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论文

第1篇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部门”〔1〕。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宪法是调整“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的法〔2〕；是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关系，即“公民”对“臣民”的比率关系，或者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臣民”的比率关系的法〔3〕；是“规定一个国家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根本法”〔4〕。然而，行政法却是“关于行政之法，属于行政之法”，是“规律行政及行政权对于人民关系之法规总体”，包括行政权及其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以及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行政机关颁布规章的权力和程序、文官制度、政府对财产的征用和管理、公共事业、行政责任等内容〔5〕。我们也认为，宪法与行政法确实是两个互相独立的部门法；其中，宪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部门法；行政法却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因此，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属于独立于宪法的行政法范畴。除西班牙等个别国家外，宪法典并不涉及行政程序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主要是或就是行政程序法。英国学者韦德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和活动程序的法，特别还包括关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理的法”〔6〕。美国学者约翰•弥勒特认为，“大体言之，行政法即为建立行政机构对各私人及利益执行其业务有所遵循及提供司法拘束以限制行政权威之施展之程序或方法之法律部分。”〔7〕施瓦茨也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也就是说，在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之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同时，英美法系学者认为，行政法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宪法是“静态”的法，行政法是“动态的法”〔9〕，“英国并不存在行政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10〕。在我们看来，英美法系国家里被称之为行政程序法的法律规范，从内容上看，也确实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确属于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不属于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因此，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属于宪法的范畴，而并不属于独立于宪法的行政法范畴。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有这一区别，我们认为是由不同的文化和“误解”而造成的。行政法在法国产生前，作为记载革命胜利成果的宪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于是，作为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的法律规范，因公法和私法的分野而构成了另一独立部门法即行政法。然而，英国人对远从大陆传来的“行政法”，却从本国的文化即“补救法”而不是从大陆的文化即“权利法”的角度加以理解，认为行政法就是由“行政法院”加以适用的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并将其套用在英国已有的、控制行政权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上。这些控制行政权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在英国主要就是议会和普通法院对行政权进行制约的宪法性规范。美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美国宪法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1]。英国的经验成了美国的实践，在宪法中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依该原则制定了确立立法和司法同行政间关系的行政程序法典。

二、自律法和控权法

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自律法。“基于葡萄牙当代的行政法主流学说”而制定的澳门《行政程序法典》所确定的目标就是：“—规范公共行政当局之组织及运作，使各部门之活动合理化；—在尊重被管理者之权利及正当利益下，对行政当局意思之形成作出规范；—在形成与各利害关系人直接有关之决定时，容许各利害关系人参与，并确保向其提供有用与适时之资讯；—避免官僚化，以及使各公共部门亲民；—总体确保行政工作之透明度及对公民权利之尊重。”〔12〕这种行政程序法的自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的调整有自己的规则即行政法，而不适用私法的规定。因此，行政法是独立的部门法；行政程序法属于行政法，“与立法机关之立法程序，以及法院之诉讼程序相对立”，是“规定机关之决定‘如何’始能成立”的法〔13〕。第二，作为行政权运行规则的行政法，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更不是司法审查的产物，而是行政权运行内在需求的产物，是由法定的立法主体制定的。行政法的约束力，并不是来源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强制，而源于同样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14〕。因此，行政程序法并不是分权制约法或司法审查法。第三，行政行为尽管具有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但应符合有效成立的实质要件，即意思表示应合乎预先制定的规则。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是自律法，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法国，曾以封建专制而著称，革命后所确立的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是暴发式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革命期间，司法机关充当了封建顽固势力堡垒的角色。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通过宪法尽可能多地限制了司法机关的权力，禁止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相反，宪法将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权力赋于作为公共利益主体的行政机关，即由行政机关来解决自己与相对人间的纠纷。拿破仑的侵略，唤醒了封建割据下的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客观上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走上了集权政治的道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依靠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我调整和适应而进入资本主义的。这样，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是以行政权和效率为中心的自我约束。

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控权法。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政府部门的行为和决定是否合法都应受普通法院的检验”，即普通法院可以“制约行政部门的权力”，但行政部门不得干涉“法官行使审判职责”〔15〕。美国学者施瓦茨认为，美国行政法主要是行政程序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于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内?”因此，“行政法涉及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从的方式(主要强调法定程序规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16〕事实上，美国在起草《联邦行政程序法》时所确定的目标就是控制行政权，即“首先，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应为检查而非取代行政行动，其是保证行政行动不逾越法律授与之权责。其次，预期中之司法复查为‘就宪法及立法观点对法律之解释发表最终定论’。其三，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可要求行政机构于处置裁决案件时运用公允之程序。其四，预期中之司法复查在防止行政裁决之极度专横及不力。”〔17〕另外，还有议会对行政权的控制。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形成这种以控权为特征的行政程序法，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是由公共行政的实际范围及重要性决定的[18]，我们却认为是由历史决定的。

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诺曼人统治初期。1066年，诺曼人征服大不列颠后，威廉为博得原有居民的信任，承诺尊重他们的利益，“对原有的法律、制度与习惯准予保持”〔19〕。这种承诺主要是通过司法程序来实现的。即法院可以选择适用原有的惯例或不适用国王的诏令、敕令、条例。这种司法程序在客观上是对王权的一种控制，但还只是诺曼统治者对自己权力的一种自我约束。这种做法对英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阶段为资产阶级争取统治权的阶段。英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对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主的斗争采取了步步进逼的程序革命方式。1215年，资产阶级迫使约翰王签署了大，取得了保护人身自由权的程序权；到爱德华一世时又取得了征税的同意权即听证程序权，并形成了“涉及大家的事就应让大家同意”的格言和传统〔20〕。这一阶段的行政程序法是资产阶级领导其它被统治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手段和胜利成果，是被统治阶级用来控制统治权并争取统治权的法。这时的控权，已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控权。第三阶段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权，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资产阶级的妥协，仍保留了国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形式，使得封建主阶级仍保留着部分统治权即行政权。为了防止封建复辟，资产阶级又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这一阶段的行政程序法是实现阶级分权，一个统治阶级运用统治权去控制另一统治阶级统治权的法。第四阶段为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时期，大体上可从十八世纪晚期算起〔21〕。在这一阶段，阶级分权体制已发展成为国家权力的分工制约机制，行政程序法也就成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法。普通法院之所以被赋于制约行政权的司法权，是因为在革命中，普通法院站到了革命一边是议会的同盟军。第五阶级为英国经验的推广。英国的经验得到了美国宪法的确认，确立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并以此为核心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所规定的行政公开化、听证程序、规章制定程序、行政裁决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都是议会和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序。以后，英、美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遍推行。

总之，自律法和控权法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自律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制定和认可的，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控权法则是从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斗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属于宪法的范畴。从理论上说，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在这一利益关系上，个人利益既不能超越于公共利益，也不能与公共利益位于同一水平〔22〕。作为公民个人，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还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不可能控制或否定政府的权力〔23〕。因此，在行政法领域，以控权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是不存在的。宪法则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在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中，最关键的是阶级利益关系，即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能上升为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一利益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以制约和斗争为特点。因此，属于宪法范畴的行政程序法是一种控权法。

三、权利法和补救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是赋于主体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利的规则，是一种权利法〔24〕。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能沟通“客观法”即权利与“主观权利”即主体的利益的桥梁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主体为谋求自己利益而作的意思表示，客观法是主体作这种意思表示的规则。与法律行为理论相适应的是主体资格理论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理论。在行政法学中，强调的是行政行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补救和违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责任，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意思表示问题。在他们看来，程序只不过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76年)》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典都是上述理论的体现。

在英美法系国家，几乎不存在法律行为理论。尽管他们接受了法律行为这一名称，将其称之为“JuristicAct”，并将其他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称为“LegalAct”〔25〕，但并没有，也不需要接受法律行为理论。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法是为主体提供的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的补救机制，是一种补救法。他们不关心主体的意思表示能否实现其利益，关心的是主体的利益在受到侵犯时怎样才能得到补救。“若干世纪以来，英国法学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程序法，诉讼方式和普通法院与大法官法庭所主张的补救法上”，认为程序法是法律的心脏和头等重要的事，“实行公正的审判，展行正当的手续，或许比法院适用的实体法规则更加值得重视。”〔26〕在行政法领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将英文中的"agencyAct"和"Administrativebehavior"都译为“行政行为”。实际上，英美法学家只把“行政行为”(agencyAct)作为一个名词，而没有，也不需要行政行为的法律理论。“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behavior)则是由作为行政学家、经济学家和行为学家的美国学者西蒙(HerbertA.Simon)率先提出的，虽然有理论但却是行为科学理论〔27〕。与此相适应，也不重视主体资格和法律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凡涉及大家的事就应让大家同意”的传统和以自然正义为指导或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核心的程序法；认为公正不仅应当真正存在而且应使人相信是存在的，要实现内容上的公正首先就应实现形式上的公正。因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长期以来仅仅是指程序正当，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解释为包括实质正当〔28〕；行政程序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只能是以实现对行政权的控制为目的的行政公开化、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裁决程序、听证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

总之，由于大陆法是一种权利法，普通法是一种补救法，因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根据大陆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一个行政行为是否能有效成立，主要是看是否具备实质要件；对在程序或形式上有瑕疵的行政行为，经补正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对某些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依法转换成为合法的行政行为。根据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主要是看是否遵守了听证等程序制度和没有偏私的决定者等形式制度；否则，即使实质上合法也四、成文法和判例法

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法的主要渊源，已为世人所公认，本没有多说的必要。但是，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领域，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法国却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而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成文法为主要渊源〔29〕。本人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不在于它是否有或有多少部法典〔30〕。同时，一个国家是否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也不在于它是否有或积累有多少判例。即使在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先生提出法系理论前，普通法系国家也并不是没有成文法规范。判别成文法或判例法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在判例法制度下，法院对制定法有选择适用权，这可以从英国判例法的形成和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中看出。美国虽然制定有《联邦行政程序法》，但联邦法院认为合适时可予适用，认为不合适时可不予适用，而按宪法所规定的法律正当程序创造法律。在成文法制度下，法院就没有这种权力，“程序法决不能阻碍实体法的适用，因为实体法是理性的象征”。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上，“如果争讼双方的一方当事人能够证实有与罗马法相反的惯例存在，或者说现行的法令规定了不同的规则的话，就可以拒绝适用罗马法”。“只有法院认为在诉讼中罗马法能够提供最合理的和最恰当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适用罗马法去进行判决。”〔31〕近代以来的法国行政法院也是如此，即只有在没有相应的成文法规范时，才按行政法原理和民法原理进行判决，而不能在有成文法规范时拒绝予以适用。第二，成文法在学理上表现为，法是“国王的敕令”、统治者的意志、人们的行为规则。在法国的行政法学著作中，虽然能“发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司法判决，并给予了精确分析，……但是，无论法院的判决在实践中被派了什么用场，起了多大的作用”，“判例并非法律渊源”的格言“仍然可以视为法国法最真实的写照。法国法的规则不可能单从法院所作的判决中去寻找。况且，作出判决的法院的责任仅限于实施既定的法律和那些只能在某些其他‘法律渊源’中找到根据的规则。”〔32〕判例法在学理上则表现为，法是“法官的判决”。美国最高法官霍姆斯就认为，“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在未来将由法官决定如何诉讼的符合理性的预言”〔33〕。因此，在法官作出判决前，什么是法律几乎是无法知道的。在成文法国家，立法是根据法学理论进行的，因而法学家的地位高于法官，但在判例法国家，立法往往只是对判例的确认，法官的地位高于法学家。

总之，在行政程序法领域，法国虽然没有法典，但却仍属于成文法制度，美国虽然有法典，但却仍属于判例法制度。

五、两大模式的碰撞和对接

两大不同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形成，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是一种要求以全球为市场的竞争经济，殖民统治和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产阶级对这一要求的反映和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本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分权政治。从法律上说，本具有大陆法系特色的日本法律又具有了英美法系的特色，从而使两大法系完成了第一次巨大的碰撞和对接。这在日本行政程序法上的体现就是，虽然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但却被认为是控权法；行政法既是权利法又是补救法，而不是两者之一；法学上有完整的行政行为理论，并且有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效力要件及法律效力，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及补救等内容作为行政程序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34〕，但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者却并未予以采纳；认为行政程序法是控权法〔35〕，但行政程序法典却并不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以及议会对行政的监督，而是由行政主体自我适用的程序规则；在立法机关创制行政程序法典的同时，法院也能创制程序规则。有时甚至可以说，日本的行政程序法构成了不同于英美法系行政程序法的第三种模式。20世纪以来，普通法趋向于权利法，大陆法也趋向于补救法〔36〕，但并未形成直接的碰撞和对接。普通法和大陆法、两种不同模式的行政法及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次碰撞和对接，形成于欧洲经济和军事等的一体化。这次碰撞和对接还在继续进行之中〔37〕。与此同时，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即将发生第三次碰撞和对接，那就是随着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我国而形成的香港法与澳门法以及受大陆法影响较大的台湾法等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因此，认真研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两大模式行政程序法间的联系和区别，对解决我国不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程序法之间，以及各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认真研究这两大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

可被撤销或禁止。注：

〔1〕〔24〕〔26〕〔31〕〔32〕〔33〕〔36〕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印行，1984年7月；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2页。

〔4〕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宪法”条，载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51页。

〔5〕〔6〕张焕光等：《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7〕〔18〕〔美〕约翰•弥勒特：《美国政府与公共行政》，中译本，台湾省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495、496页。

〔8〕〔16〕〔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第1卷“行政法”条，载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10〕〔英〕戴雪：《宪法精义》。转引自〔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印行，第92页。

〔11〕转引自徐静林：《美国违宪审查权的历史考察》，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编：《外国法制史会刊》(第一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王伟华等：《行政程序法典注释》，澳门法律公共行政翻译学会出版，1995年版，第XV页、第1页。

〔13〕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省出版，1976年版，第202页。

〔14〕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省三民书局印行，第5版，第29页。

〔15〕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17〕美国参议院档案第8号第77届国会第一会期第77至78页；参见同〔8〕，第571页。

〔19〕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台湾省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页。

〔20〕〔英〕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1〕英国的一切都是自然生长而成的，很难确定具体的年月。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台湾省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1页。

〔22〕〔美〕B.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385页。

〔23〕〔英〕A.米尔恩：《人权与政治》，载沈宗炅、黄楠森：《西方人权学说》(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25〕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

〔27〕《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行政学》，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行政行为”条。

〔28〕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台湾省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81、83页。

〔29〕郭润生等：《法、美行政程序的比较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30〕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4〕〔日〕盐野宏：《行政程序法典总则规定的几个问题》，载《外国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第2篇

[关健词]行政程序，行政管辖，管辖

行政管辖权的界说

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这种权限划分主要发生在纵向的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行政主体之间。对于行政主体来说，它是明确了某一行政事务应当由哪一个行政主体首次处置的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它可以确定受理处置行政事务的行政主体。虽然行政管辖权不涉及到行政事务的实体性处置，但它关系到行政主体能否公正、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都相当重视行政管辖权的法律化。[1]

行政权限划分的理论基础应当是权力能力的有限性，即任何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划定权力主体适当的管辖权。一个什么都管辖的权力，结果往往是什么都管不了，也管不好。行政管辖权的现实基础是行政主体以层级制构建了一个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作为国家行政权运作的组织架构。这种重叠式的行政机构体系形成了几个行政主体同时都可以管辖某一行政事务的状况。如果行政主体的管辖权不作必要的权限划分，则可能会形成行政主体之间行政管辖权的争议，从而影响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因此，行政管辖权作为行政程序法上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是确保行政权有效行使的重要前提。

行政管辖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内部性。行政管辖权的内部性是指行政管辖权的法律效力范围限于行政主体系统之内，不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行政管辖权的内部性可以析解出如下内容：（1）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系统内行政事务处理的一种权限分配。行政权限的合理分配是行政主体有效行使行政权的前提；只有当行政主体根据其自身的能力承担相当的行政权限时，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才能实现。因为，行政主体（作为复数）构成了一个纵横关系复杂的机构系统，而这个复杂的机构系统面临着广泛的、复杂的、多变的行政事务，只有在行政主体与行政事务之间划出一个个清晰、对应的管辖关系，才能使行政主体有效地管理行政事务。（2）行政相对人之间或者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得通过协议变更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权是法律根据有关原则对行政权限所作的权力资源，具有法定性，因此，行政相对人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改变行政管辖权。但是，为了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行政主体之间本着管辖便利的原则，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改变行政管辖权，在程序法上这种法律现象称为管辖权转移。《煤炭行政处罚办法》第9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必要时可以处理下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管辖的煤炭行政处罚，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煤炭行政处罚交由下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处理。下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认为重大、复杂的煤炭行政处罚需要由上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处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决定。”[2]（3）行政相对人有权对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可以提出异议。尽管行政管辖权属于行政主体系统内部的事务，但由于它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关，因此，在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对与其有关的事务行使管辖权可能影响其合法权益时，应有权提出行政管辖权异议。行政主体对于行政相对人提出的行政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决定。基于行政效率的要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决定不得行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

