其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也罢，投资者也罢，对可转换债券的认识往往停留于将其作为一种再融资渠道的认识之上，而较少有人把可转换债券的出现和发展视做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种金融产品创新。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加上可转换债券本身在中国产生，尤其是被市场接受的时间很短，在客观上就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各类主体对其本质及特性了解不深。因此，从可转换债券的概念及其特性着眼，进而对可转换债券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作一介绍仍很有必要。
可转换债券的含义与特征
与普通债券相比，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视做一种附有“转换条件”的公司债券。这里的“转换条件”就是一种根据事先的约定，债券持有者可以在将来某个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条件转换为公司普通股票的特殊债券，其实质就是期权（options）的一种变异形式，与股票认股权证（warrants）较为类似。因此我们可以把可转换债券视做“债券”与“认股权证”相互融合的一种创新型金融工具（“混合债券”，hybridbonds）。
由于这种特殊的“转换”期权特性，使得可转换公司债券得以兼具债券、股票和期权三个方面的部分特征：首先，作为公司债券的一种，转债同样具有确定的期限和利率；其次，通过持有人的成功转换，转债又可以以股票的形式存在，而债券持有人通过转换由债权人变为了公司股东。这一特性，主要体现在转债较低的利率之上--显然，没有股权转换作为吸引，投资者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利率的；第三，转债具有期权性质，即投资者拥有是否将债券转换成股票的选择权。
上述这种多重特征的迭加，客观上使可转换公司债券具有了筹资和避险的双重功能，因此，与单纯的筹资工具或避险工具相比，无论是对发行人，还是对投资者而言，可转换债券都更有吸引力。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价值，可以用下图形象地予以说明。
普通债券的价值是我们理解转债的基础。在图1中，债券价值是用一条从原点出发的曲线表示的--当公司价值很低时，意味着公司破产的概率较高，从而债券价值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呈正向连动关系；但由于债券投资者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因此当公司价值上升到一定程度，公司有能力偿付债务本息，公司债券的价值就相对平稳，因此债券在公司价值变化的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就表现为一条水平线。此外，容易理解，转债的转换价值与公司价值的变化显然也是正相关的，随公司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图中就用一条过原点的直线表示。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当公司价值很低时，债券价值就是可转换债券价值的低限--可转换债券价值线显示当公司价值很低时，转债仅仅以相对纯粹债券而言的较小溢价交易，从而类似于纯粹债券。相反，当公司价值很高时，转债就会以高于转换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表现的更象股票。但是，在公司价值变化相当大的一个区域内，转债是以一种“混合证券”--即有些类似债券，又有些类似股票--的形式出现的并进行交易的。
（二）中国可转换债券的出现与发展--再融资渠道演变视角的考察
虽然从特性上看，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带有衍生性质的金融产品，但就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而言，却很少有这方面的考虑，而从其出现之日起，中国可转换债券就与融资，特别是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的拓宽与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可转换债券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的演变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应该说，中国特殊的股票市场发展背景决定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情况颇有些特殊：由于中国股票市场是在“预算软约束”的投融资体制和“投资饥渴”的短缺经济大环境下出现并发展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而且考虑到中国股市发展初期的主体--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国有”背景，在财政收支捉襟见肘，银行贷款财务压力渐趋突出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对于“没有还本付息”压力的股权“融资”偏好非常强烈，因此监管当局对再融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且长期以来仅限于配股一途。
中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再融资渠道的创新。在经过8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运行、监管环境的逐步规范，尤其是投资者日趋成熟，1998年以来中国证券监管当局关于再融资的政策正逐步放松和走向规范。其中，比照国际惯例，引进了“增发”这一再融资渠道，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制度创新。
但无论是配股还是增发，都直接涉及到公司股本规模的即期扩张，而在中国这个不尽规范的市场中，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股本规模的扩张几乎是股价的下跌的代名词，中国上市公司需要寻找新的能够缓解近期股本扩张的再融资渠道，发行可转换债券恰好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渠道。
为了规范、促进转债的发行，中国证券监管当局于1997年了《可转换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为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提供了制度性支持。然而，由于缺乏实施细则，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无法规范，很难实施，而1995年“深保安”转债的失败（转换率仅2.7%），更使得上市公司、投资者在这一问题上顾虑重重，而且考虑到可转换债券的金融衍生产品性质，产品设计较配股、增发更为复杂……种种因素的迭加，客观上就导致一直以来，在配股、增发、可转换债券三种再融资方式中，投资者最为陌生，而且中国市场以前也不常见的渠道就是发行可转换债券这一方式--截止2001年的6月，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仅有5只，即南化转债、丝绸转债、茂炼转债（已经发行，但尚未流通）、机场转债以及鞍钢转债，发行总额47亿元。
进入2001年，情况有了较大的转变。2001年3月以来，中国证监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包括>
