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0 04:18:32
>> 陕西省基层口腔医学专业人才需求现状分析及人才培养方案对策研究 陕西省物流人才需求现状及培养对策分析 中职医学检验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办学的调研报告 辽宁省建筑工程造价行业人才需求现状调研报告 关于辽宁省机械类人才需求的调研报告 湖南省小学体育教育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湖南省高职暖通专业人才需求状况调研报告及需求预测 护理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武陵山区农村扶贫与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中职机电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会计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计算机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陕西省“去产能”情况调研 陕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调研报告 陕西省高职院校测绘类专业建设调研报告 陕西省高中新生信息素养状况调研报告 陕西省基层预防医学专业技术人员能力需求分析 九华山旅游市场及对外语人才需求状况调研报告 苏州工业园区BPO产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16-06-28.
[3] 严厉.需求分析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分析[J]. 大学英语：学术版，2016（2）：35-38.
[4] 张虹.t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探究[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15.
[5] 马伦.浅谈对医学英语教学的思考[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10）：295-296.
[6] 叶荷，罗付灵.医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221-223.
[7] 杨惠中.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2）：293-296.
[8] 蔡基刚.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306-309.
[9] 陈淑霞.加强与改进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工作的若干思考 [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3-16.
[10] 杜雪玲.英语教师如何开展医学英语教学[J]. 中国科技信息，2009（6）：216.
[11] 范春香，张传燧.走进生命的教学――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方法为例[C]// “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国际会议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2016年年会论文集，2016.
[12] 尹欣.提高医学英语教学实效性的分析与探讨[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10）：60-63.
[13] 陈迎，陈宏森.医学专业英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初探[J]. 辽宁教育研究，2003（1）： 6-8.
[14] 王国良.ESP还是EGP――普通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医学英语教学看法的调查研究 [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4（2）：215-220.
[15] 李娴，黄朝方.面对就业难，大学生要如何提高自身综合素质[J]. 今日科苑，2009（13）： 183-184.
[16] 余蕾.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借鉴[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2）：194-195.
[17] 陈解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借鉴[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30-34.
[18]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2015（5）：538-545.
一、参加范围
全局各股（室）、队和干部职工。
二、活动要求
按照垦委〔2012〕12号文件精神，在全局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合落实县十二次党代会、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瓶颈障碍，围绕普遍关注的民生热点和群众诉求，深入开展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推动调研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三、活动安排
（一）制定方案、确定课题阶段。（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各股（室）、队根据《“百题调研”活动实施方案》，研究确定各自的调研课题，并确定1个重点课题，3月10日前报局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局“活动办”根据调研课题报送情况，制定分批次推进方案，统筹安排，统一调度。
（二）集中活动、重点推进阶段。（3月上旬至3月中旬）
各股（室）、队根据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集中开展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局“活动办”不定期到有关科室指导推进有关重点调研课题，并组织开展调研工作座谈、交流活动。
（三）自主活动、形成报告阶段。（3月中旬至9月下旬）
各股（室）、队和个人形成调研报告，8月30日前报局主题教育实践办公室，局“活动办”汇总后分别报县委政研室、县政府调研室和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四）评选考核、成果汇总阶段。（10月上旬至11月下旬）
局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将根据各股（室）、队调研活动开展情况、调研报告提报和采用情况、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情况及在上级刊物发表情况，进行集中评选考核，最终评出3篇优秀调研报告并汇编成册，为安监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四、调研内容
1、我县安全生产管理现状及对策；2、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现状及建议；3、关于企业安全生产投入情况的调查；4、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机制建设的探讨；5、关于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的思考；6、积极发挥安办作用的建议；7、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几点想法等。
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社会调查；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145-02
实践教学是法学专业愈来愈强调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变过于强调纯理论知识的灌输和探讨的教学模式，强调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主要是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实际分析及处理法律实务案件和实际解决纠纷能力的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
社会调查方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τ泄厣缁嵯窒蠼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而言，法学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的理论研究都比较多，且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和系列论断。学者黄本莲、刘慧频在《试论社会调查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指出：“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法学思维范式及研究方法，也为法学教育方式的更新提供指导意义。社会调查在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可在法学教育中广泛应用。”学者胡辉、周世中在《社会调查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法学专业‘需求导向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成果之二》指出：“社会调查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对提升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程皓、杨熠在《社会调查与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指出：“将社会调查方法纳入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法学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在法学教学中实施社会调查，应当积极发挥院校组织作用，重视师资队伍培养和配套课程建设，完善调查过程监控，及时总结调查成果。”学者郭庆珠、黄国富在《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指出：“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有很好的契合性，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思辨能力，有助于现代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社会调查的反思性可以促使法律价值的规范性表达更为科学化，并且能够打破法学理论自我封闭的趋势，扩大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为实定法的完善提供动力。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社会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与教学活动实现良好的互动。”学者付胥宇在《论法学专业学生在社会调查中的“五个结合”》指出：“社会调查是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提升社会调查能力要考虑法学专业的特点，强调“提出问题”与“大胆假设”的结合，调查方法和调查目的的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无涉的结合，调查信度与调查效度的结合，注重积累和善用工具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形成科学的调查结论。”以上研究对于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农民工权益保护简述
农民工对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劳动保护权、子女受教育权、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恰恰这个选题，十分适合法学本科学生，作为社会调查技能训练的样板。
学者曾书琴、陈绍华在《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调查――以东莞8个特色工业园区为例》中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农民工社会权益的角度对东莞8个各具特色工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权益的缺失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提出了‘积极践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教育平等权，创新保障住房模式，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等对策，以期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学者严静在《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岳阳地区为例》中总结：“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薪酬保护、工伤赔偿及保险、社会保障制度、遭受不法侵害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该文以岳阳地区为例，从三个视角进行调查分析：一是基于需求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二是基于供给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三是基于现实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主要从立法层面分析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从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例如工资发放、生产安全、社会保险等，已经逐渐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绩。这些成就也能给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学本科学生提供正能量的主流价值观教育。
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向来是德国民族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每年所有青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在就业前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以学校和企业双向结合的培训造就了德国出色的技术水平，使德国的工业及工艺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就是在如此良好社会背景及发展水平之上形成的体制，由于在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地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位置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需要培训人员的增加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的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企业的经济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相应调整与变化，使得一直以和谐发展的职业培训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危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当时德国尚缺少对培训位置的数据统计，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规划与预测。对此，德国的教育科学部部长HelmutROHDE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培训，为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职业培训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质量的培训位置。如何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将目光对准了职业教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职业培训市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能够防患于未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可行之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保证了此报告的顺利实施与完成。1976年，鉴于对培训位置供求数据的统计与对培训位置的规划和预测的需要，《培训岗位促进法》生效。其中第一次明确联邦政府将职业教育报告作为每年对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的综述性报告，包含关于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和职业教育计划的制定。1977年，形成了第一本职业教育报告。其后，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又将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规划相联系，明确了职业教育研究在国家职教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任务，并就为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研究组织与机构、相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地位及作用
1．《职业教育报告》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出版的职教政策性报告它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是所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人员制定工作计划的基础，称之为德国政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白皮书。
