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5 10: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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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率设想
Abstract:Atpresentourcountryoldageinsurancefunddaybydayincreases,buttheinvestmentefficiencyisnothigh,atunderthecurrentfinancialcrisiscondition,facingthepensionpaymentpeakwhichisgoingtoarrive,theauthorthoughtshouldtheoldageinsurancefundinvestmenttakeacompletesystemresearch,changepast“headachemedicinehead,footpainmedicinefoot”theprocedure,enhancestheoldageinsurancefundinvestmentefficiency.
Keywords:OldageinsurancefundInvestmentefficiencyConceives
随着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日益增大，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状况却不容乐观，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问题日益迫切。针对目前我国养老基金投资现状，笔者认为要想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效率，需要把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作为一个系统研究。
1.养老基金投资模式的选择
鉴于我国的养老基金的运作模式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因此在设计投资模式时，两者也应该分开设计。
1.1社会统筹养老基金投资模式。基础养老金是支付给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的一部分，在相同的统筹地区内任何人的基础养老金是一样的，不同统筹区域的社会平均工资不一样，那么基础养老金当然就不一样，实现全国统筹是养老金改革的目标，当实现了全国统筹时，则全国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是一致的。其次，该部分养老金是采用现收现付制度，这就实现了代际转移。最后，我国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统筹基金是有缺口的，中国基本养老金结余2975亿元，是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一起的结余，如果只考察社会统筹基金的话，则是收不抵支的。而这个缺口应由政府负责，而且一旦基金收支发生赤字，也是由政府兜底。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将社会统筹养老基金的收入、支出全部纳入财政公共预算，结余当然同时纳入了财政公共预算，实现预算平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社会统筹养老基金不需要进行投资。
1.2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模式。从国际上看，强制性完全积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模式可分为公共集中型模式和私营竞争型模式，其中公共集中型模式中又可分为政府直接统一投资管理模式和委托投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差别集中体现在收益率和管理成本两个方面。
现阶段中国不具备特定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因此我国的个人账户基金应该使用公共集中型委托投资模式，投资主体应选择全国基金理事会，因为理事会在运作自身所拥有的全国社保基金的同时，已经具有了缓解委托问题、提高投资水平的优势。
1.3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模式。在2005年，国务院决定在2006年将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目前正在物色合适投资管理人。不过笔者认为由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性和独立性，可以称其为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根据国际经验，应该本着谨慎的策略，离开国内资本市场，立足于发展海外资本市场。这样可以避免给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带来负面影响，避免“与民争利”和陷入市场监管者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时的尴尬与矛盾，也可以避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政治干预。管理者应仍然选择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选择投资人。
中国-2.政府角色定位与外部环境建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资源配置效用，而不应该挤占市场的位置。因此政府的监管原则应变“数量限制”原则为“谨慎人”原则，加强基金投资管理的立法，提高统筹层次以及建设社会保障信息系统为基金投资开辟条件，而市场的责任在于为基金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场所并有良好的市场秩序。
2.1管制原则的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其它国家刚刚建立养老金制度之初，人们对养老金投资作用认识不足，也缺乏养老基金的管理，大都从基金的安全性出发，采用对基金进行“数量限制”这种严厉管制，一般都投资于银行和国债。后来由于基金的数额的扩大和金融业的发展，各国政府愈来愈认识到养老金投资的收益性，便开始投资运营，管制的原则也由“数量限制”逐渐过渡到“谨慎人”原则。随着时间的前移，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资本市场经理人的成熟，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要求的提高，谨慎人原则的实行势在必行。
2.2统筹层次的提高。当前在基金管理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基金管理分散化，政出多头，这不但增加了管理的难度，降低了管理的效率，造成了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它也使各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投资经营成本增加，成了基金投资最大的障碍。
因此首先应提高统筹层次，争取做到省一级统筹，一方面可以增强互济功能，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发生结构性资金缺口的机会，这样便有利于做实个人账户，使得个人账户基金保住不丢失，有钱可投。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通过减少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可以实现集中管理，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风险。
2.3社会保障法的制定。首先制订社会保障基本法，规定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法律原则，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然后制订社会保险专门法，规定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法律内容。社会保险专门法是社会保障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它可以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作进一步的法律内容规定。
2.4外部资本市场的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通过以下途径使资本市场逐步完善。
2.4.1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善，这有利于缓解单一依靠主板进行融资的压力，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
2.4.2开展金融衍生工具、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在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投资债券还是，都缺乏相应的套期保值工具来处理资产的风险暴露。最缺乏的工具有两种：用来回避市场风险的股票指数期货，用来回避利率的国债期货。而养老基金是强烈风险规避的机构投资者，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应积极探索开放金融衍生工具、开放套期保值产品。
2.4.3鼓励基金公司积极进行产品创新。近年来基金行业产品创新在加速，不同风格的基金产品相继推出，大大丰富了养老基金的投资选择。为适应现阶段企业年金发展的需要，建议监管部门能够放松限制，鼓励基金公司开展专门面向养老基金的产品创新。例如出台相关法规，允许设立对养老基金定向募集的特种基金，推出保本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等等。
3.投资产品的选择
3.1潜在可选择的工具。根据国际经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几乎涉及所有的投资工具，概括起来可以分为金融工具和实物工具两大类。金融工具包括存款、国债、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股票以及投资基金等；实物投资工具具有投资期长、流动性差的特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通货膨胀风险，也是养老保险基金可以选择的投资工具，如房地产。
3.2扩展我国投资工具的选择范围。拓展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在现有的条件下，结合我国国情可以通过基础设施、银行间债市等来扩展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具体来说，笔者建议有以下两种方法：
3.2.1投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属于典型的长期资金运用，期限可能是30年、50年，因此，应当开拓期限相对匹配的资金来源，而养老保险基金就是重要的选择渠道。这不仅从微观上为养老保险基金等长期资金的运用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空间，同时也从宏观上降低了金融资源错配的风险。在这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行政手段让养老金基金优先进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既能保障养老金基金的本金安全，又可以使养老金基金获取利益，如大桥和公路。
3.2.2投资银行间债市。在目前股票市场收益率日益低下的条件下，可以考虑投资于银行间债市。债券投资具有期限固定和收益稳定的优势，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组合中的首选目标。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对扩容银行间债市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个人账户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将滚动积累成一个为各个市场和机构所向往的一块大“奶酪”。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非金融机构法人等机构之后，养老保险基金将成为银行间债市主要的、也是最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3.3未来投资选择的建议。
3.3.1金融衍生产品。中国目前尚无金融衍生产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会逐步推出，如期货、期权、互换等等。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放大作用，投资风险很大。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适合作为养老保险基金这种以增值为目的的投资，应仅限于用作其风险对冲工具。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投资的金融衍生产品主要有：股票指数期货、零息抵押担保债券、住房抵押支持的债券等。
3.3.2房地产。各国发展趋势显示，房地产已不再是养老保险基金理想投资工具。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直接投资于房地产会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实现证券化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基金方可将其作为投资工具，并在经济发展稳定时期增加投资比例。
3.3.3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具有广泛的投资领域，各国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趋于成熟时，都逐步放开了对海外市场投资的限制比例。中国目前仍实行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进行海外投资存在政策制度障碍，当障碍不复存在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例可由少到多渐次增加。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1页
公募基金机构作为一个投资机构,频繁出现散户化的现象,其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原因为以下几点:
1、我国投资大环境尚不完善我国投资大环境尚不完善,我国处理投资业务的经验不足和实操技巧不完善是导致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我国投资业的现状而言,投资者以个人投资为主,个人投资者无论数量,还是资金量均大大的高于规模性的机构投资者,这将导致投资者结构的失衡。更何况,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比较机动化,其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为投资依据,市场信息收集不够迅速,也缺乏分析信息的能力和技巧,只能一味的靠“小道消息”随波逐流,或者一味的靠运气和投机取巧。这种状况将大大的增添了我国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我国投资业发展时间短,经验不足,其法律法规也相当不完善,没有一个较为健全全面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和投资者利益保障机制,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进行投资将大大的提高了投资风险。
2、公募基金的内在原因公募基金开发时间晚、发展时间短,各种投资的具体操作尚不完善,其自身的内在原因是导致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直接原因。公募基金投资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其仍然缺乏一定的投资专业人才,然而新培育的投资人才虽然知道一定的金融投资理论,但缺乏一定的投资经验,其投资目光较为短浅,较多为中短期投资。从基金经理的角度上而言,许多的基金公司均由每年的公司排名作为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内容,因此许多基金经理为了自身业绩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的投资,而转向中短期投资,这样的投资结构失衡,反而会导致公司利益的流失。更何况,基金经理的收入由工资和奖金组成,与投资业绩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这样将会导致基金经理失去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再加上,基金公司通过公司业绩来选择基金经理,时常更换基金经理,这样不但让公司无法获取长期投资的利益,还会使公司的投资风格发生变动,无形中加大了投资风险。在行政部门中,公募基金机构普遍缺乏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管机制,对公募基金投资的过程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监管,这样将导致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
