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2 15:00:47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权利本位；公民意识；有限政府；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22-08
政治文化是民众在特定社会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发展，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深层文化土壤与牢固精神支柱，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影响深远。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实现的根本范式转变展开深入分析。
一、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意识源远流长，且占主导。孔子认为国之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1] 孟子亦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 荀子更明确地指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3] 均是强调了人治而不是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倡导君权神授、天赋王权。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唯有服从的义务。[4]主张君权至上，可覆盖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5] 君主独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拥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
人治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权力就可以借助法律，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所决定的。权力的绝对化和法律的卑微必然导致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情结。[7]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把法律而不是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中，法治思想由来已久，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8]并且认为法治包含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即“法治=法律至上+良法之治”。
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将法治作为治国之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这是区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10]法治从根本上否定特权，要求普遍地服从法律的规约，不得有任何个人、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其二，坚守保障权利意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法律必须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消除民众对权力的高度依附，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和法治意识的新型公民。[11]其三，强化制约权力意识。“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12]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权力的自我扩张。法治要求政府不得违背其价值前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直至最终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规定，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
二、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拥有权力是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时，权力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即表现为权力本位。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全面覆盖，社会自主空间极度狭小。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无尚尊崇和绝对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诚乃至盲目迷信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征。
权力本位的基本特征可集中概括为十个方面：1.权力无界。认为“权力圆”无限大，权力的行使范围没有边界，可以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界，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拥有约束。2.权力万能。相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改变一切、实现一切，被支配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权力，否则必受拥有权力者惩罚。3.权力至上。权力的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4.权力崇拜。权力被视为一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整个社会呈现崇拜权力、迷恋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5.权大于法。在理念上将权力的价值和地位看得高于法律，在实践中轻视法律、虚置法律，以权力取代法律，破坏法定的制度规则。6.权力被认为天然合理、正确，与权利者发生冲突时权力者永远无错，若有错必定是权利者的错。7.权力独立化倾向，权力的价值被从手段转换为目的，从工具提升为终极。8.强调公共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家长制盛行；对权力保护的力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9.国有财产地位凸显，并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是权力本位的经济表现。其具体表现是：肯定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无限广泛性，并对个体所有权客体进行严格限制；返还被不法占有的国家财产不受时效限制；国家与个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事实上无法确定时，推定为国家所有；所有权不明或没有所有人的无主财产，均归国家所有。10.主张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这是权力本位的社会内容。权利以个体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权力以国家利益（即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公共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13] 以上是对典型的权力本位特征的理论概括，在实践生活中并不会总是表现得那么典型、那么全面，它可能集中地体现出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也是权利从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即权力与权利发生结构分化的过程。努力维护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基本权利、充分享有基本权利必将成为文明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文明社会的建构、权力本位的逐步消退和权利本位的逐渐生成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权利本位包含五方面的基本内容：1.权力源于权利。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权力由人民所赋予、让渡和委托。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权利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是权力“创造”和“衍生”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和“衍生”了权力，公民利益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和赖以运行的根本。2.权力服务于权利。公共权力的价值体现在为公民权利服务之中，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正、惩恶扬善是公共权力的应尽之责。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正当的和合法的。权力服务权利，更重要地体现在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展权利的疆域。3.权力以权利为界。权利界定了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和合法性限度，它是公共权力的界标。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就是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是防止他人或强权干预的屏障。在这个空间内，主体可以尽其所能地自由发展，充分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创造性地发挥其潜能，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这个自由空间不仅是为他人所设定，公共权力的运行应当以此为界限。[14]4.权利制约权力。权力自身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本性，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常会异化，带来破坏性的结果，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找寻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是政治哲学家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构成现代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迄今在实践中制约权力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5.法大于权。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或组织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已成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共同追求。“现代法意识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主体性意识，包括对本人权利的主张（自由）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平等）这两个互相关联（团结）的方面。由于每个人的权利的确定都是以其他人的权利的共存为前提，因此，‘为权利而斗争’与排他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不仅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反而会升华为‘为法制而斗争’，强化合法秩序。”[15] 法律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良法的本质在于它同正义与道德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同命令与威胁的结合。
三、从臣民走向公民
臣民意识是贯穿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臣民意识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相伴而生、如影相随。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深远影响，宗法关系、专制皇权导致的奴性心理、权力崇拜，人治传统造成的依附观念、等级观念，致使臣民意识在人们内心深处不断积淀和发酵，难以根除，至今仍深深影响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模式。
臣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圣人崇拜心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人是一种在道德修养方面被理想化、抽象化了的人格。在政治实践中，圣人与君主互助共生，君主赋予圣人种种特权，圣人论证君主地位的至高无上和行为的绝对正确。二是高度依附心理。君权至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基本的政治准则，民众处于绝对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毫无独立性和自主性，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缺失，更谈不上政治参与意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型塑了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依附心理和奴性意识。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独立、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了“尽人皆奴仆”的政治生态。三是义务至上心理。人们主体意识的缺失同时意味着其权利意识的缺失，义务至上是臣民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人们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诉求不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利形式来体现，而是经由报答浩荡皇恩、尽臣民之义务来体现。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坚守和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法治意识、自律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树立政治主体意识。个体应摆脱依附和臣属心理，克服政治冷漠心理，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被动、消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其二，强化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的普遍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的意识。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反映着政治民主化的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发挥其政治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其三，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不会有民主政治成长的健康环境，就不会有公民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政治舞台。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是公民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领域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公共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和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16] 其四，确立政治规则意识。克服中国传统社会沿袭几千年的“为政在人”的人治思维定势，确立起法律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促进公民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理性化。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绝对服从统治者，没有参与国家和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而前者的这种参与权和反抗权受到高度尊重，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得到体现，并被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随着公民意识的培育和走向成熟，社会成员所尊奉的不再是唯美主义的乌托邦式空想，而是社会民主政治生活逐步趋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景。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不再是非理性的狂热抑或极端冷淡，而是伴随着理性的约束与规范的热诚。它将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追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社会公民。他们将拥有受宪法保护、公共权力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四、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意识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人们以官为贵，以做官为尊，以官为荣，全社会形成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三是以是否为官、官阶高低、官职大小为标尺，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阶级别来定位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四是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17]
中国的官本位意识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而不断强化，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意识才逐渐衰微。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从根本上摈弃官本位意识的艰难历史进程。但计划经济时代将整个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所有组织都被等级化和层次化，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级，不同层级拥有不同的权力。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制度。泛行政等级制客观上又强化了官本位意识。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民本位意识建基于人民原则之下，奠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民本位意识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根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主体力量。
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作为执政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要从根本上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最终只能依靠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完善的选举制度和法定的民主程序，把政府官员产生和政府系统运行的全过程置于全体公民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之下，改变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政治生态和思维定式，从而抽掉官本位意识的制度基础，为树立民本位意识奠定根基。在延安时期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五、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全能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监督倾向的政府模式。全能政府有两个根本特征：其一是中央高度集权。全能政府之下，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从根本上否定向社会分权、向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其二是泛政治化。政治权力全面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政府几乎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干预和掌控微观经济主体。政治权力全面渗透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功能居于文化功能之上。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公共权力领域吞并私人领域，社会全面政治化。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政治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有限政府是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在于一个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定，是否自愿公开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制约，政府在逾越其法定边界时，是否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有限政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职能须严格限定在政治性公共权力领域，其要旨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管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大众，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政府权力有限。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有严格的边界，必须依法行政，不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三是政府规模有限。有限政府应是一个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和办事高效的“小政府”。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19]四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承担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无限责任。
