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4 16:44: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化进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引言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蕴含的巨大内需空间和发展潜力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就现实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当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密切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本研究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结果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地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原因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基于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彻底转变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锦标赛晋升模式。只有建立正确的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才能客观正确地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因此，要切实推进城镇化进程，避免出现人口城镇化落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必须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把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赋予同等的权重，才能协调处理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第二，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调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比重，严格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税种结构，并依此优化不同层级的财政收入结构，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尤其是要稳定基层政府的税收来源，转变以往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税收困境，通过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办法，并逐步尝试房产税等新型税种来稳固税源。第三，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招标、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民企合作模式，建立并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改变长期偏向城镇和城市居民的金融政策导向，努力推进资金向农村居民倾斜，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推进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作者:张明张桐源黄庆华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1978年后，随着人口自由流动管制的放松，城市建设和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工进城打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出口贸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基于很多原来的地级市、县城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其规模、体量逐渐扩大，许多不足十万人的行政区划，渐渐发展成了数十万人集聚的重要二线城市；另一方面，政府也渐渐意识到，人口集聚所带来的需求增长，会极大地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自然积累，成为经济新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过五百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迅速涌现，也引起了很多关于大城市发展战略理论、小城镇发展战略学说、城乡统筹、农业人口的再就业和城市化等诸多层面的讨论。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蓬勃趋势已经形成巨大的漩涡力，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以前说城镇化还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那么现在它几乎是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切身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福利、医疗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善，向往城镇的憧憬已经变成如何建设城镇的实践；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将变得越来越开放，万众瞩目的城镇化将迎来万众协力的城镇化。 （文/阿苏勒）
顾佳（1989.11-），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硕士，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财政学专业，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
摘要：金融业具体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怎样程度的影响，我们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合理运用这种正的相关性以及积极的影响呢？本文将综合运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进行实证检验，旨在分析近些年来北京市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进而为北京周边乃至我国其他地区实现城镇化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实证研究
1. 文献综述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国外学者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国内学者也较早地开始了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服务的影响的研究和实证检验。本文将从城镇化发展路径中金融业所起的推动作用视角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综述。
1.1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研究
许丽英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探讨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相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在不同地区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另外，张正斌通过对宁夏1990-2005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人口作为城镇化的指标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十分地显著。
1.2 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研究
范立夫认为，金融是农村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主要表现在：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金融支持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换支持。很多学者也从金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推动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例如方少勇提出金融发展要有政府的干预，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垄断的现象
2. 模型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拟利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进行实证检验，旨在分析近些年来北京市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为北京周边地区实现城镇化提供政策建议。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的准备
本文最终选择的建模及检验指标如下：
本文选取的数据都是北京市的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为1994年至2011年，数据的资料主要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版）以及wind数据库，对于个别数据的缺失问题，本文采取R软件中的missforest函数进行缺失值的弥补。
2.2 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前4个方程侧重于金融对城镇化的影响，而后4个方程侧重于城镇化对金融的影响。
2.2.1变量的协整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对的贡献最大，也就是说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对证券市场交易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对的贡献最大，其中的Y2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有负向作用，但是其t统计量并不显著，所以其解释能力并不可信，所以城镇人口比重对股票发行总股本的影响最大。对的贡献最大，也就是说产业比率对银行系统机构数目的影响最大。对的贡献最大，即产业比重的对金融效率指标——贷款和存款的比率影响对大。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对的影响最大，即北京市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产业比率的贡献最大。对的影响最大，也即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城镇人口比重的贡献最大。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综上，我们已经分析了金融水平的各项指标对城镇化每一单项指标的影响，以及城镇化的各项指标对金融水平每一单项指标的影响，也就是对城镇化进程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3. 初步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3.1 初步研究结论
从回归模型的系数可以得到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业发展的推动情况：（1）对证券市场交易量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回归系数为：273236.7，由此看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对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起到了积极的影响；（2）对北京市股票发行总股本影响比较大的是城镇人口比重，回归系数为：11738201；（3）对北京市银行系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回归系数为：9874.18，北京市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投融资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系统势必是最佳的选择；（4）对北京市的金融效率指标即贷款与存款比率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y2即人均GDP，回归系数为1.245。
其次，我们还可以分析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在城镇化金融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由于x4平稳序列，但是其他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不满足建立协整模型的假设，模型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我们拟在后续研究中建立VAR模型对这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中对作用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3.2 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的前提下，可以从以下思路和措施发挥金融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
3.2.1 优化产业结构，活跃证券市场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比率（即第二、三产业总值占GDP的比例）对证券市场交易量的提高有显著作用。
因此，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对涉及城镇化核心发展的第二、三产业的结构和领域给与政策倾斜，调整影响重大的建筑建材、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规划。