3、基金排名制度不科学基金排名对于基金机构的投资方向和基金经理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基金排名对基金机构和基金经理而言都十分重要。然而,按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我国的基金机构排名的审查时间较短,根本无法考虑长期的投资因素,该排名大部分是针对中短期投资的投资收益而言的,忽视了长期投资的利益,这样的基金排名缺乏一定的真实性。更何况,国内的公募基金机构会为了争夺基金排名而出现频繁换股、参与绩差股等行为出现。
4、投资者缺乏相对应的投资理念公募基金的投资者是由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组成,且以个人投资者居多,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状况容易受到个人的投资情绪和投资理念影响,且容易影响其他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情绪。一旦市场处于过度乐观或者过度悲观的状况时,投资市场将会出现羊群效应,市场将会出现大量的申购或者赎回,这样将会导致投资市场出现经济泡沫或者陷入低迷。
二、如何解决我国公募基金投资散户化的状况
1、培养专业的投资人才,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必须要在公募基金机构内及时的补充投资人才,培养更多的优秀投资人才,设立一个由投资人才和基金经理所组成的投资小组,尽可能提高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和技巧,尽可能减少更换基金经理带来的影响,使投资风格更为稳定,投资理念更为成熟。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设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把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基金机构的业绩相挂钩,提高基金经理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
2、建设健全完善的公募基金内部管理机制证券监管部门应该要根据现状出台一系列的基金投资规章制度,严打“帮忙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让公募基金机构进行投资时有法可依。“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还必须要发挥其带领和监管作用,与业内的各大公募基金机构达成共识,共同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业内形成一种自律的风气,共同维护基金投资秩序。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及时的定期的公布换手率等市场信息,坚决抵制“散户化”现状的出现。
3、健全和完善基金排名制必须要对旧式的基金排名制进行合理的完善和更改,延长其审查时间,加长基金排名公布的相隔时间,鼓励公募基金机构进行长期投资,在基金排名内加入长期投资的因素,保证基金排名的真实性。这样不但能够鼓励长期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投资的风险,还能对基金经理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观察,使投资风格更为稳定。
4、向投资者灌输专业的投资理念应该就投资的基础理论知识、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投资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投资者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的灌输,让投资者有一定的专业投资理念,在投资前对基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提高投资者投资基金的耐性和信心,尽可能的减低“羊群效应”状况的出现。
三、总结
一、社保基金投资管理现状
首先，社保基金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就我国目前基金市场而言，一些基金管理公司由于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对风险做出预测和防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操作违规现象。就投资而言，一些社保基金的投资具有盲目性，在投资之前对投资方向缺乏全面细致的了解，使得一些投资往往收益较低，甚至出现亏损。除此之外，投资范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社保基金的资产组合中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比例不能低于50%，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的比例不能超过50%，投资产业基金和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不能超过10%。这种规定虽然从安全性出发，尽可能规避了投资的风险，但范围被限制得过窄很容易导致投资收益受到影响，不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长。就社保基金的来源而言，存在着来源不稳定的问题。目前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彩票公益金收入等几个方面。这些来源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时间和额度都处于不确定之中。社保基金来源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对基金数额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次，缺乏严格的监督。就现状而言，对社保基金的监管主要是由劳动保障部门来实施，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的方式。在多方主体都参与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对每个部门的监督职责做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划分，很容易造成职责不明甚至混乱的局面。在具体进行社保基金监督工作中，可能会出现部门争权或者是互相推诿的状况，这对监督的实施是不利的。除此之外，劳动保障部门是社保基金的管理者，如果仍然在社保基金的监督中掌握主要职能，则会造成监督效力被弱化，很容易滋生腐败。再次，法律法规尚待健全。为了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国家加大了相关方面的立法，相继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法》等。但是，就实践而言，仍存在着一些情形法律未作出规定，并且已经出台的法律存在着效力层次低、操作性不强等缺点，对于社保基金也没有专门的法律作出规定。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要健全完善社保基金管理机制。就投资而言，要拓宽投资渠道，把握投资方向。投资渠道被限制的过严，很容易使投资陷于僵化，不利于投资效益的增长。因此，社保基金管理者要从实际出发，考察投资市场行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向。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培养引进专门的人才从事投资管理工作。要想保证社保基金的投资效益，必须要有熟悉经济、金融、投资、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进行管理，在保证社保基金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保基金投资效益的增长。为了避免社保基金因为投资不当而出现亏损，可以设立社保基金最低收益率，并建立准备金制度。通过设定最低收益律，可以为投资收益设定一个最低标准，保障收益的稳定；通过建立准备金制度，可以在社保基金出现空缺亏损的时候能够及时弥补。
第二，要对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进行严格的监督。对社保基金投资的监管单位和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让每个单位和部门都能够在清楚自身职责的基础之上合理履行，避免出现职权不明而互相争夺或者是互相推诿的局面。当社保基金的投资出现问题时，要充分发挥监督效力，追究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除此之外，还要对从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工作的从业人员的资格和工作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存在个人能力不足或者是的情况，要迅速做出处理，避免因为从业人员的行为而造成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出现困难。
第三，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出现无法可依的状况。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作出法律规定，维护管理秩序。
三、总结
总之，要做好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长，需要我们针对现实问题，采取相应对策。如此，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
作者：刘永康单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
[论文关键词]智利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险基金；基金管理
1“智利模式”简介
智利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将个人工资总额的10％存人个人账户并进行积累，并且交由私营机构投资管理，最终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储蓄及增值收益作为个人养老金的资金来源。
1．1养老基金的筹集方面
智利实施的是政府立法和监控，民营机构具体操作，个人账户强制储蓄，政府承担最终风险。保险费完全由个人负担，雇主不承担缴费义务。雇员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月工资的10％)，缴费金额全部记入养老金的个人账户。
1．2养老金的管理和运营方面
智利的基本做法是，由多个竞争性的私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s)来负责个人账户养老金资金的管理并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利用投资回报收益使养老基金升值。
1．3养老基金投资监管方面
智利政府采取严格的数量监管模式。同时，为了保证养老基金的安全，政府成立养老金管理公司总监署(safp)来管理各公司的运营状况。
2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基金管理状况
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方式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同时辅助于“五保”制度。从全国各地试点的新办法与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实施方案比较来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原则明确、模式统一，新制度已经较原有监管制度有了显着的有效性和先进性。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不够规范、监管缺失、基金保值增值方式单一、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方面。
3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造成基金流失
养老保险基金、待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作他用；国务院也多次明文规定不得挪用社会保险基金。
3．2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经济予以适当补助，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与城镇养老保险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并不具有互济性。
3．3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单一，保值增值能力差
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未来养老金的给付，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积累制养老金制度下形成的巨额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将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
4“智利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4．1政府在投资运作中的作用发生转变
在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由直接包办养老基金投资运作转为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政府职能转向投资运作的监督和管理，养老基金的行政管理和投资管理适当分离。这是一个基本经验。
4．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基金应该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
个人账户基金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范畴，应该实行政府机构管理模式。但应该与统筹账户基金的管理完全分开，以有效避免个人账户资金被统筹基金挪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统一负责筹集的，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管理。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可以建立独立的补充养老基金会。
【关键词】 养老基金； 投资运营； 风险管控； 信息化养老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0-0046-03
一、引言
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养老基金的规模日益扩大，由于社保制度转型、人口老龄化及预期寿命的延长等因素，养老基金未来面临一定的支付危机。如何管理和运营好养老基金，并使其保值增值，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预测到2033年，我国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25.4%；2050年将上升到1/3，接近发达国家。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尽快推出养老金整体投资运营方案显得尤为迫切。在目前管理运营体系下，我国养老金年均收益率不到2%。2001—2011年，我国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47%。以此推算，养老保险基金此间损失约6 000亿元。此外，目前我国养老金多以存款甚至是活期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未来养老金投资还需拓展多元化投资渠道。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2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3 941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财政专户存款，高达20 170亿元；协议存款1 058亿元；债券投资仅为196亿元，委托投资运营918亿元。
二、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现状及缺陷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为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及投资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而从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方式来看，主要还是存入商业银行和购买国债，其他投资方式因其安全性、收益性、社会性和流动性，相关部门一直采取审慎的态度加以约束限制。