2.排它性。行政管辖权的排它性是指任何一项行政事务只能由一个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从而确保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有效性。行政管辖权的排它性具有如下内容：（1）行政主体对某一行政事务行使管辖权后，就排除了其他任何机关对该行政事务同时行使管辖权，因此，行政管辖权的排它性又可以称之为独占性。行政管辖权这种排它性的法理基础是防止多个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作出互相矛盾的行政决定，从而丧失了行政决定的可执行性。（2）如行政主体受理了不属自己管辖的行政事，应当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机关。这要求行政主体对已经受理的行政事务，经审查如认为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应当移送至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不得退回行政相对人。因为行政主体受理了不属自己管辖的行政事务，因其行政权限的原因难以正确、有效地作出处理决定。行政主体如不顾没有行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行使行政职权，可能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3）行政主体不得对同一行政事务行使两次以上的管辖权。这可以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同一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不得行使两次以上的管辖权；其二是不同的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行使两次以上的管辖权。禁止重复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法理基础是防止行政主体利用行政管辖权加重行政相对人的不利负担。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对同一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的规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法理基础。[3]

3.程序性。行政管辖权的程序性是指行政管辖权只是解决某一行政事务应当由哪一级中的哪一个行政主体处理的问题，因此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的行政程序权力。行政管辖权的程序性具有如下内容：（1）行政管辖权不处理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我们知道，行政管辖权指哪个行政主体有资格管辖某一行政事务，因此它只解决行政主体管辖某一行政事务的主体资格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处置必须根据相应的行政实体法。虽然行政相对人依法可以对行政主体的行政管辖权是出异议，但不是因为行政主体处置了其实体权利，而是他认为行政主体无权处理其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2）行政主体有时超越行政管辖权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由于行政管辖权并不处置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因此，一个超越行政管辖权的行政主体作出了与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相同的行政决定，如果通过法定程序由有行政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加以追认的话，该行政行为应当仍然有效。另外，基于紧急情况无行政管辖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决定，也应当视为超越行政管辖权无效原则的例外。（3）对行政管辖权可以作出统一的规定。既然行政管辖权是一个程序性权力，各行政主体在行政管辖权上必然具有许多共性，这些共性构成了对行政管辖权作出统一规定的法律实证基础。许多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典中对行政管辖权作出的规定，都是基于这一法律理由。

（三）行政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行政管辖权如何确定更多的是基于人们对行政事务的主观认识。为了防止人的这种主观认识发生偏差，我们有必要为行政管辖权的确立和分配提供法理基础，以确保行政管辖权在法律化过程中的正当性。从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看，可以用来解释行政管辖权的法理基础至少有：

1.社会分工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总的趋势上是呈复杂、多变的势态。由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使个人管理社会事务在总量上也被限制了。自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以来，社会分工理论一直为社会学家所关注，成为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经典理论。社会为什么要分工？社会学家涂尔干是这样解说的：“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4]们知道，行政权从性质上讲它是行政主体管理社会秩序的手段，古代社会关系简单，政府管理的事务不多，如中国古代历朝中央政府一般只设六部，到县级就没有现在政府那样设置了上下对口的几十个部委办局。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如英国“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5]因此，行政管辖权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现代社会因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带来的整个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当行政主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时，人们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增设行政机构和人员。于是，行政机构的在数量的增加成为强化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指标。如我国在1982年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为100个，1988年国务院部委有45个，非常设机构75个。[6]这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行政事务剧增的现实有关。因此，只要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着分工的必要性，那么行政管辖权作为一个程序法律制度也就必不可少。

2.有限政府理论。有限政府理论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7]这种有限性不仅体现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而且也体现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权力的分配上。从行政权所处的地位看，它至少有三个法律关系涉及到它的权力管辖范围的确定：其一是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其二是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其三是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法律关系都涉及到法律如何确定行政权的管辖范围。因此，从有限政府理论为基点，我们可以推出如下结论：每一个行政权都应当有其明确的、并由法律预先设定的管辖范围，才能确保行政权的有效行使。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全能政府下行政管辖权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往往是凡有利可取的行政事务，行政主体争管辖权；无利可图的行政事务管辖权，行政主体往往是互相推诿，或者把管辖责任推向社会大众，如“保护耕地，人人有责”之类口号便是典例。当然，强调行政管辖权并不是要让行政主体都恪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训。由于行政实践中这种现象无法避免，因此，与行政管辖权相关的行政协助成了弥补行政管辖权所带来的缺陷的具体法律制度之一。

3.行政效率理论。在“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里，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导致了社会对行政权的效率并不关注，行政法的基本功能是消极地限制行政权不要伸入公民的权利范围。这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好方法。但是，20世纪后，社会现代化过程客观上要求行政权高效率的运行，以满足行政主体协调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行政权如何配置成了提高行政效率的关健。现代社会是一个效率社会，效率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它通过界定人们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利，为人们实际配置资源提供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而实现效率的极大化。”[8]通过法律规定行政管辖权正是为了满足行政效率的要求。行政管辖权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每一件行政事务都应当纳入一个相应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权范围内，任何一个行政主体对于自己管辖权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必须依法、及时处理，从而维护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行政管辖权的内容

（一）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行政主体系统中确定上下级行政主体之间首次处理行政事务的分工和权限。我国的行政主体根据行政区域的划分，一般分设为四级，即中央、省、市和县。对于这四级行政主体的级别管辖如何确定，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往往只有原则的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从这些规定看，只要属于其权限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似乎对于某一的行政事务都具有管辖权。实践中“有利可图的互争管辖权，无利可得的互推管辖权”的现象是否与上述立法不科学有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上，有学者从法理上将以下五个因素列为确定级别管辖权的标准：（1）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级别；（2）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3）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程度；（4）标的物的价值；（5）涉外因素。应当说，这几个标准对确定级别管辖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着标准缺乏可操作性、理论欠缺正当性等方面的不足，如在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级别的标准中，它被解释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较高，则由较高层次的行政主体来管辖；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较低，则由较低层次的行政主体管辖。”[9]以这样的表述作为确定级别管辖是否符合平等原则，仍有较大的理论探讨空间。[10]

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既要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处理行政事务，又不能背离法治的精神。虽然具体的国情需要我们加以考虑，但我们不能迁就落后的现实。我认为确定级别管辖的原则应当是：

1.所有的行政事务应当由县、市级行政主体处理。确立此原则的理由是，首先，县、市级行政主体接近需要处理的行政事务的发生地，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能够充分考量与所处理的行政事务相关的各种因素，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和当地民众接受所作出的行政决定。其次，在实践中，提高行政事务管辖的级别与行政相对人所承的负担是成正比的，因此，将行政事务的管辖级别确定为县、市级行政主体，可为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从而减轻行政相对人的经济负担。再次，社会心理学认为：“空间上的距离越小双方越接近，则往往容易引为知己，尤其在交往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使互相接触的机会更多，相互之间更容易熟悉对方。”[11]因县、市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共同生活在双方能接触、了解的一个不大的社会圈内，双方具有共同的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认知基础，有利于行政事务的处理决定的执行。

2.省级以上行政主体进行业务政策领导。首先，省级以上的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掌握的信息比较丰富，有条件对下级行政主体处理行政事务提供业务和政策的指导。其次，虽然省级以上行政主体不具有县、市级行政主体与行政事务发生地之间那种互相了解、熟悉的客观条件。省级以上的行政主体可能会拥有远远大于县、市级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但是，权力的大小与公民的服从程度从来不是成正比的，经验往往可以颠覆意识形态的逻辑。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任何一种权力的考察，在福柯看来，应当是在微观层面，应当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12]再次，省级以上行政主体不介入具体行政事务的处理，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宏观的行政管理问题，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指导下级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活动。如果省级以上的行政主体经常陷于琐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可能难以发挥上级行政主体应有的作用。

3.例外情形应当以法律、法规为准。例外情形是指以上述两原则不能确定有效的级别管辖，需要作出变通规定时各种客观情形。为了确定级别管辖的可行性，法律、法规可以作出相应的变通规定。从各国立法和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看，例外情形主要有：（1）涉外的行政事务。（2）县、市级行政主体提请处理的行政事务，如因地方保护势力的干扰导致其无法开展正常的行政事务的处理活动，通过法定程序提请省级以上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3）涉及两县或两市以上的行政事务，当地县、市级行政主体无法处理的行政事务，如有的环境污染引起的行政事务，经常是涉及到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甚至省级行政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通级别管辖权是非常必要的。

（二）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是指行政主体系统中确定同级行政主体之间首次处理行政事务的分工和权限。任何一个行政主体都有其独立的行政管辖区域，但是，在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内，由于行政事务的繁杂而导致的分工，在行政主体之间因行政事务的管辖权会出现交叉、重叠。如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13]这种行政管辖权的交叉、重叠现象可以说是确立行政事务地域管辖权的现实基础。为了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行政管辖权，科学地划分行政事务的地域管辖权相当必要。

确定地域管辖权的原则应当是：

1.行政主体独占行使管辖权。独占行使管辖权是指某一行政事务所确定的管辖权只能归属于一个行政主体，一般不能确定为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共同管辖。在行政实践中，一个行政事务如为法律确定为由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可能是立法者出于加强行政管理良好愿望或是受制客观条件所表现出的无奈。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在于，它可以提高行政主体的责任心，避免行政管辖权的互相推诿。

2.行政主体便利行使管辖权。便利行使管辖权是指行政主体能以最低的成本管理行政事务。如行政事务发生地往往存在着可以证实该行政事务的主要证据，从便利性的角度出发，地域管辖权一般都由行政事务发生地的行政主体管辖，这便利具有行政管辖权的行政主体收集证据，走访证人。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地域管辖就是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依据。[14]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在于，它既有利于行政主体减轻行政管理的成本，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主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行政主体有效行使管辖权。有效行使管辖权是指确定行政事务的管辖权能确保行政主体实现行政职权的目的，从而产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行政主体对行政事务行使管辖权，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秩序、安全等。因此，有效行使管辖权要求行政主体必须将行政职权限制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否则必然导致行政职权的滥用。也就是说，要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管辖权，其管辖的事务必须严格限于公共领域，不能涉足于私人领域，更不能与私人争利。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在于，必须严格划定政府的职能，才能有效地确立行政管辖权。

（三）特别管辖

特别管辖是级别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一种例外。在行政实践中，如我们严格遵循级别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原则确立行政管辖权，有时无法解决行政管辖权中所出现的特殊问题。于是，有必要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之外创设一种特别管辖权，以弥补行政管辖制度的缺陷。

特别管辖主要有：

1.共同管辖。共同管辖是指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都具有法定的行政管辖权。共同管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不同质的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具有共同的管辖权。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和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共同组成音像制品内容审核机构主管全国音像制品内容的审核工作。[15]根据这一规定，全国音像制品内容的审核工作由国务院文化部和广电部共同管辖。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共同署名。如果是分别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则不属于共同管辖的情形。其二，同质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具有共同的管辖权。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9条规定：“对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立案的司法行政机关管辖。”[16]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其中的一个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从行政实践看，共同管辖经常是导致行政管辖权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在立法时应当尽可能避免共同管辖。

2.移送管辖。移送管辖是指已经受理行政事务的行政主体因没有法定的管辖权，依法将此行政事务移送到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处理的一种管辖制度。如《医药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规定：“医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案件立案后，发现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将案件及有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17]移送管辖是对无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已经受理的行政事务作出的一种管辖权处置，也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保障。如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拒绝受理所移送的行政事务，则会引起管辖权冲突。

3.指定管辖。指定管辖是指上级行政主体将某一行政事务依法指定给某一行政主体管辖的一种管辖制度。指定管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某一行政事务处于无行政主体管辖或者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因客观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时，由上级行政主体指定某一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其二，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对同一行政事务都主张具有管辖权或者都主张没有管辖权时，由上级行政主体指定某一行政主体行使管辖权。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检查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办案程序》第6条规定：“违反外汇管理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外汇局管辖的，应就管辖权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由其共同上级局指定管辖。”[18]指定管辖是行政管辖的一种补充性制度，目的是每一项行政事务都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

三、行政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行政管辖权的冲突是行政领域中经常发生的现象，[19]但我国解决行政管辖权冲突的正式法律制度是缺失的。对于行政管辖权的冲突，我们现有的规定通常是：先由行政管辖权冲突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然而，上级行政机关根据什么原则，标准和程序行使指定管辖权，外人却不得而知。这与法治行政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因此，从法理上论证行政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的程序很有必要。

（一）行政管辖权冲突类型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行政实践，行政管辖权的冲突类型主要有：

1.同级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如关于音像制品的管理，如涉及到非法出版的音像制品由文化部门管理，但如果是的音像制品则由公安部门管理。如果文化部门查处了的音像制品，则与公安部门在音像制品管理上发生了管辖权的冲突。类似这种行政管辖权的冲突，在工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因产品质量的管理问题上也时有发生。

2.同级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这种行政管辖权的冲突原因主要是：因行政事务涉及到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使这两个行政区域中对此行政事务都有法律上管辖权的行政主体或者都行使行政管辖权，或者都不行使行政管辖权。如在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的河南省台前县与山东省的阳谷县，由于行政区划的多次变动、两地居民私下变更土地承包权等种种原因，造成这里土地归属与使用混杂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局面，往往是河南人在山东办企业，山东人在河南厂子。对两地的小造纸企业的污染查处，台前县和阳谷县的环境保护部门都有行政管辖权。[20]如果两县的环保部门都想管，或者都不想管，则构成了行政管辖权冲突。

3.不同级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行政主体以层级制作为行使行政权的基本方式，但这种层级制的运转必须以行政主体上下级之间作必要的分工为前提。如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而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21]如国务院就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的具体建设项目用地作出审批，则构成了不同级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

4.不同级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这类行政管辖权的冲突并不多见。如衡水市枣强县电力局因不服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于2000年8月4日向衡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衡水市人民政府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作出了撤销了此处罚决定。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之所以不答辩、不提交有关证据材料，这因为它认为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行政复议案件管辖权问题的答复》，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局省级以下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后，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对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复议的管管辖权，因此，它在2000年8月11日向衡水市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案件管辖权异议。[22]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不同级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管辖权冲突，但在行政实践中并不多见。

（二）行政管辖权争议解决规则

1.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及时规则。现代社会行政以效率为原则，达成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行政管辖权争议导致行政权被搁置，导致行政主体难以通过行政权实现行政的目的，因此，必须及时解决行政管辖权的争议。及时应当包含如下内方面的内容：（1）应当设置行政管辖权争议解决的相关期限。这些期限应当包括提起争议裁决的期限、作出争议裁决的期限等。（2）与行政管辖权争议有关的行政主体应当及时履行解决争议的义务，如行政主体因管辖权发生争议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争议提交到有权裁决的机关，否则，有关机关可以追究行政主体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再如有权裁决行政管辖权争议的行政主体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尽快作出裁决，没有法定时由，不得延长裁决作出的期限。（3）为了确保行政管辖权争议及时获得裁决，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有提出要求裁决行政管辖权争议的权利。如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4条规定：“前项情形，人民就其依法规申请之事件，得向共同上级机关申请指定管辖，无共同上级机关者，得向各该上级机关之一为之。受理申请之机关应自请求到达之日起十日内决定之。”确认行政相对人这一权利，有利于防止行政主体怠于行政，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并确保公共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不因行政管辖权争议而受到损害。

2.行政管辖权争议一裁终局规则。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就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解决行政程序僵局的方式，不涉及行政相对人实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应当遵守“一裁终局”的规则，以免行政管辖权长时间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裁终局意味着：（1）无论是行政主体还是行政相对人，即使对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不服，也不再为其提供救济的法律程序，行政管辖权争议即产生不可变更的执行力。（2）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一经作出并送达到相关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即产生了不可再争的执行力。（3）如果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管辖权裁决违法，可以作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救济的一个附带的理由，请求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法院审查。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异议成立，则该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有瑕疵的行政行为。

