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08:05: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十一、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九上P117-118)
1、时间：1861年
2、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3、性质：是沙皇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4、影响：①农奴制的废除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改革虽然留下了大量封建残余，但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是俄国近代历的重大转折点。
十二、日本明治维新(九上P118-120)
1、内容：①政治方面："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
②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近代工业。③社会生活方面：提倡"文明开化"，即向欧美学习，努力发展教育。
2、性质：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3、意义：①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②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点。③日本强大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十三、人类迈入"电气时代"(九上P124-127)
1、"电气时代"的到来：19世纪70年代，人类历史进人了"电气时代"。
2、"发明大王"爱迪生：1879年研制成功耐用碳丝灯泡。
"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
3、汽车：德国人卡尔o本茨在1885年试制汽车成功，被称为"汽车之父"。汽车的大量使用，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田，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4、飞机：1903年12月美国的莱特兄弟制成飞机，并试飞成功。
十四、两大军事侵略集团(九上P131-134)
1、形成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2、形成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
3、"三国同盟"由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组成;
4、"三国协约"由英国、法国、俄国组成。
5、形成后果：两大军事集团展开疯狂的扩军备战，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十五、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1、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
2、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战争
3、导火线：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
4、战争的结束：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
5、战争的影响：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战场由最初的欧洲扩大到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卷入战争。
②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参战各国共死伤二干多万人，其中被战争、饥俄、疾病等夺去生命的人超过一千万。
十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九上P138)
1、18世纪的法国
2、主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十七、达尔文与"进化论"(九上P140)
1、英国科学家达尔文2、著作：《物种起源》
3、思想：他提出了"进化论"思想。指出自然界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中发展的。
4、作用：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沉重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
十八、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九上P140)
1、出生在德国的科学家，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2、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提出的相对论。
十九、启蒙思想的影响(九上P139)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
二十、牛顿力学理论体系(九上P139)
1、英国科学家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2、牛顿在天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17世纪下半期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一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它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解放思想要在打破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转变、精神状态的改造。第二，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办事，不是脱离实际，构建空中楼阁，胡思乱想、随心所欲。第三，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其创造性的实践，敢闯敢冒。第四，解放思想是以推动现实发展为目的，不能停留在观念王国，不能坐而论道、空对空，不能在思想领域绕圈圈、打转转，关键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见成效。目前，都匀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是按照中央、省委、州委的有关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都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双百城市”、“全球绿色城市”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思想的、经济实力的、人文的诸多因素，都匀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投入修建的湘黔铁路原本设计是要与黔桂铁路在都匀交汇的，但因地方时任领导不同意该铁路经过都匀，认为通车后会导致物价上涨等原因，最终改道贵定。20世纪60年代中期，都匀是国家三线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的重点投资地区，70年代后有“西南电子工业城”之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电子工业部已立项在都匀建设贵州省首个全国重点大学——西南电子工业大学，1986年因地方不配合而取消组建该校，转而把资金全部投入位于成都的电讯工程学院，使其迅速崛起为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驻匀的原国家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第40研究所均属国家一级科研单位，因地方解放思想不够，不配合民调迁，1993年均分别整体外迁安徽合肥、蚌埠，目前这两个科研机构分别每年为当地贡献几十亿元的科技产值。……所有这些，如今都成为令人扼腕的叹息。
回顾都匀的发展历程，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当前都匀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都匀当前的发展又面临新的难点和转折点，继续解放思想势在必行。只有深入推进解放思想，才能推动都匀又好又快发展。
二
目前，都匀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小，社会发展水平低，发展环境欠优，社会管理有待加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观念落后，思想上存在许多误区，体制机制陈旧。