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暂时为人们带来众多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根除全能政府意识，弘扬有限政府意识。它包含三个重要环节。
1.政府权力上，实现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其一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是政府间分权的基础。没有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间分权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畸形膨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地方政府自身成为利益主体，、。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把政府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其二是政府间分权。政府间分权是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基础上，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这首先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明确的职权界限，确立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主体地位，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自，实现有限自治。
2.政府职能上，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管理既是一种管制，同时也是一种服务。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秩序的主要管理者，它必须行使对社会和公民的管理责任，其中包括实施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管理就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必要管制，政府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过程。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政府管理中的管制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成分则日益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型政府不断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过程。[20]
3.管理方式上，实现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统治与治理都是实施公共管理的方式，两者有共同之处，但存在着重要区别。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统治一样需要借助于权力和权威，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两者的重要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过程中所依凭的权威类型不同。统治与治理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两者都需要权威，统治所赖以实施的权威必然是政府，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自觉认同和基本共识。第二，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活动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建立互信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政府统治所涉及的范围就是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而治理所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实施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社会组织，所以，治理所涉及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疆域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单一国家领土疆域的国际领域。[20]
六、从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
国家本位理念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国家高于和优于社会，在国家本位理念下，公共管理就是政府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公共事务，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即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有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全面驾驭社会的时期，除了国家机器外，人们很难找到有效的机构和机制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且只有国家机器才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资格。
国家本位理念强调政府体现和维护公共性的一面，而忽视政府偏离和危害公共性的一面。从政府产生、政府目标到政府运行等多角度看，政府与公共性都有其相容性；公共性是政府有效运行的保障，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府存在的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又存在偏离甚至危害公共性的倾向。由于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排他性的主体地位和权力，政府操纵着对公共性的认定权和解释权，一旦政府失去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又缺乏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有效的制衡力量，政府就极易偏离公共性，谋求披着公共性外衣的私人性。[21]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名，行谋取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之实。
市场经济的成熟过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过程。社会本位是以社会（包括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社会高于和优于国家，人民是治理的主体，法律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它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把握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本体，以平衡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个体自由、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宗旨确立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功能和价值。
社会本位理念主张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之下的社会自治，其基本特征是：（1）自治的主体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的成员，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公民社会时，承担的是社会的角色，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功能；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政治社会时，充当的是政治角色，执行的是政治社会的功能。在此情境中，出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分析的人自身的两重分化，出现了同一生命个体作为“私人”和“公人”的差别。（2）自治的性质是社会性的。社会自治是公民对社会事务的自主管理，包括对私人生活、公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济领域、非政府组织等的自主管理。（3）自治的范围限于公民社会领域。政治国家还不是社会自治的领域和对象，少数职业政治家和政治的专业管理者主要执行其职能，公民主要通过间接的途径和手段参与政治国家的管理，公民的文化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科学技术，都没有发展到公民直接管理政治国家的程度。尽管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但它仍然只是跨越了国界，而没有跨越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4）自治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直接形式，又有间接形式，还有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形式。
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本位理念逐渐消退，社会本位理念逐步形成的过程。在社会本位理念之下，政府已经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只是其中的重要主体之一，甚至仍然是、长期是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类管理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平等协商、良性互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三者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以平等协商为前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职能，实现管理职能与管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只有社会本位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才能真正体现“人本”、“责任”、“服务”、“参与”、“合作”和“互动”精神。“人本”、“责任”、“服务”精神是社会本位理念的核心内涵，“参与”、“合作”、“互动”是“人本”、“责任”、“服务”的外化和实现途径。
七、从扬善为主走向制恶扬善并重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而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影响最大的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特别是汉代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府建构的理论基石。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王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其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施“仁政”，实行“德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与当代意义的“以德治国”不是同一概念。“德治”与君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君主领导下的德治，是对君主政治的道德要求，其实质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
儒家力倡德治，从强调统治者的自律角度，德治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德治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道德的狂妄，是一种对统治者自身理性力量的狂妄。它的逻辑起点是对民众道德品质和认知能力的极度低估，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圣主明君的道德修养和理性自律。它为披着德治外衣的人治，为君主专制和极权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当道德政治化，统治者就可用目的之善证明手段之善。任何达至所谓崇高道德目标的手段都成为应当。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权力经常地体现出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且两者都得到过淋漓尽致的发挥。政府由人组成，善与恶都是以人为载体的，这种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不是源于政府，而是源于人性。人性本身的恶决定了政府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2]
性善抑或性恶仅作为对人性的形而上价值论预设，并无优劣之分，但以此为逻辑基石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渐分高下，优劣明显。中国政治文化中主导的性善假设及其推论铺就了一条通向人治和全能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主导的性恶假设及其推演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和建构有限政府已无路可寻，或者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人性论来一次人性论的全盘西化呢？答案并非如此简单和绝对。传统文化并非说摆脱就能置身其外的，而且西方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的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也并非一无是处。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非性善即性恶，它导致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逻辑与历史严重相背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雄辩地说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有为善和作恶的两重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此，制恶与扬善是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其主要是制恶功能。它既要制个体之恶，更要制公共权力之恶。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靠的是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作为自律性规范，其主要功能是扬善。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证明和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但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只有在制恶的基础上才能谈扬善。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单纯的道德约束是不能有效制恶的。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是不可靠的，易变的，且经常处于现实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中。我们必须以性恶论为基点设计政治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有法治和，才能有效防止滥用公共权力，才能切实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
虽然建立在性恶假设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是比较合理的，但它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我们在防恶的基础上必须扬善，否则会造成道德缺位和信仰缺失。只讲制恶的政治体制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造成权力机械化，使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放弃道德追求，成为政治的“单面人”。这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另一种“异化”，背离了公共权力的本来意义。所以，在制恶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人性的另一面——扬善。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行为关系的社会规范，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它能规范法律所不能及的领域，与法律的功能适成互补。[23]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兼备制恶和扬善的双重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政治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激励，个体就会丧失精神家园，公共权力就会异化和丧失其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道德缺位。制恶与扬善，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只有把权力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抑制人性中坏的可能，实现人性中好的可能。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提高道德水平，才能把我国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1]礼记·中庸[M].
[2]孟子·离娄[M].
[3]荀子·君道[M].
[4]孟子·尽心上[M].
[5]诗·小雅·北山[M].
[6]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汤武[M].
[7]伍俊斌.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45-246.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9]〔美〕卡尔·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5-26.
[11]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7.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71.
[13]童之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J].中国法学，2000，（6）.
[14]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1）.
[15]〔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申政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
[16]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8.
[17]莫岳云.“官本位”文化积习与共产党的执政风险[J].湖湘论坛，2009，（4）.
[18]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56.
[19]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30.
[20]俞可平.政府创新的主要趋势[A].民主与陀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6-127.
