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会议发言稿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设计师会议发言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与此同时，600多公里外的北京，整体整形设计师陈赫翊楠到达自己的整形工作室，开始为手术室消毒，两个小时后的八点钟，他将迎来这一天的第一台手术。

而当他在顾客的鼻子上划下第一刀时，长江以南某省会城市的政府大楼里，年届60的省委书记已经在办公桌前端坐了十分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人口达到9.37亿。这个超过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的群体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拼凑出中国社会的职业众生相：有人忙碌，有人清闲；有人付出智慧，有人奉献体力；有人但求安稳，有人不惧拼搏；有人深困围墙之中无力逃脱，也有人如鱼得水、怡然自得。

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求理想、挣生活。他们的劳动填满了过去的每一个24小时。 社区卫生站医生常霄玉。他们掌管着中国最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也正因为与病人之间没有传统医院那样的门槛，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要更早开始，更晚结束。 6：00～8：00

张波戏称自己“既是医生，又是守岛人”。这已经是他“守岛”的第18个年头。渔民家庭出身的张波在高中之后考上了济宁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宁市新华外科医院，获得了一份从昼夜无息的打渔生活到规律作息的城市生活的通关文书。

但仅仅一年后，他便扔掉了这张“身份转换证明”。

岛上交通闭塞，许多老乡进城找他看病，纷纷抱怨看病难、药价贵，这让他决定回乡，服务乡邻。

如今，夫妇俩守护着全村1137人的健康，每天早晨六点即开始接待病人，全年无休。幸而周边渔村普遍富裕，张波的年收入也能达到七万元左右，虽然不比那些靠打渔一年挣20万的乡亲们，但这个数字已经远远高于全国乡村医生的平均收入，甚至与那些身处城市公立医疗体制内的同学们相比也不相上下 。

与张波夫妻相反，李梓新的两次选择，都在一步步靠近体制。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她放弃了留在凤凰卫视的机会，选择了一家事业单位，原因很简单：稳定、解决户口，还能分房。五年后，她再次“出走”，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城乡接合部做起了副乡长。

不论从收入还是工作时间上看，公务员都是最稳定的一个职业。所有政府机关的岗位几乎都是从早上八点开始运转，从基层科员到省委书记，再到外交部官员的秘书，无一例外。

起早，就是稳定的代价之一。

公务员的工作并非外界想象的那般清闲。对河北某市辖区政府机关科员刘木林（化名）来说，唯有八点刚上班时可以放松一下，他会花五分钟打扫一下办公室，然后将当日的重要新闻更新到政府网站的公告牌上，再与值夜班的同事进行交接。 与显赫的职务、肩负的责任和高强度的工作相比，领导们的收入实在算不上“可观”。从2006年到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的工资涨幅是37%，而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上涨了127%。 8：00～9：00

一到九点，市长热线就变得滚烫。最忙的时候，刘木林要在一小时内接听二三十个市民的来电，其中有举报、有建议、有咨询，内容涉及到计划生育、子女择校、医保政策，甚至投诉烧烤摊―这涉及到环境污染，对政府员工来说，是与土地、拆迁同等重要的“大事”。他需要马上联系相关的村、街道办事处，对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他的工作常常在接电话与打电话之间，一不小心就到了黄昏。

别以为市长没有市长热线忙。在公务员体系中，行政级别几乎与工作的劳累程度成正比。看看正部级的省委书记的作息时间表就知道了。

国家公务员局2012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08.9万人，而正部级领导的数量基本维持在220人左右，这意味着，一个基层公务员想成为省委书记，必须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在与700多万同侪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并不是一条“先劳后逸”的道路。能者多劳，方堪大任。从上午八点起，这位中部省份的省委书记的办公桌就会被中央来文、地方报件、常委会议纪要以及其他临时文件淹没。在上午有限的工作时间里，他需要完成阅读、理解、征询意见和决定等一系列动作，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这让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这些在办公室里完成的“规定动作”还只是省委书记日常工作的一半。他还得常常外出调研，并出现在省内举行的各项重大工程、重大赛会、重要合作项目和跨地区交流会议上，以实现省级行政单位权力中心在这些事务中的在场意义。