解放思想的关键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发展是解决当前都匀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要又好又快，“好”字当头，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要在继续发挥好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重要带动作用的同时，努力调优第一产业、调快第三产业，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要从粗放型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上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由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向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转变。通过解放思想，解决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切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让全市党员干部懂得，我们不仅要追求生产力的提高，更注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也是我们这次解放思想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解放思想的难点是超越现有的思维定式和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都匀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潜在的风险仍然在发展，并且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我们在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改革上，由于一些群体或者少数人存在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能上不能下等传统的思维定式，一旦去改革，势必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再比如土地管理问题，由于部分群众错误地认为土地是其私有财产，导致应该构建的城市的平台、园区的平台、小城镇的平台，在开发建设上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因此，无论是超越现有的思维定式，还是打破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都使得解放思想具有更大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具体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影响科学发展的内容、原因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部门解放思想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也会不同。从全市来看，市委提出了建设“双百城市”、“全球绿色城市”，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目标，解放思想就要围绕这一总目标来开展。但具体到每个乡镇、每个部门来说，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各有区别。比如在乡镇，同样是计划生育工作，有的地方变化很大，“今非昔比”了；有的地方却“江山依旧，面貌不改”。又如，在“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中，有的乡镇按照市委的要求，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扎实为百姓办实事；有些乡镇仍然浮在面上，摆花架子图形式。这就有差距，就必然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因此，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影响科学发展的具体问题，找出自身的难点、痛点和薄弱点，真正解放自己需要解放的思想。
三
站在新一轮发展的门槛上，市委按照中央、省委、州委的有关要求，旗帜鲜明地提出把解放思想置于万事之先，作为先导工程，并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但怎样解放思想，很多人心里没底。其实，解放思想是具体的，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解放思想是实在的，体现在每个地方、每个系统、每个人的行动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解放思想，就要找出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和差距。敢于正视问题和差距，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一个地方，如果看不到问题，找不到差距，本身就是视野的局限和思想的麻木，就是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近年来，市委提出“请进来”，请专家学者以及实践工作中的一些业务领导为我们上课，就是要我们找出自身观念落后、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和差距，并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深层次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做法。提出“走出去”，就是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重新审视自己，找出与周边先进县市的差距，找准自身发展中落后、薄弱、停滞的地方，找到在别人那里做得到而在都匀做不到的地方，用战略性的眼光，深入研究一些事关都匀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某几个甚至某一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走出一条既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又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发展路子。
解放思想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从我做起。谁的思想不解放？干部说群众思想不解放，群众说干部思想不解放，部门说乡镇思想不解放，乡镇说部门思想不解放。谁都说别人思想不解放，没有人说自己思想不解放。什么事情上思想不解放？说办事效率不高，回答是按程序办事，想快快不了；说政策不如外地优惠，回答是按上级规定办事，想优优不了，说外地经验值得借鉴，回答是情况不同，想学学不了；说收费、罚款多，回答是自收自支、不收不罚过不了。结果是谁都有理由，谁也没有错。都认为思想观念滞后，但具体到人、到事则难以落实。解放思想，要抓住带“长”的干部这个重点，进一步加强干部管理，规范干部调配工作，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确立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靠德才坐位子的鲜明导向，真正让想干事的有机会、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子，不干事的有压力、没市场，干不成事的让位子。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事业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在解放思想活动中，也要注意把基层干部、基层群众工作中创造出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提炼出来，作为推动解放思想的鲜活教材和素材。
关键词：课程资源；历史教学；课堂教学；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19-0068-01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博学多知、通古博今。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足以看出历史学习的现实意义。作为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习在高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很多学生普遍反映历史课程学习过程中枯燥乏味、历史事件记忆困难、学习资源匮乏等突出问题，授课教师在进行历史课程教学时，应该找出学生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力开发历史学习课程资源，切实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一、学科整合，充实教材内涵