2．《职业教育报告》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联邦职教所研究、起草它对整个联邦职业培训的质和量统计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以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完成此报告的宗旨是将全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协助联邦政府解决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3．《职业教育报告》自1977年开始研究，已有20余年了它对教育政策及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此报告所形成的历年对培训市场供需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德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二是它对社会、企业培训岗位的设立，家庭、个人职业岗位的选择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报告。以1997年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方面：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总结与评价；现实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与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前景展望。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出了德国政府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所持的态度与意见，国家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性的预测，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思想；但同时不排除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工业界、社会少数派代表的意见。
第二部分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状况及数据统计。以1997年为例，主要有：职业培训的量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等。
两部分的内容特点：
第二部分侧重于研究方面，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及前沿性的课题研究，体现出教育决策所具有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与个人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咨询与指导、促进与支持妇女及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新的职业及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要求、不同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及教育政策诸方面的内容，其全面与详实是任何一类研究报告所不能比拟和涵盖的。
四、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内容特点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之所以能在德国教育界与经济界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告将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职业教育促进法》中指出，职业教育规划是协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尽可能符合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种职业教育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职业培训单位提供的从性质、数量、规模和地域的培训名额的统计与分析，预测并提供职业培训位置。因此，要求联邦主部门对职业培训名额在地域和行业方面的供求发展进行经常的观察，具体的内容即为年度报告，报告中须说明下一个年度可能提供的职业培训名额的情况，若应提供的培训名额不能得到保证，则必须在报告中提出克服困难的建议。
鉴于此，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与预测构成了整个报告的主体，是整个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内容与时展需要相结合的思路，使职业教育研究一开始就纳入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综合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分析职业培训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实现了职业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统一，这也从某种方面体现出了德国民族务实、求真的民族个性。
这种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预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明确了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通过系统的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企业界、行业组织、工会团体、公开的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从而实现了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一个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这份报告为广大青年及适合培训者所利用，成为其选择培训位置，确定将来的就业机会与可能的重要工具。
2．国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将教育决策、规划与管理紧密与教育研究相连突出的特征就是联邦职教所的建立，同时赋予它的法律地位及任务。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教所是一个法人团体，主要任务有：①协助准备国家的培训条例和其他法则、职业教育报告及进行职业教育统计；②促进模式试验；③就职业教育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进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研究；④编制获承认的培训职业目录；⑤审核、批准并赞助职业培训函授课程。联邦职教所属于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决策机构，同时，在法律基础上建立了主管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监督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完成及研究内容的专业水平。
3．职业报告除大量的统计数据外，还反映出大量的研究课题、典型试验，代表着较高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其观点与内容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联邦职教所除完成历年的政府报告外，还承担有大量的研究与试验任务，至今进行了约125个专项典型试验课题，它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运作，在每年的报告中将不同的研究成果反映于其中。目前包含在此报告中的研究共有以下四类，即重点研究课题、一般性研究课题、超前研究课题及国际资金资助课题。其中超前研究课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自1995年起为适应职业教育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而设立的，迄今为止进行了三方面内容的专项研究，即职业资格和能力与职业的升迁；新的职业与新的就业领域；通过教育改革体现职业教育课程的个性化与差异性。
典型试验及其成果反映出德国职教研究的特色及价值取向。1978年以来，联邦职教所利用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资金资助校外职业教育典型实验，以开发和实验职教实践的新举措。这类试验内容与问题来自于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试验的结果同时也能够在相应的领域推广与应用，从而实现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如“学习岛”的研究，新职业与就业领域的研究。这种兼顾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双重需要的研究，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将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概念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
4．研究数据的全面与可靠，保证了报告内容的科学性与教育决策服务的价值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报告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①上一年度截止到9月30日登记入册的培训合同签订数及由联邦劳动局介绍但未被利用的培训位置数和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②预测该年度的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和可提供的培训位置数额。历年报告就上一年职业教育形势与培训位置的供给进行总结与评价，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供需进行有针对性的预测与展望。
为了保障此数据统计的收集与整理，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数据统计归口及管理制度。其中联邦统计局主要管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统计数据，保证此数据的共同利用价值；具体有关职业教育数据内容的调查设计、数据的登记整理及培训合同签订数由联邦职教所管理进行。此数据与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登记的需培训人数构成培训位置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数据。各州统计局负责本州职业学校的有关数据的管理；劳动就业人口数和参加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数则来自联邦劳动部。
5．报告中反映出研究者的科学的务实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此报告体现出的是研究计划的周密性，准备工作的充分性、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实用性。每年的4～5月份将下一年的报告在研讨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及内容分工，这种分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年度报告的任务承担者，必须在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要求的内容。从事此报告的研究及工作人员约有80余人，相当于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从而保证了此报告的质量与水平；此外，这种分工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具体，作为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此方面的内容，达到报告内容的准确与实用。
五、中国职业教育报告情况及其发展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直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国的具体研究需求相结合作为努力方向，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报告，还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份数据汇总与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与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相比，存在着几个不够明确的问题。第一，报告的属性问题，即此报告属于研究性的课题还是同时具有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的功能，这决定着报告的写作方向与具体内容的制定，正因为对此问题界定不够明确，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报告内容与结构问题的反复争论。第二，报告的特色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报告。从内容上讲，我们的报告在目前不可能对劳动力培训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的前提下，其主要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年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状况的数据统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由于对构成中国职教报告的基本框架、具体内容、形式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不一致，从而使报告成了年复一年的统计资料，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报告的结构问题，即在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就数据分析与宏观决策研究的结合，整体描述与地方特色的兼顾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及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在报告中如何体现此类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宣传与推广问题，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为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在总结我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为完成我们的报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如果历年的职教报告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常规工作，且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与咨询工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教育科研做出具体化的规定时，我们的报告迫切需要进行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对完成研究所应有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人员经费、时间进度等方面，应做出一系列的规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完成报告的任务。
2．对现行报告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其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就其形式、结构、篇幅等具体事项做出原则规定，使报告的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就报告所涉及的数据统计、文献资料，应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及我国的地域差距大的特点，作为一份政策性的参考资料，发挥地方研究部门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地方的研究特色，使报告成为各地经验利用与推广的工具，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3．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提高了报告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特别是报告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除需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外，就问题本身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能够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为此提高从事研究报告人员的科研水平，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有关统计表明，到2007年年底，我国广告从业人员已达100多万人，但其中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不足5%。而在美国广告行业中，8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本科或研究生毕业。以上数据对比，充分说明了目前国内广告业的人才紧缺状况。我国各大院校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纷纷开设相关专业，然而，对广告企业而言，广告专业的毕业生存在专业经验不足、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他们更愿意聘用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对学历及专业并不重视。这个供求矛盾显示出当前我国广告学学科课程和现代广告业发展及其人才需求脱节的缺陷。
目前高校广告教育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广告设计实践经验与理论结合的设计类教师如凤毛麟角。大部分教师反映到具体的教学理念中来，则是对广告作品视觉美感的偏执，离开市场、离开受众的张扬创意。在课堂教学中反复强调色彩、字体、版式、图片等要素的唯美表现及技巧，对于广告理论、投放媒体、消费调查、受众心理、广告效果反馈等重要内容却通通舍弃。另外许多老师是半路出家，系统的理论和专业的技能还有一定的欠缺。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是在师资力量和相关设施根本不健全的情况下设立的广告学专业，从艺术、工科，到财经、师范类院校，虽然广告学的分布面越来越广，但始终受着实际条件的限制，量多质低，整体专业师资水平堪忧。“照本宣科”的封闭式教学降低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使学生丧失了专业学习的自主性与学习热情。