然而，与显赫的职务、肩负的责任和高强度的工作相比，领导们的收入实在算不上“可观”。从2006年到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的工资涨幅是37%，而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上涨了127%。2010年，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访谈中透露自己“去年收入14万”。与基层公务员相比，这算相当高的收入。刘木林每月的税后工资刚刚超过2000，还不及当地人均月收入。

在河南中部某三线城市国税稽查局工作的张勇（化名）却很享受他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住房补贴加上过年过节的福利，生活不成问题。而且，他幸运地担当一份“闲差”，在相对清闲的非例征期，甚至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眼下，他和同事们头上的“金箍”正越来越紧：所有领导都在三令五申地强调纪律，上下班签到，不能迟到早退，哪怕离岗20分钟也要递交请假条。

更具杀伤力的是纪检部门的“突袭”。一行人举着摄像机走进办公室，对着“去向牌”上的名单一一排查，一旦发现某人不在，便送上一系列追问：“干什么去了？”

“下企业了。”

“哪个企业？”然后当场查找企业电话号码，让税务局工作人员打过去证实，且电话必须开启免提功能，以防作假。

上午八点零五分，还没来得及吃早饭的张勇匆匆赶到单位门口，警惕地放慢脚步、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停放着纪检委的车、有没有摄像头对着自己。确认没有“敌情”后，才恢复四平八稳的公务员步伐，踱向办公楼。

与从前相比，张勇的工作量并未增加，但即便没有工作也要“创造”工作。事实上，除了翻文件，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自从去年一个分局办税大厅的同事被纪检委拍到在工作时间看网络小说、受警告处分后，稽查局领导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断掉了办公区的网络。 9：00～11：00

在张勇与纪检委大玩“潜伏”之时，中国人保寿险江苏某县城分公司的总经理姜红（化名）正为保险业务员们开每周三次的例行晨会。她清清嗓子，带着100多人大声高呼一连串的公司宣传口号。每天，分享推销技巧和表彰优秀员工之前，她都会带着员工齐呼全国统一的公司口号，有时候，还要齐唱“司歌”。

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开始前的口号和歌曲都是振奋士气的必备手段。业务员对工作的热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收入。去年一家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青岛保险行业的月平均收入是4000元左右，但青岛平安保险公司大客户经理杜小姐说，现实情况中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签不成单，可能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业务水平高的则月入十万都有可能。

不过，在姜红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远不如自己20年前刚入行时勤奋。那时，她会匆匆地走出公司，每天拜访十多位客户，亲戚朋友拜访完了，就在报纸上看成功人士的采访报道，然后找上门去；或者在黄页上翻查本地企业的电话号码打过去；还会在小区“扫楼”，发现哪户人家阳台上晾着尿布，就上门推销儿童保险。而现在的业务员，每天见三四个客户就很了不起了。

九点，北京的桌游设计师何准时来到离家一公里的一个咖啡馆，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个月前，他刚刚辞去网络公司产品经理的工作，开始创业。

尽管不用再去公司打卡，但他依然延续着从前的作息习惯。九点，他不会迟到哪怕一分钟。他会点一杯咖啡，打开包，铺出所有的工具：手机、电脑、草稿纸、签字笔、三角板、美术刀、一打A4纸、一叠硬纸板以及至少五种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二楼离厕所最近的位子已经被他据为自己的“专座”，为的就是在上厕所时也能看管好这些“宝贝”。

草稿纸上记录着测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何结算双方战斗的过程？怎样均衡各角色的实力？反复提问和解答之后，较为满意的答案会被记录在“To do list”上。他打开电脑，找出游戏规则、卡牌列表的文档，对照这些问题进行一一修改。

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为避免新规则与前面的规则冲突，必须反复核对，有时候仅仅改变一张卡牌的效果，就会导致十几张相关卡牌需要重新设计，美术刀、三角板、硬纸板和彩色铅笔就在这时发挥了作用。