3.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书面规则。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系要式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为之。书面规则要求：（1）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必须符合行政主体公文制作的要求，以文字的形式承裁行政管辖权争议的全部内容，不得以其他形式记录与行政裁决有关的内容。（2）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书必须以法定程序送达相关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否则，该裁决书不产生法律效力。（3）行政管辖权裁决书如发生文字书写、计算、标点符号运用等错误，除非这种错误会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否则对该裁决书的效力不产生影响，作出裁决的行政主体可以自行更正即可，（4）在行政紧急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可以口头的形式作出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但事后应当制作裁决书或者书面记录存档备查。

（三）行政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

1.申请或提交。申请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管辖权争议影响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行政主体提出裁决的请求；提交是指行政管辖权争议的一方行政主体向有关行政主体提出要求裁决的意思表示。为了确保行政效率，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主体应当在行政管辖权发生后的法定期间内申请或提交裁决书。申请或提交是行政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的开始。虽然它需要符合条件才能启动程序，但设置这一程序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减少启动此程序的条件，提高启动此程序的便利性。

2.书面审理。书面审理是指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机关仅就案件的书面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这里的书面材料是指申请人或者提交人就行政管辖权的争议所提供的有关证据、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它是与言词审理相对的一种审理方式。确立书面审理方式的理由主要是基于行政效率的需求。行政管辖权争议所涉及到的事实一般并不复杂，因此，通过书面审理方式完全可以达到审理的目的。

3.作出裁决。作出裁决是指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机关在查明争议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法律对行政管辖权争议作出的决定。为了确保行政效率，法律应当规定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机关作出裁决的法定期限。这个法定期限自接到要求对行政管辖权争议裁决之日起10天为宜。行政管辖权争议一经作出，应当按法定程序送达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

注：

[1]如《瑞士行政程序法》、《奥地利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法》等都专门规定了行政管辖权的问题，我国台湾《行政程序法》以专节规定了行政管辖权。

[2]《煤炭行政处罚办法》（煤炭工业部1997年5月1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4]（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9页。

[5]（英）威廉·韦德：《行政法》楚剑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6]王金年：《中国大精减—第四次机构改革现状及思考》，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7]刘军宁：《市场与》，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页。

[8]万光侠：《效率与公平-法律价值的人学分析》，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9]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2页。

[10]我国诉讼法中级别管辖理论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以诉讼主体的行政级别、社会地位和争议标的等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实质上是反法治理念的。1974年美国的水门（Watergate）事件中，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相当于我们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此案行使了管辖权，并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要求其交出录音磁带的传票。在我国法律文化背景下，这种做法确实匪夷所思。

[11]时蓉华编著：《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6条第2款。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5]《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1994年8月25日）。

[16]《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司法部1997年2月13日）。

[17]《医药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医药管理局1997年8月7日）。

[18]《国家外汇管理局检查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办案程序》（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年4月8日）。

[19]如九江长江大桥连通江西九江市和湖北黄梅县，为了方便两岸的百姓，2000年3月25日开通了一条跨省公交线。然而，不到一个月湖北省黄冈市交通局运管处向隶属城建部门的公交公司下达了《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不允许公交公司“擅自经营”。之后，为了证明线路的“性别”及行政管辖权归本部门所有，交通、城建两家部门针尖对麦芒-都搬出了有利己方的部门行政规章，并向各自的省厅乃至国家交通、建设两部汇报。而黄冈市人民政府也没有出面就管辖权作出裁决。沈小平：《部门利益公众利益谁大》，《法制日报》2000年11月20日。

[20]黄勇：《严查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跨省联合严打小造纸》，/GB/huanbao/55/20010622/495218.html

第3篇

【论文摘要】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其价值体系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程序制度的法律效果的实现。法律规范的应用要依赖法律原则的指导，行政程序法制价值体系的合理，离不开法律文本中对法律原则的科学设置和意义权衡。不同行政领域中的程序价值体系对法律原则之间的效力位阶的安排不同。立法者对法律原则的功能未有充分认识，实践中未经考虑行政领域的特性而在法律文本中设置的法律原则之间存在内在冲突，造成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混乱。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制的建设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原则的合理设置和相互协调。 【论文关键词】行政程序 价值体系 法律原则 一、引言 行政程序之于行政法的意义和必要性，就如同法治、基本权利保障等近代法律原理的意义和必要性一般，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法治理念在当代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不断深入，其自身的价值已经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逐渐实现对整个国家权力的系统性制约。作为法治传统要义之一的法律保留原则应该具有多大的射程范围？判断这种效力射程的标准又是根据何种上位阶标准？这在行政法理论中应当是一个值得继续攻关的问题。此外，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质性内涵来源于宪法的权利规范，当基本权利之间相互发生冲突时，如何判断基本权利之间的优先顺序？这种价值判断的基准及其需要考虑的因素到底包括哪些？对诸如此类带有价值选择和判断的问题的正确回答，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施行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一个具有成熟理性的立法者不应该忽视这些具有内在规定性的问题，否则会导致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以及正当程序原理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行政程序立法和施行的法律效果。 其实，价值选择和判断是一个关涉到法律原则的问题，尤其涉及到如何在立法过程中正确地安排法律原则的位置，实现规范化表达。我们不能指望未来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是一部事无巨细的规则集合，更不能期望它能对丰富多样的行政活动都做出规范性的程序设置。规则的有限性与行政活动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然而，立法者却希望能够创制“逻辑上封闭之体系”，希望未来的“法律裁判可以仅运用逻辑工具，不需参考社会目标、政策、道德准则等，直接由已预设的法律规则中演绎得出”，这种僵化的实证主义的法律思维模式没有看到现实社会的复杂和多样性，依据此种法理观点所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在实施后遇到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借助法律的内部力量进行自我修复。因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要寻找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法律概念作为整部法律的指导思想，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法律原则”这个法理概念的身上。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建设与法治主义、基本权利保障等不无关系。但是，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合理建构必须与诸多的法律原则有机地结合，方可在法理论体系上发挥衡平功能，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形象；反之，如若行政程序价值体系没有建立或者建立不合理，将导致法律价值体系紊乱，法律原则的功能意义将无法实现。 因此，如何在现代法治主义发展的趋势下架构行政程序法的价值体系，实现正当程序理念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使行政程序法能够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挑战，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中务必要正视的核心理论问题。简言之，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审慎思考在未来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到底该安排哪些法律原则，使其能够协调法律规范在行政和司法上的正确适用。 二、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构造与法律原则 （一）法律原则在法理论中的意义 法律原则是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各法律部门中都存在着自己特有的法律原则，也有通行于所有法律部门的普遍性法律原则。法条乃至法律规定构成的法规范，并非是一个没有价值追求的存在。相反，自从价值法学明确提出法律概念具有储存价值的功能以来，法学家和法律实务家发现在法律规定背后隐藏了价值，所谓“整个法秩序（或者其大部分）都受到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这种存储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为法律原则或者法伦理性的原则，并描述性地定义为“在从事法律规范时指示方向的标注，依凭其固有的信服力，其可以使得法律的决定正当化”。借助法伦理性的原则，才能把握并且表达出法律规定和法律理念之间的意义关系。 法律原则既然表示法律规定的内在价值，因此，它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法律原则不一定由法条直接宣示，部分法律原则明白地规定于宪法或其他法律中， 有些则可以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法律理由的办法来推求出来。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中的价值或实际的法律思想，是法理念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并借助立法和司法不断地具体化”。由此可见，法律原则的具体化的途径基本上就归属到了立法者或司法者的手中，这也是现代立法的核心任务所在，即对一国法律体系中那些指导性的法律原则，通过立法程序使其得到具体化，这种立法的最后成果便是现时代中种类繁多的部门法律。 对法律原则的具体化的结果是众多规则的出现。于是，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区分问题也是我们在构建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必须明白的问题。法律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式，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这是法律原则作为一种指示性思想的起码内涵，从此我们可以发现它与法律规则的区分主要是逻辑层面上的，因为“规则是对预定的事件做出一个固定的反应”，而且“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那么或者这条规定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与此相反，“法律原则在指导我们在如何对一个固定事件做出反应时，指导我们对特定因素的考量”，“原则告诉我们是否要适用一条规则时应该考虑什么，并为如何适用那条规则提供指导”。这是对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一个简洁而中肯的比较分析，用意旨在于提示我们，在建构行政程序价值体系时要更多地从法律原则的功能和益处出发，尤其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处理一部法律文本中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及其比重问题。 （二）不同行政领域中的程序价值体系对法律原则的要求 法律原则具有开放性能力，已经是一个法理上的理论常识。然而，由于行政程序领域始终是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行政活动的无所不在使得与之有关的决定条件极其多样化了，统一的程序类型无从寻找，制度合理性的一般评价也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可以说，在不同型态的行政领域中适用同一个法律原则进行程序合理性的评价既不符合行政活动的现实，也不具准确的操作性。法律原则之所以能够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生长具有意义，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及其内涵中的显现的评价基础。[11]但是，“诸多的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彼此矛盾。因此，与规则的适用不同，原则只能以或多或少的程度被实现”，“在诸原则相互矛盾的情形下每一位原则应当向其他原则让步，直到两者都可以达到‘最佳的’实现（最佳状态命令）”，其中暗涵了法益衡量的要求，“最终是取决于个别原则在由此等原则构成的体系中价值如何”。[12]在法律原则相互存有矛盾的情景下，我们必须将视线投入到行政领域的具体环境中，察看行政程序价值体系化对法律原则的具体要求和价值定位。 传统的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期自由国家、消极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观念，人民对国家的期待以及行政自身的角色都是极为有限和微小的，而且通常强调行政的优越性和优先性，致使传统行政法学的内容体系主要以警察行政和税务行政等权力行政为中心构建。行政程序的观念尚不发达，更没有对行政法体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法律原则的体系化功能也就无法得到适当发挥。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国家观念发生重大变迁，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双重诱导，积极国家、社会国家以及福利国家的观念开始流行，国家和行政的角色开始复杂化，行政任务不断趋于肥大化，人民对国家行政的依赖程度较之以前大幅度提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环境、医疗卫生、经济交易秩序以及社会福利等诸多新兴社会问题的产生，极大地加重了国家和行政的角色及责任。行政法学的发展除了在行政手段和目的以及内容上做了重大的改变之外，在法体系合理化的程序上也逐渐趋于精细化，其典型说明便是部门行政法理论与法体系的渐次独立化。这种行政法学个别行政领域化的发展趋势造成的影响之一便是在各自的行政领域中发展出自己所需求的更加精致化和特殊化的法律原则，对传统行政法律原则的普遍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说是修正了传统的行政法律原则和手法。例如法律保留原则在面对环境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等新类型的行政任务领域时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的修正。此外，伴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活动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权力行政之外，新增加了非权力行政方式的比重。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也必然要求思考传统的行政法律原则的普遍性特点是否真的成立。 &n bsp; 行政领域的个别化和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二者加合起来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要求就更加细致，法律支配与民主支配的论证体系自然也需要精细化。这是现代行政法学所面临的挑战。在程序合理性的要求下，传统抽象的、一般性及概括性的法律原则的体系化成果已经稍显粗糙，难以对行政领域个别化后的程序价值体系提供合理恰当的法理解释。因此，在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依据各个行政领域的特质、型态，及与公民权利利益的影响关系等，在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注意一般化与特殊化的合理界分，从而实现法律支配与民主支配的论证体系的科学性配合”。[13]这种新的构建要求必然要依赖法律原则的体系功能，使我们能在法律原则存在冲突的行政领域中，“认真探寻有关原则份量的强弱，根据所欲达成的价值目标进行选择”。[14] 在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呈现个别行政领域化的趋势下，为了谋求价值体系的一贯性，我们有必要在行政领域基本类型化的模式下，分别探讨其中所需求的核心价值原则到底为何。 1．权力行政与消极行政的行政程序法制系统，应当优先重视人权保障原则，以此原则为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核心基础。传统的权力行政，特别是警察行政以及税务行政，其通常采用的行政手段大都是单方性的纯权力运用，系以行政与公民之间相互的不对等关系为前提，而且此中行政又多属消极行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应当首先注重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以该原则所承载的价值指引程序保障规范的设置与运行。消极行政中的程序保障规范以人权保障为主要理念，这是近代法律原则的要求，自然属于行政程序保障体系的核心基础，更应该是具有优先性的保障领域。法治先进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制建设进程中，一般所采用的保障方式有：在做出不利决定之前进行通知或者告知，赋予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决定附记理由以及决定基准与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公开。 不过在权力行政领域中存在着特殊形态，即行政立法与行政计划领域。程序保障的价值要求在法律原则的顺序上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即从权力行政的角度观察似乎首先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原则，但事实上，此类领域中更应当以行政公正公开以及民主化为核心原则，乃至公民参与原则的价值份量也在一定情况下超越了人权保障原则的份量。因此，程序保障的规范性方式可以考虑赋予相对人以行政立法提议权，立法听证等方式。 2．非权力行政与积极行政的程序保障，应当重视公正公开及公民参与。在非权力行政上，特别是环境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等积极行政领域中，通常采用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的手法，其中渗透的价值追求是寻找国家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对等关系，促进行政的民主化。因此，在这些行政领域中应当重点以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公正性，甚至是公民参与原则为程序保障的核心原则，指示程序保障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在这类行政领域中之所以采取不同于权力行政程序保障中的原则，关键在于积极行政上的程序保障根源于现代行政民主化的法律原则要求。因此，在非权力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的应当是公开公正原则，其保障的规范性手段主要有听证会、公听会等。 当然，在非权力行政领域中也并非没有权力行政的身影。如在社会福利行政领域中，给付的撤销是基于权力的力量而为的措施，其性质是不利处分，此时作为核心法律原则的公开公正原则便发生一个暂时性的让位情况，人权保障原则跃居而上，成为此类权力行政的指导性思想，程序保护措施也应当相应地改变为上述权力行政中的规范保障方式。 三、我国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病理分析 源于西方法治语境中的现代行政程序已经进入我国行政法论理体系当中，但是其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与其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在我国尚未制订行政程序法典的背景下，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讨论还没有深人到应有的理论层面，更何况，在“现代行政程序的条件导向非常强，其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都受到大幅度的限制；只要具备一定的程序要件，就必须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决定……行政程序的决定者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政策运用方面又具有极大的能动性”。[15]行政程序的这种条件导向性需要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中方可完全适用，既具有一个逻辑上的实证关系：如果A则B，其前提是成熟社会的存在。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构 的转型时期，程序要件的稳定性相对而言是不存在的。一方面，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行为失范的大量存在，要求提高国家控制力；另一方面，国家控制行为必须要契合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因此，程序规则的确定性寻求就始终在一种两难境地中步履蹒跚，这亦是我国行政程序法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价值问题转化成程序问题固然可以对于人权保障水平提升有所益处，但是一味地追求行为方式的程序化，唯恐不会造成法律价值傍落、或者说对法律的开放性品格未必不是一个打击。规则在处理生活现实方面的能力有限性，必然要求在法律中植入一种创造性因子—法律原则，以此来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结构，仅有如此，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才不会落空，法律自身的价值体系才会处于一种鲜活的状态。反之，一旦法律原则被虚置，程序的价值体系便有失落的危险，而法律原则的虚置情景在我国现实的行政程序法制系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观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的历史发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前，立法实践中主要关注行政实体性问题，忽视程序要件的建设。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颁行，我们发现在每一部法律文本中，立法者都要写入几项固定的法律原则，期望以此来指导和规范行政活动。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事务存在着业务垄断的情形，这就造成了行政程序条件导向性的程度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就需要发挥法律原则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形成的实质性推动力。然而，在我国已经制定的行政法律中，文本对所表述的法律原则没有进行份量和意义的比较和权衡，更没有对法律原则之间的协调关系做出规范性说明，从而造成价值体系混乱和顺序的错位。这或许就是立法者为何要在同一个部门法律体系中反复表述同一项法律原则的缘由。 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造成价值体系错乱的关键原因是行政程序法制忽视了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程序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却相对地重视行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致使整体程序保障规范有失衡平及价值顺序颠倒。理想的行政程序法制，应该包括公民权益保障程序、行政公开公正程序以及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程序，其中公民权益保障原则是近代法律理性的核心要求，应当具有超越性地位，成为其他行政程序原则的“母体性”原则。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科学建设不能舍弃此原则，而径行进人到派生性法律原则的领域。 对于权力行政的领域，自然是要以人权保障为首要原则，其他原则只能具有补充性地位，特别是对公民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要严格遵守人权保障原则的程序要求，而不能将其他原则置于人权保障原则之前。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该法第五条第2款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人格尊严”。按照上述的理论认识，这是明显的原则错位现象，其将造成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进一步混乱。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是一种特征明显的权力行政，其应当首先顾及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其次才可谋求公开公正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要克服这种价值体系混乱的局面，必须要倚靠对法律文本中所设置的诸法律原则所指涉的法益进行科学衡量。 四、结语 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建设与发展，在社会价值观念多元的背景下，已经不能完全的藉由制订众多法律的途径实现。虽然行政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程序的规范化，需要颁行一个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典，加之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程序制度不完善，乃至混乱的情形下，社会各界都热切期盼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从而实现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程序性制约。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程序制度的设计合理性层面上用力，而在制度的进化合理性层面上思考不足，则将会对构建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事业造成潜在性的隐患—法律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部法律中不能得到科学的配置—程序价值的体系化功效将陨落不在。这理应当成为立法者警戒和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Yan Quean. Law and Rationality of Practicality[M]．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53(2003).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Huang Maorong. Law Science Meth od and Modern Civil Law［M〕．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Press，47 (200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6页。Karl Larenz. Legal Science Methodology[ M]. Translated by Chen A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386 (200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6页。Karl Larenz. Legal Science Methodology[ M ]. Translated by Chen A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386 (200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6页。Karl Larenz. Legal Science Methodology[ M]．Translated by Chen A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386 (2003).][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1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 M ]．Translated by Xin Chunying，Wu Yuzha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41（1998).[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8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 M ]. Translated by Xin Chunying， Wu Yuzha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 18（1998)．[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3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nously[MJ. Translated by Xin Chunying， Wu Yuzha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43（1998).[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3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nously [ M ]．Translated by Xin Chunying， Wu Yuzha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43（1998).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Ji Weidong. 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Rule of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35（1999).[1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5页。Karl Larenz. Legal Science Methodology[ M ]. Translated by Chen Aie. Beiji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355 (2003).[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6页。Karl Larenz. Legal Science Methodology[ M ]. Translated by Chen Aie. Beiji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356 (2003).[13]蔡秀卿：'日本行政法学之现状-以行政法学方法议论为中心"， 《月旦法学杂志》1998年第38期，第40页。Cai Xiuqing. Present Situation of Japanese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J]．38 The Taiwan Law Review. 40(1998)[14][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Translated by Xin Chunying，Wu Yuzha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46（1998).[1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Ji Weidong. 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Rule of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35（1999).