[21]陈庆云，鄞益奋，曾军荣等.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蕴含的国家治理
1.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曾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里，邓小平着重阐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即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推进全面改革的需要，实质上更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适应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需要。此外，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极不寻常的自我革命。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改革党和国家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社会的残余和影响，更新社会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型，需要改革和剔除一切束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体现中国风范、突出中国特色，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事实上，从国家治理的发展演进过程看，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需要分步骤、循序渐进的过程。
2.理顺党政关系，党政进一步分开。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针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曾提到这样几点：第一，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党政分开，首先必须明确党和国家的职权。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其职能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个方面，而这些职能是通过其制定方针、路线、政策来实现的，而非过去的“以党代政”，党“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因此，党必须摆正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明确职能，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第二，理顺党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把具体的社会事务管理权交给国家机关，“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第三，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活动，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做到为人民服务。事实上，理顺党政关系，也就是明确国家治理过程中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执政党、国家政府、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都应该而且也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主体应该是多元化、开放性、包容型的，而非一元化、封闭性、控制型的。
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第一，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做过比较系统完备的论述，他就如何改进、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提出过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和措施。总的一条，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第二，关于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认为，一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生活民主化以带动人民民主。二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三要切实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权利，加强人民和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不仅强调保障人民的四个民利，支持引导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会、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而且尤其重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积极引导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第三，关于法制建设，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他还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如果靠一两个人的威望来维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他还多次强调，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认为，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关键点、核心之处是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实现由过去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最终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要求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他曾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但“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依法治国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国家治理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平等、公正、民主，各主体共同参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遵循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国家，要求执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公开透明的政策、负责任的态度，以切实有效的方法回应社会各阶层民众、各群体的诉求，从而达到引导人民使社会实现善治或良治的目的。事实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又一特色之举。
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1.坚持从“新常态”出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报告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依据新时期新国情，即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背景下的“新常态”。就世情而言，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基本趋势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的动态化特征。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就国情而言，经济方面，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增速仍是适度的，可持续的；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质量逐步提高。政治方面，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尤其是协商民主逐渐成为人民民主的主要形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引领社会风尚，但思想意识多元化程度增强，价值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社会方面，民众主体意识增强，更加迫切参与社会的治理与自主决断事务，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近些年来呈现增长的趋势。就党情而言，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生活作风奢靡腐化、脱离群众、与民争利等等，党面临着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机。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根本上制止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一种“常态”，而在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阶段具体表现出来的形式则是一种“新常态”。因而，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根植于新时期的国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冲破思想、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随着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要冲破藩篱，首先要解决“老体制”中尚未完全触动的利益格局，最主要的还是权力的过分集中、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而导致的权力滥用、腐败滋生、权力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利益固化，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30多年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了，但国民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这些人，通过特殊的途径垄断各种资源，试图影响和左右政治，极力促成社会向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方向发展，这与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总理曾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提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为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把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核心问题当作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突破口，以“削权、减利、增责”为核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权贵利益集团，我们可以依靠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决策力和执行力，痛下决心，惩治腐败，“拍苍蝇”与“打老虎”相结合；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优势，逐步释放当前政治制度的红利，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让人民群众来监督。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标准，让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权力，铲掉垄断企业过度投机的土壤，从重处罚投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总而言之，只有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才能真正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
3.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改革”。邓小平曾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的衡量标准。事实上，政党执政、政府行政、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的优劣，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评价。为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而展开，因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主体。国家治理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作主体，而将其视为“客体”“对象”，那么国家治理就背离了其原意而退回到“统治”阶段了。因此，围绕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加强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法绕开的重点。民众的诉求主要表现为希望经济上更加富裕，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优美，希望住有其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要实现民众的这些诉求，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4.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好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多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促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第一，把握执政的根本方向，增强战略定力。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实质上就是强调要保证方向的问题。而增强战略定力，不仅“胆子要大”，还要守得住底线，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反对任何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图谋。第二，强化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需要健全责任机制，狠抓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了“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将进一步督促相关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第三，转变作风，加强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执政党良好的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实证明，要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干部作风建设尤其重要。此外，各级领导班子还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探索适合新型城镇化条件下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第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培养和选好人才。推进国家治理，作为执政党应该广开进贤之路，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每个人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以“能力本位”来评价和选取人才。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社会基层则是最好的课堂。因此，党更需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引导、激励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的治理。
5.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和法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民主的治理。在中国发展民主，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和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而具体到民主的形式则是多样性的，主要包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基层群众自治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而要实现民主，关键还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一系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以确保“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更难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第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法治的治理。法治是民主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任何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构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凸显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要实现这“三化”，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转变职能，公开公正、高效廉洁、守法诚信；司法机关必须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公民个人则必须加强法治观念，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律武器监督公权力，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作者；李益模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南湖分校
摘 要 随着我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重要的发展内容，能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本文将针对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探究，从而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现代国有企业 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 管理方式 生产经营
随着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了现代国有企业未来的实际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必须在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及固有联系进行相应的努力与探究，从而采取措施去促进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进行。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转变，其国有企业也在迅速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国有企业文化属性的进一步转变。所以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应的联系，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反过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其属性偏向于政治，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党和国家所下达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个人来说不仅仅能够促进廉政，同时也能够塑造企业与员工正直的工作面貌。另外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明确党的发展目标，积极配合党的发展路线，为国计民生而进行奋斗，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企业的文化建设则是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成分较多，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行为，每个企业都会有自身的企业文化，都会进行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更加有利于企业去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与控制，才能够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综合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是互帮互助并且相辅相成的，不仅仅能够促进企业整体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思想进步带动企业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二、如何落实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并且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一）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丰富培训活动
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不是仅仅设立出规章制度就可以完成的，要落实到每一个企业领导以及企业职员的身上，所以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职员档案库。这样就可以以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的方式了解企业职员的实时动态，分析思想行为，从而针对员工的整体及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施的手段就是丰富职员们相应的培训活动。对于企业员工要实现再教育，因为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候会根据社会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工作内容的相应改进，所以及时进行思想培训与思想教育都能够较好与党及国家的发展方针相接轨。
（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
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完善理论，使其能够较好地指导相关工作，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借鉴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同时也要注重在地域化区别上的相应改进，在引进新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时，需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进程，在理论体系中不仅仅要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特点，同时也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变。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也要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标，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完善。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融合
我们不应该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脱节来看，而是要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的融合方式，促进对于二者关系认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企业与党之间的重要的建设项目，也是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结语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其发展过程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在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背景下，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同时，利用加强对企业职员的教育培训、完善企业文化及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关系的把握，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琳.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5.
[2] 陈肖帆.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融合[D].湖北工业大学，2014.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 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 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 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 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 ，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 ，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 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 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 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 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 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 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 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 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 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 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 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 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 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 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 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 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 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 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 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 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 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 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 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 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 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 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 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 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 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 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 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 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 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 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 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3-04-15.
[3][4][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5]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J].世界政治(美)，1995，(3).
[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83.
[8]毛寿龙.政治发展中知识与实践的制度基础[J].天津社会科学，2003，(5).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宪政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体位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宪政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文化大革命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关键词 传统政治文化 现代转型 政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环境的变迁，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与之相伴生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只有立足于实际情况的变化，着实推进和完善政治文化，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一、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必要性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该向现代化转型。
政治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在形成之后，便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性质；但随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政治文化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阶级层面等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现代转换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客观根据。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包括其优势和劣势，有其精华和糟粕。就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而言，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思想的负面效应凸现出来。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本位、贱民思想、人治观念、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思想，对新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根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实际，推动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不足。
中国政治文化是长期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宗法制度与儒家学说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的政治文化类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进步性特征。这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因此，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内在动力不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现代转换的主要内因。
二、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个漫长且艰难的转型过程。她从有着深厚封建文化的传统国家发展至今，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的洗礼，产生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而后，由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政治文化经历了很大的变革，但是直到今天，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判断。当下，如何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更好的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服务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是：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现代民主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是平等、公平、信用的体现，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将会大大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促进公平、平等以及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制观念的培养有利于打破传统权威观念和臣民意识，从而推动民主观念的发展和法制社会的建设，推动公民的参政议政。由此，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辅相成。
第二、拓宽和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政治社会化， 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完成社会人向政治人的转化。这一过程主要可以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学校教育；通过大众传媒来引导大众，加强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完善家庭教育；鼓励和促进公民积极参政等来实现。
第三、加强我国政党文化的转型。政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就是就是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包括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观念、执政模式等。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即党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与时俱进的思想。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只有理论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不断改革才能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成功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政治文化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历史趋势。我们党和人民要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和完善政治文化的转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作者：贺艳洁，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何云峰，湛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侯美竹，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桥工商所）
参考文献：
[1]王洪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换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2]刘方玲.中国传统身份称谓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J].学术交流.2006年第7期.