许多学生在进行历史学习的时候，反映课本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介绍篇幅较小，内容不够丰富，远不能满足求知欲十足的高中生对未知事件探求的欲望。因此，授课教师在进行历史课程讲述的时候，就可以巧妙地通过学科间的相关知识的整合达到充实教学素材，拓展知识内容的目的。例如，在教授“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时，必然会讲到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英国的一声炮响，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生在记忆这些名词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机械地进行记忆，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苦人民的生存状况不甚了解，也就对麻木了的民众的状态不能产生深刻的共鸣。此时，授课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内容，在语文课本中寻找与此历史阶段相契合的语文素材进行跨学科融合性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学科间的知识融合，促进学生对历史素材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授课教师在进行该章节内容授课时，可以讲解语文课本中《阿Q正传》着力刻画的阿Q这样麻木、吝啬、可悲的小人物形象。通过利用这种学科间的交叉内容进行融合式学习的方法，不仅增加了学生历史学习素材，还为理解语文文章奠定了时代基调，可谓是一举多得。
二、融入网络，拓展课堂外延
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便利已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正使生活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多媒体信息技术以其海量的教学资源、便捷的传播方式、新颖的授课形式广泛拓展着历史课堂。网络信息技术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通过网络传媒强大的视听功能，帮助学生深刻体会历史的真正含义。历史并不是苍白无力的一段段文字的叠加，而是有血有肉、有苦有泪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授课教师在进行历史课程讲述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拓展课堂的外延。例如，在学习一些章节的相关内容的时候，生于和平年代的学生可能对战争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理解缺乏感性认识，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理解显得苍白无力。授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适时通过网络资源，找寻与该历史阶段相契合的一些影像资料，通过形象生动的视听资料，让学生对该时期的历史产生更深刻的感性认识。比如《四渡赤水》，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学生更能理解当时的情形。通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战役的描写，侧面描绘出战争的残酷，学生深入理解战争的惨烈和历史事件的意义，从而将这些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更能理解和平与统一的可贵。多媒体网络呈现的丰富的视听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了解历史、感知历史事件的机会，学生在学习相关历史事件的时候更加富有情感，更能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波澜壮阔。
三、结合乡土，强化知识应用
学生在进行历史知识学习的时候，需要以历史事件为主线，通过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历史事件进行线性串联。历史事件往往以时间轴为主线，主要由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构成。授课教师在进行相关章节内容讲述的时候，可以结合学生所在地域的特点，将历史事件与当地文化进行巧妙的联系和讲述，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兴趣和记忆。例如，授课教师在讲述到“”相关章节的内容时，必然要讲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重要意义和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众所周知，“七七”标志着日本全面的爆发，也是正式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在北京附近学校的授课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卢沟桥，让学生到卢沟桥上去触摸那些被日本枪膛中的子弹打出的弹坑，触摸历史的痕迹，以此告诉学生，历史真真切切地发生过，让学生明白“国家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同样的，众所周知，是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附近授课的教师，学习意义的时候，就可以结合乡土资源，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强化对知识的应用。结合乡土知识对历史事件进行学习，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记忆，更有利于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活学活用能力。
四、结束语
作为高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授课教师不断地进行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创新，切实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使历史教学充满更多的精彩与活力。
参考文献：
五一佳节临近，首先恭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在此座谈，缅怀87年前那场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这场运动，成为中国走向的转折点。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核心在于“爱国主义”。时代在变迁，但是五四精神永不过时，而且时代的进步赋予了五四精神新的内涵，并在新时代以概括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加以体现。
“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与五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在新时期五四精神内涵的升华和外延的扩展，既反映了五四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髓，又结合时代的要求创造性的发展了五四精神。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赋予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作为挺立潮头的时代青年，特别是作为一名团干部要带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身作则。要求我们带头深入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切实掌握精神实质，努力把握基本要求。要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规范思想行为，加强道德修养，培养高尚情操。要加强和改进团的作风建设，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青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始终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团的岗位、竭诚服务青年，努力做“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团干部。
今天我们在此座谈缅怀，这不是一个务虚的座谈会，而是振奋精神，鼓励斗志，明确方向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的务实的座谈会。五四精神及其在新时期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我们的要求在企业中的体现，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爱企业，勤学习，乐奉献，善创新”。在座的都是青年朋友，或者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都怀有满腔为企业作出贡献的热血。年初钢铁行业普遍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国贸公司团委向国贸全体青年发出了“积极销售，创造效益“的倡议，公司也提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要求，我想结合本人所从事的具体工作谈点弘扬五四精神，践行社会荣辱观的体会.
