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美国文化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走进美国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论文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作为中国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转贴于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汉办：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4〕 王宁宁：关于海外“孔子学院”的全面认识，科教文汇〔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152.

〔6〕 刘乃京：文化外交—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新视野〔J〕，2002（3）：66-68.

〔7〕 宗焕平：孔子学院的独特影响力.瞭望〔J〕，2007（11）：96-97.

〔8〕 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J〕，2004年第2期.

第2篇

论文摘要：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亮点在国外凸现，为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索和研究武术在孔子学院的发展状况，认为：武术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在国外推广渐成趋势，但其传播途径和方法尚未完善，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武术文化在孔子学院蓬勃发展，在海外发扬光大。

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我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时采取了及时、果断、有力的措施。其中包括积极参与国际货币组织及各种国际峰会的活动，并对许多组织和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以负责的大国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和学习中国人的长远计划和理财方式。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使得世界更加关注和看好中国，学习中文、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已逐渐成为西方有为一代的追求，“汉语热”也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大亮点。而作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学院，近年来正以惊人般的速度在海外落地生根。乘孔子学院之风，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代表，理应乘势发展。

1武术文化依托孔子学院传播的依据

1. 1孔子学院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并发表大会宣言。宣言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者，其“仁”、“礼”的思想核心是中国厚重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世界上影响深远;中国以孔子命名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正是汲取孔子智慧、传播中国文化的正确选择。诚然，中外合作创办孔子学院，是海外朋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中国向国外汲取文化精华的窗口。

1.2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的一个巨大复合体，包含了中国各个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文化要素。虽然其主体结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不断地在形式和内容上吸收、融合了其他要素，以适应其演化过程中各时代的需要。它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武术源于战争、生活实践和社会活动，其发展变化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有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的影响与渗透，具有内倾性、和谐性、艺术审美等特性。”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哺育下，武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历代华夏民族不断创造、提炼的结晶和生活智慧的凝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1.3武术文化走向世界是一种使命

“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在与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川’〕武术自发源之始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融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精神和价值，武术的民族性正是其自立于世界文化、体育之林的关键。当今世界，是多元竞争的时代，文化是国家间竞争的最有力武器，伴随着孔子学院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中国国家软实力也随之逐步提升。借助孔子学院将中国武术文化推向海外，可谓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世界文化共享，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光荣使命。

2武术文化在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

“孔子学院担当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实行中外文化互动的重任。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曾说，目前海外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估计2010年全球将有1亿外国人学汉语。从2004年中国国家汉语战略浮出水面开始，目前有8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各国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在汉语教学的基础上，书法、国画、剪纸、戏曲等传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代表，武术也在孔子学院以其独特的形式展现着，而且国内相关机构也为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在努力付出。

2. 1武术在孔子学院的表现形式

2.1.1以表演形式出现

不同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自然武术在孔子学院的呈现形式也不一样。中华武术将中国人的智慧与武术技击融为一体，尤其是李小龙等人的传承与发扬，由于大多数外国人对真正的中华武术还比较陌生，因此，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武术表演是他们了解武术的最好方式。例如:中国政府派武术表演团到国外进行的巡回表演，其中就包括在孔子学院的表演，表演呈现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不同拳种和门派的精华内容，为孔子学院的学生和广大民众带来了异彩纷呈的视觉享受，极大地激发了国外人们对中国武术的兴趣。另外，大多数孔子学院在节日庆典和特术活动时都有不同形式的武术表演项目出现。更可喜的是有些孔子学院的学生将自己学来的武术动作拿上表演台，他们穿上颇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服装，饶有兴致的展现着武术文化。

2. 1. 2以课程及宣传等形式出现

挪威卑尔根孔子学院把中国武术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长年驻有两名专业武术教师，开设了太极拳、少年拳以及中医养生等课程，致力于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挪威的推广;喀麦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为学生开设了太极拳班，孔子学院很多同学都争相报名，热切期望学习太极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非洲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通过图片展示、影片播放、文字宣传等方式大力推广中国功夫及传统文化。在孔子学院，身着中式服装练习中国武术的非洲人也越来越多，赞比亚政府和中国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里就已包括了中国武术交流。可见，中华武术在孔子学院的热度极高。

2. 2国内为武术在孔子学院发展做出的努力

为进一步实施中华武术文化在孔子学院的推广，国内相关机构也正在做出努力。如孔子学院总部在河南篙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建立的唯一一个以武术为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基地”，承担着全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武术教学与巡演任务。基地已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武术人才，并组成专业的表演队伍，以期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开展汉语教学和武术巡演活动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

3武术文化在孔子学院的传播对策

“出于文化猎奇，也基于文化认识，世界性学习中华武术成为潮流，中国不失时机的通过境外武术表演、派出专业教练、实施武术培训、举行武术比赛等形式积极推广中华武术，从全球192个国家拥有武术协会的数字上看，国家之多，数字喜人，但值得深思的是每个武术协会所拥有的武术人口十分可怜，而与此同时，西方竞技体育却占领中国市场。”因而，寻求一种更为实际的武术推广方法是当务之急。目前，孔子学院在各国分布广泛，发展迅速，中华武术可以孔子学院作为众多传播“点”，以“点”到“面”的进行辐射性传播，进而覆盖各个国家，这样，武术推向世界的步伐岂不更快?面临的问题是，该怎样借此契机传播武术文化。

3. 1注重表演传播的视觉效应

武术套路的动静缓急、定式与飞动之美;散打的躲闪腾挪、激烈对抗之美，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能激发观赏者的习武欲望。“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句‘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杜甫也曾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著名诗篇中有‘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的描绘。”皆体现出了武术的观赏价值。外国人通过李小龙、李连杰、成龙等了解中国功夫，通过《少林寺》、《霍元甲》、《卧虎藏龙》、《功夫之王》等神往中华武术。武术除了具有非常时效的技击作用，而且其表演功能对推动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曾派表演团在东南亚进行过表演，并促使了东南亚武术馆、武术会、武术学校的成立。后来，又参加了第11届德国奥运会的武术表演，十分成功。”因此，可在孔子学院推行武术文化巡回表演活动，选择代表性强且具有独特文化辐射性的武术项目，演练与技击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融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将武术与中国元素巧妙结合，编排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文化节目到全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进行巡回演出。

3. 2让武术走进孔子学院课堂

“一种文化的兴衰，往往依赖于拥有这种文化的人数。”仁SJ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说，“整个世界舞台正上演着一出大融合的戏剧，‘西方人正在从东方进口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他在书别举例说美国公园里80岁的东方人和30岁的西方人一起打太极拳，有些人还研究中国道家的打坐和内功修炼方法—气功。”武术健身和武术文化修养正在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据回国汉语教师反馈，外国学生最喜欢的中国文化项目中，武术名列前茅。世界人们如此关注和热衷于中华武术，如果让武术广泛走进孔子学院课堂，每天为学生们上一堂武术课，既可以调节学生学习汉语的单调和乏味，提高学习效率，又可以增强其体质，同时还会保障武术在该国具有长期、稳定的传播对象。孔子学院学生是具有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如果让每一个进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了解并接触武术，从他们的言传甚至身授来扩大中国武术在该国的影响，不仅可以使武术知识和技能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中华文化也可以借此机会发扬光大。

3. 3注重武术师资的培养和利用

中华武术以其健体防身、医疗保健、竞技观赏等特点，极受中外人民的青睐。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武术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国的体育文化市场及孔子学院对武术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培养大量道德高尚、文武兼备的高素质武术人才到孔子学院担任武术教师是可选之举，具体做法是:

(1)为适应学生的需要，可通过培养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武术文化知识，以武术文化知识作为讲授内容贯穿于孔子学院课堂，学生对武术文化有一定了解之后，会产生学习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样更有利于专业武术老师的技能传播。

(2)定期派出专业武术教练到国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巡回执教。要想让国外朋友了解到传统武术的精华，就需要配备专业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武术教练。韩国人在此方面堪称表率，为了加快技术的国际化传播，他们曾花费重金向国外派遣大量教练员，以惊人的速度将贻拳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不仅如此，巡回教练还可以避免师资的匾乏，可使各孔子学院所安排的不同时期的武术课得以顺利开展。

第3篇

中国―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成立于2008年12月，其前身为广西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在广西区内的广西民族大学和桂林旅游学院（原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两校挂牌，依托两校承担面向东盟地区的旅游人才援外培训项目。基地旨在充分发挥广西区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交往中的区位和教育资源优势，为东盟旅游业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面向东盟地区的整体战略。基地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6期培训班，共培训了489名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及导游服务人员。面向东盟国家学员开设的培训课程，主要内容有以“旅游管理”“出境和导游业务”、“中国文化”等为主题的20多门课程。以“中国文化”为主题开设的课程有《汉字的起源与流变看中国文化的美学意蕴》、《中国常用社交礼仪》、《中国美食文化及广西特色餐饮》、《陶艺文化》等课程。

一、在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中开设中国文化体验课程的必要性

（一）中国文化课程在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中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和旺盛生命力，在世界各国掀起中国热，随着中国文化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往来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和体验。从以往的在东盟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开展的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课程体系看出，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占到了近四分之一的比例，并且从培训质量调查来看，课程的设计及教学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东盟学员对中国文化课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了解不多，因此，都希望在短期内对中国文化有个直观的了解。

（二）手工体验课程有助于外国学员理解中国文化

在培训过程中，开设代表中国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关的手工体验课，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如在我校开设的陶艺体验课，学员在观摩陶艺老师的介绍演示之后，自己动手制作陶艺，整个课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学员通过这样的体验感受到中国陶艺文化的魅力，并且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到中国陶艺所传递的中国文化元素。在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欣赏的同时也能营造学习氛围，拉近外国学员和中国文化的距离。学员在手工制作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其他课程难以具备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如何在东盟旅游教育培训中开设更多的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体验课程，让学员能够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课教学中需要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之一。笔者以为，传递中国文化把剪纸体验课纳入培训体系中，是个不错的选择。

二、在东盟旅游教育培训中开设剪纸体验课程的优势

（一）剪纸体验课可以帮助外国学员很好地领会中国文化

剪纸是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镂空艺术，通过剪刀在纸张上游走，创造出精美的图形，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从南北朝时期发展至今，剪纸早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民俗生活中的必要文化元素。

2006年民间剪纸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剪纸体现了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1）节庆文化：例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中国人有在春节剪窗花的习俗，窗花的图案可以是“春”字、“福”字，可以是寓意吉祥的花鸟虫鱼；（2）福寿文化：在老人过生日时，送上一幅“寿”字剪纸或松鹤图案的剪纸，则是表示祝福老人健康长寿；（3）婚庆文化： 中国人的婚礼上， 贴“帧保表示双喜临门，婚姻中男女双方共同迎接喜庆的一天，表达婚礼喜庆的气氛和大家对新人的祝福。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剪纸， 它代表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表现纯朴、鲜活的民族创造精神。

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包含丰富中国文化的民间剪纸艺术，以她最美的形式，展现她的亲和力。据何红一教授在她的论文《中国民间艺术走进美国当代社会――亲历与思考》中介绍，她在美国期间，曾在十所大学进行过民间剪纸艺术的交流，深深感到美国大学生对中国这门独特的传统民间手工艺的厚爱，在剪“春”字时，她向外国学生介绍了春节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是一个从造型到内涵都十分美丽的中国文字。通过讲解与创作，他们了解到相关的文化知识。一位教西班牙文化的教授Fred写信向她述说他的感受：“我很欣赏你们通过美丽的剪纸来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在这难忘的夜晚，我的心真的像花一样开了！”

（二）剪纸简单易学，材料普通易得

剪纸的工具和材料普通易得，通常，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可以进行剪纸这种手工活动了。另外剪纸简单易学，常常在懂得剪纸的人指导下，只需要掌握纸张的折叠，再经过三刀两剪，便可产生栩栩如生的图案了。因此它成为当代文化交流中简捷、灵便、具有亲和力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的优势也不断地凸现。学习剪纸是一次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如能使剪纸进入东盟旅游教育培训教学体系，帮助初来乍到中国的外国学员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认识，让他们解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审美观念，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竞争力。

三、以剪纸为例谈中国文化体验课教学设计

教学对象：来自东盟国家的中国―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学员。

教学目标：通过老师的展示介绍及学员的参与制作剪纸，使学员了解与中剪纸艺术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文化内涵；同时掌握一些简单的剪纸技能，能够制作简单的剪纸带回去留作纪念。

教学方法：体验式教学。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内容：春节民俗剪纸（通过剪纸介绍春节习俗文化 示范剪纸 剪纸体验）。

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

播放视频《春节习俗.贴窗花》，引入教学内容，向学员介绍中国的春节剪纸即窗花，并向学员展示有关春节主题的剪纸图片――“福”字，告诉学员，在中国，福字的含义是“福气”，“福运”，“幸福”的意思，春节贴“福”，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γ篮妹魈斓淖T浮！案！弊终着贴表示“福临门”的意思，福字还可以倒着贴，表示“福到了”。“福”字和五只蝙蝠组成的团花剪纸寓意是“五福临门”的意思；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在中国，蝴蝶因为产卵多，是多子的象征，所以，蝴蝶牡丹组和的剪纸寓意“花开富贵，多子多福”。

（二）示范剪纸

1.介绍剪纸工具和材料：出示剪刀、铅笔（在纸上构图用）、红纸（介绍中国剪纸多以红色为主，因为红色在中国代表喜庆，好运的意思）

2.介绍简单的窗花剪纸有对称剪纸和团花剪纸等等，剪纸有自己的语言符号如：月牙纹，锯齿纹等等。

3.示范剪纸：剪“春”字，向学员介绍这是左右对称剪纸，并告诉大家“春”象征着生命和希望，代表欣欣向荣的意思，是一个从造型到内涵都十分美丽的中国文字。春节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再让大家了解春字的构成，会写就会剪。示范六折团花剪纸，先示范纸张的折叠，并告诉学员，在中国，“六”表示顺利的意思，所以选择了六折，祝愿大家顺顺利利。然后在折叠好的纸上绘图，由于制作的是新年窗花，所以以“鱼”为主题，“鱼”和“余”谐音，鱼组成的团花寓意“连年有余”，表示人们对富足美满生活的向往。（三）剪纸体验

1.学员按4人一组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拟定一个主题如“花开富贵”，“连年有余”，“吉祥如意”，“春满人间”等等，创作一个或多个剪纸，可以是对称剪纸，可以是团花剪纸。

2.在创作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互相商量，互相借鉴，也可以到其他小组观摩学习。老师给予每一组具体的指导。

3.课程结束前10分钟，每个小组评选出本组最满意的作品，然后小组之间进行互评，选出最佳手艺奖，最佳创意奖，最具内涵奖。

4.老师对获奖作品进行颁奖，并对每一个小组的作品进行恰当的点评。

5.学员们通过实际操作剪纸对中国的春节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老师可以请学员谈谈在具体体验中的收获，通过相互交流并再一次总结剪纸向我们传递的春节习俗。