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实施办法》等有关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部门规章以及配套的实施细则。近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股票市场中大量上市公司增发所引致的一系列市场恐慌状况的愈演愈烈，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对可转换债券作为再融资渠道的选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可转换债券成为继去年增发热潮之后的又一热点--截至2001年7月底，深沪两市共有15家上市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债，截止2001年8月22日已有34家上市公司提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计划融资260亿元左右。
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的上述演变进程--从单纯的配股，到增发这种国际通行的再融资渠道，再发展到目前的可转换债券融资，一方面，足以说明目前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多层次的、完整的再融资渠道体系，进而可以说这是中国股票市场市场化阶段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另一方面，就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现状而言，某种意义上这种演变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关于这一点，上文的简单回顾中大致可以说明。
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一般经济分析
在金融理论研究中，融资不仅与融资成本、融资可行性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与企业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机制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一种视角出发，那么相对于配股、增发而言，同为再融资渠道，可转换债券融资有何独特优势，抑或劣势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可转换债券这一独特的融资方式所具有的特点。在对中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行为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认为从理论视角对可转换债券的作用作一考察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
（一）证券市场中的可转换债券融资：国际视角的考察
在国外资本市场上，证券发行是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外源性融资的一种主要方式，而在金融市场的各种证券中，转债应该说是一种使用较为普遍的品种，而且最近的20年则更是全球可转换证券市场得到飞速发展的时期--截至1997年末，全球共有38个国家的公司在全球性的市场上发行了可转换债券，有2300余种债券尚未偿付，合计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大约43％。
虽然转债发展非常迅猛，但与普通债券融资相比，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或者说转债的发行并不是公司证券融资的首选。以转债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交易商摘要》（1985）的数据，在1980-1984年间大约有3500亿美元的证券通过券商承销方式出售，其中63%是直接的债券，24%是普通股，6%是可转换债券，5%是优先股，其余2%则是可转换优先股（smith，1986）。而在1987-1993年期间，美国国内市场上发行可转债的规模则达到了55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欧洲美元市场上也发行了数十亿规模的转债，可以说转债的发行规模基本维持了原来的态势，但其种类与复杂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noddings，1991）。
那么，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转债的发行规模要远小于普通债券，甚至不如股权融资呢？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两个：
（1）转债从属于衍生证券的范畴，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其定价、发行的复杂性，考虑到这种复杂性所产生的投资者出于其认知的缺乏所导致的信息要求的提高，使得转债的发行比一般证券更具风险，造成上市公司、投资银行较少选择转债作为首选融资方式，而投资者在购买转债时也非常谨慎；
（2）转债的经济特性，决定了其尤其适用于一些规模较小，但有着数量较大、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并且由于风险较大，其额外债务融资受到限制的成长性公司，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适合发行转债的。这一点是我们下文分析的主要问题。
（二）可转换债券的经济特性与发行动机研究
前已叙及，与普通债券相比，可转换债券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混合”债券。在实践中，通过对美国公司转债发行动机的几次问券调查，发现对于发行公司管理层而言，转债的这种独特性，或者说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pilcher，1955；brigham，1966；hoffmeister，1977）：
1）转换期权的存在，使得投资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债务利息，意味着转债是一种“廉价”融资渠道，进而可以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
2）“高估”股票预期发行的价格，进而获得有关股票发行的“溢价”。一般而言，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要比现在的市场价格要高，以体现其中蕴涵的期权的价值。
由此，公司发行转债的两个动机--低利率筹资和推迟股权溢价融资--似乎非常明确，也容易理解。但是，经济学者在经过深入分析之后，发现关于转债上述两个明显的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从而带有很大的欺骗性（brennan，schwartz，1981）。他们认为，可转换债券的“低息”是以转换为条件的，而转换对于发行公司而言，实际上意味着把公司经营成功所能给原有股东带来的收益预先转让给了转债的投资者（股价上扬，转换价值急剧上升），当然同时也转让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引致股价下跌，转换价值丧失），进而绝对不是一份“免费的午餐”，而转债的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低息的回报，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转债中蕴涵的期权价值可以弥补这种损失--这是一种“收益与风险”的权衡；进而所谓的“溢价”也是一种误导--这仅仅是与今天的股价对比的结果，而适当的比较标准应是明天的股价可能是多少。当然，如果考虑现代金融理论的基本思想，证券（包括期权、转换权）的定价是建立在“无风险套利”基础之上的时候，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对于发行公司和投资者而言，将是一种“零和博弈”--既没有谁受益，也没有谁损失。
