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3 05:02: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验主义剖析材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历史学；可能性；必然性；可知论；认知边界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60-01
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这是学习历史学课程无法绕开的第一课。历史学既然是以人类的历史为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性质本身做以下的几点了解。
历史学者所能接触到的研究材料多数是以文字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至今，这些材料更加本质的属性乃是信息，换言之历史学是一门使用和研究信息的学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并非历史，那只是历史遗留至今的痕迹和投影。因为真正的人类历史无疑是用行为来书写的。所以说历史学并不仅仅是研究信息的学科，对信息的掌握、使用和研究都只是历史学的研究手段而非目的。历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乃是人类的行为活动。而这些行为活动的主体，则是人类自身。
说到人类自身，我需要提到一条无需再行证明的公理：作为任意一个个体而存在的人类，其人格、思想观念、行为模式都是独立而且独一无二的。如果承认和尊重个人人格与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那么我将引申出以下两个观点：
个体思想意识的自主性为人类的活动带来了无法计算的庞大可能性，因此一切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不可能建立起毫无反例的、精确的、带有必然性指向并且可以完全掌控的逻辑关系。这意味着往昔无论是宗教、历史哲学或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构筑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虚妄的——人类个体思想意识的自主性决定了人类社会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本就并不存在。
同理，因为无法建立自然科学式的精确必然的逻辑，人文学科的成果注定无法从经验升华为定理，也自然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科学。无论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规范在研究中要求和应用到何种地步，也只是在构建相对普遍和更加符合实际的经验主义阐释，无法改变其本身并非科学的本质。若是被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日益科学化的方法所惑而不认识到人类及其社会的上述实质，则很可能重蹈覆辙，再次陷入“构筑真理”的误区。
在这一结论面前，想必我也不用在“人文科学”这个字眼上多费笔墨。而历史学本身，则是一种在庞大信息支撑下对人类行为活动所进行的经验主义阐释。它所能得到的结论不具备必然性，但又和人类社会非必然的特性相吻合。与此同时，历史学作出的经验主义阐释则有相对数量最大涉及也最为广泛的信息作为支撑，这恰恰是“经验主义”所最需要的要素，也是历史学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除此之外，我还需要申明：采用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研究人文学科终究是有益的，因为这使得作为研究成果的经验阐释更符合实际情况，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可应用性，但是仍然格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经验视作真理，因为人类现有的经验本身也已经给出了数不胜数的教训。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可知论的。人类个体思想意识的自主性本身不但不与可知论产生任何冲突，事实上还为可知论的可行性提供了可靠的支撑。但我在此将要涉及的观点与人类能否无限制地认识客观与主观世界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人类应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是否应当人为地划下一条边界并且在认知和解析世界的过程中做到永不越界？
关键词 萨特；形而上学；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316-（2014）01-
近代哲学的开启就是人的理性的发现，启蒙运动的实质体现在对理性主义的推崇，近代哲学的主体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所谓的理性就是人的认识理性。近代哲学也称认识论的哲学，近代这些的焦点和问题都集中在对认识的研究上面，认识的起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和认识的价值。同时近代哲学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开始脱胎于哲学，进行收集材料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还是没有彻底摆脱哲学的束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影响，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哲学的基石，主要是认识论上的证明，科学为哲学的现实的经验材料和实验证明。近代哲学把哲学引进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关于认识问题的争论，结果不能证明感觉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理性刚开始脱胎于就宗教体系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理性自身的证明确实很薄弱，所以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宗教徒，因为理性在现实生活和认识过程中显得脱离现实和不可靠，因为很难通过人们的直观感觉验证。反而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受到人们的推崇。甚至，今天这些哲学内容仍然影响着自然科学和哲学。
近代的哲学以理性和自由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理性是基础，自由是目的。然而近代的发展状况导致理性与其结果，社会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却越来越与自由无缘，反人道主义，贫困、疾病和死亡仍然使人们恐惧，近代的发展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对现实问题的担忧，反而增加了人的思想负担。社会的复杂化使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越来越模糊。各种学说的泛滥，却得不到最终的解答。理性和自由变成人们不可理解的东西。科学、文明、理性、自由和道德是矛盾的。
自由的失落促使人们走向机械主义的世界观。或者是直观的经验感觉，启蒙致力于开启人们的理性，人们却连经验都很难理解，理性依然是神学的附属物，理性的源泉仍然要从上帝那里去寻找，所以宗教仍然是近代人不可不说的话题。理性和自由的分裂，人们所理解的理性至多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理性，研究某些具体事物的特定方法，理性的普遍性仍然是不可知的秘密。而要把这种规律推广开来，就只能是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内容来代替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理性方法内容来代替哲学的基础的理性形而上学。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是容纳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根本法则，这个世界的基础自然因果律。因此，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共同点是在承认世界的可知性的基础上的不同争论，经验论把理性归结为某种人的具体感觉和一些物理运动，而唯理论者强调这种思维的力量，几乎所有的近代哲学家都倾向于严格的决定论和宿命论。这种对必然性的肯定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自由和这种理性的必然性是格格不入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变成一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这种普遍性貌似把人和自然的共同规律揭示出来，实际上是给人和自然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缝，人和自然的断裂。自由和人类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对立造成宗教仍然是人们头脑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然这种哲学的代价也是惨痛的。
所以近代哲学要么掉入是休谟的怀疑论，或者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机械性形而上学，或者是形而上学和宗教是一体的。
形而上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以超验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这与宗教相似，而在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看来，这些超验的对象或是不存在的，或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达到的和不可认知的领域。尽管以往的形而上学试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然而从形而上学从来也不具备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而18世纪自从牛顿建立起来的力学为榜样来衡量知识的有效性，形而上学的地位岌岌可危。“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
为了超越传统决定论的独断结论，萨特对存在和存在者进行区分，认为传统哲学的关注重心在存在者，而哲学研究的真正本质在存在，萨特对人和物进行区分，人的存在不同于物的存在。萨特所提出“存在先于本质”。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假设中实现了，人和物的区分；对人的界定放在具体的现实之中，反对抽象的一般的人的存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人的存在；不是从关系性的角度来解释人的存在，而是从人自身的选择和反思之中获得自我的存在。
人的存在作为创造性的自由的存在，是先于他的本质，所有的意义和成就的产生的前提是“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所以人的存在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本质是创造的，主体是自主的，结果是人自身确定的选择，所以一切后果和责任应有主体存在自身来承当。
一、对我物主义的批判，确立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
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从自我的主观出发。存在主义认为外在于意识的东西来解释意识行不通，这种飞跃造成的鸿沟是无法填补的。这种反映式的和理性主义的还原主义如何能够超越客体世界呢？所以要获得对意识的解释只能从主观主体出发，来获得对世界的整体性解释。
萨特存在主义还对理性主义的抵制，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否定，对决定论的排斥，因为他们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作为存在世界的创造者的人才是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哲学基础。
人的存在和自由选择地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在某一个框架之下被决定的。一切都是由存在生成出来，人类世界和社会是一种相对于世界的存在，人与世界是两种存在，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对决定论的否定在于存在主义坚持从主观意志和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的来源和一切本质的基础，萨特提出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即人学辩证法，他认为两种客体在空间中的关系是外在的，而辩证的运动是人的主观观念的运动，是总体式的，从观念出发才能解释世界的关系和运作。辩证关系是无法直接放入具体事物之中。
抛弃唯物主义是萨特的真正目的，也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假设。
二、自由：一种形而上学的给定物
存在的非本质性就是偶然性。现象总是与意识和意向的活动有关的，是通过显现和显现物来指示存在，而不是存在本身，存在是意义的存在物。这个超现象的存在就是自在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它是不透明的、无变化的、充实的、无意义的萨特给自在的存在规定的三个特点是：“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
与自在的存在相对的是自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被定义为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 虚无什么都不是，但却要成为什么都是。作为存在是主体的能动活动的展开，它是生生不息的，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和实现自身的本质，整个世界和万物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存在才有意义，万物的本质是注定的，人的本质却是由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在这里作为主体不仅创造自身还改造这个世界和社会。这里的主体是个体主体不是社会性的主体。因为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作为形而上的存在的合法性。存在就是万物，而这些都是虚无的，因为作为存在者是不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有在诸多存在中选择其一来实现，因此世间混乱不堪、人们勾心斗角。自由的根源虽然找到了却无法实现。自由变成一种盲目的无知、欲望的充斥。自由给自身下了一个命运的诅咒。自由就是被存在和负责任。
由此可见，这样萨特所说的自由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纯粹，一种现象学的意识和一种意向性的主观状态，这里的存在是个人的主观性存在。然而这种主体性的主观内容却获得必然性的内容、这里的自由也只能是想象和假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没有涉及到历史性的内容，不具备社会性的内容，这样讨论自由脱离具体的国家民族和历史社会基础的形而上学假设，这样的自由和存在都不是人的存在。
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正因为人生活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上，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世界上的一切没有绝对的意义和最终的价值，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无法使人们相信自己的现实具体的生活意义。不同的的选择对应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责任，生活之中没有真理、明确的方式，人只能孤独地创造，人有绝对的自由。一切都是自己自主选择的，因为人是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开辟了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道路。虚无的哲学和存在的哲学是同义语自由是从虚无中获得，在虚无中才能实现自由，这里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存在主义的自由就不堪一击，存在产生虚无，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要真正理解存在就是把存在做虚无化的理解，只有这样才把存在和虚无统一起来，这是对现实世界无奈的叹息，人的本质是虚无，是因为人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却又幻想无所不能。人是被毁灭的对象，又是创造一切的对象。人不满现实的惨淡又希望生活的幸福。人们的存在是虚无的，所以他人的价值无足轻重，个体的价值至上，他人是工具，我的自由是和他人自由不可融合的。
在选择和行动中人的自由得到充分的体现。通过人的选择和行动，人才能认识到自由，这样对于生活之中的人主体性辩证法才能解释人的本质。
三、人道主义的假设
存在主义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特别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萨特发现生命的脆弱和现实生活的中人的价值的无从实现。社会的文明和野蛮是没有什么却别，甚至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破坏力更强，甚至是灾难。存在主义反映现实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人们生活的悲剧性，战争的残酷这，这些都导致人们的对自由实现感到绝望。但是马克思不同的是在批判这个落后的世界中发现改造世界的工具和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合法性依据。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是他不是通过哲学的假设来导出自由的来源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性。自由和人的发展命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而这些主体的就是人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变迁过程。自然、社会和意识的一般规律不是从头脑和人的愿望中产生。这一切都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唯物史观的物质和人性不是抽象，而萨特却故意远离这些内容，把这些当成一种必然性的死亡。存在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导出人道主义，来对社会现实的控诉。这种哲学与其说是是一种解决方案不然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没有从现实生活的辩证发展来证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依赖条件。存在主义是建立在理论预设的前提下直接就是人道主义的统一。从物质出发决不是从什么并不存在的抽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物质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性或人的价值是需要说明的。人性、人的价值不是天然存在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上形成的社会生活的模式，并且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同取向。
在“存在先于本质”之后，萨特的另一个假设人道主义声称存在“人学空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以强调人的价值为核心原则上的思想倾向。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从主观开始存在主义首先面对的就是人自身，人的现实困境，存在主义自然朝向人道主义这种种价值观念。上升到人道主义的角度，不是能简单地断言存在主义或者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唯心主义的。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存在主义实现了哲学问题的变换。
萨特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思路认为可以把和存在主义调和起来。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并没有从内部说明的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性，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这样的思路就把哲学与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有马克思之前的人道主义混淆起来，人道主义在存在主义那里并没有实现超越，然而也把做了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思路将哲学拉回到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将马义原则的强调来克服这种内在分裂时，实际上存在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道主义为前提，克思主义哲学置于内在分裂的境地，价值与历史的分裂。从历史观的角度通过对人道主。
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上说都是从个体自由的意识性的形而上学的假设，都是把人的自由规定为最普遍的存在和最终价值追求。主体的理性是不能被代替，这样在主体性形而上学中达到了完成。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9.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7.