第二，课程设置不合理，课堂教学和实践还有一定的脱节。我国现行的广告设计教学模式、体系、内容僵化。当下的广告设计教育机制大都脱胎于先期开设此类专业的几个院校。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广告学专业目前所属院校性质不一，所属院系也各不相同。各个大学、院系从不同的领域和研究方向设置课程进行广告教育，大家互不交流，只埋头钻研自己的领域，而忽视与广告相关的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割裂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联。课程设置随意，重专业必修课，轻广告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致使理论研究落后，这种教育下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片面，缺乏系统性，难以胜任较高层次的工作。
第三，在教材建设方面，还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教材不能跟上鲜活的现实，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还不是很大。此外，经费不足，设备缺乏，也使广告专业教育缺乏发展后劲。最紧迫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环境和趋势，对高校广告教育和广告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的高校广告专业课程却忽视了国际经济、国际广告管理法规、国际广告运行机制对中国广告的长远影响及其应对措施等时代性专业内容的准备。
二
由于广告设计教育体系僵化、教学思想滞后、教学内容固化等众多因素，所以在教育中表现出很多与后现代教育观格格不入的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本末倒置地思考创意广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依靠系统思维来解决问题的行业，但是市场调查、产品定位的先决性却被漠视。在做广告的过程中，把问题解析清楚就解决了一半。而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在没有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解决问题了，在广告设计教育中，对对象的市场调查及产品的定位往往流于形式、主观臆断、假设居多。这样一来，学生在今后的实践中就不知如何开展调查，更别说如何给产品定位了。仅凭着主观臆断加经验盲目行事的原因，就是在一开始的广告设计教育中被遗弃、被忽略所致，盲点放大的结果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实践中，用拍脑子的方法想点子来做广告的广告人员就是误入此盲区的牺牲品。广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依靠系统思维来解决问题的行业，市场推广的终极目的是销售的增长和品牌的持续发展，所以阻碍目的达成的因素是首先要找准问题，其次是明确问题解决的方向，最后才是考虑解决的方式。产品的定位在广告过程中就是异质化的寻找，卖点的提取。常言道，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在各行各业中异质划分成几种情况：一是产品本身没有多少差异，完全靠广告公司的操作，这就要有大量的投入；二是产品本身有特点，但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三是定位操作看似最简单，但是层次、要求却是最高的，产品本身就是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的。以上各种情况归根到底都需要受众通过我们的广告，使其觉得广告中的客体能充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因为有强烈的购买欲望而买它。因此产品定位作为广告在营销中的指导思想，在广告设计教育中应该得到强化。
广告中卖弄创意本身大行其道，而忽视了广告的真实意图。广告主做广告的目的是增加销售额，消费者买东西是因为物质、精神上的需要，而并不会为广告的创意好、广告画面精美而购买。好的创意就是要让消费者记住你的“核心卖点”，而不是记住创意本身。但在广告设计教育中，由于教学体系、画家教师、学生的素质等各方面的原因，卖弄创意本身大行其道。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在学生参加的各类大赛中，大家都清楚无论金奖银奖都是因为创意好，画面有所谓的视觉冲击力，尽管学生在当前的教学条件下刻意如此无可厚非，但长此以往，学生就容易混淆广告好坏的标准。众所周知，能体现核心卖点的创意才是广告需要的创意，只有在广告策划指导下的创意才能保证诉求的方向不会出现偏差。一厢情愿地自娱自乐，随性所致，在纯粹的艺术创作中可以，但在广告中对品牌的伤害却是毁灭性的。设计与纯粹艺术的区别就在于此，画家的思维永远不能指导设计就在于此，所以设计创意是“戴着镣铐起舞”，而且还要跳得好看。在教学中，学生只有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才可能理解消费者绝不会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揣摩一则广告到底要表达什么意图。
广告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教学却固步自封，仍停留在以往的感性认识上。企业营销手段的运用，反映在传播投资上出现了三个去向：第一是网络等新媒体；第二是活动；第三是公关、终端形象。从我国2007年上半年广告投放的趋势看，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品牌在营销传播方面投入的总量依然在急速增长；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电视、报纸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减缓。电视2007年虽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幅度，但近年来已经有所滑落；全国报刊广告额仅同比增长极少的数额，也就是说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开始面临寒冬。那么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这就是由于企业投放逐渐摆脱单纯的电视投放模式，更注重与终端、活动与其他媒体的整合传播；更加注重与突击型营销的整合与配套；企业的电视投放开始从“线”状投放发展到“点”状投放。营销中常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是“决胜终端”，广告主越来越愿意加大终端形象建设的投资比例，不遗余力地提高专卖店的形象，对接触点新媒体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的。前几年如已企业化的银行、电信、邮政等“卖场”异常豪华；这几年是大卖场中电视广告的投入，因为它能有效地送达受众。根据CTR调研显示，卖场的电视接触率为99%，留意率为89%，远远高于其他时期。
广告教学中对这种新现象熟视无睹，究其根本原因是包括高校的专家们对广告概念的认识都很模糊，大多只停留在报纸广告、海报招贴、路牌广告等感性的认识上，制定的课程依然停留在广告传播研究中的广告表现问题方面，说明对广告学所研究的内容有些不是十分清楚，也不适应当下广告的发展。其实广告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原本就有广告的自身系统研究，即以广告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重心，并由此生发出系列分支学科，如广告调查、广告文案、广告创意设计等；原本就有广告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宏观关照研究，即广告基础研究、广告营销研究、广告传播研究、广告与营销、广告与营销传播整合研究、广告与社会研究等六个方面。
如何对这些现象进行整合，如何在广告设计教育中，把广告本身当成营销中的一环来考虑广告教育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过分依赖于网络，设计水平等于计算机水平，很难体现个性思维。把设计中有关动态知识的重构、创造性的培养等同于对网络、计算机等新技术的掌握。互联网的发明者也宣称：网络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是一片“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等级，没有贫贱，没有歧视”的世外桃源。然而，这极乐世界就像潘多拉的魔盒，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传播了病毒，它的破坏性比僵化的传统教育更可怕，更难以驾驭。
学生完全依赖网络、计算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东拼西凑、生搬硬套的设计作业比比皆是。学生对于“产品定位模糊”、“创造性不够”、“终端媒介选择不准”“品牌不够突出”等致命的评语，用诸如“图片精度不够”、“没有素材”、“计算机速度不够”、“网络断线”等很轻松地推卸责任，当下广告知识已由固态的知识变为动态的知识，动态知识在广告教学的传递过程中已变成意义的重构，生命体验的视界融合；网络计算机对点式知识、显性知识的获得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对系统性、完整性、隐性知识的获得与重构几乎无能为力。
广告设计知识不仅仅是对广告设计范畴的“发现”与“揭示”，而更多的是学生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个人特质差异基础上的主观理解广告设计知识，由于社会文化、个人特质的区别，固态知识必须让每个学生个体重新建构，才是与学生结合的动态知识，达到学生对广告设计动态的、个人的、独特的理解。所以教学的目的也应该由单纯注重显性知识的获得转向对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关注。
综上所述，广告教学的内容由单一、确定性转为多元、非确定性，由师本教育转换为生本教育，所以教师从控制生命到激扬生命的生本教育才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根本。由于人的潜力的多元性，在广告设计教育中要求学生对广告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精通显然不是现实的要求。广告需要人的语言智力、音乐智力、逻辑数理智力、空间智力和人际智力等五种智力，人不可能在五种智力上都均衡地、优秀地发展。正是由于这种不均衡性，才有每个学生个性的存在，广告教育的重点不是简单提高智力，也不是去发现哪个学生的哪种智力怎么样，而是根据学生的差异性、个性化的智力组合，去发展他们的潜能。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就是：“最主要的是在每个孩子身上发现其最强的一面，找出他作为人发展源泉的‘机灵点’，做到使孩子能够最充分地显示和发展他的天赋素质，达到他的年龄可能达到的最卓越成绩。”因而，我们应用多元的理论来指导学生，在广告各环节中找到适合自身智力组合优势的位置，发挥自身的潜能，使学生真正了解广告学的社会功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高飞：《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广告教学改革探讨》，《甘肃农业》，2005(5)。
2.张金海：《广告学概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涂勇：《广告学教学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与建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第一,对学生而言,按照规定不得不写毕业论文,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临界毕业而且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学生既无心也无力重视论文质量。目前,绝大部分高校都把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撰写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而这个学期又是毕业生找工作的黄金时段。过去这十多年,大学(大专)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从事毕业论文写作,难免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和负担,也使得学生无心专注于论文写作。其结果是,学生对论文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随便找些东西抄抄。这样的毕业论文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且还容易使得学生养成弄虚作假的不良习气以及应付了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其走进社会和今后的人生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流于形式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分散了学生参加实习和找工作的精力,对学生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对教师而言,一方面自身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另一方面也心知临界毕业的学生不重视论文,即使倾注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毕业论文,最后的结果仍然不会有显着的效果。临近毕业时,不仅学生忙,老师也非常忙碌,工作任务也非常重,既要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又要填报各种各样的表格。而且通常是一人负责多份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工作强度非常高。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心里清楚毕业生对论文的态度,也同情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就容易放松对论文的指导。最致命的是,面对一份份敷衍了事的毕业论文,“让指导老师觉得付出的根本没有价值,整个毕业环节就是指导老师在‘自编、自导、自演’,所以最后看到就是一张张极度疲惫的脸庞,烦燥敷衍的情绪也随之产生,整个毕业论文环节开始恶性循环。”[4]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在毕业论文上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必然要影响毕业实习等的指导工作,顾此失彼,最终不仅使老师疲惫不堪,影响教学质量,还背离了高职教育的目标。
第三,对许多高职高专学校而言,各级管理者不是不了解毕业论文的现状,也不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对高职高专学校就业率的考核越来越严,学校担心抓论文质量影响毕业生找工作,影响就业率,最后也不得不暂时将毕业论文质量放在次要地位。如果就业率下降,就会影响学校的招生。这也使得学校层面缺乏充足的动力去抓论文质量。
2高职高专会计毕业环节的改革之路
第一,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具有不同的学业标准,这些学业标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对于专科教育,《高等教育法》确定其学业标准为: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可见,《高等教育法》在专科教育的学业标准中并没有提及专科教育必须具有研究工作的能力。所以,取消高职高专院校会计专科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具有法律依据。
第二,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它的目标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这与普通高等教育中的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培养目标存在较大差异。本科教育旨在培养理论知识宽厚、适用领域广的人才,硕士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能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高职的培养目标重在“技能型人才”,而不是理论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人才。而技能型人才毕业后往往要到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具备其职业或岗位所必须具备的动手操作能力,而在专业知识上够用即可。因此,毕业论文适合于高等院校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但不适合高职教育。[2]高职高专会计专业是培养各行各业实务型会计人才,而不是研究人才。高职高专学生毕业后主要去企业、事业单位等财务部门从事基层会计工作,目前这种多少具有研究特点的毕业论文显然不符合高职高专会计专科的培养目标。
第三,目前这种以“毕业论文”为核心的高职高专会计毕业考核形式是从科研导向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借鉴来的。这实际上是要求科研训练很少的学生在毕业时写出带有科研特征的毕业论文,同时又要求这样的论文要符合高职高专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这些年来,高职高专教育界会计专科的管理者和教师不是没有意识到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问题,而且也投入了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去加强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但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为,如果不跳出“毕业论文”这种科研导向的毕业考核形式,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如果毕业论文不能保证基本的质量,在毕业环节设置毕业论文这一环节是否有必要;当论文质量的底线和标准越来越低时,毕业论文是否还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3改革建议
综上所述,高职
