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史论文

时间：2022-03-24 07:45: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科学技术史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化学教学化学史统计分析

1.引言

统计分析采用的文献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采用系统查阅年度总目录与原始杂志相结合的方法，对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两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化学史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从计量学角度，进行了评价，从中分析化学史教育的发展状况。着重对知网中的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教学类）确定的三大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文献内容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画出关于化学史论文产出率的分布和影响力的概貌，试图为化学史教育研究的课题规划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参考。

2.论文的统计分析

2.1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化学史论文来分析。

论文基本上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占大多数。论文的生产趋势可分为2个阶段：2001年以前呈平稳上升趋势，中间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则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与2007年前的24年中的总数相当。由此表明，我国化学史教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势头旺盛。

2.2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据统计分析可知，在知网中化学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化学教学、化学通报、大学化学、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各大学学报中，对于1980—2010年期间针对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做了如下统计分析。将论文按内容分为3类：理论型论文、实践型论文、其他。在此将与课堂教学想结合的文章称为实践型论文，反之称为理论型。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表2 文献内容统计分析

表2表明，关于化学史论文内容形式多样。其中理论型论文占的比较多，实践次之。理论型文章主要说明化学史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所起的作用等。实践型论文，着重介绍如何在课堂中运用化学史进行教学及在哪些章节应用化学史教学，等等。实践型论文跟教学直接相连接，但从发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学史的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化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对于什么例子能促进教学和学生的发展的问题，是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的问题。本文就化学教学和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中的文献中化学史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卤素的发现史，被大多数教师运用于教学中。卤素中氟气的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史中生动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对知识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符合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标。

3.化学史教育的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化学史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化学课程标准》中将许多化学史料编为“可供选择的学习情景素材”，化学教科书中设有“阅读”栏目，提供或介绍相关的化学史知识等。所以正确地将化学史运用于教学中，显得至关重要。

3.1让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实现“穿插美”。

化学史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虽然现行的教材有时只是提到化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其相关的历史，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穿插，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学史教学不仅可以追溯到知识的来源，还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他不分昼夜、坚持不懈地研究着各种元素，探求它们的化学特性，并且将每一种元素都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在大量元素复杂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们的共同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进的，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这激励着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正确地看待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3.2让学生动手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美”。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波义耳说过：实验和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必须依靠实验来确定自己的定律。化学史记录着每一位科学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实验史。在教学中我们联系化学史进行教学，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家们探究实验的过程，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同时学会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乐于去发现真理，如此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掌握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采用多样化、采取多手段将化学史与化学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汲取知识的同时，领会渗透在探索知识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智慧，无论对目前的新课改还是素质教育都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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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正衡.略论化学史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室，2—1—3.

[3]王树林.让学生学一点化学史[J].化学教，1982：30（3），233.

[4]杜建功.运用化学史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质[J].化学教育，2003：4.

[5]于晓燕.化学教学中的化学史教学[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1998：8—9，34—35.

[6]李永红，刘建阳.科学素养教育的切合点——化学史教育[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03：11，1—6.

第2篇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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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第3篇

新课程的课程目标“过程与方法”特别提出要培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科思维方法。所谓“论从史出”，就是你评说历史的任何一句话都要有史实依据，不能凭空想象。怎样解决“史论脱节”这一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最常见也最实质性的问题呢？本文尝试从日常教学实践和教研活动中提取可借鉴的案例，以期与大家共勉。

一、究科生之际晓培养之可能

1.初中历史与社会的特性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中关于历史的内容是研究历史的，属于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基本特性之一。历史科学所承担的任务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这种实证性又是通过搜集、整理、解说、连缀证据、寻求确定性赋予的。更重要的是，历史学科思维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重视论证意识，这是学习历史必须树立的常识。从入门学习就要树立学生的实证性意识，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有的基本素质。

2.史实的推陈出新

目前，各种各样不断被挖掘和发现的史实，正逐渐并最终取代原先陈旧的、落后的但曾被世人视为亘古不变的史实，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不断涌现新成果，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繁荣与进步。其中，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之重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与常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历史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如不断发现新的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具有极其独特的证据价值。

3.初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从生理和心理发展看，初中生已开始进入基本能力培养的良好时期。这一时期，作为思维的主要器官――大脑日趋成熟，为初中生的思维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思维的创造性进一步发展：创造性思维的构成主体，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协同发展成为中学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此外，初中生的独创性有了一定发展，他们能创造性地学习、独立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在独立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初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我们培养他们的论证意识创造了极佳的机会。

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提高证据意识可以通过加强对证据的认知，训练和培养重视证据、积极收集和运用证据的思维习惯和专业精神，树立证据核心价值观实现。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领导者和合作者，首先必须树立尊重史实的态度。

1.转变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是什么”讲得比较多，“为什么”分析得比较少，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比较多，启发学生思维自己得出结论的比较少。因此，学生往往倾向了解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即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对于历史事实发生的过程、原因、结果、影响则更多地接受历史教科书中的现成结论。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许多学生对教师告知的结论产生依赖性，变得没有主见，只会揣摩教师的意图和参考答案，缺乏创造能力。因此，历史教学的方式应由传统讲授向探究性学习发展转变，教师精心设计或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通过收集各种资料，推断其真实性。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获得充分的证据，再考虑到历史背景、多种解释与观点、分析变化与延续等，然后综合地得出精辟客观的历史判断。这种转变的重点在于强化史实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论点的论证作用，符合新课程发展提出的“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要求。