存入商业银行的养老基金，大部分为活期存款，按活期利率计息，即使完全按照优惠利率计息，收益率也非常有限。购买国债，虽然安全性较强、收益相对高，但利率是事先确定的，在市场利率变动时，或许发生损失，在没有保值补贴的情况下，收益性也较差。另外，购买国债还要受发行时间限制。很显然，将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仅局限于“存银行、买国债”，并不是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最佳途径。
三、进一步完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决策
预计“十二五”时期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增长到2.21亿，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增加到16.0%，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绊脚石。因此，如何负担成本转嫁、有效地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成为异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养老基金投资渠道都比较单一，主要是以财政专户存款为主，还有另外一部分购买国债。还包括股票、证券基金、国债、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养老保险累计基金年均收益率不足2%，但是，在过去的11年里，我国年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47%，据此测算，损失约为6 000亿元。养老金改革，任重而道远。政策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拓展投资范围，大力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未来将面临巨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因此，需要提前筹划建立稳定、可靠、多层次的养老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拓展投资运营范围，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世界上允许养老基金进行投资运营的国家，一般投资于股票、债券、贷款、实体和海外投资等领域，一些国家经投资运营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2011年部分国家养老资产的配置比重明细表（如表1）。
目前，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拓展养老基金的投资范围，除继续保留一定比例的银行存款和国债外，还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购买企业债券。第二是委托银行发放抵押贷款。第三是投资基金产品。鉴于投资基金“专家理财、分散投资”的特点，可以进行适量的投资。但基金产品投资必须对该产品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投资策略、选股原则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的诚信和业绩进行考察，并评估其与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要求是否相符。第四是投资于实业领域。从近期来看，银行存款和国债将是养老基金投资的主要方式，投资于国债和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应低于50%和10%；股市是拓展投资领域的重要方向，但股市投资不应高于30%；企业债券和实业投资比例都不宜过高，不应高于10%。
一般来说，能源、交通、通讯、公用事业等行业项目投资规模较大、风险较小、发展前景好。因此，当养老基金积累到较大规模时，将一部分养老基金以入股形式投资于国家基础建设事业，取得收益后，按股份提取红利。进行这种长期投资，既解决国家基础建设资金缺口，又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养老基金运用效益，是养老基金一种较为理想的运营方式。而养老金的特殊性质能够为资本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因为其投资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例如，英国和日本的两大养老基金于日前宣布：各自“试水”能源产业的交易。其中，英国养老保障基金（PPF）计划接管英国最大煤炭生产商英国煤炭（UK Coal），日本养老基金协会（JPFA）则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雇员退休基金（Omers）联手购买美国燃气电厂。业内普遍认为，国家大型养老基金涉足能源或将成为全球未来新趋势，标志着以养老基金为首的更多公共基金打算跳出传统领域，寻求多元化投资发展。
2.进一步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为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做好服务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应抓住机遇让全国社保基金做强做大。一是未来应将国有资产划拨提上日程。“这个特殊的融资渠道已经讨论很多年，应尽快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二是扩大地方基础养老金委托运营的试点范围，按照广东的模式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三是做实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尽快实行委托投资。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保证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良好的1级市场有利于相关金融产品的发行，保证投资者认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流动性较强的2级市场可以为投资者转让相关产品提供便利的渠道。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层也需要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水平，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强化保护投资者机制；同时还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为养老金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更好、更成熟的平台，创造更加公平有序透明的市场环境。
3.培育专业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我国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投资者现在还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数量相对来说较少，两者比重相差较大。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是以投机为主，其投资行为取决于个人对证券产品的投资偏好，这种投资偏好的市场随机性很强，增加了不稳定性；而机构投资者则更注重对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选择策略投资对象进行理性的价值投资，是稳定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
要加快培育成熟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入市不仅需要成熟的市场，也需要一批有经验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队伍。2011年底，我国股市内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信托机构等机构投资者占比为15.6%，境外专业机构只有1%。在欧美等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达70%左右。可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对于实现我国资本市场与养老金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4.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各国对补充养老保险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取决于它在养老金体系中的地位。国际经验表明，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计划往往是养老保障体系的主体。以美国为例，2010年底401（K）资金规模达到3.1万亿美元，占美国养老金总资产31%，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而我国2011年底企业年金累计结余3 570亿元人民币，仅占当年养老金总资产的10%左右，占当年GDP比重不到1%。企业年金计划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但是近年来发展滞后、缓慢。从国外实践来看，税收优惠是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有必要明确和完善相关延迟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使其成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
5.加强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督检查
大力提高常规监管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在完善养老基金财务、会计、统计、审计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机制。通过国家立法来完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监管的法律和制度，加强养老基金监管体系建设。不仅对基金日常收支管理进行监督，而且还要监管各项基金投资运营流程，及时查处投资运营中违规行为，维护基金安全和完整。
6.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信息平台，保证养老基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养老信息化是整个养老体系的技术支撑，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养老服务水平的高低，它能够对养老基金实行严谨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强化养老基金监管的透明化程度，提高监督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力。
大力发展信息化支撑网络。通过养老信息平台可以定期收集、核对基金监管数据，对养老基金的征收和利用进行全程的监督与管理，并对基金监管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合理的分析与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并且积极地预防、化解潜在的危机。同时，在“十二五”养老服务业标准体系总框架中的业务支撑标准中也把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标准的建立作为核心标准来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养老传统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有效杜绝重复支出养老基金、非法套取养老基金等现象，保证养老基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四、结论
综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的形势下发生的，且呈现加速增长之势。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了未来养老支出的压力，要化解老龄社会日益加剧所带来的潜在危机，必须加强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现养老基金结余的保值增值，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高峰积累足够的支付资金，以实现我国养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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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多元化
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基本方案》)成为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农保制度”)的根据，到1998年底参保人数达到8025万。但此后，由于管理机构变革、农保制度规定本身及实践中出现系列问题，1999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已有的农保业务实行清理整顿；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保制度探索基础上，200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国性新型农保制度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两项制度的核心在于农保基金的管理，即农保基金筹集、保值增值和监管，因为只有在有效管理基础上，才能为参保农民提供有效支付。
一、老农保制度——《基本方案》中农保基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与实施效果
(一)农保基金的筹集。基金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个人交纳要占一定比例；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个人的交费和集体的补助(含国家让利)，分别记账在个人名下；交费标准每月最低2元，最高20元，共设10个档次，可以补交和预交。
(二)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即便用于地方建设时，原则上只能采取先存人银行，地方政府再向银行贷款的办法实施。
(三)农保基金的监管。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农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实施对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主管领导任主任，其成员由民政、财政、税务、计划、乡镇企业、审计、银行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投保人代表组成。乡(镇)、村两级群众性的社会保障委员会要协助工作，并发挥监督作用。
不可否认，老农保制度中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与当时农村经济状况有着广泛适应性。但实施中，由于“集体补助”大多难以落实到位，“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载体缺失，结果80%以上的参保农民全部为“个人缴纳”，加之农保基金筹资额较低，结果参保农民不及应参保农民总量的6%。基金保值增值“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人银行”来实现，不能直接用于投资，这虽有利于资金安全，但银行利率的不断下调，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农保基金保值已相当困难，更何况增值。基金监管虽名义上由多部门构成，但实施中投保人代表的缺位，加之政府未提供行政管理费用，结果导致一方面管理机构侵占农保资金现象严重，个别地方管理费用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另一方面，农保资金被挪用、挤占等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地方农保资金流失占资金总额的35%。由此看，农保基金管理中系列问题的存在导致老农保未能有效开展。
二、新型农保制度——《指导意见》中农保基金管理的具体要求及突破
(一)新型农保基金筹集。新型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其中，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500元5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
(二)新型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按规定，个人账户储存额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可推断其保值增值的方式就是按一年期银行的存款利率计算。