本人所在的储运部，系**进出口合同履行，物流仓储货权管理部门，国际贸易环节的70％具体落实在本部门，战线长，环节多，也是一个“花钱”的部门，更是一个落实公司“降本增效”重要的业务部门。在公司领导的关怀下，在部门领导的带领下，大家精诚团结，为公司降本增效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合同履行的每个环节，努力寻找竞争力合作伙伴，降低整个物流成本。本人系储运部租船员，负责公司进出口钢材和进口矿的履行工作，肩负**（集团）公司（包括新钢钒和攀成钢进口矿的保供重任。在保证合同及时安全有效履行下，通过压缩物流成本）仓库的选择，货运的遴选，涉及租船业务中，对业务合作伙伴进行评级，采用竞标方式，年度降低可比较成本近300万美金。
同时，不仅仅为公司“节流”，还通过合同的技术处理，规避风险，为公司进行了“开源”。在此我仅举一例：2006.3.31日，全球三大矿石出口商BHP拟安排我司一船矿石，目前矿方市场，资源，运输受制与人。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成本要降低，通过一系列的拉锯战的电邮电话，供应方愿意降低海运费0.3，根据货盘量，该航次在运费上我司净省177453*0.2美金的费用。在降低这0.3美金的过程中，抓住其锁定运输费用市场，不让其他人插手运输的心理，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因素，迫使其降低了0.3元。外方评价“trickish（难对付的）”，并告诉我，这在他们与其他钢铁企业合作中是没有先例的。该航次在港口的速遣费上预计我公司赚取近5000美金的纯利润。由于我司与世界上二大矿石供应商哈默斯利和BHP公司都有10年和8年的长期协议。大部分航次采用这样的方式交货。今天，与BHP上个航次合作我司所赚近2万美金已到帐。
之所以讲这样的经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秉承五四精神，发扬青年人的青春才华，我们青年在**国贸公司给我们构筑的平台上大有可为，也会大有作为。
关键词：魏晋人格观；人物品评；特色与原因
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深刻原因。
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
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
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2]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
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
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著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
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
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个中原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阶层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又可追究到他们此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的失落。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的“清议”运动可视为汉末至魏晋整个时代士人觉醒的开端。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大一统集权专制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先秦时代纵横四野的士人终于变成皇权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权力的附庸， 即使能够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过是皇权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财富和儒士文化相结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结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团。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士族阶层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门地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清议”运动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重要结果。“(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益明确。”[4]随着士人的觉醒，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显，从“清议”运动开始，虽然士人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才的选拔影响到了政治，但士人阶层被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党锢之祸”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同皇权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宦官、外戚两大政治势力相抗衡。曹魏时代，曹魏政权的出现更是被视为是庶族势力对士族力量的胜利， 虽然曹魏政权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马氏所取代，但司马氏的胜利并不代表整个士族势力的胜利。因为掌握了君权的司马家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旋即便变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发生对立与冲突的仍然是皇权与士人阶层这两股势力。于是，我们看见士族的政治心态终于出现了分化: 许多士人继续维持着对政治的热衷，如何晏、山涛等人，他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最终使得东晋时期出现门阀政治， 士人终于在东晋时期进入到了权力的核心， 成为政治的主角。但是绝大部分士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并开始逐渐疏离政治，其中以与曹魏政权有关的嵇康、阮籍等人最为突出。在对政治的疏离冷漠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建构自己的群体人格，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 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由此，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举”标准转向超越功利目的审美判断的标准。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追问。先秦至两汉，主导人生态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取向，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珍惜人生，实现理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狼烟四起，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问题。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此前价值观念赋予人们的价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贤信仰、学问和功名等等在短暂的人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以往的这些世俗的价值追求，在大多数士人看来都是值得审判的，都将无法为继。作为生命体是人的外在价值追求的载体，生命如果都不复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东西便都变得毫无意义。对死亡的终极恐惧和思考，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更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无限眷恋。在魏晋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抓紧生活，尽情享受的一面。
尽情享受生命的方式貌似腐败、堕落，其实则是一种对人生和生命的强力追求。人生既然苦而短，为什么不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去尽情地享受呢?我们认为，联系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种对享受生活的追求不能被认为是堕落、腐化的行经，而应该视为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即对传统价值取向的抛弃，对人生、生命的重新认识，它体现了人对自身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在魏晋时期对人进行评判的价值取向上。既然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得到肯定，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人内在的才情、品格和神貌等方面也就应该受到积极的推崇。“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 ，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合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究超凡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7]而这种“美的理想”也就成为对人物评判的“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人物评判的标准向审美取向的转变，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评’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另外，魏晋时期人物评判的审美标准彰显的是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在皇权之下的广大士人作为“人”的自我觉醒的精神追求，使得秦汉以来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化时代过渡到以士人为中心的文化时代， 这当可视为魏晋时期人物评判审美标准所反映的士人觉醒意识的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著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著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关键词】档案管理 国有企业 策略
