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8 06:52: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长期的“二元化”发展，使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在公共财政的支出方面偏重城市，农业发展享受的公共财政投入较少，农村地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由于缺少必要的硬件设施，农村地区的许多生产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就直接就地排放了。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严重，水体污染问题较突出，河流、水库、湖泊萎缩，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优质资源在大量流失，城乡间发展的差距逐步加大。
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及生态意识有待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短，各种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生产技能素质方面较弱。另外，其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及生态环保意识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要具备这一竞争优势，就要从提高农民素质处入手，逐步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削弱中国农村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上问题的产生表面上是由于技术手段不完备、环境法制不健全、经济活动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深入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产生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发展理念、体制、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生态文化建设在农村各个相关领域的缺失及不完善，是形成以上局面的重要原因。
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的主要途径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来转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持久的内在发展动力。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主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1.积极完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为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特别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来规范产业发展。在制定各个法规过程中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融合配套。另外，因为生态问题往往带有不可逆性，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来规范相关产业的生态化发展。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环保法规的过程中还应与相关的行业组织密切合作，使政府出台的法规能有更好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购买模式仍是西方各国广泛采用的支付生态补偿的最主要方式。日本和瑞典的《森林法》规定由国家对被划为保护林的所有者给予补偿。美国颁布的《露天矿矿区土地管理及复垦条例》规定，矿区开采实行复垦抵押金制度。此外，美国还在1990年首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建设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应加强环境影响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建设，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2.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科学规划地区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应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应把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加入到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考核中，用科学的绩效观来评价政府绩效，绩效评价要把绿色GDP、人口、资源、环境等多项指标考虑进去。其次，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必须把生态建设列入其中，应大力改善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文教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统筹规划。政府部门应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地区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使相关产业能够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
3.推广绿色经营，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以适应低炭环保的要求。绿色经营是指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补充中获得盈利的一种经营方式。绿色经营解决方案能在帮助企业控制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环境负荷，真正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通过税收减免、绿色信贷、减排补贴等措施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开展绿色经营。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展绿色经营更能起到明显的成效。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采用IBM的解决方案后，每年物流成本降低了20%，并实现了碳排放量减少10万吨。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不仅能使企业节能、高效，还能帮助企业在形象策划、产品开发、商标设计、广告等商务活动中渗入生态理念，更好的诠释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4.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拓展行业自律。国内有关研究统计显示，农村地区的合作经济性专业协会约占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在农村地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和拓展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应积极鼓励各专业协会制定本地区行业企业及个人共同遵守的适应生态文化建设需要的行为规范，强化企业及个人经营行为的自律，促进地区内或行业内部的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地区或行业内部的整体利益。制定引导相关行业、产业的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措施。乡镇企业的环保问题是当今农村生态建设重要环节。农村行业协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当地企业的生态文化建设，向企业提供必要的环保信息和建议，协助企业建立起企业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倡导企业开展IS014000标准认证工作，使其生产工艺及设备，产品的运输、贮藏、处理、使用和弃置等多个环节适应生态发展的要求。逐步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使相关产业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完善生态园区建设，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应通过政府主导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将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使科技成果利用效率得到提高，促进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已达到70%-80%，我国目前仅为42%，从长远和根本上看，先进适用的绿色技术对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应该充分利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设施农业技术、核农业技术、多色农业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引进吸收和普及利用，促进生态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通过发展高科技农业，推进农村相关产业生态化发展。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多级农业产业化风险保障基金，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推进农业产业生态化经营。政府部门应与相关科研机构建立了协作机制，每年把影响和制约农村相关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点问题以课题形式下达给相关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并积极推广科技成果实际应用及ISO14000认证和清洁生产工艺。
【关 键 词】赫尔曼・麦尔维尔 发展脉络 论文类型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个把他引入中国译介的是曹庸，曹译《白鲸》（1957 上海新文艺版）是《白鲸》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对麦尔维尔的研究可分为四类，即评论、译序、论文和文学史。本文主要考察论文这方面的研究。
笔者在中国知网里面输入关键词“麦尔维尔”，大致情况如下：
大部分论文是对《白鲸》的研究，各时期情况如下：
周珏良的《河、海、园――、、的比较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4期）开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研究的先河。最新的是刘海燕发表在《荆楚学院学报》2011年04期上的《有形的樊笼无形的囿囚――解读中“墙壁”意象与象征》。
一、发展脉络
国内对麦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突出的除了周珏良还有吴加和李万钧。八十年代对麦氏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论文只有8篇。
九十年代国内对麦氏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现了钱满素、汪义群等有影响的研究者。钱满素的《含混：形式兼主题――文书与的联想》（《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03期）指出含混开拓了多元化的理解层次，有利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汪义群的《论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纪念麦尔维尔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04期）指出《白鲸》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芒。