高专会计毕业论文的撰写弊大于利。对于高职高专会计毕业环节来说,应围绕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以及高职高专会计专科的培养目标,选择更有利于高职学生职业发展的其他毕业考核形式来代替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应以学生实习实践为基础,让学生结合实习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扩展实习实践报告的内容,以实习实践报告来取代目前的毕业论文。这种实习实践报告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包括: (1)个案分析。即让学生实习时碰到的一些个案进行分析和思考,针对个案展开分析,撰写应用性报告。例如:从事财务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包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计算机及软件应用能力,外语能力等等;体会会计职业道德水平提高的重要性;分析实习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等等。
(2)撰写实习单位的财务分析报告。学生在掌握实习单位的材料后,可对该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独立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企业决策层提供一份有用的财务分析报告。
(3)为实习单位设计一套会计制度。即以实习单位的实际工作环境为背景,运用所学的知识,对实习单位的会计、出纳等具体工作,进行全面或局部的规划和安排。如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这可以是存货管理控制制度,货币资金管理控制制度,应收账款内部控制制度,等等。
一、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
在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研究部门的整体质量较高。澳大利亚的研究成果数量居OECD成员国前10；在“2015全球创新指数国家排行榜”（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 Country Rankings）上，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开发”（R&D）在141个国家中位于第10名；澳大利亚卓越研究（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体系表明，澳大利亚许多大学在多个研究领域产出的研究成果达到世界标准或者更高。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研发支出不算高。2013-2014年，占GDP的2.12%，略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2.36%。2013-2014年，澳大利亚“研发名义毛支出”（Nominal Gross Expenditure on R&D）达到335亿澳元，与2004-2005年的160亿澳元相比翻了一番。
澳大利亚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的位置一直都没有改变，始终居OECD成员国第15位。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今世界，大多数OECD成员国都在增加研究支出，都将研究作为影响未来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他国家也在快速提高研究支出占GDP的比例，如中国研发毛支出占GDP的2.08%，新加坡为2.02%。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加快速度才能保持其在全球的地位，同时需要最大程度利用研发支出。
另外，澳大利亚必须提高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向商业成果的转化率，26个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表现最差，其大企业、中小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的比例排最后。同样，澳大利亚在“世界性创新”（New-to-the-world Innovation）方面也表现较差，在接受评估的17个OECD成员国中名列倒数第二。
二、检视工作的源起
2014年10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与产业部部长联合“产业创新与竞争力进程：更强澳大利亚行动计划”（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genda：An Action Plan for a Stronger Australia），其中提出四项重要目标：一是更低的成本，减少监管的、企业友好的环境，更低的税收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二是具备更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三是更好的经济基础设施；四是促进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产业政策。其中，将研究成果更好转化为商业结果是该计划的关键构成部分。
2014年10月29日，时任教育和培训部部长克里斯托弗・佩恩就“支持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成果的备选方案”广泛征求意见。2015年5月26日，在意见征求的基础上，时任教育和培训部部长西蒙・伯明翰，工业、创新和科学部部长克里斯托弗・佩恩联合宣布“提高研究成果的商业回报战略”（Boosting Commercial Returns from Research Strategy）。该战略提出了大量提高大学和企业的研究贡献率的策略，以提高澳大利亚的创新力、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更简单、透明的研究专项拨款制度，除了继续关注质量与卓越外，支持企业与用户更大程度的参与，鼓励大学向企业进行知识转移；与澳大利亚科研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和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NHMRC）合作，确保这两个委员会对于竞争性拨款计划（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mes）的相关条件规定适度考虑企业的相关专长或研究；开发一个知识产权工具包，促进研究机构与产业合作；改进研究体系的评估过程，增加企业参与和知识转移、研究结果和影响等的评价指标。
为了推动该战略的实施，2015年7月7日，时任教育和培训部部长克里斯托弗・佩恩宣布，由前总理与内阁咨政部长艾恩・瓦特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政策与拨款机制进行全面检讨，寻找增强澳大利亚研究体系，鼓励大学、企业和用户之间合作的改革方案。
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校长彼得・考德拉克、莫纳什大学副校长埃德温娜・康沃尔、詹姆斯库克大学副校长桑德兰・哈丁、创新研究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康纳・金，以及人文学科、艺术与社会科学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兹。
此次检讨工作的重点包括：基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商业回报战略”，如何对研究政策与拨款进行改革，以推动联邦政府的产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进程；就如何确保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承担的世界一流研究转化为国家的经济优势提供建议；制定“研究-产业”协作与合作的评估方案。
三、检视报告的形成过程
2015年8月11日，由瓦特教授负责的工作小组了题为《高等教育研究政策与拨款机制检视报告》，广泛征求意见。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旨在征集关于“如何增强澳大利亚研究体系，鼓励大学、企业和其他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与参与”的意见和建议。截止到2015年9月18日，共收到76份建议，大多数建议来自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及个体 ，少量建议来自企业或代表企业利益的机构。该报告还从32所大学收集了有关成功的大学-企业研究合作的48份案例研究。
2015年8月和9月，瓦特教授两次向高等教育和企业部门参与者征询意见；10月和11月召开55次会议，与大学、研究机构、学院、企业、产业领袖和政府代表进行协商；10月末和11月初，召开15次焦点圆桌会议，与大学副校长和代表们讨论建议和意见中提出的改进方向与备选方案。
此外，最终的报告参考了澳大利亚学习学术理事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Learned Acade-mies，ACOLA）的报告――《为了经济与社会利益转化研究成果：国家比较》（Translating Research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 Country Comparisons）和墨尔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国际创新基准：海外大学-产业研究合作模式综述及对澳大利亚的启示分析》（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Benchmarks―Scan of Overseas Model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Analysis for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四、检视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最终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主要致力于实现以下5个目标：一是确保澳大利亚大学研究与研究培训的高质量与卓越；二是通过“研究专项拨款”（Research Block Grants，RBG）以更加简单、透明的方式分配经费；三是为大学提供激励，增加并改进与企业和其他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四是鼓励大学参与研究商业化过程，以及向企业和社会转让知识，包括提供经费激励，以及强调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等；五是确保竞争性拨款申请条件中支持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及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具体建议有以下五点。
（一）针对“研究专项拨款”的改革建议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研究支出占总研究与开发支出的30%，高等教育研究拨款政策的改革有可能推动澳大利亚创新绩效的改进。因此，在此次检讨中，RBG占据核心地位。RBG对于支持大学研究间接成本，促进终端用户参与以及研究培训非常重要。
报告建议，从2017年开始，建立新的RBG拨款模式，将原有的六项专项拨款计划合并为两个，充分简化RBG，鼓励研究与研究培训中的合作与创新――将“研究基础设施计划”“可持续研究卓越计划”和“联合研究合作计划”合并为“研究支持计划”（Research Support，RS），加大对企业和其他终端用户参与高校研究的激励。将“研究培训计划”“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金”和“国际研究生研究计划”合并为“研究培训计划”（Research Training，RT），简化研究培训经费的相关规定。
为了确保向新机制有序过渡，一方面构建“研究支持经费安全网”，在前四年，大学获得的经费不少于前一年的95%；另一方面，在2017-2020年间，逐步提高新的研究培训经费模式的影响。
此外，从2018年开始，每年增加经费5000万澳元，进一步鼓励企业与终端用户参与大学研究。
最后，通过与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协商，由教育和培训部和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决定如何评价终端用户的贡献。
（二）改革“竞争拨款计划”
报告建议，通过对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竞争性拨款进行改革，以更好支持终端用户参与研究。
首先，作为ARC旗舰计划的“连接项目”（Linkage Projects）旨在促进大学、企业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但目前每年仅有的一次拨款机会限制了企业回应市场或创新的机会。报告建议，从2016年7月1日起，该项目改为随时申请，持续拨款，确保研究机构与企业灵活回应市场。
此外，如果雇员少于20人的企业申请“连接项目”，免除其现金捐赠要求；成立专家团，对ARC和NHMRC竞争拨款的申请者进行筛选，确保研究质量以及研究具有商业潜力，并能鼓励企业和其他终端用户参与。
（三）实施“关注企业”研究合作计划（Business Focuse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首先，联邦政府在未来四年（从2016-2017年开始）拨款大约2500万澳元，扩大“研究联系计划”（Research Connections），增强大学与企业的研究合作。
第二，联邦政府每年拨款1250万澳元，实施“博士生企业实习计划”（PhD Business Placement Initiative），支持大学每年新增700名到企业实习的博士生。将企业实习纳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部分是推动改革的有效方式，企业获得了高层次的研究技能，满足了自己的特定需求，而博士生也理解了企业相关研究的价值，培养了未来就业技能。
第三，作为2016年的一项优先行动，工业、创新与科学部应该尽快建设专门网站，帮助企业联系相关的研究和研究者。
第四，大学调整其人事安排与晋升政策，确保个体与企业沟通与合作的专长得到认可。
（四）改进知识产权管理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应该要求所有未来“连接项目”的申请书及进程报告必须明确：通过该项目研究产生的实际和潜在知识产权及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事务等。
ARC和NHMRC修订拨款协议及拨款政策，要求从2017年开始，高校要列出公共拨款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2018年，ERA体系应该考虑通过出版物、公开资源库及知识产权转化等研究产出设定在评估过程中的相对权重。
（五）实施“影响与合作”评估
报告建议，设计一个新的“影响与合作框架”（Impact and Engagement Framework），评估大学研究成果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收益。新框架将与ERA体系相互配合，对未来研究拨款产生重要影响。
新框架参考了2014年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包括定量与定性评估，将一套评价“合作”的指标（如研究的收入来源），与案例研究和专家评估相结合，2017年开始进行评估实验，以后每三年评估一次。负责专家评估的工作组由教育与培训部召集，成员包含研究部门、政府和终端用户的代表。另外，为了使大学在评估中的行政负担最小化，尽可能使用现有的数据源和证据。
在2017年实验后，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是否将“影响与合作”评估结果与拨款挂钩。从2019年起，10%～20%的研究专项拨款有可能取决于“影响与合作”评估结果。
（六）评估澳大利亚的研究系统
报告建议，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工业、创新和科学部，健康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在公共资助的研究系统的评估表现方面起主导作用。澳大利亚研究系统的评估结果应该每年公开。
目前，教育和培训部联合产业、创新和科学部正在制定教育系统层面的绩效评估办法。报告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加速，还应该与企业和大学协商。
报告建议，对公共资助的研究系统的第一次绩效评估应该在2016年末进行，尽量使用现有的数据信息。
澳大利亚应该致力于影响现有和未来的“全球排行榜系统”，使研究评估中更多纳入对创新和产业参与程度的评估内容。
以2011年4月16~17日在江苏省吴江市召开的“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研究”各专题组长研讨会议（下简称“组长会议”）为标志，标志着10省市、8万学生、15000名教师将正式进入积极心理品质问卷调查和网络测试阶段，政策研究进入研讨阶段。为了落实好下一阶段工作，课题组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正式调查阶段”的通知》。
下一阶段研究任务如下。
一、调查分析阶段
1.2011年4月有，组长会议将就督导评估、师资培训、学校咨询、课程教学四个专题的政策建议（讨论稿）进行研讨。研讨重点是：
（1）是否坚持全局性原则。
全局性指政策建议不仅符合某一地区，而且应覆盖全国，是否能够在更大范围发挥作用，是否能够指导全国各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是否坚持先进性原则。
先进性指不但立足当前，根据现阶段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水平提出务实的指导意见，又放眼2020年，在这十年中应该着重哪些工作，是否按这个或这些建议做了，能够引领心理健康教育发展。
（3）是否坚持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指政策建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及教育规律。是否精练、准确、概括、指导性强。
（4）是否坚持实效性原则。
实效性指政策建议提出来被应用，确实能够推进工作，能产生实效，能对本地区或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5）是否坚持积极性原则。
积极性指要突出积极心理学取向，把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技术、好的经验和做法借鉴进来，鼓励发达地区、促进中等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密切政策建议与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研究的关系，应说明这些政策建议有哪些特色，与一般提出的政策建议有哪些显著区别，优势是什么。
2.2011年4～6月，通过网络测试、纸版问卷测试和访谈进行正式调查。
（1）发放问卷，回收问卷。
（2）开通网络测试系统，关闭网络测试登录。
（3）培训调查员。
（4）访谈区县教育局分管局长、教研员、班主任、心理教师及学生。
（5）征集“经验篇”的典型经验，包括各省、区县1980～2010年期间能够反映本地区、本部门、所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变化的大事、要事、相关政策规章及实施办法、有影响力的人物及成果著述。
3.2011年7～9月，处理数据、撰写报告（征求意见稿）。
（1）撰写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综合报告，及各省市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分报告，参编进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主持的课题成果――《中国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发展报告（调查篇・政策篇・经验篇）》（成果名称以出版时为准）。