[3]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子长县矿产资源管理站
（2019年3月）
根据县纪委、组织部关于开好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要求，我就支部班子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子长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党支部共有党员8人，其中离退休党员2人，在职6人，共设支部书记1名，组织委员1名，宣传委员1名。
一、对照检查查摆存在问题和不足
根据组织要求，通过与单位成员谈话谈心、征求意见，经对照检查，归纳整理，支部班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1.政治上不够成熟，不够敏锐。多数班子成员认为我站工作主要是落实矿山企业管理的业务工作，忽视了对政治理论的系统学习，因此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了解和鉴别，缺乏警觉性。不少班子成员习惯于惯性思维，总认为只要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安排工作习惯于从分管领域出发，遇到困难总是想先解决自己分管的，完不成任务总是找客观原因。大局意识不强，协作配合不力，影响整体工作推动。
2.班子成员之间思想交流不够。多数人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奉行“好人主义”，很少深挖细究，对同志的缺点旁敲侧击的多，错误地认为说到别人的痛处，会伤及同事之间的感情，不利于单位的团结。比如，单位同事办事考虑不周，影响了自已的工作，造成彼此心中有芥蒂，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交流，就影响了同事之间的关系，甚至发生矛盾。
3.党建工作责任落得不实。对单位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我们是基层单位，是办具体业务的，党建是党委和总支的事，我们作为基层单位只要能过的去就行，能应敷检查就行了。对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抓的不够，特别是对干部的工作纪律，作风建设抓的不严，不能够以谈心沟通的方式及时提醒警示纠正他们在工作、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时甚至搞“一团和气”。对个别迟到早退，无故不上班，不请假，办事不主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鞭打快牛”、“干好干歪一个样”、“干跟不干一个样”，单位没有形成激励约束，积极向上的工作机制。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深入学习、广泛讨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存在以上问题的深刻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学习不够。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有时把学习当作政治任务，平时学习只是满足于看看报纸、浏览网面、读读文件。反思起来，主要还是轻视学习、放松理论武装，做不到主动学习，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学的多一些,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学的相对少一些。面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健康东西的影响，忽视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不够，理想信念的根扎得不深，没有通过学习解决好理想信念、群众观点、思想方法、精神状态、执政能力等问题，导致对深层次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
（二）宗旨意识不牢。对延安精神的重视弘扬不够，接触群众少了，离群众远了。在安排工作、部署任务时，注重上级要求，忽视了问题能否解决、群众是否满意；在干部考核评价、督促指导上，主要看工作任务完成了没有，而不是听取群众的意见、看群众怎么评说。
（三）创新意识不强。大部分班子成员改革创新意识不足，在工作中存在经验主义和惯性思维，不能主动学习新事物、思考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有些同志在工作上有许多新想法，但是缺乏勇气，不能大胆作为，习惯按老一套办事。
（四）责任意识淡薄。在班子成员中存在着求稳怕变、求稳怕险、求稳怕错的思想，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锐气不足，在问题和困难面前缩头缩脑；有的工作满足于现状，创新意识不强，缺少应有的进取精神，滋生了随大流，满足于不违规、不触线、不出事思想。有的在工作上不愿意动脑筋，只求得过且过、未能尽心尽责；有的遇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以致在不知不觉中拉大差距，在犹豫不决中丧失机遇。久而久之，抓工作的韧劲没有了，恒心消退了，敢于担当、敢闯敢为的责任意识逐渐弱化，造成不做为的现象。
（五）党性修养有所放松。近年来，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班子成员放松了对党性修养的要求，放松了对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革新能力的重视和提高。在政治理论学习上自觉性不强，思考问题不深，自我反省不够；班子成员间平时相互交流交心不足，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批评不足,相互批评更少。
（六）纪律执行有所松懈。班子仍然存在纪律管束执行不够到位的情况，没有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对执行政治纪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政治纪律的内容向干部职工宣传教育不够。一些应该执行，能够执行的制度执行得不严格、不彻底。对干部职工思想、纪律、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苗头重视还不够；对身边的一些错误行为，批评和纠正的力度还不很大，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好人主义”和怕得罪人的思想。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针对班子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将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强化整改落实，务求我站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成效。
一、建设学习型机关。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班子为目标，坚持每周一定期学习制度，加强对干部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及业务技能的培训，准确把握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提高班子成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本领。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班子成员要在强化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的同时，结合矿产工作和我县社会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专项调研，通过调研活动，把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民服务。
哲学的原则在于定义，社会学、人类学也是试图从一个部落或族群中寻找出某种规律性的和普遍性的存在。但是，这不是《土地的黄昏》的任务，张柠并不想从中抽取一个类似于《乡土中国》那样的概念总结，相反，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拆解”，是还原性的，“将笼罩在乡土之上的一些概念、成见、话语所构成的‘覆盖物’拆除，让它们恢复到‘分子’状态（或者说‘材料’状态）。而所谓的‘编码’，就是将那些重新变回材料的新的乡土文化‘符码’，重新纺织一次，编出来的不再是概念，而是图案。”
在这里，“拆解”并非后现代主义意义下的碎片化或虚无化，也不是或重新论证之前我们已认知的种种概念，张柠避开本源性的抽象理论探讨，而是重回大地深处，去寻找一个个细节和结点，让这些细节和节点鲜活并且富于象征力量，最终，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黄昏”时刻，大地疲倦、光线减弱，各样事物自在呈现，花的萎顿，露珠的生成，灰尘的下落，房屋的阴影，儿童的奔跑，器物的位置都因“明”与“暗”的临界点的到来而更富意义，更富时间感和结构感。他的目的既是为了判断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结构，每一种话语、每一个“器物”背后包含着怎样的生活方式、心理机制和控制作用，但同时，又不想因为这一判断而牺牲掉其中每一个的“在”，两者互相彰显，并且处于“均衡”状态。它所写的既是人，个体的活生生的“在”，但又并非这一活生生的“在”本身，而是以其背后的象征性为基本起点。或者说，他把“人”放置于结构之中，但结构却并没有束缚其中人的存在感，这也是他所强调的“用理性捕捉消逝”的根本所在。
张柠强调自己是一位“体验者”，是以强烈的经验色彩去感受这些“体验”。体验，即在内部行走，能够看到内部的纹理，能够感知到那纹理的粗糙、闪亮和灰暗之处，这是纯粹的观察者所无法体会到的。他把自己在小小的竹林垄村生活的20年作为思考和叙事的基本起点。作者毫不避讳自己的经验主义色彩，并且认为，人类文化活动是一种“活的类型”，只能靠经验的“类比”来完成。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变化的时期，每一个问题，每一种事物都面临着多样的和复杂的变化，此时，经验主义反而更具有有效性。打开《土地的黄昏》，土地、原野、植物携带着时间、空间和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敞开的空间内部，我们看到了各种已经遗失于时间之中的家具、农具、玩具、食物、服装，它们栩栩如生，仍然在某个繁忙的农妇手中，在奔跑的小孩腿间，你几乎可以听到那小孩尖锐的呼喊和汗水迎风而落的滴答。
《土地的黄昏》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意义空间、生命空间和象征空间。在前六章中，作者从乡村的时间、空间特征开始，对乡村“器物”（家具、农具）、玩具、农民、食物等进行层层分析，深入阐释乡村的认知结构和基本来源。土地的、乡村的时间是一种怎样的时间？张柠对时间类型、时间数字、时间词语等进行详细的文化学意义的解析，把时间分为：“生态时间”（自然的）、结构时间（实践的）、节日时间（反实践的）、机械时间（人为的）、心理时间（体验的）五类。“生态时间”是最初的时间类型，与自然的变化、季节的轮回、生命的循环周期相吻合；“结构时间”则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节日时间”是对“生态时间”的轮回性的一种绝望的救赎，通过仪式化的时间记忆让时间凝固并缓解焦虑，最终形成相对应的“心理时间”，等等。同时，作者把乡村空间分为“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三组相对应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内部空间最稳固、最和谐的状况，就是纯粹地理空间与血缘宗族空间的重叠。”作者以符号学的方法对每一重空间中的符码进行了甄别、剖析和抽象，如对“祠堂”“晒场”“田头”“墓地”的分析都非常新颖、独到，富于启发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文化学意义的分析作为已经凝固了的“时间”和“空间”来书写，他敏锐地察觉到，在现代性观念的冲击下，乡村时间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例子，“我”回到空虚、破败的村庄，正在打麻将的“族叔”不同于以往的热情接待，而是出现了激烈的姿态矛盾，即在“站立待客”和“坐下摸牌”之间出现了冲突。在这样的身体姿态和表情姿态下，作者意识到了“麻将时间”在乡村的蔓延和控制性，“在麻将（赌博）时间面前，自然时间和生态时间全部都消失了，历史和祖先的记忆时间也消失了……它意味着劳动情感和土地情感的终止。”而乡村的空间也由于处于闲置状态而被抽空意义，变成了抽象的空无内容的空间，“如果土地丧失了增值、保值能力和抵押价值，如果生产丧失持续性，如果空间丧失可再生性，如果共同认可的生产价值准则破裂，乡村会变成一盘散沙——身体活动与土地空间脱节，意图与实践活动脱节，存在与经验脱节。这就是‘家园’即将丧失的征兆。”的确，在现代性的轴心中，乡村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其本真的存在价值——植物性和生产性，它正被抽离并变为城市资本的一部分。具有生命力的乡村空间正在丧失，它也是我们的“家园”丧失的物理体现和心理体现。
时间和空间是乡村和大地得以在人类文明史和心灵史中存在的总体性图景，而真正使生活得以呈现的是由人而产生的各种“器物”。“它是农民个体器官的延伸部分”，但同时它又不是被动的工具，当它被制造、被使用并在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它反过来又“对农民的行为方式进行控制、规训和改造”。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作者详尽地讨论了乡村器物与农民的实践和乡土文化的关系。读这几章，一个已被遗忘了的，但又无比丰富芜杂的完整世界慢慢浮出历史地表，堂屋的长条形香几，香几正中央供奉的祖先灵牌，土地神、观音、菩萨、像，坛、缸、仓，八仙桌、马桶、火桶，镰刀、锄头、耙、犁，还有牛、马、驴等“移动的器物”，还有，小孩的铁环、飞镖、弹弓、陀螺等五花八门的玩具，等等，几乎相当于一本博物志。张柠在乡村大地上寻寻觅觅，把丢弃于无名角落的每一个细小的物品都捡拾起来，细细打量，寻找时间和意义。
器物并不只是器物，它承载着的是农民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承载着不同的时间感和精神存在。作者从对农具的形状、力学原则分析看到农民的节约原则和在场原则，而现代化工具却因为便捷和集约而导致了污染和破坏。同样，乡下孩子的玩具往往自己亲手制作，并最终成为他个性和生命的一部分，每一个玩具、每一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性别、气质，并且，它背后蕴涵着泥土意象、粪便意象和植物意象，蕴涵着一个小孩的荣誉、幻想和生命成长，而城里孩子的玩具则是可复制的，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玩具的独特性和生命性则被取消。
从第八章开始，作者从时空、器物（人的存在的延伸和背景），进入到人的内部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作者花费了七个章节对农民性格、心理，乡村的婚姻、爱情和乡村社会结构进行阐释。在这些章节里，作者从大的层面对乡村的权力结构，如族长制度和权威的生成，乡村秩序的建构，及与现代国家价值体系的差异层层剖解。这些与《乡土中国》的论题有所相同，但张柠选取了完全不同的进入方式。他并没有进行直接的理论表述，以自己的经验观察、体会权力的诞生和表现方式，如在对家乡的几位族长和族长式老人进行考察之后，他认为“族长的力量、智慧和威严不是人为强加的，而是铭刻着宗族、时间和记忆因素的。年纪大的族长都有女性和男性的双重特征，他应该同时具备男性的‘力量’‘智慧’‘经验’，以及女性特有的‘守护’‘养育’‘亲近’等要素。”而现代“平等”观念的强行介入，瓦解了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和意识。作者认为，乡村传统公共领域的萎缩乃至消亡，决定了他们传统的平等观念的消亡。而这些传统，恰恰是建构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观念。它们的消失也意味着中国自身所曾经拥有的文化空间的消失。
与此同时，作者从微观层面对乡村各类人物进行准确、精辟又生动的描述和界定。从农民的身体学、姿态学、表情学细致入微地观察、思考他们的性格生成、心理期许、历史逻辑及文化样态。譬如理发匠、郎中等这种乡间边缘人物。张柠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一直是被歧视、被嘲笑的对象，与他们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及与身体的接触性相关，而造成这一原因又来自于乡土秩序的深层模式，那些“与身体相关的职业，会消解传统社会的禁忌，破坏稳定的秩序。”而乡村的“二流子”为什么能够在乡村获得某种程度的宽容，恰恰是因为他在替整个宗族执行“休闲”，他实现了其他人也渴望了的奢望。他的存在本身显示了乡土社会的整体压抑。譬如“相好”，这一词语在乡村本身就是暧昧的称呼，未婚或已婚男女、私奔通奸的都可以称为“相好”。在乡村，“相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既可以在背后批判、嘲笑他们，但在实际生活中又给予充分的包容。他们的存在样态都体现了中国农村观念中的某种宽松，概念的游离实际上是某种经验的游离。阅读《土地的黄昏》这一部分，你会感觉到，那长期游走于乡村边缘，并被各种话语所遮蔽的人重又从充满泥污的历史中站立起来，他们的面庞重又清晰，他们的眼睛重又睁开，深刻、富于意味。
在今天，大地、乡村和农民有越来越被简单化和问题化的倾向，他们的“黄昏”属性，那植物的、神秘的、温热的，代表着某种时空感和文明方式的属性正在被遗忘。现代都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被遗弃都使得这些经验、记忆面临着被遗忘的境地，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丧失。但是，这样一种完整的经验世界和象征世界，这诸多在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承载着生命和历史的器物，这乡村种种复杂的人生和人格，是否就此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在此意义上，《土地的黄昏》通过对复杂图案的“发现”和“重构”来对抗这种丧失和遗忘。
读《土地的黄昏》，你会时时为作者知识的博杂、理论的繁多、记忆打捞能力和研究方法的繁多所惊叹。作者以知识考古学进入，把关于“乡土中国”的概念重新感性化，并进行新的分类、归纳和叙事；以符号学为基本方法，对乡村“器物”和乡村各类人等进行最详尽的阐释和描述，高度具体，又高度抽象。它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譬如对农民姿态的分析就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完美实证，对族长权威生成则很恰当地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器物”的那几章则是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和物理学的交叉结合。但是，张柠看重的不是一种“以数据为基础的理性的事实”，而是“一种经验变化的事实”。他特别欣赏涂尔干的话，研究社会事实的准则：“既不包括任何形而上的思想，又不包括任何关于存在的本质的思辨，它只求社会学家保持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社会学家应该在进入社会世界时，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世界；他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要处理的事实的规律，和生物学尚未形成以前生命的规律一样是不可猜测的；他们应该随时准备去作会使他们惊讶和困惑的发现。”以面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心态回到即将成为“过去和记忆”的世界，这需要作者清空那些已经成为碎片的记忆和被顽固占领的“现代性”头脑，需要以赤子之心回到大地上，并试图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生命的温度。这样，才能使司空见惯的风景重新陌生并产生真正的惊讶和困惑。
总体而言，《土地的黄昏》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结构。它整体的结构——时间—空间—器物—人——已经把乡村世界作为一个大的意义体系和生命体系给呈现了出来；它的语言方式更是一种诗性的象征结构，用感性的语言达到理性的穿透，既是一种审美语言，也是一种象征语言和逻辑语言。“农具记忆是一种缓慢而柔性的‘肉体雕刻技术’，这是一种古老的身体记忆形式。在现代世界，它转换成战争、监狱、流放这些激烈的‘肉体毁灭技术’。现代世界的日常书面记忆（阅读和教育）是一种记忆的假象，与传统的农民世界无关。……农具的历史就是惯例、习俗和经验，需要顺从和学习。农具的使用就是对肌肉的挑战和考验，需要支付和忍耐。只有肌肉的疼痛和疲劳才不会被人遗忘，这是古老的心理学原理。农具将记忆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农民的肌肉上。使用农具在肌肉上产生的经验和记忆，是缓慢和恒久的。”这样精彩而富于意味的叙述和充满象征性、生命性、感性的理论表达全书俯拾皆是。