总之，教师要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培养实证研究能力。

2.更新知识储备

教师应该深入探讨教学内容的学术依据，在教学中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刨根问底。如关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史实新解、历史解释，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的历史课具有时代性，同时善于将史料推陈出新。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固然可贵，但我认为普通史料的新利用更重要。教师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证据上，不能围绕现成的材料不断地炒冷饭，机械地根据某一类固定的思路、简单地重复运用于论证同一个问题，善于将旧证据推陈出新。最重要的是摆脱旧的思维定势和方法的束缚，运用新视角、新方法，证明新问题，使证据本身蕴含的信息最大化、多元化、立体化。但要特别警戒的是，在操作实践中，这种独创性地运用证据的理念主旨绝不是标新立异，以新奇取胜，更不是前人旧说，另立新说。

3.正确对待学生的结论

在教学过程中，应将学生置于发现、探索证据的位置，放手让学生读、说、议，教师则适时点评。教师的点评只是从中起着转承起合的作用，不可长篇大论。这对培养学生思维的缜密性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在探索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分析研究证据材料，可能会得出与教材或教师不同的结论，对此，教师不能一棒子打死，因为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结论时，学生是否会运用历史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只要没有政治错误，学生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的都要加以肯定，对于不得要领的学生，则要善加引导肯定其对的思路或加以提醒鼓励其深入思考，直到得出结论。面对学生的不同见解，我们要给予有力的理解、支持、保护和鼓励。

一节优秀的历史课，必然具有某种历史味道。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必然要选择和呈现相关史料，史论结合地对历史进行评说，对学生的思考成果给予合理的评价。

三、付诸保护行动，诠释历史论证意识

让学生明确人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证据就在我们身边”，周围的长辈就是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见证人，由此发动学生自主寻找身边历史有关的人或物，通过访问长辈，调查本地历史，从自编的家史、家谱中进一步查找史实并集中起来，相互交流，进一步了解国家、地区及家庭生活变迁的历史轨迹，感受和探究历史。学生既学会搜集和处理史实，又锻炼社会交往与合作的能力，充分体现历史学习的社会性和实践性。

第4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科学内史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

[2]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2.

第5篇

偶然看到走廊处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为所上的通识课程开的阅读书目。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第6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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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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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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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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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第7篇

关键词: 《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外国新闻事业史》是新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属于历史新闻学范畴,着重探讨不同国家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对于学生了解世界新闻发展规律,开阔眼界和思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此课并不感兴趣,的确,与新闻业务课程相比,此课程的动手实践性并不强,因此在吸引学生兴趣方面有所欠缺,“学史无用论”在学生中抬头。鉴于此,有必要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新的尝试和探讨,以期适应新时代下教学要求,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

一、《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现状

1.《外国新闻事业史》在新闻学教育中的地位

《外国新闻事业史》是一门研习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课程,是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各专业的主干课、专业基础课,也是一切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研习和进修的专业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世界各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沿革、每个国家不同媒介的发展变迁等,总的来说,《外国新闻事业史》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总体情况和一般规律。随着新闻传播越来越国际化,我国媒体与外国媒体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加强《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不对外国新闻事业进行研究,就会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

2.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

《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是一门系统介绍中国之外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课程,具有所涉地域宽广、历史跨度漫长的特点。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时有限,教师很难对授课内容加以展开,往往只能局限于事实本身,而对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介绍较少,即便有也仅限于对历史事件表象的罗列,缺少深刻分析,这样严重制约了学生对新闻历史理论的全面、客观的认识与把握。由此使得学生普遍认为《外国新闻事业史》学习枯燥无味、难懂难记,学习热情不高。

二、探索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

1.分清教学内容主次

既然《外国新闻事业史》发展历史漫长,变化错综复杂,而学时有限,那么,合理安排课时,精心梳理内容就成了重中之重。从目前我国高校对《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授课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三种体例来进行内容安排的:第一种是以地域为框架,先横向介绍世界各洲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新闻事业状况,再按时间顺序纵向介绍每个国家各种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第二种是以时间为基本框架,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介绍各国各种媒介的发展情况;第三种是以新闻媒介类别为基本框架,按照报纸、新闻通讯、广播电视、网络这样的顺序依次编排,每种媒介之中又介绍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历史和现状。[1]不管按照哪一种体例,在授课时,都不需要面面俱到把所有国家的新闻史都做泛泛介绍。由于欧美国家新闻事业较为发达,且历史悠久,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因此可以将重点放在这些个国家上,同时还可以重点讲述对新闻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业务变化、管理经验、新闻思想等。这些内容的教学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例如从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前辈身上汲取专业精神、树立道德规范,通过历史上一些媒介的兴衰掌握一定的媒介经营管理经验等。

2.拓展教学深度

讲述历史并非仅仅是介绍历史发展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评述,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概括,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新闻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这些理论观点就大量地蕴藏在史实资料中,因此在教学中要从不同的视角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解释,拓展教学深度,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深入思考,让他们善于分析历史上不同国家新闻事业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只有这样新闻史教学才能落到实处,学生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在讲述美国黄色报纸这个问题时,就可以和我国当前都市报进行对比,尽管所产生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但通过分析发现,其实二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应只是片面介绍“黄色新闻”本身,而是要对此内容进行评析,探讨其对我国都市报发展的借鉴意义。

