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11:48: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史学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世纪之初，在反思与展望中国史学及其作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一文，由此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热烈争论，至今年，唯物史观理论再研究已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主要参考文章：
①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现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②本刊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史学理论研讨会》，《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③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l期；④李珍：《用唯物史现指导史学研究的现实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9期；⑤孟广林；《唯物史现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午第3期；⑥郑广永：《由狭义、广义文化观到新文化观一一兼论文化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⑦汪征鲁：《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一一关于文本解读的思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转贴于
[关键词] 高师；历史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案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3?0090?04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高师历史专业为适应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逐步确立了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修订了新的培养方案，形成了新的课程体系。但新的课程体系内存在有多对矛盾，尤其是多元化培养目标与单一培养方案的矛盾，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与单一培养方案的矛盾
（一）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逐步实现了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培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就业选择的多样化。我们通过对全国20所高师历史专业进行调查，发现尽管高师各院校培养目标各异，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学人才，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二是理论研究人才，培养高层次的史学理论研究人才；三是公共史学人才，培养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如：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培养具备较高的教学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历史学及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才，以及胜任新闻出版、党政机关等部门工作的高素质管理人员。”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培养具有历史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教育理论，能够在高等和中等学校从事教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培养能够在高等和中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能够胜任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宣传和服务工作，真正使学生成为教学型、科研型、应用型专门人才或复合型人才。”
白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培养适应地方基础教育改革要求的中学历史学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是首要目标；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可从事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实际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通过比较后发现，全国数百所高师历史专业有30%以上的学校把培养目标确定为高等或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和管理人员；有10%的学校培养目标有点模糊，定位在与历史学有关的教育、科研、管理等领域；有50%以上的学校基本定位在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这说明各高师历史专业都关注到了基础教育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也都考虑到了“宽口径、多出路”的问题，反映在培养方案上就是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二）毕业生就业多元化
近三年以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才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高师历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凸显，考研人数逐年增多，毕业生流向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如某高师历史专业2008年毕业83人，中学教师53人，考取研究生13人，非教育部门4人，待就业13人，高校教师0人；2009年毕业91人，中学教师42人，考取研究生20人，非教育部门3人，待就业26人，高校教师0人；2010年，毕业73人，中学教师29人，考取研究生8人，非教育部门9人，待就业27人，高校教师0人。①[1]
周口师范学院历史专业2008年毕业50人，中学教师37人，考取研究生8人，非教育部门2人，待就业3人，高校教师0人；2009年毕业46人，中学教师23人，考取研究生9人，非教育部门3人，待就业11人，高校教师0人；2010年毕业48人，中学教师23人，考取研究生19人，非教育部门2人，待就业7人，高校教师0人。
虽然高师历史专业列出的就业方向多达十几项，如南阳师范学院提出了13个就业方向，但通过调查发现，高师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历史教师、考取研究生、非教育部门等几个方面。中小学教师占50%左右，其中约有2/3的毕业生在农村初中担任历史教师；研究生考取率约占20%~30%，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学生考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高师历史专业学生专业素质下降
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和多元化的学生就业，本应有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和多元化的培养方案，可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高师历史专业却只有一套培养方案。这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一套培养方案要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结果造成学生专业素质短板，能力不足，培养质量下降。
1. 在校本科生专业思想不牢，好高骛远
“招生难、就业难”一直是高师历史专业难以突破的瓶颈。高中毕业生不愿报考师范院校，高师历史专业招生计划一再压缩，许多学生都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总觉得低人一等，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方法上基本没有摆脱“填鸭式”教学，上课老师讲、课堂学生记、课后学生背、期末统一考，看似严密有序，互相衔接，实际是程式化教学，使原本精彩、生动、丰富的历史学科，变得呆板、乏味、枯燥，加剧了学生学习兴趣的下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使许多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方向和基本的动力，兴趣越来越淡薄。为了增加就业，学校鼓励考研，许多同学好高骛远，专业思想不牢固。毕业生不愿意从教，跳不了槽不得已而俯就之，当了教师又不安心，见异思迁。
2. 中学就业的学生素质短板，难以适应基础教育的要求
新课程改革是当今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新课程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材内容减少了主观评论，更重客观叙述，为学生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教材采用专题式编排体例，学术性更强，专业色彩更浓，更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2]
目前担负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高师课程体系僵化、课程内容陈旧，与基础教育出现明显的脱节现象。在课程体系上，中国历史注重朝代的更替，世界历史注重国别和地区，这样的体系既不能阐明世界各国历史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在课程内容上，虽然开设了以两大通史为主的基础课，但近年来学时被大大压缩，老师只讲授历史发展的线索，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零散而不系统。在课程设置上，窄而泛，专业课程多，综合课程和实践课程少，学生综合素质差，毕业后到中学用不上，形成了“学了无用，用的没学”的脱节现象。[3]
3. 考取研究生的学生史学理论欠缺，探究能力不足
近年来高等院校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上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反映在历史专业上，存在着轻基础理论的倾向。许多院校只开设了史学概论、史学史课程，一些基础理论课程根本没开，造成学生理论学习方面的不足。课程因人而设，随意性强，既脱离学术前沿，又缺乏理论深度。这就造成考取研究生的学生普遍感到史学理论知识欠缺，只好从“头”补课。一些提高学生能力、研究兴趣的课程也没有开设，分阶段训练学生科研能力的设想没有很好贯彻，学生探究能力差，影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造成学生专业素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课程体系与基础教育改革之间的矛盾，课程体系与教师专业研究之间的矛盾，课程设置与学分制实施方面的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的矛盾。[4]
二、推行分类培养，改革课程体系
高师历史专业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优化培养目标，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优势，推行分类培养，创新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尽可能实现人才培养的最大效益化。
（一）突出地方特色，优化培养目标
高等院校是“养贤育才之所”，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地。但一所高等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确定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是由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决定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全国数百所高师历史专业存在着明显的培养目标趋同、培养规格不具体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性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培养模式照抄精英模式，造成学生素质下降，学了无用，用的没学，带来了较大的就业压力。[5]
原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说，师范院校应该做好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师范性，二是坚持面向社会，三是坚持师范性和综合性有机结合，三个坚持的核心是“师范性”。我们认为高师历史专业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重自身的办学条件、水平和能力，科学定位，办出特色。部属“985”院校和进入“211”的师范院校承担着基础性、原创性和培养历史学理论人才的任务，应该定位在学术性、科研型院校。一些拥有硕士、博士点的省属重点师范院校应该定位为教学研究型院校，争取办出地域特色，形成地方高水平教学研究中心。占绝大多数的地方性师范院校应该根据师资队伍现状、教学条件，凸显“师范性、地方性、教学型、应用型”，主要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即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复合型应用人才。[6]
（二）推行分类培养，创新培养模式
1. 目前高师历史专业采用的主要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高师历史专业采用的培养模式主要有：“4年一贯制”模式、“2+2”模式、“3+1”模式、“主辅修”模式等，几种培养模式各有优劣。
（1）“4年一贯制”模式。学生在入学到毕业的4年时间里循序渐进地学习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在整个4年的时间里接受教师专业化的熏陶，知识、素质、能力全面发展。目前地方性高师历史专业多采用此种模式。
（2）“2+2”模式。即前2年按大文科方向组织教学，为学生打下宽广的学科基础。第3年进行职业分流培养，学习专业课。第4年学习教育理论和教师技能。由于小学教学内容的浅显性和初中开设的《历史与社会》的课程，淡化了学科分类，趋向了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所以该模式主要适合培养复合型的小学、初中历史教师。
（3）“3+1”模式。学生经过3年的学科专业学习后，在第4年根据志愿，进行职业分流培养，集中1年时间学习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优点是专业基础扎实，但第4年基本上开不了什么课，有名无实。加之目前教育实多流于形式，学生实践能力不足。[7]
2. 创新“2.5+1.5”培养模式
我们认为采用“2.5+1.5”人才培养模式更适合高师尤其是地方性高师历史专业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就业方向、特长选修不同的模块，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1）“2.5+1.5”中学历史教师培养模式。学生在入学后的2.5年里，集中学习基础课，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育学基本理论课程。后面的1.5年时间，学习师范技能课程，经过见习、实习，撰写教育调查和改革的毕业论文。
（2）“2.5+1.5”历史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入学后的2.5年里，集中学习基础课，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育学基本理论课程。后面的1.5年时间里，学习史学理论、中国史专题、世界史专题、科研能力训练等课程，撰写历史学毕业论文。
（3）“2.5+1.5”公共史学人才模式。学生在入学后的2.5年里，集中学习基础课，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育学基本理论课程。后面的1.5年时间，学习基本理论、社会学、考古学、管理学、社交与礼仪、调查研究与方法等课程，经过见习、实习，撰写毕业论文。
“2.5+1.5”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可以集中2.5年的时间学习公共文化课和历史学科专业课，有利于打下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精深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另一方面，学生在1.5年的时间里实行分类培养，学习教师教育类理论课程、史学理论和方法、公共史学课程，然后通过教育实习、毕业论文将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最后反思和总结，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三）完善课程结构，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我国高师历史专业现有的课程模式主要有：“三分天下”模式、“四分五裂”模式、“平台+模块”模式等，几种课程模式也各有优劣。我们认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学生就业的几个流向，考虑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发展，构建“平台+模块+课程群”的课程体系，比较适合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性师范院校的实际。这种新的课程体系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实践教学为平台课程，下设不同的模块，能充分体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点，培养高素质人才。
配合“2.5+1.5”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学生经过2.5年的平台学习，在修完通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教育理论课的前提下，后1.5年时间，课程可以设置成三大方向系列，一是教学系列，二是研究系列，三是公共史学系列。
1. 中学历史教师课程模块
开设一些提高教学理论水平、技能方面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课程。在原有的《教育学》《心理学》《历史教学法》《现代教育技术及应用》《教师口语》、毕业论文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中学班主任》《写作与演讲》《书法》《中学历史教材分析》《历史地图画法》《历史教学模式探讨》《中学历史教师技能》《中学历史教材研究》等课程。通过开展以“三字一话”（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普通话）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训练活动，加强“三字”训练。开展课前十分钟演讲、举行“三字”书法比赛、普通话朗读大赛、课堂模拟教学大赛等，培养视野宽广、基础知识宽、基本功水平过硬、竞争力强、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合格中学历史教师。
2. 历史研究人才课程模块
开设马列原著选读、历史心理学、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世界文化史、西方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史学论文写作方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立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攻读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公共史学人才课程模块
开设调查研究与方法、逻辑学、社交与礼仪、管理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科技革命与现代化、社会学概论、文物鉴赏、博物馆学通论、世界宗教、法学概论、社会学、文秘写作、市场经济史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新的课程体系，强调基础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培养并重，有利于体现基础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分类培养，满足不同学生需求，有利于实施因材施教、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整合人文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利于加强素质教育尤其是文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精炼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有利于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总之，高师课程体系改革不是简单的教学计划的更新，也不是简单的课程模式的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只有科学确立培养目标，完善课程模式，做好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才能使课程体系改革收到应有的成效。
注释：
① 本统计为学生一次性就业统计，不包括后续就业。
参考文献：
[1] 杨卫东.近十年来地方高师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流向调查与分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2）：102.