张柠谙熟乡村的语言方式，顺口溜、打油诗、方言、俗语、乡村荤段子等等这些充斥在乡村生活缝隙中的小象征，被随手拿来，运用在文本各处，妥帖异常。作者常有出神入化的比拟，如在谈到“击壤老人”所唱的歌谣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张柠认为王充对老人的批评完全不对（不知道帝王姓名；年老还要玩泥巴），并把老人比作最早的“左翼批评家”。这几乎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味道，正是这样敏慧而机智的比拟，使得《土地的黄昏》机锋不断，引人入胜。书中很多章节的标题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镶牙者或毁容大师”，“配种者或叫春应急中心”，“二流子：替代性休闲者”等等，读起来风趣、幽默，把抽象的理念和思索化入到形象的故事中，但又直中核心。每一节既是某一概念的具象分析，同时，又是一个小故事。你拿起书，掀开任何一页，都会很快被吸引。
在学科归属上，《土地的黄昏》的确是一个异数。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在社会学和文学之间流浪了许多年，却始终两不靠，作者本人宣称“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为某一学科写作”，它是一次自由写作，是一本“充满情感的理智”的矛盾之书。它丰沛、庞杂的气息，多种学科的反复交叉，感性和理性，具象和抽象并在等等特征的确很难用某一学科或某一命名来界定。
但是，试图命名总是理论者的冲动，我想，如果一定要为它寻找一个恰切的叙事伦理的话，那不妨就称之为“黄昏叙事”和一本“文化伦理学”著作。只有拥有对黄昏事物的敏锐体验，只有能够深深地沉浸于黑暗降临大地前那柔和而暧昧的氛围，只有拥有对大地人生深深的爱与理解（那是一种基于自我和本源的爱），才能够有如此庞杂而多义的思绪，才能够对其中的每一种形态给予精确而微妙的叙述。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关键词】管理 十性 合格管理者
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企业管理,然而实践中的企业管理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事务繁杂,如何统筹好整体和局部、重点和一般、当前和长远,落实“科学、常态、高效”的管理要求,全面提升工作质量,是每个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实践的重要问题。探求管理规律,总结管理经验,把握管理原则,是合格管理者的基本素养。在日常工作中,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的管理特性需要引起各级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一、系统性
企业必须要求每一位管理者建立系统全面的思维习惯,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用系统的眼光看待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基本思维方式。世间事物广泛联系,管理的系统性源于管理的复杂性。剖开管理工作,可以发现,构成矛盾的内因涉及到不同的管理系统。比如,项目成本控制的问题就涉及商务管理、财务管理、采购管理、项目管理、甚至绩效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如果仅抓住一点,而不从全盘进行控制,就无法实现成本控制的目标。
在企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形势下,管理系统性更显重要。面对日益扩张的经营、生产规模,要想取得良好的效益,就必须贯彻系统管理的思想,兼顾管理工作的各个层面。抓经营规模的扩张,也要追求经营质量的提升;抓项目进度控制,同时也确保质量、安全、成本目标的实现;抓市场开拓,更要注重从源头控制风险。工作目标要具备系统性,企业管理更讲求系统性。解决一个管理问题,必须要协调各系统、各部门的力量,从剖析矛盾、研究对策、理清职责、制定日程、检查监督等各方面入手,分阶段、分重点进行推进,根除隐患,提升效能。可以说,系统论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计划性
法约尔提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是管理的五项职能,而计划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计划是贯穿管理活动的主线,计划越科学、细致、周全,管理工作就越清晰,纠正与控制就越明确,执行效率就越高。每项工作一旦启动,就如同运转中的机器,每个齿轮相互结合,按自身节奏转动。计划就是设计机器的蓝图,离开了计划,或者计划水平低下,就容易引起混乱。
加强管理计划性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计划管理工作在各行各业广泛推行的过程中仍存在计划不严、落实不实、执行不力等问题,必须花大力尽快解决,从而使目标更明确、标准更明确、措施更具体、考核更科学。计划精细性直接决定了管理精细化程度,项目策划更是指导项目提高管理水平的首要工作。
三、组织性
组织是构成企业的肌体,组织机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严密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执行效率,决定了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组织结构变化的趋势之一是“扁平化”,既要保证管理职能的实现,又要最大限度地控制企业成本、发挥企业效能。组织对员工的基本要求是遵循组织秩序,严格按照组织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处理事务,以减少摩擦,保证方向一致。
四、规律性
正确的认识指导正确的行动,管理者必须掌握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推动企业在科学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企业实现科学管理的必然选择。离开规律的指导,企业管理工作就容易出现经验主义错误,产生盲目性倾向,经营发展就会受阻碍。在知识经济时代,发现规律、运用规律的能力,已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具体来讲,要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等,实现分析形势、把握大局、科学决策的目的。要探求行业发展规律,推进工厂化施工,推广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改善企业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要掌握企业运营规律,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管理模式,推行目标管理、量化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提高企业运行的精细化和高效化程度。要运用专业管理和项目管理规律,使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工艺技术管理、物流采购管理等方面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五、原则性
发现原则、提炼原则、落实原则,是管理者处理事务的核心要求。原则是指导工作开展的方针和准绳,只有掌握了原则,处理事务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从而提高效率、完善结果。合格的管理者必须不断的学习知识、丰富经验,提升驾驭管理原则的能力。同时,必须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缺乏灵活性的原则是教条的原则,会在实践面前举步维艰。
企业管理工作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全面原则,管理覆盖企业经营、生产乃至文化、党群活动的一切领域,必须时时讲、处处讲。二是持续原则,管理必须实现持久,讲求传承,并保持持续改进,不可进行掠夺式管理。三是匹配原则,市场无疆,管理有限,管理必须与企业掌控资源相匹配。四是制度原则,企业管理注重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制度是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五是简单原则,要化繁为简、以简驭繁,重执行,找规律、求实效。六是有效原则,以结果检验过程,追求结果至上。七是“四从原则”,从快、从细、从严、从实,追求高效、科学、精细、务实的管理。
六、预见性
预见性是指管理者对尚未发生的管理活动进行预先判断,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预见性强调见微知著,对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倾向和征兆,管理者必须尽早察觉,发现问题,引正纠编,使管理的整个过程保持正确方向。深入开展项目策划管理是提高管理预见性的具体要求。通过制定科学的项目施工、商务、安全、环保等管理策划,并结合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可以极大地化解管理风险,提高执行效率。增强管理预见性离不开长期的实践,特别是管理意识的提升、管理知识的丰富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同时,管理预见性也来自高度的责任感,做管理的“有心人”,才能厚积薄发,于细微处明察秋毫,于刹那间洞穿变易。
在实践中,缺乏预见性制约着管理者能力的发挥,由于对变化情况缺乏或者判断不全,导致管理陷入被动局面。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二是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不对称;三是警惕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四是应急机制不健全。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提高管理预见性,强化管理效能,提升管理水平。
七、针对性
管理针对性强调员工具体的工作方向和目标。日常工作在按部就班中开展,却时刻瞄准发展的方向,关注阶段性的重点。每个管理人员头脑中必须对自己工作有着清晰的方向和概念,这源自于对企业战略目标的认识,源自于对企业方针的内化和具化。公司各部门管理人员一定要时刻注重部门工作的进展情况,以责任状为管理总纲,以目标方针展开图为指导,分阶段、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进各系统管理工作。
坚持管理的针对性,尤其要做到抓住重点工作和工作的重点内容。解决好重点问题和问题的重点方面,一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管理效率就能得到提升。骨干员工还要突出亮点工作,把管理的一般性要求与部门的针对性工作进行有机结合,体现出自身特色。抓重点、盯热点、补弱点、破难点、推亮点,是抓好管理的五点基本要求。
八、及时性
“日事日毕,日清日高”,海尔的管理法则对管理及时性作了好的诠释。及时性源自商业竞争的需要,商机转瞬即逝,容不得半点拖延,快人一步,胜人一筹。及时性源自流程控制的需要,流程管理具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丧失及时性的流程是失败的流程。及时性源自管理条件的需要,管理必须“趁势而为”,方可事半功倍,缺少“东风”相助,唯有空留遗憾。及时性源自提升效率的需要,运行快速、节奏良好的管理系统,必然会为企业带来实际的效益。
九、确定性
确定性就是强调管理要明确,对工作落实到位、交接细致、考虑周全,不可含糊不清。举例而言,施工技术交底是最能够体现确定性要求的基础管理工作,对施工部位、时间要求、质量标准、操作流程、材料消耗等,必须明确而具体。管理指示明晰是管理者对工作负责、对同事负责的表现。管理者要善于将简单的指令复杂化,就是要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对执行中的风险进行预防,对执行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效果。
管理的确定性是管理者的基本工作要求。然而,国内企业在精确管理方面仍有较长道路要走。管理目标不具体、工作标准缺乏量化、考核监督随意性大等问题显而易见。很多公司提出开展管理量化活动的要求,就是要系统的推进企业管理确定性。通过管理量化,实现目标更具体、流程更清晰、职责更明确的目的。
十、成果导向性
管理重在实践,“结果至上”是检验管理有效性的根本法则,达不成结果的管理行为,对于追求卓越的过程存在遗憾。追求成果导向性,既要设定明显的目标,更要规定详细的路径;既要开展全面细致的策划,更要时刻掌握管理的全部过程;既要掌控管理大局的进展,更要关注每一个管理细节。唯有管理成果最终实现,管理循环方可闭合。
强调成果导向性,需要关注过程,并且用成果来检验过程;强调成果导向性,要提倡“敢于成功、善于成功”,坚持用比较高而实际的标准对待各项工作,追求“谋其上,得其中,谋其中,得其下”;强调成果导向性,要坚持“守正出奇、自强不息”,不畏惧过程的艰难,采取灵活的方式;强调成果的导向性,要反对不择手段、反对歪门邪道,追求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管理十性从内容上讲,既是所有追求卓越的管理者应不断追求的目标,在功能上,针对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又各有侧重。掌握规律、把握原则、推高管理预见性是决策者引导企业沿正确方向又好又快发展的保障。中层管理人员需着重在计划性、系统性和组织性原则上下功夫。基层管理者要提高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效率,重点在于不断增强管理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确定性。各层次管理者必须在坚持基本准则的条件下着重提升在某些方面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在日常工作中,管理人员要自觉树立管理意识、提升管理标准、加强管理训练。通过持之以恒的有效锻炼,必将极大促进管理技能的提升,从而使企业管理工作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一、引言
笔者以洪慧如《儿歌内容分析——以台湾省教育厅发行之大单元活动设计内之儿歌为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包括研究课题的选取、目的、综述、方法）进行系统化研究，重点在于分析该论文采用的方法，以此为起点，浅析新闻传播学领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此提出自己的体会。
二、研究对象的梳理
笔者将洪慧如《儿歌内容分析——以台湾省教育厅发行之大单元活动设计内之儿歌为例》作为研究对象，从其研究目的、对象、综述、方法、结论与建议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梳理。（一）研究目的。作者选取儿歌这一意象，一方面是深感旧时儿歌带来的快乐，苦于今日社会儿歌教育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是政府适时出台相关文件，积极参与儿歌教育。政策的倾斜与社会的现实，促使儿歌这一领域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课题。儿歌于幼儿究竟有无益处？有哪些益处？哪种类型的儿歌起到教育引导的意义？这些问题成了学者关注的话题。一个课题的选取，必须结合当下社会的现实。学者应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研究的目的决定了课题的走势。该论文的研究目的包括：儿歌有何意义？儿歌类型有哪些？何种类型居多？根据作者的调研，幼儿每日接触的儿歌多样，数量不少，既有官方出品，又有坊间制作。作者根据调研条件，在数量庞大的研究对象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进行研究，即以台湾省教育厅发行之大单元活动设计内之儿歌为例。这样选取的研究对象，不仅避免了冗长、大量的研究个体，还能就某一角度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可见，选取对象有代表性、典型性，既能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提高研究的价值性。（二）研究对象。课题选好、目的确立后，研究对象的选择被提上日程。儿歌的出版刊物为数不少，坊间与官方并存，其中必然存在优劣之分。坊间读物类型多样，结构多元，更易吸引幼儿，但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官方读物数量规模小，但作为引领社会儿歌读物的导向，必然经过专家会审，层层把关，优中择优，数量虽少却具代表性。因此，官方发行的儿歌读物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不过，冰山一角的研究，总归是该研究的局限点。（三）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写作中的意义不容小觑。通过它，可清晰地了解到该类课题研究的来龙去脉，做到心中有数。文献研究不是随意粘贴，滥竽充数，而是在仔细阅读相关书籍、论文的基础上，做出的定量筛选。文献综述必须与本论题密切相关，具有引导或启发的功能。好比建造房屋，论文的地基便是这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品才能达到更高的价值，才能为其他学者的研究起到垫脚石的作用。在该篇论文的文献综述中，作者以“儿歌”为起点，结合不同学者的定义与看法，将“儿歌”定义为：童谣，且儿歌是符合儿童身心需要的语句。文献综述的意义到此可见一斑。研究前人的结论，今人才能客观地进行大浪淘沙，成为集大成者。这是学术之间一脉相承、不断前进的保障。作者经过分析与研究，选取陈正治的儿歌价值观，并对儿歌类别进行了研究。名家学者对儿歌类别的基础分类大致相同。但因其分类的立场、角度、对象、方式的不同，在细微处，分类结果不尽相同。作者在掌握前人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的需要，制作出适应本研究的儿歌类目表。该类目表，结合了前人儿歌类目表的丰富形态，更加实用于自己研究。作者在文献综述中对“儿歌赏析的方向”的研究，采用了陈正治的观点：儿歌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是儿歌赏析的两个方向。儿歌赏析的方法有很多，对前人文献的了解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研究的一种。该论文的赏析方向采用陈正治的部分观点，即儿歌内容的赏析。（四）研究方法。该论文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即分析儿歌的内容。内容分析法要求选取样本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作者以教育厅发行之大单元活动设计（二套四册）内附之儿歌为分析样本，共有158首儿歌。鉴于儿歌的篇幅，作者选用了普查法，建立了系统的分析单元与类目，根据所属类目的出现频次多寡进行次数及百分比统计；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可见，整个研究方法分为两部分：一为定量分析，制定表格，进行数据汇总，采用定量分析，主要针对儿歌的数量特征、关系与变化；二为定性分析，对儿歌材料进行思维加工，达到本质上的认识。在定量分析中，作者结合众多学者的分类，形成更为丰富化的分类表，分析单位以“每首”为主，并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增加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根据结合样本分析，作者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儿歌分布方面，描述儿童的生活情形居多，动物歌次之，器物歌再次之，自然歌居后。综观研究，动物歌、器物歌、自然歌同属知识型，旨在启发幼儿的知识结构。样本中的儿歌类型以知识歌为主，生活歌次之。其次在儿歌采用方面，大班编排的儿歌更加配合单元主题的。可见，定量分析法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种宏观的把控。在定性分析中，作者对儿歌的内容意义进行分析。根据儿歌出处，可见儿歌采用的多元化。在对具体内容分析后，作者认为儿歌的创作有不妥之处，如名称与内容不符；为配合单元主题而影响本身的创作价值。（五）研究结论与建议。选用适宜的方法，可使结果更客观，进而引导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该论文以定量分析法为主，定性分析法为辅，通过数据的直观呈现、相关对比，作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针对教育应用；二是针对未来研究者。第一，儿歌选取要适宜幼儿；儿歌创作要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其次，作者对未来研究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该论文的研究对象仅集中在官方儿歌读物间，并未对坊间读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因而结论仅适宜官方儿歌读物，后人万不可以本文为准。第二，该论文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儿歌类别进行分析，类别的判断标准流于主观，后人对相关研究课题可采用不同的研究法，使结论更加客观化。第三，该论文采用的“儿歌类别分类表”参考了前人经验，可能存在经验主义的问题，不够严谨。该论文的“结论与建议”，客观地论述了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三、研究方法剖析