3.2.2 根植产业发展的沃土，提高银行系统服务经济的针对性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银行系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产业比率的提高要求银行给与第二、三产业较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力度。银行业应该充分把握机遇，在深耕产业化发展沃土中给与城镇化建设足够的针对性支持。（作者单位：1.四川大学；2.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Gandoldsmith，Raymon 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2]许丽英.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
[4]邓德胜.中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初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8.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城镇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B
一、前言
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镇社会逐渐转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要想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必须缩小城乡经济社会的差距，促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核心作用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富裕农村。同时有利于统筹城乡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转移多余的农业人口进入小城镇，城镇化水平得以提高。推进农业产业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国家鼓励加快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极大有利条件，农村发展遇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加之国内产业转移，城镇居民数量逐渐增加，加速消费结构升级，农业发展产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契机，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二、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互关系
农业产业化是以整合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民自主决策的合作社等为组织形式，以主导产业为重点，面向国内外市场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对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城镇化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载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生产基地的集约化和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彼此之间相互依存。采取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现代产业化生产方式，对人员素质，管理规范化要求高。生产资料的集约化使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排斥了低素质劳动力，迫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方式转移，在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后进入城镇居住就业，从而推动了城镇的形成。
（二）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应关系
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必然大力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剥离出来，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同时得到了促进，提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广阔空间。此外，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提高了生活质量，城镇化进程得以进一步推动。另外，农村城镇化也必须以显著的农业产业化成果为支撑。农村城镇化集聚了的各种要素资源，是打造农业规模化龙头企业的必要条件。
（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作用
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起主要支撑角色，一是农业产业化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中逐渐形成第二和第三产业。农业的产业化为农村小城镇生产和生活提供原料、资金、市场和食物，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商业交易的商品供应的需求，从而促进小城镇进一步的繁荣。二是高度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导致非农业产业相对集中，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叠加等因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城市化。
三、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面临突出的问题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产业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城镇化推进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资源紧张，城镇化盲目扩张等问题。农地产权的明确界定难、农村工业化水平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困难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f调发展的影响力难以发挥
在推进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中，两者发展不对称、不协调，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生机理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村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布局不科学。国内各地区虽然逐渐建立了产业集聚区，但农产品加工企业聚集不科学带来规模化效应差，生产加工范围窄，产业链条短。二是简单地规划和发展小城镇建设，缺乏配套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乡镇企业的大力支持，小城镇经济发展缓慢。三是小城镇产业的人口吸纳能力弱。由于城镇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和产业转移缺乏依托，导致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受阻。
（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难以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使经济不发达的状况难有起色。我国城镇化规模小且分散、发展水平低，难以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小城镇财政收入全部投入行政支付也难以维持正常性开支，小城镇人均行政管理成本高，城镇化水平低、规模小，经济积累有限，促进产业化的财政支出困难，城镇化的聚集效应难以显现。城镇严峻的就业状况和相对狭小的就业空间，使农村人口比重大，文化素质低的劣势更加突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形势更加严峻。
（三）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受城镇化水平整体滞后的严重制约
以土地为依托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处在徘徊之中，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土地难以集中，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被严重阻滞，最终难以发挥社会发展的整体效应。
（四）城镇化资源聚集能力不强
由于农业工业化的支撑能力弱，城镇化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全国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辐射带动能力弱，产品质量档次欠佳，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和消费大国的要求。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欠缺，发展后劲不足。运行机制有待改进和管理体制有待理顺，与农户利益分享制度欠缺、关系松散、业务流程规范性程度偏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加工技术含量低，对周边产业的拉动差，出口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四、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协调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一致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三大”功能：一是服务升功能，发展城镇第二、三产业，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流通贸易功能，农业转移人口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农产品消费者，对农产品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的贸易提出进一步要求，农业产业化对产品的销售贸易环节管理更加现代化；三是加工功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利用现代的农业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升级，提升农业产业化的“智造”技术含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和战略方向。
（一）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城镇化建设。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城镇盲目扩张。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要积极妥善予以解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打破城乡居民身份壁垒，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强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状况，政策上继续强农惠农富农，生产要素要在城乡之间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四是拓宽融资渠道。改变单一靠政府投入的格局，建立包括政府、企业、集体、个人的多元投资机制，引导和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和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多元投资主体特别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参与农业产业化。
（二）结合当地农产品优势和特色，实施区域布局规划，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
一是集约利用各种资源，整合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节省分散经营成本，支持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兼并、收购、租赁、转让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产业结构，发挥城镇体系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城镇布局要科学规划，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人才聚集等因素，以优势产业和特色资源为基础发展支柱型产业。形成有层次的城镇体系结构，各个城镇要发展支撑产业，健全城镇功能，发挥城镇体系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
（三）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缓解农业人才的结构性缺陷
广大农村虽然存在着巨大的适龄就业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劳动技能缺乏，与城镇就业岗位要求不符。从长远看，成为城镇化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到城镇，推动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的同步快速发展。树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工作。提高其教育质量，农村人口综合素质需大幅度提高，实用的技能型人才需大量培养，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赖以依靠的人力资本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农村教育、科技、经营、卫生、生产、金融等多方面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要切实加强，使农村实用人才的总量与结构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相适应，推动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特色农业的发展。