第4篇

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在程序上有法可依，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遵循和符合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

我国已经通过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即是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怎样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立法模式选择：是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是分别制定单行法？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调整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内部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救济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法的有关实体原则和规则？此外，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性质如何确定，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基本法”（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均以本法为准），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普通法”（本法之前或之后制定的有关行政程序的单行法律可作为“特别法”而在效力上优于本法），是欲使之成为一部“纲要式”或“通则式”的法律（需依靠其他具体法律实施），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具有“可直接操作性”的“规则式”法律？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几年，现在是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耽误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笔者一直主张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笔者认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至少在下述方面优于分别制定单行法：其一，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统一，以避免分别立法可能导致的法律间的相互不一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公正：相同情况不同对待，或不同情况相同对待；其二，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系统化，以避免分别制定单行法必然导致的法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残缺、漏洞（在某些领域、某些事项上有法可依，在其他相关领域、相关事项上却无法可循），以及由这种法制残缺、法制漏洞引起的执法主体的滥用权力和腐败；其三，有利于立法成本的节约，以避免单独分别立法（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是重复立法，因为大量行政行为的程序是相同，或者说是应该相同的，如告知、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回避、授权、委托等）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其四，有利于国人，特别是公职人员程序法意识的提高。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不仅可为政府，为所有行政主体实施公法行为提供统一的、规范化的、标准的“操作规则”，以防止滥权和腐败，同时也将为全体国人提供一部系统的行政法治教材，全体国人可从中受到较系统、较深入的现代行政法治教育，显然，这种教育功能是个别的单行法难以企及的。

当然，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并不完全排除有关行政事项的单独专门立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只规定各种不同行政行为的共同的和一般的行政程序，对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特别程序，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单行行政程序法或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一体的行政管理法规定。

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实体规则。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大多数人对于我国应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已开始拟制法典试拟稿。但对于该法调整的范围和应包括的内容却仍存在着较大，甚至是很大的争议，其中之一即是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的有关实体规则。笔者属主张应规定实体规则之列。之所以如此主张，理由有三：其一，行政法由于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别很大，故在实体规范上很难制定或编篡成统一法典。但是行政法的有关基本原则，如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和信赖保护原则等，有关一般规则，如行政行为的效力、成立、生效、合法的条件、撤销、无效、废止的条件和法律后果等，均普遍适用于各领域的各类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其二，行政法的上述实体基本原则与程序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回避原则、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原则、不单方接触原则、职能分离原则等，是紧密联系的，行政行为的一般实体规则，如效力、生效、失效的条件、法律后果等，与行政行为的开始、进行、终止等程序规则是紧密联系的，将此二者规定在一起显然有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统一规范。如将二者分割，将那些具有实体性的基本原则、规则分散规定于各种不同的单行法中，其对行政行为规范的效果肯定要差很多；其三，现代行政程序立法，在程序法典中规定有关实体规则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均在行政程序法典中规定了相关的实体问题。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调整内部行政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即外部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故行政程序法只调整、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不调整、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但是，我们考察国外、境外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要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调整和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同样也有规定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内容的。笔者主张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应适当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理由如下：其一，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间接影响其权益，有时甚至影响甚巨，如授权、委托、、公务协助等。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应与外部行政行为一道规范；其二，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对公务员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益影响甚巨，如行政处分，包括对其人身权、财产权进行一定限制，以及开除公职等，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典应规定最低限度的程序制约，如要求遵守正当程序原则等；其三，内外行政程序有时很难区分，如审批许可程序，在同一个行政行为中，可能内外程序交织，行政程序法对之规范，自然应统一规范，而不应（实际也不可能）对二者加以区分，只规定纯外部程序而不规定内部程序。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内外行政行为还是可以区分和应该区分的，行政程序法主要应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则主要应由专门的内部行政法律文件规范。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范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对于行政立法行为，我国现已有立法法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其程序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而对于行政机关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类行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行政立法行为），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范。对此，行政程序法典应如何处理，立法者可以有四种选择：其一，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任何抽象行政行为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则另制定专门单行程序法规范；其二，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行政立法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但对现在仍无程序法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则设专节予以规定；其三，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可继续适用的，在法典里予以重新规定；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宜继续适用的或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

定而应该规定的程序；法典对之作出新的规定，今后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一律以法典为准；其四，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政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但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可继续适用，行政立法即遵守统一程序法典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程序的一般原则，又遵守立法法和两个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具体程序规则，至于对现行法律法规尚未规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法典则应予以具体规定。笔者建议立法者做第四种选择，此既有利于保障法制统一，又不致使行政程序法典过于庞大，还有利于保障现行法制的一定的稳定性。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调整特殊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典通常以一般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为调整对象，对于某些特殊行政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是否可纳入和应纳入其调整范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政合同具有双方性，而一般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而一般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对二者很难确立完全统一的程序规则。对此，有人主张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特殊行政行为单独立法，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里对之不作规定。但是国外、境外的一些行政程序法典有专章规定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的趋势。之所以在统一程序法典里规定，是因为这些行政行为在现代社会，在民主化、市场化的条件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设专章规定，是因为这些行政行为确实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很多问题难于对之作统一规范。笔者主张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应设专章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作出规定。单独立法可能难于在短时间内提上立法日程，而对这两种行为的规范却具有迫切性。在行政程序法调整的各种行政行为中，除了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对于一般行政行为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外，各种一般行政行为相互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程序法典对这些一般行政行为，自然只是，或主要是规定其具有共性的程序，对于某些具有较大特殊性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只能留待各相应单行程序法或实体、程序一体的行政管理法（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去规范。因此，行政程序法并不完全取代各行政程序单行法，对于某些具有较大特殊性，或需要很多具体程序规则规范的行政行为领域，个别单行行政程序法仍有存在的必要。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范大量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所实施的公法行为。在现代社会，除行政机关实施公法行为以外，大量的非行政机关组织也实施各种公法行为。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对村民、居民实施的有关管理；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成员实施的纪律制裁行为；公立学校对学生实施的纪律处分行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等等。这些公法行为要不要受行政程序法拘束，行政程序法典要不要对这些公法行为进行调整，学界和实务界对之均有不同意见。对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现行法律是将之作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待的，人们一般认为应适用与行政机关适用的同样的行政程序。至于对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或私法组织实施的公法行为（如供应水、电、气的企业决定对部分消费者停止供水、供电、供气的行为），很多人则认为不应适应行政程序法，这些组织的行为不应受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拘束，而只应受相应组织的内部章程、规则（如村规民约、协会章程、学校及公用事业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等）规范。这种意见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的理念和人权保障的要求。根据现代法治的理念和人权保障的要求，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无论是社会公权力组织还是私法组织）实施公法行为，虽然不完全受行政程序法的拘束和不必完全遵循行政程序法的规则，但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如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实行回避制度）；对组织成员做出不利行为要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做出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要为之提供听证的机会，并事后给相对人提供救济途径等。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限度的正当程序，行政程序法典应作出规定，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在实施公法行为时应予遵循。

第5篇

我们现行的立法方式，是将行政程序作了类型化处理：制定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程序，制定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程序，立法法规定了包括行政立法程序在内的程序，正在起草的行政强制法将对行政强制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行政收费也有望规定专门的程序。不少人会疑问，既然已经有了具体的类型化的行政程序规定了，还有没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应不应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与应不应该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不同，它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这种必要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就已经制定的单行法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一，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问题。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和程序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规范，不久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避开行政处罚的问题。再如行政许可法去年生效后，出现了大量所谓将“许可类许可”转为“非许可类核准”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规避行政许可设定权、实施程序的规定。如果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避程序法适用的问题。

第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能够保障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应当表现为对相对人有同样影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享有大体相当的程序权利。但是由于分散式的程序立法，相对人面临行政处罚时可以享有得知处罚理由的权利、陈述的权利、申辩（听证）的权利等；而在面临强度甚至超过行政处罚的行政强制措施时，却不能享有上述起码的程序权利。显然，这种程序的不均衡影响了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可以使行政机关有法律效力的行为统统有程序法可依，让公正的行政程序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可以节约立法资源。我们以行政立法程序为例。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法规起草过程中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的程序；接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又分别对行政法规规章的起草、制定的程序，规定了与立法法规定同样的程序。那么，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要不要听取群众意见呢？回答是肯定的。还有与抽象行政行为十分接近的定价、政府决策、行政规划、征用土地等要不要听取意见？也要。可见，要不要听取意见是有标准可循的，那就是凡属对群众利益有实质影响的事情，都应当听取群众意见。但是如果没有统一规定，在立法上就需要一项一项规定下去，一方面易产生遗漏，另一方面浪费已经十分紧缺的立法资源。

另外，关于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之前制定了若干单独的行政程序法，是否浪费了“资源”的问题。应当看到这些单独的程序立法，在我们这样程序法制建设经验还不多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经历。另一方面，对统一行政程序法而言，它们是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行政程序法就是起码的程序要求。

第四，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便于执法。我们观察一下分别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下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我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任何一项活动或者作出一个法律行为，就要像学者那样，首先给这个活动或行为定个性，然后再决定适用什么程序，而且一旦适用得不正确，可能造成过程程序违法。这实际上将我们的行政执法活动大大复杂化了。为什么不可以简单地判断，只要这个活动对相对人有影响，就应当遵循某些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因而，制定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的最低要求或起码要求作出规定，应该更便于行政执法。

第五，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有普及“正当程序”理念的意义。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定不便于人民的理解和把握，分散行政程序规定造成的程序上的不平衡，更是妨碍人民理解程序的意义和精神。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便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因而不仅仅在法律文本上具有如上所述意义，而且在普遍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强化对外法律文化交流和谅解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会成为我国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志，成为对外宣示我国法治状态的最好说明。

第6篇

「关键词行政程序立法

一、引言

行政程序法同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一样，主要不是作为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是作为一部集中系统的大型法律文件的名称。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而没有一部以“行政程序法”命名的集中系统的法典性的大型法律文件，通常不被认为已经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上世纪初以来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普遍的立法现象。20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首先制定行政程序法；20世纪中期，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其他国家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后期，更多的国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①]

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在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进步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从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的意义上讲，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法律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并不对国家权力的来源进行约束，而且法律本身充满着不平等，但法律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确定化、有序化，对国家权力有了源自它本身的适当约束。第二次浪潮是现代宪法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实现了对国家权力来源的约束，一切不合法的国家权力不被法律所承认，为建立平等公正的法治扫除了政治障碍，奠定了制度基础，对国家权力有了根本性的约束。第三次浪潮就是行政程序法的出现。这一次浪潮不满足于对国家权力的总体约束，而是进一步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主要是行政过程）进行具体的约束。毫无疑问，第三次浪潮要以第二次浪潮为前提，否则就不可能出现第三次浪潮，但它并不从属于第二次浪潮，而是有其独立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行政程序法所构建的是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全方位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因而它是适应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必然的法律现象，这已为相关的学界所公认。[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起草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就有过起草我国行政程序法的设想和建议。最近十几年，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先分散地制定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有的主张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现在，人们更加普遍认识到，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已经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向行政程序法提出了迫切要求，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完善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来解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不是探索“要不要”制定、“什么时候”制定行政程序法，而是“怎样”制定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涉及几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处理好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结构要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之间的关系；三是对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要有一个适当的原则，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既要避免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也要避免以内部程序为理由妨碍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四是对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性规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实体法与程序法互相依托、融为一体；五是对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使三种程序法形成有机的衔接。这几个基本问题对于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不可回避的。本文旨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保障权利与提高效率并重及其体现方式

法律的立法目的常常不是单一的，许多法律都有两个甚至多个立法目的。如果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存在抵触的可能性，就需要明确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法律的“目标模式”。确定法律的目标模式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一部法律的主要制度安排，并且影响着这部法律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所以，把目标模式称为某部法律的“灵魂”，并不过分。

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个立法目的，一是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③]这两个立法目的存在着互相抵触的可能性，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就要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程度上加以“克制”；提高行政效率也会影响对公民程序性权利，为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效率也要作一定的“牺牲”。“克制”也好，“牺牲”也好，都不能没有限制，要有一定的度，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的两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明确，确定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根据对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权利模式”，侧重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另一种是“效率模式”，侧重提高行政效率。

近几年，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作了很多研究，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主张是，我国行政程序法既不应采取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权利模式”，也不应采取侧重提高行政效率的“效率模式”，应当采取“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即在设计各种程序制度时做到两种立法目的兼顾，既要有利于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又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④]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怎样体现这个模式，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深入研究。

一般地分析，在立法时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可以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把目标模式同立法目的写在同一个条文中，用以表明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办法，把目标模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与法律的其他基本原则规定在一起，用以指导这部法律的实施；第三个办法，在规定每一项程序制度时都充分考虑如何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

用前两个办法来体现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都不可取。首先，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不是立法目的，而是对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确定，因而不宜作为立法目的的组成部分来规定。其次，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也不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关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原则性规定，而不是关于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因而目标模式也不能当作基本原则来规定。再者，采用前两个办法还可能引起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设想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或基本原则中列条规定“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不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体的规定，就等于把这种冲突交给法律的实施者去解决，成为立法的“遗留问题”；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体规定，又会因为同时存在着原则性规定而给法律实施者提供用原则性规定否定具体规定的可能性，反而给法律的实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所以，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当采用第三个办法，就是把“权利与效率并重”作为立法者的指导思想，在设计具体制度时逐个地解决权利与效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样才能使“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目标模式应当是立法者经过深入研究形成的立法精神，它不是立法目的，而是立法者对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它也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而是立法者处理各项原则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因此，目标模式应当体现在每一项制度设计中，而不是把它直接以条文方式写出来。