（2）2011年10月28~30日在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召开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研究”研讨论证会。
（3）2011年12月完善报告篇、政策篇审定稿，上报基础教育一司和教育部领导。
二、总结表彰阶段
关键词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体系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08-0053-04
一、就业质量调查体系建立的缘起
自2006年颁布《教育部关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了从以示范引领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新阶段。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从各个方面开展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探索。就业质量是衡量一所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同时更是高职院校制订招生计划、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2011-2013年，学校采用滚动调查方法，跟踪学校近年来各届毕业生，对其就业质量进行调查，并坚持每年一次调查报告。总体看，取得了较好成效，为按教育部要求在2015年底以前建立起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体系及年度报告制度提前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每年报告调查的抽样对象均为应届毕业生和2009年以来的历届毕业生。每次采取随机抽样法，提取不同专业的毕业生3000人，每次问卷回收率在55%～65%之间。问卷回收后将数据录入计算机，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并结合个案调查和对用人单位的调查，对各方面数据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撰写年度报告。本文不拟全面介绍调查的结果和结论，只着重论述在这一研究中，对建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体系的初步认识和体会。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体系和就业质量的年度报告制度，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建立系统、科学而又便于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国内外尚无一种公认的就业质量测评体系。由于目的、对象、环境条件不同，不同单位、学校、个人对就业质量的认识千差万别。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坚持客观性、科学性、全面性、简明性和可比性等一般性原则外，重要的是必须跟踪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发展趋势，掌握正确的方向。
从国外研究看，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特别关注从人对“物”的需要转向全面关注人对“物”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霍桑试验”就证明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和物质收入的“经济人”，而是同时具有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感情需要，包括安全感、归属感、事业成就感等需要的“社会人”。是否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样影响劳动生产率[1]。199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概念，并将“体面劳动”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ILO将体面劳动定义为“体面的、高质量的就业应该是自由的和非强迫的、机会平等的、安全的、有尊严的工作。”[2] ILO一共设置了11个维度、40个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包括：就业机会、不可接受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生产性的工作、合理的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社会公平待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工作与家庭生活、社会对话与劳动关系，等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有更多国外学者对情感、人格以及自我效能感等与就业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证明，就业质量不仅体现为人对物质的需要，也不仅体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更体现为人作为人的发展需要。
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包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已从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一定程度上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和多样性被忽视，强调物质的东西多，对人的精神需求重视不够，或者说没有完全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这种倾向与上世纪80和90年代单纯追求GDP发展的以物为本思想有一定关系。以发表较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2007）[3] 为例，该研究提出从五方面的指标评价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一是就业率（权重为20%），包括一次性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二是毕业生供需比（权重为28%），包括对不同层次的单位需求和不同层次的岗位需求的相关度；三是薪金水平（权重为15%），包括三个月平均起薪和年终薪金水平；四是就业结构（权重为31%），包括就业单位性质、自主创业率、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比例等；五是社会认可度（权重为6%），包括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的认可度。显然这一指标体系是以毕业生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个人对物质的追求为目的，突出的是人对“物”的需要。人本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被忽视。另一方面，也存在以马斯诺等人的需要理论为指导，完全从个人发展视角构建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如彭世武《建构适应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探索》[4] 则走上另一极端，即完全忽视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需求。还有一些兼有“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的指标体系，但往往是两种指标纠缠杂揉在一起，主次层次不分，不仅思路不清，也给调查和分析带来诸多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人自身发展需要的两类指标分列，暂以前者为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柯羽体系的五个方面的指标；以后者为辅指标，主要包括个人发展环境、工作环境、劳动关系、就业稳定性等四个方面的指标。通过对专家和学生的调查对这一体系的可行性进行测度，确定前者的总权重为60%，后者的总权重为40%。通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实践，总框架没有变，但对其中具体指标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当然这个指标体系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还没有完全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关于毕业生精神方面的需求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二是目前的体系主要还是一种“咨询报告”体系，还不是一种接受社会监督的“问责报告”体系。三年来学校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跟踪调查研究以及撰写的年度报告的主要目的还是为高职教育自身改革提供参考。虽然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还不是真正的“问责报告”。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毕业生就业质量体系和编制面向社会问责的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年度报告，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三、探索和发现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每年都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并强调要通过纵向对比反映发展变化的趋势，发现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
这一点正是在调查研究和撰写年度报告中应特别重视的问题。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本文不仅采用跟踪和滚动调查方法，而且每年调查对象的选择，除了包括应届毕业生外，还选择了2009、2010、2011、2012年等几届毕业生同步开展调查。这虽然增加了工作难度，但这样的调查不仅能更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而且每一年的调查既可以同前一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分析，而且同一年的调查也可对不同届毕业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种调查方法的优点就在于能通过比较发现问题，并通过研究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总结和撰写2011年和2012年年度报告时，从比较中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就业率上升，而毕业生对就业的满意度却下降。调查显示，2009、2010、2011、2012等四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依次为79.1%、86%、95%、97.8%。这就是说绝大多数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都能找到工作，就业率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学生对找到工作的总满意率，2009年为91.8%，2010年为87.4%，2011年为91.1，2012年为76.7%。除2011年比2010年有所上升外，总的趋势呈下降状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对就业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面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理性选择了“先就业，后择业”，因此他们虽然就业了，但对初次就业的单位并不满意。
第二，就业层次下降，而就业信心不减。就业单位层次分为高层次单位（包括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就业单位；将岗位层次分为重要岗位（包括部门主管、从事研究工作和高级管理工作）和其他单位。2012年调查数据说明这两方面的高层次比例都有明显的下降。从单位层次看，高层次单位比例2009届为57.5%，2010届为33.1%，2011届为24.8%，2012届为35.1%；从岗位层次看，高层次比例，2009年为47.5%，2010届为39.0%，2011届为22.9%，2012届为28.7%。具体见图1。
这一结果印证了前面就业率与就业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即初次就业率升高与满意度下降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高层次就业率下降造成的。但这种下降，并不是坏事，反映了更多毕业生理性选择了“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方式。这也印证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即调查显示虽然就业层次下降，但毕业生的就业信心不降反升。2010年对学生就业意向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年对就业有信心的学生只有53.8%，而2012年调查的毕业生对就业有信心的达到70%。
通过以上对两组矛盾现象的综合分析，得到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即不能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最主要指标。
四、找到切实可行的提高就业质量的措施和办法
无论建立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咨询”，还是为了“公示”，最后的结果都应是根据调查结果提出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
第一，寻求对策和建议的思路。在这一点上国家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体系有些新的突破。如2012年的报告，采用由“院校年度报告系统+深度个案访谈+政策跟进”三部曲组成的新框架。全篇定量分析退居次要地位，而大量实例的引用和分析成为主体，而政策跟进的对策、建议等内容还采取了“高职质量报告大家评”的方法，邀请社会各界、各地区28人对报告内容以今后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对策等[5]。虽然各院校不必完全按这种调查体系来撰写年度报告，应该适应院校特点有所创新，但这种方式和方法所显示的一些基本原则是都应该遵循的。
第二，针对调查结果，全面分析原因和影响因素。定量分析结果往往具有更为具体和客观的特点。但由于其概括性强或往往过于具体，而使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或一般化、或不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这就需要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与文献研究结合，与案例分析结合，并注意与其他类似调查比较，真正找到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例如，通过定量研究认识到就业率不应成为高职院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建议以育人为本，把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根本目标。如果仅仅这样分析，就流于一般化。为了克服一般化，除了用统计数据说明问题外，同时还从两方面来论证问题：一是教育部对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不同类型、层次大学教育目的认知基本一致，依次排序为：全面提升学生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34.7%）；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23.4%）；以学生就业为目的（15.5%）；专业知识的学习（14.2%），此外，还有满足人的精神需求（9.9%）等。这基本印证了上述调查分析的结果，说明广大学生越来越认识到学校应该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根本目的。二是理论和实际结合，分析论证了就业率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如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都对就业率有重大影响。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特别是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普职倒挂”现象严重。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看，应用型或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普通高校学生和高职学生的在校比例一般为1∶3左右，而我国目前这一比例倒过来，一般为3∶1左右，近来虽有所提高，但未改变“普职倒挂”的现实。这就更加造成了高职毕业生社会需求量的不足，这不能不说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根据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两条有针对性的对策。一是针对大多数学生认为就业质量与专业学习和技能培养紧密相关，以及影响专业学习和技能培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学习动力和实践活动不够，以及课程设置不能适应就业需要，提出加强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创新实践活动为中心，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建议。二是针对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反映教师缺乏创新能力和深入学生中、关心学生不够，提出高职院校不应盲目追随普通高校，要制订鼓励教师深入实际，自觉提高创新能力，更加关爱学生的制度和规范，真正建设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并能以育人为本，从各方面关心、爱护、尊重学生的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黄维德，等.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9.