（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城镇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农村方面，改革农村现有的产权制度，进城的农民可以转让或者出售其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取得定期的土地财产的收益权作为进城就业的保障，推进城乡统筹缴纳养老、医疗等保险，农民进城就有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城镇方面，健全城镇的土地利用制度，使农民享有土地作为财产的所有者的收益权。当农村土地由农用转为其他用途时，将其土地的增值收益返还给农民。积极采取股权合作，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作为股份参与城镇开发，使土地作为一种资产投资使用，农民能够得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收益。
五、结语
缩小地区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等是我国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新时代下我们要统筹协调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1]郭建宇.农业产业化研究的国际比较[J].生产力研究，2007（8）：27-30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多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还与城镇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它们都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我国城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会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量化关系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必然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否则推荐城镇化进程就失去意义。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研究了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徐凤等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1]。付波航等基于中国29个省份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这些人口消费环境或制度变量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刘厚莲指出，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3]。田青等利用1999—2006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波动及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以我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动态影响，并指出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累积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并且正向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问更长也更稳定[5]。储德银等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6]。潘明清等从劳动力流动视角分析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使用1996—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进程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证明了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大于外部成本效应，城镇化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7]。祁毓等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构建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相关变量叙述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8]。
（一）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劳务或者物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对满足发展、享受和生存需要达到的程度，可以用劳务和物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反映出来也可以通过消费过程中消耗的货币量反映出来。本文所采用的就是地区居民消费的货币金额数来反应这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
（二）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程度在不同学科中的定义不同，比如，人口学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理学上是指城市景观的比重。本文依据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用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地区的城镇化程度。
（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本文采用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来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变量数据来源本论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是直接采用网站的统计数据，有些是根据需要对网站的数据进行了简化计算，因此，可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三、建立模型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单位根则数据不平稳，不能直接进行分析，必须对其差分项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平稳为止。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用JMXF、CZH和JJFZ表示。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主要有ADF-Fisher卡方检验、PP-Fisher卡方检验、Im,PesaranandShinW-stat和Levin，Lin&Chu-t检验[6]，本文依据数据的特征选择ADF-Fisher卡方检验与Im,Pe-saranandShinW-stat作为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JMXF、CZH和JJFZ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Kao检验、Pedroni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本文如表2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JMXF、CZH和JJFZ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模型估计本文依据一般构建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构建模型如下：由表3可知，JMXFit=-3625.236+12207.27×CZHit+0.261261×JJFZit。JJFZ与CZH都和JMXF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城镇化程度与人均生产总值都对提升人结论民的消费水平、对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促进作用。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历了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程度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人均消费水平依然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依赖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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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分析我国农民养老保障情况基础上，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养老保障的根本出路，并具体分析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解决我国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总体战略安排。
一、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80，739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5，93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 35，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现在已进人老龄化社会，而且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现在的农民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老龄化速度会越来越快，老龄化率越来越高，这八亿农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将是越来越大。
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是经济保障，经济收入水平是农民养老保障的基础和前提。而 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其中来自农业收入1，135元，由于多种原因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多年低水平徘徊，收入增长较慢，农民养老保障的经济基础很薄弱。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等这些非正规保障方式，带有互质的社会养老保障在农村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农民养老保障处于保障水平较低、持续稳定性差、非制度化的保障中。
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人口老龄化率在2030为20%左右。较低的农民收人如何迎接汹涌而来的老龄化大潮?因此，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把解决农民养老保障当作一项重要战略安排，寻找农民养老风险化解的有效机制。
总之，八亿农民养老问题解决，必须在发展基础上使其养老保障逐步社会化，而城市将是有效结合点，在农民变为市民基础上解决现在农民的养老问题，城镇化无疑是农民养老问题解决的最大的出路。
二、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实质是农民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过程。城镇化不仅包括农民向城市转移，还包含向城镇聚集。城市是现代文明载体，是先进生长方式聚集地，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标志。伴随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为农民养老问题解决创造诸多有利条件。
第一， 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增强农民养老保障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民养老保障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其解决的前提与基础。①使转移到城镇的农民收入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交易效率制约。一方面，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分工就进一步深化，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发展，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收人增加。另一方面，分工深化使得人们之间相互需求增加，交易增多，交易费用增加。分工深化直至分工收益等于交易成本为止。农民向城市聚集，再加上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好，交易成本低，交易效率提高，促使进城农民走上分工分业之路，进行专业化生产，他们生产效率提高，收人增加，同时城市经济也得到发展。现在农民收人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分散居住，形不成有效市场需求，交易效率低，农民分工程度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②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提高。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使得土地经营零散细碎，规模经营程度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效率低，效益差，自然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人不多。土地基本只能农民保吃饭，发展无从谈起。向城市转移部分农民后，土地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向城市转移部分农民为农业发展创造空间，为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提高创造条件。③使国家财政收入更加厚实。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国家财政收人增长提供源泉，国家财政收人自然水涨船高。国家财政收人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可以有更大支持。