(三)新型农保基金监管。在监督上，主要实行社会监督、部门监督、参保村民群众监督方式；在管理上，则将新农保基金纳人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试点阶段，新农保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随着试点扩大和推开，逐步提高管理层次；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直接实行省级管理。
由上可知，与老农保制度相比，新型农保制度在基金筹集、保值增值、监管等诸环节都有了新的突破，更符合当前我国与农村的现实。
一是在基金筹集上强化政府经济责任。顾名思义，“社会养老保险”的主体是“社会”，即包括政府、集体、农民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的基金筹集主体。这与老农保相比是根本性的突破。虽然老农保制度也要求集体补助，政府予以政策扶持，但由于集体经济的衰退及政府扶持政策与集体经济的一致性，结果绝大多数集体、政府并未对农民参保给予任何补助。这自然不利于农保制度的开展。而新农保明确了政府的经济责任：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单独(对中西部地区)或与地方政府一道(对东部地区)对养老保险金领取者提供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参保者个人账户每年贴补不低于30元的保险金。这就明确了各级政府在新型农保制度中的经济责任，使农保制度回归社会保险的本意。
二是在基金保值增值上，强化了基金安全。当前参保农民的养老金待遇由中央确定的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和参保农民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39的月计发标准构成。由于基础养老金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由财政直接支付，因此不存在保值增值的压力；而个人账户储存额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其保值增值的方式就是存银行。这显然有利于基金的安全。
三是在基金监管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监督，即采取社会监督、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的方式，另一方面将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这种监管方式有利于农保基金的安全，保障农保实施的公正、公平、公开、透明。
但在新型农保基金管理的诸环节上，仍有亟待完善之处：一是对不同农民(包括纯农户、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的筹资主体具体安排不足；二是因过于强调资金安全，对农保基金采取单一存银行的方式，不利于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未体现投保人代表者的监管责任，忽略了参保农民的主体性。
三、多元化——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管理机制的优化
(一)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筹资机制——筹资主体多元化
由于农民已分化为纯农户、农民工、被征地农民三者收入来源、面临的生活风险各不相同，因而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投资主体也应有别。
1．个人、地方政府、(集体)两方(或三方)共担——纯农户的新型农保个人账户筹资机制。对纯户而言，其个人账户基金不可或缺的两个主体是人和政府，至于第三个主体——集体能否真JT成为缴费主体，则完全取决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于集体经济较差的地区来说，集体出资能力有限，根本无力出资，农民的养老个人账户基金主要由民个人和地方政府出资构成；对于集体经济较好的地区，则形成农民个人、地方政府、集体三方共同出资的保险账户。
2．个人、地方政府、用人单位、(集体)三方或(四方)共担——农民工的新型农保个人账户筹资机制。当前，对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部分城市正在试行既区别于“城保”又不同于“农保”的“第三条道路”。对选择该模式的农民工而言，其养老保险采取“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相结合。如果农民工选择了新型农保，则其个人账户的缴费主体就应包括农民工个人、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我国新《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因而用人单位为农民工交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是法定义务。无论他们选择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参保，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不可推卸；至于集体能否真正承担缴费责任则像对纯农户的分析那样要看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3．个人、地方政府、集体三方共担一一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筹资机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款一般在四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农民、农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为全体农民提供基础养老金的前提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就应由其余三个主体构成。被征地农民与纯农户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集体的缴费可能是缺失的，但这里集体的缴费义务是必须的，因为在土地补偿费的分割上，集体也获得一定的收益，其用途可由集体兴办实业，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或用于公益事业。而为被征地农民补贴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就是重要公益事业之一。在具体出资比例上，地方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险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集体补助部分不低于保险资金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提取；个人承担的部分不高于保险资金总额的30%，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
(二)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投资选择机制一一投资对象多元化
投资对象多元化是指农保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渠道的多元化，这既是投资理沦的要求，更是我国投资环境使然。因为现资理论认为，有效的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能够尽可能地分散系统风险，获取比较稳定的收益。而现实中，由于资本市场不成熟，相关法律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难以有效运作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单一的投资渠道很难既实现资金安全，又保证资金的效率，故需要多元化投资。在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也作了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具体比例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基于上述规定，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组成部分的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可以选择包括从实业资产到金融资产在内的多种投资工具，具体包括：
1．买国债和存银行。这是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最重要的常规性投资渠道，由于有国家信用担保，其安全性较其他投资工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国债，风险低，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税，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我国目前国债品种单一、期限结构不尽合理、对利率风险敏感，收益率较低。至于银行存款只应作为短期投资工具满足流动性需要，故投资比例更不宜过高。
2．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人市。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入市已成为基金增值的主要方式。社保基金资产规模从2o01年20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7765亿元，年均投资收益达到9．75，尤其是2007年社保基金股市收益曾达到创纪录的1453．5亿元，收益率高达43．19。当然股市风险较大，在2008年后由于股市下跌，当年社保基金股票资产从浮盈转为浮亏，基金权益投资收益为一6．75，因此在基金的选择上应采取多元化战略。
3、养老保险基金境外投资。之所以投资境外市场，其原因有三：一是可以扩大养老基金的投资范围，调整其资产结构，促使养老基金投资多元化；二是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当不同资产收益的相关性较弱时，将这些资产纳入一个投资组合，可在保持平均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投资风险。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社保基金通过境外投资，使其资产结构多样化，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三是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境外也是中国政府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种方法。为规范保障基金的境外投资，2006年3月，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开启了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战略的序幕，迄今已两次选拔境外投资管理人并进行投资。据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849亿元，投资收益率16．1%，其中新增境外股票投资收益率达53．26%。
4．投资金融机构股权。社保基金在金融股权投资上的收益率远高于银行存款、委托理财、资产证券化等投资项目。目前，社保基金已投资于中国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其占有的股份价值超过1600亿港元，并每年获得数十亿元的分红。可见，社保基金成为国有银行股改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正是由于投资收益的拉动效应，社保基金承诺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投资人民币200亿元人民币和150亿元人民币。
5．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这为养老保险基金开辟了新的广阔的投资渠道。因此，合理选择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投入到电力、通讯、交通、能源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建设周期长，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且有国家政策资金的优惠，所以投资收益不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具有稳定性，投资风险较低，能够同时满足基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
(三)新型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监管机制——监管主体多元化
国际上，基金监管的模式主要有审慎监管模式和严格限量监管模式。由于前者须具备充分发育的资本市场、相当数量的专业人才、丰富的基金运营和监管经验、完善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等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因此只能采取规定明确、便于监督检查的严格限量监管模式，明确基金在各领域投资的比例。从《暂行办法》的规定看，我国采取的正是这种监管模式。要进一步强化对新型农保制度的监管，则需要构建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将真正体现所有者权益的投保人代表纳入监管主体之中。
按《暂行办法》，基金监管的主体有三个：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投资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理事会负责管理基金，制定基金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选择并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社保基金资产进行投资动作和托管等业务；投资管理人负责对社保基金的专业性投资；基金托管人则是取得社保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安全保管社保基金资产的商业银行，其职责是执行投资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并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进行监督。也就是说，按《暂行办法》规定，理事会作为基金主管部门确定基金投资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并对二者进行监督；基金托管人受理事会委托对投资管理人进行监督，并对理事会负责；基金投资管理人利用基金进行投资并保证保值增值，对理事会及托管人负责。三者中，理事会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基金风格；基金排名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5－0039－0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5.09
一、引言
研究基金排名，主要是想了解业绩排名压力会对基金的投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在排名压力下，基金会经常变换投资风格（Brown and Goetzmann，1997；Chan，Chen and Lakonishok，2002；Kim，Shukla and Thomas，2000；熊胜君，杨朝军，2005）。如果投资风格发生变化，基金能否保持业绩排名优势呢?或者说是否会损害基金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关心的。
对于基金投资策略风格的变动，本文用“漂移”一词来表述，以体现这种变化的经常性和不稳定性。基金风格在不同年度是频繁变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基金的业绩排名压力、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基金本身治理结构的改变（包括基金经理的变动）（熊胜君,杨朝军,2005; Gallo and Lockwood ,1999）。但是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哪种原因起主要作用呢？目前尚未达成一致认识。
研究基金的风格漂移问题，必须先解决基金投资风格的分类问题。本文采用纵向收益率方法（Sharpe,1992），对各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分类。一改以往国内只关注基金截面研究角度，对不同年度的基金风格分类进行了连续观察。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发展
（一）有关基金风格漂移的研究