四、结语

第4篇

在素质教育大发展的今天，课程改革如火如荼，新教育实验又在我市全面启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得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提升育人品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在深入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在日常教学研究与反思的基础之上，校本课程的开发和运用早已纳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野，对它的探索和研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基础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自2007年我校就确立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科学素养”的研究主题，在这一主题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最后形成了适合我校实际的校本课程教材――《和动物交朋友》（7年级使用）、《牵手植物》（8年级使用）、《巧制标本》（9年级使用）。这三本教材以及《健康教育读本》已被上级部门认可，被评为“精品课程”， 这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我们还根据地域文化和学校特色开发了大量的校本课程，如：《龙文化读本》、《茶文化读本》、《舜文化读本》、《孝文化读本》、《有这样一个日子》、《走进精彩的机器人世界》、《枳沟初中文化手册》、《中学生健康教育读本》等。我们将会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对我们的成果进行进一步提升。今年，我们要求每位教师注意总结和积累，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专业，对课程进行开发和整合，争取人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校本课程，争做小本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校本课程是为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动手能力而开设的，通过对农村教育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把大自然作为“开放教育”的课堂，引导学生去观察认识、感知体验。为了使课题向纵深发展，我们成立了“少年科学院”，下设了“动物探究部”、“科技创新部”、“标本制作部”等8个部，由爱好科学的学生任部长，由责任心强的教师任导师。我们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组织学生进行各种科学探究，亲自到大自然中去感受、去体验，去采集，回来后在导师的指导下制作出各种标本，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又有利于学生科学素养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无论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是使用，都要始终贯穿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指导思想，了解学生的需要，因为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学生是主要实践者和参与者，校本课程要为学生服务。学生在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几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比如，在开发《牵手植物》时，学生们要搜集本地所有的植物（草本、木本）名称、外形、特性等，在搜集的过程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不仅要深入实际生活，还要向别人请教，查阅大量的资料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收获不是一两篇调查报告和科普小论文所能体现的。同样教师也在校本课程的开发实践中增长了知识与学生共同成长。

校本课程不同于基础教育的学科课程，所以对于学习过程来说，校本课程必须注重人的实践，坚持实践第一、感受第一和体验第一的原则，力求达到课程活动化，活动课程化。无论是操作实践还是创作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在感受和体验中才能培养个体独特的实践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巧制标本》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亲自动手采集、整理、制作、展示，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培养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在相同标本的比较过程中，学生们又能相互借鉴，不断改进，使理论和实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校本课程设计的目标应该指向人，使之定位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和谐发展、自主发展。这就要求校本课程目标按主体的成长规律选择课题，在发现问题中培养他们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应用中存在的人文精神，在分析问题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技能查找资料、获取信息、筛选信息、辨别真伪的科学态度和素养，并在解决问题的各项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寻求自我成长的实践精神和创新意识。只有这样，校本课程才能真正补充国家和地方课程过分侧重学科知识体系建构这一课程目标定位之不足，使课程内容由学科知识的构建转向人的能力培养。教师要引导和组织学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课程资源启发他们发现问题，并力求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 来解决问题，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与技能。其中发现问题最能反映个体自我发展中的创新意识，因而也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我们的校本课程考虑到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因此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够引领学生走进生活，激发学生的乐学兴趣 在教学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优势开展教学，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感知大自然。这不仅可以解决课堂教学只管材料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和探究欲望，在实践活动中亲身体验自然的美。我校虽然是一所农村小学，但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如教学《各种各样的茎》一课时，老师们首先把学生带到课外，让他们结合当地特点、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茎，比一比谁采集的品种多。同学们个个兴趣昂然，很快采集到了向日葵、葡萄、瓜蔓、大葱等多种植物的茎。然后，我把这些植物的茎集中起来，让学生说一说，这些植物的茎是怎样生长着的，学生回答：小树、竹子、向日葵的茎是直立生长着的；葡萄的茎是攀在别的物体上生长的；瓜蔓是在地上爬着生长的等。这样既是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自然科学，又是他们在接触自然环境和事物中亲近欣赏大自然。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曾经说过：培养好人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知识经济时代培养人才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像大自然的人文环境中生活与学习――让教育反璞归真。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就做到了这种教育的返璞归真，不过我们的校本课程还不成熟，要形成系列还须努力，在今后的教育中我们要做个有心人，积极寻找，及时抓取教育资源，为校本课程更深更广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探索的道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让校本课程成为学生的成长历程中提升能力的一盏明灯。

第5篇

关键词 中国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 博物馆教育 青少年 合作伙伴

Abstract As a so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edu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museums. In 2007，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 adjusted the first function and task of museums to “education”. Since then， museums projec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round the theme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Meanwhile， the cooperation and contact between museum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have get gradually deepened.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have been accumulate also during this exploration practi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museum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a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the most developed museum education and China which museum educ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two countries do have differences in museum-school cooperated education. By this analysis， we will find problems and get useful experience or inspiration in ourselves.

Keywords Chinese Museum； American museum； museum education； teenagers； cooperative partner

美作为博物馆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博物馆教育理念和悠久的博物馆教育传统。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美国的博物馆教育早已突破了传统因素的限制，在教育内容、形式、媒介上不断推陈出新，几乎全美90%的博物馆都已建立起与学校的合作伙伴关系。

1 美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对接与融合

1.1 发展历程

阶段一：探索期――博物馆教育处于学校教育的从属地位。

20世纪30年代，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促使美国教师突破学习空间的桎梏，开始有老师尝试到博物馆开展教学，开启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探索尝试，博物馆也由此深受启发，教育使命感大大增强。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博物馆和学校交互式的学习模式。许多博物馆教育人员走进学校，并且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开展以兴趣小组为单位的博物馆学习。

阶段二：合作期――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处于平等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博物馆和学校正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合作方案。Hicks就曾指出彼时的“博物馆和学校都在为彼此的合作进行努力，博物馆和学校不再仅仅是资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他们彼此分享交流设计寻找最佳的途径来适用博物馆作为课程资源。”①

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中的教学项目成为合作新模式，博物馆根据学校课程设计展教活动以实现合作目标。②博物馆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博物馆学校是指通过学区与博物馆的伙伴关系，共同设计、实施，以落实博物馆学习的学校。平时，学校带着学生到博物馆上课，同时也在博物馆的协助之下，创造展品、展览，甚至在校园内设计自己的博物馆。”③

到了21世纪，博物馆教育的重点则在于进一步探索如何满足课程及学校教师教学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在博物馆与学校合作实践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还适时颁布了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有教无类法案”，以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博物馆教育的发展。④

1.2 美国博物馆教育的特点

美国的博物馆教育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通常，一座博物馆会将四分之三的教育资源提供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博物馆每年接待学生参观者5500万人次；博物馆根据国家与地方教育大纲，量身制作了各方面的教育活动；每年，博物馆提供1800万小时的课程。”⑤

美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对接的方式主要有：提供到馆参观教学、到校服务、教育资源出借、课程研发（包括博物馆专属课程、学校校本课程、第三方主导课程和博物馆学校）、教师培训与网络服务。⑥总体而言，美国博物馆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自然历史到人文社科、从博物馆到学校、从体验项目到学术研究，从实地教育到网络教育，涵盖了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

第二，教育设施完备齐全。美国博物馆的教育部门不仅为学生开放专业的实验室、教室，还提供学生所需的各种配套材料。

第三，馆校合作意愿强烈。在美国，博物馆对学生的重视和学校对博物馆的重视促使双方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并从资金、人员、组织、时间等各方面给予充分保证。

第四，注重教师教育。造成馆校合作困难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教师缺乏来自博物馆的专业性指导。因此，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在教育活动开展前，经常会开展类似“教育者之夜”、教育者研讨会等活动，为教师提供与专家学者见面的机会，或是为教师提供各种活动指南或教学资料，甚至以博物馆的科研项目为契机为其提供职业发展项目。⑥

第五，扩大社会参与，形成教育合力。美国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同时，还通过加大其他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教育氛围。

2 我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

如前文所述，面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历程是由20世纪末国家教育部门倡导的素质教育改革开始的。“博物馆博大精深，博物馆教育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重视培养一批复合型的教育人才是现代博物馆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⑦但是和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博物馆一直处于学校教育的从属地位。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法上也趋同于学校教育，没能形成独立价值和地位的博物馆教育是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

直到近些年来，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使博物馆由学校的从属与附庸发展成为真正独立的社会教育部门。在教育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下，随着社会大课堂、中小学校外实践课程等一系列项目的实施，使得更多的青少年学生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走进博物馆，同时也促进了博物馆教育资源的正规化、标准化、课程化建设。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史家小学联合开发的校本课程《漫步国博――史家课程》，就是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国博的展陈资源为依据，共同编写适合小学各年龄阶段和各个学科的博物馆教材，带领学生走进博物馆开展教学。⑧

3 我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与启示

3.1 中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博物馆教育以其独有的优势和特色，为我国青少年学生的文化熏陶、爱国主义教育和魍趁赖陆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制度不健全，对博物馆教育认识不到位。以日本为例，立法部门在1949年《社会教育法》的基础上，于1951年制定《博物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博物馆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也获得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⑨目前，我国针对博物馆教育还停留在政策性文件层面，法律基础尚需完善。在《博物馆法》未出台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可以通过设立博物馆教育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博物馆与学校的联系工作；帮助并指导博物馆制定教育计划、开展教育活动，给予博物馆人力、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此同时，政策制度的不到位，也使得一些学校领导和家长对博物馆教育认识不足，形成了只重学校教育而轻博物馆教育的错误观念，没能把参观博物馆当作学习看待，影响了博物馆学习的质量。

第二，博物馆的自身发展有待提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博物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各个博物馆的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很难从人员、资金、设施等方面保证所有博物馆都能满足不同学生的教育需求，博物馆教育水平低使得教育质量更难以保证。为此，对于中小型博物馆而言，应该围绕“教育”的核心职能，根据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发挥自身资源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逐步提高综合实力。只有当博物馆的展览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等得到综合发展时，博物馆的教育水平和效果才能有所保障。

第三，与学校的伙伴关系有待加强。“成功的合作需要学校和博物馆之间形成正式、长期的制度性关系并进行广泛传播”，⑩虽然博物馆与学校已经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二者间未能实现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分享，一些新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和模式变成了昙花一现。除了制度上的缺失，学校教师与博物馆教育人员之间缺少相互理解与交流、彼此目标存在较大分歧、缺少开诚布公的态度、缺乏资金支持等都会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因素。因此，仅靠一方的努力，博物馆和学校很难由短期的合作发展为长期的伙伴。因此“对于整个合作过程来说，需要彼此具有持续的意愿去发展、试验（尝试）和评价，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舍弃制定好的全部计划。”Z

第四，博物馆之间合作研究网络的建立。一方面，博物馆各有所长，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够帮助青少年发现更多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获得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为其提供更加便利的学习条件。另一方面，博物馆发展水平不一，这就更需要通过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学习来取长补短，通过分享教育经验、教育案例和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来共同进步，共同服务于青少年成长。

第五，博物馆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加强。除了与学校的合作，博物馆还应在其教育工作相对成熟时，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通过派遣教育专员、提供教育设施、开展教育活动等方式协助社区工作人员，为青少年打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3.2 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首先，博物馆教育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不能因为博物馆教育的正规化、标准化和课程化，就被学校教育所同化。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博物馆教育理论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结合博物馆自身特点，从教育角度深入挖掘博物馆的教育资源。

其次，博物馆与学校的交流沟通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这既需要博物馆从展陈到教育活动、服务设施、教学资料等方面积极配合学校教育，也需要学校积极主动地利用博物馆教育资源。因此，只有当相关政府部门、博物馆与学校自身、教师与博物馆教育人员三个维度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对接。

注释

① Hicks，E.（1989，September）. Museums and schools as partner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278380）

② Sheppard，B. （Ed.）. （1993）. Building museum&school partnership.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③ 许丽红，高源.美国博物馆学校案例解析及运行特点初探[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6）.

④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6.

⑤ 谢颖编译.美国博物馆联盟探索教育新模式[J].中国文化报，2014-07-08.

⑥ 吴镝.美国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融合[J].当代教育论坛，2011（5）.

⑦ 朱峤.如何提升中小学教师利用博物馆教育资源的能力[J].中国博物馆，2015（3）：48.

⑧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8-71.

⑨ 段少京.现代博物馆教育工作探析[J].南方周末，2003（1）：113.

⑩ 浙江省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与小学深度合作馆校联合开发校本课程[EB/OL].（2013-10-07）.[2016-9-6].http：///news/2013-10-07/783184542.shtml

Z 孔立宁.日本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C].科学发展观与博物馆教育学术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218.

[ Hirzy，E. （Ed）（1996）. True needs， true partners： Museum transforming schools. Washington，DC.

\ Ambach，G.Museums as places of learning.Museum News，1986.65（2）：35-41.

⒖嘉南

[1] Hicks，E.（1989，September）. Museums and schools as partner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278380）

[2] Sheppard，B.（Ed.）.（1993）.Building museum&school partnership.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3] 许丽红，高源.美国博物馆学校案例解析及运行特点初探[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6）.

[4]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5] 谢颖编译.美国博物馆联盟探索教育新模式[J].中国文化报，2014-07-08.

[6] 吴镝.美国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融合[J].当代教育论坛，2011（5）.

[7] 朱峤.如何提升中小学教师利用博物馆教育资源的能力[J].中国博物馆，2015（3）：48.

[8] 段少京.现代博物馆教育工作探析[J].南方周末，2003（1）：113.

[9] 浙江省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与小学深度合作馆校联合开发校本课程[EB/OL].（2013-10-07）.[2016-9-6].http：///news/2013-10-07/783184542.shtml

[10] 孔立宁.日本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C].科学发展观与博物馆教育学术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218.

第6篇

【关键词】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中国

文化产业属于国家整体产业的一部分,在很多发达国家,该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经济发达国家常常也就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经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态势不仅仅是一场市场经济主体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国家文化的战略竞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正在获得国家的高度重视。虽然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略在西方更早获得政府和民间的关注,在战略制定的层面上也比中国走得更远,但近年来,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了。

其次,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各自国家的整体战略是相一致的。在美国,文化战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利器之一;在欧洲,文化成为国家重振雄风的旗帜;在日本和韩国,文化成为打开世界市场的触角;在中国,文化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别、体制上的差异等,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也不同,需要深入分析和认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的不同之处。

一、战略目标之比较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依据和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意图,也就是先有文化战略后才有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不是基于整体文化发展战略,是就文化产业战略论文化产业战略,必然是盲目的,也是肤浅的。国家的文化战略目标,是指国家规划文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预期达到的发展目标,构成评价文化发展成效的一个标准。文化战略目标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它指明了文化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纲领。

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战略并没有建立起具有一套切实、完整、合理和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的战略目标。《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发展目标”的章节中这样描述:“到2010年,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完成‘十一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文化建设的任务,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可以看出,这样的“总体目标”表述并未确立一套清晰和可操作的战略目标,只是一些具体属性的笼统描述。在文化发展进程中,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不是简单地解决一般性问题,是引领其航向的明灯,缺少这个科学的战略目标指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的方向就不清晰、发展速度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蜕化变质。

从发达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看,在这方面都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如美国“以文化产业服务于全球霸权战略”,借助于强大的文化及其产业实现全球霸权,这种模式人们将其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所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一方面美国借助于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攻城掠地,赚取大把钞票;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改造全球大众的意识,以此来为美国的称霸进行合理性辩护,同时又通过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影响全球受众的观念来进一步培育美国文化的消费市场,促进文化经济上的丰收。这种前后呼应的双丰收战略,正是美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法则,也是美国的文化战略目标。

还有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陆文化大国,也提出了各自的文化战略。《法国文化政策》宣称“文化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法国应当成为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典型国家”;而后的《德国文化政策》也强调要建立“文化国家”。此外,日本与韩国几乎同时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新加坡也提出了自己的“新亚洲创意中心”战略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只有确定了文化战略目标,才能指引文化产业向前发展。

二、战略意识之比较

任何产业的发端,总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是文化版的“逼良为”。这种传统观念,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的基本路径同出一辙。建国以来,强调文化只有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了其产业属性,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不容商品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的产业属性开始凸现,并未得到扶持。进入新世纪后,才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属性由此得以“正名”。

纵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虽然文化的产业属性得到了认可,在推进产业发展中,仍时不时有反对之声涌现。如近年来出现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等纯娱乐化节目,就被某些学者和媒体讽刺为“低俗”的代名词。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争,是历史遗留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反应。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只有事业而没有产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产业从事业的夹缝中伸出头来,遭到非议和打压是必然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工业社会出现文化工业,文化走向产业化是其中应有之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文化事业或者不重视文化事业,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将文化事业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如法国将发展文化事业上升到推进文化民主化的高度,并将文化普及工作当作一项社会工程来完成,政府不遗余力地为民众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民众能够平等地享受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权利。其次是推行“文化分散政策”。