第二，城镇化使得农民风险增加，思想观念转变，为养老保障发展打下有利社会思想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风险增多，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城市市场功能更强，市场风险更多。农民转移到城市后，由原来面临主要是自然风险变为主要是市场风险，而且风险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更大。这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长期打算，为自己养老作考虑。另外，受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影响，自己原来那种养儿防老、家庭保障的观念也会逐渐淡化，自我保障、社会保障意识增强。
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留在农村的农民面临风险也会增多，使得他们风险意识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流动，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向农村扩散，必然会影响他们思想观念，使其养老观念会发生变化。
第三，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养老保障提供支撑条件。养老保障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顾、精神慰藉三个层次。农民转移到城市后，家庭一般小型化，家庭即使有养老经济供养能力，但家庭主要成员忙于工作，对老人生活照顾需求难以完全满足，需要从外部购买或要求养老社会化。在城市里，第三产业一般较发达，容易提供这些养老保障所需的服务。另外，养老保障还需要金融业发展作支撑，而城市的金融业较发达，金融体系较完善。因为养老资金是将现在收入在年老时再进行消费，无论是自我储蓄，还是缴纳社会养老资金，需要发达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进行投资使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不仅使得很容易达到服务业发展所需最低门槛要求，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而且使得城市原来第三产业向纵深发展，从而为养老保障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第四，城镇化使得社会养老资源向农民倾斜。现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基本建立起来，而农村基本还是空白，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上市民和农民不平衡，向市民倾斜严重。农民进城后，受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影响，他们自身素质提高，个人权益意识提高，经过社会磨砺，他们组织程度提高，在社会中会发出他们自己声音，扩大他们影响，使得社会利益天平逐渐平衡过来。在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上，国家会因他们可能造成社会风险而不得不考虑他们诉求，考虑他们利益。原来农村广大居民居住分散，封闭保守，素质低下，组织松散，虽然人数庞大，但在社会中力量弱，声音小，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获得社会养老保障资源较少。城镇化使农民博弈力量大大增强，使政府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支持。
第五，城镇化使得农民养老保障成本相对较低。城镇化，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人收入得到提高，养老服务业得到发展，人们可以进入社会养老保障，或通过社会来满足养老需求，从而使得家庭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养老机会成本降低。另外城市里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通过社会设施降使得养老保障成本较农村低，效率高。如通过单位直接扣款筹集资金、通过城市银行网点发放养老资金等。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战略安排
鉴于我国农民群体人数庞大、农民收入低等实际情况和农民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与影响，应该在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民养老保障予以战略安排，以使农民养老保障社会成本最小。战略安排既要有利于农民养老，又不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超越或滞后于社会经济条件;既要有利于现在农民养老，又要使未来老年人安度晚年。全国农民由于开始起点不同，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在城镇化初期养老方式应是多种方式并存，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全国城乡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因此，总体上农民养老保障方式应是动态发展的。
农民养老保障方式选择不仅要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还要考虑到农民城镇化进度、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等情况，在城镇化进程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调整社会养老保障政策，促使农民养老保障方式变化。农民养老保障战略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城镇化初期，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且农民收入低等实际情况，农民养老保障安排:迁移到城市的中青年农民，由于他们有较稳定收入，可缴费时间较长，将其纳入城市养老保障中。在农村建立个人积累为主个人账户式的社会养老保障，财政进行适当补贴，引导留在农村中那些收入较高的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障中，为他们以后养老保障打下基础。农村中那些收入较低农民主要依靠土地、家庭保障。现在老人由于差不多进入纯消费期，已不能进行缴费积累，不管其迁入农村，还是继续留在农村，主要依靠其家庭保障来解决养老问题。
第二，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中。农村中青年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农村现在老人，原已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则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原来未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则依靠家庭保障。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 青少年健康 体育行为 培养路径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课题， 项目批准号：2014BTY00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1-0180-02
现如今，社会时代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不仅要求人才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更加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而在这环境背景的影响下，要从青少年就开始培养其自身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行为。当前，大多数的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比较强烈，积极性也比较高涨，很多青少年能够逐渐的认识到体育锻炼的好处和作用，但是在实际的体育锻炼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健康的运动理念和运动方式。比如一些空腹锻炼、运动后大量饮水、锻炼时间没有调整、运动受伤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等等，这些不健康的体育运动行为，不仅对青少年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很容易导致青少年长期运动下养成的不良运动理念和行为。而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下，就需要对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进行培养，让学生在享受体育锻炼的同时，能够养成健康良好的锻炼方式。
1.研究对象及方法
1.1研究对象
针对某地区12-16岁青少年400名，男女各200人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课题的需求，查阅了有关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运动的培养路径方面的期刊、教材等等，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当中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的培养，这些资料能够为本论文课题的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支持，对分析城镇化进程中青少年健康行为培养路径提供基础知识保障。
1.2.2问卷调查法
对某地区400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对青少年当前的体育意识、体育行为、运动状态进行调查，为了解在城镇化进程中青少年的体育行为是否健康提供了现实根据。
1.2.3数理统计法
根据上述问卷调查法的结果，结合文献资料法当中搜集到的内容，利用表格的形式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总结，并且进行统一的分析。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
从表1和表2的结果显示可以看出，男生每次的体育锻炼时间相对女生比较长，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之间，而女生与男生相比则要稍微短一些，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小时之内。而男生和女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也不同，男生仍然比较多，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一周三至四次的体育锻炼，而女生就比较少，基本上一周也只能够有一次或者两次的锻炼，总体来说，每一天都保持体育锻炼的人数非常得少[1]。
根据上述表格不难发现，在以前，很多农村的青少年，在课程结束之后回到家中，完成基本作业之后，就会几个青少年一起约出来进行一些传统体育游戏的玩耍，比如一些跳绳、踢毽子、跳房子等等，而在当前城镇化的不断进程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从原来的村庄逐渐都聚集到某一个小区，这也导致青少年在一起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城镇化进程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即使作业完成之后，也不喜欢出去玩，呆在家里利用网络进行游戏，很少出门，这些传统的体育游戏已经很少有人在继续，所以当前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时间和次数都非常得少，健康的体育行为就更加得少。
2.2课外时间安排情况
从表3当中不难看出，现如今的青少年在课外时间几乎是在网络上集中，网络游戏、看电视的非常多，利用课外时间来进行学习或者是体育锻炼的人数非常得少，这不仅是当前现代生活模式转变带来的影响，而且也是教学方式所导致的。
现如今，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前网络科技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的基础上，给现代人们生活提供有效便利的同时，也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应用，能够逐渐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转变，青少年更多的关注一些电视、网络等内容，导致青少年对于体育锻炼的关心和重视程度越来越低[2]。青少年越来越多的喜欢沉浸在网吧或者是家中的网络进行游戏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其自身的控制能力比较差，很容易沉迷在某一个事物当中，不仅对青少年的心理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对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锻炼更加的产生了制约。另外，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家长给子女安排的培训班越来越多、形式和种类也越来越复杂，导致学生的大多数课外时间都投入到了培训班的学习当中，更加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3.结论与建议
3.1培养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的策略分析
3.1.1学校要与家庭进行有效的合作