[2] 王国民.研究性学习与高师历史教学改革[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1）：132-133.
[3]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课题组.高师历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J].历史教学，2000（11）：25.
[4] 杨卫东.新课改背景下改革高师历史专业课程体系的思考[J].教书育人，2008（10）：78-79.
[5] 陈风光.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2（1）：132.
对本文而言，“神学观念”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如果“神学”（Theology)是关于神（God）的理论问题研究的学问[5]，那么所谓的“神学观念”（ThoughtofTheology），应该是指在研究关于神的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领域研究应该采取或者抱有的基本态度，及由此态度而展开的思维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神学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神学本身研究的指导，而是逐步深入到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史学研究领域）。换句话说，被观念化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的集体记忆基本都围绕着《圣经》展开，而发端于对神的认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则具备了博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两者共同影响了一切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事件、人物与时间”。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对历史的叙述与对“神”的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神学观念的形成、演化、自我调整及无所不及的影响力对西方史学研究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对神的意识逐步进化到神学观念，这一过程使得宗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神学既成显学后，神学观念占据了西方社会整个思想体系的统治性地位。神学的道德和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从堕落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宗教赎罪的历史。
但是，真正使神学研究系统化、理论化并对史学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应该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时代的神学观念。阿奎那对神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智的高度。在提出了“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后[6]，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运用理性对经验材料的思索能力，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必要性；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这种设问的方式与论证的逻辑，很显然，将问题直接引向了对“历史存在与认识”的哲学根源。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欧洲曾有两度伟大建设性的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上帝与人的关系。”[7]
自近代以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时间何者不受神学观念之影响往往是无从解释的。对于被伏尔泰打上“黑暗”印记的中世纪，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眼中“也并非满目皆是不毛之地，那里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技术发明、艺术创造、思想感情和宗教见解，欧洲的经济最早就在那时开始扩张，欧洲的民族主义也萌芽于其间，还有什么理由能在那种荒谬的概括下把那段历史（中世纪）一笔抹杀呢？”[8]从正统神学到危机神学（TheologyofCrisis），神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充分反映了神学观念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危机感。危机神学遵循现代批判主义哲学的原则，使整个神学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修正与开放，并且学会了与其他观念的共存。而即便是对最具世俗特征的资本主义而言，其兴起也依然无法开脱与新教精神的干系。在这个神权与世俗分离的时代，由神学观念派生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普遍地影响着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大师——不论是奥古斯丁、伏尔泰、黑格尔，还是普罗提诺、狄奥尼修斯、埃里金纳、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茨、黑格尔、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在他们的著作中，神学观念的特质无所不及，甚至是“作为神学理论的替论而存在。”[9]因此，正是由于神学观念中“平等、兼容、开放”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从近代到现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一段话最能概括神学观念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圣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10]
事实上，论证神学观念对西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只是本文立论的前提。而要转向本文的立论，需要提出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Paradox）：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要远远超过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史学观念源起神学观念，这也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史学理论家的共识。那么，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律？
柯林武德的“历史是思想活动”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早已广为人知的。而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区分历史与编年史的特征时也说：两者不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11]且不论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但是只要承认思想具有延续性与扩散性，那么就可以判定神学观念对史学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史学观念也是在神学观念的耳濡目染下。克罗齐将此归结为这样一种状态，即“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或者“新史观”,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或者割裂，而是在批判意义上的继承。[13]简单地说，这种新的史学观念只能算是根本性观念的衍生（如果观念能够存在一种先后延续的等级关系的话）。
随着观念趋于多元化，观念体系不断建构、不断开放、不断完善。在此指引下，观念与方法的结合使得史学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促使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的扩展与切换。换句话说，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从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到语言学、符号学方法的引入，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益丰富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念开放与生活实践之基础上。尽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是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说道：“古代苏美尔人丝毫没有留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过任何作为历史意识的东西，他们也并没有留下来对它的任何记录。”[14]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一种认知重返的错误。因为所谓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后化”的概念。前人书写的历史的东西，都是被后加为“历史意识”或者“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也承认，人类对于人的知识是源起于人类对于神的知识的。布洛赫将这种理解推进了一步，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15]而且“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16]简单地说，正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史学研究不断获得来自观念（不管是神学观念还是世俗观念）的影响与启示。
或许，任何富有逻辑的论证都不及列举几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更显得有说服力（当然这种例子是接近现实就越具有说服力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过程中构建了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范式，柯文（PaulA.Cohen）却希望摆脱“以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的框架，于是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17]；对于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范式，何伟亚（JamesL.Hevia）则认为，“朝贡体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但是许多经验事例都打破了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因此他将研究的视点转向了他所定义的“宾礼”体制。[18]从逻辑上说，“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依撑；与此相反的研究视角则同样应该来自对应的观念的影响。然而，经验事实证明，结论并非如此。萨伊德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在伊斯兰的观念体系中完成的，而是在受到西方观念体系的熏陶后才在美国形成的。
“神”的意识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的概念与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而“神学”的概念与观念则是缺失的。如果将产生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困境辨言为理论与方法的“纷杂”（DisputationofParadigm），毋宁说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缺少了“神学观念”。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早于商代就出现了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神学观念。战国以降，中国文化则由神学形态转变为了世俗形态。[19]他的论据取自西周时期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0]但是，“尊神”与“事神”的行为只能判定“神”意识的存在，而不能直接推断“神学观念”之存在，因为只有在对“神”进行了理论思考后，才能称之为“学”。自“子不语怪力乱神”[21]成为儒家之教义后，以“神”为对象的学问就未见于儒士中有集成。当然，此处之“不语”并非不谈论，而更多地是要体现孔子对这些“东西”的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对于“神”的问题，儒家思想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但并未绝对排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盛于中唐时期。[22]及此，“神”（佛）的观念渐入民心。儒释“不同道”的惯例依然拒绝儒士们对佛教的“神”进行深层思考。即便是南北朝时期，儒士们纷纷借用佛教教义来解释儒家传统要义，但是却依然未见对“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神”的起源、本质及缘由进行探讨。“神”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预设”而为社会接受，可以信奉、包容、抵制甚至唾弃，但鲜遭质疑。在整个过程中，“神”的意识作为政治的附属物得以时隐时现地发挥着教化的功能。
16~18世纪耶稣会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尽管基督教的神学具有强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政教分离环境之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难以填补语言概念和思维习惯方面的鸿沟，甚至多次被政治的变化所中断。”[23]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本应有机会刺激中国神学的复苏或补充中国神学的缺失，但是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的动荡情况虾，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利用政治活动获得民族集体的意识与感情的认同，而不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24]建国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正统性涤荡了“神”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符号和概念。如果说只有系统地研究该领域的理论问题，才能称之为“学”，那么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神”及其理论概念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以“神”为对象的“神学”；或者说在中国，“神学”从古至今就基本丧失了作为知识或学科的基础。在这种认知力的笼罩下，关于“神”的问题被转化成了“真理”的反问题；并且在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约束下，神学观念往往被圈囿在极其狭窄的领域，被视同为“迷信”遭以嗤鼻。
由此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应该是可靠的，即受儒家观念体系的浓重的世俗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不管是本土的对“神”的意识，抑或是外来的对神的观念都难以被理论化、体系化。而儒家崇尚的“心性之学”和“经世之道”则使得整个观念体系中的宗教神学特质被越来越淡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存在神学研究，中国的学术观念中也并不存在神学观念。反过来，正是由于其自身神学特质的丧失，儒释道之依附于政治权力并随世俗变化而浮沉，使得儒家观念体系的独创性与开放性越来越受到约束，“这导致其超乎世俗社会之上进行独立批判的功能之下降。于此已不难见出神学之阙如或凋零，不但对于学术之健全，而且对于社会之健全，都是一大缺憾。”[25]