内容分析法，即对传播媒介中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描述的方法，具有客观、系统、定量、显性内容等特点。可采取如下步骤：首先提出研究假设，确定研究范围；其次，制定分类表，确定分析单元，界定分类标准；再次，将内容按分类表编码归类，计算各种类别比例、频数；最后，验证假设，得出结论。内容分析法可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特征，分析文本，说明读者对信息的意见，描述传播模式。但其分析对象须能代表总体状况，防止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其科学性。四、其他研究法在新闻传播领域，内容分析法操作难度小，适于个人研究，结论相对客观，因此多数学者选用此法。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洪惠如所说，其分类标准往往暗含主观色彩，须辅以其他方法，才可确保结果的客观性。其他类型的研究方法有调查研究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相关信息，加以分析研究。他人收集的调查数据，即所谓的二手资料，也可加以利用。调查研究法的主要步骤有：（1）确定调查范围与样本个数；（2）制定抽样方案；（3）实地访问，包括结构性访问（设计调查问卷）和主题性访问（按事先设计好的大纲进行现场访问）；（4）整理分析调查结果。此法基本不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客观、准确，但对实际对象的相关性概括不佳。控制实验法，即根据一定目的，人为设计特定的、非自然状态的环境，在研究者控制下进行测验。需要遵循的步骤有：（1）提出实验课题；（2）选定实验对象；（3）制作信息测试材料；（4）测试实验；（5）得出实验报告。此法优势在于可控性，但因人为因素强，结论必有误差。自然实验法虽相对真实、客观，但难于控制，仅适于微观的探究因果关系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实验法一般在室内进行，人为控制对某些实验因素；自然实验法则将实验放置于社会环境中，自然进行的实验法。个案研究法，源自心理学，研究特（下转第10页）展快速，即将实现100%。但是，众所周知大多数存在难题的工作，必然是越到后来难度越大，那么80%的数字恰恰进一步说明了真正的难题在剩下的20%，而笔墨仅着落在80%，只会让人奇怪为何不把20%的情况完整说明，20%未签约居民的诉求、分布、态度、政府处理意见、不能处理的预案等。不能把受众当无知，不要制造消息不对称，要么不说，要说就说清楚。就这一事件来说，大多数居民肯定是希望搬迁，欢迎政策落地，政府部门也一定做了两手准备，即使有不愿意参加腾退的人群，也有应对机制，而这些现象恰恰反过来印证了“小规模、渐进式”的名城保护思路。作为新闻记者，更应该了解这些内容，把握政策基调，合情合理的进行全面完整报道。2.善于汇集众家所长，习惯跳出事件看事件的思维体系，同时也必须有独家观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参与者范围涉及举国上下、海内海外，众多有识之士主动建言献策，踊跃参与其中，其中不乏行业泰斗，甚至是先知先觉的理论践行者，他们就像耀眼的珍珠，散落在四面八方。新闻报道，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善于将智者巨匠们的思想精华收集起来，做一条“串起珍珠”的“思想线索”，准确记录事实的同时，编织起这些思想精华，带给大众更加饱满透彻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全盘照搬，要有属于自己的原创板块。如果都是先贤巨匠们的思想组合，就会流于罗列凡俗，成为简单的“1+1=2”，要富于创新勇于思考，在分辨新闻事实、挖掘政策根源、解读百姓呼声等环节都可以凝练出原创观点。也可以通过汇总专家建议，结合个体实践，总结出原创判断，使“引用”升级成1+1＞2的实践应用。笔者在报道大栅栏领航计划《让每户四合院都有个性：“老瓶装新酒”让老房焕发青春》时，杨梅竹斜街首个对老房住宅改造的领航计划，它用技术手段完成了老房保持外观、内盒功能更新的设想。制度设计的创新，实现了技术手段的多元，因此开创政策框架是这项尝试的基础。笔者采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时，作为文物保护和名城保护的国宝级大师，他说：“历史城区，它和其他行政区，比如丰台区、海淀区、朝阳区，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建议这样一个城区，完整地给它能够定位，使它能更好地发挥职能。”单院长的理念是要形成老城区行政建制的合并统一，从而统一定位、统筹保护，更好地发挥名城保护的能力。单院长的观点是鲜为人知的建议，笔者走访的范例是鲜为人知的“实验田”，报道中有笔者的独家观点，更有专家的新鲜思路，再经过信息整合，形成的新闻看起来更“解渴”，力度更“透彻”。
综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闻报道，因事实复杂、框架久远、诉求多元，容易造成报道偏颇或事实混淆逻辑不清，媒体受其“诱拐”经常在常规流程中“跑偏”。立足人文关怀运用解构主义，把握政策参照尊重历史渊源，将如海上灯塔，照亮报道中“迷航”的人群，指点他们不受环境干扰和人为左右，在合理范畴内寻找到智慧因子，成为新闻“智族”。然后担负起深远的历史使命，用准确客观科学的传播舆论，激发执政者、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原住民等相关群体，保持连续不断的热情；激活古老历史文化名城的勃勃生机；激励城市以历史文化名城为荣，以新旧交融为傲，实现城市建设规划领域中古老与创新的和谐共鸣。
作者:郝悦 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 商务英语翻译；有效教学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语言经济学理论受到越来越多教育研究者的推崇，被广泛 应用于教学研究领域。语言具有经济价值，语言学习是一种经济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学习的投入多寡和学成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 与当前教学领域推崇的有效教学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把语言经济学与有效教学结合起来，指导当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经济学内涵解读
语言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hak）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主张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成本、收益 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得出，学习语言是一种智力投资，学习者可以直接利用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也可以把语言 作为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服务于社会，从而取得经济收益。学习语言是一种经济投资，具有投资费用和投资预期效益。投资费用（成本）表现为学习语言所 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实物支出，而效益则是指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益和效用，经济效益大小取决于它在职业活动中和在市场上的 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度，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也影响和制约着语言学习者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并能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者是将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从投入到产出都置于一个理想状态，即学习者也即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语言经济投资的产出有内部产出和外部产出，内部产出的关键因素是教学质量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和教法，外部产出的多寡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需求 起着决定性作用。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有效教学
纵观中外学者对有效教学的阐释，有效教学的“效”，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它所关注的是给学生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学不仅要求教学有效果，还要求教学效果 与预设教学目标相吻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有效率”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 取得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有效教学的焦点是教学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注重教学效果的提升，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或大的产出。高职教师首先要认清高 职生的认知特点、已有的知识水平及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确立高职培养目标，向社会输送急需的人才，帮助学生尽快融入职场，调整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着力教学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努力改善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费时低效”状况。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国际商务活动日趋频繁，使商务英语在我国的语言经济价值日渐凸显。为此，各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而商务英语翻译则是本专业的必 修课。它融合了基础商务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商务、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实现在国际商务环境下有效传递商务信息的目的。
然而，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制约，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沿袭本科翻译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翻译技巧和翻 译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忽略翻译实践练习。翻译素材多以文学性文本翻译为主，缺乏真实性翻译材料，无具体职业指向性。翻译练习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由于缺乏 应用文本，如广告、产品介绍、商务信函等的翻译实践，学生翻译能力低下。因此，翻译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劳动付出和收效之间的比例失衡，向社会 输出的“产品”不符合社会市场的需要，语言的使用价值降低，学生难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商务英语学习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决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发 展的尴尬局面，教师必须思索商务英语翻译课的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通过分析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策略，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着手，最大限度地 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出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课教学的经济效益。
提升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有效性的4a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困境，通过对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翻译能力结构进行科学分析定位，在有效教学理念的引领下，结合多年 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经验，笔者探索出实现翻译课堂有效教学的4a，即引（alluring），议 （analyzing），做（acting），评（assessing）的教学模式。
引即以未来岗位中的真实任务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出课堂教学目标，并通过创设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 入课堂。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主要建立在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示范（刺激）模仿（反应）重复（强化）的教学导向上，通常是教师按部就班地讲解某一翻译 理论或翻译技巧，学生亦步亦趋地模仿运用，反复操练，然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通过不断重复和机械性地训练达到“刺激反应强化”的效 果，从而使学生的翻译水平得到提高。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法过于呆板，不利于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亦严重 不足，容易导致低效或无效教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图片、录像、背景材料等创设情境，以各种各样的未来职业 岗位中的真实任务驱动课堂。这些任务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练习，强调的是以意义交际为基础，以完成目标为导向，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和运用语言。教师以任务为主线 来组织教学，自始至终引导学生通过完成具体任务驱动学生实践翻译活动，使学生获得和积累相应翻译知识和技巧，锻炼翻译能力。例如：在讲解商标翻译章节时， 首先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些耳熟能详、色彩缤纷的商标，或插入真实的大公司的商标样本，例如海尔、雅戈尔、欧莱雅、王野电动车等。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学生 会觉得他们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交流与接触，感到课程学习的实用性，激发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议即学生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主动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以及通过小组讨论和师生讨论掌握特定任务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促进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通过对所呈现翻译任务的剖析，教师提示任务中所涉及文体的特定翻译技巧、所涉及的某些关键词的翻译等，引领学生从翻译技巧、词汇选 用、相关商务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为译准备。教师的提示方式根据教学实际可以是直接、明确的，也可以是间接、含蓄的。例如：“公司介绍”翻译时，呈 现工作任务“海尔集团是中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旗下拥有240多家法人单位，在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确立的名牌战略指导下，先后实施名牌战略、多元化战 略和国际化战略……”之后，教师引领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做准备：了解海尔集团的背景、企业信息；分析上述公司简介在词汇、句型、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特点；查阅 有关语言辞典、翻译工具书以及网络资源，解决翻译难点（句中加波浪线部分的翻译）。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讨论，为确立译文奠定基础，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严谨的翻译观。
做此部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可以小组形式展开来进行翻译活动，每小组4～5人为佳。分组时教师要考虑到翻译课程的特殊性及学生的知识水平，组员应该 是按照英语水平和掌握商务知识的好、中、差，以合理的比例组合在一起，以利于小组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另外，教师还应该明 确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权利和义务，清楚每个组员的角色，如组长、汇报员、资料员和记录员等，教师对全过程实施监督，避免只有组长和记录员在忙碌的现象，确 保无“闲置”的组员。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程度和发言深度给予量化，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促进学生的参与热情。所有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到完成任务的 活动中，就相关翻译内容畅所欲言，表达观点，所有成员的观点都能被倾听，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其他同学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方法，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学习方向， 就真正实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有效教学目的。小组讨论完成后，每个小组的“汇报员”向全班学生呈现本组的最佳译文，这样，全班学生既可以接触到不同的 译文来进行比较评析，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实践应用，又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满足表现欲，从而增强小组集体荣誉感，更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 果。
评对学生完成的典型翻译任务的评价方式以学生自评为主，学生互评为辅，教师在评价过程中起引导调控作用。教师评价内容包括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观 察，根据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情况，给出总结性评价。传统的翻译教学强调以内容和结果为中心，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译文进行讲评，多半是对译文加以指正或修 改，最后拿出“完善”译文。教师对学生的译文过多指责，势必影响学生对翻译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挫伤学生对翻译的兴趣，有时还会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