尽管没有上司和下属的敦促，给自己打工的何却紧迫感更甚。他的计划是成立一个桌游工作室，把自己的产品发行出去，这听起来像一个大冒险：桌游设计在中国是一个从未有过的行业，而且，他的工作室目前只有一名员工―他自己和一名投资人―也是他自己。 11：00～13：00

咖啡馆供应午餐，但何一般会坐两站公交车去庆丰包子铺吃包子，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咖啡馆的午餐品种太少了。但是出去吃饭，他又担心回来之后没有好位子。

就在何纠结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另一位创业者， CupOne咖啡馆的老板林阳也在伤脑筋：如何留住客人，用午餐？除了撰写股东报告、分配工作任务、分析客流状况等，他还将“试餐”做为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会像普通顾客那样点餐，并且不让服务员告诉后厨，一旦发现问题，如食材不新鲜、缺工减料，便当场询问、解决。

那位行政主厨每月1.5万元的高薪并未造成林阳的负担。他的咖啡馆每天营业额超过6000元，好的时候接近一万元，而他希望将这个数字提高到一天三万，等到收回600万元的前期投入，开始盈利，他就可以真正给自己发工资了。

这个目标能否快速达成，跟天气有关。林阳注意到，在被雾霾笼罩的工作日，店里会显得冷冷清清；但如果周末天色阴沉，客流量反而会增加；若逢晴朗且空气洁净的周末，多数人则倾向于先在外面逛街、散步，到下午两点，咖啡馆才开始聚集人气。 13：00～15：00

而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张继科来说，午休时的散步、喝咖啡甚至逛街是想也不敢想的奢望。世乒赛在即，他与所有队友一样时时刻刻按照时间表安排自己的训练和生活。每天三节训练课，上午一节，下午两节，中午12点的午餐和下午三点半的训练之间，他必须保证自己得到足够的睡眠和休息。

张继科日常的生活路线是床、食堂和训练场，此外，还要参加每月一到两场、每场为期四天的国际乒乓球巡回赛，这能让他挣积分、保持世界排名以及赚钱。

运动员是一个复杂的职业。工作时间计算起来很复杂：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圈定在“工作范围内”，休息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同样的，收入也很复杂：国家队和运动员所属的省份均会发工资，但与比赛奖金相比，工资微不足道。打入国际巡回赛的任意一站决赛，都将获得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的奖金，总冠军的奖励更高达10.4万美元，而张继科与他的队友马龙、王皓、马琳等，均是冠军榜上的常客。

国内的俱乐部亦出手大方，在国内超级联赛期间，它们会支付给选手丰厚的报酬。特级运动员的底薪50万人民币起，每场比赛还有不同程度的奖励。2013年，一位女运动员就在三个月的联赛期间入账超过350万。

这种“举国体制”的好处，非国家优势项目的运动员是无法体验到的。同样是一个运动领域内的顶级高手，同样日复一日有规律地辛苦训练，许忠勇却连糊口都很难做到。这位曾经以“国内职业拳王”的名头声动江湖的拳击手，在五年内只打了20多场比赛，报酬最丰的一次还是在国外输掉了挑战中量级拳王的比赛回来领到的3000元酬劳。 工地项目部经理张险峰。与接受我们采访的王兆光一样，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中国房地产和基建热潮带来的高收益，却承受着大规模建设的高强度劳动。

白天，他的作息时间与张继科类似，训练、午休、训练。不同的是，他还要做其他工作，比方说，在晚上还要去俱乐部充当拳击教练。

所幸，2008年邹市明奥运夺冠之后，国内职业拳击有所升温，当年100人左右的小圈子，现在已经渐渐扩展到300人的规模，但其中已再无许忠勇的身影。如今，他在成都专心于一项重新起步的事业，终于过上了由自己支配时间的生活，可以在下午五点半混入下班高峰期的人群，而非刚刚吃过点心、等待傍晚的下一轮残酷训练。 15：00～18：00 在姜红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远不如自己20年前刚入行时勤奋。那时，她会每天拜访十多位客户，发现哪户人家阳台上晾着尿布，就上门推销儿童保险。