在当前城镇化的进程影响下，学生的体育行为培养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网络科技的兴起，但是为了能够给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意识和能力，就需要学校和家庭相互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学校要想取得良好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培养效果，就需要与家庭进行切实有效的合作，将家庭的影响力和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对于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两者的影响力非常得大。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青少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进行学习和生活，而学校当中的一些规范、计划、系统性的优势，能够有效的提高青少年在参与体育活动当中的兴趣和效果。但是如果单纯的凭借学校的力量来培养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学校在培养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方面有很多优势的方面，但是仍然存在问题，比如灵活性就比较差、并且不能够进行实际的一对一教学等等，而学校在这方面的劣势则正是家庭能够有效补充的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培养，需要学校与家庭进行有效的合作，将双方的优势和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做到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从根本上对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进行培养和提高。
3.1.2发挥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
即使是在城镇化中的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培养，也离不开体育教师的教育，对于学校来说，体育教师就是能够培养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的最直接主导者，学生的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离不开体育教师的组织、管理以及日常的引导和培养，学生只要在学校接受的体育行为教育和培养，都需要体育教师的指导才能够完成。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的培养涉及到的方面有很多，并且范围非常广泛，体育教师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体育教师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职能才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起自身的健康体育行为，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体育活动当中，需要不断的强化学生的体育锻炼健康意识、规范当前青少年自身的体育技能、将健康体育行为的优势和好处逐渐的传授给青少年，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培养青少年健康体育的意识，以及健康体育行为的习惯[3]。
3.1.3突出体育课的基础性地位
体育课在青少年的整个学习活动过程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下，家长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并且给青少年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家长对于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格外的重视，很多时间都用来给青少年报一些培训班，让其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成绩能够有所提升。但是过大的学习压力会导致青少年的心理以及生理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青少年的时间正处于比较敏感的时期，过大的压力会导致青少年更加无心学习，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学校要将体育课的地位尽可能的突出出来，让青少年能够认识到体育课程的重要性，在体育课程当中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不仅能够达到锻炼体自目的，而能够逐渐的培养青少年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体育课程的定位局限在能够强身健体的范围内，但是实际上，体育课程的重点不仅是让学生学会利用一些体育技能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能够让学生通过体育课程的锻炼和学习，逐渐养成良好、健康的体育行为习惯，为青少年的终生体育运动行为打下良好的基础。
3.1.4创设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良好氛围
学生健康体育行为的培养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完成的，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对于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培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学校要想成为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培养的主要推动者，就需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在体育课堂授课的过程中，可以将科学的健身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不仅局限于课堂内的学习，在课堂外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的时候，也能够保证健康的体育行为，能够融入到青少年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一些关于如何健康进行体育锻炼的主题班会、或者体育教师可以组织一些室外的体育实践活动等等，这些都能够为青少年创设健康体育行为的良好氛围，让青少年在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下，也能够达到强身健体、健康向上的体育锻炼。另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一些关于如何展开有效健康体育的知识竞赛、健康体育行为的展示比赛等等，让青少年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进去，不仅对培养青少年健康体育行为有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能够提高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意识和能力。
3.2结论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动和影响下，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意识整体水平严重的不足，而且由于其他各个因素的影响，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都非常得少，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够满足青少年的身体成长需求，而且对青少年的心理建设也起到负面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学校要与家长进行有效的合作，相互协作和补充，为青少年创设良好的健康体育行为培养氛围，增加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缓解青少年的学习压力，从根本上培养青少年的健康体育行为，这样对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成长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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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如农村税负过重、城乡二元结构等等。我不否认这些因素的根本性，但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也部分地加重了三农问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其基本思路是一对城镇居民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一对农村居民夫妇则基本上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养老由社会负担，而农村的则由家庭负担。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有了儿子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没有儿子几乎等价于没有人养老，因为女儿长大了一般要出嫁，远离父母。这也是我国历代王朝解决农民养老的根本制度，也是所谓“孝”的一个主要内涵。表面上，“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但实际上，它是维持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通过赋予父母在家庭中的领导权来获得财产支配权，达到实现家庭养老的目的。家庭养老再与“男婚女嫁”的观点相结合，儿子就成了家庭养老制度的核心。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后”指儿子。儿子也成了农民对未来的一项主要投资（女儿应尽的义务相对小得多）。这也造就农民重男轻女。不象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重男轻女表明农民的狭隘，恰恰相反，体现他们理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期待重男轻女的观点在中国基本上消失。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新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第三，我们的许多改革也因农民人口增长更快而举步维艰。例如，我们呼吁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负担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这些农民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说了。
因此，我们应该废止农民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以“特权”，取而代之以对农民实行社会养老和只能生育一个子女。换句话说，在生育权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应该平等，农民不应该有“特权”。问题是，农民的养老基金来自何方呢？我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征收了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我们可以把这笔费用用作农民的养老基金。而且，由于农民不能再免费地生育第二个子女，国家省下了大量的生育权。如果国家将这些生育权拍卖，将所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农民的养老，那么，不仅人口增长相对以前是一样的，而且还可以减少低素质人口和农民人口的比重。当然，如果资金还是不够，国家财政可以部分弥补。在我的论文《中国计划生育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中，我对此作了一个初步估计，发现资金缺口不是太大。对于农民而言，尽管他们不能免费地多生育子女，但他们生活负担减少了，而且还额外地获得养老金，老来有所养，增进了其福利。对社会而言，农村人口增长减缓了，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自然就慢下来，推进城镇化、减小城乡差别也就更加容易多。只要社会经济在增长，三农问题更是一个时间性问题。在我的论文《福利经济学与生育政策》中，我用经济学理论对这种效率改善作了论证。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要求取消户籍制度，鼓励人口流动，而且还有利于这些改革推进。因为既然国家统一出售生育权，那么生育权在各地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也将带动人口的自由流动。生育权的销售收入用作农民的养老金，农民进城的养老金障碍也就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城镇可能更愿意鼓励农民进城。
近年来，随着海宁市城市空间发展不断向南扩张和马桥街道“两新”工程的不断推进，马桥街道居民不断向桐溪、先锋、柏士3个社区集聚，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为此确立“整合社区资源、服务教育发展，提高村民素质”的社区教育理念，并着力打造具有“时代特征、农村特点、马桥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转变办学理念，更新办学思路，面向居民教育、培训、服务的格局，使教育培训工作做到系列化，经常性，尽力尽量满足社区居民的教育培训需求，使社区教育中心成为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使者。笔者作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在此结合实践，对社区教育和农村城镇化建设如何紧密联系起来，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1 农村社区教育在城镇化建设中要形成良好互动关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说城镇化建设需要资源、设备和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转变，需要开发人力资源、加强教育、科技、知识、信息等工作，更需要与社区教育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升城镇的文化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底蕴。这是社区教育的历史重任，也是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1.1 城镇化建设加快了农村社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建设 农村交通相对不便，居住分散，不利于开展集中授课或新技术的推广。因此，通过城镇化建设，大力改善社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启动统一标准的社区教育中心达标建设和村（社区）教育学校，按标准完成社区教育中心的就地扩建或异地新建，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教育配套设施建设，如办公设施、培训设备、教育宣传设备等，建立标准的图书室、电脑室、社区课堂、市民文化学校，大大改变了人文精神氛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城战略。发挥社区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文明素质，从而激发公民主动参与城镇化建设的自觉性，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深厚底蕴和原动力。城镇化建设通过社区教育，形成社区居民积极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道德规范，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建设良好的社区文化。