直截了当地说，观念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性的，也是全面性的。从传统历史研究过程看，由于神学观念未见健全及哲学思辩能力的缺失，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基本的历史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张廷玉的《明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尽管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延续，但是却从未深度地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哲学（伏尔泰提出的概念）。[26]而编年形式的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无法使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真实、还原历史进程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这种形式究竟能否称之为“历史”确实值得商榷。而从当前的情况看，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倚重使中国的史学观念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历史）叙述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持的空洞字句或公式化的复合物。”[27]或许，引用这段话并不妥当。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本上就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的观念存在偏失。实际上，受神学观念影响的西方史学研究的文本及话语形式都反映着其独特的哲学逻辑[28]，也充满了对历史认识与理解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以史学的现代性为比较标准[29]，中国史学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应该是多重的，即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史学研究存在观念的偏缺；其次还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存在基于观念偏缺而导致的理论贫乏；再次则应当承认存在因史学理论贫乏而引起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无所适从。由于中国当下的主流史学观念使历史的“真实”被长时期地物化，并且被与精神彻底割裂开来，因此缺少了创造性地转换、完善观念的余地。如若梁启超所言的历史就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0]的论断有些许道理，那么缺乏健全的史学观念与历史精神的指引，就会使这种认识可能带来的创造性无法扩展到整个历史研究的领域，进而出现类似于何伟亚所说的“试图把客观主义的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模式用于对非西方材料的分析，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的那种局面。[31]当然，从逻辑上说，这句话如果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实际非常简单，即在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往往无法回答诸如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32]，因而也无法找到由观念指导的恰当的研究范式（理论与方法）。或者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33]因此，有人采取了规避的方式以摆脱理论选择的困境，仅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尽管近二十年来，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但终究无法回避这个“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34]按照高华的说法，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现存的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范式无疑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很难与浓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加之革命叙事范式的观念僵化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根深蒂固，因此阻滞了史学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5]
“创造性”地转化[36]观念与走出困境
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源于史学观念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历史传统与历史环境的影响。所谓历史传统，是指自春秋“百家争鸣”后，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总是以某个思想占统治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与之对抗的成分。即便有过某些不兼容的观念，也大多不对主流观念造成影响。所谓历史环境，则是指在当时社会、政治条件下，观念的正统性必须为当时的政治诉求服务。
无论是就历史传统还是就历史环境而言，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史观与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史观相比，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神学观念要求公平地对待其他观念的存在，要求增强观念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神学观念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显然要大于唯物史观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此两项特性使得神学观念与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结合效应，也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极为广泛的视野。因此，“当代西方产生的具有决定影响的知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37]而对当下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念而言，意识形态的诉求削弱了史学观念的开放性，维持着体系主导观念的独占性，甚至要求不予承认知识的非政治性。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的史学研究蜷缩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只为那些是否具备解释的“正确性”字眼进行“论战”，而无法扩张史学（即便仅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也无法构建起与外部对等交流的观念与话语平台。一如前述，批判别人观念的“非法性”，而又借用这种“非法性”观念引导下产生的研究范式——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否定自认为确信的观念。
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不能依靠借用理论来弥补，而是必须认识这种不足是由观念的缺少造成的。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及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整合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脱离观念联结的理论是否能够具备应有的创新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具体见解可能而且可以相互吸收，但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可以并存，却不可调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具有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的整体主张，并居于我国史坛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38]或许，其结论并非不对的，但前提预设则无疑并未真正认识造成“危机”局面的根源。因为史学观念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靠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威）获得的，而是由其引导下的研究范式通过解释力竞争而获得的。
现实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的史学方法（如比较方法、系统方法、数量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方法等）被引进、被研究、被尝试，但是这终究是一种“跟跑”战术，或者说只能按照别人已设定的研究范式做以尝试性的应用。中国史学研究的前途应该不在于跟跑，而在于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甚至更在于超越。要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要实现超越，首先需要一种突破，那显然不是从方法，也不是从理论，而是从观念。如果我们将史学观念视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史学研究的创新“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39]易言之，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局限在必须想方设法地维护其权威，而是要让史学观念具备观念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因子，具备观念之间相互结合的能力，进而构建起能够与其他观念进行交流、对话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总之，走出困境的路径“或是观念、或是理论或是方法”，这需要审定对历史认识的基本态度及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但不管怎么，只要承认历史能够被“无限近似地认识”，就应该承认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都是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切换的，而三者的序位关系将直接决定这种创新能力的大小。引用史蒂芬•霍金的话来终结本文的论述或许是恰当的——“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推理能力在探索完整统一的理论仍然有效，并因此不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有能力选择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40]
【注释】
[1]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页关于“范式”（Paradigm）的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
[3]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清晰可辨。参阅[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原文翻译没有斜体字，但是如果缺少这些字眼，则显然不符合中文的表述规范，因此按照笔者理解进行补充。
[5]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6]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即：(a)上帝存在是否直接自明；(b)上帝存在是否能以表证；(c)上帝果否存在。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9][苏格兰]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参阅于沛：“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载于《光明日报》2001年4月21日。
[1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于《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可以进一步参阅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黄玉顺：“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载于国际易讯网2005年4月30日。（/Article/Class4/Class13/200504/471.html）
[20]《礼记•表记》。
[21]《论语•述而》。
[22]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3]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
[24][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导论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5]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当然，此处亦可以添加“对于观念之健全”之表述。
[26]尽管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于历史哲学问题稍有涉及，但是远远达不到理论体系的层次。20世纪初，在广泛接触西方近代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著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才较为系统地对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哲学基础等问题，这才真正出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过程的“哲学思考”。
[2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8]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13页；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29]以“现代性”为标准，必然会引起众多方家的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那么史学研究就会丧失交流的意义与功能，中外史学研究就只能囿于各自的天地，而得不到任何相互有益的借鉴和发展。
[30]梁启超：《新史学》，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31][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2]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33]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收录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4]“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35]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6]此处借用了林毓生的提法，当然也包括了借用他的释义。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38]“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历史学本科专业 教学方式
一、研究性学习简介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究问题，“以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Ⅲ。研究性学习可以视作一种学习方式，也可作为一种学科课程，但笔者认为，它更应该视为一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作为一种教学理念，研究性学习早在数千年前就初现端倪。中国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学时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充当学生的“精神产婆”，二者可视为中外研究性学习最早的萌芽。至18世纪初，法国的哲学家、教育家卢梭、德国的福禄倍尔等人主张教育要顺从儿童的天性和潜能，让其主动地探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教育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做中学”等教育理念；20世纪中叶，美国的教育家布鲁纳又提出“发现学习”的教学理念，这些可视作研究性学习理念的后续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创新性人才日显重要，与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高度相关的研究性学习再次成为教育改革的热点，甚至有人把研究性学习视为2l世纪时代精神的体现。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的提出始于上海。1999年，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在经过数年试点实践和理论探索后，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研究性学习”的概念，阐述了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并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一年后，教育部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首次将“研究性学习”增为必修课，并规定了相应的课时。随后在十个省市的普通高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试点。2001年4月，教育部又印发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指南(试行)》，对开展研究性学习进行指导和规范，并对“研究性学习”进行定义：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2002年9月，教育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课程计划，研究性学习遂由十省市的试点转而遍行全国。