虽然可转换债券上述两种发行动机可能有些虚幻，但是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产品，转债依然具有极为独特的经济性质，进而成为一些公司融资的主要渠道。从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尤其适用于一些规模较小，但有着数量较大、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并且由于风险较大，其额外债务融资受到限制的成长性公司，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1）可转换债券本身具有一种“激励兼容”的特性，进而对减弱公司所有者与债权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有着独特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详细作一分析。
（2）对于那些拥有高增长前景的公司而言，由于考虑到虽然公司的成长性很好，但稳定性无从保证（风险很大），其资信等级一般较低，从而外部债务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发行普通债券）要么要求的风险补偿很高，进而融资成本极高（而高融资成本，意味着其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很大），要么就根本无法获得，而可转换债券所特有的低利率条款，使得其支付较少的财务费用，进而可以避免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使公司成功的度过其成长期的机会增大。
（3）对于那些拥有高增长前景的公司而言，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可以创造一种持续增加的股本基础，进而为其其他外部融资的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石（stein，1992）。对于这些公司而言，要么由于资信低的问题，根本无法发行股票，要么虽可以发行，但前景不测的可能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所有者知道公司发展的前景，但外部投资者无从知悉），进而投资者>
法认同公司的价值，进而使得发行股价不高，公司所有者不愿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中的“溢价”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可转换债券与公司治理结构
前已叙及，可转换债券的某些特性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进而也成为公司发行转债的动机之一。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以一系列合约形式体现的，用来调节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界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利、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如果用“委托-”理论来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利用各种制度安排的互补性，降低由委托人与人之间问题产生的成本，实现公司的经济利益。而问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所有者（股东）与债权人、管理层与所有者（股东）之间的成本更是公司治理结构关注的焦点，而可转换债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或利益冲突），降低成本，进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1）可转换债券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
由于股权和债权这两种金融性索取权在证券利益和优先性方面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干预倾向--债权人仅能获得固定收入而无法分享公司盈利高涨带来的收益，从而一般偏爱低风险的投资，而股东的利益则与债权人形成对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偏好高风险的投资，在其资本不足时，这种倾向尤突出。因此，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一直存在。brennan和schwartz（1981）指出。可转换债券在解决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上非常有效（这里假设经理层代表股东的利益，进而也是管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可转换债券通过两种方式来缓解这种利益冲突：第一，可转换债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理层的“逆向选择”行为--无论是试图通过从低风险投资转向高风险投资的“资产替换”，还是发行更多债务等其他方式来提高公司的财务杠杆，从而降低债权价值，提高股权价值。通过内含向债权人提供把债权转换为股权权利转债的存在，公司的经理层事实上向债权人提供了在股权价值提高情况下通过转换进而分享成果一种保证；换句话说，可转换债券所内涵的转换条款，使得转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公司风险的变化--当公司从事高风险投资时，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下降了，但股权的价值可能上升，而且考虑到公司股价波动程度的扩大，转债所内含的期权价值也增加了；第二，转债所特有的低息条款，使得公司通过减少利息的支付，降低了其遭受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进而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处于财务困境公司所容易发生的“投资不足”现象，保证了对公司发展有益的投资能够得到资金支持，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brennan和schwartz（1981）认为，可转债的这种“风险中性”特征，决定了可转债的发行主体主要是各类成长型、高风险的公司。