巴黎是法国的文化中心,文化设施齐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外省的文化生活则显得落后、单调和贫乏。为了减少区域间的文化差别,以防止文化的非均衡妨碍文化民主与平等的实现,法国致力于实施文化分散政策和倾斜政策,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向外层,以促成全国文化的平衡发展。在新加坡也是如此,政府认识到,要实现创意产业战略目标,最基本的是从夯实创意基础做起,也就是从政府、优质公共空间的打造以及创建创意社区入手培育民众的创意观念和文化消费市场。这些国家经过长久的注重文化事业的基础性,使得文化产业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更多人力支撑以及带来更长久的经济实效。

三、产业规划之比较

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各地为了赶上这趟潮流,纷纷宣布要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并提出了各种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文化产业荣及一时。各种“文化产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乱象的出现,显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上的无序零乱。首先,从全国布局看,据统计,在大陆地区的3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有超过一半的省份有建立各种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规划。一方面这些规划表现出发展思路单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区域特色不够明显的特征;另一方面有些省市根本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条件,但是为了搭上文化、创意的这趟“列车”,也盲目地设立各种文化产业园。

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向市政协常委介绍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时透露,本市在现有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基础上,将新增加中国影视生产基地等8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目前这8个产业聚集区正在规划建设。2005年4月,上海市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授牌成立后,第二批、第三批接着推出,至2007年上海停止对创意产业园的授牌,上海共拥有7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广东,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也在建立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表明出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层面上都显示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无序性和零乱性,也就是这些规划表现为缺乏长远打算与战略规划,盲目决策和无序行动。

从区域发展态势来看,与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不平衡的形势相一致,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在整体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资本的局部过剩。文化产业诸多指标显示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但是投资收益数据却显示出西部省份高于东部地区。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发展不足,但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资本过于集中,逐步成为文化资本输出地区,而西部的投资机会则好于东部地区,成为吸纳投资的最佳区域。

韩国文化产业规划在2005年前共建成7个文化产业园区,包括大田(尖端影像、多媒体业)、清州(学习用游戏业)、春川(动画业)、富川(出版漫画业)、庆州(VR基础产业)、光州(设计、工艺、卡通形象业)、全州(数码影像、音像业),每个地区的发展重点都有所不同,这样既能体现出差异化及特性,又有利于各园区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形成全国文化产业链,优化资源组合,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提升研发生产能力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韩国的实践表明,发展文化产业不能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扩张,必须把握产业发展的规律,富有前瞻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科学决策,既要解决好短期与长远发展问题、重点发展与协调发展问题,又要解决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问题,才能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韩国这种详细的、结合地区实际的产业规划值得我们借鉴。

四、产业主体之比较

战略的主体问题,是指产业发展中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即经济关系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的问题。纵观全球产业发展的历史,从表面上看,市场化都是政府推动的,似乎政府就是产业发展的主体,然而本质上却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针对重商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利用政府“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的传统思路,斯密提出的相反见解是,取消政府干预,因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自斯密后,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提倡政府管制,但西方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强调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一样,以企业为发展的主体,坚信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只是在其中起“守夜人”的角色,对经济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对违反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裁决等,而把其他的经济行为全都交给企业运作,让文化自己“造血”,按照其内在规律实现滚动式、跨越式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政府管文化的同时在办文化。我国的文化领域长期处于政企合一的体制中,企业的体制、机制、利益、理念以致各种资源的配置,都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产权界定不明晰,主管部门约束太多,文化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和市场主体。一方面文化企业决策、经营受制于政府,无法自主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企业又对政府有严重的依赖性,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品。政府对文化的长期“包养”,造成的文化产业的成长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企业没有经营风险,没有投入产出的概念,所以可以不顾成本、不顾收益、不顾企业发展的必要积累等因素或盲目投资或扩大规模,这对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极为不利

五、市场策略之比较

在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市场开放战略思想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几乎只有美国)所实行的完全自由开放政策,也就是“无为”管理方式;另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包括加拿大等几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文化例外”政策。但即使是实行“文化例外”的原则,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市场战略仍然是属于开放式的,只是这些国家在开放的同时为保护本国文化传统而采取了某种特别的保护政策。

自由开放政策是传承自由主义传统,以强调文化产品生产与营销的高度市场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预为主旨,注重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从历史上看,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曾是“文化例外”原则的首倡者:在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中美国坚持协议应有“保留条款”,允许各国不进口那些“可能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商品”,那是美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上尚未成为主角。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汽车和航空等传统工业而成为美国出口第一产业时,美国就开始鼓吹全球文化市场的自由开放,反对包括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在内的“文化例外”原则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当今文化产业独霸全球,当然希望开放全球市场以有利于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而其他文化产业弱势国家则强调通过保护原则来保护本国文化产业免受美国的入侵,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中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特别是长期对文化产业的属性认识不清,导致了重事业而轻产业的思想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所以对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放则采取了半开放的模式,一方面通过采取组建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强势文化企业的措施来确保与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以期WTO后时代国内文化市场不至于被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瓜分;另一方面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采取逐步放开文化市场、鼓励竞争等措施,促进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从根本上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又使文化产业长期处于“温室”中,缺少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基因,其发展显得步履蹒跚。

六、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确立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建设文化创新大国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延绵5000年而不中断的国家,华夏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神州大地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由南到北,从东至西,民族众多、物产丰富、语言多样、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艺术乃至建筑和各种历史遗迹数不胜数。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是文明古国;从资源角度看,中国属于文化资源大国。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却又不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是指那些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生产力对世界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是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文化资源也不丰富,却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文化强国。如何使中国由一个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转变成为文化强国就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元命题。

文化不同于化石,化石可凭借其古老悠远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国家也因之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文化不仅需要积淀,更需要创新。文化创新意味着打破垄断,意味着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文化创新不仅可使中华文化产品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更可以保持中华文化强大的竞争力;以创新抢占文化阵地制高点,它通过大幅提高中华文化产品的起点和层次,使竞争者难以效仿,将竞争者甩在后面。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只有创新,才能使传统文化更具生命力,使现代文化更上一层楼、更具竞争力。文化的创新,是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文化强势与外来文化抗衡的法宝。

纵观国外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无不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应当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一个文化创新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只有建设一个文化创新大国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复兴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从单一实业化转到事业导向下的产业化

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方面存在着机制体制上差别,长期以来中国注重文化事业而轻视文化产业,西方重视文化产业但不忘文化事业的基础作用。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呼声日益高涨。

应及时将政府以及民众的目光由单一实业化转向事业导向上的产业化上来。但是必需强调的是,这种产业化必须以事业为导向,并不是指只有产业没有事业;事业的导向也不是由事业独霸天下,是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竞争发展中,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产业上以及分配到促进产业发展上来。无论如何,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意识形态性、公益性,即事业型;二是精神消费与经营性,即产业性。即使是具体到文化产业本身,也有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传承性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是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一个“反哺”的过程,当文化产业发展一定阶段,它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事业是产业的基础,在重视文化产业的同时不应当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如美国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而又培育美国文化的消费市场,促进文化经济上的双丰收,达到其“文化帝国主义”目标。文化只有采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路径,才能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才能加大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与中国相称的大国地位;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转变政府职能――从传统的双重角色转到管理服务和引导

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但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上的领导,政府只是在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如制定文化产业战略、广纳创意性人才、出台优惠政策、提供公共基础服务、综合协调文化产业园区之间、园区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加强知识产业保护等。政府不是也不应当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也不是产业发展的最终决定者,仅仅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服务提供者。

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只有实行政企分离,才是生存之道。要理顺企业和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让它们各自“归位”:让企业成为市场的基本经济单元和竞争主体,让政府也从垄断经营着变为市场竞争的组织者。确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文化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文化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要积极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着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建立政府推动型和企业市场化运作型相结合的文化企业。

(四)市场化运作――从指令性转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通过政府计划直接分配资源。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是文化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配置者,通过政府同意的计划和行政指令具体分配文化资源。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集中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很难做到文化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于没有对文化进行产业运作,未引入市场机制,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首先,文化没有建立起自身的投入产出机制和文化经济效益理念,文化产品和服务无法在市场上得到价值实现。

其次,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的人力资源常常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从而导致发展的盲目和失衡。

再次,文化发展主要靠政府过问和财政拨款的方式,严重束缚了其自身的发展。最后,产权部明晰,文化泛政治化,导致决策缺少科学性和实效性。

只有将文化从指令性计划转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化运作,建立起文化的投入产出机制,树立经济效益观念,使文化投入在市场中能得以实现合理回报,才能形成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摆脱长期以来文化发展依靠外界投入的非生产性的尴尬局面,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对此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包括深圳华侨城集团、北京歌华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乃至风靡全国的“超女”等,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通过盘活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的大投入、大产出的经典之作。

(五)文化产业市场开放策略――“原则开放、例外限制”

在文化产业市场开放战略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实行完全开放的战略;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在开放中实行“文化例外”原则,即使是实行“文化例外”原则,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策略仍然是开放式的,走的是“中间路线”,只是在开放的同时为了保护本国文化传统而采取了某种特别的保护政策,即“原则开放、例外限制”。

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实际上走的也是“中间路线”,采取了“例外开放、原则限制”,即一方面通过采取组建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强势文化企业的措施来确保与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以期WTO后时代国内文化市场不至于内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瓜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放开文化市场、鼓励竞争,促进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从根本上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这种方式隐藏着很大的隐患:行政手段组建大型文化集团,并对其进行政策、税收等方面的倾斜,势必会造成文化市场各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反过来看,对于这些不是从市场竞争中自然成长而是在政策的“被窝中崛起的”的文化集团来说,能否发挥自身活力,能否能健康发展也值得怀疑。在取向上,这种“例外开放、原则限制”的模式应该改为“原则开放、例外限制”模式,应当对全球的文化资源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不应过多强调“本土内容比例”;应该鼓励本国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应当将文化创新放在首位,而不是将保护放在首位;应当把政策的着眼点中心放在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文化产业主体,主动出击上,而不是放在抵挡国外大型文化企业的“入侵”,被动应战上。对于那些涉及国家核心文化安全的属于例外类的文化产业与产品,应当根据世贸组织中关于文化产业的特殊保护政策对本国文化给予大力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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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永文,李谷兰.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和措施[J].北京观察,2003(12):55

第7篇

论文摘要: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以自己的养蜂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蜜蜂组诗”，展示并剖析了她那敏感的内心世界，婚姻生活的痛苦，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普拉斯不是直白地扦写自我，而是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意识。她的诗歌里引用了很多神话、窝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等，这就使她的自白诗与历史文化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美国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发端于1950年代末期，盛行于1960年代。自白派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试图建立针对自我的分析学”，他们打破了艾略特的已经僵化了的“非个性化”模式，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即通过暴露自我和分析自我来揭示那一代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以达到宣泄受压抑的情感的目的，使烦乱的内心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这很能引起生活于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的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自白派诗人并不是直白地抒写自我，而是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意识。他们的诗歌引用了很多神话、寓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与历史文化形成互文关系，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可以说自白派诗人是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展现和剖析自我，他们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使得人们对自白派诗歌的兴趣越来越浓。

普拉斯从小就很有文学天赋，勤奋好学，且有远大抱负，她想成为一个“想当上帝的女孩”和“女人中有名望的女人”。她进大学前就已经发表了不少诗作。就读麻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期间，她发表的作品多次获奖。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 ， 1930-1998)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很快结婚。婚后，他们曾一度返回美国住在波斯顿，专事写作，休斯的第一部诗集获得一项诗歌奖，这实现了普拉斯向他许诺的要帮助他成功的诺言。1959年普拉斯参加了自白派诗歌主将罗威尔(Rob-ert L，owell，1917一1977)开办的诗歌写作班，深受影响，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了自白派诗歌的一员大将的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一1974 )。是年底夫妻返回伦敦，随后住在郊区，继续勤奋耕耘，偶尔也骑马、养蜂，以增添生活的乐趣。所有这些经历，都先后成了普拉斯创作诗歌和小说的题材。1962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巨像及其他诗歌》( The Colossuss and Other Poems)。

由于普拉斯本人的个人嫉妒、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性别角色认识的差异，以及普拉斯家族遗传给她的抑郁症的复发，她和特德·休斯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休斯另有情人，普拉斯带着孩子孤独、恼怒地生活在伦敦郊区的一所旧房屋里，手头十分拮据。第一个小孩才两岁半，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她内心的苦恼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作为诗人和小说家，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写作，因深受罗威尔暴露自我的主张的影响，她的内心世界就通过她的作品呈现了出来。1962年10月她主动提出与休斯离婚。离婚后的她获得了自由，才思泉涌，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写下了奠定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25首诗歌，其中有《拉撒路夫人)、(阿丽尔》、《爸爸》、《高烧103度》以及五首“蜜蜂组诗”:《蜂会》( The Bee Meeting) ，《蜂箱的到来》( 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蛰》(Stings )、(蜂群》( The Swarm)和《越冬)( Wintering)。她对离婚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从她写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它们会让我出名的。她从郊外搬进伦敦城里的一间寓所，雇了钟点工帮忙料理一些家务，努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的自传体小说《钟罐》(Bell Jar)也于1963年1月出版，新诗集手稿也编排好了。可惜的是，那年天大寒，是伦敦150年一遇的最冷的冬天，再加上她的抑郁症和失眠，她没有像她在“蜜蜂组诗”的最后那首诗《越冬》的最后一句诗行里所说的那样，要度过寒冷的冬天，期盼“品味春天’，①，就于1963年2月11日在家中用煤气自杀身亡。

“蜜蜂组诗”收录在她死后由她前夫休斯稍作整理后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诗集《阿丽尔》( Ariel ，1965)中。其实这个诗集在诗人自杀前就已经由她本人编排好了，“蜜蜂组诗”被诗人放在诗集的末尾作为压卷之作，其寓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熬过“属于女人的冬天”(《越冬》)，进人来年，迎接春天。但在1965年出版于英国和一年之后出版于美国的这个诗集，并没有按照普拉斯的编排顺序。当时休斯并不十分了解普拉斯，甚至是歪曲了普拉斯的本意，他把她的描写自杀的几首诗放在诗集的最后，用以表明诗人的自杀和她的这些诗有关。

普拉斯确实对自杀很着迷，自杀之前已经有过几次自杀念头。她也写过几首流露出自杀情绪的诗，如(拉撤路夫人》就说“自杀是一种艺术”，《瞿黍花》也表达了对死亡的着迷。难怪(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把她看成是“自我毁灭的、充满激情的天才”，还把她与嗜酒如命、英年早逝的艾伦·坡并列在一起。但这些是否就说明了诗人对生活一点信心都没有呢?尽管生活中有许多烦恼和挫折，尽管她那么年轻就主动选择了生命的终结，她其实一直徜徉在艺术的殿堂，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常被研究者忽略的“蜜蜂组诗”中窥见一斑。诗人在这组诗里，对自己的处境，自己与外界环境、家庭、艺术等的关系做了较完整的剖析，阐发了她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要冷静地对待寒冷漫长的冬季和渴望下一个春天到来的愿望。