[2]ILO. Decenl Work. Report of The Director General[R]. Geneva. 1999.
[3]柯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教研究，2007（7）：82-84，93.
[4]彭世武.建构适应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探索[J].当代教育论坛，2008（8）：82-84.
[5]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N].中国教育报，2012-10-17.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rvey System for Employment Quality of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NG Qiu-mei， LUO Qing-ping， JIANG Hui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关键词 青年就业；日本产业教育；研究动向
中图分类号 G7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3-0017-06
如何理性定位职业教育在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中的作用，促进青少年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转移，是当前各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共同课题。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青年就业问题，日本产业教育学会继19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学校与工作相衔接的主题以来，面对“就业冰河期”的挑战，连续两年再次把推进从学校到工作的转移确定为学会年会的主题，彰显了日本产业教育学会在转型期的研究新动向。日本产业教育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为JSSVTE）创立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1960年代，该学会研究领域包括产业内教育、高中职业教育、学校中的产业教育。在概念内涵上产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在于，产业教育更多地强调国家意志和时代要求，服务于生产和服务过程；职业教育则更多地着眼于个人的职业能力形成，重视适应特定职业领域的个人职业准备和发展。该学会集聚了日本包括高中职业教育研究、专门学校研究、企业内培训和公共职业培训研究、生涯教育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者共300余名会员。作为学会唯一的海外理事，笔者参加了2013年10月26～28日在名古屋大学举办的第54届年会和 2014年10月17～21日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举办的第55届年会，本文通过对两届年会的主旨和主题学术报告以及专题研究报告的述评，呈现日本产业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以获得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启示。
日本产业教育学会第54届年会与日本生涯教育学会第35届年会联合举办，作为1993年产业教育学会第34届年会主题“现在，重新谋求学校与职业的衔接”的继承，把“从学校/大学到工作的转移（再论）”确定为两个年会的共同主题。主旨报告是社会学研究者宫本美智子①的《为提前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提供教育与援助之思考》，接着围绕大会主题分别有来自心理学研究、教育学研究、劳动问题研究、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作的学术报告。主题学术报告分别为：大阪教育大学安达智子②的《为大学生提供职业选择与援助――心理学的立场》；名古屋大学夏目达也③的《在大学初学年教育中职业生涯形成的课题》；日本劳动政策研究与研修机构小杉礼子④的《学校毕业生统一录用的功过与应对――转移的再组织化》；株式会社丰田自动织机⑤技术技能学习中心关田仁的《丰田自动纺织机的技能与技术者培养》。按照大会惯例在此后进行的为期一天的分会场自由研究共有32名会员作了研究成果发表，以及职业指导、高中职业教育、专修学校、企业内教育等专业分部的学术研讨。
第55届年会将第54届年会主题作进一步深化，确定的大会主题为“如何培育处于就业冰河期的年轻人的扎实的职业能力”，主题报告分别为法政大学教授儿美川孝一郎⑥的《培育就业冰河期年轻人的真实职业能力――聚焦学校教育》，首都圈青年联盟⑦青年非正规流动中心事务局长河添诚的《如何保障“作为一个职业人的成长权利”》，元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⑧东京校、一般社团法人实践教育培训研究协会理事山见丰的《日本公共职业培训现状――实现国民职业能力形成的体系建构》，这些报告分别从学校教育、社会援助团体、劳动职业培训机构的立场探讨了STW的实现路径，此后举行的分会场研究共有22名会员作了自由研究发表，以及三个专业分部的研究发表。以下，主要基于两届学术年会的主旨和主题研究报告，从如何理解青年就业问题、如何培育青年的职业能力，以及实现教育与工作衔接所面临的研究课题等方面进行述评。
一、如何理解青年就业问题
如何看待青年就业问题的产生及其原因，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研究关注，各抒己见，体现了多维度视角的理性审视。
1.社会保障视角：关注过早进入社会的就业困难群体
宫本教授关注高中阶段中途退学过早进入职场的就业困难群体，并提出实施综合教育和援助的必要性。她从国际视野，分析了工业化国家在学校教育与青年期流动就业组合模式存在的差异性，包括“边工作边学习”（如北欧国家）模式、“在工作中长期学习”（如荷兰）模式、“先学习后工作”（如韩国）模式、“基于实习制度的工作中学习”（如德国）模式，指出了日本作为“先学习后工作”的国家，产生了因学习者无法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转移，或因入职时出现失误而无法修正，或为了获得资格重新学习而成为就业弱势群体等体制分割和断裂的问题。
宫本教授认为，日本政府虽然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在时间轴线上添加了STW的制度性规定，但由于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后的职业准备教育难以实施，改善难有成效，因而提出了如何使学习与劳动之间相互联通，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在企业等职场实习机会，提供读写算等基础性学习援助的建议。
2.心理学视角：关注职业生涯选择的复杂性
安达教授针对以往以匹配理论为基础的生涯选择援助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从当今职业生涯选择的复杂性出发，提供基于主体能动性需求的就业援助。她提出作为日本大学生的职业生涯选择，除了个人与工作的二维关系，还要从教育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和雇用环境等相互联动的六维因素加以考虑。她通过与国际有关现代生涯选择与教育的学术研究比较，发现国际学术论文的题名中“传统概念”和“介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多，同时指出了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出现较多的“个体能动性”与“背景”关键词，在日本几乎没有出现的问题。
安达教授从心理学研究的视角，认为由于职业选择与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职业援助不只是提早开始就业活动，更要培育青年能够在复杂社会生存的能力。
3.劳动力流动视角：重视因非正规雇佣增加的制度性应对
小杉研究员从宏观劳动力市场和劳动问题研究的立场，认为应该从大学生就业问题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入手来反思就业问题，并分析了日本终身雇佣制度的“功与过”，提出要应对非正规雇佣增加，实施制度性调整的建议。她在分析了日本传统的STW转移系统，即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录用和就业管理制度的特点之后，认为由于这一系统的存在，使得日本青年失业率比其他国家低很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就业惯例的存在，形成了以往日本劳动者就业后最初的职业能力开发主要由企业实施的状况。但由于近年企业的不景气，“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因不能顺利就业，无法成为企业正规员工而得不到企业内培训的机会。同时，特别是竞争力较低的学校，以往实施的组织援助，已经不能适应近年来青年就业的实际需要，造成毕业未就业的比例上升，非正规雇佣群体增加和流动率增高已经成为日本青年就业问题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制度性应对。
4.企业人事管理视角：重视基础能力培育的企业内教育应对
关田从企业人事管理的立场认为，为了填补青年在自由的学校生活和严格的社会人生活之间存在的鸿沟，为了应对学校毕业生在基本能力上的不足和思考能力低下的问题，适应在自动化职业环境下对技术人员要求的提高，企业内培训现场的技能工和技术员教育需要作出相应调整，重视基础技术和基础技能的教育势在必行。
儿美川教授指出，1990年代以来的青年就业问题主要是由原有基于会员制的就业雇佣制度的崩溃，以及学校/大学教育的“无防备”所致。遭遇就业难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失去的一代”，他们在各种非正规工作之间游走徘徊，或在非正规工作与失业之间自我迷失。企业雇佣方针和雇佣结构的调整，既需要学校教育作出及时调整，也需要企业内教育作出积极应对。
二、如何建构促进青年就业的教育学应对体系
面临错综复杂的青年就业问题，教育学的应对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日本产业教育学会第55届年会上，围绕“如何培育处于就业冰河期的年轻人的扎实的职业能力”的大会主题，作为年会的专题学术报告人，儿美川教授在分析青年就业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学应对的两大课题：（1）面对难以从企业内教育获得自身职业能力提升机会的年轻人大量出现，学校与大学教育应如何加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2）随着日本式雇佣的逐渐崩溃，学校与大学教育应如何让青少年认识到，原有基于组织的生涯开发模式正在被基于个人自律的生涯开发模式所替代，如何着力于培养他们的生涯发展意识和能力，获得具体的实践性知识。与以上课题相联系，以下分别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学应对，对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梳理。
1.加强中小学校的生涯教育
吉本圭一⑨在第54届年会分会场作的《短大和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初期职业发展与学校评价》报告认为，职场体验与职业见习作为生涯教育的核心环节，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动，1999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关于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提出了从小学阶段开始，适应学生发展需要开展生涯教育的要求，从此生涯教育被作为贯穿各级各类教育与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概念。职场体验与职业见习作为职业体验活动，被渗透于包括普通高中在内的中小学校教育的前进道路指导和职业援助活动之中。他指出，为保证职业体验活动的长期化，建构与产业、区域联动的合作体系，将成为今后生涯教育研究的实践性课题。
2.重视大学阶段的初学年教育
夏目教授从高等教育研究的立场，以国立大学法人名古屋大学为案例介绍了大学初学年教育的实施状况，并提出了促进大学生生涯形成的课题。他指出，随着日本新就业人群从高中毕业生转向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日本政府推行职业生涯援助的重点。作为大学生活适应和STW转移援助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日本大学普遍引入初学年教育，据文部科学省调查，2009年实施普及率高达84%，内容涉及报告与论文写作、口头发表方法、图书利用和文献检索，以及大学学习动机、将来职业生活和前进道路选择指导等。同时他指出在大学初学年教育的实施形态与目的上，或作为专业教育来定位，或作为通识课程来定位，不同学校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名古屋大学将初学年教育作为通识课，如“在大学如何学习”选修课，既有讲义又有体验性学习活动。围绕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教育帮助学生形成职业能力，他还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提出了初学年教育与后续年级教育之间如何保持连续性，如何让大学生对职业世界有一个现实理解等实践课题。
3.重视企业内教育中对员工基本素养与能力的养成
关口结合所在的株式会社丰田自动织机技术技能学习中心实施的企业内教育实际，提出企业职场的核心是人，安全感、忠诚度、伦理和礼仪无疑具有强大的力量，企业在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要重视员工基本能力的养成。他介绍了技能工和技术员培育的做法，对技能工实施的“技能专修学园”，除了技能培训，还重视从人际交往到团队建设的基本素养教育；对于技术岗位员工，针对近年毕业生学习能力普遍低下的问题，开设基础技术讲座，加强教材开发和讲座之间的连贯性，加强体验性实习，重视从基础性技术到应用型技术的宽基础教育。在最初的企业精神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基础技术和基础技能教育制度，以填补青年在自由的学校生活和严格的社会人生活之间存在的鸿沟。
4.拓展公共职业培训的可能性
关于公共职业培训对于青年职业能力形成的可能性，山见的《日本公共职业培训现状――实现国民职业能力形成体系的建构》报告认为，从企业内教育的缩小、学校教育与职业世界的不联通等问题来看，正如厚生劳动省《关于今后职业能力开发的存在方式的研究会中期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公共职业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政府将对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不断增加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以及女性等得不到企业内培训机会的劳动者实施重点援助，并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IT等技术更新、国际化的推进，把面向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制定职业培训计划、积累技术和方法、培育培训机构等作为今后推进的重要措施。他提出，为形成日本国民的职业能力，必须打破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之间的界限，产业界、经济界和劳动界应共同参与国民职业能力的提升。
永田万享教授⑩所作的《公共职业培训的重构与新动向――以东京为例》的学术报告认为，以往以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录用为前提的企业内教育作为日本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流，与外部教育机构的联系比较薄弱，但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终身雇佣体制的动摇，导致企业内教育不断萎缩，加上就业不稳定群体的扩大，在这些背景下公共职业培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以往公共职业培训在日本教育培训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较低，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共职业培训与企业培训、民间培训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重建迫在眉睫。