三、探索二:教学形式多样化

1.通过课堂讨论和学生展开互动

尽管教学内容庞杂,但《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成为主体,通过讨论等方式改变过去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比如教师可在课上让学生对重要问题或重点章节进行讨论,讨论的环节可以由教师布置议题,也可以让学生提出问题,最后由教师做小结。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可以给学生提供自我表达的机会。

2.课堂学习和课外自学相结合

当然,仅仅在课堂中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强化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特别是史实部分,教师可以事前提出进度要求,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而对于史论部分,则需要师生共同探讨,教师可以提前布置话题,如某个报人或某件新闻史事件,让学生通过搜集资料的方式整合相关内容,然后在课堂中进行发言,同时引导学生参与到该话题的讨论中,此举既能活跃气氛,又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在《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中,为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在课堂中的作用。比如对历史上重要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讲述往往是教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如何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立体的还原?此时,多媒体教学就成为了重要的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强大的信息功能来进行教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存储工作。如在介绍普利策时,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相关的历史资料,如人物传记、历史图片、人物照片以及一些历史文献纪录片等,把它们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形成系统的教学资源。当这样声画结合的资料出现在课堂上,必然可以给学生留下生动的感性的印象,对于活跃课堂气氛、唤起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教学效率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探索三:考核方式的变革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除了通过教学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外,考核方式的变革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传统的期末闭卷考试方式使得学生考前背笔记,考后扔笔记,完全达不到期望的教学目的,当然,对史实的记忆无可厚非,但对于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分析思考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因此,考核方式的变革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我们可以增加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的比重,降低期末成绩的比重,此举可以让学生的学习重心放在整个学期,而非仅仅依赖期末一张试卷;其次,可以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如通过课堂讨论、写读书笔记和论文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注释:

①张允若.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几点看法[J].国际新闻界,2003,(6).

参考文献:

[1]盛芳.试论《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理论及当代意义[J].湖南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1).

[2]李近.改革新闻传播史教学[J].当代传播,2005,(1).

[3]姚彬.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究[J].今传媒,2009,(8).

第8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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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美术史课程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在2005年教育部公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的基础上，2009年教育部又公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纲要》对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中外美术史课程做了详细说明，在江苏师范大学和济宁学院的美术史课程教学中，教学形式和方法从单一化转向综合化探索，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美术史课程教学形式改革

“美术教学组织形式是为了完成美术教学任务，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教师和学生按照一定的要求，共同活动在人员、程序、时空关系上的组织形式。”[1]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有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个别化教学（个别辅导）、现场教学（参观、考察、写生）等几种形式。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组织形式的探索也日趋多样化。

在美术史课程学时有限的情况下，要达到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及素养的教学目的，就需要美术史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形式，探索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和方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于丰富教学形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课堂教学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班级授课制在教学实践中已经实行了上百年，由于它顺应了现代社会大规模培养人才的需要，体现了教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就美术史教学的现状来看，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组织形式。“但同时班级授课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要；二是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三是难以做到因材施教。”[2]作为班级课堂授课的补充，个性化教学可以发现美术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同时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有的放矢地解决现实中的疑难问题。还能在美术史教学中因材施教，给优秀生进一步指导，给后进生有针对性地补课，促进学生全面提高。

第二，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在进行常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目标和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现场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在考察地点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江苏的学生可以选择对徐州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进行考察，还可以去南京、无锡、苏州等地的文化遗迹考察。在时间安排上，可以利用假期把旅游与考察相结合，既解决了课时与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旅游的艺术品位。以参观访问和艺术考察的方式进行现场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对美术史的学习兴趣，并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让艺术考察真正成为美术史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第三，师生合作与互动讨论相结合。美术史教师讲课的重点可以放在对代表性作品赏析和美术史规律的总结上，留出时间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互动式的课堂讨论。在课堂和现场教学中，学生可以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教师组织同学们共同讨论，每个学生都可以畅所欲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在讨论过程中注意互动讨论的主题和节奏，以便更好地激发同学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精神。

二、美术史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美术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为了实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3]当前美术教学方法丰富多彩，至今也没有一个理想的标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还需要美术史教师不断实践和探索。

“根据教师如何输出信息、学生如何获取信息，可将教学方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师运用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如讲授法、讨论法等；第二类是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直观感知获得知识和技能，如实验法、参观法等；第三类是教师指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技能，如自学指导法、练习法等。”[4]目前，美术史课程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其他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使用。

讲授法是我国高校教学中普遍运用的教学方法。“讲授法在教学中有四个优点：一是讲授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计划、有目的地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传授给学生较多的有关各种现象和过程的知识信息，教学效率相对较高；二是成本低，一堂讲授课的基本费用仅相当于大学教师的薪水，比起其他教学方法的费用要少得多；三是通用性强，一堂讲授课的内容常常是通用的，可以增加或删减其中的某些内容以适应教材或学习者的变化；四是能寓思想教育于讲授之中，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等。”[5]

但是讲授法也存在一些不足，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满堂灌”，这种照本宣科式的讲授让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除了美术史知识的零星记忆外，相关的综合能力并不能得到全面提高。

“美术史课程改革相对滞后，几十年来，在基本的课时内复述—份大同小异、貌似完备的中国美术通史，几乎成了不少教师无可非议的本分了。”[6]中国美术史上下几千年，门类繁多，因此教材分量相对较重，在课程内容无法减少、课时无法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任课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针对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基本掌握主要美术史知识的基础上，可以重点讲解古代绘画史和现当代美术教育部分的内容，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画家和作品，深刻领悟现当代美术教育思想和理念，为其毕业后从事基础美术教育做好理论储备。