此后，全国各地的高中都开设了研究性学习的课程，相关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成果也日益增多，研究性学习也逐渐突破了高中的范围，也摆脱了作为一门课程的限制，发展成为适用广泛的一种教与学的方法。作为教学方法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与传统的接受性学习相对的一种教学方法。与后者相比，研究性学习具有开放性、主动性、探究性、过程性、交互性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开发学生的潜力方面，研究性学习比传统的接受性学习具有更大的优势。在高校历史本科教学中运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史学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本科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必要性
(1)是传统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改革的需要。当前，大学历史课堂仍以接受性学习为主要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知识为本位，以讲授为主要方式，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体，学生是客体。在课堂上，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记笔记，缺乏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师生的互动与交流，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难以激发。这样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亟待改变。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正好能够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
(2)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历史专业人才的需要。传统的历史本科教育非常注重学生对历史基本知识和基本史学理论的掌握，而对学生在史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则要求甚低。因此，若一名历史本科生具备了扎实的史学基础、能博闻强识，成为了一个小型的历史知识库，就可被视为专业优秀的学生。然而，随着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对历史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成为一个小的历史知识库还不够，还需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在传统的教学当中，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并不突出，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则正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见长的。
(3)是提高历史学科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需要。在现行高校教育制度之下，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在四年学习过程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的专业综合水平，毕业论文合格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及获取学位。然而，从近年来地方性院校历史学本科专业的毕业论文情况来看，论文质量普通较低。部分毕业生甚至对何为论文、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基本程序都不甚清楚，对如何搜集、整理、归纳史料，如何论证，如何提炼观点等也感到陌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学生平时缺乏史学研究及论文写作训练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又涉及到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问题。至今“史学论文写作”课程尚未列入必修课，有些高校开设，有些则未开设。即便开设了该课程，多数教师也主要以讲授为主，对学生而言仍是纸上谈兵，很少进行实战训练。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则要求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并要求教师指导学生每个学期进行一两次史学研究的实战训练。这对于将来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无疑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可能性
(1)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具备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条件。本科生是经过高考选的相对优秀的一个群体，经过一、两年的专业学习，他们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足以支持其进行研究性学习。此外，与高中阶段相比，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相对显更为轻松、自由，学生自主的课余时间也较多，学习的自主性也更强。这为大学本科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大学历史专业教师有能力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师相比，高校历史专业教师一般具有更高的学历、更多的研究实践和经验、更强的研究能力和更高的学术水平。因此，他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完全有能力组织和指导本科生进行史学的研究性学习。
(3)大学里的丰富资源为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融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大学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如图书馆里上百万册的藏书、数以万计的各种期刊杂志、没有边界的互联网资源、名目繁多的各种研究团体等等。这些资源为本科
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本科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有效形式
笔者认为，问题教学、课堂讨论、史迹考察、学年论文、课题研究等是高校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几种较为有效的形式。
1．问题教学
问题教学，是指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教学活动。教师在进行历史专业课的教学时，要有意识地将教学内容“问题化”，即在备课时，将教学内容归结为若干个问题。在课堂教学时，首先将这些问题展示出来，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并引发其思考。然后，引导学生或与学生一起共同分析、探讨、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参与程度高，既掌握了相关知识，也培养了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这种形式适用于整个本科阶段，也适用于几乎每一门专业课。
2．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就教学内容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的一种教学形式。在进行课堂讨论时，教师首先要确定一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论题。该论题最好是当前的学术前沿或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等)，教师需向学生强调该问题尚未解决或尚无定论。这样，论题及讨论将更具有开放性，学生在课堂讨论时也就没有顾虑，可充分发挥其创新思维和想象力。其次，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讨论形式(如分组讨论、自由讨论等)，有效地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后，教师要对课堂讨论进行总结和点评。课堂讨论也适用于整个本科阶段的每一门专业课程。不过，由于课堂讨论一般费时较长，实行的次数不宜太多，以免影响教学进度。
3．史迹考察
史迹考察，是指教师带领或组织学生对特定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的一种课堂之外的教学方式。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要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和技能。就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史迹考察无疑是研究性学习的好形式。史迹其实就是活着的历史，它比写在教科书上的历史更形象、更鲜活，也更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史迹考察由于在野外举行，它显然要比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更为重要的是，史迹考察可以使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将之前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到考察的实践当中，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史迹考察还可学到不少书本之外的知识，增长见识。史迹考察对于培养学生的习史兴趣、观察能力、探索能力和对史学知识的运用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4．学年论文
学年论文，是指学生在一个学年当中完成一次的学术论文。本科学年论文的对象是一至三年级的本科生。就历史专业而言，学年论文的工作通常由历史系统筹安排，分年级进行。学年论文的题目可由学生自选或由教师提供，一般在学年初期确定。然后系里根据教师的专业方向为每个学生确定指导教师或由学生与教师双向选择。之后，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之下，独立地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整理及论文的写作。到学年末，系里要分年级按专题组织学年论文研讨活动，让学生们彼此分享论文的研究成果及写作经验。系里还可以组织教师对学年论文进行评比，评选出部分优秀的论文加以奖励，从而达到鼓励的作用。学年论文由于历时较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且有指导教师的协助，因此对其质量要有较高要求。在形式上，要严格按照史学学术论文的标准进行写作，如摘要、关键词、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论文结构和格式等都要符合相应的规范；在内容上，务必要有创新之处(观点、研究方法、材料解读等方面的创新)。学年论文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训练学生史学论文的写作，同时它对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历史知识的运用能力及将来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5．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个人或小组形式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课题研究是研究性学习的一种基本方式之一。它强调的是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题研究的一般操作程序是：确定课题、制订计划、实施研究、总结交流。就历史本科专业而言，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所上课程基本上是历史专业的基础课，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史学概论》等，该阶段的学习任务也主要是打好专业基础，而不过于强调知识的运用及史学研究。所以，课题研究更适合大三、大四高年级的学生。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课题研究的周期一般较长，所以每年实施的课题以1个为宜。另外，在确定历史课题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难易适中，范围较小而具体的问题。通过历史课题研究，学生一方面运用和巩固了已有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又能亲自获得新的历史知识，培养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此外，学生还能够获得进行历史课题研究的亲身体验，懂得历史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日后进行更深入的历史研究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胡兴宏．关于学校实施研究性学习的构想．上海教育科研，2000(1)．
[2]张华，仲建维．研究性学习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教育科学研究，2004(3)．
[3]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107．
1.中医学的知识本体解析及启示
2.医药认知模式创新与中医学发展
3.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4.师承教育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
5.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6.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
7.浅谈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观念
8.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建过程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9.创新辨证论治 发展现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再思考
10.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 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
11.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
12.生存·发展·创新——对20世纪中医学发展道路的反思
13.西医院校护理专业《中医学》教学探讨
14.转化医学在中医学的应用探讨
15.论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
16.情景教学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7.中医学与取象比类
1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优先出
19.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20.中医学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21.循证医学时代中医学如何发展
22.关于中医学的几点哲学思考——兼与西医学比较
23.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
24.中医学证候量化诊断研究现状与思考
25.“体质”是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最佳结合点
26.从中医学传统的文化特点探讨中医教育模式
27.PBL教学法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
28.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29.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30.论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31.对中医学专业认证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32.转化中医学:一种沟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策略
33.科学基金促进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医学项目统计分析
34.浅谈中医学对衰老的认识
35.试论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当前学科地位
36.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37.中医学视角下城市物质空间的生命要素探析
38.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浅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39.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
40.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思路
41.交融渗透 相得益彰——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42.关于中医学学科建设的医史学思考
43.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模型的构建
4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45.中医学教育开展PBL教学之短长