三、围绕实现教育与工作衔接的研究争鸣
从上述日本产业教育学会两届学术年会研究动向可以看出，日本产业教育学会原有的适应国家产业发展需要的研究取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应对日本劳动雇佣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青年就业问题，关注青年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谋求教育与工作衔接的研究取向已日益明显。如何合理定位在促进青年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定位，实现教育与工作衔接，从学校教育、企业内教育、公共职业培训等不同立场出发的研究者，既有共识，也有不同的观点碰撞。
1.如何看待学校教育在促进青年就业中的合理定位
当日本传统的企业主导型职业能力开发体系面临体制转型的挑战，如何看待学校教育在促进就业和提升青年职业能力中的合理定位，便成为不同领域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实践性课题。宫本教授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认为，对于高中教育中途退学提前进入社会的就业弱势群体的职业发展问题，学校教育的责任是最为主要的，要通过改革高中教育培育他们在现实社会的生存能力，并让他们重新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过早进入社会的就业群体问题，不只是单纯的就业问题，从他们长远的职业发展看，学校教育的基础更需要强化。同时，吉本教授作为关注就业问题的教育学研究者，他认为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日本新生就业群体已经由高中毕业生转向大学毕业生，因此，要把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始终。他更强调大学教育与职业世界的衔接，。
学校教育在青年职业能力培养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河添从劳动争议与青年就业援助的立场指出，鉴于企业解雇的经常性发生，并且在劳动争议中不断发现曾经作为正规员工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精湛技能，因与企业的合约到期中断雇佣，导致已有技能的浪费，为获得下一份工作必须进行新的培训。更何况，临时工、钟点工、派遣员工、合同工等非正规雇佣的不断扩大，因此学校的职业能力培育不是最为主要的。
由于青年就业固有的复杂性，研究者对于学校教育在促进就业过程的作用，因关注就业群体不同，对学校教育定位论述有所侧重，或强调学校教育的基础，或重视大学教育与职业世界的衔接。对于如何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寺田盛纪在大会讨论环节中从生涯教育的视角提出，学校教育要重视多样化的教育，建立起学校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通道。对于技术能力等具体能力的培养，需要贯穿从初高中教育开始的整个教育过程。对于年轻人职业能力的形成，要充分认识通过“经验”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家庭的、游戏的、打工的经验在内，要在年轻人的整个生活中去把握。日本学者围绕青年就业的学校教育合理定位的研讨，将有助于我国在学校（职业）教育与就业的相关性研究中是关注就业还是重视人的发展，形成适合时代特征的理性思考。
2.如何看待从学校到工作的制度性建构
围绕从学校到工作、促进青年就业的制度性设计与调整，小杉研究员认为实现学校与职业之间的衔接，一方面需要对转移过程中学校和大学教育作用做出重新评估；同时，制度性调整措施必不可少，这些措施包括灵活调整和适当扩大应届毕业生的范围，以职业能力为标准对劳动市场作出调整，产业界与教育界要形成对能力观的共识，要建立在STW转移过程中的能力评价制度。宫本提出的就业援助制度包括为就业弱势群体提供到18岁为止的教育与培训机会；实施带薪职业体验的计划；建立通讯制高中与技能类培训机构的合作关系，建立学校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体制。
河添指出，由于现存的职业培训制度与求职者援助制度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为防止单个企业的技能培育因工作变换而造成技能浪费，需要通过行业工会和政劳资合作，按照产业和职业类别帮助劳动者的稳定就业，建立适应非正规就业者需要的在流动就业中提升职业能力的体制，同时行业工会的介入对个别企业的解雇行为也会有所约束。
日本学者在促进就业的制度性建构中，已经摆脱原有单纯的人职匹配研究的局限，关注就业的复杂性；打破了原有正规雇佣（就业率）与OJT等企业培训之间的惯性思维，基于新的劳动雇佣制度审视学校教育培育职业能力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职业培训效用的长期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调整和优化建议。这些探讨从学校毕业生长远的职业发展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误区，不只是简单地关注在毕业阶段是否获得正规职业还是非正规职业，而是关注在毕业5年或10年以后的或离职或失业等职业发展状况，这些研究取向对我国STW研究将有所启发。
3. 如何看待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对1999年文部行政提出的生涯教育能否有效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两届学会的研讨普遍提出了质疑。如何辩证认识职业教育与生涯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克服过于偏重正规就业的狭隘的就业指导与职业教育观？儿美川教授指出，面对理想的生涯教育与现实的生涯教育的背离，以及实际的就业指导直接指向正规型就业的适应主义误区，为促进处于就业冰河期的青年就业，有必要重新建立能够应对实践问题的生涯教育体系。安达教授认为一般学校的生涯教育难以达到援助的目的，应该建立包括教育、流动与福利在内的综合就业援助体系。
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该如何结合？吉本教授认为，专门学校作为职业教育机构，学校成为就业困难群体获得技能实现就业的主要通道，也成为人们获得生涯发展的主要平台，并维持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的联系。不同于传统型大学的专门学校，作为高中后的非传统型大学机构，以实施职业实践教育为特征，兼具了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功能，因其高就业率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着眼于生涯教育与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就业的共通性，如何对生涯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和测量，如何在职业教育中重视学生的可持续职业生涯发展，日本学者的探讨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职业观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与学校后职业培训之间的关系将有所启迪。
四、结语：来自日本产业教育研究新动向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产业教育学会2013和2014年学会年会的梳理发现，适应日本劳动雇佣形态从组织主导模式到劳动者个人自立时代的转型，日本职业教育研究出现了从体现国家意志“为了产业发展”的研究传统，到重视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为了青年就业”的日本职业教育研究取向的转型。“关注青年就业”，突显了转型期研究者的跨界联动，打破原有日本产业教育研究“囿于教育论教育”固有研究范式，不同研究者的同台对话，获得了对就业问题的理性解读，彰显了不同学术领域研究者对就业问题的理性审视和学术责任；“谋求教育与工作衔接”，着力教育与职业世界的衔接与贯通，建构职业能力培育的实践体系。这些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突破长期囿于教育领域内部的研究主体的单一性，从就业因素的复杂性来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范式，打破应然性研究惯性，倡导实证性研究，实现职业教育研究创新都将有所启示。
Abstract Review about the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54th and the 55th JSSVTE shows that the new research tenden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Japa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ields： fr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at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state to “for youth employment” that pays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career development；“focus on youth employment” reveals the rational visual angle and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of researchers in different fields； “seek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work” shows the crossover cooperation of researcher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breaking the inherent paradigm “discuss education based education”， and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cut-through of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world to construct the practice system of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融合媒体的平台由报刊、杂志、电视、移动终端组成。融合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受众，我国高校新闻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所有的新闻教育都需要站在属于未来的新闻教育角度，对自身重新进行定位。
一、融合媒体对传统新闻教育的冲击
根据调查机构Berg Insight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移动营销和广告市场市值将从2012年的94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38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传媒行业的生态环境迫使整个教育界、学术界寻求应对之策，以满足融媒时代对新闻人才的需求[1]。
（一）数字化技能的专业需求
融合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人首先必须是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快速应对媒体新变化，拥有创新能力。所以，新闻专业里面开设技术性课程、新媒体技术的课程是必须的。《纽约时报》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明确说明，报纸会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实施“数字优先”战略，要求报纸必须在招募、培训和激励数字人力资源方面做得更好，将生产优质数字报道的报纸转型为一家生产优质报纸的数字媒体。此外，内部还开设了图表部门及互动新闻和数字设计部门，推动文章推广、搜索优化、工具和模版以及内容管理系统领域[2]。
（二）计算机编写新闻报道的出现
随着新闻产业规模的扩大，计算机运用相关数据而撰写出成本低廉的新闻稿，也将涵盖大量新闻活动、产业趋势和产品开发。Narrative Science是一家专门运用计算机编写新闻报道的公司[3]。Narrative Science员工量为30名左右。Niche新闻服务已聘请Narrative为注册用户撰写后续报道。高校新闻教育课程的技术化转型势在必行。
（三）传媒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规模的增长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传统媒体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电视媒体保持优势地位，电视广告市场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较小；另一方面，广播和期刊成为2013年最大输家，增长率均有大幅下降。报纸广告下跌惨不忍睹。为应对市场压力，报纸纷纷调价，比如《南方周末》涨价到5元。未来五年中国报业市场有可能缩减一半；电视媒体仍占据市场领导地位，但新媒体会分流大量用户，挤占广告市场份额，传统大众媒体的渠道控制力讲进一步下降。2014年网络广告市场规模有望赶超电视。停刊、减编是传统媒体避免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4]。参照2014年新华社广东分社招聘实习生的要求：1.文科类，新闻学、广电新闻、编辑出版；2.从事网站编辑、网页设计、节目主持及节目后期剪辑等实习工资，熟练使用上述软件；3.工作态度积极。已经把对数字技术的要求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了。
二、当前我国高校新闻教育的转型实践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新闻教育该如何应对以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现有的课程体系应如何重组？当前，国内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加新媒体方向的课程，微调已有课程，砍掉部分纯理论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发展方向及目标》中也指出，“突出学科重点，并打破学科边界，体现学科交叉。[5]”究竟如何体现交叉，如何打破边界，我国高校在这方面有些许实践。
一方面，加强实验室的配备。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项合作。浙江大学重点建设了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6]。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准确的数据；另一方面，新闻教育以课程的形式继续在传统方向中拓展，新闻专业学生必须双主修，或主修其他相关专业再辅修新闻专业，比如，跨高校选修，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根据个人兴趣在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四个专业中选择学习方向，或者选修外系、外专业课程或辅修第二专业。