图像和文献的结合是美术史教学的必备资源，其中图像的直观可视性是它的一大特征。传统教学手段已经难以满足美术史课堂教学的需要，采用多媒体教学是它的必然选择。对于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美术史的目的与美术史论系的学生相比是不完全一样的。“他们更注重理论的指导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希望通过学习美术史，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有所帮助，有时甚至希望从中寻找实践的依据。这种实用的心态，决定了他们要求教师在上课时尽可能地提供可视性的资料，如幻灯、录像等。”[7]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进行美术史教学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美术史课堂教学由以往的“理论知识讲授加幻灯片播放”发展为“理论知识讲授加多媒体影像播放”，多媒体系统中的影像视频与教师精讲相结合，无疑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能提高学生对美术史课程的学习兴趣。

朱丹红在《美术史教学中多媒体使用新探》一文中概括了使用多媒体教学的五个优点：“第一，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第二，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第三，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第四，注意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学习上的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第五，提高学习的主动性。”[8]对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以上五种能力和素养都是需要培养和具备的，只有让他们在读大学期间就熟练运用多媒体教学，才能在其毕业后站在中小学的讲台上，特别是在讲授《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中，继续使用和推广多媒体教学。

但是过分依赖多媒体转学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蒋英在《困境与出路：中国美术史课程研究》一文中指出了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产生的三个负面效应：“第一，变相灌输；第二，降低教学难度；第三，助长教师与学生的惰性。”[9]对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既要熟练使用多媒体，又不能过分依赖多媒体，因为各地中小学的教学配备设施参差不齐，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可能暂时无法配备多媒体。所以，在美术史教学中，不能过分夸大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也不要把教学课件变相灌输后直接拷贝给学生，而是需要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让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自己去做教学课件并上台演讲，为自己毕业后从事基础美术教育做好准备。

李普文在《美术史教学法评议》一文中认为：“美术史教学法的改进，应该扬弃过去的观念，如果改进只是在旧有的讲授法基础上进行，那么这种改进将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的大方向就已经错了。美术史教学法的改进，应该也必须朝着发现问题的创造性教学努力。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0]对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在美术史教学中提倡创新观念、培养创新能力是当务之急。只有在教学中不断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才能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创新观念的倡导，无疑契合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美术史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的。

综上所述，在高校美术史课程教学中，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所以，选择教学方法时既要符合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目标，又要适合教学的内容和师生的实际情况。应当把各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使用才能使得课堂生动有趣。也只有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朝着发现问题的创造性教学而努力，美术史课程才更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2][3]陈荣华.美术课程与教学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8，71，114.

[4][5]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70.

[6]洪再新.崇尚学术与艺术创作教学——再论美院的美术史共同课改革[J].新美术，1994（1），48.

[7]杨修憬.外国美术史教学随感[J].新美术，1998（3），90.

[8]朱丹红.美术史教学中多媒体使用新探[J].艺术探索，2005（3），62.

[9]蒋英.困境与出路：中国美术史课程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8.

第10篇

1.教师教学方法与观念滞后

和中学语文、数学与英语比较起来，中学历史一直都是处于“副科”的位置。而在新课改要求下，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历史教学方法与观念上推陈出新，促进学生的基础知识、能力、思想全面发展。这就客观要求中学历史老师在教学方法与教学观念上与时俱进。虽然新课改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教师仍以传统而落后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仍不懂得利用新的教育手段，创新自身的教育理念。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单方面向学生填充知识，对于学生的实际状况教师不会有全面的了解。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很单一，主要依靠教师单方面的课堂传授，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依旧秉持教师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历史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当老师讲到赤壁之战时，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忽视了战争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许多只是把书本的记载向同学复述一遍，对于书本之外人物的故事一概不提。殊不知在教学中穿插一些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等故事，不仅丰富了课堂气氛，也提起了学生求知的兴趣，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这和单纯地照着书本宣读比起来，效果不知好了多少倍。

2.学生缺乏学习历史的兴趣

由于一些初中历史教师的教学方法滞后，很少利用新的教育手段，只是一谓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向学生进行灌输，学生是否能够吸收知识得不到关注。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部分教师认识不到学生的存在感，甚至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导致学生主体性得不到重视。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的脱节与滞后，长此以往之下必然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最终教师不能完成教学任务，而学生也不能从历史学习中获得丰富的信息，提高自身的认识。现在的中学生处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对于上课形式有着更多更高的要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初中历史教学课程中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多媒体的形式进行教学。许多老师依旧习惯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书写，这样既费时费时，擦黑板时产生的粉尘也十分不利于环保。这些都极大了挫败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对学习历史缺乏兴趣。实际教学中，当老师谈到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传统的教师只是简单地把课文记载朗诵一下，好一点的会进行一些拓展。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在课堂上直接放映丝绸之路开通的纪录片来得强烈。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里可既在学习之余得到了放松，又学到了知识，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中历史教学模式的改进策略