国外的相关研究认为，基金风格漂移是存在的，尽管有些基金的风格漂移可能是由于与基金经理决定不相关的疏忽所造成的，但是有证据表明风格漂移是外界压力所致的故意行为。Gallo and Lockwood （1999）认为，基金风格的漂移可能是管理方人员变更所导致的。Cooper, Gulen and Rau（2005）发现，风格改变后的数月中会引起显著的异常现金流，这可能暗示基金进行了时间选择以利用投资者的非理性。Brown, Harlow and Starks（1996）研究发现，当市场基准回报为负时，风格变动频繁的基金会表现出更好的业绩。国内相关文献不多。熊胜君,杨朝军（2005）认为市场预期是主要原因，其次是前期业绩压力，最后是基金经理调整。刘荔（2003）认为，市场巨幅波动、基金资产分配变化、基金经理调整和投资过程变化都可能导致基金投资风格变化。从文献看，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漂移现象存在性研究，之后有关漂移现象的解释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外关于基金风格漂移的成因还没有形成共识。
（二）有关基金风格分类的研究
国内关于基金分类也有定性和定量两类。在定性方面，依据中国证监会的分类，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混合基金。另外，还可以根据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所宣称的类型进行划分。后一种分类方法在对国内基金进行评级时比较常见，也有一些论文是照这种分类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方法也称“事前分类方法”。国内对基金定量分类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03年之后。张经孟（2003）借用了MORNINGSTAR的分类方法，针对有两年完整数据的20只基金，选取市盈率和市净率与整个股票市场的相对比重所组成的复合指标作为风格值，确定每只基金的具体分类。罗真（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利用2002年以前成立的50只封闭式基金在2002年度的相关数据，考虑收益、风险、流动性、资产配置、投资风格、选股思路以及成本费用等7个因素，把样本基金分为了两类：指数基金和非指数基金。曾晓洁等（2004）提出按投资目标、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等特征为标准进行划分，结果发现我国基金的投资风格趋于相同，而宣称的投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代表其实际的投资风格。杨朝军等（2004）在投资风格分类中引入了聚类分析方法，并同时采用晨星风格箱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大多数基金违背了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风格。周铨等（2006）也发现类似的结果，即投资基金风格趋同现象严重，实际风格与宣称风格有较大差异。
（三）研究假设
本文重点考察影响基金风格漂移的因素。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到，影响基金风格漂移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市场预期的影响、基金业绩评价机制和基金经理的变动。一般来说，基金对市场的预期包括三个方面，即对宏观经济、资金面和二级市场的预期。
由于这些因素会对资本市场中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股票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各种评级机构推出不同排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基金的投资行为，排名压力可能也是导致基金风格漂移的一个原因。此外，国外学者利用欧美市场数据得出基金经理的变化会使基金的投资风格发生变化。由此本文推测，业绩排名、市场预期、基金经理变化是导致基金风格漂移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是：
假设1。基金风格漂移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业绩排名、以及基金经理变动。
如果假设1成立，业绩排名是基金风格漂移的主要原因，那么本文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测，业绩排名的基金变换其风格更主动积极呢？或者说，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可能会表现出与其他基金不同的投资手法和策略，风格漂移程度上也表现出差异。
短期来看，基金业绩压力较大，体现投机获利的动机，各基金投资者风格的高低可能被掩盖。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基金能够始终处于排名靠前位置，表明基金具有较强的长期战略性资产配置能力。这也即是说，长期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比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风格漂移现象更明显。由此提出第2个假设：
假设2。短期来看，排名靠前的基金其风格漂移程度与排名靠后的基金没有显著差别；长期来看，排名靠前的基金其风格漂移程度显著高于排名靠后者。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1）选取在2006年1月1日之前设立以及存续期超过2008年12月31的基金，以保证有三年的完整数据；（2）剔除研究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基金。截至2008年年末，我国基金一共有574家，剔除不满足第一条件的基金（365家）以及数据缺失的基金（20家），最后得到研究样本基金（189家），具体的研究样本的分布见表1。本文中样本分类指标各变量数据分别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港澳资讯金融数据库、上海财汇金融数据库，样本风格漂移解释模型中各指标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部分宏观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收益率风格分类收益率变量选取的是2006―2008年间的周数据，样本风格变化分析中各指标变量选取的是2006―2008年间的季度数据。稳健性研究采用的横向分类法中各指标变量选取的是2006―2008年间的半年度数据。
（二）基金风格漂移的研究设计
（1）基金风格漂移的界定。本文采用两种基金风格分类方法：纵向收益率分类法和横向截面指标分类法。纵向收益率分类法的基本原理是，选取现存的标准的风格资产，把单个基金的历史收益与各种风格资产的历史收益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系数大小以及可决系数（R square）来决定基金与哪类风格资产关系更接近，从而定义该基金为哪类投资风格。风格资产的划分有两个标准。标准之一是资产收益来源，依次分为成长型、价值型和平衡型。标准之二是按照所投资股票规模的大小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为了排除基金分类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还运用了横向截面指标分类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选取能够反映基金投资风格的影响因素，之后运用统计聚类分析，把风格相同的基金归为一类。如果不同比较期间同一家基金的类别归属发生了改变，那么本文就认为风格发生了漂移现象。
（2）纵向收益率分类法。纵向收益率分类法就是通过对比基金的历史收益率和同期风格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程度从而判别基金类别的一种方法，这种相关程度的量化是通过以下限制条件回归模型的求解来实现的：
Rpt=（bp1f1t+bp2f2t+…+bpnfnt）+ept
s.t ∶ bp1+bp2+…bpn=1
bp1,bp2…bpn≥0
在模型中，假设不同基金收益中的非因素部分是不相关的。其中：Rpt指基金p在时期T的收益率，f1t表示在时期T选取的第一种风格资产的收益率；第一个约束条件表示所选取的风格资产能代表基金在市场上完备的风格手法；第二个约束条件标志基金在资本市场上不能卖空。该模型首先是由Sharpe(1992)提出的。根据他的解释，ept代表是基金的择时选股能力。（Rpt－ept）才是代表的基金的投资风格。因此，基金投资策略的资产配置对收益的方差解释（即资产配置对基金收益的贡献度）比例为：R2=1-。
本文采用基金的累计净值增长率作为基金收益率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Rpt=累计净值增长率=（t期累计净值/t-1期累计净值）－1。
风格资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选取的风格资产必须是互斥的，这样才能保证一种特定的资产只能归为一种类别。二是选取的风格资产的收益相关程度较低，如果是高相关，则需要求它们的标准差应该显著不同。三是所选取的风格资产应是完备的，也就是能够代表基金所投资的所有股票。本文选取中信风格指数作为模型中的一系列的风格资产，包括大盘成长、大盘价值、中盘成长、中盘价值、小盘成长以及小盘价值。考虑到现有的关于基金资产的政策性规定，本文还选取了中信国债指数作为控制变量①（见表2）。从表2可知，除了中信国债gb与大盘成长lg以及中盘成长mg表现出高相关性之外，总体上相关性不强，且中信国债的标准差与大盘成长和中盘成长的标准差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中信风格指数作为风格资产符合相关性条件要求。
（3）基金风格漂移的解释模型
本文选取基金投资风格变化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见表3）。其中，基金风格类别的划分主要是利用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
对于假设1的检验，本文主要考察三大影响因素：基金业绩排名、市场预期、基金经理变化。作为解释变量，基金业绩排名变量不同以往研究，本文将综合现有的评级机构的业绩排名，取其加权平均。基金对市场的预期包括三个方面，即对宏观经济、资金面和二级市场的预期。本文用四个变量来衡量基金经理：GDP同比增长率（gdp）、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率（cpi）、银行同业拆借利率（bank）、基金的二级市场表现（mar）。这些变量在模型中均取上一期的值，以考察它们对当期的影响。有关变量的定义见表3。
下面是本文Probit的回归模型：
表4(a) 给出了风格漂移解释模型中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知，三年来国内基金的平均评级为2.75，最好为5，最差为1。从基金经理变动来看，均值为0.1，表明总体上不是很高。表4(b) 则为相关分析表，各自变量之间相关度不是很高。除自变量bank与cpi和gdp以及业绩排名(per)之间的相关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不显著。风格漂移变量（ms）与业绩排名在1%的水平上高度相关，但是与基金经理变动无关，同时与市场预期指标的相关性很大，这就为本文提出的假设1提供了初步经验证据。
四、结果与分析
1. 纵向收益率法下的分类
根据第三部分的研究设计，本文对基金进行了纵向收益率限制条件下的回归。分类的依据为各基金对6个风格资产的回归系数以及R2。为了说明分类的详细过程，本文列举了2006年业绩排名前10%基金的回归结果以及分类情况（见表5）。按照此种方法，本文对2006-2008三年的基金进行了分类（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基金存在风格集中的情况，2006 年以成长型（大＋中）最多，占55.92%，2007年亦是成长型（大＋中）最多，占54.29%，2008年则以价值型（大）为主，占33.90%。为了能够清晰的反映基金宣称类型与实际类型的差异情况，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基金类型变动的比较表（见表7）。其中，表7的第一行是按照基金在招募说明书上宣称的类型进行划分，共分为六类，第一列是表示未来不同的年份。表格中的数字表示在某一年度末基金的实际类型与比较期类型相比发生变动的基金数量占该类型基金总数的比例。例如表格7中的第二行和第六列交叉的数字为0.2857，表示属于收益型类别的基金总数中，在2006年末大约有28.75%的基金与比较期类别相比发生了变动。具体来看，2006年的成长型、2007年和2008年的平衡型以及2007年的价值型等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类别变动比例，这也就说明了基金宣称类型与实际类型在不同年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2.基金风格漂移影响因素分析
风格漂移解释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8。就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来看，Log Likelihood数值都在600以上，最大的为626.05，最小的为608.28，因此三个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在模型1中本文剔除了基金经理变动因素，只观察业绩排名和市场预期对基金风格漂移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在考虑市场预期影响的前提下，业绩排名仍然在1%的水平上与风格漂移正相关，说明业绩排名越好、漂移越大。另外，四个考察市场预期的变量中除二级市场表现（mar）、银行间拆借利率（bank）外，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只考虑了基金经理变动、市场预期对基金风格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基金经理变动不显著，市场预期指标当中除了反映资金供求的因素（bank）以及银行间拆借利率（bank）不显著外，其他与模型1的结果相同。在模型3中，同时考察了市场预期、业绩排名和基金经理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业绩排名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基金经理变动同样不显著，市场预期的显著性水平与模型1一致。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前期业绩排名以及前期市场预期。此外，从模型3的显著性水平视角来看，前期业绩排名较前期市场预期更显著，表明在两个影响因素当中，基金风格漂移的现象更大程度上受到外界业绩排名的影响，这与本文的预测是一致的。假设1中的前两个因素得到支持，后一个因素未得到支持。
3. 排名两端基金的风格漂移差异
从表8可以看到，业绩排名对基金风格漂移程度显著正相关，也就是排名中名次越高，风格漂移程度也越高。对于假设2，本文的检验思路如下：考察排名前后10%的基金风格漂移变量Shtch（1年期）及lotch（3年期）的均值，对其进行T检验。该变量是一个2值变量，如果处于排名中的基金在下一年（或第三年）度末类别发生了变动（即基金所属分类）则定义为1，否则为0。基金排名采用Wind数据库提供的市场综合评级，通过对五家基金评级机构的基金评级求算术平均值后再取整得到的。如果排名两端的基金的Shtch / lotch均值有显著的差异，那么就表明位于两端的基金其风格变化程度是不同的。另外，检验中本文还分了两个时间区间：1年内、3年内，即比较1年内基金的排名变动、以及3年内基金的排名变动。对1年内基金风格漂移Shtch量的均值T检验结果见表9，3年内的结果见表10。从表9可见，排名后10%的基金与排名前10%的漂移变量Shtch的均值之差为0.25，反映出排名后10%的基金变动更加频繁，但显著性水平为0.28，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显著。因此，本文得出结论，从1年期来看，排名前后10%的基金投资风格漂移情况没有显著差异。
表10描述了排名前后10%的3年期基金风格漂移均值T检验。从表中检验结果看，排名前10%的变量Lotch的均值与排名后10%的变量Lotch的均值之差为0.27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排名靠前的基金投资风格策略的变动比排名靠后的基金程度更大。也就是说，排名靠前的基金可能具有较强的资产组合调整能力，比排名靠后的基金表现出更加活跃的风格漂移现象。由此可知，假设2成立。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基金风格分类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在这里采用横向截面分类，选择了17个关键的分类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从中提取了8个主因子。分类指标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1所示，其中表格中加星号的因子表示该指标与对应主因子之间是反向关系。最后通过聚类分析，把所有研究样本中的基金分为8种类型（表12）。在上述重新分类的基础上，本文重新考察了业绩排名前后10%的基金的风格漂移现象（表13）。从表中可以看出，1年期内业绩排名前后10%的基金风格漂移现象差别不大，但3年期内排名前10%的基金比排名后10%的基金发生了更大程度上的风格漂移。这同样证实了假设2，排除了分类方法的不同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五、结论与评述