从课程设置来讲，国内各高校新闻院系的专业必修课大同小异，基本还是以纸媒繁荣时期的采写编评摄的业务知识与技能的课程为主，至多开设跨媒体专业课，遵循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技能训练与理论课程并重的原则，并没有对课程体系进行根本革新，而是修修补补，比如，我们学校，包括多数院校都开设了《新媒体研究》《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采编业务》《PS技术》等课程。
三、如何实现我国高校新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新闻教育应如何进行重组，是否从以前与文学、艺术结合，转向与网络、信息技术联姻。近几年，国内高校频繁对新闻专业重组转型，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于2008年成立新媒体研究院，划分为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内容和新媒体经营三大块，分别放在工学院、广告学院和媒体管理学院。但是，仅仅如此就足够了吗？新闻教育的转型首先应从理念上转型。
（一）理念上的转型
1.学科融合
大学需优化内部资源，通过学科融合推动新闻教育发展。新闻教育传统上是与文学、历史等人文社科类学科融合，融合媒体时代，应加入更多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和信息技术，与法律、经济、网络技术、艺术、营销相结合，培养复合能力。
2.媒体融合
应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融合平台简单的划分为报纸、期刊、电视和移动终端，对新闻的认知不能停留在新近发生的信息的报道，而应充分研究各平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特点，以大传播概念来培养学生使用不同平台熟练发布同一条信息的整合推送能力，要加强对移动终端的技术研究。
3.科技创新
高校应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但是，国内高校还没有对整个新闻行业的生态环境展开大规模集中的调查。没有调查，就不会对行业现状和趋势有清醒的认识。简单的根据招生、就业数据来调整新闻教育的观念，不可能抓准行业需求。此外，根据学校基础条件的不同，普通院校也很难做到科技创新和完备的实验室配置，在硬件缺乏的情况下，新闻课程框架的调整就成为了简单易操作的必然选择。
（二）课程体系的重组
目前，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形成了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主、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一般独立院校的新闻学教育也是如此；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传统新闻学训练为辅，比如，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但是技术训练的系统性不足；三是以传播学训练为主、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比如，复旦大学，比较偏向研究性的技能训练。这三种模式是对传统新闻教育改革的尝试，虽然不够彻底[7]。总之，旧的课程设计已不符合时代需求，课程设计应以提高学生发现新闻、挖掘数据、发现问题和表达能力为宗旨。以下尝试以行业能力需求制定一个简单的课程框架。
1.新闻判断能力 ――新闻传播基础训练
新闻采写 高级新闻采写 新闻编辑 高级新闻编辑 新闻评论 深度报道
2.信息调查及求证能力――调查统计
事实核实和核查 网络信息检索与应用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统计学
3.语言及叙事能力――人文素养
语言学 文学研究 诗歌 叙事理论 外国语 比较文学
4.问题分析和解释能力――知识基础（选修）
科技史 心理学 信息科学 经济学 艺术学 社会学 法律 人类学 伦理学
5.计算能力――数据分析
高数 计量经济学 数理统计 调查报道
6.技术能力――网络和信息技术
技术史 技术、社会与文化 编程技术 网页设计与制作 多媒体信息技术 网络营销技术 数字出版及技术 新媒体产品设计
7.音视频能力――视听技术
新闻摄影 电视摄像及后期 多媒体报道和编辑 音乐鉴赏与表演 视觉传达
8.媒体责任和政府政治――国际视野
职业技术教育在“”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研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研究，有研究组织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与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研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研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央级和省市级职教研究机构（所、室）81个，中央级和省级专职研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研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研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研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与训练制度的研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研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介绍外国职教，研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研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研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应用为主，它与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使职教研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安排看，理论研究的比例有所增加，国家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研究25项，占19.4%，应用研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研究9项，占7％。职教研究立项11项，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研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讨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研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职教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问题．该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研究报告中对师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建议。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与研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认识到滑坡问题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势，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与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研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研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们与专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研究队伍．使职教研究与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研究。这是职教研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研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研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研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与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研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其成果研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与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与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研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00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研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研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问题是实际问题，职教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研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得到了及时的研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职教立法的研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问题研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研究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与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研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认识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国家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认识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研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有研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国家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3、研究手段与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与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与网络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研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与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研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研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与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与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职教研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研究》。由职教中心所与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研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研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研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研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与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与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与国际众多职教专家与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职教中心研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与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与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意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研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研究的研究，为此，由职教司与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研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研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研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国家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与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研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研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与专业设置；职业资格与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与劳动力市场；职教与普教的衔接与沟通；等等。研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研究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研究的经费投入，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研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教育科研体制、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文献资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3年。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王明达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
3、《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职教中心所，199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