1.加强幼儿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培训

针对目前中学历史教师教学方法与教学观念滞后的现状，为了确保学生能够进行正常的学习成长，这就客观要求教育机构们能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初中历史教师队伍。而合格高效的历史师资队伍是成功教学的保证，在初中历史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作用。建设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可以有效的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和教育业绩，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素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强中学历史老师的技能水平培训先要对所有的中学历史老师进行一次统一的测试，然后再加以统一筛选，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对于那些本身是历史教育专业的老师，可以进行技能巩固提高。而对于那些非专业的中学历史老师，要从头开始进行统一的专业培训，确保每一位老师都能有所进步。同时，对于教师的教学观念进行改造。运用新的教育理论武装教师的思想，确立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式教育理念。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形式，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老师们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于历史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主要教授历史老师搜索历史资料、历史论文等方面的能力。对于历史上的大历史事件，比如春秋战国分野、秦始皇一统天下、汉武帝北征匈奴、北魏孝文帝改革等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分版块进行专业性检索学习。教师可以在历史课程上，充分运用影视资料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一些优秀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与纪录片，正是引导学生学习历史的良好教材。

2.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在心理学上被界定为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倾向，表现为人们对某种事物、某项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兴趣本身就带有对某一事物或活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人们对于他感兴趣的事物，往往能够抱着一种欢喜与愉悦的情绪去参与和实践体验。而对于那些缺乏兴趣的事情和活动，人们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它身上浪费，若是强迫其做一些不感兴趣的事情，往往能招致一定程度上的反感。中学生正处于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学习未知知识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对于中学生历史兴趣的培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实施起来，老师的授课形式要多样，富有吸引力和趣味性。例如在讨论中国古代书法时，教师可以现场请会书法的同学或者邀请一些社会上的书法人士来探讨。通过现场演示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形式的字体内容，可以让学生对于书法历史有一个更加细致而全面的了解。又如在讲到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燕国这一段历史时，可以让同学们简单地饰演荆轲刺秦王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让同学们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了解历史，学习历史。此外，也可以通过一些成语典故来引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比如在解释“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时，让同学回答这个成语的意思，老师来讲解这个成语故事的来源。通过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把学生带到秦朝末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以此为引来分析西汉建国之前的战乱纷争背景。

3.营造良好的历史学习环境

第11篇

论文摘要：中国现代壁画是在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开始寻梦之路的，它在诸方面与传统缺乏有机的联系，存在着严重的断裂。本文从中国现代壁画的滥觞与断裂、困惑与尴尬两个部分探讨了中国现代壁画的现状，并作出展望，认为它是面向公众、美化环境、传承文脉、塑造和强化环境、改善场所氛围的一种创作活动。

一、滥觞与断裂

谈到中国现代壁画的滥觞，首都机场壁画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向国内介绍墨西哥现代壁画家里维拉，并明确指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但当时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几乎无人响应。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壁画只是宣传和批判的工具，建筑业只能与当时温饱型的社会同步，虽有壁画之兴者，但力不从心。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壁画的兴起只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种建筑飞速发展，中国现代壁画也开始如梦初醒，充满生机地匆匆登堂入室。

然而，中国现代壁画是在严重营养不足的条件下开始寻梦之路的，并且这种营养不足，在机场壁画之后二十多年来的壁画创作中不难显见。一般而言，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对于中国现代壁画来说，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与传统建筑、与古代壁画之间的某种渐进式的、承上启下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壁画创作在一开始就面对全新的语境，它在诸多方面与传统缺乏有机的联系，在源流上存在严重的断裂。

首先，是中国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之间的断裂。在现代建筑以前，建筑的概念是宽泛而具有包容性的。无论从建筑的研究范畴还是设计内容看，建筑是包括壁画、雕塑以及其它建筑装饰的一门学科。一部建筑史，很难将壁画、雕塑剥离开来; 而一部壁画、雕塑史，更是难以脱离建筑本体而独立成章。这种情况在寺观、墓室、宫殿、石窟等建筑中尤为明显。中国传统建筑以梁架式结构为主要特征，千年来形成了完善的营造法式，并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作为依附于建筑墙面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壁画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工艺材料等方面都较好地服从于建筑的性质、功能以及结构的需要，成为建筑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壁画、雕塑与建筑一体化是传统建筑非常突出的特征。而中国现代建筑的产生，是在国门被打开，西方列强及其文化对中国入侵时，以一些城市或租界所建造的“洋房”为起始的。这些“洋式建筑”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在产生之初就中断了与传统的内在联系。这种情况有别于欧洲，其建筑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演变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到中世纪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再到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折衷主义建筑以及发展到现代主义直至后现代建筑，其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作为建筑装饰的壁画、雕塑，也伴随建筑的发展形成了某种渐进式的转换和逻辑关系。而在中国，人们找不到由传统建筑跨越到现代建筑的中介，传统建筑的梁架式结构和布局样式，仿佛是在突然间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功能的要求。“所以，事实上，对一切现代功能的建筑来说，当它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之日，中国几千年的建筑传统就中断了。”不言而喻，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海、沿长江、沿铁路线所建的一些洋房，或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功能和建筑艺术”的名义下建造的折衷主义建筑，以及八九十年代在强调“必须继承传统、保持文脉”旗帜下的仿古式建筑，到现在盛行于全国的“欧陆式”建筑等，它们在样式、结构、空间、技术等方面都与宫殿、庙宇等传统木构梁架式建筑形成了断裂，而现代壁画在生长背景、文化职能以及创作指向上也同传统建筑的需求相去甚远。