（2）可转换债券和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上面我们假设公司管理层是从股东的利益出发的，代表股东利益。但由于berly和means（1933）就指出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现象，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同样存在着利益冲突，突出表现为jenso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成本问题。而可转换债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决由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实践中不以股东（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产生的试图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庞大企业王国而形成的“过度投资”问题和过于顾虑企业财务杠杆所产生的破产成本以及自身相应的在职损失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在资本结构理论中，jenson（1986）、stulz（1990）以及hart和moore（1995）都曾把公司的资本结构设计作为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控制工具，其中jenso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认为管理层可能会不明智地使用富余现金，进而导致投资边际效率的降低，因此他建议通过创造负债（支付高股息，逼迫公司进入债券市场筹集资金），借助负债的破产成本以及市场监管效应控制管理层投资行为的方式，已经成为理论界普遍认可的抑制管理层过度投资的一个理论方式。但是，isagawa（2000）指出，过于借助单纯的负债而带来的“破产威胁”，可能会引致相反的问题--投资不足，同样可能会影响股东的长远利益。处于这种考虑，isagawa（2000）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论证了带有可赎回条款的可转换债券在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独特优势--他认为如果设计恰当，使得债务有利于阻止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时候，转债不会发生转换，而当债务过多导致管理层出现投资不足的时候，转换的发生，可以减少公司的杠杆程度，进而缓解投资不足，而这样一种作用是单纯的债务或者股权融资所无法实现的。mayers（1998）也从融资能力的视角出发，论证了可转换债券在不同状态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三、当前中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的机遇与误区
虽然政策面有所松动，但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渠道目前依然处于监管当局的严格管制之中。但从中国监管当局有关公司的发行条件来看，可转换债券远较配股和增发严格。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如此众多的上市公司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作为融资渠道将会给它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换而言之，可转换债券融资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想从机遇和误区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转债热”作一分析。
（一）中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优点
由于中国企业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成功，证券市场也依然处于规范化、市场化过程之中，中国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众多带有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依然存在一定的预算软约束，进而带有极强的融资欲望，因此，正如前文所叙及的，可转换债券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最大的机遇是提供了一条新的再融资途径。
当然，从可转换债券本身的特征相关联的，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通过发行转债实现其再融资似乎有着较为明显的两个方面的优势：
（1）低成本融资，可以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前已叙及，由于可转换债券是普通债券与看涨期权的结合，具有股票、债券、期权的三重属性，而天平倾斜的决定因素是债券利率：如果利率较高，则投资者倾向于将其看作债券；如果利率较低，甚或远不及一般债券的水平，则投资者会更倾向于其转股的增值收益。从中国已经推出的若干可转换债券发行方案来看，中国转债设计中利率很低，明显偏重于其股票特征，如民生银行和上海机场转债只有0.8%，低于活期存款利率，只具有象征意义。如此低廉的利率水平，如再考虑到债务利息特有的“税盾”作用,可以极大地减轻了公司财务上的负担，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2）利用溢价，以高价进行股权融资。从中国目前可转换债券发行（或预期发行）情况的统计结果来看，34家公司的转股价上浮比例平均为9.56％，接近一个涨停板的水平；其中转股价上浮比例较高的有深万科（20％）、民生银行（20％）、南京水运（20％）、复星实业（20％）、亿阳信通（19％）；>
转股价上浮比例较低的有中纺投资（2％）、西宁特钢（3％）、彩虹股份（3％）等。由于配股、增发的价格肯定不能超过市场价格，尤其考虑到近期增发所引致股价的特殊走势，转债的这一发行“溢价”优点显得尤为突出。
（二）中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的成本简析
虽然可转换债券融资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在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利用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公司在获得上述好处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既有显性的,比如债券利息、发行费用，但发行可转债对公司，尤其是股东而言，带来的主要成本可能是隐性的，这种隐性成本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转换债券发行对股价市场表现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经济理论中常用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息成本”进行解释，在中国可能主要体现为在上市公司强烈筹资欲望下投资者对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担忧所引致的信心不足有关。
我们统计了中国市场上在董事会决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日到2001年8月21日之间的股价变化，并与同期上证指数的表现相对比来说明。统计结果显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告后股价的走势弱于大盘。从上市公司数量看，34家拟发行可转债上市公司中有21家的股票价格走势弱于同期大盘指数的走势；从股价涨升幅度看，34家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幅度为6.26％，而同期上证指数平均下跌幅度为5.94％，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股价平均下跌超过同期上证指数0.32个百分点，其中东方电子相对下跌幅度最大，股价实际下跌36.2％；而佛塑股份表现最好，股价实际上升5.75％。