；并且 由于教师过多注重对译文的评议，往往会过多地采取经验主义的东西,这种做法不利于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更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有效翻译教学的评 价环节是教师在学生完成翻译习作后指导他们开展自我以及小组成员相互间的评价和修改，让每个学生对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教师适时做出评价 和引导；或是就学生译文中的问题向学生提问。例如：为什么这样译，有没有想到过其他译法，这种译法有无逻辑矛盾，是否与文章其他部分相连贯，等等。让学生 对自我的思维过程和产出的译文进行分析、归纳，教师因势利导，指出其中蕴含的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帮助学生把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例如：只见交易会上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译文：the commodity fair is filled with seas of people and a wide range variety of commodities satisfying various demands.结合学生译作，教师指出鉴于英汉表达习惯的不同，为了译文通顺，可采用“省译法”，省略用来渲染气氛而语义重复的“人声鼎沸”和“琳琅满 目”。通过师生间充分交流、讨论、争辩、合作以及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来提高翻译评价的质量，使学生在课堂讨论和交流中完成对所学翻译知识的意义建构。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教学受语言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认为教学是一种经济投资，关注的是教学的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发展，兼顾市场 经济的功利性，从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出发，构建以培养翻译能力为核心、以任务为驱动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4a 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利于改革高职院校先理论后实践、理论服务翻译实践的传统教学框架，而坚持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在翻译实践中总结深化翻译理论与技巧。以学生 为中心的小组讨论活动的展开，锻炼了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在“译”中学习技能、在“译”中体验规则、在“译”中积累经验、最 后在“译”中形成能力的教学理念。互动综合性评价的焦点在于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的表现，体现了翻译有效教学重过程、轻结果的教学思路，锻炼了学生评 析译文的能力和实际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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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学英语教材 再度开发 意义 原则与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第九期立项课题“基于系统论的高中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K9-L220。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9-0101-02
一、引言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英语课程要力求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内容健康和丰富的课程资源；要积极利用音像、电视、书刊杂志、 网络信息等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新课标这种新的教材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它的颁布为我们教师灵活处理教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作为中学英语教师，我们应该遵照新课标的要求，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重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不做教材的“奴隶”，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符合社会和时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教材这一重要的课程资源，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国内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以便对症下药，找准突破口。
二、国内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调查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对“二次开发”英语教材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教师有激情，但经验不足，很少去考虑教材的“二次开发”；有的教师感到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二次开发”。郭宝仙、李晓红（2008）通过调查发现，仍有近37%的教师还是严格按教材备课授课，原封不动地使用教材。湛启标（2008）通过调查教师对英语教材的看法，发现23.4%的教师认为应该完全忠于教材，32.5%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对教材做适当修改，30.1%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对教材进行必要的补充，14%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开发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丁洁（2009）从对教材“二次开发”了解程度、必要性的认识、、目的的认识以及前提的认识以及英语教师“二次开发”行为和 “二次开发”教材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反映出很多问题和弊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纵观上述学者的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英语教师对教材过分依赖，再度开发教材的意识比较薄弱。面对教材，不少教师一般都是被动地按教材和教学参考来进行教学，而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的需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有效的调适。教师往往凭借经验和思维定势来处理教材，缺乏挖掘教材的激情，缺少对教材的独立精神、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机械地听凭教材编写者的意图来从事教学，盲目迷信教材，师生都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不敢越雷池半步。与此同时，部分教师凭感觉，随意“二次开发”。为赶课时，盲目加快速度，随意删减教材内容，随意替换教材内容；不顾实际需要，只开发学生熟悉的内容，忽视学生对未知的探究；或仅对固定环节进行“二次开发”，如对课堂导入环节进行开发等等。总之，原有的教材观和教学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教师没有充分意识到教材再度开发的巨大意义，对这一重要的课程资源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这里有必要理清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意义和理据。
三、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意义
再度开发中学英语教材，意义深远。首先，可以帮助开阔英语教师的教育视野，转变他们的教育观念，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智慧，对于改变“知识本位”的单一式教育，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其次，可以保证学生语言输入的质和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条件，为英语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可以使英语教学真正“活”起来。第三，再度开发英语教材，英语教师重新审视原有教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灵活处理教材的章节，使教学内容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现实需要。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对英语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他们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对课程资源系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传统教材观及教学观、学生观等进行反思，并最终摸索出一套符合实际的方案来开发和利用教材，从而提高了教师个人素质和业务水平，最终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最后，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可以使英语教师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多重角色，重视教师的课程参与，改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教师参与课程建设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使之掌握课程开发的技术。本质上说，这有利于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详见俞红珍2006：1-56；张菁2008：1-29；刘喜敏，2008：1-45）。
当然，需要指出，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不能随意任性，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必须严格杜绝，有关专家或一线教师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在实践摸索，认真学习并遵照相关的教学理论，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四、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理论
1.教材再度开发的内涵和本质
所谓教材的“再度开发”，就是教材的再开发、多次开发，就是将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对学生学习有意义的材料，经过教师的努力加以修改和加工，把其转化为适合学生学习的材料，使学生所接触到的教材是最有教育意义的。这一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体现了新课程“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理念，另一方面使教材能紧密结合学生的经验和生活实际。（俞红珍， 2005； 俞红珍， 2006）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教师对既有英语教材的灵活运用，还包括教材与其他教学资源的整合和教师自主开发教学资源。
程晓堂（2002）认为，在对教材内容删减时教师不能根据主观臆断，不应该影响教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比例不宜太大，尽量和学生一起协商，删减同时应考虑补充；在补充教材内容时不宜过多，不能单纯为了考试，要紧密联系学生实际。
付宜红（2003）指出，在对教材“二次开发”时，应避免两大误区：一是形式化，为了更换而更换，缺乏明确的目的性；二是联系学生实际，却忽略了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究。
总而言之，教材再度开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的发展需要确定教学目标的设计，使教学建立在学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并且能够促进学生在此水平上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再度开发的前提是“研究学生”，教师始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认知规律。
2.教材再度开发的基本原则
俞红珍（2006）提出了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的基本原则是：（1）上承标准、下启教学；（2）坚持预设和生成的统一；（3）以学生为中心。张菁（2006）则在教材再度开发的十个原则中提到了效率为先原则、趣味性原则等（张菁， 2006）。毫无疑问，教材的再度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首先， 尊重课标和大纲原则。在课标和大纲指导下，教师对教材创造性地使用，灵活有效地组织教学。其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原则。在再度开发中教师应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教学形式，能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使他们学习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第三，尊重校情和学情的原则。教材再度开发是有个性化，不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教师必需视校情和学情来进行因地制宜地开发。最后，教材的再度开发需要遵循开放有序、灵活变通的基本原则。只要有利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都可以尝试，但基本前提是切合实际，研究学生，尊重个性，根据需要，有条不紊，灵活变通，杜绝盲目和僵化。
3.中学英语教材再度开发的途径与策略
很多学者提倡从不同的角度再度开发教材，例如，程晓堂（2002）提出，教材的取舍和调整可以从宏观上对教材单元整体取舍，对教材组成部分系统删减，对教材教学要求宏观调整或对教材进行整体补充，还可以从微观上对教材内容做适当删减、补充，替换、扩展，对教学顺序进行调整，对教学方法进行改变。俞红珍（2006）认为，教材的再度开发应该从语言、内容、方法和结构四个维度展开。张菩（2006）认为，“二次开发”可分为灵活处理教材和创造性使用教材。教师可以通过加强交际、采用任务、运用图式法、活化教学手段或采用各种表演方式来灵活处理教材，通过运用各种具体“二次开发”方法来创造性使用教材。沈倩（2006）认为，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教学结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四个维度进行教材的再度开发和利用。她还提出要通过加强区级培训和校本教研途径来促进教师开展“二次开发”。
也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方法层面探讨了教材的再度开发问题，例如，易导群（2005）提出重组是一种创造性使用高中英语教材的重要方法，可从不同角度进行重组：按“由易到难，由繁到简，由浅入深”的顺序重组；按人类行为图式重组；按辩证思维模式重组；按内容范畴重组；按任务链重组；按“读听说写”或“读听写说”重组……。张蓄（2006）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认为可以增加方法、材料、技能训练、背景和插图，删减材料、练习和重复无价值的活动，替换过难或过易的活动和不能反映学生实际的语言内容，在单元间和单元内以及课内来调整教学顺序。
因此，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应符合以下标准：
（1）切合学生实际需要，培养学习兴趣
教材“再度开发”的先决条件是教师真正树立以人为本观念。教师须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倾听学生的声音，遵从学生的意愿，在不断的教学反思中对学生“量身定做”教学内容。再度开发和利用教材能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利于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探究、实践、合作、交流，有利于调动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帮助学生学好英语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学生的特点是活跃有思想，有创造性，但学习任务重，课程压力大，如何让学生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地知识是我们英语教师必须要认真考虑的，把教材上“活”了，才会使学生自然而然喜欢上英语，从而提高学习的质量。因此，在再度开发英语教材时，我们有必要设计一些活泼有趣的课堂活动和互动练习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传统教材往往缺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容，部分内容陈旧落后，缺乏时代性。因此，如何将权威性教材开发为师生乐于学习和使用的课程资源值得研究。英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增趣味性阅读和写作任务，精心设计游戏性活动项目。如教师根据中学生的特点适度增加互动性、时代性、娱乐性话题和图片，增加讨论性、充满睿智的劣构性问题；将学生易犯的错误汇编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课后练习，将其变成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等等。
（2）切合有效教学需要，创设问题情境
原有的英语教材较少考虑问题的设计和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那么，再度开发教材时，我们有必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和能力培养的需要，多角度精心设计问题，避免罗列简单机械的无效问题，促进有效教学，促进课堂互动。具体做法如下：营造民主氛围，创设问题情境；对话讨论协商，多角度提出问题；自主探究问题，老师启而不发；再次对话互动，提出劣构问题。总之，为了达到目的，有关英语教师需要在课堂提问形式、提问功能、提问内容、提问应答方式、提问策略等方面多下工夫。有学者曾建议如下，首先，依据学生水平，适度增加参考性问题。第二，教师要加强自身提问策略的掌握，并将其付诸实践，以期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第三，教师应加强对提问分类的研究，将多种类型提问有机结合起来。第四，提问内容的明确度要通过使用多种表达法来实现，不应简单的翻译成中文。第五，教师提问指向性要顾及大多数学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六，引导和培养学生多角度提问的技能，帮助学生多向交往，对话协商，多维思考，自主合作探究性地解决问题（王英娜， 2011）。
（3）切合教师发展需要，完成角色转变
教材的“二次开发”，对教师要求更高。教师必须深化理解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方法，生成先进教学理念，根据自己的实践性知识、教育信念、具体教学情境和希望学生达成的学习目标等设定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调整。在此过程中，他对课程进行反思，对教材的运用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回归了专业自主性，促进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