46.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
47.初议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中医标准化预备研究之二
48.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刍议
49.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50.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
51.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
52.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53.我国中医学期刊引用网络分析——基于CMSCI(2004-2012)年度数据
54.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55.中医学为何要现代化——中医学现代化再拷问
56.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
57.试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58.客观唯心思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重新认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
59.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看中医学
60.瑜伽与中医学探究
61.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知识源流可视化分析——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为例
62.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63.Medline发表中医学相关论文的趋势分析
64.量子中医学、中医学、西医学的异同
65.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66.红外热成像技术在中医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67.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讨
68.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69.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70.专业兴趣与培养潜质在自主招生中的意义研究——以中医学专业为例
71.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72.中医学:健康时代及其顶层设计
73.论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74.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75.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6.基于CSCD统计的2015年中医学研究述评
77.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
78.本刊对论文中医学伦理学及知情同意的说明
79.浅谈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用法
80.中医学学术争鸣论文的审读与修改
81.医学科技论文中医学名词的统一及用语规范
82.护理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3.谈中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之思路——我校十年来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与思考
84.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5.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6.中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机制的运行探索
87.谈中医学论文中关于引用古代文献记载问题
88.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9.重视医学论文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
90.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体会
91.从管理干预谈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92.中医学期刊论文语句字数分析
93.中医学期刊论文作者数分析
9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95.中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形成过程客观影响因素的探讨
96.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管理干预研究
97.中医学期刊临床论文的审读评价
98.中医学期刊论文引文分析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论文关键词】有效教学方式方法；解题方法的训练和指导；史学理论基础
2011年高考将是我省推行新课程后新高考的第一年，是我省全面落实新课程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所有高中教师特别是亲临高三第一线的老师的一个挑战。新课程下如何能让复习更有效？如何让学生自信的走进考场？这是所有高三老师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下面是本人就高三历史复习，总结几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以供同仁借鉴和参考。
1．注重积累基础知识
课改后的新高考仍侧重考查查基础知识，但在考查方式上不再是历史知识的简单再认，也就是原来那种直问直答的题目已经不可能出现，而是体现在对历史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的能力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有效性，复习时我们要紧扣课标和考纲。我们普遍采用的是二轮或三轮复习法。第一轮复习是最关键的一环，本轮复习可以根据教材顺序，循序渐进地复习，坚持“全面、系统、扎实、灵活、规范”的方针，全面落实单元基础知识，知识求面、求广不求深，侧重微观把握历史。为了让学生有效的掌握基础知识，在这一环节中，复习要避免仅仅局限于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梳理教材的知识。针对我校学情，具体做法是：一、利用考纲，理解教材中的考点内容并准确记忆；二、借助图片、文献资料去深化，不断变换学习材料，这样学生既有新鲜感，又能提高效率；三、围绕考点内容，设计若干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解答，从而检验学习效果；四、通过联系帮助学生把散见于历史课本各章节中同类型、同性质、同特征、相关联的考点内容予以纵横联系，使学生理清头绪，加深记忆；五、对学生记忆的理论给予专业的指导，如“如何科学的应用记忆规律，促进知识保持”专题讲座等。
2．构建历史知识的基本体系，强化时间和空间概念
新教材与以往教材最大的不同是，从以往的通史编写体例到现在的专题史中外混编的体例，各个单元以主题呈现，突出的是某个专题，知识点多，且跨越的时空很大。初中中考历史采取开卷考，高中生的历史基础知识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新教材的学习给我们特别是学生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复习过程中除了要帮助学生抓住各专题发展的脉络，在第二轮复习中还要侧重注意专题所包含内容间的区别联系，在宏观上帮助学生建立起知识的基本体系。只有建立起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形成完整知识体系，才能在考试中以不变应万变。
3．精讲精练，重视解题方法指导
高三学生要做大量的题目，一方面是巩固基础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暴露学生存在的问题。教师对暴露的问题要及时解决。高三时间很宝贵，所以对讲和练的关系要处理得当，使“讲”“练”能达到真正的目的，提高复习效率。我们提倡精讲精练。精讲就是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学生能讲的让学生讲，必须讲的要精讲：要讲明、讲透；精练就是学生会做的题目坚决不做，不会做的题目要讲透，要反复训练，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就要求我们教师精选习题。怎样的题目该做？不同的学情对题目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区别。如在我校，选题首先考虑题目考查的知识是否基础，材料是否典型。太难理解的材料即使考查的知识点很基础也不做。其次再考虑习题的层次性，以适应部分优生的需要。怎样做才能让精讲有效呢？教师应该利用课堂或晚修时间巡回、个别指导，进一步了解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使“精讲”有针对性。这样我们课堂上所讲所练的都是必要的，每个学生上一堂课都有所得，这样才算是有效的复习。
现在的高考在注重考查学生的学科基本知识的同时，越来越加大了对学生学科能力考查的力度，所以“精讲”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学生解题方法的训练和指导。
第一，要培养审题能力。教师要提醒学生不要“定题”，即“这题我做过”，越熟悉的题目越要小心。因为高考试题一般是原创题，平时练习做到原题的机会是很少的。出题者有时稍微改动一个字或是一个词，答案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所以，首先审题一定要仔细。其次，审题时要从几个关键点来读懂题目，读懂题目才能针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背景、特征，将掌握的基础知识加以应用。这也是基本能力之一。
第二，培养订正试题的方法。引导学生知其然(即答案的正确与否)、知其所以然(即该答案正确的原因是什么)，还要知其所以不然(该题之所以错的原因)，因此引导很重要，老师在讲评习题时“精讲”，使学生知其所以不然，还要通过变换情景、变换问法，多度全方面进行练习，一题多用，以达到做一道题要得到多道题所能反映出来的信息量的目的。做到这一层次，我们的练习才是真正的有效。
第三，积累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有些选择题可以根据政治一般原理即可选出正确答案，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全面看问题、运动变化等理论。因此教师在复习中要帮助学生对做题的一般方法要不断的总结归纳，减少丢分，提高实效性。
第四，强化选择题，重视文字题训练。选择题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结果，没有酌情得分的可能。错一道就差4分，两道就差8分。因此可以这样说，最后在总分上拉开距离的不是主观题，而是选择题。所以提高选择题的正答率，是高考取得高分的重要途径。对于文字题，学生在应试心理上存在很大的畏难情绪。所以教师在平时复习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文字题型的训练，要培养学生提取有效信息、判断评价各种信息，并提炼成文，按要求表述成文。
4．掌握史学理论，关注学术热点，了解史学新观点，加强史论结合
新高考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其中史学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决定了学生历史能力的高低。因此提高历史理论素养和水平，是实现学科能力突破、从容应对高考选拔的关键。
掌握新史学观。新课程背景下史学理论和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为主线索的革命史观在史学界已经不是主流，代之于：第一，文明史观，以人类文明演进作为历史研究标准。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即文明史观看待历史的发展已成为主流的史学观。按这一史学观点，我们可以将社会发展分成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教师可以按这一观点引导学生重建知识体系。第二，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无论是中国史还是西方史，“现代化” 应成为我们复习备考中整合史实、构建知识结构的理论旗帜。第三，全球史观。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历程．就是整体世界形成的过程，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代现代史都可以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
龙年岁首，按照历年习惯，给著名历史学家常金仓先生通一个电话。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龙年到来前的一个多月，六十三岁的常先生竟已默默地走了。一时，说不出内心复杂的心情。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在中国史学界，常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然不少人并未真正见过这位在茫茫人海中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大学者。正是常先生的博大，才使我真正认清了自己的渺小，仅凭这一点，常先生永远是我可亲可敬的恩师。
常先生大我十九岁，无论从年龄，还是出道，常先生都高我一辈。1986年常先生师从先秦史一代宗师金景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同一年，我考取河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大学期间，对于中国第一批史学博士，崇拜有加。由于业师唐嘉弘先生常在我面前谈及金老学问人生，自然地谈到金门弟子，如吕绍刚、陈恩林、谢维扬、葛志毅和常先生等。1992年9月，我有幸师从唐嘉弘先生习先秦史，在生活极其艰辛的情况下，我常以常先生为榜样，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学业。1995年7月我顺利考取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凤瀚教授。期间，曾慕常先生大名，一度欲到常先生曾工作过的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我可以接受另一位名师的指导，激励自己进步。然从同门李广民师兄处获悉，常先生已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加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只好作罢。后朱凤瀚师建议我给赵世超校长联系，能否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读博期间，曾去信想向常先生讨要一本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周代礼俗研究》，不久，常先生回信，很客气地告知，书数量不多，已经送完。但没有令我遗憾，常先生竟将其博士论文的打印稿托人带到南开大学，敬佩心情，油然而生。在我博士毕业前，同门商国君教授、袁林教授先后到达陕西师大，加上赵世超教授、王晖教授、张懋教授等，陕西师大人才济济，学者如林，先秦史学科名声大振，陕西师大很快成为中国先秦史研究队伍“西北军”主力，与孟世凯教授戏言的“东北军”“川军”“中原豫军”等形成匹敌之势。常先生也由于科研成果卓著，荣列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初，我第一次走进陕西师范大学校园，专程拜访常先生，这是我和常先生第一次见面。常先生谦逊和蔼，谈笑风生，气氛极为和谐。记得在场的袁林兄不怎么喝酒，来自东北的国君兄虽然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却并未喝出东北人的酒量，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常先生不断碰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二年，我告别河北师范大学回到母校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2年9月，继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之后，我的第二本个人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曾积极联系学界名师如邹逸麟、詹子庆等先生作序，但都因种种原因未果。当时时间紧迫，正值酷暑季节，早已联系好的金门弟子谢维扬先生由于电脑故障，一拖再拖，而一直不会使用电脑且正承担西北大学重要合作项目的常先生不仅顺利答应，而且利用假期一下子写出了九千多字。很快，常先生打来电话，谦虚地说：“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写得不好，觉得不妥，可以不用。”凝聚我数年心血的小书，得到了常先生的充分鼓励和肯定，感激之情，一时难于言表。常先生盛赞拙书“是一项很有文化意味而且切近实用的工作”“在他的书中有意避开了一些理论上浑身是口都难以讲清的纠结，他只想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认识体系，这种对20世纪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带来的消极后果保持警惕的态度比起那些对此充满盲目性的人来说不知高明了多少”。我从常先生的序中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只记得当年唐嘉弘先生讲述师从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四十年的切身感受：“耳濡目染，涵泳熏习，开拓眼界，潜心求索，奠定了科学治学方法的基础，进一步培育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及朴实待人接物的人生观”，此时我一下子从常先生那里找到了真实的感觉。