研究发现，基金投资风格有集中的趋势，并且实际的投资风格与宣称的类别有较大的偏离，基金存在一定的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在风格漂移影响因素中，市场预期可以解释大部分基金的风格漂移的现象，前期的业绩排名的压力也解释了占比29%的基金风格漂移现象。然而，对于在欧美国家具有很好解释力的基金经理变动因素，在我国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基金风格漂移。本文还发现，处于业绩排名前后10%的基金风格漂移程度不同，那些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从3年业绩来看表现出更为积极的风格漂移，体现出了基金经理的一些高业绩的资产配置能力。在业绩排名压力下，排名在前的基金采取了积极的变换投资风格的行为，这对基金投资者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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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59，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28―05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 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p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 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 Man 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 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
(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 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 Li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 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1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 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f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
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 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 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O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关键词：企业年金；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一、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现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年金已经基本确立了国家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建立、市场运营管理、政府行政监管的制度框架和运行规则。企业年金正成为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由2004年的702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0560万人，企业年金的基金积累情况由2004年的49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6035亿元。可见，从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来看，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年金基金总额都是加速增长的，我国企业年金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
但是另一项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与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分别为2056万人和32212万人。企业年金覆盖职工人数只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 6.38%，世界上167个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1/3以上国家的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了约1/3的劳动人口，丹麦、法国、瑞士的年金覆盖率几乎达到100%，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在50%左右。可见我国企业年金覆盖率与之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人社部的统计，企业年金基金量只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量22.43%，为6035/26900（亿元）。可见，企业年金绝对数量虽然增长较快，但是相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其覆盖面依然较小，仍需加快发展。从替代率来看，我国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约为5%，而在OECD国家，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一般达到10%-40% 。
二、制约企业年金发展的因素
（一）对企业年金的认识不足
主要体现在政府、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职工三方面：政府对企业年金性质的认识不清、定位不明、政策界限比较模糊，因此，做了一些企业自主经营范围内的事，没有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督调控作用。企业管理人员一是担心建立企业年金会加大企业支出、影响利润，二是看不到企业年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职工的年金观念普遍淡薄，缺乏对制度性养老的基本认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职工大多信奉“养儿防老”、“储蓄养老”，缺乏制度性养老观念，而且对企业年金还存在着种种错误认识。比如，有的误以为缴纳年金是企业额外收取的费用，有的把年金和年薪混为一谈，有的甚至一无所知。因此，许多企业职工对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不高。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率不高
企业年金能否与资本市场实现有效结合是企业年金发展推广的关键。就国际经验看，企业年金基金的主要投资品种应该是资本市场里的各类证券。而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短、系统性风险较大，有限的基金积累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或购买国债――投资收益较低，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企业年金的发展。下图是历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折线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率不高，主要原因有：我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难以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基金管理专业机构缺乏大量熟悉信托型企业年金制度的专业人才；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有所限制，阻碍了高投资回报的获得，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年金的吸引力。
（三）企业年金的管理运营不够规范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管理运营主要采用三种模式：一是企业自办模式，即在企业的大财务账下开立企业年金账户。在这种模式下，当企业遇到资金困难时，难以控制被挪用的风险。二是社保机构经办模式，即由社保机构收取、管理、经营、发放企业年金。该模式的弊端在于监管与运营合一，没有披露信息的强制性，企业和员工对资金的投资、收益、分配等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监管。三是保险公司模式，即由保险公司负责设计企业年金计划，并运营和管理企业年金资产，通常以团体养老年金保险的形式体现。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年金资产与保险公司的资产没有截然分开，难以保证年金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且存在管理成本高、基金运用渠道少等缺陷。
（四）过重的企业基本社保负担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累积起来非常高。例如：社保累计缴费比例在北京约为 38.8%～ 44.3%；上海 44.3%-45.8%；天津 43.5%-49%；深圳 32.3%。然而，主要发达国家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仅占工资总额的 10%～ 30%。我国高额的社保支出，必然挤压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进而影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三、发展企业年金的对策及建议
（一）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强化管理，推进企业年金法制化进程。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调动企业和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通过积极宣传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介绍企业年金的基本知识，使企业和职工认识并了解企业年金，转变只注重现时的现金收入而不愿把钱存入企业作为年金基金的观念。同时，还应明确企业年金监管部门、运营管理机构、中介机构和媒体的教育职责，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年金教育宣传活动。还要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各方面共同了解、关心企业年金，为发展企业年金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大力推进企业年金法制化进程。有关部门应尽快颁布法律法规，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的资格、基金投资范围等做出明确合理的限制，通过法律确立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有效推进我国企业年金的规范运行。
（二）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加强企业年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实现双赢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为企业年金的基金营运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增加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同时，也要利用大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的契机，实现资本市场自身结构的调整和效率的提高，使其运作与管理技术日趋成熟 ，从而使企业年金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是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来降低（分散）投资风险。例如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和投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政策支持建立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等；二是进一步改善政府的行为。有关监管部门应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使社会资金按照市场规律去配置；三是规范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资产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等）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年金基金风险分散机制，保证我国企业年金运行公平、公正、公开；四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规范化的股份制公司，使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以此促使企业自觉将自有资产和基金资产分账管理，保证基金所有者的利益。
（三）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
首先，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包括：进行组合投资，以达到减少投资风险的目的；坚持投资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职责严格分离，以明确双方责任；在确保风险维持在合理水平的前提下，实施积极的投资策略。其次，要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委托投资运营机构代为运营企业年金基金。最后，要加快企业年金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化投资要求的监管体制。构建符合市场化投资的监督管理体系，加强企业年金的风险防范。企业年金业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市场主体，企业年金的管理监督体制也涉及到经办、投资、运营和监督等诸多方面。我们应当根据企业年金的性质与业务流程，对企业年金从建立到投资方向、风险控制、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四）理顺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为企业年金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越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就会相对偏低，相反，如果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偏低，则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就会相对较高。目前发达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基本可保持在40%～50%，而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相对较高，我国目前的总和替代率接近 80%。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企业年金的建立与发展，不利于发挥个人、企业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在企业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会使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无法减轻，这必然压缩对企业年金的投入。并且在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不降低的情况下，企业也缺乏发展企业年金的动力和压力。因此应尽快明确基本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的关系和发展定位，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亏空，使现收现付性质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逐步降低，赋予企业年金及商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责任，同时为它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张传良.我国企业年金的运作困境及路径安排[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8，（2）：73一77.