1.2 农村社区教育为城镇化建设的软件提供智力支撑 社区教育在为城镇化建设服务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为居民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同时这也是自我不断完善、自我主动发展的必备条件，是取得适应城镇化动态发展的基本要素。当然，社区教育仅凭某种单一能力，是难以肩负城镇化建设中智力支撑的重任的。需要有组织能力、计划能力、实施能力、适应能力、创造能力等多种基本能力，构成高水平的整体能力系统，发挥综合效应。社区教育在城镇化建设中，有其独特的区域、人文优势，具有全员参与性。人人都是学员，人人都是教师；具有全程全面性。社区内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个方面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具有社会开放性。社区处处都能作课堂，时时都可进行教育。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它、挖掘它，并能凝聚它、整合它，发挥它促进经济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以及协调人与自然的功能。如作为创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的海宁市，积极探索以镇（街道）成人学校为主体，构建社区教育中心的模式，集乡镇化技术学校、党校、人口学校、老年学校、市民学校、自学考试辅导站等为一体，一校多牌，向多功能、综合化发展。通过整合文化体育、图书阅览、科技信息、农业科技等社区教育资源，形成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多功能、多门类、多形式的“教育大平台”；为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不断拓展镇（街道）化技术学校功能，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智力支撑。
2 把握农村社区教育中心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就要充分整合目前区域内的教育资源优势，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在现代城镇化建设中，人无老幼行业之分，只要有学习需求，中心就为其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在现代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无论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无论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无论文化基础还是技能培训，无论休闲教育还是健康教育，教育中心都为其服务，使村民获得知识和情操的陶冶。现在除了基本完成的扫盲功能、固有的教育功能等以外，主要还具有以下一些角色定位。
2.1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综合素养“加油站” 城镇化过程伴随的农民居民化，为社区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发展课题。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居民转化。就目前马桥街道而言，村民素质普遍还不高，农民队伍整体的文化科学知识严重不足，思想道德、文明素质、法律意识较为低下；从事农业生产方面的人员年龄偏大，掌握应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较少，这些都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开展农民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是社区教育的主体职能。
社区教育中心没有学制的限制，居民入学不设“门槛”，对于社区教育课程的选择，完全由自己的学习兴趣、生活和发展需要决定。中心可以邀请职业技术院校为社区居民转岗、再就业提供培训服务，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员的文化需求，让居民参与到学习中去。自最初的扫盲到农民文化教育，包括实用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培训等在内的农民职业教育，再到“双证制”高中学历教育、失地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生活娱乐教育等。如为满足市民的多样化学习需求，社区教育中心的开辟有政策法规、新闻快递、培训项目、学习资源、网络教育等10多个板块。并依托“中国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开设居民网络学堂，课程涵盖生活保 健、家庭教育、休闲技艺、人文艺术等多种内容。居民足不出户，只需在线注册后就可随时随地免费充电学习。如针对社区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健康养生、科学文化知识、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和转移等多种短期培训。又如社区的老人有学习计算机的需求，中心聘请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计算机培训。为社区老人制定了从零开始的教学计划，精选内容，制作课件，从开机关机教起，手把手指导。通过学习，使许多老人已能上网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有的还参与了论坛交流。通过社区教育，年过花甲的老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更新了知识储备，待业人员拥有了一技之长。因此，社区教育不仅提升了市民的整体素质，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由此可见，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民在接受了新的培训和教育之后，能够获得在城镇谋生的手段和较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力加强岗前培训，开展职业能力培育取向的教育，尽可能提高进城农民的各种工作技能和文化水平，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加油站”。
2.2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终身学习“组织者” 社区教育是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石。社区教育的开展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教育中心组织有关人员对村（社区）的教育状况开展广泛调研，在取得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撰写调研报告，组织成立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职能，及时向领导汇报社区教育情况，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年初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社区教育例会，具体研究部署街道社区教育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整个街道社区教育的中心，要尽力为各村社区教育提供服务，主动帮助各村分析其社区教育现状，理清社区教育发展思路，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并根据各个村在长期社区性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优势，发动街道有关部门和单位与村结成共建对子，尽力打造社区教育特色，努力为各个村（社区）开展社区教育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在社区组织召开教育现场会及开展观摩活动，如“春泥计划”启动仪式放在各社区举办。此外，教育中心还应将各中小学教师就近就方便分工到村，对社区教育工作实行挂钩负责、跟踪服务。教育中心平时做好跟踪督查，确保教育培训计划的落实。每个村、中小学校都明确有专人负责，并建立例会、活动管理、年度考核等规章制度，做到有人理事，按章办事。
社区教育是综合运用区域内各类教育资源，来提高村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过程。社区教育的对象是社区全体人员，包括未成年人、劳动人口以及老年人，还包括一些外来新居民。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是实施社区教育的重要保障。因此，农村社区教育已不仅是一个全新的话题，而且要求街道教育中心能够真正担当起发展社区教育的责任，成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区的“指挥员”“组织者”。
2.3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文明新风“广播站”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村经济格局的变化，农村社会生活方式也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将日益强烈并追求不同层次上的更大充实和提高。一方面，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会降低劳作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加之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农闲时间相对较长；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土地流转，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不少农民转向更高效益的非农产业，这一切为农村劳动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以从事学习和娱乐等活动，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生活。无论从社区教育理论还是从各地社区教育实践看，农村社区居民的休闲娱乐教育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途径在农村社区教育。街道在加快社区教育向社区教育转型，全力创建社区教育中心，拓展街道教育中心的社区教育功能，其根本宗旨就在于要求发展社区教育培训，增强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为农村居民教育培训和休闲娱乐提供更好的条件，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和文体娱乐活动。
教育中心与各村及有关部门联合充分运用一切手段，广泛宣传社区教育工作。为实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深化“两新”工程建设，中心专门为各个村订制了宣传牌，内容包括“两新”安置点的规划与建筑效果，并配以标语文字，不仅美观大方，而且形象直观，方便农户察看。组织这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快推进街道“两新”工程建设进度，也让老百姓更直观鲜明的了解“两新”工程建设，成为政府和村民沟通的一种新方式。农村社区教育通过自身发展和提高资源协调能力，为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人们业余生活质量、发展社区经济建设所需的良好的人文环境发挥作用。
3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路径选择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产物，全员、全程、全方位是其最显著特点，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它的实施涉及到许多部门和单位，如农业、工业、科技、文化、广电、劳动保障、法制、计生等，这些都因承担着一定的行业性教育职能，而成为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社区教育中的重要力量。社区教育中心要一直保持着与这些部门的密切联系，主动为他们提供相关服务，并经常与他们联合办班，共同开展社区教育培训。
3.1 与相关单位密切联系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要与街道文化站、妇联、新居民事务所等部门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实现共建共享、深化学用结合。如：举办舞蹈培训、计划生育、艾滋病、新居民法律法规等专题讲座；举办家庭教育、自我保健、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培训；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新农村建设”知识竞赛活动；举办妇女干部家庭教育知识、电脑操作技能培训；举办“魅力马桥”广场文化活动；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召开村干部家属座谈会；好妈妈素养工程、春泥计划启动仪式、“潮乡习泳”培训班经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以及开展双证制学历培训、大专经济管理财会、药学专业远程学历教育、水产养殖中专学历教育和劳动力后备教育等。
3.2 与农技部门无缝对接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要与农技部门实现无缝对接，一起组织开展的各类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活动，为街道特色农产品服务。如为各村残疾人举办果蔬培训班；聘请高级畜牧师为畜牧养殖户开展动物防疫暨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培训；聘请水产专业人员为广大养殖户开展甲鱼养殖技术系列培训；聘请高级农技师为水果合作社开展南方梨、葡萄等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各村开展农机操作安全生产培训；组织各村种植大户开展育秧技术和配方施肥培训。