《蜂会》写的是诗人跟着一群村民去山林捕捉蜂后的经历，揭示出诗人在群体中的处境和感受。一开始，诗人就将自己置于脆弱和分离的地位，与村民格格不人。到桥上来迎接她的那些村民，戴着手套、帽子和面纱，而诗人却穿着没有衣袖的夏裙，脖子也裸露在外:“我没有保护”，而“他们都带着手套和头巾”。村民们要诗人随他们到树林里去，把那些未过的雌蜂搬走，目的在于保护蜂后。可蜂后并不领情，“她很聪明”，飞向天空去了。诗人在这里认同的还不是飞走的蜂后，而是那个空巢，即那个幸存下来的“山林中的白色盒子”。为何那个盒子令诗人“感到如此寒冷，’?原来诗人是在感叹自己的空巢。她写此诗的时候刚刚离婚，她把丈夫赶出了家门，她却不愿意走，也不能走。一方面是因为她有两个待哺的小孩，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是美国人，远离家乡。“我不能跑开，我生根了。”“我若不能永远跑开，我就不能跑开”。此外，她也十分倔强，不肯向困难低头，“我是巫师的女儿，决不退缩”。

她和村民们一起进人树林去会蜜蜂，但她那身打扮肯定会遭到蜜蜂的攻击，于是一位村民将她严严实实地裹起来。由于她天生脆弱胆小，未能融人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中去，被裹起来后，又要近距离靠近蜜蜂，内心的恐惧反而增加了。她幻想自己变成“马蹄筋丝”以保护自己。“现在我是马蹄筋丝，蜜蜂不会注意到/他们不会闻到我的畏惧，我的畏惧，我的畏惧。”“如果我站着不动，他们会认为我是/马芹菜。”诗人把自己想象成达夫妮，变成植物，逃避侵扰。众所周知，在希腊神话中，达夫妮(Daphne)是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她为了逃避天神阿波罗的性骚扰，变成了一棵桂树，以保护自己。在(蜂箱的到来》中，达夫妮神话再次出现:“我想它们是否会忘记我/要是我将锁打开，站到后面/变成一棵树。”通过这几行诗，诗人刻画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她与居住地村民的关系以及她努力保护弱小的自己的心态。

她即使变成了植物将自己掩藏起来，内心的恐惧也没有减少。她敏感的大脑却进人了另一种境界，周围的植物都活动起来了。山林中的蚕豆花在“扇动它们的手”，这些蚕豆花犹如“黑色的眼珠”，令人心生恐惧，其叶子像“穿孔的心脏”，在滴血;山植在“扼杀自己的孩子”。诗人在这两段对充满恶意的植物的描写中，用了“scarlet flowers"(红花)和“hawthorn"(山植)，这隐含了对19世纪美国作家、(红字》( Scarlet Letter， 1850)的作者霍桑(Nathaniel Haw-thorn ，1804一1864)的观点的引用和认同。霍桑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恶，罪恶是人类的天性。他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好小伙布朗》(The Young Goodman Brown)写布朗走进森林，发现所有树木皆发出邪恶的熊熊火焰，当地教区不同身份的人都在参加那个好似“魔鬼晚会”的聚会，连他的新婚妻子也在其中。这个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从幼稚走向了成熟，获得了一种对人生的顿悟。普拉斯在这里表达了她从单纯走向认识到人性中隐藏着罪恶的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在根据骑马经历而写成的(阿丽尔》中，读者也能窥见:诗人天没亮就骑马出发，看见天空渐渐明朗，她感到自己好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从愚昧走向了文明，变被动为主动，像一支箭射向太阳，同时又像一滴露珠，将被太阳融化，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在她看来，成熟带给自已的是恐惧和毁灭。

这首诗是蜜蜂组诗的第一首，时间是夏天。蜜蜂组诗开始于夏天，终于冬天，展望春天。组诗的最后一行，也应该说是诗人自己编排的(阿丽尔》诗集的最后一行，是结束在“春天”这个词上。这样的时间安排恰好与19世纪主张追求精神充实的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 Walden ，1854)十分类似。《瓦尔登湖》的描写始于夏天，是以“春天’，篇结束全书的。我们完全可以猜想，普拉斯接受了梭罗的时间周期观，也有可能接受了梭罗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未来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

夏天意味着最强盛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最出成果的生命期。诗人在这一年，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一本诗集正在印刷，也找到了第一部小说的出版商。可是她却把自己的丈夫拱手让给另一位女人。她开始思索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包括跟邻居，跟其他女人，跟自己的关系，重新评价自己，改变自己。诗人这年刚好三十岁，正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她在这第一首蜜蜂组诗里，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诗人做了回答，如一开始:“这些到桥上来迎接我的人们是谁?/他们是村民。”第四小节:那些卷须往茎上拉的是血块吗?/不，不，那是某天可以吃的红花。”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当然也没有必要找出答案。如第三小节:“哪一位是教区牧师，是那个穿黑衣的男子吗?/哪一位是接生婆，是那个穿蓝色外套的人吗?”这首诗以问句开始，以问句结束，全诗共有十一个问句。这充分说明诗人在进行反思，在剖析自我。然而过多的反思却令她疲惫不堪。

在《蜂会》中，“白色的盒子”(即蜂巢)犹如棺材，令人心生悲哀，她因处处设防而显得很被动。但到了组诗的第二首(蜂箱的到来)中，那个“干净的木盒子”(即蜂箱)则是她主动订购的、她将拥有并为之负责任的东西。盒子上了锁，她想打开盒子，但是又怕在里面骚动的蜜蜂会跑出来蓄她，将她毁灭。内心的矛盾冲突通过“盒子”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剖析。这个盒子意象多次出现在她的诗歌里。在纪念她父亲的早期诗歌(养蜂人的女儿)( The Beekeeper’s Daughter)中，养蜂人的女儿就曾经跪下来往蜂箱里看:“我把眼睛放在洞口，遇见一只眼睛/又圆又绿，像一滴优伤的眼泪。”蜂箱中那个蜂后的优伤的眼睛引起了这个女孩的共鸣。但在《蜂箱的到来》里，蜜蜂不是闷闷不乐，而是狂怒。实际上，与其说是诗人听到它们狂怒的声音，不如说是诗人听到了自己压抑太久而发展到了狂怒的声音。黑压压一群蜜蜂在黑黑的蜂箱里爬行，愤怒地想外逃，这使她联想到非洲黑奴，好像他们在船舱里拥挤在一起，被运往海外，很值得同情。接着诗人又把蜜蜂比喻成罗马的一群分不清是非的愚民。诗人自己不是恺撤，既听不懂它们的话，也不能主宰它们。这个比喻使读者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朱利阿斯·恺撤》中的一个场景:在罗马广场，一群愚民在布鲁特斯和安东尼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演讲中，时而觉得恺撤有野心，时而又觉得恺撒没有野心，完全分不清是与非。蜂箱是诗人自己订购来的，她是蜂箱的主人，有权利处置蜜蜂。诗人说“它们会死。我无需给它们任何东西吃。”值得庆幸的是，诗人不想对蜜蜂实施完全的控制，“我想它们一定很饿”这句诗行已经暗示了诗人不会拒绝给蜜蜂食物的，她会让它们获得自由的。她不知道自己释放蜜蜂后，蜜蜂会怎样对待她，于是她又想变成一棵树以保护自己。仅变成树枝树叶还不够，她还要穿上太空服，戴着葬礼面纱，以便蜜蜂完全看不出她来。诗人同情蜜蜂，又害怕蜜蜂。矛盾的心态通过几个比喻跃然纸上。 这首诗里，蜜蜂已幻化为感情受到压抑的诗人自己。她害怕自己的记忆和愤怒战胜她。狂怒的蜜蜂所发出的“难以理解的音节”，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内心深处愤怒的声音，这种愤怒的声音不能表达出来，是最令她“心生恐惧的东西”。诗人有强烈的冲动要释放蜜蜂，这隐含她有强烈的冲动要暴露自我。但把自我暴露于有偏见的社会，有可能遭受世人的讥笑乃至攻击，所以她想在释放蜜蜂的同时，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蜜蜂的困扰。这时被放出来有可能蛰人的蜜蜂又被幻化成有可能对她造成伤害的社会。这首诗表面写的是养蜂人打开蜂箱，在深层面上看来，可看作西方妇女想释放自己的受压抑的情感和自白诗人暴露自我的矛盾心态。在形式上，其余四首蜜蜂诗都是整齐的每小节五行，惟有这首与众不同，最后一句“盒子只是暂时的”成为独立的一节，这表明诗人有意识地打破形式，要将蜜蜂释放出来，也就是要让自己受压抑的内心世界最终爆发出来。

组诗的第三首《蜂群)体现了诗人的历史意识。她在1962年10月回答采访记者时说:“我发现自己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现在读的历史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目前我对拿破仑很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有历史意识。”这首诗被普拉斯置于蜜蜂组诗的中间。在诗人亲手编排好的手稿中，其他四首都是用打字机打好的，惟独这首是手抄的，很明显是后来才被放进去的，而且这首诗看起来也好像与蜜蜂主题有些背离，似乎不能归人蜜蜂组诗当中。不过，诗人将其归人组诗，自有她个人的道理。这首诗是因蜜蜂而展开的一组联想。

《蜂群》一开始，说有人在街上“啼，啼”放枪，原来树上有一群蜜蜂，开枪者是一位很务实的生意人，他开枪射击蜜蜂群的理由是“它们会杀了我的”。他的话是虚拟语气的完成时态，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蜜蜂干掉了，他要是不先下手，蜜蜂就可能先蓄他了。不过，诗人却觉得，制造流血事件的原因，恐怕是“嫉妒”吧。蜂群被驱赶得四处逃窜，这使诗人联想到拿破仑和他的军队，于是《蜂群》的中心人物就成了拿破仑，蜜蜂就被比喻成了拿破仑的军队。“刀枪出鞘是对付你，/在滑铁卢，滑铁卢的拿破仑”。“最后一块胜利的勋章。/蜂群被打进向上翘的草帽，/厄尔巴，厄尔巴，海上的一个大疙。”拿破仑的军队最后一次在滑铁卢同反法联军作战，结果大败，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群龙无首的将领们，像虫子一样爬进人坟墓般的神完，只在历史上找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而那些蜜蜂们却走进象牙宫殿的新坟墓，为新的帝王效力。蜜蜂的四处逃窜，还让诗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他们密密麻麻挤在车站，这车站就像蜂箱，被来来去去的火车拉往集中营。

一群蜜蜂，让普拉斯联想到拿破仑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集中营，还有在(蜂箱的到来》中提到的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罗马帝国时期的没有主见的愚民等，诗人的历史意识可谓深矣。普拉斯曾经说过，诗人“应该能够用见多识广的知识头脑来控制和操纵哪怕是最令人心生恐惧的经历”。T·S·艾略特曾经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人在创作时应该有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要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能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普拉斯等自白派诗人虽然不主张“非个性化”，其实他们还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置于历史的长河。普拉斯的历史、文学知识非常丰富，她把创作放在神话、寓言、文学史和战争史这个巨大的背景中，将自己的才能与文化历史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真正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组诗第四首(蛰》中，诗人看见那些忙碌的工蜂，觉得自己在几年的婚姻生活中，就跟那些工蜂一样操持家务。她根本不想成为工蜂一样的人，倒希望成为蜂后。这表达了诗人作为家庭主妇的自我和作为诗人自我的矛盾心态。诗人看见的只有雌工蜂，它们是“长翅膀的，普普通通的女人/酿蜜的工蜂。”这些雌蜂只知道来回奔忙，它们的消息就是盛开的樱花和三叶草。普拉斯写这组诗时，刚解脱婚姻，她曾经有过的痛苦的婚姻生活就不可避免地隐含在诗行之中。她说:“我不是工蜂，/虽然几年来我吃灰尘/用我浓密的头发擦干碗盘。”诗人在这里用了西方妇孺皆知的“灰姑娘”故事，表达她作为英国诗人休斯的妻子的苦恼。她为了帮助丈夫成名，揽下一切家务，做丈夫的秘书，但是她作为诗人的梦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到头来丈夫却有了外遇，她感到自己的付出实在不值，为此十分恼怒，甚至大动肝火。“吃灰尘”还隐喻《圣经》中对蛇的惩罚。夏娃被变成蛇的撤旦引诱吃禁果，上帝从此惩罚蛇吃泥土。另外，耶酥的追随者Mary Magdalene用她的眼泪为他洗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他的脚，为他服务。而生活于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现代社会的普拉斯，不甘心做灰姑娘和追随者、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角色，也不愿意像夏娃那样忍辱受罚。她渴望自己的独立，渴望自己能有所作为。

在这首诗中，普拉斯还叙述了工蜂对人的袭击。蜜蜂蛰人之后，必死无疑，但它们毫不后悔，反而觉得“死了也值”。而诗人却不愿意这样，她拒绝死亡，当然也就不去攻击。她说:“而我，一只蜂后，要拯救自我。”她特别关心蜂后的命运，想象着蜂后离开了那个坟墓一样的蜂箱，可能飞向天空去了，像一颗红色的疤痕，又像一颗红色的彗星。疤痕比喻正在康复的伤口，彗星则是好运的象征。显然，普拉斯在这里把自己认同于那只已经飞走的蜂后，觉得自己也从不幸的坟墓般的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飞向了天空，受伤的心灵已经结痴，不久将痊愈。自己也会很快交上好运，未来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组诗的最后一首《越冬》写诗人在孤寂中的反思。冬天到了，蜜蜂不再忙碌，开始过冬。诗人养蜂所获得的六罐蜂蜜，被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中间，旁边是“发臭的果酱”、“光亮的空瓶”和“某某先生的荷兰酒”。这隐含她在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成功的收获伴随着许多对青春岁月的浪费。对蜜蜂而言，现在是“坚持下去的时节”，“寒冷逼近”了，就“聚成一团，/黑色的心智对抗着白色的一切”。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时，蜜蜂就将死者的尸体搬出蜂巢。但诗人发现并感叹到，这些蜜蜂全是雌的(The bees are all women，或者说忙碌的人都是妇女)，她们永远是高贵的淑女，而那些男人却“愚钝、笨拙、结巴、粗俗”，怪不得他们在冬季都死掉了。这道出了普拉斯对背叛感情的前夫休斯的满腔憎恨，也赞美了辛勤劳动并独自苦熬于冬季的女人。普拉斯在最后两节对自己的状况做了一番描述:冬天只属于女人。一位女人仍然在婴儿的摇篮边编织，身体因冷而卷束成一团，脑子变得麻木，不再去想太多的问题，只希望火炉不会完全熄灭，能进人到第二年，品尝圣诞节的玫瑰，然后高飞，去品尝春天。

普拉斯的父亲阿托·普拉斯(Otto Platte)是哈佛大学的德语教授和生物学家，曾经写过一本《蜜蜂与它们的生活方式》(Of Bumblebees and Their Ways ，1934 )，详细记述了蜂群的生活，如引诱蜜蜂人蜂箱、蜜蜂如何蟹人、怎样越冬等。尽管其父在她八岁时就因病去世，父亲对她的影响却非常大。她很小就对昆虫感兴趣，八岁多时就发表过描写小昆虫的散文。她父亲是德国人，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成人的普拉斯对父亲的感情爱恨参半，这种情感在她的诗歌《爸爸》中有强烈的表述。普拉斯养蜂和写蜜蜂组诗，也可以说是对早逝的父亲的纪念。

第8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汴宋文化；文化新态；学术眼界；学术境界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长期繁荣和走进意识积淀，造成人们的中心文化心态。随着时序更迭、时代变迁，中原文化心态来到了其社会转型的当口。

一、认识汴宋

中原大地上处处留有宋代的遗迹。寻找周朝要去安阳，寻找汉唐要去西安，寻找明清要到北京，寻找宋代就得来开封。

开封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渊薮。而主要是宋文化，在开封留下众多遗迹，明末黄河决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国寺为战国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齐天保六年（555）建为寺，北宋曾留下一条最早的看戏记录。清潘长吉《宋稗类抄》卷七“怪异”条收录一条资料，说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北宋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则说：“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证明相国寺里有优戏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矶干脆就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佑国寺铁塔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镶以褐色琉璃砖似铁色，故名，因黄河泛滥，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开封市内现存最早建筑物，文献记载原为9层，明初摧毁，止遗三层，后在残留的3层塔身上加建7级小塔，形成特殊风格。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为周王府花园，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决城淹，王府沦没，煤山独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旧址建万寿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来此朝拜，故称龙亭。龙亭前有潘、杨二湖，则仅仅是传说。北宋留下的还有宋徽宗宣和画院里绘画待诏张择端描绘汴京的著名界画《清明上河图》，在古代绘画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这一座。与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写下的《东京梦华录》，成为第一本城市传记。