[2] 邓小娟，企业年金投资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40.
[3] 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Z].人社部发[2013]23 号.
股票股市分析范文1：
定增基金节奏被打乱
根据证监会的减持新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在解禁后12个月内不得超过其持股量的5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连续90日内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这意味着，如果定增基金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锁定期1年后，第2年可以卖出持有数量50%的股份，照此计算，卖出全部股份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可以完成，有些可能要延长到30个月。
西南地区一位从事定增的机构人士表示：“这项减持新规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计划，我们之前有款定增产品正在销售，因为退出期延长，我们正在跟客户沟通，暂停发售。之前参与过的定增项目，现在没法退出，还在跟客户沟通中。”
上述券商人士表示，“新规影响了定增基金投资运作，已参与上市公司定增项目退出期延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金的流动性，基金资产变现能力弱，可能影响投资者进行赎回操作。”
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今年以来已有59家基金公司参与定增，累计参与增发配售次数达到277次，累计获配总额为803亿元。此外，记者还注意到，由于本次新规并没有实行“新老划断”，因此，存量产品同样要受到新规的监管。
按照计划，这些机构参与此次定增所获得的46.24亿股将在今年9月6日全部解禁，根据最新股价的参考市值约为149.35亿元。按照新规，上述机构所持的23.12亿股将延后12个月，即在2018年9月6日后才能抛售。
上述券商人士表示：“实际上这是金融去杠杆的延续，很多定增资金都是通过银行、信托等渠道进入股市的，这些定增资金‘快进快出’，套利就走助长了股市的泡沫。此次减持新规就是为了去杠杆，引导产业资本专注实业，亦将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但是随着投机资金的撤离，股市的波动也会减少，短期来看投资者获利的机会也会减少。”
关键词：开放式基金；锚定启发式偏差；市场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083-07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为基础，尝试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探讨和解决金融问题的科学。它认为，因为投资者普遍存在系统性认知偏差，这必然导致投资者的非理，并且最终导致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和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非理性心理是指投资者所具有的认知偏差，主要包括“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Bias）和“框架依赖”（Framing Dependence）①，其中，“启发式偏差”是指投资者往往依据“经验法则”来进行投资决策，依赖“启发法”做出的投资决策带有不确定性，只能说可能是正确的结论，但如果所遗漏的因素和现象很重要，那么信息的缺损就会导致产生判断与估计上的严重偏差。锚定和调整偏差（Anchoring Heuristics Bias）作为一种重要的启发式偏差②，是指人们在形成某一判断和估计时，经常先始于某初始值或基准值（可能是任意的），目标价值就是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信息进行上下调整而得出的，即人们趋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过去已有的估计相联系，然后相对此值再做出“调整”。
国外对投资者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ernard等(1992)发现公司股票价格会延迟反映公司盈余的信息；Block等(1991)研究发现，即使事先警告了锚定启发式偏差的影响，也只能稍微减轻但是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现象；Ritov(1996)探讨了决策过程中的锚定启发式偏差，发现其不会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国外的研究中，有许多是分析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与历史投资收益率具有稳定相关性如果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则表明投资者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反之，则表明投资者不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其中，选择衡量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指标成为实证研究的关键。Solt等（1988）以BSIBSI(Bullish /Bearish Sentiment Index)：投资者情绪指标，其中看涨情绪指标=看涨机构家数/（看涨机构家数+看平机构家数+看跌机构家数），看跌情绪指标=看跌机构家数/（看涨机构家数+看平机构家数+看跌机构家数）。指标来反映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市场的判断应用了锚定启发法；Fisher等（2000）以消费者信心指数来衡量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市场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亦即表明投资者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
随着行为金融理论影响的日益扩大，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心理进行实证研究。饶育蕾等（2003）以持股比例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存在锚定启发式偏差；茅力可（2004）利用协整理论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上海股票市场存在锚定启发式偏差；黄松等（2005）的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公司存在显著的锚定启发式偏差，并随着时间推移表现出一种“谨慎的看涨情绪”；林春燕等（2006）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增量作为反应事件来检验收益率对证券公司指数预测所产生的影响，发现，我国证券公司有着显著的锚定启发式偏差；李学峰等（2007）以持股比例的变动作为衡量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指标，发现，我国封闭式基金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并且封闭式基金这种投资心理会对市场的短期走势产生显著影响。
上述研究为我们研究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对我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特征及其对市场走势的影响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尚属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国外已有研究中所设计的指标，比如著名的BSI指标，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应用还受到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茅力可（2004）、黄松等（2005）计算BSI指标的数据来源分别是央视券商看市栏目和有关网站公布的调查数据，而这些数据来源明显不够精确和全面。。因此，选择恰当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国内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和深入地揭示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心理及行为。同时，研究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对市场走势的影响，有利于监管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证市场稳定运行，以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示范作用。
本文将通过选择恰当的衡量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指标来构建合理的模型，研究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同时，进一步考察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的变动是否会影响未来市场走势。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并给出检验投资者锚定启发式偏差的研究模型；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与分析部分，对开放式基金的锚定启发式偏差及投资者心理预期对市场收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以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心理及其对市场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第四部分是小结，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根据上文关于锚定启发式偏差的定义，研究投资者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主要是分析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由历史投资收益率所决定。因此，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指标来反映投资者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角度而言经典投资理论的基础概念之一即是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匹配。对此的详细研究可参见李学峰等（2006）。，如果预期未来市场上升，那么基金经理可以提高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即增加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以便从市场上升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反之，如果预期未来市场下跌，那么基金经理可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即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以降低由于市场下跌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变动可以明确地反映基金经理对市场未来走势的预期，由此我们以增加持股比例从理论上来看，一般将投资组合中的股票视为风险资产的代表。持股比例=基金所投资股票市值/投资组合总市值。的开放式基金家数占所有存续的开放式基金总数的比例作为整个开放式基金的看涨情绪指标（S），来衡量开放式基金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并进一步计算看涨情绪变动指标（DS），以反映开放式基金整体对未来市场走势心理预期的变动。其次，需要选择合理的指标来反映市场表现。对于开放式基金而言，其投资的股票范围是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A股，因此，单独以上海或深圳市场的股票指数涨跌幅来反映市场表现都不甚合理，故我们选择可以综合反映上海和深圳两大股票市场走势的“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以下简称中信综指）来反映股票市场的综合表现。
在选定上述指标的基础上，需要通过检验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验证开放式基金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及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心理预期是否会影响未来市场的走势。我们将实证检验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由于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和市场表现均为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将利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对投资者情绪指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二步，在通过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市场收益率和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进行相关关系分析，以确定市场历史表现对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的影响，从而验证我国开放式基金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其投资心理预期是否理性。第三步，以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对未来市场走势进行回归分析，以揭示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心理预期是否会影响未来市场的走势。
（二）研究模型
根据上文的研究思路，首先，需要对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变动和市场收益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即检验原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不存在单位根，则说明原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认为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其回归方程式为如果序列服从AR（1）且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况时，采用DF检验，但是经济时间序列很难满足误差项是同方差且相互独立的假定，因此考虑使用ADF方法。：
其中，Yt为所需检验的时间序列，εt为残差项。如果检验结果表明δ显著为0，则原序列是不平稳的；若δ显著小于0，则原序列是平稳的。
其次，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法定量分析市场历史表现对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的影响。我们分别以当期和上期市场走势对投资情绪指标的变动回归，通过检验回归参数是否具有显著性，来判断开放式基金是否存在启发式偏差。检验模型如下：
增加持股比例的开放式基金数占所有开放式基金总数的比例，即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Rm,t-1、Rm,t分别表示t-1期本文是跨季度研究，t-1期即为比t期提前一个季度的时间段。和t期的市场走势，即投资者可能参照的市场收益率；α0、α1为回归系数，εt为残差项。如果回归参数α1具有显著性，则表明市场历史（当期）表现与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依赖于市场历史（当期）表现，即表明投资者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投资者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是一种非理性预期；并可以进一步利用其来量化市场历史（当期）表现对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的影响。在α1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下，如果α1为正，则表明开放式基金具有基于收益率惯性的启发式偏差；如果α1为负，则表明开放式基金具有基于收益率反转的启发式偏差。
