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1 09:01: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工业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初步打造了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平台。
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4家，总数居武汉城市圈前列。全市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29家。全市168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共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3.89亿元，同比增长17.4%，占GDP的比重为11.6%。全市共建成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科技企业加速器2个。全市8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建立院士工作站6家，国家纸及纸制品质检中心1家，省级研发平台46家，市级研发中心111家，7家企业参与6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孝感成功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全市2013年度完成专利申请1654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60件;专利授权99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24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全省第三。
(二)初步拥有了转型升级的品牌竞争能力。
全市18家企业生产的24项产品认定为省级自主创新产品。全市2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60多家企业的107种产品在全国有一定市场和知名度。其中，中国驰名商标7个，湖北著名商标93个，湖北名牌产品49个。主导产品竞争力逐步增强，钢丝绳系列产品、重型平板车、竹纤维布料、光学仪器、电子真空开关管、动平衡试验机、曲轴磨床、塑料薄膜、童车、粮食机械、智能机器人等30多种产品在国内和中部地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形成了一批“中国之最”和“中部地区之最”。
(三)初步明确了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首先是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等新的五大支柱产业，其中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三个产业的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二百亿元。其次是加快发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确定的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类新兴产业中，我市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主要有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个产业。截至目前，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有规模企业150余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0亿元，分别占规模企业的14.25%和20%。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3家，居全省第四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第三是稳步推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湖北和天下循环经济产业园等一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初见成效，已形成产业雏形。
二、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总量小，发展不够平衡。
孝感规模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约5.3%。企业规模偏小，规上企业1052家，企业平均增加值5500万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000多万元，仅为黄石的一半。缺少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截至目前，没有一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30亿元。区域发展呈南强北弱，市本级龙头地位尚未形成。
(二)产业层次不高，核心竟争力不强。
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的90%以上。五大支柱产业中的前三强：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全部为资源型和劳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三)信息化起步较晚，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够。
企业信息化应用的层次较低，信息产业低端产品较多，核心技术产品较少，信息化在工业经济领域应用推广不够。
(四)核心生产要素供应偏紧，难以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
金融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企业直接融资步伐不快，传统产业和大量的小微企业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土地的供应，也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现代生产业发展滞后，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部城市，生产要素的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缺口是正常的，并将较长时期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缩小缺口，一方面要靠不断提高要素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实力和获得支持的能力，同时减少对生产要素的过大需求和过份依赖。上述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孝感市工业结构不尽合理，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推进“五个跨越”、加快建设“五个城市”的要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力度，把工业结构调整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正确处理好扩大总量和转型升级的关系，既要重视总量的扩张，又要兼顾结构优化和升级提质，坚持在扩大经济总量中进行调整，在转型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孝感第三次创业，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做贡献。
三、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和“竞进提质，升级增效”总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建立起具有孝感特色和优势的“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产业跨越，推进第三次创业提业支撑。
(二)基本原则
———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创新驱动与投资拉动相结合。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引导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向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汇聚，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向内使劲和对外借力相结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挖掘企业自身潜能，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
———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相结合。坚持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
(三)主要目标
产业结构：到2017年，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五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500亿元，年均增长22.2%，占全市的比重在2012年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五大支柱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500亿元，其中食品饮料过千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200亿元，年均增长26.4%。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0%以上。布局结构：区域板块经济优势明显，市本级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加快建成，产业集聚区经济总量占全市的80%以上。技术结构：先进技术和工艺装备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新产品产值率达到1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以上。企业结构：到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500 家以上，其中亿元企业1000家以上，10亿元以上企业50家以上，形成百亿级企业集团5家以上。资本结构：直接融资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到2017年，争取新上主板企业2—3家，新上中小板企业3—4家，新上创业板企业5—6家，支持更多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举措
(一)以产业规划为先导，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围绕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装备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提升支柱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培育产业龙头企业。
2.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做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大领域产业的发展，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孝感工业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和研发服务，积极推动制造业物流外包，引导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逐步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性制造转变。
(二)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助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切实抓好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把扩大开放作为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严把环保准入关、投资强度关、税收贡献关，提高招商项目的合同签约率、落地开工率、投产达产率。
(三)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以湖北省产学研项目洽谈会为平台，鼓励和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解决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和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开发专利技术，提高发明专利的数量和比重。
3.加快实施名牌兴市、质量兴市战略，推广应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积极开展区域品牌创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4.充分发挥高新区在转型升级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军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民品开发和产业化步伐，在汽车机械、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倒逼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强对高耗能企业的动态监测分析，在重点用能行业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加强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完善能耗指标体系，组织实施一批节能减排示范项目，促使企业降低能耗标准。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环保产业。充分利用发电、化工等行业的废渣、尾气等，发展新型建材、余热发电，大力开发节能、绿色低碳等环保产品。
3.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纺织、印染、建材、钢铁等领域的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通过转型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五)以“两化”融合为纽带，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根据《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强对通信部门协调管理力度，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开展“智慧孝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
2.组织实施“两化”融合试点,以100家龙头骨干企业为重点，推进智能化制造，以信息化手段完善产业链，创建100家“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以1000家成长型中小企业为重点，梯度推进全市中小企业信息化。
3.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全面推进以市高新区投资10亿元的中网在线为主体建设孝感软件产业园，落实国家支持软件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来孝投资。
4.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多地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原材料采购、生产零部件采购和产品销售。鼓励企业内部推广跨部门系统集成、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工业控制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的一体化应用，提高运营效率和决策支持能力。
(六)以“两个作用”的发挥为基础，保障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有序放开、搞活金融市场，积极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来孝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积极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补充作用，服务孝感实体经济发展;大力支持和鼓励金融机制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企业的融资方式;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作方式，在积极推进“智力支持+政银企集合贷”模式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完善、推广。
2.坚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
加快企业直接融资步伐，政策引导和激励、扶持并举，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各类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和再融资功能，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推进企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3.千方百计保证企业发展对基础生产要素的需求。
对重点骨干企业的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土地供应、电力保障和市场拓展等方面进行倾斜。
(七)以优化环境为重点，服务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优化领导环境。
各级党政领导要把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作为新时期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担当，提升本领，积极探索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法，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2.优化体制环境。
抓住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政放权，结合工作实际，找出阻碍本地区加快发展的体制障碍。
3.定期开展“涉企乱收费”专项治理活动。
建立健全企业负担监测点和监督员联系制度，根据《湖北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目录》明确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做好企业负担监测分析工作，确保企业减负规定落到实处。
文化经济作为新世纪的战略构想，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即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及一体化。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以文化内容为主导。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大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甚至知识经济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此即，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精神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使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时代。
二是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这就使：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3]。
三、如何发展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一种文化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因此，发展文化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全力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为此，要努力实现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战略转移，着力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1、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进“经济文化化”
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经济的国际合作力度，加强省际、市际、县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大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总的来说，要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突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专门科技人才和高智力资源上来，走集约化的新路子。（3）加强新型工业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协调整合和综合利用，科学统筹生产力布局。（4）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严格控制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建立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使工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率最大，污染最小。
2、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市场运作灵活，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是合理选择。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国家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长期积累的资源，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2）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盘活其存量，增加其增量。此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业化运作示范，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和公益性。（3）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全国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4）对文化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战略调整。首先，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规划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根据我国的实际，应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休闲产业等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再次，科学规划和调整全国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在东部发达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在中西部和山区要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文化企业集团和文化支柱产业，借以形成特色鲜明、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门类[4]。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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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