[3]韩兆柱，李双军.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障碍因素和对策[J].学习论坛.2010年2月.
[4]刘邦凡，李欣.浅谈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转型[J].探索.2010年第3期.
[5]石敦国.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现代性批判思想战线.[J]2009年第1期.
[6]于毓蓝.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初探[J].晋阳学刊.2004年第2期.
[7]韩兆柱，王磊.论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政[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刘邦凡，侯秀芳.论实现新公共管理的公民参与[J].学习论坛. 2007年第5期.
关键词：结构分化；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22-02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虽然在不断的政治实践中，其理论也曾受到普遍的质疑，但其倡导民主化、普及人权、公正、平等的理念始终符合主流的政治价值，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政治体系要促进民主、自由、公正的理念进一步被强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再次受到瞩目，尤其是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解释及政治现代化的促进，使其体现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内涵
结构功能主义是阿尔蒙德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一个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实现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或变迁。因此，要深刻理解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就必须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学如果要有效地解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而不论这些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如何，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这里所提到的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具体来说，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履行相同的政治功能。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系统功能主要是指，政治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沟通。过程功能，是指政治系统的利益转换功能。政策功能主要是反映政治体系实际作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功能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政治系统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体系为实现自身的功能，都具有相应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总体上说，所谓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主张把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所有政治共同体抽象为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体系，并以此考察各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即结构实现功能的情况。
二、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
阿尔蒙德指出：“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可见他的政治发展理论包括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两个维度。在这里主要从结构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其政治发展理论。
1.结构分化的含义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结构不断适应功能并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实现功能的过程，要达到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分化，使政治体系不断分化出适合政治发展和政治功能实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角色，因此，结构分化是所有政治体系实现优化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就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来看，结构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结构和新角色的出现，即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出现新的结构和角色，以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形态履行政治功能。二是政治角色或结构的自主能力的提高。
2.结构分化政治发展理论的一般模式
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各个层次的结构和组织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结构的生成或出现都会对其他部门的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任何结构的缺乏都是对其他结构功能的一个制约。阿尔蒙德从政治目标和结果出发把他的这种政治发展理论总结为一个一般的发展模式，那就是，所想达到的政治结果――诸如国家安全和扩张，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以及想实现的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公正，通常都需要更多政治输出，即对政治资源和权力进行相应的管制、提取、分配和象征。而较多的和较合理有效的政治输出依赖于发展更加专业化的和有效的过程，从而更好的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更畅通的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同时，这些专业化过程又有赖于政治结构中分化出各种专门的角色，诸如行政部门、文官机构、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播工具。这个发展模式总体上可以总结为，政治结果依赖政治输出，政治输出又依赖相应的政治过程，而过程最终依赖于相适应的结构分化。这个一般模式也揭示了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不同结构相互影响和不断生成的过程。
3.结构分化促进政治发展的途径
结构分化之所以意味着政治发展是因为其促进了政治功能的实现。在阿尔蒙德看来，通过结构分化实现政治功能，促进政治发展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由于外部压力产生新的政治结构或角色，实现结构分化。两次世界大战后，附庸国和战败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新的政治体系的确立就都受到战胜国政治结构和体系的重大影响。第二，魅力型领袖通过政治革新产生新的政治结构或角色，改变不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结构分化。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建立了革命制度党模式，突出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这样的实例在各国的政治发展中都不胜枚举。他们的共通点就是，无论是体系、过程还是政策结构的分化发展都是同领导人物的努力高度相关的。第三，促使现存结构适应新的变化，从而达到结构分化促进政治发展的目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行政官员试图通过新的社会立法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从而使得行政官员的角色逐渐增多，同时专业化程度也不断增强。
这三条途径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中某一种途径会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但三者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结构的分化，从而实现政治的发展。
4.结构分化促进政治发展的目标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所概括的具体内容，首先是那些有能力在国内外环境中制定并执行集体目标的专门的政治行政领导部门的产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兴起。其次是用以表述政党、利益集团和通讯工具这类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活动的机构的兴起。它们是为把人口中的各个集团同上述制订目标的结构相互联系的目的服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府能力和公民参政结构的分化发展，没有这些结构的分化，就无所谓政治发展。
三、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阿尔蒙德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立足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在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结构和分化模式，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参照西方的分化模式进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因此，这一理论对促进当前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
1.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结构分化发展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结构的分化发展是所有国家促进政治发展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要路径。只有不断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形成更加专门化的政治结构和专业化的政治角色，政治参与者才能在政治过程中更好地进行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政府的能力和公民的参政程度也能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的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功能层次的结构分化做得不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参与渠道不畅通，也未真正的分化出可以更好实现政治功能的专业化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阿尔蒙德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权力资源的下放，把专业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力给予更加专业化的政治部门和政治角色。
2.提高执政党和政府能力，促进政治功能的实现
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是以功能的实现为重点的，在他看来政治功能的实现是政治发展的最终标志。政治系统进行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不同层次结构的分化和优化，基本目标也是更好地实现政治功能。据此，我国对政治体系进行优化和分化的过程中要时刻注重政治功能的实现，不断提高执政党和现存政治结构的工作效率，同时，增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经济增长和政治参与扩大的矛盾，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3.扩大政治结构和角色的自主程度，建立畅通的公民参政渠道
结构分化的内在含义不仅包括产生新的促进政治发展的结构和角色，同时强调不同结构和角色之间自主化程度的提高。当前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不但要增强自身参与政治和发展政治体系来实现政治功能的意愿，而且现有的掌握更多政治资源和具备更高政治能力的结构和角色也要为政治结构的分化和不同利益集团自主程度的提高提供有效的渠道和路径。只有这样，政府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才能和公民参政的权利、自由和福利协调发展。
四、结语
总体来看，阿尔蒙德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跳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运用比较政治的视野和结构行为主义的方法分析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并为其政治现代化提供可能的路径，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的进步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有效和合理的结构分化机制和模式并没有一个渐进发展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福利和扩大公民参政三者也极易陷入相互矛盾和发展的困境，因此，阿尔蒙德的结构分化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2]马德普.西方政治思想史：第5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钟冬生.结构分化与政治体系的发展进路――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
[4]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前沿问题，它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前途，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条件。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路径，以求教于学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现状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界研究的炙热话题，现代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面临的困境以及规避风险所实施的路径等方面展开。近几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出发，不同的学者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试图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边界意识，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的现代化理论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1〕。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形态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是结构要素的现代性与整体功能现代性的统一”〔2〕。第三，从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立足点，认为“现代性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崇尚人的自立、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正当利益、注重人的能力发挥”〔3〕，该论点基于哲学的现代性视野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也有学者从现代性题域出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形变化”〔4〕。以上几种观点，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哲学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其内涵，似乎欠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位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还聚焦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方式、权威、目的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其一，现代性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面临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出现了偏离要求、价值弱化等倾向”〔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裹挟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给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来强大的冲击”〔6〕。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分化型的社会结构锻造了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主体，在价值观领域引发了价值思潮的多元化。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难以在利益分化、思想观念冲突的异质人群中开展以主导性思想观念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7〕。其二，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原有内容。有学者认为，流行文化的“商业性对政治性的冲击、娱乐性对严肃性的冲击”〔8〕。孙其昂教授指出，“现代性催生了浮躁，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稳定性”〔9〕。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10〕。其三，现代性挑战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学者提出，“理论教育就成为主导性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浸润下的青少年却形成了喜欢读图、热衷于追星、满足于文化消费的感官刺激的感性认知方式，对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11〕。也有学者指出，“人的现代性困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强调奉献或追求崇高，就可能会被当作远离现实的高谈阔论而遭人抵制”〔12〕。其四，现代性威胁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权威。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多元选择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塑造”〔13〕。也有学者提出，“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社会运行，不是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新型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那种权威，需要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14〕。