其次，是现代壁画与传统壁画的断裂。中国有着丰厚的传统壁画资源和遗产，但多兴盛于寺观、墓室、宫殿、石窟等特定的建筑环境中。这些壁画与传统的梁架式结构和布局样式构成了某种固定的装饰法则，壁画本身在内容、形式、技法等方面形成了某种程式化。由于建筑的现代功能的要求，使人们难以找到古代建筑装饰与现代建筑装饰的某种联系。现代壁画面对的是全新的诸如交易所、银行、俱乐部、车站、码头、机场、地铁、学校、文化馆、体育馆、剧场、博物馆、办公楼、会堂、宾馆、公园等不同类型的建筑，建筑的转型必然导致壁画的转型。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现代建筑环境中，套用敦煌或永乐宫的壁画样式来装饰，将是一种什么状况。由于建筑的断层，现代壁画无法从传统壁画中找到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因此，中国现代壁画家从一开始就在无法承袭的条件下匆匆粉墨登场。他们既不可能套用传统建筑与壁画所形成的定式，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新的经验。这种情况不同于西方，西方现代壁画如同西方现代建筑一样，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经过了百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壁画进程缺少这种过渡阶段，它必须迅速地应对现代建筑功能和空间结构的特定要求，建构全新的壁画创作理念。

再次，是创作队伍的断裂。中国传统壁画的创作主体是匠人，寺观、墓室、宫殿及石窟中的壁画几乎全部出自世代相传的工匠。这同欧洲众多艺术大师参与建筑设计或进行壁画创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欧洲壁画的发展是与一个个响亮的艺术大师的名字相联系的，如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丁托列托、鲁本斯、德拉克洛瓦等，他们几乎代表着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在古代欧洲，建筑师和画家、雕塑家的合作是一种传统，有的大师本身既是建筑师又是画家和雕塑家，这也形成了壁画创作队伍的延续和传承关系。在中国古代，代表着绘画最高水平的是文人画家，他们追求清净自为，“以画为寄，以画为乐”，多远离尘俗。而当代壁画家均为西式的新型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画家，同中国古代壁画创作主体的工匠无血缘关系。他们或许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绘画创作经验，但他们不具备传统工匠的技艺，同时对于壁画所依附的现代建筑空间、环境特性以及对作为公共性和公众性的现代壁画性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如杜大恺所说：“中国没有职业的壁画家，中国壁画家绝大多数都是客串到这个领域的。”他们在一开始就必须在全新的语境中，去探索现代壁画的创作之路。

因此，尽管机场壁画开启了中国现代壁画的兴盛之门，进行了飞跃式尝试，如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袁运甫的《巴山楚水》、李化吉的《白蛇传》、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萧惠祥的《科学的春天》等壁画作品，体现了一种开放后的激情冲动，充满真诚和生命的节奏，在内容题材上富有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在表现手法和材料工艺方面也很丰富，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壁画复兴之春，不难看到其起步的趔趄和蹒跚，以及所存在着的特定时期不可避免的缺憾。如壁画家以画家的心态作画，较少考虑特定建筑环境的要求，更缺乏与建筑师的合作关系。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壁画发展中逐渐凸现出来，并引发了壁画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在性质、功能和创作观念上的思考。

二、困惑和尴尬

现代壁画创作的困惑和尴尬表现在壁画创作观念和壁画创作的环境中，首先，是将壁画作为精英式艺术，还是作为公共艺术或公众艺术？这个从理论上并不难回答的问题，在壁画创作实践中却一直难以协调和把握。

壁画是一种具有科学因素的公共环境艺术。建筑作为壁画的载体，势必将建筑师推向环境设计的主导地位，壁画家不能抛开建筑环境的诸多关系以追求纯艺术的自由创作，而应与建筑师进行密切合作。因而，壁画创作的焦点，从一开始就集中在画与建筑的关系方面。建筑是以实体围合分割出虚空间的，虚实是建筑最重要的语言。壁画虽然是建构在“实”的墙面上，但它不仅仅是对“实”的墙面的审美处理，也是对虚空间效应的关照；不仅仅是以内容、构图、造型、色彩等绘画形式在建筑之间寻求虚与实的联想式的结合，而是应从整体语言的视角渗入建筑语言之中，使之从属于建筑的整体环境，成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习惯于纯艺术创作的大多数壁画家而言，如果不明确壁画在整体环境中的地位或作用，不明确壁画只是建筑环境中的参与部分，过分强调其意义，甚至抛开建筑环境的种种逻辑关系于不顾，完全以画家的自由创作方式和情感介入环境建设，势必会造成壁画与建筑环境的相悖，导致对环境关系的曲解。事实上，多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壁画作品非但没有增进建筑环境的精神性，而是损伤和破坏了环境的整体关系。

另一方面，壁画的公共性、公众性特征，决定了壁画创作必须反映大众的需求，充分考虑其审美水平和接受能力。这势必将壁画创作推到一个属于大众文化建构的范畴。但是，“大众文化是一种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个性的审美文化，是一种媚俗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来绞杀个体的审美感悟力的文化。”特别是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大众文化和艺术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以及内容题材的媚俗性越发突出，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壁画的创作。不少人简单地理解壁画的公众性特征，不求艺术质量和艺术精神含量，更不求艺术的原创性，许多壁画创作模仿风气盛行，模式雷同，形式语言单一，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矫饰之风。毋庸置疑，大众的审美层次不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满足这一层次并非难事，壁画家为了得到创作墙面可放弃自己的艺术准则，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创作主体的情感冲动和精神意向以及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不得不让位于公众性。但是，壁画的功能不仅仅是满足低层次的审美需求，还应该肩负着提高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在壁画创作实践中，如何把握“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既要避免精英式创作的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又要以真诚的社会责任心和严肃的艺术态度创造和提升大众的艺术品位，同时还要在形式风格和艺术个性上有所追求，创作出既能被大众接纳又有较高审美层次的独特的壁画作品，这确实是摆在每个壁画家面前的难题。