企业档案是反映本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维护企业经济利益、合法权益和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档案工作是我国档案工作的重点，讲档案工作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最直接的就是搞好我国国有企业的档案工作，本人认为，搞好档案工作至少有以下作用：档案工作对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至关重要，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就离不开科学和规范的管理，而档案的管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此外，档案工作的科学管理也是国有企业满足国家资产积累要求的基础。过去由于档案的不规范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值得我们深思。总之，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高度去认识档案工作的意义。
1现代国有企业及档案工作的变化及特征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在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从国有企业本身来看，发生了这样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
1.1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档案管理变化
与过去大锅饭式的老国有企业不同，现在强调产权清晰，责任明确。很多国有企业因此走上了公司制。这样，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与过去稍有不同，即国有资产仍归国家所有，但更强调法人代表的自主管理权。
1.2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导致国有企业档案管理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导致国有企业合并潮的出现，这样必然给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带来了挑战。例如：有的工人下岗后自谋出路，他们的档案应该如何管理，这些都是新时期国有企业档案工作重要的变化。
1.3“国有民营”，“公有个营”，“租赁经营”企业的出现，这类企业的产权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但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企业档案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改制这个时期看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说，这在我国企业发展史上是一个“过渡时期”。新时期档案工作具有以下特征：
（1）国有企业档案主管部门进行合并和重组。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导致国有企业管理部门合并，那么作为重要行政部门的档案管理科同样面临人员和机构的改革。它也会对新条件下的档案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2）国有企业档案类型趋向复杂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其档案内容和类型也改变了过去单一性的特点。如过去的人事档案较为稳定，职工变化不大。但现在则面临人员的频繁调动等新情况。
（3）国有企业档案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在不断扩大。它不但是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工具，而且也是员工进行维护权益所必需的东西。
（4）国有企业档案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于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企业的档案工作不再局限于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计算机和数码通讯等高科技产品被广泛运用于国有企业档案管理。
（5）由于公司制的影响，法人掌握了企业内部档案机构的设置权，这样比过去更灵活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企业内部档案机构的设置权属于企业的法人，但是企业档案工作是一项科学的企业管理活动，有自身的规律。如果我们要强调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尤其是强调企业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就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档案机构的也就不能仅凭个人的意志，而应该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从出效率的原则出发，科学地企业档案管理机构。
2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档案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新时期，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得到了加强。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对档案的认识不高，如档案人员调动频繁，因而削弱了企业档案工作。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思想解放不够。我们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档案管理老观念，这样就会和新时代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更新国有企业档案管理观念，真正做到与时具进。其实在改革的大环境下，我们要肯定过去成功经验和做法，并继承下来，同时要研究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对国有企业档案工作的影响，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并从这个起点上发展现代国有企业的档案管理科学。
（2）企业档案的管理体系不科学。企业档案管理科学，从学科建设上看，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企业法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对档案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档案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并不大清楚，这对企业档案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企业档案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之紧迫。
（3）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档案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目前我们缺乏一支业务能力强，思想水平高的档案工作队伍。如许多国有企业档案工作者并不是图书档案管理专业科班出身，有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有些是中文或历史相关专业毕业的，业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我们必须对他们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各种学习班或实践学习来打造一支高效的队伍。
（4）国有企业档案管理硬件措施不到位。如电脑配备，办公条件等。当然，企业资金短缺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相关领导对国有企业档案管理重要性认识不够。我们必须坚持一点：国有企业的档案工作是我国档案工作的重点，讲档案工作也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各级部门要加大档案管理硬件的投资，虽然短期我们看不到它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但它制约了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
3结束语
国有企业档案工作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从现象上看，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好象出现了滑坡，企业法人似乎顾不到档案上来，企业档案干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档案干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国家制定的有关档案工作规范的贯彻实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把这些情况同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结合起来分析，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国有企业档案工作，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出现一些新问题，是旧的体制不适应新的外部环境所导致的结果，当新的体制建立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局面一定会出现，才能发现问题。离开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来分析企业的档案，只能是空谈，我们相信当国有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有企业档案工作一定会得到企业法人和全社会的重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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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