其五，现代性迫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转换。戴锐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然结果”〔15〕。基于上述观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阐释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现有研究欠缺相应的方法论自觉和经验科学的支撑，不少研究结论来自于经验直觉，还有的流于哲学性的抽象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规避。思想政治教育深陷现代性的困境，学者们积极面对困境并提出规避现代性风险的路径，主要从内容、方法、权威、目的等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挑战。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革新。孙其昂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要重构政治，实现新旧政治的生态结合”〔16〕。戴锐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富有时代性和超前性、预见性〔17〕。也有学者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增强，单一的思想政治主导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现实，建构多层次的主导内容成为必然”〔18〕。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学者提出，“应改变理论教育和社会动员的传统做法，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19〕。有学者也强调“注重内隐型、渗透式、合乎人性的教育方式”〔20〕。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应从先在赋予到现场后置的权威生成机制转型”〔21〕。有学者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生成和维持的，它是运动中生成的‘认同’”〔22〕。其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研究。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环境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社会本位的目的观向主体本位的目的观转变”〔23〕。另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着重“关注人的现实需求、关注人的心灵需要，将个人的幸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目标”〔24〕。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现代性与功能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内部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现代性，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代性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现代性”〔25〕。综合以上观点，关于规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措施探究多以逻辑推理为主，较少运用经验科学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所面对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通过理性思维的推导和演绎，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存在的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现代性风险的反思活动，凸显了学者们高度的问题意识，并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时代性与预见性。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研究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视角和理论资源，缺少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处于哲学的现代性视域之中，邢晓红认为，“来自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主体性、理性和自由主义”〔26〕。学者们主要运用哲学现代性理论展开分析，将其直接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机械地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中冠以“现代性”之名，比如，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内涵的理论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等的现代化视为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内涵的重要指标，缺乏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本身的思考。沿此路径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往往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现代性两张皮的现象，研究呈现碎片化、标签化趋势，从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现代性理论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次，研究以现实问题为主导，缺少应有的方法论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秉持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以社会实践为导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中的现实困境，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诉求，然而却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缺乏应有的理论性与预见性。戴锐教授指出，“内容的信息含量和科技含量，应当说这些与‘现代性’所要求的反思与创新是相关的，但更准确地说，它们并不是创新本身，而只是创新的手段或途径”〔27〕。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理论具有直观性和现实性，相对于解决目前短暂性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但从根源上无法提供长远的、全局性的理论指导。由于缺乏从整体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往往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问题直接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对象，缺失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因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对实际工作的亦步亦趋，丧失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领域中尚存在大量本不属于该领域的现实问题，最终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出现“种了别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的后果。再次，研究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离为立场，缺乏历史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主要背景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学界主要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分离的立场展开研究，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然状态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状态的两个极端，缺乏对两者之间过渡阶段的研究。有学者虽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处于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属于过渡阶段〔28〕，但并未有学者运用历史社会学分析的方法，深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发展过渡阶段中的理论与实践，仍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探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转型的关键参照物，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似乎是在历史中突然出现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逻辑的研究如果不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为基础，那就不能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发展，不能贯彻辩证法的发展原则，只能形成静态的、抽象的、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般范畴体系。”〔29〕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领域中，若缺失历史的研究维度，也会形成一系列机械的、盲目的、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将无法准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整体性面貌。最后，现有研究以逻辑推理为主，缺乏经验科学的支撑。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多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主要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经过逻辑推理获得结论，这往往会导致提出的阐释方案、对策路径呈现一般化与教条式的形态，未能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做出新的贡献。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较少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法、调查法、观察法以及访谈法。学者们往往将“想当然的”直接转化为“现代性的”，可能导致陈旧的或者空泛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结论。因此，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本质内涵，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研究中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这才能为进一步的逻辑推理提供必要的经验科学支撑。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主要以线性思维为主，缺乏多面性、立体化的非线性思维，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问题与对策是一对一的亦步亦趋的局面，无法真正适应多变性的社会现代化的客观发展需要。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新构思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应紧跟社会科学研究的步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科学化。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的问题出发，我们认为，应努力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要向生活世界开放，致力于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所面对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使人们生成现代的政治观念意识。人是实践活动中的社会人，因而我们在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时，应从社会生活世界出发，思考人的政治观念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动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果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认真审视和对人的生活世界中主观需要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将会在理论领域中故步自封，导致研究内容的僵化与研究成果缺乏现实价值。其次，建构体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为自觉抛弃对现实性问题亦步亦趋式的追问与解答，应主动建构相对独立的理论脉络，按照规定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学者们应将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矛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思维方法等方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体系化研究将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多重关系，有助于有效应对现代性风险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现代化。最后，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经验事实的概况。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对历史事实不够重视的困境，我们应积极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第一手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历史事实开展经验事实的陈述和归纳，避免孤立地运用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原因与对策的抽象性与盲目性。由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从以上观点着手工作，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在发展理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科学化。
参考文献:
〔1〕〔16〕〔28〕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427，435，423．
〔2〕〔5〕〔25〕〔26〕邢晓红．构建与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0，53，133，9．
〔3〕刘翠玉．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07(6):23．
〔4〕闫立超．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论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15．
〔6〕鄢本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代困境及超越〔J〕．思想教育研究，2006(10):40．
〔7〕叶方兴．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6．
〔8〕〔11〕〔18〕〔19〕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4):3，3，4，4．
〔9〕〔14〕〔22〕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及其转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72，273，275．
〔10〕闫立超．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批判论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8):16．
〔12〕蒋红群．论现代性困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形式的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1(9):27．
〔13〕〔21〕双传学，范美香．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现代转型〔J〕．探索，2015(2):132，134．
〔15〕〔17〕〔23〕〔27〕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与现代化〔J〕．理论与改革，2004(2):143，144，143，143．
〔20〕〔24〕闫小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超越〔J〕．学理论，2010(7):167，167．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
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思想政治课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3．幼儿德育教育探索
4．分层递进教学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
5．初中思想政治教法浅谈
6．如何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7．浅谈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8．浅谈思想政治活动课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9．对山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思考
10．略论班级的人性化管理
11．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探索
12．谈谈小学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创新
13．浅谈农村如何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14．校园文化建设与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15．强化德育功能,推进素质教育
16．浅谈小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的培养
17．德育工作在班级管理中的作用
18．论对中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19．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塑造学生优良人格
20．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探究性学习研究
21．中学生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研究
22．小学品德与生活课应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23．浅析班级的民主管理
24．论对学生进行量化考核
25．浅析农村未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极对策
26．网络与未成年人的成长