2004年6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大连大学承办的“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二次见到常先生。当时常先生已任职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与会的还有李学勤、吴荣曾、孟世凯、詹子庆等学界前辈和葛志毅、吕文郁、袁林、杨英杰、赵伯雄、商国君、裘士京、叶文宪等“年轻”一点的学者，更有当年还绝对可以称得上年轻的田广林、刘志虎、赵玉宝、许兆昌、朱红林、杨朝明等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盛会，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吃饭时，没想到在中国先秦史学界喝酒一点也不知名的常先生，竟然和我连续碰杯，似乎在一种谈笑有鸿儒的气氛中，把各种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我当时没有告知常先生，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我到河南大学工作不久，就想离开，后来常先生还是从别人处知道我已到湘潭大学工作，并知道我当年破格聘为教授。虽然期间没有通信和通电，但我知道常先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这位未及门弟子的学术发展，并不断寄托着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的关心和厚望。此后不久，令我再次没想到的，常先生似乎没有忘记当年我索书的遗憾。2004年11月，常先生的《周代礼俗研究》收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就收到了常先生寄来的大作，书的扉页上有常先生“书灿同志指正”的亲笔签名。收到常先生大著的片刻，似乎时间一下子退回到了数年前。认真拜读常先生的大著，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2005年10月，常先生的《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竟然将《周书灿博士〈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序》一文只字未动地收录进去，后来学术界不少朋友未曾看到过我的《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一书，竟因常先生的大著知道中国先秦史界还有一个叫周书灿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是常先生替我和我的小书扬了名。
2006年8月，我调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工作。此前，已知道常先生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但正因为出于对常先生学术品格的敬重，多年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屡败屡战的我，从未有向常先生言及过自己申报课题的任何信息。2007年6月，我突然接到常先生的电话，通话时间很短，仅简单几个字：“祝贺你，《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申报成功！”事实上，当时连有没有入围，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当听到常先生的电话，我竟然不相信是真的，后来我给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林萍同志去电话，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初评通过了，林萍纠正说，不是初评，是终审。一下子，才相信自己多年来苦苦努力的目标一下子成了现实。2011年9月，小书《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月份匆匆一起寄给田广林教授，没想到田兄出差在外，久久未归，我自己准确地算了一下日期，常先生接到我的小书，时隔不到一个月竟离人们而去。前不久，我正准备将自己的另一本小书《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再次寄上，可得到的却是常先生已悄无声息地走了。然可以告慰常先生的，前不久，我收到了来自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精致聘书，被正式聘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面对姗姗来迟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头衔，两行眼泪止不住再次湿润了眼眶。
常先生默默地走了，走的很平静，因为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2011年11月21日，常先生去世的第二天，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学院网页上讣告：“常金仓先生的逝世是我院的重大损失，我们对常金仓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2011年11月25日，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举行常金仓教授追思会， 与会师生深情回忆了与常先生相识、相知及共事的点点滴滴，高度评价了常先生的人品学识、道德文章，表达了对常金仓先生的深切缅怀，该院网页上同时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曲庆彪、校长韩增林沉痛悼念史学大师常金仓教授的消息。校领导对常先生的学术人生用“品节清和 学养深湛”八个字做出了崇高的评价。常先生默默地走了，人们不会忘记，常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年，术业专精，新见迭出，尝集中思考中国史学的解困问题，探索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对古代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独辟蹊径，创论中国史学的重心必须由关注“事件”转移到关注“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常先生泽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培育桃李，无以数计。常门后学将永远铭记常师的教诲，用“品节清和 学养深湛”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为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论文关键词:法国体育社会学;皮埃尔·布迪厄;体育社会学计划
论文摘要:以分析法国社会学象麦埃尔·布迪厄的论文《体育社会学计划》为切入点，探讨法国体育社荟学与法国结构主文盛荟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反思关系以及它对特定的社会状况的折射和它所提供的薪矫冤妹度。并结合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实际，对体育概念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进开反思。
1、法国体育社会学与皮埃尔·布迪厄
1.1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中呈现出“研究体育与社会关系论”和“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体育”两种研究的取向，亦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和“体育内部的社会机制和背景”，但是无论何种研究取向，都将体育现象认定为研究对象。同时体育现象又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所以其中出现的各种定义及分析，都应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所以，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体育现象，进而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大多数体育社会学学者承认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学理论也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所以，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上述特质。
1.2皮埃尔;布迪厄与《体育社会学计划》
皮埃尔·布迪厄，20世纪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福柯、巴特、拉岗等比眉的思想家。同时他的几篇论文成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育社会学计划》选自布迪厄1987年出版的作品集《说过的话》(《Choses Dits》)，源于198年11月，作为小组研究《身体生活与游戏》的前言，1983年7月;在“体育、社会阶层与亚文化”国际社会科学会议(I.C.S.S)上宣讲。该论文被看作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通过引人布迪厄场域论，对体育、运动参与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一定的导向性理解，为日后法国乃至世界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2、《体育社会学计划》的3个维度评析
2. 1与法国社会学理论间的传承一反思关系
1)传承结构主义理论。从思想渊源出发，布迪厄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的布迪厄将自己的所有著作建立在结构范式之上，这使得他把分析的对象封闭在本质上属于静态决定论的系统之内。在《体育社会学计划》(简称《计划》)中，清晰地体现了布迪厄的这种对思想渊源的传承与反思。从传承角度，布迪厄，认为，为了能构建一种体育社会学，首先应做到，不能将某项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参与形式的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分析，应当将运动参与空间视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因素都能获得相应的价值。再者，从运动参与的方式选择和欣赏运动参与行为的角度看，都与物质世界和社会关联，形成决定个人偏好体系的各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布迪厄所希望构建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下，传承了涂尔干所开创的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的特质。
2)反思结构主义理论。由于结构主义存在的化约主义和继而形成的过度化约性，使布迪厄面临了结构主义者都面临的悖论，即主体的缺席。从布迪厄对运动参与的研究角度出发，他首先承认“它阵育运动)的一个特点是构建了运动参与领域的种种结构”，但是立刻，他认为:“体育运动的空间，并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它被实践参与和消费的各种领域所接受。”在实践研究层面上，《计划》也提出了对结构主又社会学所带来的某种局限性的批判。如“宁可满足于仅仅了解那些未知现实的支末，而决不提出问题，这就好像学术理论大师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草图，然后从内部详细地打造理论细部”。但是，“运动参与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一段模式化的历史，而是具备一种系统化的变迁”。由于这种研究倾向，会导致理论和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在具体的调查分析方式上，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反思了统计学在调查中的作用。他认为统计学的方式“掩盖了运动参与的一种分散性”，忽视了“在相同的名称下，不同的参与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参与者的社会多样性”。
2. 2折射特定的社会状况
布迪厄的学术黄金期及提出《计划》的时间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思潮风靡的时代。首先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质疑，如美国高校中，黑人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体育社会学发展中所存在悖论:“一部分相当了解体育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描述体育，而一些具备描述能力的人却不了解体育并且还经常蔑视体育，或以错误或者偏差的形式来看待体育。”再者，《计划》也对某些新的运动参与方式加以关注，并以繁盛的体育发展现状来质疑相对固定的体育概念。如《计划》中对Christian Pociello研究的引用，以展现对橄榄球运动定义的历史变迁。从而得出结论:“体育这一概念下所形成的社会适应性会在社会客观性中被凸显出来，它实现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特性整体来实现，然而这一特性却不仅仅是由纯粹的技术性定义来确定。”
由此可见，《计划》所引领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思想，不仅关注和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对原有的社会学解释进行了反思与剖析。
2. 3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1)场域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场域”概念是由布迪厄提出，并逐渐引人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它是一种关系模式，所指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具有支配和规约功能的权力集合。从布迪厄的分析看，“在一个场域中，各种因素和各种机制是以多种不同的力量的形式，在一个建构性的规则下和一定的游戏空间中，处于相互角力之中，但是，当在这个场域中支配方已经有办法消除抵抗和对支配权的质疑”。由此，布迪厄引人了场域概念与场域分析的方法，如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对发生在社会某一层次的体育现象进行把握，比如，从参与运动人员的社会地位调查来分析参与者的分布状况;通过对协会会员的数目、协会经济实力、协会领导者社会特性等等方面进行调查，来分析不同协会的差异。
2)身体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引人与应用。由于体育运动有较多的身体活动的成分，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关注了身体的社会符号意义，以及建构身体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在《计划》的开篇中，布迪厄就提及了在体育运动中身体的特殊地位和研究身体的理论意义，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维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他们所欣赏的身体的描述和对个体间身体关系”。这两种研究的维度同时可以体现在现实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上，前者体现在比较不同运动中，参与者之间身体距离以及之中存在的社会干预问题:“比如他们会采用身体直接接触的形式，像身体对身体，比如角斗、橄榄球;或与之相反的，对所有身体接触都有排斥，如高尔夫球，或者用球来作为接触的中介，比如网球，或以器械作为接触的中介，如剑术”;而后者，在历史层面上，布迪厄引人的分析方式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运动中，对人们理解身体的方式进行分析，集中体现在语词的描述中。
3、结论
1)作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计划》形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传承又反思了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又在新的视角下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现状的变迁，并为人们的理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在当前法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布迪厄的场域研究的传统，也拓展了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在身体社会学的探讨领域，将体育运动的身体符号意义拓展至广告等大众传媒中，与更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相互交汇，以获得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2)法国体育社会学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发。
(1)对概念定义的反思。目前国内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提出了多种有益的研究维度，尤其在体育概念的各种属性上有较多的描述和争论，所沿用的主要方法是属加种差的方式。但是随着体育运动与其他身体运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衍生出大量规则性、竞技性程度不同的运动参与形式，所以，从体育的归属来说，明确的概念形式一直受到挑战，从种差来说，新的运动形式的产生，以及运动形式之间边界的模糊，规则在不同场域下的变化，使种差也失去了较大的明确性。布迪厄开创的法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径。《计划》中所提出的从社会客观性和社会学整体性的角度来凸显体育概念，承认官方性定义对某些参与形式的排斥和吸纳，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去解读体育概念形成的过程，发现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性、历史性因素。这对我国目前体育概念的诊释，是新的思考方式，即以描述过程来分析背景，继而凸显意义。