教材“二次开发”要求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行为，实现从课程实施者到课程开发者的转变；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到学习促进者的转变，帮助学生完成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教师必须定期反思自己的教学，通过学生的反馈修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实践。这种反思性教学让他“以研究者的身份关注自己的课堂实践，以批判反思的眼光进行教学研究”（俞红珍2006：45），完成从教书匠到课程研究者的转变。
五、结束语
本文旨在探索如何依据“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认知水平来对中学英语教材进行合理的调整，做适量增删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尝试，从而试图探究一条有效合理地使用教材的新途径。希望通过本研究，呼唤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情感，增强教师对英语教材的开发理念，使教师树立从“教材”扩展为“课程资源”的概念，突破“教材”的概念局限，对照英语课程标准，理性审视教材内容，选择和有机整合适合学生英语学习的课程资源，使学生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语感，优化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和再设计，从而促进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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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34-06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相继辞世，这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憾事，然而，学说的建设与发展并未就此停滞。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连番现世，也使传统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以延续与重生。对此，我们且不论其具体言说方式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代者深得其创始人思想之真味，他们以反抗为中心话语，以批判为武器，力求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与尝试。
在20世纪多样化的理论表述形态与实践模式中，不仅有充当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还有西方非正统的。后者由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最大、分析切中要害，故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自书写自身历史以来，始终心系现代文明进程，相关诊断直指人类生存命题。
“总体性”是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由卢卡奇首先提出。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国际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反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卢卡奇之前，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不遗余力地同上述思想倾向作过坚决的斗争。面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葛兰西、科尔施、卢卡奇等西方早期代表人物，也先后发表声明支持上述正义之举。1923年，“总体性”作为一个范畴在卢卡奇所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中被明确提出。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对哲学内涵的辩证法之革命性本质的概括与总结，可以用于遏制被实证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自此以后，西方者关于“总体性”的讨论与辨析接踵而至，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除与其试图重新解释的实践目标有关联之外，还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与左右。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社会在深化工业主义生产模式的同时，也令感性的、审美的力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瓦解。有感于此，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向支离破碎的现实镜像发出诘问与责难，继而合力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与缺失，旨在破除现代性悖论的魔咒。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克尔恺郭尔以“个体的人”为主题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观照，应当说是率先实践了这一理想。后起之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同时，也竞相另起炉灶构建理论学说，力求取而代之。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想要借助“总体性”概念来改善现实世界被割裂的事实。
西方作为现代性批判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对现代文明进行过追本溯源式的清理。然而，有别于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立场，以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者对前现代社会整一化的生活秩序始终难掩缅怀与追忆的情愫。他们在担忧现代性危机之余，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理论探索。他们分别沿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寻觅调节现代性矛盾的有效方法。换言之，他们坚信社会历史在其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会时不时地向后观望，在克服主体性原则片面性方面相互契合，从而成就西方文论独特的审美风尚。
鉴于“总体性”的重要性，我国学界很早便开始进行相关研究。20世纪80年代，张一兵先生就在《论西方总体性范畴的哲学命意》（《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一文中，突出强调了西方对“总体性”范畴的理论贡献。高兆明在《“西方”“总体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一文中，在总结“总体性”之于西方社会现实批判功能的同时，亦肯定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借鉴价值和意义。陈学明、孙云龙在《渴望总体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一文中，针对学界未能充分阐释“总体性”意义的状况，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层论证了“总体性”的所指意涵，对清理相关认识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其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价“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二是剖析以此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理论内容；三是说明总体性原则的实践指导作用。上述成果均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但碍于“总体性”诞生的历史语境，相关研究范式为意识形态和研究者个人立场所囿，往往弱化甚至忽视了对“总体性”其他维度和属性的开拓与挖掘，本文试对此作以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一、总体性原则与辩证法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科学能够征服一切的信念深入人心。在科学神圣化的时代，人们认为自然科学模式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建立一种在方法上统一、结构上完整、无所不能的知识模式。第一代理论家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武装斗争失败的事实，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与自身阶级地位、历史使命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反而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现实所束缚。为了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他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旨在恢复马克思原初倡导的认识论方法，即“总体性”范畴所意欲传达的精神实质。何谓“总体性”呢？卢氏称说是“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这样，“总体性”就被标注成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扬弃“物化”的革命性原则。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解“总体性”的反常现象，具体表现为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和对人的“总体性”的双重取缔。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社会，严格决定着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分工、运行和结构，其问各要素与环节孤立存在，毫无联系可言。在“总体性”瓦解的物化结构中，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反过来支配人、压制人，人为物所奴役，人与人的关系相应地演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卢卡奇并非一般性地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物统治人的异化现象，而是与现代文明进程相关联，突出强调了技术理性对主体发展的负面影响，即拥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个体为机械化的社会体制所规训，逐渐沦为片面的、抽象的、纯粹物的存在。卢卡奇指出，“物化”不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更可怕的是它还是一种渗入到现代人的灵魂深处的观念和意识，并且这种观念和意识正在慢慢地吞噬着主体的怀疑精神与反抗能力。由上可知，卢氏对“总体性”基本规定性的揭示和对“物化”的否定几乎是同步完成的。
事实上，在卢氏看来，“总体性”的丧失并非人类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的事情。“总体性”范畴早在《小说理论》中就被用来描述古希腊时代完满的生活秩序。卢氏宣称古希腊是一个同质的世界，人与自然毗邻而居、亲密无间。与此不同，现代生活虽然变得丰富多彩，但却是以牺牲“总体性”为代价的。在卢卡奇看来，交易本身得不偿失。“总体性”究竟为何？卢卡奇此时并未严格界定，只是采用涵容性词语进行描述。他说：“作为每一个个别现象的构成性的根本实在，总体性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的内部，没有东西被它排斥在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指向比它更高的外部；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内部的一切向着完美成熟，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类似于柏拉图“理念说”的结构层次，“总体性”仿佛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理念”一般统摄着万物。它不仅是个别现象的生存根基，而且还是其内部结构状态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它的各组成要素和谐共存，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且日益向着完美发展。卢卡奇接着指出，然而不幸的是，自柏拉图以后，古希腊的总体性精神转而式微，即使是柏拉图塑造的“新人”形象也难以力挽狂澜。当人们在为现代艺术的独立沾沾自喜时，“形而上领域里的自然统一已被永久地破坏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挫败感溢于言表。
鉴于此，卢卡奇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期待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生成的首要条件在于恢复哲学对总体性的认识。在卢卡奇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开始着手创建囊括世界于一体的总体性哲学，从某一个知识环节出发力求征服整个宇宙。卢卡奇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哲学不过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作为有关物化现象的理论表述，它反过来又巩固了相关意识形态存在的合法性，究其根本在于其为“二律背反”所囿，致使主客矛盾长期存在。在卢卡奇看来，此类哲学问题源于“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笛卡尔声称认识的对象来自于人的创造，这就意味着思维形式与存在是等同的，于是，人借助于无往而不胜的认识能力，就能够调节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卢卡奇认为，笛卡尔并没有解决矛盾，只是在思维中取消了矛盾，将其从知识体系中简单地剔除罢了。
卢卡奇接着又将矛头指向了康德。他认为，康德一方面赋予先验时空图式以普遍的认识功能，主体借此实现了对经验材料的把握，人的自由意志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康德又在物自体与现象之间严格设定界限，无形之中又使人不得不听命于经验世界之外的自在之物，其难以调和的思想矛盾显而易见。卢卡奇认为，正是这种“二律背反”取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溶化、瓦解整个体系的意义。众所周知，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对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定，堪称是认识论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然而，伴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批学者对上述规定性法则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康德在言语中夹杂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哀情绪，即面对“绝对”人们无所适从。为了弥合横亘在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这条鸿沟，黑格尔设计出了不依赖于外物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力求借此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然而，其建立的总体性哲学始终未能摆脱抽象逻辑演绎的理论窠臼，常常因为远离社会现实而遭人诟病。卢卡奇认为，“绝对精神”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而走向了神秘，在真实的历史中黑格尔还是无法发现主客体的同一。
综上所述，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敏锐地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严重性，也竭尽所能想要有所突破，但是，在卢氏看来，其理论学说由于缺少现实依据而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确立总体性原则的核心地位，超越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的任务只能交付于批判哲学来完成。马克思哲学不负众望，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与改造，并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在马克思哲学中，辩证法不仅指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而且还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在于拯救了“总体性”。卢卡奇继而断言无产阶级只有拥有了总体性意识，才能不为物化境遇所累，不断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正确评价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担负起改造现实的历史使命。
二、打赌上帝存在的信仰之旅
吕西安・戈德曼是西方前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人认为戈德曼是一个综合论者，善于博采众长。戈德曼青年时代深受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影响，在他的研究中，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演绎方法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皮亚杰的助手后，戈德曼又对发生认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借鉴阿多诺、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罗兰・巴特、萨特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创建了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戈德曼的思想体系中，既可见卢卡奇对“整体性”、“世界观”、“形式”、“超个人主体”、“可能意识”等范畴的运用，又不乏皮亚杰对“平衡”、“功能”、“结构与解构”、“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循环论”、“意义结构”等概念的实践，后者同时被认为是戈德曼用来淡化卢卡奇唯心主义的有效工具。与卢卡奇一样，戈德曼也对方法做出了个性化的阐释。他认为，“方法论是一种受总体思想支配的归纳的发生学结构主义”。那么，何谓发生学结构主义呢？戈德曼大致描述说：“发生结构主义从这样的假说出发：所有人类行为，都是企图对一种特定境况作出有意义的回应；这种行为旨在追求行动主体同与行动相关的客体亦即环境之间的平衡。”主客体的关系是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辩证方法论的关键所在。
戈德曼于1968年，尤其是布拉格和巴黎事件以后，尝试赋予“革命”、“改革”、“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词语以新的意义，《隐蔽的上帝》便是其运用辩证方法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该成果凝聚了其对异化问题的主要思想。戈德曼认为，辩证法并非德国古典哲学首创，早在17世纪，帕斯卡尔就已经在《思想录》一书中强调了整体与部分的不可分割性，并称其“代表了西方思想从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原子学说向辩证思想的伟大转折”，尔后经由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在《隐蔽的上帝》中，帕斯卡尔既是戈德曼的研究对象，又是其辩证思想的学理来源。戈德曼指出，辩证思想在帕斯卡尔那里主要表现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依存关系，即当部分被纳入整体中时方能被理解。在此基础上，戈德曼又从系统功能的角度扩充了相关论点，并断言整体只有依托更大的整体才能被充分认识。