此时，北京的三环四环路已经开始拥堵，小城市的狭窄街道上，车流也行进缓慢。京东快递员陈东（化名）开着送货用的三轮车在大街小巷中穿梭，送完车里最后几个包裹就可以下班回家了。每天，他要将80多件商品送到客户手中，每一件可以换来1.5元收入。一个月下来，他可以赚到4000元到6000元。

下午六点，协议栈测试工程师刘航（化名）准时从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的实验室打卡下班。同样上一天班，他的收入是陈东的三倍，却不能给他带来一丝好心情。朝十晚六，工作时间并不长，但一整天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仪器和电脑，测试、评估工作也是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这让他觉得自己快变成了一台机器。此刻在拥挤的人群中，他反而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

咖啡馆老板林阳则回到家里开始做饭，或者约上三五好友下馆子―在自己的餐厅吃饭对他来说只是一份工作，不论内容多美好，终究不是幸福的事，所以晚上这顿饭，他绝不亏待自己。 18：00～20：00

但仍有很多人还没有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19点，北京一处未完成的地铁工地上，项目经理王兆光（化名）正在进行当天的最后一次视察，以发现和解决问题。这并非走过场。2012年北京大暴雨，他所在公司的另一个施工点就因为看管不到位，导致积水冲垮了围栏，洪水涌进地铁基地，损失惨重。为避免重蹈覆辙，他必须24小时留守，工地上的白色板房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

吃住公司全包，王兆光对到手的5000元工资还算满意。唯一的问题是远离家人、居无定所。一个地铁项目的完成通常要三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在板房里住三年，结束后再奔赴下一个项目，“就像寄居在城市的鸟”。

在吉林省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岗亭内，徐健洋（化名）则在不断重复着发卡、收钱的动作。这天下午16点，他刚刚结束56个小时的休息，开始了连续八个小时的工作。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工作时间非常复杂，要好好理解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午夜时分将有同事接班，徐健洋简单吃过饭后睡下休息，八小时后再次上岗，工作到下午16点，再休息八小时，然后从午夜工作到早晨八点，这时候他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典型的“四班两倒”工作模式，相当于每四天里有三个八小时工作日。

长时间的机械劳动，任谁都会烦闷。但徐健洋和他的同事们宁愿这样一成不变，因为“例外”意味着“意外”。徐健洋曾经被拒绝缴过路费的车主殴打，还有一次，他拽住了一辆试图闯关的汽车的后门，被拖行了十几米远。这经历让他后怕，尤其是看到收费员被拖行致死的新闻后。

不过，这些都是几年前他在国道收费站工作时遇到的。后来，全国撤销了所有国道收费站，他通过考试进入高速公路收费站。这里全程封闭、只能走固定出口的设置让硬闯几乎不可能。

徐健洋和其他收费员都是“合同工”，月收入只有1800元。而每个收费站只有站长是高速公路公司派来的正式工，他们的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到5000元。

徐健洋不会想到，在同样的傍晚时分，只需坐在床上唱唱歌，四川自贡的一个女孩就能在三个小时内赚到他一个月的收入。

这个自称“Poison（毒药）”的女孩是视频直播网站YY上最具人气的表演者之一，每晚八点整，她会坐在堆满动物玩具的床上，戴上金色的假发，对着摄像头独自唱起卡拉OK。她买了一个特殊的摄像头，可以为她的网上形象制造出一种糖果色的炫目效果。

她的身影会被实时传送到一万多名网络观众面前，其中很多人愿意掏出一点钱在网站上购买虚拟礼物送给她，尽管这些“玫瑰”“巧克力”“香奈儿包”并不会从虚拟世界掉入到现实中，但来自网络公司的利润分成可以让她轻松赚到国人平均薪水的30倍。 20：00～22：00 芭蕾舞老师王梦。每一天，在学生们放学之后，她才开始自己的工作时间。在教师体系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教育圈，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