27．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与研究
28．论家庭教育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29．关于加强小学德育实效性建设的思考
30．农村小学政治思想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的思考
31．中心学校管理体制下的校长工作初探
32．面对市场经济的中学德育思考
33．浅谈山区中学生流失的原因
34．农村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探析
35．浅谈教师人格对中学生成长的影响
36．浅谈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与培养学生能力
37．浅谈中小学思想道德的实施
38．浅谈社会因素对青少年良好道德品质养成的重要性
39．谈谈社会环境对中学生成长的影响
40．当代中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41．如何加强农村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42．浅谈中学生的道德法制观
43．农村中学德育工作改革与创新初探
44．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问题的思考
45．在农村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46．浅析劳动教育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培养
47．浅谈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
48．影响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障碍及对策
49．建设"和谐校园"过程中不和谐因素探析
50．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的理性审视
51．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学思想教育的思考
52．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要求与实践差距
53．学生对思想政治课逆反心理探析
54．网络文化对未成年人思想的影响研究
55．中国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
56．中国传统人生理论的现代意义
57．弘扬优秀传统道德与当前学校德育的关系
58．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59．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60．传统德育方法的现代借鉴
61．传统义利之辨与两个文明建设
62．“文质彬彬”与现代青年
63．“内圣外王”思想内涵的现代观
64．君子模型与现代人才特质
65．传统“安身立命”思想研究
66．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内涵及启示
67．孝道与当代青年
68．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创新
69．试析新时期下家庭伦理道德中出现的问题
70．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现状、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71．从政治教育到公民教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及其应对
72．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的特点及对策研
73．试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74．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75．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7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课题
77．大学生竞争意识之浅见
78．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79．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新思考
80．网络化趋势下小学德育研究
81．各国德育之比较研究（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研究）
82．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研究
83．试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
84．浅析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
85．试析企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86．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能路向
87．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未来：文化一元化，还是文化多元化？
88．儒学所倡导的“内在超越”与依法治国
89．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
90．“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久发展
91．“中和”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92．老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93．专制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94．孔子的人才及教育观
95．儒家人才观及现代意义
96．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97．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98．论人的全面发展
99．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
100．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101．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发展
102．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103．论行政领导的创新能力
104．试论国家公务员的形象重塑
105．电子政务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106．论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107．中国古代和谐观的文化阐释
108．“以德治国”之思想源流
109．中国古代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110．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追问
111．德育的现代性建设初探
112．学校德育应注重学生主体性道德人格的教育
113．道德教育（或德育理论）如何走向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整合
114．社会公正（或正义）——现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构的基础
115．基督教伦理对中国伦理重建的启迪
116．对全球化伦理理论来源的认识
117．论德治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118．浅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119．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树立“民本”思想
120．论实用主义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影响
121．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探讨
122．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
123．试论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124．从流行歌曲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价值观变迁
12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探讨
126．从民主与经济文化的关系看我国的政治
127．新时期政治辅导员的角色要求
128．浅谈毛泽东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29．论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130．对个体私营经济若干问题的思考
131．浅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德治”与“法治”
132．当代村民自治与思想政治教育
133．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趋势及其启示
134．素质教育理论及大学素质教育问题
135．从德行到德性——道德有效性分析
136．以德治国是中国道德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137．网络时代高校德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发展思路
138．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139．从普遍责任意识到青年责任意识的培养
140．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141．从大学生网络危机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142．浅析当前的信用危机
143．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144．简论冯友兰的四种人生境界
145．浅论科学观教育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46．科技的负面效应及相关社会思潮考察
147．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148．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149．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管理的楔合研究
150．论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151．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挑战与对策
152．思想政治工作新课题与创新研究
153．网络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54．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开发论
155．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
156．我国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激励理论与实践研究
157．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构建、管理与操作
158．网络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159．现代科技与精神文明
160．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管理问题研究
161．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
162．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
163．试论调节利益冲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
164．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
165．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
166．关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系统思考
167．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思考
168．构建现代中国人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
169．现阶段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思考
170．关于企业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171．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机制研究
172．论新时期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创新
173．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74．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环境研究
175．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176．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177．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开发中的作用和运行机制
178．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179．思想政治工作激励研究
180．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
181．新时期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182．社会主义精神富裕论
183．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灌输与接受
184．论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185．赛博空间与思想政治工作
186．新世纪农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对策
187．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88．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探析
189．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及其思考
190．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失业下岗女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191．新时期网络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92．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学视域
193．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194．党政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研究
195．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探究
196．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
197．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化研究
198．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创造力的培养
199．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研究
200．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初探
201．试论美国进口影片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202．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0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20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20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性教育法研究
20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论
207．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08．论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功能发挥
209．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10．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原因及对策探讨
211．新形势下坚持灌输教育的依据及实现途径的探讨
212．论邓小平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
213．论江泽民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贡献
214．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215．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216．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对待人的需要研究
217．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218．论渗透教育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219．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20．网络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
221．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22．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研究
223．论创建社区环境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互动
224．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
225．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226．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角色心理的社会价值
227．关于社会诚信问题的研究
228．中西道德教育比较
229．论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
230．中日当代道德教育比较
231．韩国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232．朱熹自我教育思想探析
233．儒家心性修养论及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23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问题研究
235．试论商业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建设
23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建设
237．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精要与现代公关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构
23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239．东西方传统道德的近现代转型特色与启示