3.3 与相关企业广泛合作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要与企业服务中心、有关企业合作，推动消防、安全生产、就业信息登记、社保等工作落到实处。并协助做好企业财会人员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培训、企业安全生产知识培训等。如通过园区经编实验工厂这个平台，为到经编园区找工作的外来新居民开展挡车工、穿头、整经和保全工的培训项目，以适应经编企业的产业需要。又如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内容，为经编技术培训班、家常菜、丝网花制作、中式面点、家政服务、计算机操作等，培训提高了居民的就业率和创业能力。
3.4 与各单位或协会高频互动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要与中小学、街道老年协会积极开展教育培训。教育中心常年做到双休不断人，节假日不休息，充分发挥中心的指导帮扶功能。大力加强少年儿童向社区延伸和拓展，辅助家庭和学校安排学龄儿童不在校时间的活动；组织跨文化、环保、安全等主题教育以及节假日的参观游览、教育实践活动等；预防安全事故和违规行为发生，督促学生完成作业，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中心应组织老年人开展多种形式的休闲教育，不断完善老年教育网络，开发一批适合老年需求的课程，积极为老年人创造学习条件。如老年气排球队，通过定期组织训练，到周边镇（街道）交流比赛，学员积极性都比较高。各行政村的社区教育成立了中老年人舞蹈队、门球队、合唱队、乒乓球队，让老年人自娱自乐，还经常参加街道、市组织的各种演出和比赛活动。
3.5 与科研实验深度融合 社区教育的实践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而马桥街道有省级特色园区——经编产业园区，是一个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区域中开展社区教育工作，就更需要理论的指导，为此教育中心采取以课题科研为抓手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工作。一是以实验项目为纽带，开发社区教育实验教材。除了教师自选、部分采购外，还组织力量进行编写，如街道党政办根据村民了解本地时政需要，编印了《新马桥》；新居民事务所根据外来人员融入本地的渴求，编印了《海宁方言》；文化站根据本地历史文化传统资料，编印了《马桥拾遗》；经编园区为激励创业者，编印了《马桥故事》、《中国经编》、《集群经编》等；马桥中心小学展现学校科普特色，编印了《喔喔啼》等等。二是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善于发现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中心通过多次邀请专家，讨论和制定了《马桥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成校）3年发展规划》，每年都举办社区教育研讨会，邀请上级有关领导作专题讲座，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到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学校平湖新埭镇成校、缙云县壶镇镇成校等地学习取经，多次派员参加上级社区教育培训和研讨活动；同时，中心通过深入调研，在新建小区、“两新”企业等非农区域内，建立科研基地，探讨城镇化建设中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问题，《马桥街道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社区教育的研究》和《农村未成年人教育实践基地网络化体系建设实验》等科研课题经过努力，已上报结题，并被市社区学院评为优秀实验课题。
4 结语
“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平地”。总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教育只有抓住发展的机遇、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崭新课题，不断探索创新，在参与社区发展中建构社区教育特色，才能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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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本文对某快速城镇化的郊区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蜕变过程，不仅包括就业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现代性转型，还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认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化快速变革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特形态。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加制度供给，不断扩大参与路径，适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规模，从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 ：市民化；农民工；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贵州省教育厅2014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立项课题（自筹经费项目）“贵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C171）成果
一、政治参与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视角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所在社区的投票选举，其目的在于表达、维护、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径，但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把政治参与作为市民化的路径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变迁，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认同转型、城市生活方式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尺。一个群体从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其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从实践上来说，理清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城镇化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导他们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来，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地情况
政治参与最具活力的地方应该是利益诉求最强烈、身份转化冲突最明显、新旧群体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最具典型的地区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W区D镇作为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关系的重要场域。
D镇位于贵阳市东北城郊结合部，总面积73.67平方公里，有汉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个民族，人口约31500，其中农业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镇是W区首批建设的三个明星乡镇之一，其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流动人口多，城镇化速度快。从整个贵阳郊区乡镇来说，其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同质性程度还比较低，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交锋比较明显。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业园区，建材龙头企业和医药、电器、机械等骨干企业相继落户，使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于市民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样本。但由于其城镇化过程十分迅速，群体结构还没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这一方面来说确实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调查对象情况
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越复杂，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参与认知、参与路径、参与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导价值。本研究中“农民工”概念要比传统研究所指涉的范围要大，是指在城镇没有固定房产，并且在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镇的市民化过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将他们列为调查对象。
从来源结构上看，D镇是一个新移民的城镇，虽然建镇较早，但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规模才逐渐变大。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主要来源于于省内县乡，约占70％。这些县乡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当然的。人员的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且收入差距与人员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除了省内县乡移民外，本地农村的人员数量也不少（占18%），他们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的郊区农民。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他们往往在城镇化之前便已经通过与亲属的交流、经济交流等逐渐熟悉了城镇生活，比起其他县乡的新移民认同感更强烈。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收入都普遍较低，且没有稳定来源。在被调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对政治主体的影响是显然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市民化的对象显然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参与者的主体性是难以达到的，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
在年龄结构上，调查发现：年龄结构还是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52%；20岁以下的占到12%；30—50岁的占到28%；50岁以上的占到8%。部分5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丧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处于收入结构的底端。而随着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等地返乡）增多，30~50岁之间的农民工收入比较丰裕，基本能够适应劳动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数这部分调查对象对未来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的动机。而同样是这群人，由于有一些参与经验，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
从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专以上仅占到2%，高中或中专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0%，小学及以下占到30%。这也就决定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这部分人年龄大约在20—50岁之间。正如我们上述指出的那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希望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低。但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自信力往往不够强，挫折感也较强，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这会造成很多积聚性的社会矛盾。
三、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化中的政治参与具有独特样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外部环境为前件的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仅是行为主体自我封闭式的行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模式。从驱动力方面来看，市民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市民化，一种是被动的市民化。除了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市民化过程外，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中国出现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农村不断地被迫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不同的是，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更多冲击，农民收益更少；反过来，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更小。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因地价高、企业密集而获益更多。他们会因为地价高而能够在周边地区购买住房，会因为企业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较快时间内适应城市角色。在这两方面，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处于不利地位。从短期来看，失地农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补偿费维持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将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给社会留下诸多隐患。