相比之下，儿童心理行为训练师王文海的高薪来得并不容易。这个新兴职业的收入并不均衡，普通训练师月收入仅两三千元，有名气的专家年收入则可达150万万。这与专业程度成正比。

但王文海并非顶级专家中的一员，他的专业知识来自研究生期间学习的心理学课程和七年多的儿童训练机构工作经历。除此之外，就是耐心。

当Poison的表演已经过半，在王文海面前，小学三年级学生陈昊阳（化名）又一次“哗啦”一声推倒了自己刚刚搭好的七巧板小帆船，然后，又试图一块一块地将五颜六色的积木拼成同样的形状。王文海已经陪伴着他反反复复玩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游戏超过两个小时，但陈昊阳还是意犹未尽。

又过了一个小时，这个在教室里坐不住到处走，学什么都学不会，平时爱朝同学吐唾沫和骂人的孩子终于停了下来，像大人一样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一副极其满足的表情。

王文海注意到，那双几乎总是处于游离呆滞状态的眼中出现了罕见的亮光。小家伙大脑里的某个回路似乎被打通了，他欣喜地想，看来自己的陪伴没有白费―这三个小时的质变是量变的积累，他已经陪着这个孩子玩了七八个月的游戏。

此时，已经是22点。外交部大楼内，张森（化名）正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份发言稿，在外交部，这被称为“谈话参考”。数天后，某位出访的官员会在飞行途中不停地背诵这份“谈话参考”中的要点，直至烂熟于心。在正式场合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他需要随时引用其中的内容。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大一样，尽管工作人员遍布全球所有的时区，但外交部并不需要考虑时差。每天18点，办公楼里的大多数房间会准时熄灯。一方面，他们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与国内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而非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门；另一方面，为了保密，与国外使馆和他国沟通时通常不会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而是利用加密电报，实时沟通的需求并不多。

不过，美大司、国际司和新闻司等几个部门的员工几乎每天都是最后离开。除了新闻司按规定需要24小时值班外，其他部门的加班多是出于领导的工作风格。

张森曾在美大司某个处工作了两年，但从来不知道处长什么时候下班回家。最晚的一次，他自己加班到半夜一点，发现处长还在。 尽管这些“玫瑰”“巧克力”“香奈儿包”并不会从虚拟世界掉入到现实中，但来自网络公司的利润分成可以让她轻松赚到国人平均薪水的30倍。 22：00～24：00

一天的时间所剩无几，省委书记回到驻地。

事实上，即使离开了办公室，他的时间也不属于自己。通常情况下，晚上“下班”后，他必须以东道主的身份出现在某些重大活动的宴会上，对于他来说，每天只有清晨的那一顿可以一个人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工作，必须要有工作伙伴和工作对象。

作为工作的晚饭，每天会耗费近三个小时，既包括用餐，也包括地方办公厅见缝插针安排的主客会见。

结束这一系列工作，回到驻地，通常已是晚上十点半。洗漱停当，省委书记才在一天中首度恢复自由身。最近一段时间，他每晚会花两三个小时阅读《二十四史》，观兴替、知得失，到凌晨一点准时就寝，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24点，在柜台里坐了16个小时的网吧老板娘赵晓兰（化名）一一关闭了所有设备，锁门回家；乡村医生张波夫妇也送走了最后一批打点滴的病人。喧嚣、激情和烦恼都悄然隐退，城市和乡村都睡着了。

但有些行业还要随时待命。

李大宇（化名）接到电话，立刻从床上爬起，匆匆驱车赶往120公里外的一段铁路沿线，明亮的车灯划破黑暗。

路边躺着一具老人的尸体，他先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现场的周边环境，然后用专业设备测量和收集一些证据材料，最后取出了手术刀。作为铁路公安处的法医，他需要通过专业手段，确认死因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魔术师戴滨淳。与演艺相关的职业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既有高高在上吸金无数的明星，又有连解决基本温饱都成问题的草根表演者。