240．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理想
241．敬业精神的价值及其培育—一对当代中国敬业精神的理性思考
24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243．论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244．试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信任缺失与信任重建
245．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环境道德建设
246．计算机网络道德建设探索
247．关于网络时代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变化的研究
248．转型期中国城市公民文化建设研究
24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250．网络道德：问题与出路
251．论义利观的重建与道德教育改革
252．当前我国婚姻现状分析及其道德建设
253．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化的途径及价值评价
254．敬德与敬业精神建设研究
255．关于现阶段加强和改善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256．城市社区居民道德建设实证研究
257．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
25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价值导向
259．道德教育与人生自由简论
260．论现阶段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
261．论绿色文明及其教育
262．论市场经济领域内的道德建设——李嘉图经济伦理思想谈起
263．论道德信仰与重建
264．生活：道德教育的基础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道德建设研究
26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问题研究
267．网络时代道德问题的分析与建设
268．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道德教育
269．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困境及和重塑
270．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
271．丰盈人性：当代道德教育的应然追求
272．“以德治国”视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273．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研究
274．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灵魂
275．试论社会公正与以德化民
276．墨子道德教育思想及现代意义
277．论WTO框架下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278．我国竞争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279．论反不当竞争法的价值取向
280．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现途径
281．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282．论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
283．婚姻的伦理本质
284．论婚姻家庭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
285．论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民事责任
286．论我国婚姻法的伦理精神
287．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288．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立法选择
289．对我国现行婚姻登记制度的评价
290．监护制度研究
291．对缺席判决离婚问题的研究
292．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的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293．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294．人口老龄化的立法思考
295．论家庭暴力中的"冷暴力"
296．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婚姻家庭制度
297．与婚姻关系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介定
298．论违反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后果
299．论夫妻共同财产
300．论离婚损害赔偿
301．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302．女权主义与婚姻家庭立法
303．婚姻仪式的价值研究
304．夫妻间的相互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研究
305．论人大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306．正确行使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307．试论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308．试论行政强制措施
309．试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特色
310．试论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
31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312．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313．判例与中国法制建设
314．市场经济与法制观念
315．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
316．论民法中的推定制度
317．试论中国对国际法的贡献
318．论国际经济法制及其发展方向
319．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观念的更新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性与现代化 发展趋势 中国论文联盟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这些必将改变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也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认真对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以及所面临的新任务，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趋势，对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推动社会和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的多方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它注重研究人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为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遵循了这一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完整、系统的指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为指导，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强调要用科学发展、“八荣八耻”等重要思想作指导。其次，它有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即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普遍本质及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学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中，科学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整体结构及系统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它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是一个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极其严密的科学体系。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就必须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科学，切实掌握它的基本规律，从感性到理性上逐步认识它，从根本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第四，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工作相辅相成。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提高思想觉悟，解决认识问题，主要靠说服教育，强调疏导、启发自觉；后者着眼于加强组织纪律，维护工作生活秩序，培养良好作风，主要靠严格要求、反复强化，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由于两者的特点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不如行政管理那样受到重视。但我们必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为行政管理提供良好的思想前提，使组织的纪律建立在人们自觉遵守的基础之上；行政管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必要的内部环境，使教育获得法规制度的保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整合运行过程，其发展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影响其他环节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就目前来讲，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的改革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信息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尊重、发挥人们在教育决策、管理上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让更多的人关心思想政治教育，依靠群众，广开言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群众的创造智慧。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就是要在分析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要及时针对干部群众思维更加活跃、思想状况更加复杂的情况，变经验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科学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乃至系统、控制论、信息论、现代管理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含量。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现代化。我们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文化体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以其全球性、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综合性等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网络技术，不仅可以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调研网络和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的动态分析，加大引导和管理力度，进一步增强网上宣传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宗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致力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来教育的科学性与现代化协同共进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协同共进。
参考文献：
①《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③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④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⑤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1。
⑥夏明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综述[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作者简介：
[关键词]现代性 后现代政治 微观政治
面对后工业社会的状况，西方的后现论家追求一种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主张与现代政治的分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导致了对主体的压制。由于分析角度的不同，后现代政治内部既存在着分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后现代政治批判了现代政治的缺陷，而过激的批判也导致了后现代政治自身的局限。
一、后现代政治的内部分歧
后现代政治的分歧取决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既具有解放性又具有压迫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福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后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肯定性的话语和否定性的话语。肯定性的后现代话语赞同社会富裕和多样性，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则抨击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和对个人控制的增强，为西方社会构想了一种危机，折射出一部分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悲观情绪。后现代话语最终在此分裂，前者发展成为赞同新发展的前卫主义，后者发展成为反对新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
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假设历史已经彻底断裂，需要全新的理论模式去解释断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鼓吹一种同现代彻底断裂的后现代。在他看来，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已经在信息技术、电子媒体、抽象符号的共同作用下消解了。通过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鲍德里亚试图描绘主体在面对客体和符号世界时所使用的感知和欲望框架，并以此实现向符号社会的回归。他的叙事主题是：现代性的纪元已经终结，后现代纪元已经来临。前者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后者的特征是类象、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后现代类象社会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模型与符码是构造社会的首要因素，它们消解了真实与模型之间的差别，真实与非真实之问的界线已经内爆。非真实成为一种超真实，即比真实更真实。超真实来自模型，它是人为的完美化塑造。超真实被等同于日常生活，成为评判现实的准则。政治与娱乐之间也发生了内爆，政治越来越像娱乐，政治竞选成为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的竞争。内爆理论描绘了导致社会各种界线之间崩溃的因素不断增加。在内爆过程中，意义变得中性化，不再具备意义的价值。事实上，鲍德里亚夸大了内爆，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内爆。他的后现论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统治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主线。主体性哲学主张主体对客体的控制，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则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合法化，合法化的途径是借助上帝、理性、知识、绝对精神和权力意志，这些要素构成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上帝赋予了人在世俗采取行动的潜能；理性引导着人对其自身潜能的发挥；知识进一步增强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能力；绝对精神则从整体上论证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一方面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促进了主体的解放；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强调主体的解放是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内容。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逐渐摆脱了封建等级制的压迫和宗教的束缚。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相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主客体之间对抗所导致的结果是群体间的冲突、战争的爆发、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抗，鲍德里亚从客体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站在客体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人物化得不够，需要更加物化”。在这里，“更加物化”强调的是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制。后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超真实的出现以及符号世界的形成，使得客体逃脱了主体的控制，主体也因此而丧失了对客体的统治权。由于摆脱了主体的控制，客体获得了解放，而主体却失去了能动性。由于不再具有能动性，主体的活动就不再有意义，意义就这样被鲍德里亚“消解”了。在意义消解的前提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消极的“宿命策略”。这种“宿命策略”的逻辑是：面对碎片的、虚无的后现代，一切的政治形式都已经穷尽，无法继续进行斗争。其实质是放弃斗争，彻底物化。出于对主体和意义的消解，鲍德里亚的政治观越来越偏向犬儒主义。阿瑟·米勒认为：“对政策的不满是政治犬儒主义的根源，出于普遍的不安感，犬儒主义者很可能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而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否定政治制度本身。”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犬儒主义者，但他的确表达了“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