关键词：史传、史通、史学起源、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论述的诸多问题，也为后世史论家论及史学批评划定了界限与疆域，刘知所撰《史通》即从中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史传》篇也因之成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篇。
（一）、对史学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论述。刘勰在《史传》篇中清晰勾勒并描述了从黄帝时产生史官到魏晋时期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传》开篇便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1]，在篇末论赞中又说：“史肇轩皇，体备周孔”。刘勰继承汉魏以来传统说法，认为自黄帝始，便存在专门记录编纂历史的史官，把史官产生时间上溯到遥远地轩辕之世，并认为到孔子时史官的各项建制已逐步完备起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巨著《史通》中，明显继承了刘勰的这种说法，在《史官建制第一》中，刘知言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2]，显然是对刘勰史官起源论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
到夏商时，政府机构中设置左右史官，“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1]，“唐虞流于典谟，夏商披于诰誓”。至周代，史官制度日趋完善，史官的职责就是“贯四时以联事”，即按四时，年月日时序记载事件。各诸侯国皆置史官，作国史，以成百国《春秋》。及至周平王东迁，王道衰弱，教化不正，伦常废弃，史官建制趋向混乱。“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1]，开启了私人修史之风气。
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即《战国策》。西汉初年，陆贾撰《楚汉春秋》，探讨了“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的原因。司马迁“甄序帝绩”、“取式《吕览》”，列“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2]，“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及至“班固述汉”，承前人业绩，创纪传断代一体先例，遂成后世断代皇朝史撰述正宗。延及三国，“纪传互出”，魏有孙盛《魏氏春秋》，鲁豢《魏略》；吴有虞溥《江表传》，张渤《吴录》，陈寿则罗列诸史，撰成《三国志》一书，因其“文质辩洽”，故使他者撰述三国之作尽废。至于晋代，“繁乎著作”，所撰史书如干宝《晋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不一而足，皇皇巨著，终得蔚然可观。
刘勰在《史传》篇中，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期间，对史官制度的变化，史书体例的演化等的描述，诠释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史学史。
（二）、对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编年体、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的两大基本体例。编年体以《春秋》和《左转》为规范，纪传体则以司马迁《史记》、《汉书》为肇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刘勰《史传》篇，对我国古代两大史书体例的优劣作了精要的论述。
对编年体，刘勰以《春秋》、《左转》为例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认为这是编年体的优点。但由于编年体是以年月日时间顺序安排史事，历史事件往往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若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定会使史事前后分离、拖沓冗长，以致出现“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的局面，损坏了史事的完整性、连续性。刘知在《史通・二体》中指出：“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但刘氏同时也指出编年体“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2]，更为明确地对编年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论述。这是由编年体的体例特点所造成的。
对纪传体，刘勰认为它的优点在于“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崇焉”[1]。刘知在《史通・二体》中引申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糜失，此所以为长也”[2]。刘勰认为纪传体的缺点在于“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1]，这是就纪传体记叙的互重性而言的。刘知继承了刘勰这一观点，认为纪传体“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
在《史传》篇里，刘勰第一次系统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及其著作时的困难，虽言语简略，但却极富开创性意义，为刘知在《二体》篇中详细论述二者优劣提供了先例。这种对史书编纂的思考与探索，是史学逐步走向自觉的体现，也是史学即将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刘勰《史传》篇，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发展、史书体例、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开启了研究、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潮流，也为后世诸史家划定了研究的疆域与范围。唐代刘知所著《史通》中《六家》、《二体》、《史官建制》等篇无不可见刘勰思想的影响，这便正恰如范文澜所评价：“《史通》专论史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繁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3]，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梁）.《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浦起龙（清）.《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关键词：文献学；知识图谱；CNKI；共现分析
随着文献计量学热度的攀升，诸多学者开始关注文献计量，尤其是知识图谱工具在文献计量中的应用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超美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利用知识图谱对研究对象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评价，推动了知识图谱在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发展[1]。本文以CNKI（2010-2015）中文献学核心期刊的发文及参考文献为基础，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作者图谱和机构图谱分析了2010-2015年间我国文献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文献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预测其研究趋势。
1 文献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图1将六年来的学科研究热点和重点直观的呈现在一张网络图谱中，从关键词的中心度大小可以看出我国文献学的知识结构、研究热点。图谱以一年为一个切片，对参数和标签进行调整后的图谱如图1。
上图是按照关键词出现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大小，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关键词的中心度的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图1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数据，见表1。
由表1可知，文献学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进行文献学的研究。从图1、图2和表1归纳出文献学2010-2015年的基本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1）对文献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逐步发展起来。我国文献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和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划定了文献学的基本内容；80年代，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则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90年代 ，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柯平的《关于文献学体系的来源--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一》等，这一时期文献学学者吸收西方文献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完善了中国文献学基础理论；21世纪有代表性的是项楚和罗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学者对文献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虽然逐渐放缓，但是并没有停止，文献学的基础理论仍然在缓慢的向前发展。[2]
（2）对文献学家的思想、主张或贡献的评述是研究的热点。从图2来看，文献学家在Time Zone视图中的节点很大，并且辐射整个视图，就是说在2010-2015年间文献学家的期刊论文的发表量很大，主要讨论著名文献学家的文献学思想、主张、贡献、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文献学发展的影响。[3]
（3）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文献学的热门研究领域。图1和表1可看出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节点很大，是中心度为0.13的重要关键词。古籍整理与研究包括古籍保护、古籍辨伪，古籍资源数字化、古籍版本文化、古籍修复与人才培养等。[4]其中古籍数字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古籍数字化相关的应用技术有数字化输入技术、OCR光学识别技术等，这些技术各有优缺点，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发展。
（4）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是未来的文献学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较多的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文献计量方法，丰富了我国文献学的内容。文献计量在我国文献学发展迅猛，可视化技术和知识图谱工具的发展让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在文献学领域所占比重更是大大增加了。[5]文献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呈现出跨学科性，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献学，如在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哲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数量方法、历史法等。
（5）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传统意义上，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有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图2可知，文献学的分支学科目录学在文献学领域内也是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的，2010-2015目录学的目录学理论和目录学史发展迅速。在目录学理论方面，傅荣贤指出《七略》之前所谓的“目录”主要指一书的目录，且一书目录常常只有“目”而无“录”，学界应当加强对早期文献一书目录学的研究[6]；曹金发在《辑录体目录史论》中点明了辑录体目录产生的思想根源；目录学史方面，全根先提出了近代目录学应当分为孕育、萌芽、构建、衰退三个时期，并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
（6）文献学学科的交叉性和跨学科性逐步增强。第一，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等学科都和文献学有交叉，文献学研究融合新的学科内容并逐步成为推动文献学学科发展的有机组成，这应成为未来文献学的发展方向。第二，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联的[7]，因此，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历史学这几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2 文献学来源期刊机构共现图谱及分析
由图3可以看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以及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有关文献学的研究是最多的，其中北京大学以王余光教授为代表，侧重于对文献学整体发展的把握，并从文献学的各方面来论述文献学的进展，主要代表作品有“文献学研究进展”系列；武汉大学以马费成和邱均平教授为代表，侧重于对某本书或者某个文献学领域的人物的文献学价值分析以及文献计量分析，主要代表作品有《Google Scholar和CCD的引文统计分析功能比较--从期刊被引频次角度分析》、《基于期刊作者耦合的学科知识聚合研究》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多样性研究》等，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跨学科性和学科之间的交叉性成为各学科最普遍的特征，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岛，交叉性越来越强。[8]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个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中去。例如文献计量学本来是数学与统计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而今也被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
3 我国文献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3.1 文献学基础理论发展薄弱，未形成完整学科体系
我国文献学理论研究在数量上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主要着重于研究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发展、史学研究和文献学学科体系和分支学科的研究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文献学理论虽说有所发展，但与西方文献学相比，未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还有很大的不足。近代以来，西方文献学的新概念、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带有强烈的近代科学方法论烙印。[9]尤其是分析目录学和新目录学家门在版本鉴定好校勘中进行了许多深层次的理性探索，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5]。除此之外，西方文献学还形成了完善的学科体系，即列举文献学、版本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描述文献学。我国文献学研究者应积极与西方文献学界交流，吸取西方文献学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积极构建我国文献学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
3.2 中西方文献学研究各自为政，交流较少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献学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中西方交流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文献学发展的停滞不前，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任何学科想要发展都必须打破自我封闭式的研究，开阔视野，从“他者”的角度审视自身的特点，从而更准确地认识本学科的本质。直到今天，只有极少数文献学的研究者对西方文献学的零星的介绍，没有更为系统的研究。为推动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我国文献学研究者需打破屏障壁垒，积极了解国外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提出有价值的新课题和研究方向，丰富我国文献学研究的内涵。[10]
参考文献
[1]郭育艳.20世纪西方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9）：42-46.