全国一共有73个铁路公安处，各自管理数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数千公里铁路沿线。在这个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任何刑事案件或意外，法医队伍中的一个或几个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李大宇在工作第五年就创造了这样的纪录：如果把下午五点半下班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上班的这段休息时间按30分钟分割成一个个小单元，他在每个时间段都曾接到电话离开家外出执行任务。他的手机从买来到现在从未关过机，甚至从未离开过视线之外―只要有一次没接工作电话，他就必须要写检查。执行任务的公车里则常年放着工作所需的全套工具，随取随用。

在东部沿海的一个小县城里，警察习元（化名）也正在夜色中巡逻。凌晨两点的街道和小区笼罩在昏黄的路灯光下，显得静谧而柔和，一旦有人打破这宁静，就会被他和同事们带回问讯。

近30年的刑侦工作让习元知道如何打动问讯对象。他会仔细地分析对方的性格和心理，并制定出不同的策略：记挂家人的，则搬出亲情来感动之；拒不开口的，则晓之以法，劝其坦白；仍存侥幸心理、希望逃脱法律惩罚的，则直截了当地打断其幻想，在半夜，人的情绪往往是最脆弱的。

深夜的工作并不能给李大宇和习元带来额外的收入。他们的薪酬相当，每月5000元左右，在各自的城市都只能算中等。李大宇每解剖一具尸体，可以拿到20元的额外补助，这笔被称为“抬尸费”的补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没有涨过。 24：00～2：00

如果说法医和警察是安全的守卫者，牧师林伯（化名）就是心灵的安慰者。这是一份24小时无休的职业，但林伯不愿意将其视为“工作”，而是他信仰的实践；基督教会每月提供的2000多元生活费自然也不是他的“工资”，而是“上帝”赐予的日用饮食。对于生活简朴的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白天，林伯服侍着山东某市一座600平方米的教堂，他的工作是灵修学习、牧养信徒和处理教堂事务，也会在凌晨一两点接到信徒的电话，要为他们答疑解惑、调解纷争，或者连夜赶到他们的家中，为逝者的灵魂祷告。

深夜不眠不休的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依靠。北京交通广播的电台DJ王一每天晚上都用声音来温暖无数人，不管他们是“睡不着”的失眠者，还是“不能睡”的夜班工作者―恰如这档深夜谈话节目的名字“有我陪着你”。

晚上11点，他会准时坐进直播间，开启一个话题。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微博、微信、短信平台会收到来自听众的1000多条消息。八年的直播经验让他一眼就能看出哪条消息是“有营养”的，然后念出来，与坐在身边的嘉宾展开讨论。

十分钟的新闻播报一般是3000字，按这个标准算，就算与嘉宾一人说一半，王一在两个小时的节目中嘴巴也要开合1.8万下。有时候他会觉得颞下颌关节酸痛，走出直播间便“懒得张嘴”。

深夜工作会消耗更多的体力，他偶尔会在“下班”之后去周围的烧烤摊吃点夜宵，成为那里最后一批顾客。但有时，他也会被等在单位门口的的士司机拦住―这些人都是他的“粉丝”，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免费载王一回家。

王一发现，这几年北京的深夜越来越热闹了。以前凌晨一点走出电台大楼，街上只有几辆车，而现在，凌晨一点的马路跟晚上22点没多大差别。 2：00～6：00

深夜穿梭在马路上的车流中，或许有一辆上面就载着丹书光光。这位艺人经纪人几乎没有哪天可以在24点之前睡觉。他将经纪人的工作归纳为“五个关系”：艺人和公司的关系，团队关系，艺人关系，剧组的关系，经纪人自己的关系。而“维护关系”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应酬喝酒，二是打电话。

酒局一般在晚上十点才迟迟开始，一喝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3点，而这一觉也伴随着无数电话。丹书光光每月的电话费就有1000元左右，在这一行里还只能算中等水平。

而他所服务的明星们也并不轻松。刚出道的艺人需要时刻做好提升地位的准备，高居一线的也绝不敢懈怠，唯恐被后来者赶超。范冰冰、黄晓明、黄渤等人众所周知都是全年无休的劳模。

事实上，这个白天最光鲜的职业，黑夜中也是最忙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