除此之外，戈德曼还对一种所谓的“集体关系”尤为青睐。他指出，人的任何行动都不是专属于孤立的个体的，而是集体意识使然。与“集体的”一词相比较，戈德曼似乎更愿意使用“超个人的”这一概念来指涉相关内容。具体而言，个体行动者由于拥有共同的、由社会形成的精神结构，所以行动的主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极端个人主义使得凝聚集体力量的伦理与宗教等领域不复存在。戈德曼就此评述说：“但是理性主义把上帝和共同体这两者都消除了；因此，任何外部的规范都再不能强加到个人头上，去指引个人，成为个人生活与行动的指南和准绳。善和恶、理性和荒谬、成功和失败混在一起，德行变成文艺复兴时的Virtue（道德），而道德又成为17世纪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明智行为与处世之道。”在他看来，上帝的隐匿与人类共同体的瓦解是导致现代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整体被割裂成为彼此相互隔绝的个体，利己主义膨胀加快了异化的速度。
面对上述情状，我们该怎么办？戈德曼认为就是要“打赌”。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叶，随着社会各阶层权力关系的调整，哲学从属于神学、理性从属于信仰、尘世从属于天国的格局发生了质的改变。为了在人类精神废墟上重塑上帝权威，帕斯卡尔独具匠心地采用“打赌”的方法来论证人们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为这样会给人们带来好处。戈德曼将打赌术古为今用，断言如果上帝存在，且人类信仰上帝的话，那么，个体的人就可以重新结成人类共同体。除打赌上帝存在外，戈德曼还打赌历史是进步的。
当下，信仰已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了，且在多数人眼中它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戈德曼认为这无疑是现代人的悲哀。戈德曼召唤上帝重现的举动，不禁使人们联想到海德格尔构筑天地人神共在宇宙格局的行为，貌似回归原始的、整一化的生命状态，实则却意在修复并改善支离破碎的现实镜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实令人感动。“打赌说”虽然不乏悲观色彩，但也未尝不是改良社会弊病的一剂良方。在戈德曼看来，上帝的存在至少为人类共同体的还原提供了某种可能，为迷途的羔羊指明了方向。
三、解放被压抑的人的本能
在西方众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并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异化现象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其目的在于说明异化不仅是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力量，而且还是足以潜入人类内在生存结构的破坏性因素。
马尔库塞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其有关“单向度的人”的说法可以视作现代人精神异化的贴切代名词。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和消除，反而大有深化和加剧之势，异化机制也由传统的政治统治、经济压迫逐渐转化为文化力量的操控，后者又因为披上了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法外衣而从容地杀人于无形之中。如果说在传统异化机制统治下，人们还会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反抗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在内心深处接纳并认同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普遍盛行的服从意识反过来又维系了异化机制的稳定性。在马尔库塞看来，此种思想意识的异化才是更深层次的异化，它与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论述一脉相承。同为现代性批判者的米歇尔・福柯，也在系统调研人类历史的基础上发现了现代异化机制的隐秘性。他说：如果说传统惩罚机制是借助强权和暴力手段对人的身体实施创造性规制的话，那么，现代惩罚机制则是依凭更加精深微妙的方法来履行监督与规训的职能。惩罚作为人类的一项发明创造，早已演化为统治人自身的异己性力量。马尔库塞与福柯对待现代性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双重性，而福柯则是在权力与知识的互文性关系中寻找问题的根由。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不但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属性，彻底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且它还令整个社会都开始按照技术化的方式进行运转，极权主义倾向愈演愈烈。马尔库塞对此解释说：“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现代社会遵循的技术理性原则无孔不入，已经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并对人的全面发展构成威胁。
马尔库塞抨击技术理性在富足与消遣的名义下同化了所有的差异，一体化局面的形成实则是以扼杀个性为前提条件的，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不过是迷惑大众的假象罢了。马尔库塞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使人安于现状，加之传媒信息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刺激大众过度消费和享乐，令其在幸福美满的感觉中逐渐淡忘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单一化思维模式由此确立。这里的“异化”已不再是马克思关注的工人的异化劳动，而是集中表现为人的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在此过程中，实践主体由于为虚假意识所蒙蔽而开始抗拒变化，此种失去超越性、批判性的人即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为了解放被压抑的人类本能，马尔库塞在席勒思想的启发下构想出了一套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
席勒作为最早一批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很早便预见到现代文明的弊病来自于人的两种基本冲动的冲突，即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冲突。为了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席勒提出“游戏冲动”说。所谓“游戏冲动”，不是独立于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之外的冲动，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冲动。它一方面赋予理性冲动的自由形式以感性的内容，克服了精神性的抽象；另一方面为感性冲动的实质性内容增添了自由的形式，避免了动物性的屈从。与“游戏冲动”相对应的是同时克服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片面性的“活的形象”，它充分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本质。席勒继而从现代性批判之维介入艺术沉思，声称基于“游戏冲动”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艺术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游戏，借此可以守护人性的健康成长。
受席勒影响，马尔库塞坦言改善异化现实的首要举措在于清除理性对感性的压制，恢复感性的权利，使人的本能结构向原生形态回归。马尔库塞认为，欧洲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崇尚理性的传统，代表理性的“逻各斯”和代表生命情感的“厄洛斯”在柏拉图之前是统一的，由此决定了存在是诗意的、完美的、愉悦的。但自从柏拉图赋予“逻各斯”以绝对性和本原性之后，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发展至亚里士多德，“逻各斯”更是脱离了“厄洛斯”成为整理、划分、控制性的理性，表现为统治的逻辑。马尔库塞视之为技术理性的真正起源。马尔库塞糅合精神分析学的内容，并进而指出：“正当的、真正的波里斯秩序同正当的、真正的爱的秩序一样，都是的秩序。”的秩序等同于整体划一的生存格局，意指总体性精神完好无缺，厄洛斯与逻各斯相统一。随着文明进程的深化，现实原则不断约束前生殖器的泛化的的活动范围，自由、持久的生存关系随之隐匿起来。有赖于此，马尔库塞呼吁以人的感性力量的解放、人的内在的复活来反抗理性文明对人的压抑，建立起非压抑性的文明形态。
四、发动总体性革命的共同夙愿
无论是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还是戈德曼的打赌说，抑或是马尔库塞对被压抑的感性力量的解放，均可见其对总体性精神的强烈期许与诉求。20世纪以来，时代风云变幻莫测，世界战争中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使得业已建立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备受质疑，科学技术在减少人力需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精神危机的全面爆发。西方者深感现实改良之必要，于是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精神探索的道路。卢卡奇、戈德曼、马尔库塞作为西方核心成员，分别在社会历史、、心理意识三个层面制定可行性方案，渴望借此引导人类走出现实困境。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试图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发展脉络。据其所言，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巴别塔、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作出过选择，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想要终结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局面。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虽说不是第一个现代性哲学家，但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认为是黑格尔首先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见到技术理性造成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尽管哈贝马斯的上述言论引发了颇多非议，但仅就“总体性”范畴而言，黑格尔的理论贡献的确不容小视，可以视之为西方者拓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纵观人类思想史，古希腊哲学对天地人神共在格局的直观呈现；中世纪上帝独尊的神学系统；古典主义时期王权至上的国家政体；浪漫主义艺术形而上学对情感体验的宠信；德国古典哲学对自由意志的褒扬；自然主义对生物本能的膜拜等，均可见总体性思想的痕迹。它们一致认为，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最高的东西”，由于它的存在，决定了事物的发生、发展乃至灭亡。就此而论，总体性观念并非西方者首创，但是，“总体性”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被提出且负载一种特定的哲学命意，却不能不说是西方者的一大历史功绩。
作者：唐魁玉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四、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
鉴于“人文—社会认识论”和“科学—技术认识论”均为“文科”或“理科”的“近距离边缘学科”的认识基础，那么，我们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整合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更能适应文理交叉、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融合的“远距离边缘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科学社会认知论或技术社会认识论也更能够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演进的社会建构性特征及趋向。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相互作用的论题领域和方法论路向是清晰可辨的。但有时也不乏理想化的味道。比如，在我们所熟悉的视觉传播学领域里就包含着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美学史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元素。另外，伟大的科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波尔的创造性工作和卓越的艺术家(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歌德、舒伯特等)的创造性工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而以曼海姆、舍勒［11］、巴恩斯、布鲁尔和塞蒂纳等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家，更是注重将普遍的知识原理、对称性、反身性、社会建构和社会情境等因素引进到远距离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过程。这些“研究纲领”不仅激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也促进了边缘知识生产和深化了交叉学科的认识论。探索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科学—技术—社会的认知，具有迥然不同的进路。这种认识论导向的方法论，既包括了系统性、动态性又包括了演进性和协同性等复杂性因素。虽然当代哲学认识论中已经放弃了从总体上对实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学科诉求，但是仍以专门化的科学材料为其研究基础。我们所持的新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主张在现代认知科学的前提下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填平。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交叉学科研究现象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之一出现的，他会给某所著名大学或是科学研究机构带来“花开众枝”的理想结果。因而，我们有必要及时地把“小科学”调整到“大科学”的研究上来，并以解决复杂性人文、社会和科学技术问题为出发点，将跨越学术边界理念提升到国家创新及大学“愿景”的高度。像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理工科大学，应如何面对世界性的交叉科学研究浪潮问题?简言之，就是要改变科学技术的“单向度认识论”倾向，在发挥本学科特色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地将实现“跨学科的认识论转向”。具体说来，主要应做四件事:一是建立一种适合交叉学科发展的、各学科平等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机制;二是以寻求和培养对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有热情的人才，这种热情是做好很多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条件;三是要建构起可以催生高水平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学科的“文化”;四是要找到真正重要的科学技术和人文“两种文化”融合的“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原创性的重要发现，为解决“生产型社会”和“生活型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科学认知意义上的支持和新方法、新途径的科学问题。最后，再着重说一句，我们建设性地考察和分析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一定会有助于开展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教育活动，从而可以强化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和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
一、创立一个联动机制
我校以建立法制教育规范机制为主导思想，建立了以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纪委、公安处、思政部、法律系等机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的联动机构，负责协调、安排布置、实施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工作。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的联动机构的职责：党委宣传部负责“四五”普法、“五五”普法及有关法制教育精神的制定和安排，教务处负责教学计划制定、课程安排落实，学生处负责大学生安全教育和安全稳定教育，思政部负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工作的安排实施，法律系负责模拟法庭工作的开展，纪委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实现了各部门分工协作，各施其能，共同推动我校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抓好两个普法阶段
2001年以来，中央提出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根据陕西省对“四五”普法工作的具体部署，结合我校实际，突出特色抓重点，扎实有效地推进“四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大学生也愈来愈容易受到社会上的各种影响，为此，我校着重推进普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普及化，做到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法律知识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提高管理干部的法律素质与推进依法治校相结合，努力提高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修养，提高依法治校的能力和水平。“四五”期间，我校党委宣传部、工会、党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保卫处等部门分工负责，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按照《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陕教政〔2006〕20号）的规划部署，根据学校的特点，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校从2006年起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实施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积极开展普法学法用法活动工作。