至此，我们还应当作进一步思考：在设计行政程序法的每一项制度时，应当怎样具体地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具体的说，可通过以下方式：

第一，通过程序制度的“多样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多样化”，就是为同一个程序行为设计两个甚至多个程序制度。比如听证，可以设计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听证程序制度，这样，可以用正式听证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也可以用非正式听证提高行政效率。再比如送达，可以设计直接送达、邮递送达和公告送达；可以设计由相对人签字的送达和无须相对人签字的公证送达。总的来说，各种程序制度都可以设计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形式，既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途径，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条件。

第二，通过程序制度的“具体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具体化，一是指各种程序制度本身的规定要具体，二是指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也要具体。特别是，如果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不具体，那么程序制度的多样化就会形同虚设。在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存的情况下，要具体规定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正式程序，何种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这样有利于避免行政机关不适当地选择简易程序，以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公民不适当地要求行政机关适用正式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通过程序制度的“递进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递进化，就是使程序制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前一个程序制度为后一个程序制度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后一个程序制度使前一个程序制度实际有效、决不落空。这样就可根据行政活动的具体情况，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或者倒过来，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使行政程序在整体上实现权利与效率并重。

可以相信，用以上三种主要方式来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可以使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立法目的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

三、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与行政程序法的总分式结构

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一样，都是程序性法律。程序具有“时间性”这一基本特征，它对程序性法律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使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基本按照“时间流程”安排各项程序制度，形成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结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这样。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也应当考虑到程序的时间性，也应当采用这种“线性结构”。但是，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又有不同之处。诉讼法通常只规定某一种诉讼行为的程序，比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而不把各种诉讼程序规定在同一部诉讼法中。这样，诉讼法在结构上不需要考虑两种以上诉讼行为程序之间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把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包括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这样，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就不能只考虑程序的时间性，还要考虑各种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上所述，行政程序法的结构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并列式-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以行政行为的类别为结构基础，程序的时间性从属于行政行为的类别。第二，总括式-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的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第三，总分式-行政程序法分成两大部分，上半部分采取总括式，下半部分采取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作分则性规定，能统则统，不能统则分。我国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哪一种结构方式，下面作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一，并列式结构不可取。这种结构使行政程序法像一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由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有许多共性，因而这种结构使许多程序制度在同一部法律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冗长、拖沓。表面上看，这种结构似乎有一个优点，就是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自成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这个优点完全可能被法律的冗长、拖沓抵销掉。所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取这种结构方式。

第二，总括式结构也有不足。这种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够克服并列式结构冗长、重复的缺陷，使行政程序法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它不能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为此，各类行政行为还需要另行制定程序性法律，使行政程序法仍然不能充分发挥作为行政程序法典的作用。

第三，总分式结构是较好的选择。其一，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复杂、多样，为了实现行政法制的统一，应当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着这个重要使命，它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能使行政程序法不负这一使命。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地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程序规范。如果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法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行政法体系依然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通过适当的分则性规定可以起到与各类行政行为法衔接的作用，使行政法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三，从根本上讲，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法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它与各类行政行为法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而有必要采取总分式结构。所以，总分式结构被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所采用。

总体上认识总分式结构的合理性并不困难，但是，如何具体地构建总分式结构，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设计通则性规定。从理论上讲，通则性规定应当“跳出”各类行政行为，另行设计适用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但是，在具体立法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却以行政决定程序为主线设计通则性规定，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中，行政决定程序最具代表性。一是它最具完整性，行政决定基本上涉及行政活动的全过程；二是它具有终极性，行政决定能够穷尽行政活动所能做的行为；三是它具有具体性，行政决定能够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具体的影响。所以，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并不妨碍制定通则性规定的目的。而且，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还可以避免在分则性规定中对行政决定程序再行规定，避免条文的重复。因此，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是设计通则性规定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案。当然，这种通则性规定只能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都应遵循的最基本的程序制度。或者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的最低程序要求。简单说，这也就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决定都不得违反正当程序要求。

第二，如何把握分则性规定的限度。行政程序法要包含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分则性规定。但是，这些行政行为有的已经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有的将来可能制定专门的法律，行政程序法对这些行政行为的程序不能不规定，但又不能规定得过多，否则就会与专门的法律重复，这就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经验和我国其他法律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来看，可以以三种规定为限。一是原则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可作为专门法律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二是接口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引据性条款，作为与专门法律的衔接；三是补缺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只对一些需要法律作出规定，但又不可能制定单行法的重大的基本程序制度作出规定，其他程序制度则由专门法律规定。

四、内部程序的外化与外部程序的内化

从是否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角度，行政程序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内部程序不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仅对行政机关适用；外部程序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规范，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外部程序以外，要不要规定内部程序？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内部程序，[⑤]而且迄今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意见。

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是否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程序型”，只规定外部程序不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比较少，主要是美国、日本和瑞士。另一种是“外部与内部并存型”，既规定外部程序，也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⑥]由此看来，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占多数。

应该说，行政程序法规定内部程序是必要的。其一，从总体上讲，内部程序是外部程序的前提或基础，不规定内部程序，外部程序无法展开。比如，行政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主体依相对人的申请启动，一种是行政主体依自己的职权启动。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以行政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或基础。而很多行政主体是通过内部程序建立的，没有关于行政主体成立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便没有前提或基础。所以，正如民法要对民事主体作出规定一样，行政程序法也要对行政主体作出规定。其二，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并无严格的界限，它们常常随着具体情况发生转化或渗透，内部程序可能转化外部程序，外部程序可能渗透到内部程序中去。比如行政机关内部的会议纪要，从理论上似应属于内部程序，但在有关行政信息公开的程序制度中，或者在有关制定行政规范的程序中，很可能属于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又如调查，一般来说属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但它显然会渗透到行政主体内部，比如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的人数作出规定。其三，许多内部程序都存在着间接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可能性。比如，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就有影响，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互相推诿或者互相争抢管辖权，就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行政程序法中应当对内部行政程序加以规定。

但是，行政程序法对内部程序应当规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都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对此，似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注意外部程序的内化。这是行政程序法需要规定内部程序的第一种情况，为了外部程序的有效进行而规定内部程序。前面已经提到，外部程序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以内部程序作为前提或基础，。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主体的规定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置、合议机关的合议制度、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关系、行政机关的管辖权、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行政程序法对这些内容加以规定以后，这些内容在性质上并不改变，依然属于内部程序，它们只是因为外部程序的需要而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定，是外部程序向内部程序提出的规范要求。有些内容纯属行政组织法的范畴，不应当在政程序法中规定，比如行政机关的编制等级和编制员额、内部机构的设置、内部呈批程序、公务员制度等。这些内容要不要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在立法时比较容易把握，较难把握的主要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行政程序法不应当规定具体行政机关的职权，它只应当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超越职权进行管辖，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可以进一步规定相对人有权合理怀疑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对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的监督。

第二，注意内部程序的外化。即当内部程序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时，行政程序法应当对这种内部程序加以规定。比如，行政机关派出执行调查的人数，看起来是一个内部程序，但是由于这种内部程序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便应当在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定。再比如，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看起来也是一个内部程序，但它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很大，因而各国行政程序法都对此予以规定。在规定外部程序制度时，会在许多环节上涉及到内部程序，由于外部程序的需要，有关的内部程序便外化为外部程序。这些内容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之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程序转化为外部程序。发生转化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显然应当时时注意这个问题。实践中，内部程序外化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我国的审批程序中。行政机关内部各处室的分工，常常转化为对外的独立审批权，要相对人自己逐个盖章；一级政府内的各个职能部门，更是各争自己的审批权。内部程序外部化的结果，就使一项许可经常要盖几十以至几百个章，严重影响公民权利，也影响行政效率。不过这要通过行政许可法解决。

五、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互相依托

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程序规范外，要不要规定实体规范？这也是制定行政程序法应当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法不一，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程序型”，行政程序法只规定程序规范，不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另一类是“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不仅规定程序规范，还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以联邦德国为代表，包括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⑦]

有的学者阐述了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理由。一是认为，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的做法在我国立法实践已有先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属于程序法，但其中也不乏实体规范。二是认为，实体规范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不但不会改变程序法的根本属性，反而更有利于程序法价值的实现。三是认为，行政实体法有很多重要原则和内容来不及立法，这些原则和内容是行政程序法起码的前置内容或先决条件，若不在行政程序法中作出规定，行政程序法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撑。由此得出结论，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程序规范，但同时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实体规范。[⑧]

我同意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主张，但上述有些理由不尽妥当。我认为，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并不是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而是作为行政程序法应有的组成部分；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具有特定的性质和一定的范围，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要认真把握。

首先，要正确区分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不要误将程序规范当作实体规范。一些论说中把关于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效力的规定称为实体规范，这就扩大了实体规范的范围，误将一部分程序规范当成了实体规范。比如说，在行政程序法中很可能规定这样两个条文：一是“行政决定自行政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效力”；另一个是“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行政决定无效”。这两条规定都是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但并非都属于实体规范，只有后一条才是实体规范，而前一条应当属于程序规范。区分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掌握，程序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实体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发生前或完成后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当一条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在时间上刚好处在行政活动过程的开始或结束处，就比较难以认定它是程序规范还是实体规范。这时，我们应当慎重对待，仔细鉴别。

其次，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与其他行政管理法律中的实体规范在性质上有重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治安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森林管理法、交通管理法等各类行政管理法律中有许多实体规范，这些实体规范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行为，所规范的内容是相对人应受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使在行政处罚法这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行政行为本身进行规范的法律中，针对相对人行为、对相对人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的实体规范也占很大比例。而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完全不规定针对相对人行为的实体规范，只规定关于行政行为本身构成要件的实体规范。这样的实体规范如果另行制定法律加以规定，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逻辑，它们完全应该是行政程序法的组成部分。

再次，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有时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在立法上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反而有害。比如，行政程序法很可能作这样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决定无效：（一）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该行政决定的；（二）行政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三）行政决定的内容不可能实现的；（四）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五）行政决定的内容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其中前两项是程序性的，后三项是实体性的，它们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它们分开，硬把后三项规定到其他法律中去，其结果之荒唐可想而知。

以上分析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的特定性质的实体规范是行政程序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必须将之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

六、行政程序与复审程序的有机衔接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不服时寻求救济所遵循的程序，可以将其统称为“行政复审”。绝大多数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都要考虑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作为规范行政行为程序的基本法律，更应当处理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

各国行政程序法处理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有两种做法，一是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制度直接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不再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二是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只规定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衔接的条款。采取第一种做法的主要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采取第二种做法。我国行政程序法不宜采用第一种做法，而应借鉴第二种做法，主要理由是：第一，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必要因为制定行政程序法而废止这两部行之有效的法律；第二，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开，更符合我国的情况。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大陆法系相似，比较注重对法律关系的分析，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法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行政程序在法律关系上有明显不同，不宜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样，衔接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程序起止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开始的条件，比如行政复议机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复议程序，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受理行政案件，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关于这种条件的规定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处。第二，判定依据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定的依据，比如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有效还是无效，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这样，行政程序法中影响到行政行为有效性的各种规定实际上都有可能影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宽泛”的接口。

根据以上分析，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一定要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角度对有关规定进行审视，考察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是否有利于行政程序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既要避免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出现不应有的障碍，影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也要避免过早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影响行政主体充分行使行政职权；还要避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缺乏行政程序法应当提供的判案标准。总之，要加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使行政法制形成一个“统一场”。

七、结语

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除了上面探讨的这些问题以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研讨，比如听证制度、行政程序法律责任制度、各类行政行为的主要程序制度等。但是上述探讨的几个问题是影响这一立法活动全局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考虑这些问题，一要借鉴外国有益的做法；二要以我国的情况为基础；三要注意理论创新。各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美国为代表，一类以德国为代表。这两类行政程序法有共性，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和制度，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比较大。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在总体上不宜仿照美国行政程序法，因为从我国国情看，没有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我们总体上适宜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但同时也要博采众长，借鉴美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有益的制度，比如听证制度。制定行政程序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大立法活动，在这一立法活动中，行政程序法理论一定会同时得到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①]例如，1925年，奥地利国会通过《普通行政程序法》，对欧洲大陆生产了重大影响。1928年捷克公布有关行政程序的行政命令，波兰制定行政程序法。1930年，南斯拉夫制定行政程序法。德国当时虽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但各邦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见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9页。

[②]根据我国学者现有的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第二次是二战至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参见同上，第203页。

[③]学者提及的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常有三个，一是保障公民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三是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其中第三个目的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均可以被前两个目的吸收，因而提两个目的就足矣。所以，学者们在进一步讨论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把第三个目的放在一边，只讨论前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参见同上，第156—176页。

[④]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京）1996第5期。

[⑤]邢鸿飞：《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三组关系》，载《法学》（沪）2002第9期。

[⑥]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7页。

第7篇

一、审查依据

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应以行政机关依职权并符合制定并公布的符合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具有普通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具体来讲有：

（一）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专门规定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是毫无疑问的。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中，绝大多数主要规定实体问题，同时还对有关行政程序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四章有关征用土地审批程序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中关于裁决与执行的规定，《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商标注册的审查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定，均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范畴，同时也是人民法院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

（二）规章中的行政程序现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因此，规章中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亦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范畴。因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参照规章，而不是依据规章，所以只有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的，才能作为法院衡量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反之则不能。

（三）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由于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管理的行政事务非常复杂，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法律法规及规章不可能对所有的行政程序问题一一作出具体的规定。不具有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对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法律、法规及规章有关行政程序规定不具体或者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用所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确认和规范行政管理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和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视为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案件时，应予以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少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布承诺制度中的一些承诺，缩短了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审批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期限，这些规定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但不能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人民法院审理具体行政案件时，应以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对有关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一些行政管理领域，有关这类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或处于空白。为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因法律规范不健全而受到损害，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行政案件时，应以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为标准，参照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审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二、审查方式

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就是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所谓法律问题，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时，首先要查清被告或者被告的内部机构，派出机构实施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实问题，尔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方面的事实进行衡量，判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法庭应当要求被告说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事实，并向法庭提交证明其事实的证据，尔后由其他当事人进行质证，提供反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说明的程序事实的，不能认定，其他当事人提供或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否定被告说明的程序事实的，亦不能认定。法院查清事实后，再由被告向法庭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并宣读其依据的条文。其他当事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某项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以向法庭提供该文件，并在法庭上宣读有关条文。当事人宣读完某个规范性文件后，法庭应当审查该文件的效力，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法庭认为被告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的文件或应当宣读而没有宣读的条文，由审判人员当庭出示，宣读有关条文。

三、审查的具体内容

行政程序是由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组成的。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审查法定方式。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由行政管理活动的形式种类和外在表现形式两个部分组成。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形式种类主要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三种，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五章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什么样的行政处罚应当采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如果行政机关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应采取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的却采取简易程序，即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外在表现形式通常分为要式和非要式两种形式。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采取要式行为，而不能采取非要式行为。例如，《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必须采取书面方式，不能采取口头形式。如果缺少书面决定书，必然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时，首先要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凡是不符合的均应予以撤销。

（二）审查法定步骤。所谓步骤，是指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若干必经阶段。它是行政程序的基本要素，任何行政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均要通过一个个步骤来完成。如果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缺少法律、法规及规章中规定的必须进行的一个或者几个步骤，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有可能违反公正原则，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其他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国不少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均规定缺少步骤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例如：《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行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规划土地。”如果土地管理部门在城市规划部门未核发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批准前作出划拔土地的决定，即属违反法定程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步骤，是指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中必须进行的并影响到决定的正确性的步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未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如检查中未出示证件等，不可能影响到公正处理的，原则上不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三）审查法定顺序。所谓顺序，是指步骤的先后次序。法律、法规及规章中规定的行政程序的顺序，是立法机关在总结行政执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特殊中抽象出一般，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确定的行政程序的步骤顺序。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颠倒顺序，不仅有可能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会影响行政质量。行政执法中颠倒行政程序的顺序必然违反了客观规律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发现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颠倒顺序的，均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行政程序中颠倒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①先裁决后取证。如，原告到人民法院后，行政机关才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向法庭提交的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基本上是原告后收集的。②裁决后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一些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不告知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才告知。③先执行后裁决。有些行政机关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未作出裁决前，先将当事人的存款划在自己的帐号上，或违反规定将扣押的当事人的物品变卖、拍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前，行政机关只能依法冻结当事人的存款，扣押当事人的物品，无特殊情况不能划拔、变卖、拍卖。