再次，为了进一步研究开放式基金的心理对市场的影响，我们将通过考察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与未来市场走势的相关关系，来确定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对市场走势的影响程度及其方向。由于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导致的投资行为既可能对当期市场走势产生影响，也可能对未来（即下一期）市场走势产生影响，为此分别以投资者情绪指标变动对当期和下一期市场收益率进行回归，检验模型如下：
如果回归系数γ1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短期本文将投资者心理预期对当期市场的影响，定义为短期影响；而投资者心理预期对时间跨度为一完整的子研究期（一个季度）的未来市场走势的影响，定义为中长期。内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即由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引致的投资行为在短期内会影响市场走势；否则，则表明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短期内具有的市场影响力不显著，即由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引致的投资行为在短期内对市场走势的影响不明显。同理，如果回归系数θ1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中长期内对市场走势有显著影响；否则，则表明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中长期内对市场走势的影响不显著。
三、实证研究
根据上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模型，我们进入对开放式基金锚定启发式偏差及其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时期和研究样本的选取
研究时期的选取。本文选取2003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作为总研究期。我国第一批开放式基金成立于2001年9月，考虑到初期成立的开放式基金较少，因此选择2003年第一季度作为研究时期的开端。由于衡量开放式基金心理预期变动的看涨情绪指标中持股比例的数据来源于各开放式基金每季度末公布的定期报告，因此，本文选择季度作为时间跨度来考察基金持股比例的变动。
研究样本的选取。本文以持股比例的变动来反映基金经理对市场未来走势的预期，因此选择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开放式基金完成建仓需要花费一段时间，选取的开放式基金成立于2007年6月前，并且在进入本文的考察期时，这些基金已经完成建仓并且投资过程连续，这样本文共选取118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开放式基金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实证研究
第一，计算研究指标。首先，计算衡量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的看涨情绪指标（S），根据各基金定期报告上的持股比例，统计出当期与上期相比持股比例增加的基金数，然后计算持股比例增加的基金数占基金总数的比例作为整个开放式基金的看涨情绪指标，进而计算出各期之间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其次，计算衡量研究期间整个股票市场表现的中信指数各季度的涨跌幅，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开放式基金各期持股比例数据和中信综合指数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第二，利用公式（1）对中信综合指数涨跌幅和看涨情绪指标变动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中信综合指数涨跌幅和看涨情绪指标变动都具有平稳性，因此可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二者的关系，进而对我国开放式基金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进行检验。
第三，根据公式（2）、（3），以市场走势对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进行回归，定量地揭示市场历史表现对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的影响，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回归系数下面括号里的数据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下面的回归结果式亦同。 ：
式（6）的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看涨情绪指标变动与上期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当期看涨情绪指标会随着上期市场的上涨而降低、下跌而提高，即：如果上期市场上涨，开放式基金则预期当期市场将下跌；如果上期市场下跌，开放式基金则预期当期市场将上涨。也即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中长期内具有反转的特点。这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在中长期内存在基于历史收益反转的启发式偏差。从式（7）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看涨情绪指标变动与当期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看涨情绪指标随着当期市场的上涨而提高、下跌而降低，即：如果当期市场上涨，开放式基金则预期市场将继续上涨；如果当期市场下跌，开放式基金则预期市场将继续下跌。也即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在短期内具有惯性的特点。这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在短期内存在基于当期收益惯性的启发式偏差。
第四，利用公式（4）、（5）对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确定由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引导的投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下：
由（8）、（9）两式的回归结果可见，回归系数γ1的t统计量的值为3.937753，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投资者看涨情绪变动与当期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投资者看涨情绪变动对当期市场走势有显著影响，且当期市场走势随开放式基金看涨情绪指标的提高而上涨、降低而下跌；而回归系数θ1的t统计量的值为-4.753165，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投资者看涨情绪变动与未来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即表明投资者看涨情绪变动对未来市场走势有显著影响，且未来市场走势随开放式基金看涨情绪指标的提高而下跌、降低而上涨。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6）、（7）两式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式（6）的回归系数为-0.596678，表明历史收益率每增加（或减少）1%，看涨情绪指标就降低（或提高）0.596678%；式（7）的回归系数为0.219671，表明当期收益率每增加（或减少）1%，看涨情绪指标就提高（或降低）0.219671%。从（6）、（7）两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开放式基金在短期内存在基于当期收益率惯性的启发式偏差，在中长期内则存在基于历史收益率反转的启发式偏差，即短期内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和市场走势存在变动趋势相同的现象，而在中长期内市场走势和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存在趋势相反的现象，且中长期内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和市场走势的相关关系大于短期。
（8）、（9）两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开放式基金的这种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对当期股票市场走势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下期股票市场走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数量水平上，回归系数γ1的值为0.395216，回归系数θ1的值为-0.201071，可以看出，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引致的投资行为对当期市场走势产生的影响大于对未来市场走势产生的影响，表明开放式基金投资心理预期变动对市场短期走势产生的影响大于其在中长期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看涨情绪指标变动与上期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当期市场走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期市场走势与看涨情绪指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未来市场走势与看涨情绪指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市场走势随投资者看涨情绪指标的变动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即：如果上期市场上涨，当期看涨情绪指标将会降低，进而导致当期市场下跌，未来市场上涨；反之，如果上期市场下跌，当期看涨情绪指标将会提高，进而导致当期市场上涨，未来市场下跌。
四、结论
本文以我国开放式基金为研究样本，通过选择合理的反映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动的指标，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开放式基金是否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此种投资心理对股票市场走势的影响。
研究发现：我国的开放式基金在投资心理上具有锚定启发式偏差，即开放式基金依据历史收益预测市场走势；并且，开放式基金的此种投资心理会对当期市场走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未来市场走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开放式基金的这种非理性投资心理所引致的投资行为产生的短期影响大于其在中长期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首先，开放式基金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心理仍然存在锚定启发式偏差，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这与监管机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意图是相悖的。我国证券市场最初以非理性程度较高的广大中小投资者为主体，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其在市场上的示范作用，引导中小投资者行为趋于理性，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开放式基金在其投资行为上并未起到这种示范作用，因此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对开放式基金的引导、监管和行为评价，促使其投资行为逐步趋于理性，进而能够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示范作用。由于开放式基金的此种非理性心理表现为对我国这样一个渐进成熟资本市场的适应性心理，因此在对开放式基金理性投资心理的培养和规范投资行为的形成进行引导的同时，监管机构也要进一步健全股票市场运行机制，为开放式基金理性投资心理的形成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心理预期对当期和未来市场走势都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开放式基金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鉴于此，加强对开放式基金的引导，可以使其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这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稳定运行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在加强对开放式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引导和监管的同时，应进一步鼓励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我国股指期货尚未推出，资本市场的做空机制不完善，这种客观环境是导致开放式基金非理性投资心理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在我国这样一个渐进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开放式基金的锚定启发式偏差行为可以理解为开放式基金的一种适应性心理――在大部分基金具有启发式偏差且这种心理会对当期市场产生显著影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基金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顺势而为”，也即各基金采取趋同的心理预期不失为一种适应性的“非理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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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Heuristic Deviant Behavior of Openend Fund
and Its Impact on Market
LI Xuefeng YU Cuizhen MAO Yongfe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Heuristic Deviant means that investors usually make decisions under the rule of thumb, and is an investors' irrational behavior revealed by Behavioral Finance. Such behavior causes wrong pricing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and irrational allocation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investment of open-end funds psychologically have anchoring heuristic deviation, and such psychological investment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current market trend and an obvious negative impact on future market trend. Besides, the short-term impact caused by such non-rational psychological investment is greater than medium and long-term imp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