再者，当代壁画创作的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壁画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许多壁画无疑是被某种艺术之外的观念和意志强制出来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壁画运作和管理机制，使作为创作主体的壁画家被置于十分被动的尴尬境地。甲方往往依照现代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普遍承认的交换原则驾驭壁画或壁画家，使壁画创作落入商业性操作和金钱的桎梏中，甚至有时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喜好选定壁画的内容和形式，用自己的审美品位来替代壁画艺术的评判标准。无怪业内人士把壁画称为“遗憾的艺术”，甲方的制约常常使得壁画家既无法回避又无可奈何。

然而，今天我们在评判壁画时多习惯于将矛头指向设计创作者。当然，在壁画创作中，确实有一些人崇尚拜金主义，只顾商业赢利或个人的实惠，缺乏社会责任心和严肃的艺术态度，这需要予以谴责。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与壁画创作直接相关的壁画运作、管理机制却束手无策。严格地说，当今壁画艺术的最大问题并非是出在壁画家自身，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壁画产生机制的问题。一幅壁画的产生，与投资商、行政部门、建筑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公众关系密切，其产生的环境是否合理、健康，直接影响壁画的创作水平。中国当今的壁画创作环境存在着诸多问题，市场秩序的非正常化、投标放标的暗箱操作、非公正公平的竞争，以及在运作、审核、管理等方面的非艺术的干扰，这些往往是严重制约壁画创作的瓶颈。然而，环境的真正净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不健康现象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

三、趋向与展望

从机场壁画复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现代壁画经过了一个从寻求、实现壁画梦的激情和创作冲动，到反思、反省、创作更为理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为壁画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加上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多元的艺术渗透，壁画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思维多向、形式语言更为丰富的面貌，壁画家的创作心态更趋成熟。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两方面，壁画家们也不懈努力着。中国毕竟是个传统文化深厚和壁画艺术资源丰富的国家，尽管在传承关系上缺少直接性，但如何继承并发扬光大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常常是壁画创作中人们思考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大多数人只是把传统文化解读为某种图形、样式，只注重某些表象的东西，而对传统文化中那种博大精深的内在精神认识和把握不足。因而，整体上看，许多壁画缺乏内涵，形式也平庸。另一方面，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借鉴，使中国壁画家在艺术观念、创作思想以及表现形式上获益匪浅。西方现代壁画虽然在与建筑结合、表现形式、手段上与中国传统的形式差异较大，但与现代生活、文化、科技方面以及现代建筑与壁画创作的对应性方面更为贴近。这无疑使面对现代建筑环境进行壁画创作的中国壁画家更易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和形式。不过，在这种“拿来”或“借鉴”中，如何判断、把握其精髓，如何在吸收外来有益元素的同时，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化审美品格也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总之，人们在积极寻求建立与新的历史条件相协调的新的壁画价值观。

壁画对建筑环境的参与，往往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心理因素的驱使和感召的结果，也反映了当代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如果说人们对于建筑环境的评价体系和价值判断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它无疑是向着包容着人性、人情味——即精神含量方面递进。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作为现代人类之精神需要在生活中的位置不可低估。壁画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中丰富细腻的感性认知和艺术享受，唤起人们感情的共鸣和灵魂的沟通。因而其创作指向已不是政治式的歌功颂德或宗教式的顶礼膜拜，也放弃了精英式的极端个性和远离大众的倾向，而是面向公众、美化环境、传承文脉、塑造和强化环境特色、改善场所氛围的一种创作活动。

第12篇

1.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美术专业具有技能性较强的专业学科特点，强调日积月累的实践创作与艺术感悟，科研成果的形式大多是作品而非论文及著作，如绘画或雕塑作品参展获奖，企业形象设计或标志设计作品被采用等。各省市按照现行的科研管理条例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时，往往没有考虑到美术类学科的专业特性，经常以文章发表及专著的数量进行衡量，以至于在美术高校填写的上报表中，许多很重要的专业成果找不到相应的填写位置，因此很难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及成果奖励。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高校的日常科研管理条例及成果统计形式都是针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的，因此，这些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职称评定及对优秀成果的奖励。

2.学科建设及管理模式的滞后性

目前，美术院校科研管理观念相对落后，管理模式僵化。美术院校传统的学科建设组织形式以设立二级学院及直属系为主体，按专业特点进行划分：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媒体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国画系、史论系等。科学研究层级结构以校、院、系、研究所、教学研究室、课题研究组等形式进行设立，课题间及学科专业间的联系相对闭塞，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和沟通，阻碍了项目研究及学科专业的交叉与融合。近20年，国外新兴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对以视觉为核心的各学科综合性研究非常重视，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国内一些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已经不能适应科学研究多样性与灵活性的需求，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软件和硬件的科研资源及人才队伍，是提高美术院校科研水平的重要环节。近些年，伴随高校绩效考核制度的深化及各校间科研成果的竞争，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美术院校普遍存在重艺术创作而轻学术研究，重设计实践而轻理论总结，重教学工作而轻专业研究的问题，这些现象不断地积增，违背了大学教育发展的规律，迫切需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管理创新模式。