（一）宋代社会的转型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选择宋代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有。因为在整个中国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为独特的，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是上古社会，唐代以前是中古社会，宋以后就进入了近古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是从宋代开始的――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而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来到了它的世俗性阶段，热闹繁缛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贵的家庭生活，都在为它涂抹一层人世油彩。我们耳边的市井喧嚣渐渐响起。

与唐代比，宋代经济社会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与提高，例如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宋代好像进入了―个集中的科技发明时代，一系列直接影响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这时涌现出来。票券发展为“交子”，成为纸币的先声，使得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确立，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活字排版的发明，火药的发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开始使用指南针，天文时钟的架设，鼓风炉、水力纺织机的运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舱壁，都于宋代出现。这种种发明的普及运用，推动社会生产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带动了经济的突飞猛进。

宋代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实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划为一个个方格子，平面就像围棋盘。我们在文献里经常见到唐代长安坊名，如长乐坊、永宁坊之类，一共108个坊，每个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墙，墙外是道路，骑马走车人行。要开市贸易买东西怎么办？固定一些坊市，定时定点在那里做生意卖东西。可是城市还普遍实行宵禁。到了晚上要关城门。为了防范坏人和盗贼，宵禁开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有执金吾巡逻，碰见就抓。你去坊市买东西，看见日头偏西就得赶快往家赶。否则会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实亡，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坊市被临街随便开商铺所代替，什么孙记正店、十千脚店、刘家上色沉檀香铺、王家罗锦匹帛铺之类，人们走在街上就可以随便买东西，和今天一样了。这样城市就热闹起来。进入市民社会，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开始露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从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缀满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新兴城市和市镇。这些城镇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种类繁多的商业贸易现象，“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为了支持这些贸易，鼓风炉、纺织机的声音在全国大地上到处回响，稠密的乡间驿路上蹄踵交道、运货的大车络绎不绝，蛛网般的内陆河流风帆繁密、载物的舟楫头尾相衔。市镇上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店铺座座相连。构成一道道繁华的商业街，每日销售着品类繁多的货物，各类服饰、丝织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饮食果品、药材、香料、印版书籍、花鸟虫鱼、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银器、日常用品、年节应景之物等等应有尽有。这种与前不同的历史图景，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一种与以前单纯农业社会内容、节奏、观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序幕的开启。

（二）开封的繁华

开封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为北宋国都之后，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成为东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军驻扎，又把灭掉的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七国遗民迂徙至此，加上众多的商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万人口的东方巨都。现在开封170万人，是个小城市，但那时却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腊底比斯8万人，巴比伦城20万人，西汉长安40万人，公元775年萨珊王朝的巴格达第一次突破100万人，然后就是ll世纪的开封了，以后明清时期北京也就是100万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堡100万人。到了1825年伦敦510万人，1925年纽约650万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驻军、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之外。大多是商贾摊贩、小手工业者、船夫脚夫、艺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无业游民等，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元丰（1078―1085）以后汴京城拥有160种商行，约6400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商业化城市。汴京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仅官营的就有八万多人，其总数不会少于十几万人。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约十几万人，另外还有大量妓馆、勾栏，以及经营小食摊、水果摊、零食担儿、杂货担儿、测字算卦的普通民众。汴京很快发展到历史上的极盛。

南北宋之交时人孟元老，曾经于北宋末在汴京渡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汴京因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到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宝马，罗绮飘香，弄管调弦，箫鼓喧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就在这万众集聚、游风熏染的文化环境中，市井艺术茁长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为一座东方最大的游艺场，市井中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艺IX--瓦子，每个瓦子里有许多专门供表演用的勾栏棚。平日都有众多的“富工”、“闲人”在游荡，往往聚集数千人观看杂剧以及各种伎艺表演。只要过节，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诞辰、神祗生日等，勾栏民间艺人和宫廷艺人都在大街上搭台演戏，引得万人聚观、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众多的艺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乐人达千人，开封府衙前乐和军队乐尚未计算在内，瓦舍勾栏里的艺人则无可计量，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记载，金人攻陷汴京时，一次即索要“露台祗候千人”。艺人受捧、能挣会花，弄得民间重女轻男。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说：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则如捧璧擎珠，从小让她们学歌舞、说唱、杂剧，十几岁就去市肆上演出。在这蹈咏升平、寻欢作乐的时代里，就日益产生出新的世俗文艺品种来，小说、陶真、吟叫、嘌唱、杂扮、影戏等都是此时兴起。

通俗文艺的兴盛与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华的现实人生乐园对于人们的诱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们都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世俗欢乐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节时纵民游赏，赐小民金杯饮酒，与百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称作“宣和与民同乐”。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华，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镇割据、拥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乱的教训，猜忌武将，排抑武人。赵匡胤登基后，马上“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自己的拥立者、禁军统帅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军事指挥权，却把军政大权都交到文人手中。不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职，例如中央掌兵的枢密使、各地统兵的都统制，也同样由文人充任。这样，文人集团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军权、财权，成为宋代最具实力的社会阶层、，宋代又大力进行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极高的荣誉与优厚的待遇，跻身于官僚阶层而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届时城市人民倾巢出观，万民空巷，盛极一时。北宋尹洙曾经评论说：“将军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把强蕃赶到大漠，唱着凯歌回来，全城欢迎，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荣耀。”（田况《儒林公议》）考中状元者，自然成为天下注目的对象，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阶升转极快，有时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为上层官僚。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宋代变为了现实，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来。

科举造就了众多的文官。我们比较一下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唐代开元年间每年在京师应举的士子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间每年在京师待试的士子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宋代达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设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学士宋祁说，当时“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见三费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俸禄多，赏赐重，除定例的禄米外。还得到绫、绢等实物和职钱。种种优渥条件，把宋代士大夫阶层置身于一种饱食雍容的境地。这种条件培植起一个广大而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他们既然衣食无忧，不需要从事其他具体的实业和实践，便有充裕的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开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读书写作、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北宋文人最有艺术气质，士大夫中诗书画乐兼擅、艺术修养全面发展的大有人在。苏轼能诗能文能词能书能画俱成大家，在诸多方面都开一代之风、卓有建树，成为北宋文人艺术禀赋高绝的突m代表，成为中国古代难得的一位艺术全才人物，

市井文娱生活的兴盛，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陶冶环境。他们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乐、放纵的生活，终日消沉于歌楼酒馆之中，吟唱着“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倚翠偎红曲调，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词人柳永更是视功名而不顾，满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艳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这样的艳冶环境，对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调，促使其创造出新一代的文风，甚至推动其直接参与市井创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长调慢词就产生于这种都市冶游中。泽州孔三传首创诸宫调，深受士大夫喜爱。苏轼、宋祁等文豪也都为宫廷杂剧和歌舞演出写作“勾队词”、“放队词”，尽管是应景之作，以苏轼一代文豪的笔力，仍然写得一气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艺术修养。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还爱写杂剧词。宋仁宗则“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又善书，曾作飞白书答谢辽兴宗所赠绘马。宋徽宗更是一位钟情于艺术的皇帝，他对艺术无所不丁，能书善画，独创的“瘦金体”书堪称一绝，花鸟画独造其妙，山水画则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创办起皇家绘画学院，仿照科举制度，用命题取士的办法招收学生，并亲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书画珍品作教材，培养出众多高水准的画家。至于他在节庆时到市廛与万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创九五之尊“与民同乐”之风，此举成为南宋历代皇帝的定制，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艺术的审美主导心理是士大夫审美心理。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艺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艺术。它领导着时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发创造并自我欣赏的艺术，成为宋代审美趋势的主流，它影响着市井艺术，导引着宫廷艺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国土狭促，形成了内趋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弃了对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识积累、提高文化修养、探索宇宙观和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为宋文化的走向集历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础。于是，宋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文治烂然的朝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成就时习惯于用朝代相标举，而宋朝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讲学术思想时说汉宋，讲诗歌、散文、书法时说唐宋，讲绘画、话本小说、南戏时说宋元，讲理学时说宋明，词则以宋朝独标一代之帜。可以说，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它既是继往开来、从历史的纵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继点，又是总汇古典文化结晶、开辟近代文化先声的中转站。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位置，也为宋代文化的性质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首先体现为学术之盛。与唐人昧于经学、诸子学、史学的研究相反，宋人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学的奠定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大历史转折与发展，它总结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学之道，而成为后世千年社会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学处于一个开创的时代而高度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体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总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马光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古代有关中国历史的第一本编年体通史性著作，司马光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著作，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历史、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而这种坚实饱满的知识基础，则是宋人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产物。南宋袁枢在《资治通鉴》基础上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历史事件为轴心撰写的史著，它标志着传统历史编纂学史新纪元的开始。宋代史学发达的标志还体现在史学著作的浩繁与众多，北宋欧阳修编的《新唐书》225卷与《日唐书》并行，南宋郑樵编纂的《通志》200卷成为有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献的“三通”之一，满地别史、杂史、野史的大量涌现助长了史学的兴盛，舆地与金石学的发展则推动了史学进人新的天地，至于类书编纂进入高峰时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事物纪原》《太平广记》，林林总总，动辄上千卷，为文化与学术留下了丰厚财富。

文学艺术的兴盛体现了宋代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成就。宋代的诗、词、古文、书法、山水花鸟画、瓷器、建筑、园林皆继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发展至纯熟阶段，或别出一格。宋代文学是与唐代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诗不如唐而量超之，文胜之，词过之。宋诗虽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荡，虽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议论见长，较之唐人，纹理更为细致周备，文气愈加流动贯通，与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词独为一代天骄，以其轻飚倩俊、曲致婉转的细腻笔触，捕捉住人们日常稍纵即逝、难绘难描的心绪意态，遣词造意，开中国诗歌之新境，启曲词畅达之先声，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终也难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鸟画都在五代基础上走向高峰。山水画钩皴点染各种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内在气韵充沛，建树卓著，成绩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画而独领画界。花鸟画奠定工笔设色的规范，生机盎然、绚丽华彩，开元明清千年画坛之风。宋代书法虽不如唐人工稳严谨，但抒卷逞意过之，苏黄米蔡四家皆备一格，各领时尚。宋代工艺、建筑皆发展到精审细密、巧夺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为绝妙代表，以其冰晶雪莹的色泽、质地与神韵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栏众多通俗文艺品种的簇花般兴盛，造成宋代艺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戏曲、小说的泉涌汩汩，成为元明清滚滚而东一条滂沛大河的源头。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兴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适应科举选士、培养人才的需要，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各级学校，一时国子学、太学、州学、县学林立，另外又有专门的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校。此外，宋代官私书院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六大书院，为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书院（在今江苏句容），都是当时的文化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名师，培养了一代人才。这些书院的规模很大，有时生徒多至数千人，它们对于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与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辅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书籍的普及，这是科技发展与商业繁荣给宋文化带来的一股强劲的生命液。五代之前，书籍被视为难制品，通过抄写来流通与传承。虽说雕版印刷术已于中唐时期诞生，但尚未开发出印书的商业用途，一般读书人手中的书籍还是靠自己去抄写。可以想见，在那种条件下，拥有众多图书是一种奢侈，普通寒门土子根本不敢想象，这就阻碍了文化知识的普及。北宋庆历（1041―1048）以后，各种刻本书籍开始大量刊行，价格日减，特别是建本书籍，尽管因为质量低劣而遭致讥评，但它的低价位与高销量，给文献的广为流通带来极大的便利条件。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读书与藏书不再成为奢侈行为，公方和私方为了阅读的方便开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书楼，从中央的三馆、秘阁到各州学、县学以及民间书院，都拥有众多的书籍，提供给读书者阅览。私人藏书家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知名者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人都藏书数万卷。书籍的广为流通大大扩充了读书士子的文化视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大大超过前人，如果将唐宋一般文人的学问层次进行对照，可以很明显地得出前者浅陋、后者闳博的结论，这种情形有力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

书籍刊刻与流通的便利，反过来又刺激了宋人著书立说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兴趣，一时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内容从史书、政书、农书、工书、文书、诗书、乐书、佛书、道书一直到杂流百家，样样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远远超过前代，动辄几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笔记极其盛行，人辄一记；宋代的许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当作毕生宿愿来对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会的膨胀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话本、剧本等类印本书籍，风俗画、节令画、招贴画等年画的先声，也广泛进入商业流通。这些书籍的流通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作为中国普通民众了东汉二百年江山。听父亲讲，他小时候曾听说清代南阳过大象，因为南阳处于缅甸进贡大象的进京官道上，但现代南阳风光不再，因为没有了交通优势，沦落为偏僻的地方。云贵高原通的茶马古道也一样，过去十分热闹，今多荒颓。

国都，往往会成为商业社会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开封，近代是伦敦、东京。欧洲各国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则作为欧洲延伸，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国家将首都与传统王权分离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东京，天皇却住在京都。

美国则成为一个另类。美国是两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兴国家，本原就是脱离传统思维的异教徒开创的新大陆，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华盛顿，商业中心却是纽约：因此，“9・11”恐怖事件攻击的对象不是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而是纽约曼哈顿的“双塔”世贸大厦。

而中国的传统中心，高踞金字塔顶端。中国离开首都，就感觉离开了中心，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偏远边鄙。但今天世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摆脱了欧洲传统王权控制的国家，把国家政体的金字塔结构变为板状的平铺结构，因而生活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都不感到自己是偏远边鄙之民。加之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迅速普及，美国的每一个国民坐在家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在证明：这将成为世界趋势。坐在家里办公，可能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网景。

那么，学术呢？

（四）学术界域

学术历来不受界域限制，学者只要胸怀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点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有书，掌握信息资讯。

学术还历来避开世俗的闹热。中国古代许多书院都避在一隅，因为士子们要静心读书嘛。河南的嵩阳书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极峰下。欧洲大学从中世纪修道院而来，修道院与寺院一样都建在山上。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学的伯克利大学，建在美国西部繁华都市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还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图书和学者积累，就有大学；只要有了资讯，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国现代大学却走了背道而驰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与校园的物资供应，可眼下却都被城市的膨胀和拥挤堵得喘不过气来。当初北大、清华建校时离城极远，出北京德胜门北40里，保留了较大的腾挪空间，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过去学术还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学术远离原发地的情况。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学的研究，中心长期在欧美，印度梵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中国的敦煌学长期在日本，纳西学长久在国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资源掠夺，二是兴趣与眼光。这说明，当学术扩大到比较易得的书籍之外，需要拥有更多特定资讯时，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开

存量限制，过去是学术的一大障碍。以往河南大学发展的障碍，一是传统存量不足，二是现时资讯不足，最终归结于开封小城的偏僻与闭塞。然而，现代传媒一夜之间把障碍消除了。网络为学术构筑了一个板状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权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够更加熟练地驾驭和运用它。过去我在北京图书馆啃干馍喝凉水查阅一星期的资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标一点，十分钟就出来了；过去我用十三经索引，辛苦费时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经典例句的出处，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钟就找到了；过去我要带着介绍信到各个图书馆去查目录、填单子、打条进去长久等待，然后拿到书一看不在这一册，又得把整个程序重来一遍，但管理员吃午饭去了只好下午再来，今天你电脑上可能就装有《四库全书》《古本戏曲丛刊》，一点即来；过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录到图书馆里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寻找我要的论文然后付费一张张复印，现在你在知网里一点就出来，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载。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学的资讯优势被打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过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垄断，开始被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无限打开的结果，是研究界域的无限制扩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在牛津、哈佛、清华、北大还是在河南大学，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去发现和跑马圈占自己的领地。前提是，你要打开眼界，扩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学术眼界