（四）审查法定时限。任何一个行政程序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那么行政机关将无工作效率可言。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对行政程序中的时间限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说，时间限制亦是法定程序的要素之一。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对有关行政程序中的时间限制的规定，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间内完成，反之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性质。由于行政管理涉及面非常广泛，而且情况复杂多变，所以对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程序的期限，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无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所确定的期限，应视为法定期限，行政机关亦不能违反。如果无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也没有规定的，原则上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期限判决是否超出法定期限。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期限内未作出复议裁决，这种情况属于违反期限规定的性质。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中“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六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人民法院的，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申请复议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就是说申请人取得了救济途径。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应视为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以原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的对象。据此，法院不应因复议机关超过了法定复议期限，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复议裁决。

审查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问题。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可能造成行政处理不公正。为防止不公正问题的发生，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及规章中都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时，还应查清执法人员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问题。在审查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时，主要通过原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法院根据原告、第三人提供线索取得的证据，或者法院在审查有关证据中发现这方面的问题。经庭审质证认定的证据证实被告的执法人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当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四、审查行政监督程序的两个问题

由于行政监督程序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审查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监督程序作出的决定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8篇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 理念更新 服务本位 权利自主 权力谦抑 论文论文摘要：本文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与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立法区别为视角，揭示了婚姻登记制度变革后面的行政法理念更新。认为，行政法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权利自主与权力谦抑、行政的人性化与程序的正当化是决定婚姻登记制度变革的基本理念，也是引领我国行政法律制度进一步创新的基本方向。 2003年8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与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相比，新条例在体检自愿、结婚与离婚登记中取消单位证明、无法定禁止结婚状况之个人签字声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引人瞩目。显然，新条例的出台反思了旧条例的种种弊端，是实证经验的产物。同时，新条例的出台也标志着立法者对公益与私利、权利与权力、行政管理与行政服务、实体与程序进行了重新权衡和审视，标志着我国行政法理念的更新！ 一、行政法理念更新之一：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 传统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是行政机关管理国家、社会事务之法，是规制行政相对人行为之法。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目的仅仅局限于“高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秩序或者其他公共利益，而很少兼顾私人利益。从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来看，以“高效管理”或者公共利益的名义毫无节制的漠视、牺牲私人利益的行政行为显然是不正当的。比例原则要求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在内的，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都不仅要具备追求行政目的的妥当性，而且要具备必要性和比例性。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内涵要求因行政权力的行使给人民或者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害应当是最小的，而比例原则的比例性内涵要求，行政权力所采取的措施与其所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也即是说，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必须将行政目的达到的利益与给人民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证明行政目的重于所侵害的人民权利时才能采取。%&’在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体制下为了高度监控或者有效地“管理”人民，防止重婚等非法婚姻的滋生，也为了计划生育之国策，无论结婚或者离婚，婚姻当事人都必须通过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这一“非行政”的程序，使行政确认变质为“非行政”确认。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凭空拥有了本因归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确认权力，而又并不对此承担相应的行政义务；婚姻当事人有获取婚姻状况证明的义务，而并不拥有获取婚姻状况证明的权利。徒然增大婚姻当事人的成本与不便，以求取行政管理之功效，显然是不符合行政法之比例原则的。从行政法的目的来看，寻求人民之福祉是为根本。所谓行政效率之提高、行政管理之完善也必须服从于这一根本目的。故新条例之出台，变他人证明为自我声明，实为行政法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之彰显。换言之，在比例原则的规划下，行政权力之行使，须以协助相对人正确实现权利、完善婚姻家庭等私人利益为目的，集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有着更多的实证经验证明之。事实上，以权力辅助权利，以权利协同权力，更能达到行政管理在高效轨道上的自我良性循环，使行政管理在服务权利的基础上达到一个质的飞跃。换言之，行政法的服务本位在尊崇权利的同时，并不否认行政管理的功能或者作用。服务是目的，管理是手段，在实现行政服务这一过程中，作为手段的行政管理也在效能上实现了自我飞跃！ 二、行政法理念更新之二：权利自主与权力谦抑 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一般的观点认为，以公共利益为旨意的行政权力应当是不受或者基本不受个体权利的限制的，个体权利因其所代表的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在运行当中趋于盲目，从公共利益的宏观角度来看，个体权利的行使往往是非理性的或者是反社会理性的。因此，权利须在行政的范围内受到一定的牵制，或者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应当接受行政主体的指导，这是权利主体的义务。在权利义务统一论的指导下，上述解释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由于行政权力是遂行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被假定为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行政机关拥有了代表社会的完整的、全能的集体理性，因此，行政权力也应当是无所不在的，对个体权利运行的规制是它的终极使命，即使是在私人关系主导的婚姻登记方面也莫能例外。在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体制下，婚姻当事人不仅要在结婚、离婚登记时出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 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且在结婚登记中婚姻当事人还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也就是说，只有在被辅助或者被指导下婚姻当事人才有可能“正确”地实现自己的权利。关于婚姻状况证明，如前所述，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并没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对应之，婚姻当事人亦无权利要求之。通过如此给当事人徒增成本或者障碍的制度设计，巧妙的使婚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兑变为毫无权利支持的程序请求，可谓以权力规制权利的典范。实证经验已经表明，权利的被规制意味着权利的被蔑视或者权利的被消灭，权力对权利的无所不在的要求意味着权力的膨胀和失范。在倡导相互制衡或者利益平衡的行政法国度里，膨胀和失范的权力意味着对人民的暴虐。就婚前强制体检而言，行政权力的行使似乎是为集体的或者个体的健康、为了国家优生的国策。从婚姻登记的行政许可之本质这一角度来看，婚姻权是不可剥夺的固有人权，婚姻登记的行政许可本质并不在于对婚姻权的普遍禁止或者限制，而在于对特定婚姻的确认和维护，这与行政法的谋求人民福祉之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婚前强制体检，既体现了法定的社会理性对于个体理性的不信任，更体现了制定法对婚姻权的极大漠视或者普遍限制。就婚姻之本身而言，它既不代表性，也不代表生育。在一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国度里，性、生育与婚姻都是彼此独立的存在，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因为性或者生育而禁止或者限制婚姻权都是违反自然法的，也是不合理的。当然，在婚姻法本身就存在如此缺陷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谴责旧条例的可行性。但是，考虑到实际上新条例是在同一个婚姻法基础上的操作，我们不只可以看到立法者的智慧，更可以看到立法者对行政权力的重新审视。由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不仅取消了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规定，而且也取消了婚前强制体检，婚姻当事人的实体婚姻自主权得到了程序上的尊重和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范围与行使方式，也因为当事人权利的自由行使而受到了一定的规制。权利因为没有不合理的束缚而自我张扬，权力因为对权利自我运行、自我实现的尊重或者不干涉而保持谦抑的品质，这是保证行政合法和行政合理的一个根本因素。 三、行政法理念更新之三：行政的人性化与程序的正当化 现代行政法的核心是依法行政，包括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以传统视角来看，无论是合法行政还是合理行政，都是针对实体行政而言，而与行政程序甚少关联。在行政的手段、方式的选择上，只以行政机关的方便或效率为依据，而行政相对人的成本和适应程度从不纳入相应考量范围。在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体制下，由于在婚姻登记程序中规定了种种极不合理的前置条件，使原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人情味的婚姻登记变得冷若冰霜、毫无人情或者喜庆氛围可言。制度设计的不对路，显示了源自西方法律文化的婚姻登记制度在嫁接入中国的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远远没有融化为国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本土法律资源。理论和实证经验表明，盲目地追求绝对真理，机械地理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原则都会使制度的功能自我变异。 事实上，包括行政程序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不是以客观事实作为自己的终级追求，法律价值——正义、秩序与效率等，才是法律的真正使命！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将客观事实或者实体真实转换为可以用证据规则演绎的程序事实，是在实际操作上连接法律原则与法律价值的唯一桥梁。在婚姻登记中，它也是避免制度扰民的一个关键，足以体现立法者的高度智慧。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在废除结婚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这一陋规的同时，规定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双方必须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条款。一方面，它体现了行政程序的人性化，实际上就是行政法学者耳熟能详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中情理性内涵的体现，使婚姻当事人从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中解放出来，也为结婚登记回复到中国传统的喜庆文化中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签字声明即使婚姻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地位得到尊重，又使法定适婚条件之前提事实得到了程序上的合理证明，从而保证了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有意义的是，婚姻当事人的签字声明，作为誓言证据在我国证据法律中绝无仅有，该誓言证据的法律性质还有待研究，但它在解决实体行政和程序行政中的作用显然是无法估量的，说明了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行政的人性化与程序的正当化已成为引领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巨大的 标识！ 【参考文献】 黄学贤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1

第9篇

关键词英国行政法；自然正义；程序正义；避免偏私；公平听证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母国，是世界与法治的发源地。程序正义集中代表了英国的传统与法治精神，是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该原则不仅构成了美国、加拿大等普通法系国家程序正当思想的直接渊源，而且对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如F·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所言：“自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追溯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英国行政法的本质，深入理解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的特征，而且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程序正义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上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该原则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普通法院的权威地位是该原则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而行政权在近代英国的急剧扩张则构成了该原则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

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程序公正原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自然正义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发展。自然正义即“自然的是非观”，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万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在于表明该原则所具有的不因时间的流转而被抛弃的永恒品质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废置的普遍属性。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行政权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自然正义在当时主要是用以规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正义原则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遵守。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回法院法官就由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益牵连而被取消了审理案件的资格。1723年，剑桥大学所作出的剥夺本特利博士学位的决定被法院撤销，理由是该决定在作出前未听取本特利的意见从而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引导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通过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权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权的滥用。因此赢得了英国民众的衷心支持，树立起了自由之维护者与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进而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治无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义之治。这就为自然正义原则向行政领域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自然正义原则在普通法院的严格践行过程中，不仅成为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基本准则，而且逐步具备了超越所有权力之上的品质，成为奉行法治的基本标志。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落在每一个裁决者身上的义务”，甚至国王和议会也不例外。1215年的《自由大》明确规定王权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经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其中的“经国法判决”与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系属同一意义。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议会法律让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因为这样的法律触犯了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也就是说，在17世纪以前，自然正义就已经逐步具备了限制所有类型权力的属性。这就为该原则超越司法领域向行政领域扩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的体制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集中体现为：议会代替国王而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发育、成熟，国家权力开始向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集中。为了灵活应对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行政机关获得了议会的广泛授权，其角色开始从消极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转变，其职能也从传统的国防、外交、税收等急剧扩展至教育、卫生、交通等广泛的领域。面对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奉自由为生命的英国民众内心的忧虑也日益加剧。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限制，行政机关就有可能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将化为乌有。1929年，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勋爵所发表的《新专制》一书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思潮。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下，普通法院举起了自然正义的大旗，意图以正当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体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联合抵制。这主要表现为，议会经常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在形式上代表着民众的意志，但实际上是受到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就行政机关而言，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手脚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行使权力的绝对自由。因此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议会法律转而授予自身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如果强行再推行自然正义原则，将与议会法律发生冲突。这在英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议会法体现着议会，而议会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志，是英国的基石。因此，“自然正义不得不谋求新的立足点，并发现它是实施制定法而不是制定法的一个范式。它的基础现在存在于解释规则之中”。普通法院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推行正义而不是正义。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以正义为基本准则，自然正义是作为法律中潜在的、暗示的条款而存在的。即使议会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议会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自然正义原则这一法律的暗示条款所拘束的。通过上述解释，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维护了议会原则，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冲突。同时又在实质上将自然正义融入了议会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绝对性，从而成功地将自然正义原则拓展至行政领域，成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基本规则。

但是，在历史上，自然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当该原则扩展适用于行政权这片新的领地时，其历史局限性也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为该原则只能适用于司法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为了克服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扩大法院通过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用“程序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不过，程序正义原则在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基本制度等方面与自然正义原则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果将自然正义原则比喻为一棵老树，那么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这棵老树发出的新枝。

二、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

“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基本精神，其实质在于保障法官的中立性和判决的公正性。这一规则在普通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至于柯克认为它应凌驾于议会法律之上。将自然正义的上述规则应用于行政领域，将法官改换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就形成了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原则。这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

(一)基本要求

为了使行政机关在案件中保持中立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和态度，程序正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做到“没有利益牵连”、“没有个人偏见”。

“没有利益牵连”首先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不得与案件有财产上的牵连。“任何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哪怕多么微小，都是丧失资格的理由。”在1984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宣告地方当局授予某公司的许可无效。理由是该地方当局通过先前的一份合同与该公司产生了财产上的利益牵连。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果地方当局不授予许可的话就要对该公司承担赔偿义务。其次，“没有利益牵连”还包括不得与案件有精神上的或者感情上的利益关系，如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友谊或者恩怨关系等。

“没有个人偏见”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使个人的感情受到某种预设的观点或偏好的支配。为了避免个人偏见的形成，任何人不得在同一案件中既是追诉人又充当裁判者。如已经投票赞成的治安法官不得再以裁决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仅仅由于是控诉组织的成员并不必然导致其裁判资格的丧失，如某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可以裁决由该协会提起的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避免偏私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做到实质上没有偏私，而且在外观上也不能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存在偏私。避免偏私是一个“表象比真实情况更为重要的领域”，必须达到排除他人合理怀疑的标准。在1956年的格林姆斯贝上诉案中，首法官戈达德说道：“我们强调的偏见是偏见的真实可能性，而不是确凿的偏见。”此即休厄特法官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

(二)适用范围

随着自然正义向行政领域的扩展，避免偏私原则目前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行政行为。但是，有些情况法律不认为是偏私，或者看起来是偏私，但实际上不是偏私。这主要有：

1、法律的排除性规定。“法院使用反对偏私原则是如此之严格，以至于议会在特定情况下授予豁免来予以缓解。”当议会法律中出现豁免条款或者庇护性条款时，法院不得坚持避免偏私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法院对这类条款采取严格解释的方法，以限制其应用范围。法院认为，避免偏私是法律的默示条款，任何排除适用这一公认的程序正义原则的情况必须有立法上的明确言词。

2、无法替代的行政机关。“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原则的应用是以存在另外可以替代的法官为前提的。在法律将某项权力赋予唯一的行政机关的情况下，即使该行政机关与案件有利益牵连，其所作出的决定仍然有效。因为除了该机关之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裁决。而且，如果该行政机关放弃行使职权，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偏私的要求不得不让位于必要性。否则，行政管理无法正常进行。如某殖民地总督有权批准关于豁免自己行为的法律，因为唯有他拥有这项权力。如果坚持适用避免偏私原则，其结果是该法律根本无法获得通过。与此相类似，某环境国务大臣所的关于支付自己费用的命令也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3、行政机关对政策的执行。执行政策以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职责之所在。因此，行政机关不顾反对意见而坚持执行政策的行为不能被认为存在偏见。1948年上议院的一个判决代表了这种观点。城乡计划部长拟在某地建设一个新城，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部长派出一个调查团调查。调查期间，部长亲自到该地发表演讲，声称：“你们的讥讪是没用的，工程就是要上马。”调查报告显示，反对的意见普遍存在，但是部长不顾反对意见仍然决定在该地建设新城。反对者认为大臣在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存在偏见，不符合公正的程序规则。上议院在判决中认为部长执行政策的决定不存在是否有偏见的问题。只要部长在作出决定前已经采取了法律规定的调查程序就是合法的，因而维持了部长的决定。

三、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公平听证，保障行政参与

“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是自然正义更为根本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保障案件当事人参与裁判过程、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利。将自然正义的这一规则应用于行政领域，就形成了公平听证，保障行政参与原则。该原则可以涵盖正当程序的所有要求，足以把避免偏私原则包括在内，因为公平的听证必定是无偏见的听证。公平听证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中起到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美国宪法上所起的作用，是普通法院建立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的基础。