3.科研管理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

美术院校科研管理队伍的建设良莠不齐，引进人员的教育背景几乎和岗位工作内容没有相关联系，其大部分管理人员的实践管理知识都是通过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缺乏针对美术管理专业的系统培训。院校对管理人员经常重使用而轻培养，继续教育的环节薄弱，进一步造成非专业的管理人员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同时，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科研成果数量的激增，不断对科研管理者的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科研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相应的科学管理知识储备，还需掌握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这样才能适应美术专业科研管理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

4.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

美术专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工作一直是各大院校科研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美术院校师生创作的艺术成果丰硕，但成果转化与推广程度不容乐观，这一现象与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体系建设的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现行的科研成果量化与奖励制度只重视项目数量，专利总数、、刊物级别等，没有协助教师建立成果转化相应的渠道及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同时，大部分教师缺乏成果转化的意识，大多数艺术家只埋头进行专业创作，忽略了艺术成果和市场经济的对接。因此，许多艺术成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职称评定、论文撰写等层面，没有积极地进行推广，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致使科研成果严重浪费。

5.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弊端

美术院校科研项目负责人大多以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只能是项目参与人，以这种金字塔结构为主体的固有模式进行配置，致使项目研究人员的组成缺乏多样性与灵活性。然而，科研项目的创造性劳动，绝大多数是由这些年轻人承担，他们长期大负荷的工作，却无法成为项目的主要承担人，这种过于严格的项目申请资格的规定，虽然符合国家的项目管理要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间接抹杀了青年教师及学生的创造热情，无法直接地激励他们的创新思维，阻碍了艺术创新成果的产生。近年来，国家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逐年增长，而对于承担人员资格的过度限制，使得大量的科研经费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保证，出现了同一成果多头结项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研经费的良性运转。

二、提升美术院校科研管理水平的策略与途径

1.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优化

美术院校的科研资金组织与资金管理需要根据学科特点进行优化，参考国外诸多大学的管理模式，对我们的管理创新颇有启发。比如，我国科研项目的管理经费的报销环节，人工费用还需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支付，这凸显出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不合理现象。国外大学从申请项目时，就已经严格进行了预算明细审核，项目研究过程中的经费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报账的管理体系与预算的管理体系完全分开。项目经费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进行划分，间接费用的比例可占到实际费用的一半以上，项目研究中的材料费及研究人员的福利都很多。同时，项目研究中对学校内设施的使用也要收取费用。这种资金组织及管理的透明化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2.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时进行，已成为国外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成功案例。在美国，人才培养与一些项目研究相联系，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与项目直接相关，博士根据导师的项目经费及研究需要来做助研工作。导师可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很大，在国外一流的大学里，学术研究的辅助队伍是相当庞大的。这种管理模式为我国美术院校的科研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回望美术创作的发展早期，可以追溯到师傅带学徒的作坊，在规模庞大及有名望的作坊里，一位师傅拥有众多的学徒，完成大的艺术定件。这种传统的艺术创作模式与国外的科研体系有很多类似之处。首先，它可以降低进入研究领域的门槛。其次，它可以在创作与研究中培养学生。最后，它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学费资助及科研人员工作费用。需要严格把关的是相应制度的建立，当学生参与学校的研究项目时，对该生的各种成果及学术能力的综合评定，必须有相应的顾问来监督，并设立学科组对该学生进行评分和最终的资格考核。

3.发展战略组织与科研理念优化

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大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设比较完善。美国所有大学几乎都有科研管理手册，手册中对不同专业的科研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各大学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普遍性原则对所有研究人员及机构都是适用的。统一的标准，营造了公平的学术环境。因此，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也应根据学科的特殊性，设立行之有效的统一管理模式，美术类院校与其他高校科研管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众多复杂多变的艺术成果形式的评价与鉴定，全国美术类高校的科研工作基本相同，统一的艺术科研管理体系在全国院校都是可以使用的，具有共通性。因此，全国统一的美术科研管理体系有待建立，这既是提高管理效率及各院校横向比较的迫切需要，又是全国学术水平认定规范化的必然举措。

4.营造良好的管理文化环境

国内美术院校科研管理的文化有很多弊端，整个管理模式都是行政体制下的管理，缺乏学术研究的管理文化。许多高校把科研管理制度简单理解为项目管理、工作室制度、科研经费管理等，这是非常片面的，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只是用于规范教师与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更应自然成为每位教师心中的管理符号，形成普遍的约束力与认同感，同时对所有教师的行为与意识产生潜在影响。因此，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是高校科研管理的核心及发展方向。所谓人本管理，就是指在高校科研管理的所有活动中，首先应把教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服务教师学术研究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宗旨，充分调动教师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使高校的学术成果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5.美术专业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管理技术的研发水平日新月异。经统计表明，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已采用了计算机和管理软件进行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但缺少适合不同学科特色的管理软件研发。因此，结合美术专业自身特点，自主开发适合美术专业科研管理的信息系统是十分紧迫的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监测在科研成果认定、质量监控、制度决策及成果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对于简化科研管理的流程，提供科研信息与数据的统一与利用，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管理技术不只是信息化管理的媒介，还将成为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伴随着数字媒体网络技术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中的应用，美术院校科研管理工作必将走向信息化与规范化。

三、高校美术专业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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