所谓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读书好理解，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种社会实践，亲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见，是谓经多识广。许多事情一定要亲临现场，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导“行走文学”是有道理的。我这么多年也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前后到过20余个国家，受益匪浅。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扩大学术视野更重要。有了广泛的学术视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学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仅是要走出开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上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清华学堂、南洋公学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常说要放眼世界，这是针对观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说的。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了世界公民，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经到了，“西潮东渐”的势头也早已逆转，开始进入到“东潮西渐”的阶段了。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也已经条分缕析。一个美国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广东粤剧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乐。文学传播方面，奠言获诺贝尔奖是一个开端，麦家的小说《解密》又开创了在欧美2l国同步发行的先河。

眼界决定了你论文的选题范围和立论角度，决定了你的阅读对象和研讨对手，决定了你的应用条件和适用领域。在立论时，你是针对河大发言、对中国发言还是对世界发言。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范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出版物上了，因为随便一个选题，都可能已经是世界性选题，有着众多的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台上，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同道讨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做学问写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论文，90年代就会让人感觉你落后了，21世纪再这样做就成为你论文的硬伤。

前天，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昨天，美国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国人也来了。

（七）学术境界

过去做学问，首先要求学术心态的纯正。大家很熟悉王国维的学术“三重境界说”：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说，做学问必须先有孤独感；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做学问要长久不懈地坚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终于有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一定阶段，顷刻之间豁然开朗。“三重境界说”强调的是学术专一与心境沉潜，但那是传统学问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学科的学术布局，特别是新兴学科与新兴社会发展的千丝万缕联系与同步，要求学术触角八方展开，广为延伸。学术培养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学究，而是要培养更多的建设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过去说“专”与“博”的关系。更多强调的是“专”，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应该强调的是高瞻远瞩、极目远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第一重境界就应该换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强调站得高；第二重境界应该换成“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强调看得远；第三重境界则相应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调学无穷尽，学无止境。

眼界有多大，学术就有多大；眼光有多远，学术就有多远；境界有多深，学术就有多深。

（八）补充说明

第9篇

一、人才培养状况新变化

设计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所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学科及专业目录的调整。2012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新目录的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至12个，增加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73个增至92个，由原来的635种调减至506种。其中针对理工科的“工业设计”专业仍保留在工学门类下，而原本在文学门类下的则转入艺术学门类下的设计学类，命名为“产品设计”。在本科招生目录中，原来的“艺术设计”专业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具体的设计各专业方向，如：“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以及“艺术与科技”特设专业等，并且，从2013年度开始，各个院校还可以根据专业目录自行设置本科专业，也可以申请设置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

新的设计学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确立结束了设计学科长期附属于美术学科之下的尴尬局面，设计学科终于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长期以来，作为美术学的附属，设计学科无论是在招生、考试还是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都存在与美术学相重合的地方，客观上造成了设计从属于美术的局面，这并不利于设计学科的健康发展。无论是从历史演进过程还是从今天的发展状况来看，设计学科都具有与美术学科相区别的学科特征与性质。作为一个显著注重使用价值、材料、技术等因素的学科，设计学科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早已为当代社会所认可，设计在今天人类生活中早已扮演了与美术截然不同且同等重要的角色。因此，这次设计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可以说是业界期盼已久而又顺理成章之举。从此，设计学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学科登上中国学科专业设置榜单。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上专业名称的改变，今后，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设计学不但需要重视作为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学科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应用价值，同时也需要更加关注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构建，严谨的学科理论将是提升设计学科形象地位和本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设计学旗下各专业发展也将在未来面对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设计学上升为一级学科，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点也随之发生变化。2012年国内具有设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约138家，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约为11家，分别为：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湖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四川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西安美术学院等院校，清华大学设计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与之前属于美术学科时相比，设计学一级学科的数量略有上升，但单位变化较大，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都跻身于国内设计学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反映出这些院校在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中设计学科占有的突出地位。清华大学设计学科仍然为国家重点学科，延续了该校在设计学科中的领军地位。作为上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设计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延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学科拥有良好的设计实践与设计理论研究相互结合促进学科成长的特点，使其具备了更大的学科发展优势。

经过这次学科调整，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数量也有所变化。2012年8月2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公布的国内46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点中拥有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有6家，分别为：清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苏州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艺术学院取得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也使得南艺成为国内拥有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最多的院校。

2012年，全国设计类高考学生人数虽仍然保持了较大规模，但与前些年“艺考”呈井喷态势相比，由于录取、投入、就业、毕业后深造等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报考已逐渐趋于理性，国内重要设计院校的招生规模保持了大致稳定的态势。如清华大学设计类招生人数近几年来一直保持在200人左右的规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质量；其他主要院校也大都保持相对稳定的招生人数：中国美院各类设计专业招生人数超过1300人；中央美术学院约400人；西安美术学院超过500人；鲁迅美术学院包含大连校区在内超过1500人，天津美院近600人；广州美院近700人；四川美院约1200人。

和本科生报考相比，设计类研究生报考仍然处于上升态势，由于受到就业、工作等压力增大的影响，不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选择报考研究生，客观上加剧了硕、博士研究生的竞争激烈程度。

二、科研项目申报立项与科研成果出版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仍然呈现上升态势，共收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的课题2624项，较2011年的2502项有所增加，确定544项初评入围项目，最终确定项目立项123项，其中重点项目8项，一般项目59项，青年项目40项，西部项目16项。涉及到设计理论、设计历史、中外设计交流、民间工艺美术以及具体设计门类的研究项目共约31项。其中《中国传统蓝印花布纹样研究》（吴元新，南通大学）为国家重点项目，其余16项为国家一般项目，14项为国家青年项目，总体数量略少于美术学。

与之前的立项项目相比，本年度立项除了将研究视野投向传统的设计历史、设计理论等领域之外，更加关注对具体设计实践的研究，如《纤维艺术的应用之美》、《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比较艺术学视野下的中日动漫创作研究》、《基于国际前沿视野的交互设计方法论研》、《节约型社会住宅空间的低碳设计创新与实践》等项目。设计史和设计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也较以往有了更细致的划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具体的区域及专业理论或设计史断代的研究，前者如《现代玻璃艺术的学科构建及发展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漆工艺和陶瓷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信息化时代“艺工商结合”的纺织品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后者如《器用与生活――以宋辽金时代为例》、《晚清至民国前期西方设计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1840―1937）》、《汉代谶纬与汉画像祥瑞图式研究》等。而民族民间手工艺研究则更加注重对区域手工艺体系的考察，如《东北少数民族萨满教造物艺术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技艺传承谱系研究》，《工业化背景下的嘎玛藏族传统首饰设计艺术与工艺研究》等，反映了设计学科日益细分的研究趋向。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共3961项，其中艺术学项目约232项，比2011年增加8项。在此当中，相关设计学科的项目约为52项，其中规划项目24项，青年基金项目28项。本年度项目申报呈现出民族、传统、历史与现代、时尚、技术并重的特点。一方面不少申报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文化的发掘，以及对古代某一时期设计历史的整理研究；另一方面，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受到较多的关注，这也与近年来政府提倡和鼓励研究的政策密切相连。前者如《独龙族民俗艺术研究》、《北方满族民居历史环境景观分析与保护》、《建国以来民生百货设计价值及对当代设计的启示》、《贵州傩面具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功能为基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研究》、《辽宋金元饮食器具设计研究》、《新疆民间工艺美术资源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等；后者如《数码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时尚创意中的民族元素与文化认同研究》、《中国动画产业化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创作研究》、《美国动画研究及其对中国动画的启示》、《新农村建设中乡土景观资源保护策略研究》、《可持续背景下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法研究》等。研究者的申报和立项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设计学科研究的热点和趋向。南京大学周宪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被列为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但其余立项中均无直接与设计学相关联的项目入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设计学科成长和发展的现状，社会对其重视的程度有待提升，而其自身理论和学科系统的建设也亟需进一步完善。

2012年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的与设计学相关奖项包括：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衣裳――20 世纪中国服装流变》（袁仄），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从一元到二元――近代中国服装的传承经脉》（张竞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契丹艺术史》（李晓峰），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杭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李立新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艺农村――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查报告》（潘鲁生）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邵晓峰）。获奖著作多研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中国传统设计历史的挖掘和整理，当代设计理论的总结和探索，民间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新，以及创意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反映了当下设计学研究正向着更为广阔和细化的方向发展。

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促进设计学科研究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国际会议不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和学习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和实践模式，更能够为学界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拓宽视野，推进学术研究。2012年一系列重要学术会议的举行继续推动中国设计的发展。

以“信息-生态-智慧”为主题的“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日-30日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办。这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清华大学等主办。参展作品来自美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厄瓜多尔、丹麦、墨西哥、中国国内的多所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等。作品涉及新媒体艺术、产品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以及艺术创作等领域。当今社会，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二者相互融合，良好的创意需要科学技术支撑实现，而科技发展的目的则是更好地实现人类艺术化生活的目标。在这当中，设计扮演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将高度集中人类智慧的两极巧妙地契合在一起，构成立体的人类物质文化形态。会议还出版了《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90余篇国内外学术论文。

中国设计各专业自我认同进一步加强，视觉传达、环境设计、工业设计以及设计教育年会和论坛相继召开。2012年11月24日-26日“第六届全国视觉传达设计教育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论坛主题为“链接与升华”，具有呈现文化性、交叉性、国际性的特点。论坛关注视觉传达设计的文化意义与本体形态，视觉传达设计在信息时代中的存在方式，在消费社会中的经济价值，以及视觉艺术与设计发展的多元取向；讨论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的新观念、新空间、新方法，多学科的交叉方式，实验性与研究型课程建构的途径等，以及建立在这些问题探讨基础之上的设计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

2012年12月15-16日，2012中国高等学校环境设计教育年会暨第十届中国环境设计学年奖颁奖典礼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年会分为“2012中国环境设计教育年会分论坛：建造的虚构与现实”主论坛及“建筑与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光与空间设计”四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就设计的再教育、重返风景的景观设计、梳理与展望――中国环境设计学年奖10周年、光的舞台等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对中国环境设计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共同探讨了中国设计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如何提升中国环境设计教育水平。

2012年高校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2012年10月10日在燕山大学举行。论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工业设计学科教学委员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教育委员会主办。论坛以“反思・ 交融・ 重构”为主题，来自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界、工业设计界和产品制造界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充分交流和深入探讨，共同谋划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的未来。论坛举办了8场专题讲座。湖南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在论坛上分别做了学术演讲。与会代表还就“工业设计教育现状”、“工业设计的前沿与趋势”、“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等话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此外，设计教育方面，2012年12月22日-2012年12月24日，“南昌启意”2012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全国设计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会议议题包括：跨界设计与教育、地域性设计教育、设计教育的理念、方法与经验等。设计教育理念、方法、各类设计之间的关联等是当下设计教育所要面对的问题，区别于美术教育并确立设计教育理论体系及价值取向是设计教育急需明确的方向。

上述会议和论坛的举行，不单是设计学下属各专业的年度总结，更重要的在于更加明确了本专业领域的研究范畴以及关注到各自专业的热点及趋势。

四、中外设计交流与重要设计奖项

现代设计源于西方，中国现代设计也是在不断发掘自身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2012年，中外设计交流显著加强，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中国设计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提升，设计生态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逐步成熟并与国际接轨。

2012年6月15日，北京继柏林、蒙特利尔、名古屋和深圳、上海等城市之后，成为入选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的全球第12个城市。北京有着优越的现代设计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历史遗产、高等教育机构、设计教育中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文化机构、创意产业基地、设计从业人员等，这些条件成为北京“申都”成功的必要条件，表明中国设计正在受到国际设计界的关注和认可，北京成功申请“设计之都”成为中国设计发展生态环境提升的一个缩影。

以“设计提升城市品质”为主题的2012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这次活动由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展示了设计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带动社会经济文化进步，推动设计产业发展，促进设计交易与设计消费，提升公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与往届相比，本届设计周活动凸显在“设计改变城市”、“设计走进社会”、“设计走进生活”和“设计关乎你我”四个层面的提升。北京设计周活动有助于汇聚国际设计资源，帮助北京建设“文化中心”，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力量，从而促进中国设计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设计品牌影响力，促进了设计交易。另外，这届设计周活动设立意大利米兰市为主宾城市，米兰市政府组织意大利品牌企业、设计院校、设计媒体代表团，参与设计周活动，使得中国设计在更广阔的层面展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设计师参与国际评奖和竞赛逐年增多，特别是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奖项中屡屡出现中国设计师的身影。2012年，中国设计师在这些国际顶级设计大奖上均有所斩获，如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师生的10件创意作品获得2012年德国红点奖，其中《Defender》、《Jarpet》、《Disposable Raincoat》3件作品荣膺“红点至尊奖（Best of Best）”；大同大学工业设计系同学设计的“倾净杯”（Tilt Cup），获得2012美国杰出工业设计奖（IDEA）大奖铜奖。江南大学因此还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囊括世界三大顶级设计大奖――德国红点概念奖、德国iF概念奖和美国IDEA奖的院校之一。此外，中国设计“红星奖”2012年度也进行了评奖，与往届相比，这次评奖吸引了包括美国、荷兰、日本、英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79家企业的5348件产品，其中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17家、外资企业84家。发达国家积极参与中国国家及设计奖项，其数量超过了德国红点奖的全球征集量，并首次出现非洲企业参评，表明中国设计已具备一定的国际号召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设计水准乃至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10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 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 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 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 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 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 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 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 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 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 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 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 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 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 [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 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 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 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 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 John Hartley， Communication，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The Key Concepts， Routledge，2002，P11.

[2] John Corner， Studying Media: 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tho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4.

[3] Pertti Alasuutari(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The New Agenda，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3.

[4] David 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 Pertti Alasuutari(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The New Agenda， P27.

[6] Ioan Dav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Fragments of Empire， Routledge， 1995， P123.

[7] Nick Lacey， Media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Key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Palgrave， 2002， P156.

[8] 参见David 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 David 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 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 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 Andrew Tudor， Decoding Culture: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e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165。

[13] David 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 John 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 参见David 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 Gra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8， P138。

[17] 转引自Ien Ang and Joke 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 Janice Radway， “Identifying Ideological Seams: Mass Culture， Analytical Method，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9， 1986.

[19]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7.

[20] 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Hutchinson Group Ltd， 1981， P74.

[22] Nick Lacey， Media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Key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P174.

[23]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105.