（二）重建的后现代主义
重建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主张克服现代性的缺陷，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占用来实现民主的重建。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nffe）、利奥塔（Jean-Frongois Lyotard）、德勒兹（Giu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1ix Guattari）都提出了其重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主张。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矛盾场，需要多种运动和多种方案。他们提倡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强调激进民主的自由特征，主张政治认同的多样性。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去拥抱自由主义，是变相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想要“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政治”。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却误读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生产和阶级问题。为了避免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和等级制，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这种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摧毁因果观念，消解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强调社会领域的开放性和偶然性。在他们看来，去掉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现代性的潜能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挥，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就能得以重建。同拉克劳和墨菲一样，利奥塔也强调话语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他攻击现代话语，认为现代话语用真理和判断的元话语来仲裁歧异会给弱者带来压迫。为此，利奥塔主张发展一种后现代话语来替代现代话语。面对多样化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提出了欲望哲学和多元公正观作为多元政治的基础。欲望对于利奥塔就像劳动对于马克思。欲望哲学认为欲望在客体世界会发生异化，它要通过颠覆性的斗争来解放自身。为了促进欲望的解放，利奥塔颂扬欲望的流动和欲望能量的释放。除了欲望哲学，利奥塔还提出了多元公正观。他认为，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还意味着修改规则的限度。政治斗争就是通过介入来质疑规则并改变规则。欲望哲学肯定了欲望的创造性，却忽略了欲望的破坏性。多元公正观排斥了普遍公正的理念，使公正与否成为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如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改造，利奥塔所追求的多元公正很难成为现实。多元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对立、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分离体现了欲望哲学和欲望政治的局限，从而决定了欲望哲学只能是一种微观哲学，而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决定了欲望政治只能是一种微观政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宏观政治。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也导致了主体的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消解了传统的符码、价值以及限制生产与交换的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对传统秩序的瓦解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为了建构新秩序，资本主义又通过抽象等价交换的逻辑对事物进行再制码，把它们再次辖域化。主体也因此而被导入新的控制场。资本主义对新秩序的建构导致了主体的异化。传统秩序的消解体现了现代性的解构性，新秩序的形成体现了现代性的建构性。在后现代政治的视角下，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规范性话语和制度增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成为现代性统治的基础。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是对主体进行控制的主要场所，为了克服现代性对主体的这种压迫，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以取代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树状隐喻”。“树状隐喻”意味着心灵按照层级原则和系统原则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扎根于现实。“树状隐喻”代表的是一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一种本质化、普遍化的图式。为避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用“块茎隐喻”来取代“树状隐喻”，并用块茎思维来代替树状思维。块茎思维追求的是一种开放的、多样性的、非层级化的图式。在解构主体的策略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利用“自我”和“超我”等概念对主体进行了解构。他们采用分裂分析的方法，把解辖域化的躯体变成为无组织躯体，使之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束缚。主体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重构。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躯体层次上主张的是无组织躯体，在政治层面上主张的是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和微观政治斗争。“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但也会增加主体的困惑。“块茎隐喻”反对等级化的组织形式，因为等级化意味着对主体的压迫。但等级化也意味着权威和秩序，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离不开组织。对主体的解构促进了主体的解辖域化，但主体也因此会失去对自我的认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主体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才能明确自身的需求，并根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行动的方案。
（三）延续的后现代主义
哈贝马斯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主张一种延续的后现代政治。大多数后现论家把早期现代性的衰落视为注定的衰落，哈贝马斯却把现代性视为未曾充分实现的潜能、一项前途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捍卫现代性的进步性。尽管现代性计划导致了科技理性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专家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但它的潜能并未充分发挥。现代性的破坏性主要是由工具理性导致的，工具理性不断向生活世界扩张，加剧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导致了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排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排斥理性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为了重建理性，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为基础提出了主体间性哲学，并以批判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自我/他者的交往模型，把理性变为交往理性。工具性的行为偏向于主宰，交往性的行为偏向于理解与共识。在实践过程中，交往理性主张通过平等交往、社会参与、规范价值的讨论等方式进行社会重建。由此可知，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是重建理性。针对金钱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哈贝马斯给出了交往理性的方案。但交往理性并没有考虑到实现平等交往的现实条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个体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具有团体化的特征。不同的社会个体之间和不同的团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这种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现实的存在。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了理往的扭曲，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交往理性所追求的共识在后现代的状况中难以达成。
詹姆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看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对应着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着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着跨国资本主义。”既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那么两者之间不可能发生彻底的断裂。即使出现了断裂，在时代断裂处发生的也是各种因素的重构，而不是完全的消解。为了强调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联，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认知图绘的关注点是从总体上分析资本主义，主张一种能够帮助个体重新认识其社会和世界位置的空间政治。“后现代超空间使人出现空间迷失，无法进行自我定位，需要新的认知图绘。”从表面来看，认知图绘强调的是主体与空间的关联。而实质上，认知图绘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延续。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变迁，它集中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商品化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了同质化的特征，这意味着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文化成为商品，并不断失去其引导和批判社会的价值功能。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和多样性正是对同质化作出的反应。总体上，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文化的主流，他试图结合各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之间却存在着冲突。“詹姆逊理论中存在紧张关系，立场理论的多元视角与话语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统治与多样的政治联盟。”
二、后现代政治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尽管后现代政治内部充满分歧，但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无论是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延续的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都具有互补性，都统一于对现代性和现代政治的反思。面对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的重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和延续的后现代主义给出了不同的方案。方案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三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鲍德里亚从技术的视角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状况，描述的是有关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缺陷，主张去掉现代性的缺陷以实现民主的重建。延续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建设性作用，主张进一步发挥现代性未尽的潜能。可以看出，重建的后现代主义与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体两面，前者攻击现代性的缺陷，后者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后现论家是从共同的问题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己的方案的，其中鲍德里亚是技术的视角，福柯是话语和权力的视角，利奥塔是知识的视角，詹姆逊是知识和文化的视角，拉克劳和墨菲是自由价值的视角。后现代政治内部这种一体多元的特征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统一。
具体来看，鲍德里亚肯定一切形式的欲望，主张一种欲望政治，却忽略了欲望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德勒兹和加塔利也主张通过颠覆一切妨碍欲望生产的障碍来造就新的后现代主体，但他们更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欲望政治，主张发挥欲望的积极作用而反对法西斯式的欲望。欲望政治的后果关键要看欲望是导向煽动性的政治运动还是导向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煽动性的政治运动会产生法西斯式的专制统治，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则有可能实现民主政治的重塑。福柯分析了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建构，却没有分析消费、时尚、休闲以及符号等新权力因素对主体的影响。鲍德里亚分析了内部控制机制的运作方式、符号和类象等当代文化，以此矫正了福柯对符号权力和媒体权力的忽视。詹姆逊反对唯心主义的后现代话语理论，他提出的总体化政治方案对于碎片化的微观政治是一个重要补充。利奥塔则关注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总体化方案带来的专制和等级化。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哲学和交往行为理论挽救了福柯和鲍德里亚对主体的消解。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话语民主的方案，把话语理论导向了民主实践。福柯认为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未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在福柯身上体现出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这说明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内部联系性。
三、后现代政治的局限
后现代境况本身是多元的、异质的、互相矛盾的。“后”既代表着断裂也代表着延续，既代表旧事物的终结也代表新事物的出现。后现论家只关注断裂的一面，通过夸大历史的断裂来提高后现代的名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后现代话语本身可以看作是学术专业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迫切要求为学术市场生产新鲜话语所导致的结果。在宏观上，后现论家都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在反对总体性压迫的同时，他们没有指出权力为谁所有，又为谁所用。他们也无法说明为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权力关系。在追求多样性、异质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同时，后现代政治理论消解了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走向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仍然需要总体的规范，仍然需要共识的形成。在微观上，后现论家提倡微观政治和欲望政治。他们试图用微观政治来取代宏观政治，用欲望政治来取代阶级政治。后现论家把政治希望寄托在边缘性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身上，这忽略了精英掌权的现实。没有联盟政治，微观政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变革，边缘性群体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在后现代状况中，民主政治的重建既需要革命的欲望，也需要联合的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论只关注解构，不关注建构，它是消解文化的一部分。“消解的原则包括非创造、解体、解构、置换、差异、离散、消散、分解、去合法化、去神秘化、非定义、非中心化、非总体化和非连续性。”后现论把主体视为虚构之物。可是在现实的政治中，“敌人、异己者、非同一者总是相对于主体的普遍性而言的”。在消解主体的同时，现代性的一些进步因素也被消解了。勒维邦（Sabina Lovi-bond）认为，现性和启蒙价值对女性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却彻底抛弃了二者。“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会威胁到女性主体地位的提升。”多数边缘性群体被后现论吸引，是因为现论贬抑了他们的主体立场，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后现代强调差异有助于突出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但也有可能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福柯宣扬“人的消亡”，鲍德里亚宣扬“意义的消亡”。人有可能消亡，也可能实现自我超越。在现实中，人的行为需要意义和价值的引导。没有意义，就没有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只不过引导人类前进的意义要反映人的本质，体现出真、善、美的特点。如果意义本身成为压迫与欺骗的工具，人们最终会拒绝这种虚伪的意义并寻找新的意义。在实践中，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想要发展新的激进政治；鲍德里亚放弃了政治，宣称政治已经终结；利奥塔重新回到了自由政治；拉克劳和墨菲把社会主义政治变异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詹姆逊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论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后现论家都没有给出创造性的行动方案，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这些状况说明，后现代政治不是普世性的政治，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后现代政治要面向生活世界，走向政治实践，并以此来超越它的犬儒主义和政治乌托邦。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