（一）加强制度化建设，为普法教育夯实基础
我校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结合学校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对学生违纪、违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制度规范，对违纪学生、违纪现象给以相应纪律处分。修订完善了《西安理工大学学生管理规定》、《西安理工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学生工作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预案》、《学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理机制》等管理文件，并编撰成30万字的《西安理工大学学生管理规程》，使制度建设日臻完善，并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我校建立健全了《西安理工大学学生申诉处理暂行办法》，成立西安理工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另外，还设立了学生申诉信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及时安排有关部门调查落实学生申诉情况，查证属实的，对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在学生申诉处理过程中，严格制度、严肃程序，坚持回避制，保证委员会会议的合法人数，给学生以陈述、申辩的机会。每个环节都有书面材料及文书，并向学生说明学生具有上诉权。
（二）注重针对性和层次性，法制教育稳步推进
我校针对新生进行法制教育，主要采取学习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普法考试。我们逐班下发了《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大学生安全教育读本》，由辅导员和班主任集中组织学习，通过主题报告会、班会、观看电影等形式，对新生进行“法与人生”的法制教育讲座和“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为主题的讲座。针对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件，我校借此开展全方位的法制教育活动：组织安全教育课，进行安全法治主题教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和宣传；举办思修道德教育专题报告会，学校及各院系领导带头走入学生中间、走上讲台作报告，与学生面对面进行交流谈心，加大教育引导的力度；组织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团日活动、主题班会等活动，进行法律法规集中学习，反思该事件的恶劣影响及教训，增强学生的法律法规意识，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探讨药家鑫事件的成因及带来的深刻教训；组织学生撰写分析报告，分析药家鑫事件的成因，剖析自己对法律法规存在的模糊认识，从而提出自身的整改措施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三）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公民的根本行为准则，更是普法教育的核心所在。我校高度重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将宪法精神教育具体到学生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之中。校团委、学生处通过举办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团日活动，活跃学生的日常文化生活，将法制教育融入其中，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从点滴中增强法律意识。
（四）立足课堂，让法制教育进头脑
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我校着力于让法制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根据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等四部委《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使学生学习并掌握我国基本法律知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为其他非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选修法学二学位，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使他们既成为法律知识的拥有者，又成为普法工作的实践者。
三、建设好三个教学渠道
（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传授法律知识的主课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绝不仅是简单地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合并在一起,而是一门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支撑的,具有专门定位、特定内涵、特定任务的一门崭新课程。我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研室针对新方案，结合我校以理工科学生为主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法大胆创新，由过去单纯的填鸭式教育，改为启发式教学，传统授课与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理论知识与案例相结合，课本知识月实际案例相结合，通过讲授、提问、讨论、案例分析自主学习等多样化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授课时我们注重采用启发、讨论、案例分析、互动、探究、自主学习等符合学生需求的多样化教学形式,特别是采用了“理论讲授-实物信息-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即把每一个授课主题分为三个部分:理论讲授;资料、图片等演示；问题探究。在教学环节安排上,老师们普遍注重案例教学,每一章节、每一主题内容都精选案例,以案例导入主题,以案例提出思考问题，教材中法制教育内容的逻辑结构是以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密切联系的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为切入口，帮助学生认识法律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法律是我们生活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在强加，增进他们学习法律的兴趣：以社会主义法理为基础，引导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进而通过阐释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帮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认同感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感。
（二）以“大学生安全教育”、“形势政策课专题”为法律知识普及的辅助课堂
切实抓好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对于保证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学生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我校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顺利进行，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大中专学生安全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陕教稳〔2006〕8号）精神，我校于2006年9月下发了《西安理工大学关于大中专学生安全教育“进教学计划、进课堂、有课时”的安排意见》（西理教〔2006〕45号）文件，对我校大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和要求。根据文件精神，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由学生处组织负责，从2006年始每年在新生秋季学期进行，并将安全教育列入总体教育教学计划，落实在大学生开展安全教育选修课中。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和生理健康、性道德与健康知识、网络安全知识、自然灾害防范等诸多方面。从2006年以来，我校学生处组织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辅导员认真开展安全教育教学工作，课前集体备课，课堂认真讲授，有计划地在新生入学后集中对其进行安全防范、遵纪守法、自我保护的教育，而对毕业生则重点进行心理和就业疏导教育，还利用节假日、国内外重大活动和纪念日等对学生进行定期的安全知识教育，力求将理论教育和鲜活的案例相结合，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采用多种教学方式以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实效性，努力营造安全教育的氛围，提高安全教育的感染力和教学效果。我们还与公安处、后勤处、曲江管理处等单位共同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使学生学习安全救护、紧急避险方法，掌握自救、自护和逃生技能。并通过校园广播、网络、宣传栏、校园文化活动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安全知识教育主题，营造安全教育氛围，提高安全教育教学效果。
（三）以“模拟法庭”为拓展的实践教育课堂
作为我校法制教育亮点之一的模拟法庭搭建了法律实践教育教学的平台。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多媒体硬件设施、当前生动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真实案例以及校内教师校外专家严谨深刻的分析，都吸引着广大学生观摩参与。每年举行l-2次的全校性开放式模拟法庭活动，将真实的法庭引入进校园，使法制教育更加生动直观，便于法律知识推广，法制教育效果尤为强烈，在专业外、校园内和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学生了解现行法律制度、认知司法实践、强化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开展的活动受到《光明日报》、《新华网》、《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等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和肯定。还有由法律专业学生组成“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经常自办学术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借助“3.15”消费者权益日、“12.4”法制宣传日、“6.26”国际禁毒日、“11.9”消防安全日与校外有关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制宣传活动，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参与诉讼，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在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学法、用法、守法意识的同时既丰富了校园文化也扩大了学校影响。另外，我们还每年定期聘请法学知名学者和司法实践部门专家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辐射全校学生，强化理工科高校学科交叉特色，拓宽学生视野，拓展思考维度，促进高素质人才培养。
四、实现四个教育结合
（一）法制教育与心理教育的结合
大学生往往被视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一优秀群体常常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可是，尚未完全脱离父母的庇护，又还未真正踏上社会的大学生们尚不具有把握现实的能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带来的是迷茫和彷徨；自我意识强但自控能力差；情绪方面的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等原因所引发的挫败、沮丧、偏激等负面情绪极易受到诱发而导致犯罪。2004年的马加爵案件，2010年的药家鑫案都属于情绪犯罪。我校相关方面注意到这种大学生犯罪新动向，及时在我校心理咨询的同时辅助以法律咨询的内容，帮助在校大学生学会理智思考，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的人生负责。
（二）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的结合
法制教育的效果不仅仅是课堂知识的传授情况就，最主要的要通过德育教育的时效性来考察。新方案中，将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改革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不简单是两门课程的合并，更主要的是密切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同时也提升了法律教育的地位。
（三）法制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
诚然，高等院校以培养专业型人才为主，特别像我校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主要培养专业技术的应用人才，但培养专业人才与通识教育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专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式往往偏向于技术主义、分析主义、经验主义；通识教育的教育教学方式则偏向于科学主义、整体主义、思辨主义，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关怀与人文关怀。通识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教育教学更重高度、广度、思想性、人文关怀、哲学深度与创新性。在高等院校中两种教育教学互为补充，专业教育可以通识教育为塔底；通识教育可以专业教育方式为塔尖。法制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培养思维广度、体现人文关怀的重要教育形式之一。
（四）法制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结合
“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1]法律教育本身及其产生的结果对人的其他方面，如价值理念、道德素质、思维方式、精神状态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时时刻刻规约公民的行为。法制教育能帮助大学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获得真善美的心理启迪，提高综合素质。
五、坚持五个教育原则
（一）目的导向原则
法制教育专题及案例的选择、设计和讲解，都以树立正确法制理念、培养坚定法律信仰为目的，尤其突出法律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思想，强化法制意识。
（二）优势突出原则
我校法制教育的优势，既表现在教师的专业性强，理论功底扎实，还表现为案例选择突出典型和时代感，使学生体会到法制教育不是为了领会僵硬的法律规定，而是实实在在能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内容科学原则
法律从概念到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都有其极强的历史发展性和严谨的理论推理性，学会和尊重法律的科学性，有助于大学生知法懂法、学法用法。
（四）功能互补原则
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法制教育处于无可替代的独立位置，但这种独立不是孤立，法制教育从来都与德育、美育、及哲学历史学科的教育紧密相关，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五）形式多样原则
我校法制教育的形势可谓精彩纷呈，有学理分析的深入严谨，有典型案例的真实感动，还有东西渊源的异同比较等等，这些都给法制教育的课堂增添了活力，多种形式共用，既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真正使法制理念深入人心。
六、力求六个推动功能
（一）推动学生遵纪守法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当前大学生遵纪守法存在的很多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因为不知法不懂法，而是学而不用，知而不信，知法犯法，因此，遵纪守法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大学生遵纪守法教育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唤醒和强化他们的守法意识，使其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
（二）推动建设法治校园
高等学校要提高办学水平，就必须依法治校，这既是现代化高等学校制度的要求，也是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依法管理，依法办学，在广大师生中，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切实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
（三）推动提高人文素质
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3]高等院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基地，注重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学生“单向度”的倾向，促进大学生思维和智能的发展，丰富他们的精神境界，全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使他们既会“做事”更会“做人”，实现和谐的人的教育。
（四）推动丰富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办学理念、学校校风、精神风貌和人才素质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强的导向、凝聚和教育功能。”[4]物质文化绝不能包容校园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都应当是校园文化中主要的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更重要。在课堂内外我校积极开展各种师生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活动，如充分利用“12.4”法制宣传日、“6.26”国际禁毒日、“11.9”消防安全日等时机，组织各学院、各有关单位要结合自身特点，广泛开展生动、有效的法制教育活动，特别是在“五五”普法阶段任务，经常组织开展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切实增强学生学法、用法、守法意识。
（五）推动拓展网络功效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法制教育必须借助这一新途径和新方法，高等院校在网络时代进行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创建高校、家庭、社会网络互动机制；研究开发大学生法制教育网络资源库；积极开发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技术系统。我校相关部门已搭建了网络法制教育平台，及时解决学生提出的法律问题。但如何发挥在网络环境中成长的90后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我们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