第11篇

论文摘要：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陕北民歌的诸多传统性功能正在不断走向衰微。针对这一现象，应该高度重视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理论研究；并且应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强创新与传播，使陕北民歌重现它的生命力与独特文化魅力。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东西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陕北曾以丰富的民间音乐闻名全国，陕北民歌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是其他地区的民歌无法比拟的。陕北民歌形象而概括地描述了当地复杂多元的民俗活动和风貌，向世人展示出陕北民俗独特的文化魅力。

民俗借助语言来储存、传承、发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语言又通过对民俗的储存、传承得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他们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特定的民俗催生了特定的民歌，民歌又成为研究民俗的重要资料。学习、研究、欣赏民歌，只有把民歌与民俗结合起来，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对民歌的深层理解和感悟。陕北民歌的精要之处既在于描述陕北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更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间音乐中得以一脉相承并且保持长期不变的品种，总是和一定的礼俗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礼俗通常是人类生活中长期保持不变的社会活动，依附于礼俗活动音乐也就因此得以保存和传承；与礼俗活动关系较远的音乐品种，其生存和发展往往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中易变的活动，所以与之关系紧密的音乐也就经常处于变化之中。陕北民歌是和生成它们的陕北劳动方式、交通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所有这些发生剧烈变动时，它们的传承过程和传承方式也随之变化，陕北民歌的功能性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一、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某些功能的弱化与整体形式的日渐衰微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背景，陕北民歌亦然。它是陕北农耕社会生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陕北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陕北人虽然终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果腹，有时不得不撂下一家老小，到宁夏、内蒙一带去谋生，俗称“走西口”。尽管“西口”距离陕北并不遥远，但由于过去陕北地形复杂，交通十分落后，又生逢乱世，往往一别不知音讯，故人们望着要“走西口”的亲人或情人，伤心是难免的。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反映生离死别、盼望亲人早日归来的山曲与小调。

不同时期的陕北民歌，其社会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别，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着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由于生产劳动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传统民歌所固有的那种劳动性、排忧性和诉苦性自然会随着而丧失。至于革命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宣传性、歌颂性和记事性，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功能，这种特殊的功能也必然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再发挥作用。由此看来，陕北民歌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其日常功能也在不断演变，现在已逐渐萎缩为比较单一的娱乐性功能了。而且仅此一种功能也受到了电影、电视和流行歌曲等众多现代娱乐形式的强大冲击，而显得愈来愈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审美形式特征。

就劳动发生说来看，一些产生陕北民歌的劳动方式现在或已消失或已退化(如赶脚、渡船、打夯、推磨、打场等)。就仪式发生说来看，出行、跳火、请神等仪式在当今社会已基本不复存在；保锁、过关、上梁、婚礼、丧礼等仪式虽还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地区存在着，但其仪式形式也已逐渐趋于现代化和简单化，因而很少有人在这样的仪式上唱民歌了。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之歌也就自然而然原有的生存土壤。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风俗的不便再随意吼起来了。至于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真实故事和真实事件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一种历史的陈迹。

如今，陕北民歌作为陕北人生活中的特有的娱乐方式和通用语的功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消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逐渐替代，整个社会环境的更迭引起了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入侵，古老的陕北民歌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人们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唱流行歌曲，这就使许多人不再那么醉心于他们曾经借以排忧解难的陕北民歌。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而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关联。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时，就不能独立地关注这一文学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应该对文学活动的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进行整体的观照。陕北民歌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它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以上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艺术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社会与人文的烙印。陕北民歌是陕北农耕经济社会的民间文化产品，是农业生活的产物，农业文明与民歌是一种依附的关系。物质的发展与快节奏的生活使民歌失去了改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创作的彰显以及媒体的炒作，陕北民歌的乡土性、集体性和口头性已大大削弱。现在演唱的陕北民歌基本上都是过去的民歌，内容离时代越来越远。传统民歌中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以此为表现内容的陕北民歌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发展的生命活力了。

陕北民歌功能的弱化大大削弱其继续发展的动力，人因功能弱化而衰老，因功能弱化而枯萎，一种艺术形式也会因功能弱化而衰落。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客观规律。精致化是艺术发展的趋势，但艺术的生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陕北民歌的日渐衰微，更引起我们对之加以发展与珍惜的及时性与迫切性。无怪乎冯骥才先生大声疾呼：“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和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能够让自己的文化损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吗?能够叫后人完全不知道这些伟大的文明创造吗?”因此，及时全面地抢救、利用、保护陕北民歌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二、陕北民歌的功能性显示出顽强生命力和丰富的灵活性

虽然，民间音乐在传承过程中受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但是，其传承方式又有着极强的稳固性和灵活性。前面讲过，特定的民俗催生了特定的民歌，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生活史与心灵史的生动记录，与陕北人民生活相关的事物几乎都可以从民歌中找到。

有着古老传统和深厚积淀的陕北民歌是不会这么容易彻底消亡的，面对现代化的剧烈冲击，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可能开始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会找到应变之策，以另外一种变体的模式继续传承下去。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酒文化是当代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民歌与酒文化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酒与陕北民歌的密切关系自古有之，但绝无现在如此突出。当前，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更为迅捷，陕北乡民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脱贫致富的人群正在迅速扩大，经济的发展也为酒文化及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存背景。

第二，陕北地区形成的以民歌手为主要成员的流动团体，成为当代陕北民歌新兴的表演者、传播者和创作者。不少年轻的农民将这当成了谋生手段。不少歌手纷纷走向北京、西安、深圳等大城市的歌舞厅，还有不少走进了艺术院校。

第三，陕北民歌在当代民俗的演变过程中会放弃一些有形的东西，但陕北民歌的特色、风格未变，精髓未失。确实，随着陕北乡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剧，陕北以前所特有的生存环境、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反映在陕北民歌中那种孤愤激昂的悲情美。“‘出走’与‘逃离’为精神主题以及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都在逐渐消失。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陕北民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未变，集体创作的创作形式未变，即兴创作、演唱的创作方式未变，陕北黄土地的传承环境未变，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产生的歌、词、声、腔，反映的是当代乡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也是人们真实情感的流露。

三、对陕北民歌发展方向的思考

以上陕北民歌功能性在当代民俗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符合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陕北民歌的发展也离不开当代社会的民俗状况。它不以一种单一的形式进行传承，而是以多线条、多思维、多层面的形式，尽力适应和激发民众的审美感受，使主观和客观、审美对象和审美情感趋于统一，从而引起社会的认可并得以传承。我们也应看到在当前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对陕北民歌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音乐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挖掘整理，加强理论研究，改造与创新，开发利用，进一步繁荣我国音乐文化事业，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1　搜集与整理，加强理论研究陕北民歌就像黄土地遍地生长的野草一样散落在陕北大地的沟沟洼洼、村村寨寨。要对陕北民歌进行全方位的一无遗漏的搜集整理。对著名歌唱家及其传人要逐一搜集其作品，建立民歌档案，同时要采用摄影、摄像、录音、录制光盘等现代化的手段将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原始民歌原汁原味保存下来。首先，我们应该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这样两部陕北民歌集。一部是《陕北民歌集成》，另一部是《陕北民歌精选》。运用现代化的电子载体永久保存，“集成”要在数量上求多求全，要注重其资料价值和保存价值；其次，“精选”要在质量上求新求精，重点要选编那些广泛流传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并具有深远艺术生命力的优秀民歌，要注重其审美价值和普及价值。

在艺术发展的进程中，理论与创作永远是一驾马车上两只并行不悖的轮子，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二者只能同步同向而行，而不是反之。创作是实践、是基础，理论是指导、是升华。理论研究并不是创作的附属物，理论研究是对创作的开掘、开拓与提升，开掘其潜在的精神内蕴和艺术文化价值；开拓其创作的方法与思路；提升其艺术的品位与艺术品格。

2　结合民俗风情，改造与创新陕北民歌产生于远古时代，发展于近现代，繁荣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民歌发展的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陕北民歌是完全可以在改造与创新中求生存与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全国新民歌运动的掀起，陕北民歌也曾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振兴期。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根据陕北民歌创作的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和《黄土高坡》以及中国西部摇滚歌曲的兴起与兴盛等，都曾一度唱红全国。这一系列的革新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陕北民歌的繁荣与发展。

没有继承就没有革新，对传统陕北民歌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革新传统陕北民歌，首先要研究传统陕北民歌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把握它招人喜爱、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其次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解并掌握新时期的社情民意及群众的思想观念，从中精选创作素材。在继承传统陕北民歌真实质朴、率直明快、感情浓烈、语言形象的艺术基础上，剔除其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糟粕，使之具有先进的思想内容、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体现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开发与利用，繁荣我国音乐事业艺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社会。对陕北民歌的保护与抢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陕北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瑰宝和民间文化资源在新的时期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就很有必要在对民歌的抢救与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陕北民歌、了解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他们才会自觉地利用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形式。因此在开发、传播陕北民歌这一民间艺术资源时，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歌演唱活动，每年定期举办陕北民歌大赛，组织陕北民歌业余演唱队，使陕北民歌进课堂、进厂矿、进田间、进千家万户。建立民歌博物馆打造民歌文化村等等。

其次，着手陕北民歌在外界影响的扩大化过程。在陕北本土对陕北民歌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展演式保存、媒体保存。组织一批作家创作一系列反映陕北民歌的文艺作品，将陕北民歌融入到歌剧、小品、舞蹈、小说、电影、电视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中，从而多角度、多渠道地将陕北民歌推向全国。艺术是独立的，同时也是融合的。在独立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陕北民歌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只有融合到现代艺术的大舞台大天地中，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第12篇

新闻背景

2010年9月份，江苏省泰州市教育局召开全市“三进”工作动员大会，全面启动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话进校园，书法进课堂，诵读进教材工作。泰州市教育局明确“三进”工作集中推进的时间是两年，到2012年，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基本建成“三进”工作合格校，20％左右的学校建成“三进”工作示范学校，全市还要建成一批“三进”工作特色学校。让学生说好话、写好字、读好书，培养的不是一时的兴趣爱好，而是人生幸福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每块木头都可以是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是完美的，只要肯去掉缺点和瑕疵。”在兴化实小的校园里，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语出台湾漫画家蔡志忠。

难以置信的是，这笔书法竟然出自兴化实小的小学生之手，那文字飘逸美丽。看到这些带着禅意的好字，心中不由地感慨，能写这样的字的人，肯定是欢喜的，文化的，无尽意的，幸福和谐的。而泰州正在施行的“三进”工作，正是一阕让学生走向幸福的协奏曲。

上：万紫千红总是春

――骑着毛笔去飞行

2011年4月，泰州市教育局宋局长到兴化周庄镇小学考察调研“三进”工作，适逢学校“骑着毛笔去飞行――书法名家班名抢注”活动开始启动，看着校门口大幅的宣传画，宋局长连连夸赞：“好点子，好方法!‘三进’工作一定要走文化发展、内涵发展的高品位之路!”

目前，全校师生选出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二十四位书法家，分别人住全校二十四个班级。如今，二十四幅超大的专栏五彩斑斓地展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二十四块教师手工刻制的木牌班名悬挂在教室门口，显得古朴典雅。二十四个班班班有特色，1275人人人有偶像。漫步教学楼仿佛穿行于时空隧道，置身于书法圣殿。骑着毛笔去飞行，我们向历史学习，历史为我们点亮了未来。

笔底乾坤大，墨中日月长。“骑着毛笔去飞行”，瞧，小书法写出了大意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

“书法进课堂”。说时容易做时难，如何保证经费、保证课时、保证质量、保证不影响学生学习?

为了给书法教学时间和空间、数量和质量，写出水平、写出特色、写出意思，可谓每校有每校的杀手锏。

靖江市城东小学可以说不仅写出了水平，而且写出了特色。该校持续开展“写字教育”多年，一直坚守写字特色教育，狠抓教师“三笔字”过关，积极实施“135”工程。规定青年教师每周必须练写100个毛笔字、300个粉笔字、500个钢笔字。同时，学校以课题研究推动教学研究。近年来，教师有30多篇实验论文在《中国书法教育》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学生中有1600多人次在国际、全国、省少儿写字(书法)大赛中获奖，有20多幅作品被送往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地展出，100余幅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29位学生成为江苏省或全国青少年书法协会会员。

这样的成绩，在全国也很难看到。

每年春节前夕，学校还组织学生走进社区义务为居民写春联。组织学生义卖自创的书法作品来捐助地震灾区、贫困地区的孩子，力求把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塑造心灵的文化氛围，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在高港区汪群中心小学和泰兴市古溪小学这样的农村学校，学生多数是留守儿童，谁会许他们一个光明幸福的未来?汪群中心小学地处偏僻的农村，虽然沐教育现代化的春风，校舍翻了新，设备换了代，但素质教育的步伐仍落后于周边学校一大截。这里留守的爷爷奶奶们思想闭塞，在他们看来读一本“闲”书，练一页字那是不务正业，这里的老师多数是头发斑白临近退休的老教师，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走过了几十年。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可谓难难难。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家长不支持，师资跟不上，汪群中心小学的领导班子依然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他们锁定“书法”，决意走一条“特色办学，内涵发展”之路。练书法，需要笔墨纸砚，家长不买学校买，没有经费怎么办?省!张张宣纸片片情，滴滴墨汁点点恩，孩子们书写的不仅是独具魅力的汉字，更是幸福美好的童年。书法教学需要老师能写会教，师资薄弱怎么办?练!每天放学后，关起校门，在古典民乐中潜心书法一小时。老师们看到的不仅是自己脱胎换骨的字体，更是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另外，像泰兴市黄桥初中、姜堰市东桥小学、兴化市张郭镇中心小学的书法教学特色也很显著。就连泰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也专门在校本课时中拿出1－2节课，在各年级开展书法教学工作。胡金波副厅长得知靖江市教育局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的“全纳教育背景下书法教育对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项目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为了尽快提高教师“三进”工作教学水平，市教育局可谓不遗余力，先后组织了书法和诵读骨干教师培训班，近120名书法、900名诵读骨干教师参加了培训，受益良多。

在泰州，无论你走进哪一所学校，甬道两旁一块块小黑板上都是老师们整整齐齐的粉笔字。橱窗里，走廊中，墙壁上，半坡里，甚至是双脚下，一沓沓美丽精致的书法，全部出自师生之手，总会与你不期而遇，让你惊喜，令你动容。

无论你走进哪所学校，翻看学生们的作业，无论是笔记还是试卷，即使是英语、数学作业，都写得工整美观、赏心悦目。透过这些娟秀的字迹，你仿佛看到一颗颗美丽的心灵，让你感慨，令你钦佩。

写好字，说大了，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说小了，是对自己的尊重。字如其人，写体面字，做体面人，不亦乐乎?

――让诵读成为仪式

三千名整齐站立的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国学小讲师的带领下诵读国学名句。在琅琅的读书声中，一张张孩子的笑脸绽放，让人感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孩子们配合着字里行间透射出的激昂语调，有节奏地集体挥舞着手势。那个场面，极其壮观。

这是兴化市实验小学千人每天清晨利用大课间共同诵读名句的震撼场面。

走进泰州的任何一所学校，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皆是风景，有诗有词有歌有赋，这里的空气，充满浓郁的文化感和历史感。这不是刻意的营造，而是长久的积淀的结果。

“诵读进教材”，读什么?这是个问题。

高港实小首先给出了响亮的回答。多年来，高港实小在科学认读方面有着长久的、不懈的、成熟的探索。学校将“三进”与“科学认读”和“新学校行动”研究相结合，制订了《各年级学生课外阅读总目标、具体目标体系》，对每个年级阅读的总要求和每一学期阅读的字数、篇数及达成目标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学生课外阅读量的要求由课标规定的145万字提高到300万字。该校还大胆整合了语文课程，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又编写了校本教材。教材编定了每个年级的必诵内容，一年级为《弟子规》，二年级为《三字经》，三年级为现代儿童诗、《飞鸟集》诗选和非四字成语，四年级为金波的部分儿童诗和《论语》节选，五年级则是《千字文》，六年级为经典美诗文、浅显古文及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节选。此外，还有班本教材，如《经

典诵读爱国篇》《经典诵读励志篇》等。课程呈螺旋上升式合理递进，这种书法、诵读教材既立体多元，又丰富生动。

靖江市城北小学为了解决学生读什么的问题，积极主动和市图书馆联系，充分享用市图书馆的资源。成为市图书馆分馆，图书馆派专人定驻学校协助借阅，定期增添新书。这样，既解决了学生阅读的量，又缓解了学校增添新书的资金压力，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奔走于图书馆，徜徉书海，陶冶性情。

落实教材与课时问题，是“三进”工作中反复争论的焦点。“我们提倡多措并举，内外齐抓，不一定都是在课堂内，不一定都是在校园内，不一定都是在教材内，关键在于我们的重视程度。‘进教材’主要是解决有书可读(图书馆、网上资源、经典选编、语文教材)，‘进课堂’主要是解决课程安排，至于时间长短、方式方法、课内课外、指导与作业，各有巧妙不同，关键全在我们自己去把握。”宋局长说。有如此开明的指导思想，自然会有百花齐放。

用什么时间读?也是一个问题。

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个三段式或者五段式的诵读时间安排，比如兴化实小积极推广“每天半小时”的国学学习模式，分为晨诵5分钟、午读10分钟和暮吟15分钟，晚上鼓励家长亲子式的朗读。学校还构建了经典诵读与阅读协进机制(“五段”时间保障机制、“五赛”读书激励机制等)。其他像靖江市实验学校实施“一二五”(一背、二行、五分钟工程)也都在阅读时间上给予充分的保证。

而兴化市唐刘学校的“一日一读”每天只有一两分钟，但数百师生齐聚小操场，幕天席地，站如松，声如钟，节奏明，感情丰，近乎宗教式的虔诚，晨光中，夕阳下，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课间诵读，不仅仅在所读方式如何新颖，也不仅仅在内容如何精辟，它更是一种仪式，一种对中华文化的景仰的仪式。它培养的是一种诵读习惯，让学生终身爱好诵读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我们坚信伟大寓于简单之中，伟大寓于坚持之中。聚沙能成塔，集腋可为裘。”

是的，当多年之后，孩子们回忆学校生活时，他们永远记得这样的诵读仪式，因为这样的仪式使他的小学生活趋向完整、幸福。他们学会了敬畏、尊重、有礼有节等中国式修养。他们的血脉永远是中国红。

怎么读?怎样才能读出特色呢?