(一)基本要求

行政法上的程序正义原则起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为了与行政事务所具有的范围广泛、性质繁杂、变动迅速等特点相适应，程序正义原则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而没有严格仿效普通法院的司法程序。如，行政机关无须遵循司法程序中的证据规则，不禁止采用传闻证据，对证据也无须全面公开等。然而，如下几项要求被认为是公平听证的基本要素，行政机关必须达到。1、告知指控事项。行政机构在作出对人不利的决定前完全不予告知，等于裸地剥夺了当事人听证的权利。因此，告知相对人被指控的事项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行政相对人最基本的程序权利。为了充分保障相对人的这项权利，首先，行政机关的告知必须全面，不得遗漏指控相对人的任何事项。其次，行政机关的告知必须准确，不得告知此指控事项却按另一事项处罚相对人。另外，行政机关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告知，以免相对人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答辩，使指控成为突然袭击。

2、出示相关证据。仅仅告知相对人被指控的事项，让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是不够的。行政机关还必须向对方出示支撑其论点的全部依据，特别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证据和材料。相关的证据无论是在听证之前、听证过程之中还是听证结束之后所获取的，都应当向当事人公开。1986年，一拒绝延长某出租车司机许可证的决定被上诉法院撤销，理由是据以作出该决定的一份医疗报告没有向该司机出示。1949年，一租金裁判所的决定也被法院撤销了，理由是该裁判所在听证前获得的一项证据未告知相对人。

原则上，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和材料，但是，“自然正义要求信息公开的程度得与公开给法律计划带来的损害相权衡”。在公开有关材料将导致泄露官方秘密、防碍犯罪侦查等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或者仅公开相关材料的摘要。

3、听取辩论意见。听取对方辩论意见是听证程序核心之所在。无论是告知被指控的事项还是出示相关证据，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对方能够提出有效的辩论意见。为了充分地听取对方意见，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听证。应当允许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论点和论据进行质证，允许当事人传唤证人，向证人发问。在例外的情况下，听证也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只要行政机关在实质上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书面听证并不违背自然正义的要求。这种方式在学校、监狱、军队、移民等领域适用较多。但是，如果事情关系重大、有关事实不通过口头听证难以查清时，行政机关必须举行口头听证。

(二)适用范围

20世纪60年代之前，听证在行政法中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英国法院在当时认为，只有司法性质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的司法行为或者准司法行为，才适用自然正义原则，才能要求行政机关举行听证。而纯粹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受自然正义原则的拘束，行政机关无须举行听证。在最需要受到控制的广大的自由裁量领域，自然正义原则却不能发挥作用，这显然有悖于英国的法治传统。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1963年里奇诉波德温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中，英国上议院提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只要该行为对公民权利和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就必须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自此以后，程序正义原则冲破了纯粹行政行为、准司法行为与司法行为之间的壁垒，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相应的，听证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自1963年以来，公平听证已成为英国行政法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但是仍然有一些例外情况无须听证。首先，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公平听证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这一压倒一切的因素。当听证本身会促成进一步的罢工、交通中断从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时，自然正义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既然国家安全高于一切，那自然正义就得让步了。”其次，行政立法行为。由于行政立法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众多，因此，要求行政机关一一听取意见是不现实的，而且对违反听证程序的行政立法提供救济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因此，在英国，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无须举行听证。再次，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不必事先进行听证。如警察追捕犯人。另外，行政机关对有违法嫌疑的公司进行临时检查等行为，根据事务的性质也不可能事先为当事人举行听证。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通过严格的解释将上述例外情况限制在尽量小的范围之内，以确保听证的普遍适用性。

结语

第10篇

一、行政程序论证的现实考察

从数量上看，行政程序大量出现在行政法规，特别是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之中。法律也有行政程序的规定，但为数不多。笔者曾花费数月分别对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武汉市、湖北省、江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人大法工委或政府法制局的一些负责人进行采访，采访形式有当面采访，也有电话咨询，内容涉及行政程序的论证及相关问题。结果是目前各地对行政程序论证的做法大体相同。略有差异的是上海和武汉在程序论证的参加人问题上一般有相对人参加进来，北京、江苏、四川、深圳不仅有相对人参加进来，且程序论证不仅限于重大问题或重大事项，一般性的事项也会进行程序论证。国务院在制定行政法规和各地方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程序论证则相对正规和严谨一些，表现在论证公开化程度较高，相对人参加人数较多，有时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论证。而部门规章所设定的程序，其论证特色表现在部门和行业的专家论证。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作出了较为系统的专门行政程序的规定，被认为是我国行政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规定。其中听证程序是首次引入行政法律中，以专门一个章节出现，法学界和法律界人士对此反响极好。在该法制定过程中，对是否应设立听证程序进行了反复论证和征询意见。“几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政府和各方面的专家对《行政处罚法(草案)》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1995年10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行政处罚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会后，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各地方、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补充、修改，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决定提请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1]这段话既反映出了《行政处罚法》讨论和征询意见的过程，也表明了对该法的主要内容之一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特别是首次引入听证程序的讨论和征询意见的过程。其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第(四)项修改意见指出：草案第四十二条中规定，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三种行政处罚，当事人可以要求举行听证。有些代表提出，这一规定对保证行政机关正确地处理违法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这项制度只适用于这三种行政处罚，范围较窄，吊销各种许可证和执照也是对当事人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建议扩大允许听证的范围，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权益。因此，建议将这一规定修改为“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2]以上“讨论、征询意见以及修改”均包含了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论证的内容的意思。在这些过程中，行政程序论证的主体较为广泛，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政府专家以及人大代表，论证的标准依据是行政处罚法总则中所确定的宗旨和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如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

通过对行政程序论证的考察，行政程序论证的现状是：

1.行政程序论证大多依附于立法论证。只有在立法论证被重视以后，行政程序论证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反之，行政程序论证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了立法论证，但由于行政程序只是内容中的一部分，其论证强度也得不到保障。

2.行政程序论证多被作为一种工作程序对待，并无法定要求。由于是工作程序，其严肃性、规范性及效力就要打一定折扣。

3.行政程序论证的标准模糊，没有一个能让人很好把握的确切标准。如前所述，合法、合理成为设定行政程序的标准，换言之，合法、合理目前被当作行政程序论证的标准，然而，这种标准却相对抽象，没有具体化，实践中要很好地把握并非易事。

4.行政程序论证参加人的确定回旋余地很大。“相关部门”是一个随意性很大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有利害关系的部门；但有没有利害关系，其标准掌握在立法部门手中。同时，相对人参加论证的机会也不多，即使参加了也往往因疏于行政业务，而使行政程序论证流于形式，最终使论证成为形式公正而实质不公正的活动。

5.行政程序论证没有规划、方案和程式，因此，即使有程序论证也是一种无序论证、短期论证、临时论证，其结果是行政程序缺乏内在有机联系，相互矛盾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效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二、行政程序论证的分析框架

目前行政程序论证的现状之所以不理想，是受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拘泥于单纯就事论事式的论证。由于每一行政程序所针对的是各个有别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政的行为和监督行政行为，[3]因此这种来一个论证一个的论证模式确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论证模式所带来的另一后果却是行政程序论证的散乱，容易临时抱佛脚而使论证流于形式。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一个论证框架，使每一个论证行为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笔者认为这一框架须包含以下内容：

1.行政程序论证的主体

行政程序论证是一项离不开主体的活动。行政程序论证主体分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两类。

(1)一般论证主体

一般论证主体包括制定行政程序的机关，与行政程序有利害关系的机关及与该行政程序相关的行政相对人。

制定行政程序的机关通常情况下为有权进行行政立法的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人大和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和经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人民政府。既然他们制定出这些程序，当然就有他们的想法、理由，尽管这些想法和理由有时并不一定是合法、合理的。况且多数情况下他们之所以制定这些程序，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是行政程序论证的本原主体，行政程序论证自然离不开他们。

与程序有利害关系的机关主要是指该行政程序所对应的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以及有可能受该程序影响的机关，如《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听证程序针对的是所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行为以及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行政行为，而作出这些行政行为的机关诸如公安、工商、税务、水利、环保等行政机关，他们当然是听证程序论证的主体。有些行政程序可能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行政机关，但是在适用这个程序时，有可能涉及到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这类情况发生于行政协助领域，如海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助，其协助程序或海关行政程序涉及公安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则海关和公安机关均可作为该程序的论证人。与该行政程序相关的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论证是相对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直接体现，行政程序的一大功能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控制，以防止行政主体超越职权、。行政相对人通过对行政程序的论证，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实体性权利，而且还保护了程序性权利，而程序性权利即从行政程序中衍生。这些程序性权利如要求由中立的裁判者主持程序和作出决定的权利、被告知的权利、听证权、平等对待权、要求决定者为决定说明理由的权利等等。

行政程序参加人由上述机关和人员组成有利于论证力量的总体平衡，因为在论证过程中，各论证主体会朝着有利于维系自己的权力(权利)或利益的方面论证，如若由单一的人或组织或利益关系一致的人或组织组成论证主体，程序最终会沦为为某个主体利益服务的工具。行政程序论证主体的多方性，使得在论证过程中各种论证理由和证据融合，决定了程序是平衡各方权力、权利、义务、利益的产物，以免各方权力、责任、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偏废。

(2)特殊论证主体

一般论证主体是指程序论证都应参加进来的主体，而特殊论证主体是指因论证需要而参加进来的主体。事实上行政程序论证很多情况下都离不开特殊论证主体，这些主体是指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机关对行政业务的专业化决定其能独立解决一部分行政程序专业性问题，但很多程序所涉及的知识和问题则是行政机关所不能解决的。在现实中，仍存在应有专家论证而行政机关却取而代之的现象，这样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有时候经不住科学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2.行政程序论证的内容或任务行政程序论证的内容和任务，即行政程序论证的对象和事项，即对什么进行论证和论证什么，这是行政程序论证的核心部分。

(1)行政程序论证的对象

行政程序论证的对象当然是行政程序，具体而言，是散见于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各个具体程序，通过论证，阐明这些程序设置和不予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但前面提到，这种论证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论证，要完整科学地做好行政程序的论证，其论证对象不应拘泥于单个的行政程序，还应扩展至对这些单个行政程序有直接规范和指导作用的行政程序法，即要不要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这是多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困扰行政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行政程序法典对单个行政程序的设定，确立了带有规范性的参照标准，使各具体的行政程序有最直接具体的法律参照物，同时也可克服对各个具体行政程序进行论证的散乱状况。

(2)行政程序论证的事项

对于行政程序法典而言，其论证的事项涉及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中必要性是指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是否有助于行政法治的实现，即是否是行政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行政现代化意味着行政民主。必要性的判定标准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能否实现以下目标或对实现这些目标有很大帮助：第一，能使公众参与行政管理，使公众获知行政管理信息，这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应履行的国际义务。根据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一般情况下，各成员方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成员方国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等地享有其他成员方政府和贸易经营者获悉贸易法规、政策的权利，即一成员方在履行贸易法规、政策的国际透明义务的同时，也要履行贸易法规、政策的国内透明度义务。同时能保证公众对政府及公务人员有效实施监督。第二，在行政领域推行科学管理。例如，行政机关为保证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在决策过程中和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进行可行性论证，找专家咨询；行政执法机构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检验、鉴定、勘验等，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可以对这些做法予以规范和保障。第三，能使每个具体行政程序民主、公正和科学。因为民主、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不仅是行政行为实体公正、准确的保障，而且其本身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化中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这些价值有参与、公平以及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固然会形成正确的结果，但是这种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并不因此得到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4]第四，能在行政法制的运作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指行政程序法典能实现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有关行政法制的内容，使这些条款变得具有操作性。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可将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业的途径和形式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具体化，使得人们不致于在众多具体的程序中艰难寻找这些途径和形式，在现实中，公众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和形式参与行政管理的情况大量存在。“启下”是指行政程序法典能统一协调好各个具体的行政程序，避免出现行政程序矛盾、重叠、程序空白，以达到对各个具体程序进行指导和规范的作用。第五，能符合当今国际竞争的主要规则，主要是WTO多边贸易规则。WTO规则是各成员方政府参与和制定的，它约束的主要对象是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应符合争端解决机制的统一性，能融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之中。

可行性是指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这些时机和条件包括：第一，有坚实的法理基础。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法理包括公正程序的原理，法治国理论和依法行政原理。公正程序之原理，是以英国法的“自然的正义”(naturaljustice)原理和美国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法治国理论和依法行政原理起源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德国)，它包括两个主要原则，一是所谓“法律优位”原则，二是“法律保留”原则。第二，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5]第三，有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对于推进我国行政现代化具有意义。第四，有强有力的实施行政程序法典的组织保障和技术保障，包括行政程序法典的执行者和监督者，社会物质力量和其他需要借助的现代科学技术。

对于各个具体的行政程序而言，其论证的事项就是看其是否合法和合理。其中合法是指这些程序的设置符合宪法、行政程序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原则和规定。合理则要把握以下几个标准：第一，行政程序的指向明确，即该项程序是处理行政事项的最佳选择。第二，行政程序适用范围清晰，即该项行政程序是针对哪些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的行为或监督行政行为)而言的。第三，行政程序适用条件清楚，即在什么情况下启动该项行政程序。第四，行政程序所针对的行政行为既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义务的履行，又能使行政主体最为充分地行使行政权力、承担行政责任。第五，该项行政程序自身结构合理，每一个步骤和方法都是最佳设计，没有多余和重复，也不致过于简单，每个步骤和方法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

第11篇

行政诉讼的本质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进而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和发展人权，维护行政秩序，从而达到依法治国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与整个国家人民法制化进程尚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中国行政诉讼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方面的主要困惑在于：缺少一部行政程序法通则或法典，出现了司法审查没有相关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运用基本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情况，典型的案例有：

例一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不服退学处理决定案。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第一学年学习过程中，受到学校的退学处理，但是其后两年田永一直以该学校学生的身份在学校学习生活，并参加了毕业考试。最终毕业时，学校认为两年前就已经做出对田永的退学决定，因此拒绝颁发毕业证。田永诉至法院，当时的北京法院，在没有任何法条依据的情况下，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听取原告田永申辩，也没有向原告本人宣布和送达为由，认定被告构成程序上的违法，开创了我国在行政判决中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案件的首例[1].

例二2004年，在上海，汪某诉黄浦区公安分局不服治安警告行政处罚案件。起因是一起普通的治安处罚案件，但是由于被告公安分局在作出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处罚决定行政行为时，笔录记录上时间显示了两个行为发生时间的年月日，是在同一天，但没有注明行为发生的时点分点。原告汪某及其人认为处罚告知行为发生在处罚决定作出行为之前，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法。上海的一二审法院形成不同观点，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原告的观点，在没有任何实体法律条文依据的情况下，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依法撤消了一审判决，同时也撤消了公安分局的处罚行为[2].笔者认为该案意义十分重大，当前司法审查关于行政程序的标准，一般是合法性审查，也就是硬性审查，合理性标准一般不涉及或较少。而例二，就是法院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行政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是程序正当，而且程序也要符合合理性。上述两个案例，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都运用到了法律基本原则来判决行政诉讼案件。一般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中判决案件依据的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98条解释》，而对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样的基本法律原则来审判案件没有作出任何的成文法上的规定。本文针对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适用上的盲区情况，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着眼点，试图来解决在行政诉讼中运用法律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概念

（一）行政法的基本法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目前的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不同法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就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行政法基本原则表述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群众参与原则、民族平等原则、效率原则、法制统一和依法办事原则等数项。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将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为两项,即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过于原则,过于概括,应予以适当具体化。从外国法律思想中移植而来的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基本行政法原则尚未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接受，更谈不上运用和发展了[4].行政法基本法律原则，目前是多种学说争鸣，出现了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二元论之说，限权力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责任行政原则三元论之说，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越权无效原则等多元论之说等多家学说。但总得来说，笔者认为，行政法基本法律原则是效力贯穿于行政法始终的行政法根本规则，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虽然在当前我国行政法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5]，但是借鉴外国行政法的先进法律理念，既是司法审判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行政法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发达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6].在西方国家,对行政行为特别要求程序公正,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它们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西方理论界对其包含的内容分二元说和三元说。二元说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括两项规则[7]：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在受到处罚和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意见的机会。

本文采纳了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的三元说观点，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括三项规则。其一,自己不应成为自己的法官。所谓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涉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务或裁决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争议时,应主动回避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回避。在西方国家,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首要要求,根据这一要求,不仅行政官员在处理有关事务或裁决有关纠纷时,如涉及其本身或亲属利益要予以回避,而且行政机关还应设置相对独立的机构（如行政裁判所、行政法官等）裁决涉及行政管理的有关争议；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提出指控的机构不能直接作出处理裁决,而要提请与之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裁决。否则,亦构成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的行政违法,违反任何人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公正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虽然没有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的直接表述,但其法律精神是相同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由实施相应行政行为以外的机关处理行政争议,避免行为机关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其二,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做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做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除非有法定保密的要求,都必须说明理由。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和规章,应通过政府公报或其他公开出版的刊物说明理由；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应通过法律文书（或口头）直接向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说明理由。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要求。