（2）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由于可转换债券在未来的转换，将伴随着股价的上扬（否则投资者不会转换），这样就会把一部分应由原有股东享有的收益转移给转债的投资者，这部分成本可以视做原有股东承担的机会损失（或机会成本）。这种成本无法预测，视公司而定，并且与可转债的条款设计，尤其是发行定价、发行时机紧密相关。
（三）中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误区
从当前的“可转换债券热”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普遍想利用可转换债券来融资，而转债的特征也显示其似乎是一种有利的渠道。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中国上市公司表现出了许多“融资误区”。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可转换债券的种类与发行公司性质选择的误区
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我们曾经提及考虑到转债自身的特性，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适合发行转债的，转债可能最适用于那些规模较小，但有着数量较大、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并且由于风险较大，其额外债务融资受到限制的成长性公司。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欧洲的情况就不尽如此，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似乎都热衷于转债的发行，而且有相当多的大公司转债发行的规模都很大。（参见表1）
但是，在看到世界，尤其是美国转债规模扩大的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转债品种的创新问题，或者说美国目前的转债已经远远不是早期单纯的模式了，正是这种品种创新，改变了早期转债的一些特性，进而为美国转债市场发展提供了动力，其中由美林证券在1985年推出的“流动性收益期权票据”（liquidyieldoptionnote，lyons）就是突出的一例，如今在美国大型公司发行的转债几乎都是lyons品种--1987年到1992年在美国nyse或amex上市的167例转债中，lyons23例，占20%多，为大型公司发行（nanda，yun，1986）。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创新，可转换债券在美国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也不能成为大型公司筹资的一种渠道。
就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而言，虽然在可转换债券的设计中参照了国际的一些经验，但是依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产品，无法象美国那样改变其原有的一些特性，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可转换债券绝对不是所有公司筹资的最佳渠道，比如风险较小、业绩增长迅速的公司以及收入稳定、成长性一般的公司发行转债就并不能有效促进公司价值的提高。但实践中，中国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哄而上，似乎监管当局的发行标准就是发行可转债公司的标准，进而出现了只要符合条件就试图发行转债的盲目现象。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误区。
（2）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时机选择的误区
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时机，直接影响公司现有股东、投资者的利益分配。一般而言，牛市时发行转债对于上市公司的现有股东最为有利--当时股价很高，还可以加上一个溢价，在发行规模确定的情况下，筹资的量就大，但是这时发行的转债一般很难实现到时转换--未来股价可能达不到牛市水平，进而引致转债的失败，可能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这样一种情况在90年代的日本就非常明显；当市场处于熊市时，发行转债对投资者比较有利--股价上扬的空间非常大，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低股价带来的筹资量较小，一般觉得出让利益过大，不太情愿发行。因此，市场可接受的可转换债券发行时机被认为是市场从熊市向牛市开始转变的时候最为有利。
从中国目前来看，市场有从牛向熊转换的迹象，这样一种时候，众多上市公司纷纷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应该说并不是发行转债的好机会，所以很难说发行转债是符合现有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3）配股、增发与可转债选择的误区
作为三种不同的再融资渠道，配股、增发以及可转换债券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上市公司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基于经济理性假设的话，不同类别的企业以及企业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应该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市场状况以及各种融资渠道的成本收益分析，选择适合公司长远发展的不同再融资方式。但前已叙及，在中国，迫于融资的强烈欲望，各种再融资渠道的发展几乎都呈现出盲目跟随的状况，即在火爆之后，常常伴随出现一种市场盲目恐慌的事情，增发运行轨迹的演变就是目前一个明显的例证--如此来选择再融资渠道，对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很可能是一种巨大的障碍。我们希望伴随今日可转换债券热之后的，将不会是又一次“可转债恐慌”。
四、结语
虽然可转换债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它无疑应该属于新生事物的范畴。正如我们所论及的，可转换债券本身具有独特的性质，尤其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中有非常独到的优势，因此，在中国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及其特性的普及，不仅有助于上市公司的融资，促进某些公司的发展，而且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部人控制现象以及其他问题，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可转换债券在中国的发展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而且一旦误区变为现实，很可能对中国股票市场，乃至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进而我们需要化很大的努力去维护可转换债券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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