每个学校都在动脑筋，把诵读与游戏、书画、音乐、体育……完美融合，使诵读成为一项立体的多元的艺术。在这股强势的艺术空气的熏陶之下，每个孩子的未来就像一株株向日葵，始终向着光明的知识的太阳。

在高港实验小学的阅读小课上，学校将读与说、诵、写、画、演、议、编等能力训练相结合。比如在阅读了《三国演义》的相关内容后，就开设一个“三国人物”的专题讨论，大家纷纷发表看法。一是编手抄报，二是由学生上课前在黑板上抄出他们编制的语文阅读知识小竞赛的题目，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语文知识接力赛。

兴化实小坚持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文明礼仪教育。同时，学校还巧妙地将传统游戏和国学美文诵读结合起来。每到下课，孩子一边朗诵《三字经》等经典国文作为“伴奏”，一边玩跳橡皮筋、抓小鸡等孩童游戏。这种寓教于乐的特殊方式，深得学生喜爱。一些家长也表示对这种方法的赞同，他们说，孩子在学习国学之后变得比以前懂事了，也了解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他们非常支持学校这项活动。

靖江市马桥镇中心小学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农村中心小学。学校收集整理了99位人物肖像，以《历代诗人造像壁》等形式展示在学校围墙上，使“诗、书、画”融为一体。另外，学校还根据不同的时令特点，将校园铃声换成了少儿古诗歌曲。还创编了一套《古诗韵律操》，以唱、诵、做的形式，融武术、体操、古诗、音乐于一体，充分体现了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

靖江市城北小学规定每节语文课始，学生必须进行三分钟的说话交流，学生从笨嘴拙舌到侃侃而谈，从人言微薄到据理力争，既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更丰富了语言的积累。

另外，颇具特色的还有姜堰市俞垛学校的“三味”(书香味、书生味和书卷味)主题阅读、建立阅读成长记录袋，开展网络读书论坛活动。泰兴市鼓楼小学、泰州市城东小学、姜堰市第四中学的诵读教学特色也都日益彰显。最能致远是书香，在丰富学校诵读主流的同时，泰兴市鼓楼小学通过开展“5+2小手牵大手”，打开了学生家庭读书的绿色大门。散发着墨香书香的书房里，捧一本书，沉醉其间，让心灵得到水草丰茂的滋长，这是何等的通体舒畅。2011年6月，学校进行了“绿色小书房”、“书香好家庭”的评选，举行了简单但含蕴隽永的赠书仪式。不少家长感慨：当家长手中有了一本书，比什么说教都更有说服力；当孩子有了一个小书房，比什么物质的奖励都更有亲和力。

美国诗人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不必为通行税伤神。这是何等节俭的东西，承载着人的灵魂。”

“教育是具有理想情怀的事业，需要我们眺望远方。阅读正是带我们走向远方的方式。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兴化市教育局何伟俊主任说。

热爱诵读，就是热爱语言、热爱文化、热爱美、热爱生活。

――小嘴巴始终姓“普”

奔小康，实现现代化，不要忘记普通话!

出门在外，靠啥?普通话!

海狸叔叔，您的牙齿为什么这么白呀?因为我坚持讲普通话。

在寺巷小学我们看到如此饶有风趣的广告词，它们被加工制作成标语牌，张贴、树立在校园显眼处。学校通过向学生征集宣传使用普通话的广告词，让其以更积极的心态融入到宣传使用普通话的行列中来。

在泰州师专泰兴附小，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办公室内，老教师用不太纯熟的普通话虚心向年轻教师请教：家庭中，围着红领巾的孩子一板一眼地教着自己的爷爷奶奶：校园网络平台上，大家交流着说普通话的真实心得和困惑……截至目前，该校教师中有78％的人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22％的人达到二级乙等水平。每个人都成了义务推普员，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小手拉大手，大家同进步”活动中来。

每年的“推普周”期间，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围绕活动主题多角度、立体化地设立活动模块，有家校沟通的“亲子妙语大奖赛”，有走进社区的宣传活动，有师生演讲与朗诵比赛。有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学校与广播电台、电视合，推出“主持人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公众喜爱的“大手”――著名主持人亲临校园举办普通话讲座，与同学们零距离，互动性地探讨如何说好标准普通话、如何锻炼口语交际能力以及播音与主持的基本技巧。

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在适当利用午会课、思品课及黑板报进行宣传发动，定期出版有关普通话的板报，扩大宣传效果。各校还组织以各组为主的课文、古诗词朗诵比赛。通过比赛，学生既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又提高了朗读能力。同时开展“啄木鸟找错别字”活动，要求同学给同桌找“虫子”，在学校的范围内找错字别字，并

深入社区、各商业点开展活动。

如今，“讲普通话”在各校已成风尚。兴化安丰小学的家长纷纷表示，学校推行普通话后，孩子说粗话、脏话的现象明显减少，文明用语越来越多，人也文雅起来了。

而孩子使用普通话也点燃了家长学普通话的热情。有位家长说：“以前不会讲普通话，在外打工处处碰钉子，现在，孩子回家用普通话和家人交流，我就拜儿子为师，虽然学起来比较吃力，但是我很高兴，感谢学校给我培养了这样一位‘好老师’!”

为切实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各地都加大了教师普通话培训的力度，兴化、高港、泰兴、靖江、海陵等地先后组织了教师普通话水平培训。2010年9月至今，全市共有3000余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参加了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全市还提出了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在校园内的所有公共场合都要讲普通话。普通话最好要标准，如果暂不标准，也要坚持“南腔北调”地讲，“土洋杂糅”地讲，只有讲，才会越讲越好。教师的说话和写字要力争做到“开口为人师，提笔作示范”。

期间，有很多老师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比如寺巷中心小学戚秀兰老师和李华老师，前者为了练好普通话，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在校园的草地上练习发音，不断地练习，经常练到嘴巴疼，舌头发硬，甚至抽筋。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近50的戚老师已经考到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李华老师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与人交流，成为乡村学校的一道风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学生。“三进”后，作为测试员的李老师担起了全校乃至全区普通话培训的重任。

师资的问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可能都配齐配足，社会各界人士、学生家长、教师、学生都可以作为“三进”活动的师资资源，强调“能者为师”、“师生相长”。大多数学校都结合本地实际，采取能者为师、专兼职结合、校内外结合的办法，注重提高教师的素质，重视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和书法、诵读教师的培养，基本解决了“三进”工作的师资问题。

下：在春风细雨中沉醉

当“三进”的春风化作细雨，随风潜入夜，广大师生甚至家长，都会感受到它柔软的滋润，沉醉于它温暖的幸福。当然，这也是泰州推行“三进”工作的初衷与夙愿。

――童诗就是巧克力

一天，兴化实小的顾文艳在书店遇到她班的一个孩子，他母亲让顾老师帮他挑书。

顾老师领着他在一排排图书间穿梭，突然，他说：“班里图书角里没有《林中的歌声》这本书，我就买这本书吧!”顾老师微笑着点点头。

“老师，等我读完了这本《林中的歌声》，我就把它放在班级图书角，让同学们读，好吗?”

那一刻，顾老师很感动，在孩子的生命中，阅读是一种快乐与幸福的体验，而与同伴分享时，这份快乐与幸福益发甘醇!

每周一的童诗课，顾老师和孩子们都仿佛走进了一个神奇而美丽的花园。他们一起读诗写诗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他们读诗的情形，那一次，我读的是金波的《下雪的声音》，那一刻，教室里静极了，孩子们静静地聆听着，那一双双清亮的眼睛告诉我，孩子们一定会爱上童诗。”

孩子们告诉顾老师读诗的感觉是甜甜的，还有孩子告诉她读诗就是有趣，就是好玩!而最最让顾老师难忘的是朱朝晖的回答，他说：“童诗就是我爱吃的巧克力，吃着，吃着，就上瘾了!”这样的话语怎能不让人动容?

是呀，童诗就是香甜的巧克力，是会让人上瘾的。认识童诗，爱上童诗，就再也离不开童诗了!

孩子们不仅每天阅读着顾老师的博文，还纷纷建了自己的博客，甚至还建了个博客群。他们说现在一天不写日记就手痒痒的，心里空落落的。

一次自习课上，贾禹成正埋头书写，当顾老师请他到办公室帮忙捧作业本时，他迅速地把笔记本藏到抽屉里，顾老师以为他在写私人日记呢。谁知他的同桌说，他是在创作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当顾老师惊叹时，没想到班上好多孩子都举手说：“老师，我也在写小说呢!”粗略地统计了一番，班上竟然有二十个孩子在创作长篇小说，有科幻小说，有悬疑小说，有校园小说，真是风格多样呢!

去年是黄桥初级中学丁晖刚老师带毕业班的第一年，为了应付中考，给学生灌输最多的就是资料上经常出现的所谓的重点题目，学生们只能靠死记硬背来记住这些题目的答案，以至于名著考查这一项失分较多。

“三进”后，丁老师改变了教学策略：和学生一起读名著。每周阅读课前，他都会提前布置阅读任务，并让学生做好读书笔记。同时，自己也会将所布置的阅读章节认真阅读，将精彩的片段摘录出来，并根据内容精心设计题目。阅读课上，他让学生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谈体会，说感悟。一节课下来，学生们激情高涨，课堂气氛很活跃。最让她感动的是：平时上课总喜欢睡觉的两个同学竟然不睡觉了，取而代之的是聚精会神地看名著。期中考试中名著考查这一项的正确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兴化市二实小的李静老师一直任教高年级语文。进入五年级下学期，班上有两个极有绘画天分的小姑娘时不时会在《新语文》上配些表情小插画，惟妙惟肖，为点评锦上添花。李老师一看就心生喜爱，便将她们的《新语文》全班传看，她的宣传口号是“动有创意的笔墨”!一石激起千层浪，《新语文》的动笔又一轮百花齐放，有的甚至极有创意地用完整的漫画来呈现自己读后的收获……俏皮天真的图画与真实动人的读后感相映成趣，不但孩子们益发热衷于这种对话与表达，就连她的批阅工作也变得更有味儿了。

有思想的火花，有持续的热情，孩子会越来越肯读书，越来越会读书，越来越善于书面表达。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三年时间，一群牙牙学语的毛孩子，就蜕变成了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小才子，但若无‘三进’，我仍是个一筹莫展的拙妇啊!”

他们都是语文老师，是“三进”工作的先行者和直接受益者。除了外聘外，各学校诵读指导教师大多是由语文教师兼任，书法教师大多为学校有书法特长的老师担任指导任务，语文教师配合督促检查。所以，“三进”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场语文的革命，一场教学方式的革新，一场心灵的冲击与洗礼，他们和孩子们在“三进”中教学相长，在“三进”的春风细雨中一边播种一边收获。走向幸福完整的教育人生。

不仅师生受益，家长们也渐渐地改变了。孩子每天在家大声诵读20分钟。很多家长反映，现在读书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了一日中的第四餐，睡前营养餐。孩子每天坐在床上，要好好读上20分钟才能入睡。家长们也被孩子感染，他们渐渐关掉了电视，关掉了电脑，加入了读书的队伍，书香家庭越来越多……

――书写，并快乐着

那天，学校决定让徐刚老师举办一期关于书法的“百家讲堂”。事先多准备了几块活动黑板，一上场徐刚老师就用行书快速书写了“共创美好未来”六个字，又用正楷书写了“福寿康宁”四个字，全场听众一下就被这神奇的书法吸引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徐老师与场下学生互动，讲解书法的基本笔画与书写的秘诀。场

下的学生个个举手，人人想上台展示自己。徐老师被这种热情深深感染了，古老的书法艺术竟有如此强大的魅力。最后在配乐声中，他用狂草现场表演了的《沁园春?雪》。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把整个活动推向了。当徐老师走下讲台时，许多家长握住他的手，激动而诚恳地要求他教他们孩子学书法。再看看孩子们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他有些诚惶诚恐。事后他一直思考着：我学习书法仅仅是为了个人爱好吗?单单是为了修身养性吗?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乡村少年宫书法兴趣小组”成立了。每周两节课，学生听得专心致志，课堂效果非常好。徐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只要学生有一点进步就加以表扬。初二有个叫鞠舒雨的，父亲因病去世，该生显得孤僻自卑，但她爱好书法。徐老师多次给她送宣纸和毛笔，细心地指导她写字，该生学得特别认真，很快就取得了省毛笔六级证书，并且参加泰兴市和泰州市的书法比赛获了奖。从此她不再自卑了，笑容越来越多。她母亲十分感动地说：“徐老师，是你的书法艺术改变了我女儿的命运，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

半年多前学校创建了“徐刚书法工作室”，现在全校五十八个班级、三千多名学生周周有双休日书法作业，每次作业都被认真批阅、评比，每周有优秀学生作品欣赏，也有优秀班级的公布。

也是专职书法教师的高志坤老师，在教学中深深地体会到学习书法不是简单地练习，更重要的是要引领学生去感受美、认识美、享受美、表现美。比如学习颜体的庄严之美、柳体的劲健之美、褚体的飘逸之美等等，无一不可以给我们的生命以滋养。

有一位叫史玉祥的学生，现在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任职。他妈妈每次遇到高老师都很高兴地说，我家玉祥都亏小时候参加书法兴趣小组跟你学书法，后来考上大学后，教授就是因为他字写得好，格外地喜欢他，毕业后留校，还当了团委(总支)书记。

有一位叫丁昊的学生现在韩国留学，其父是高老师的同学，常会感激地跟高老师讲，儿子写得一手好字很受韩国人尊敬，等儿子回来一定来看望老师。

“从我这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字写得又快又好的同学个个都学习成绩优秀，表现不俗。”有位六年级的学生叫乔宇辰，练习书法已有五个年头，字写得可谓又快又好。参加全市学生硬笔字的现场书写大赛，获得了小学高年级组的一等奖。人家要一小时完成的作业，他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效率非常高。

顾华兰老师有个学生叫管沛，父母离异，根本无心学习。上课时，为了防止他捣乱，顾老师就让他临摹学校的字帖，一节课两张。一个月下来，字居然进步很大，而且也开始读书了。半学期下来。他居然也能写像样的作文了。以前语文都是交白卷，现在基本能把基础知识和作文都写完。上课时也能够主动看书。

这样得益于书法、品学兼优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从事教育，不能过于功利，应该着眼于学生的成长和未来。书法教学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可能眼前不会看到它对成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讲，我相信它将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素养之一。”高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