[2]陈超美，陈悦，侯剑华，等.CitespaceII：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情报学报，2009（3）：401-421.
[3]刘则渊，王贤文，陈超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及其在科技情报中的应用[J].数字图书馆论坛，2009，（10）：14-34.
[4]严昕，白云，林美娟.基于CSSCI（2000-2011）的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知识图谱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4，（5）：105-111.
[5]王余光，刘刈青.2013年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4）：1-8.
[6]魏晓峰.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进展计量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10）：46-50
[7]傅荣贤.出土简帛中的篇题木牍及其相关目录学问题[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1）：106-110.
[8]王余光.2012年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1-17.
[9]周少川.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综合[J].文献，2010（3）：22-29.
[10]何朝晖.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3）：37-43.
[关键词]《传统与个人才能》；传统；现代；非个人化
一
历史总是在相对稳定与激烈的斗争的更替之中不断前进。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出现断裂时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为突出，因而由文化危机引发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必将盛行，旧有的传统文化观将被打破。在文学与文学理论上的发展则表现为在继承传统的精华的基础上，又对传统加以突破创新，从而促使新的流派和理论产生、发展、繁荣。艾略特对传统的创造性理解和对现代的开拓性创新正是对20世纪初社会和文学领域的大变革所作出的回应。
二
艾略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之一。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玄学派诗人》(1921)《批评的功能》(1923)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1933)等。在这些批评著作中，艾略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使其成为新批评派的开拓者之一。
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观深受他在哈佛时期的老师白璧德的影响。白璧德的全部著作几乎都是围绕这样一个主旨：美国的文学批评观必须按照古典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加以矫正。他认定浪漫主义是罪恶的源泉，他对浪漫主义作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而通过对白璧德的著作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绝对地是站在新古典主义的立场上的。“白璧德把现代社会纷乱的喉疾归咎于浪漫主义的课程对艾略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他的文艺批评观奠定了基础”。通过细读《传统与个人才能》，我们可以发现白璧德的文学思想对艾略特的文学理论观所留下的影子。
1917年艾略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也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论文集《圣林》，其中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文章，是艾略特的集大成之作。文中蕴含着极其丰富、复杂的文学理论思想。他非常重视传统，在文中他对传统加以了重新的诠释，并提出了具有现代内涵的新的文学理论思想。因此我们可以称他是传统的现代主义者。对待一个事物我们不成穷尽认识，只能像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的那样“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根植于传统，走向现代的因素我们也只能加以管窥。
三
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20世纪，欧洲文学总是忽略“传统”的制约和引导作用，而崇尚个人主义的发展，强调依靠个人创新来对抗传统和权威。所以长期以来，“传统”逐渐被视为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东西：或者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从而使其成为一切保守事物的代名词，或者它被视为无用的，从而成了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追寻历史“传统”就意味着抄袭过去，墨守成规，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试图校正人们对文学传统的偏见。对于什么是“传统”，艾略特在文中是这样定义的： “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他不是继承得来的，你如果要得到它，就需要用很大的劳力。第一，他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种意识对于任何人想在25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觉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对传统的重新定义集中体现了艾略特的传统观，即他的文学史观。而且我们可以看出，艾略特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传统加以重新释义的。正如蓝色姆所指出的： “艾略特将他的历史学研究应用于文学解读，所以当得起‘历史批评家’的称号。”在艾略特看来，“传统”的意义要广泛得多，传统意味着历史感，而其核心便是“历史意识”，他的大多数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都体现了这种历史感。通过仔细分析艾略特对“传统”所下的定义，我们还可以发现他认为传统对于作家是不可缺少的，不论作家是否意识到，任何创作都不可能独立于传统之外。诗人应该使自己融入传统中，而且要遵循传统。作家只有有意识的认识和依靠传统，传统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然而艾略特并没有把传统看成是静止的东西。他认为：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只有赋予“传统”这一概念，一种新的内涵和张力，以此为基础才可以相应地产生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以此协调自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以来所存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相对峙的尖锐矛盾。
其实，通过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加以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到艾略特对传统的重新定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传统”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艾略特用传统本身对传统进一步发展的观点就具有一种积极的传统意义。其次，“传统”是对过去性和现存性，永久的和暂时的历史意识。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传统，个人只能在传统中进行创造性地创新，它必须在盛行的或现存的文化传统中发挥想象和语言表达的天赋。最后，“传统”还具有权威性和开放性。艾略特认为诗人和“传统”并不是处于对立的，毫不相关的隔离状态。诗人本身就处于传统和历史这个连续体之中，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和意义也就是他在传统中的地位，他与以往诗人的关系。
四
真正的发展在于旧有的事物被不断颠覆，新的事物在曲折中对其加以突破，而突破的前提就是反叛。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艾略特在积极推崇传统的同时，也是这样的叛逆者。
西方学术中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强调文艺理论中的有机整体观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当代西方文论，许多文艺理论家都从联系的观点分析文艺作品的构成。重新审视艾略特对“传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他也继承了这一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观，但他没有把这种有机整体观的着眼点放在个别作品上，而是着眼于整个文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还写道：“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的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一直处于一 种运动的变化过程之中，新的作品不断加入到这个有机整体中，引起了它的适应和变化。
艾略特在遵循文学的有机整体观这一传统的同时，又把每一具体文学作品也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认为，作品的各组成部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有机的组合。这是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又加以创新的地方。
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批评是以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为主导，而针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崇尚情感的自我表现，崇尚个性的基本观点，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了最具现代创新性的文学理论，即著名的“非个人化理论”。文中他提到：“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这实际上就是对控制欧洲文化理论一个多世纪的表现论的反冲，也是与欧洲大陆国家现代文化理论针锋相对的。他强调文学家应该消灭个性，逃避个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消灭个性，艺术才能达到科学的境界。“要做到消灭个性这一点，艺术才可以说达到科学的地步了。”
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批评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忽视或轻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恰好是对这种倾向的反驳。在文中他写道：“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把兴趣从诗人转移到诗有助于对诗作出更公正的评价。这也表明艾略特认为作品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毫无关系，可以脱离诗人的意图而对作品单独加以研究。他的“非个人化理论”颠覆了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和文学家个人方面去解释作品的方法，而把批评的眼光放到了文本上，强调了“诗”在批评中的本体地位，使文本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种把研究的重心从作家转移到作品的理论不但抨击和反叛了浪漫主义，而且直接为新批评派关注文本本身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因此艾略特被称为新批评派的鼻祖。应该说“非个性化理论”是艾略特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是他的文学理论观中的现代性的创新因素，并且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文论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