其三,听取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做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做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必须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做出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还应依相对人的申请或依法主动举行听证,通过相对人与执法人员当庭质证、辩论,审查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与合法性。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听取相对人陈述和申辩以及听证的要求。

三、法律程序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司法统计2000年—2005年以来，笔者所在法院，共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来判决行政案件5件，占所有审结案件的0.6%，涉及案件的主要类型有两大类，一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程序的合理性问题。

（一）是行政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法中的行政程序，是指作出某种决定或实施某种行政行为的过程，它通常是由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四要素构成的，一般而言包括立案、调查取证、作出决定、形成文书、送达等步骤构成的。由于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可借鉴的《行政处罚法》中对行政程序的规定也只限于行政处罚程序，而且规定的也比较粗。因此审判实践中，笔者认为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所指得“法”，不仅仅是法律、法规、规章，而且还包括法律基本原则。

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审判案件，主要遇到的程序合法性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送达程序。主要是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中，对法律文书送达采用的方式、送达的人员、送达的时间等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了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受理的行政拆迁争议应当在30日内作出行政裁决书，但是没有规定裁决书应当在什么时间段内送达。参照司法理论与实践，行政机关一般应当在文书做出之日起十五日内送达给当事人，超过期限视为程序违法。

2、告知程序。告知程序与处罚程序两个行政行为之间，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间隔的合理的时间段，是三天还是一天还是几个钟头。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同一天既作出处罚前的事先告知行为，又作出行政处罚行为。但在工作笔录中一般只注明当天工作的年月日，对时分并不注明，告知行为与处罚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从笔录上难以辨别，不能证明在行政处罚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履行了事先告知和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如果没有其他证据，程序也应当是认定违法的。

3、内部程序。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中，行政机关往往将自认为其不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部分，列为内部程序，认为是不受司法审查的。在诉讼过程中，也不将相关证据提交法院。而这所谓的内部程序，主要是行政首长的审批、决定文书。笔者的观点，行政行为一般是由工作人员的调查与行政首长的审批相结合而成的，缺一不可。从行政行为的过程来看，最终对当事人产生实体影响的决定正是在内部程序形成的。而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对该内部程序的不举证，应当视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二）是行政程序的合理性问题。

程序的合理性不仅仅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对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的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对程序正义的实现来说，需要决定的制作者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说明理由，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促使人们建立起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同时法律程序应当反映形式理性的要求，即程序的操作应体现职业主义原则，程序的展开符合理性推理的一般规律——程序步骤先后的合理性、通过程序而产生的决定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法律程序可以满足理性化的基本要求[8].

举例而言，在行政处罚行为过程中，行政机关事先告知处罚行为是在行政处罚行为前的哪个时间段，行政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就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但其时间的长短，足以促使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形成自己的判断。类似于本文的例二的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中，就存在行政治安处罚决定与事先告知书仅仅相隔二十分钟，使得行政相对人有对行政处罚行为是否经过相关审批程序还是事先已经形成了处罚书作出合理的怀疑。

四、几点法律思考

笔者所在法院，行政诉讼中，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过程中，最终能够认定行政程序违法、判决撤消行政行为的案件仅为20%，其余80%都采用了在判决主文部分指出程序上存在问题但也不撤消被告行政行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方式，出现这种尴尬情况，笔者分析：我国的法律传统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奉行“结果好使一切都好”的实用哲学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只是附属于实体的工具。随着法治化的发展，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中行政程序的现实价值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国的立法对于行政程序化有了一定的强调。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的里程碑，从形式上第一次系统完整的规定了某一类行为的程序，确立了行政处罚中的公开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体现正当程序的制度。但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毕竟尚在制定过程中，现代程序制度在全国行政立法中还未系统、全面、普遍确立起来，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没有在成文法中承认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法官慎重和谨慎的运用法律原则来判决案件。“法理或者学说在推论中被运用来论证正当理由，在我国并不缺乏实例，只是被我们所疏忽罢了”，但是“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原则”[9]，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案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司法实践对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价值——程序正当的追求。因此，笔者建议：

1、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列入法条之中，使得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做到行政程序审查，有法可依。

2、尽早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严格规范行政权，体现法制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这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而行政程序科学合理与否，是衡量一国行政法制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程序法的内容上，应当具体规定到：（1）立案制度，在作出一项涉及到相对人利益的决定前通知有关的利益关系人；（2）听证制度，保证相对人均享有听证的权利；（3）陈述、申辩制度，当事人享有辩解、质证的机会和权利,包括当事人自己辩解和质证以及委托人辩解和质证；（4）回避制度，行政主体公正无私,不与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回避该行政行为；（5）集体讨论制度，行政决定的过程必须是行政机关两个以上工作人员集体理性推论形成的；（6）审批制度，自由裁量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7）时效制度，行政效率应当从相对人方面进行考虑，对行政行为应当设定时间范围；（8）送达制度，对送达行为应当规定相应的人员、方式、时间等（9）无效制度，明确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无效。

[1]参见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行政法丛论》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2]参见吴偕林，《行政处罚程序之不合理运用及其效力认定》，《上海审判实践》。

[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学》。

[4]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基本原则新探》，《湖南社会科学》

[5]参见王锡锌，《行政程序理性原则论要》，《法商研究》

[6]参见王明扬，《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

[7]参见李剑兰、张敏，《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与基础理论的关系》，《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12篇

本文中的行政解释取其广义，即行政机关所作的具有事前性、规范性和抽象性的解释。之所以将“准行政解释”包括在行政解释之中，是因为：首先，在解释主体上，具有限定性。尽管与狭义行政解释中的特定解释主体相比，它们的解释主体非常广泛，但它至少是限定在行政部门之内的，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才能制定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只有这些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才能称为“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均无此权力。其次，在解释“资格”上，具有职务性。制定权的职务性意味着政府不制定即怠权失职的不作为。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前提是要对它的上位法进行解释，因此这里的解释也是职务性的。不论是创制性文件、解释性文件还是指导性文件，都不是依相对人申请作出的，而是依行政职权主动作出的，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产物。第三，在解释的思维方式上，具有非任意性。虽然“准行政解释”与正式制度层面的行政解释在解释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同样具有事前性、规范性和抽象性，同样是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执行政策，针对不特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反复使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因为如此，解释者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程序进行解释，任意性解释在理论上可能导致无效，在实践中则会给“依法行政”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点在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本文所谓行政解释从外延上看包括行政立法机关对其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的解释，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制定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前对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以及在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对该文件内容的解释。从性质上看具有事前性、规范性的抽象行政行为，这是符合我国整体的法律解释框架的。至于最广义的行政解释，一方面，因为它只是执法人员在个案中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的解释，其效力只针对特定人和事，不具有我国行政解释所强调的普遍效力和立法性质；另一方面，面对变幻无穷的社会生活，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实施地多为自由裁量的行为，在个案中的解释更多地只能选择能动主义的立场，因此本文将它排除在讨论之外。

一、行政解释中克制主义的引入

克制主义是在司法规范化语境下的法律解释中与能动主义相对的概念。能动主义基于法律规则自身的滞后性、僵化性及不周延性，认为法官在裁决过程中考虑法律的、道德的、政策的、经济的等多方因素，对法律规则进行能动的、创造性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主张。而克制主义基于传统（或古典）的形式意义的法治理论，相信作为人类理性与智慧的结晶，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能够解决大部分案件，即“法官应忠诚于法律，要表现出对法律（尤其是制定法）的绝对服从”，[4]不仅如此，“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一种方法以揭示其含义，需要一种论证为其辩护。解释方法的选择常常对特定解释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5]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克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使用法律方法细致、全面地说明案件的裁判理由”。[6]综上可知，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都要求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都承认法官的解释是沟通法律与案件事实的桥梁，二者区别的关键不是性质，而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和受到多大限制的程度问题”[7]。与能动主义相比，克制主义更强调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应持有一种恪守法律规则的理念和立场，要求法官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对其解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其基本特点是：（1）强调法律解释应遵循客观性原则，解释者进行必要的“自我限制”；（2）认为法律解释具有方法论属性，强调“法律程序”方法的运用。在行政法领域，还没有人使用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或论证行政法的原则和制度，或者从能动或克制的视角审视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一般认为法律解释只存在于法律适用的司法领域，行政只需要执行法律即可。特别是对于克制主义，很少有人会将它与行政法治相联系。这是因为“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动意义的、扩张意义的、实质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行政法治观逐渐占了上风”，[8]人们当然地认为现代行政就是积极的、能动的，克制主义与之格格不入。加之克制主义的基础是形式意义的法治理论，而“形式意义的行政法治完全有可能走向‘人治底下的行政法制’，进而走向法治的反面。例如现在有些行政机关借‘依法行政’之名，自定规章，自我扩权，实际上为小团体利益服务”，[8]这更容易使人们将上述自我扩权的行为归罪于克制主义。殊不知这并不是克制主义的错，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没有遵循克制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造成的恶果。尽管现代行政法治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依法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地活动，并为全社会服务”，[8]这种能动的行政法治观被强化，但行政法“限制和控制政府权力，以此来保障个人自由”[9]的基本宗旨仍然没变，依法行政仍然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就行政解释而言，其姿态和立场的选择应该与行政法治的要求相适应。如果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更多地只能选择能动主义的立场，那么在进行抽象的行政解释时则应该更多地秉持克制主义立场，以此对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地过度能动予以制衡，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主体的多层级性导致行政解释的混乱。在我国，除了享有正式行政解释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外，其他行政机关都可以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解释并制定规范性文件。具体说来，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局、司、办，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厅、局、办，省会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以成为其主体。由于用人制度、干部选拔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行政解释主体的综合素质往往与其行政级别的高低成正比，由于层次和职务的不同，其视野与眼界存在着差异，从而影响对法律、法规、规章的理解和解释，进而使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扭曲变形。另外，一些不具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或条件的组织，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在制定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制定和解释主体混乱。其次，“准行政解释”的解释程序严重缺位。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对于当下制度性存在的行政解释，目前《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其解释的整个过程作了较严密的程序规定，虽然仍不尽如人意，但毕竟相关机关随心所欲地解释的冲动会因此受到较大限制；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却只在《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里有简单的规定，且各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也是处于摸索阶段，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制定程序尚且如此，解释程序的缺失就更不用提了。程序的简单灵活是当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产生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外部监督不健全导致行政解释的随意。虽然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对行政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国务院、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依法认定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不适当”而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但在实践中启动这些监督程序基本流于形式，有名无实。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仅仅停留在间接审查上，复议采用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问题排除在复议之外。通过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更具操作性的监督方式，也是世界许多法治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但在我国，目前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十分有限，法院只能在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鉴别评判，认为不合法的，法院也只能撤销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直接否定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第三，主体的自身利益导致行政解释的扭曲。作为各级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内涵极模糊、极具可塑性的流变的概念，会因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任务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地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客观上各级行政机关自身又是一个利益主体。政府是由不同的职能部门组成的，这些不同的职能部门担任着不同的政府角色和行使不同的职能权力，这种职能与权力的划分必然带来利益的不同，这样就导致和产生政府行政行为中的“部门主义”行为。[10]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一种事前的、抽象的、一般的规定，常常是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依据，影响面及于该行政机关所辖区域内的不特定相对人，如果不对解释和制定它的行政权加以制约，其侵害性涉及面会更宽，社会影响会更恶劣。

二、行政解释中克制主义的运用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寻立法者的原意，体现对立法原意的尊重，而行政克制主义则更多地侧重于“克制”的初始含义，即抑制、自我限制，强调行政机关的自律，“这种自律加强了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新形式。”[11]它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在法律解释时，应尽量抑制各种冲动，不得为小团体利益进行自我扩权，作出超越法律精神的解释和规定，体现了对上位法的尊重。那么，如何才能在行政机关解释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实现行政权的自我限制？笔者认为，以一定的法律程序来限制行政解释正是克制主义在行政解释中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体现。法律文本的语言是一种表达社会法律秩序的观念系统并借助于法律适用来加以实现，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需要依赖于对法律原意的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总是存在着“正确性”问题。在司法领域，为了确保法律解释的正确性，克制主义通常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原则出发，强调文义解释方法对于维护法治的重要性。但即使如此，也还有问题。因为法律解释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释放法律的意义，不同的语境会呈现多种可能的意义，即法律解释的结果具有多样性。而解释者最终必须要对几种解释进行选择，形成唯一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法官无法从一般性的规则中机械地演绎出判决，他们必须解释法律规则并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中做出选择。为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官的选择不至于专断，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必须为他们的选择说明理由，以使诉讼参加人服判，于是，法律论证方法出现了。法律论证是公正程序内最重要的东西，[12]是排除司法专断的有效措施。在行政法领域，克制主义的“自我限制”及文义解释首先体现为要求行政主体对其上位法给于充分的尊重，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精神和具体规定进行准确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平衡。在解释并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些下位法时，依据法律优越原则，它们的内容不得与其上位法相抵触，否则即为无效。一旦离开了法律这一本体论的基点，解释便会丧失客观衡量的标准。与司法过程中的解释相似，行政解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结果，且行政主体享有比法官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权运作不拘一格，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是当代行政国的另一重要特征。”[13]从理论上讲，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越大，行政解释的错误率也就越高，克制主义所主张的客观性就越是难以实现。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作为保障，仅空泛地强调文义解释，即使排除行政机关借公共利益之名自我扩权的情形，行政机关也极有可能因主观上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存在偏差或对客观情况缺乏全面正确之了解而无意中曲解法律法规的原意，或对法律法规作出不适宜于当地实际情况的解释。经过这样的解释而形成的结论出现合法性或合理性问题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必须以一定的方法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权加以制约。制约包括来自外部的监督、审查和权力内部的制约。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对行政解释的外部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这也反过来凸显内部制约的重要性。内部的制约就是克制主义所谓的“自我限制”。为了排除行政机关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行政法规性文件的制定权对法律法规进行任意解释，以及由于其主观上的局限误解法律法规的精神，更需要法律程序及法律方法来证立其结论，论证其解释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即：为了表明其选择是合法合理的，行政机关必须证立其选择。证立的正确既依赖于辩论程序的合理性，也依赖于其结论的可接受性。而可接受性通常与共享特定价值的特定共同性有关。只有生活在相同生活方式中，共识才是可能的，只有参与人共享某些特定的规范与价值，并愿意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时，法律解释的论证才能理性地进行。[14]这意味着程序设计的重要性，尤其是法律论证方法在程序中的突出地位。

通过程序的设置，一方面，它们能够使公民参与到行政决策中去，使不同利益主体通过该程序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制定主体也可以借此吸纳民意，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得更加公正、合理，以尊重民意的姿态证明其选择的正当性，从而增强其决定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由于制定主体必须在一系列程序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就提出该主张的理由作出解释，同时还要与各方进行辩论和商谈。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程序是解释和制定主体运用法律解释中的法律论证方法，为使其选择方案获得公民的认同而作出的劝说和说服的过程。遗憾的是，我国的行政解释程序严重欠缺。我国自古就缺乏严格法治的规则意识，“自秦代以后对规则就不那么认真了，天理、人情为旗号的‘灵活性’原则代替了规则的严肃性……对待规则我们就像对待商店里的商品一样要求进行打折。我们有太多的例外，以至于例外本身成了主流规则”。[15]这种传统使得行政机关在行政解释时不习惯于受法律程序的束缚，社会也普遍认为应该给行政机关多一些自由裁量的空间，程序的过多设置会给行政机关能动地管理社会制造障碍，相应地，在解释立场上，我们更倾向于能动主义。正是这种解释立场给了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及规章这些“被解释对象”进行肆意突破的机会。尤其是众多的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解释，即使有程序也主要是内部程序，缺乏公众参与的外部程序，尤其没有将行政听证程序纳入其中，这无疑是一大缺憾。缺少法律程序的约束，缺少法律论证方法的运用，缺少制定主体（解释主体）与相关公众的协商、沟通、博弈和对话，行政解释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科学性。只有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参与和论证程序，行政克制主义的立场才能真正在行政解释中得以体现。

作者：吕复栋尹萍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