（二）先天营养不良的政治参与
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政治参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参与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必须要求参与主体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如亨廷顿所言，过度的、无序的、无理性的政治参与只能带来社会动荡。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所表现的先天营养不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卷入政治过程，他们必须在学习中提升参与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传统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理论均有一个经验的假设，即经济发展带来人均识字率提高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但我们对D镇的研究却有另外的发现，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愿望却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水平的确会造成政治需求的输入急剧膨胀，政治参与的规模、路径也因此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种相关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达到1000元，政治参与的规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数市民化的农民工主要在镇上从事临工或者经商，与D镇各社区的联系密切，尤其在卫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们在内仍认为自己属于外来人员，对迁入地的政治参与并不热心。但是当经济收入突破一定量后，这部分农民工对政治生态的认同和关注就明显提高了。D镇临近贵阳市W区近郊，为中心城区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工作以农业为主，但非农产业要占23.7%，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热心，一般通过所在企业中的政治参与来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替代”。
（三）政治认知极不成熟的政治参与
通过对D镇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0%的农民工认为是否把户口迁到D镇对他来说无所谓，有20%的希望迁来，有70%的并不希望迁来。认为城镇户籍很重要的缘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在他们看来：（1）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备城镇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为城里人，获得城市的高品质生活。（2）对预期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大多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留恋农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上也仅限于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简单的关系，对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他们不能有效应对。总的来说，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特点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就是说，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样式。
四、结论
本调研归纳出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形态与一般理论假设具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变革思维，另辟蹊径。基于此，我们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以期减缓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震荡。
（一）重新评估政治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给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也不仅仅是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籍，甚至也不仅仅是培养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城镇的政治过程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意识，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增强他们的效能感，把积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各种被剥夺感逐渐消解。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对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作用，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农民工全面参与所在社区政治生活的城镇化才是丰满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也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彻底地实现自身现代转型。
（二）加强以促进政治参与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仔细考察制度供给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考察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渐扩大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前不应该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参与的特点，积极增加制度性的供给，以便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
客观来说，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在发展，农村人口流动也逐渐突破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尽管城乡户籍人数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比户籍的获得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农民，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为了刺激他的政治参与愿望，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训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再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当中来。
（三）在提升权益中不断拓展政治参与途径
维护农民工政治权益，必须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提升参与度和扩大参与范围。一方面农民工远离户籍地，不仅无法参与到一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与人大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委会自治管理等。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最需要的权利应该是参与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增加在城市社会中的发言权，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权益。
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相关的附加制度，大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的途径。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社区的选举和管理跟他们的联系不大，认为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无关。因此，拓展农民工的参与渠道，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权益，最大限度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共事务；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激发、容纳、消化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注 释：
论文摘要 阐述了当前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问题，针对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总结出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村镇外在形象的体现，而且可以反映出村镇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园林绿化在保护村镇环境、调节村镇气候、提供文化教育和游憩场所、美化村镇景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义务责任制问题
村镇绿化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应当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绿化好自己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不仅有义务绿化好自家的房前屋后，而且有义务绿化周围的道路和其他空闲地方。不仅有绿化义务，还有管理责任。我县一直在倡导义务绿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投入相比较，收效甚微。这不仅与我县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水平不高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义务绿化问题上，只讲义务、责任，而没有提出相应的利益，大大挫伤了人们义务绿化的积极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就要有所收获，这是普遍的道理，也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在绿化方面也是如此。在村镇绿化方面应倡导谁劳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全民绿化的积极性。
1.2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绿化。其实不然，在我县，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裸露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裸露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就是没有裸露的土地，凡是空闲的裸露的土地都应该绿化。
1.3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北方的村镇羡慕南方的秀美，梦想常年绿林成荫，于是大量移栽南方树种，但很快就枯萎，没有任何绿化效果。因此，绿化要讲科学，并以此指导具体的行动。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溶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4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5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转贴于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我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我县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不再是简单的植树种草，农民也不是只为了经济效益而绿化自己的家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全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危害。因此，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村镇绿化进行整体性规划显得日益迫切。生态绿化是绿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体现。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