进入新世纪国内对麦氏作品的研究急剧深温，南京大学的杨金才尤其突出。他撰写了9篇相关论文及1部专著。他的专著《赫尔曼・麦尔维尔与帝国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掀起了麦氏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另外比较显著的有韩敏中和林元富。
二、研究类型
1、总论型
这类论文总共才三篇，一般是对作家的生平、创作特点及作品的综合研究。杨金才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第1期）发表的《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简论》并将其作品大致分成三大类。另外两篇是曾艳兵的《麦尔维尔与大海》（《东方论坛》1999年04期）和聂庆娟的《麦尔维尔：敢于说“不”的探索者》（《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创作特点研究型
此类论文涉及到《皮埃尔》、《泰比》等很多作品，从叙事特点、创作意图、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长期以来，《玛迪》一直因文体的杂乱无章被许多评论家讥讽为小说中的“异类”。于建华和杨金才的《之“奇”形：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05期）指出作者刻意用这种方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探索和实验，是一次关于小说的冒险。这一论文扭转了其他学者的偏见，为麦尔维尔进行了。
视角比较新颖的文章还有：杨金才的《从人物塑造看的文本内涵》（《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安芝丹《试论的哥特成分》（《文艺理论》2009年11期）；郑然在《麦尔维尔短篇小说中的艾伦・坡元素》（《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3、比较研究型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类论文占的比例也较大，内容丰富多彩。
周汶在《四川外国语学报》（1999年01期）发表的《一脉相承 异曲同工――和比较分析》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动机、人物刻画、主题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菲次杰拉尔德对以麦尔维尔为代表的美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美国小说创作技巧的完善。杨金才的《从看麦尔维尔与狄更斯的近缘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比较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主题意蕴间的近缘关系，并指出麦氏对狄更斯进行了借鉴。
4、作品分析型
绝大部分研究都属于这一类。这类论文除了少数几篇涉及到《奥穆》、《皮埃尔》及其诗歌创作外，主要集中在对《白鲸》的研究。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吴格非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02期第27卷）发表的《荒谬境遇中的生命抗争――麦尔维尔小说的存在主义解读》运用存在主义阐释了该小说的现代意义。此前已有很多评论家对该作品其进行过各种解读，运用存在主义进行新的解读，不落俗套，发人深思。
对亚哈进行解读的文章也很多，但对他的评论却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人类进取力量的化身，也有人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主要论文有：戴雪芳的《论亚哈船长的“疯狂”》（《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02期），王传顺和杨敏的《亚哈之死》（《美与时代》2006，01）。
（2）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进行解读。这类文章一般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寻找《白鲸》中主要人物的原型，这类研究重复现象比较明显。主要论文有：韩德星《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02期）《谈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雷锋莲《论中的圣经原型》（西北师范大学，2001）等。
马文霞在的《对中原型意象的探析》（《时代文学》2009年02期）指出麦尔维尔并非“为原型而原型”或“原型至上主义”。这一原型解读并不是一味地寻找作品中人物的原型，而是注重于追溯其神秘原型产生的原因，不落窠臼。
（3）解读《白鲸》的宗教意义。评论家在这一方面的争论较少，一致认为《白鲸》表现了麦氏矛盾的宗教观。他一方面怀疑《圣经》中上帝的仁慈，但又不愿抛弃《圣经》教义的约束。主要论文有：孙筱珍的《的宗教意义透视》（《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04期）；朱喜奎的《中的宗教思想》（《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12期）。
（4）从生态伦理批评的视角分析作品。随着近年来生态批评热潮的兴起，从这一视角研究《白鲸》的论文急剧增加。这一方面的主流观点是《白鲸》表现了作者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持这些观点的主要论文有：郭海平的《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03期）；徐明和李欣湘的《论的生态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有些观点认为《白鲸》表现了作者矛盾的生态伦理观。周海燕和杨正和的《解读的生态伦理困惑》（《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05期）阐释了麦尔维尔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
（5）探讨《白鲸》的主题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白鲸》主题的阐释都没能达成共识，有的视其为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有的揭示其复仇主题，众说纷纭。
韩军利的《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01期）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其复仇主题进行分析。用原型分析解读主题，可谓别出心裁。熊伟和侯铁军在《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的《清教预表法与美国文学中的救赎主题――以、和为例》指出作品中救赎主题与《圣经》中三种救赎主题的相似性，论文把救赎主题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6）探讨《白鲸》的象征意义
这类论文所占比例也较大，一般探讨白鲸、主要人物、白色等的象征意义。
张立新的《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象征意义的重新建构》（《国外文学》2006年03期）指出：麦氏不仅支解了美国文学中“白色”的神话，并对“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进行了重新建构。陈秋红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02期）的《象征意义的文化阐释》从三个不同层面对《白鲸》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剖析。
三、结语
纵观国内对麦氏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中不足的是重复现象极其突出，例如关于《白鲸》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和生态批评解读等一再重复。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一些毫无新意的重复显然是应该避免的。此外，国内的研究只涉及到麦尔维尔的一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白鲸》，他的诗集和其他作品如《雷得本》、《白外衣》等则少有涉及，以后的研究可以致力于这些之前不被关注的作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位作家。另外笔者注意到国内与国际麦尔维尔研究的对话与合作研究几乎没有，以后应多加强国际合作。总体而言，我国对麦尔维尔作品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整体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Robert S. Levine. Herman Melville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韩德星.谈《白鲸》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研究，2000（2）.
[3]韩军利.《白鲸》中复仇主题的神话原型分析[J].世界文学评论，2009（1）.
[4]孙筱珍.《白鲸》的宗教意义透视在[J].外国文学研究，2003（4）.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论文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玛拉和丹恩》，生态女性主义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的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莱辛一直致力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的追问探索，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到种族矛盾、两性关系、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社会问题。2007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这位关注女性体验的“史诗诗人”的颁奖词中就讲道:“她为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普通大众几乎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于每种形式的人类行为都不含偏见。她较早认识到全球环境威胁以及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腐败问题。” 莱辛在1999年发表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虚构了一万多年后的地球环境，在延续其对女性关注的同时，也反映了对现实环境恶化的关注。正如莱辛本人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出版后，她第一时间也是首次在线接受网友提问时就强调的“如果人们认为莱辛又转向什么科幻或空间小说了的话，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并特意指出了这本科幻小说在环境和气候方面同现实的关联。
本文重点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分析小说中父权制度瓦解下的男性女性形象和人把自然他者化后的环境问题，指明玛拉丹恩之旅其实就是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模式的瓦解之旅，而旅途的终点就是和谐的精神家园。一、两性对立的瓦解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而成的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凯伦华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与对女人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终极意义上讲，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级制。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不仅是对立关系，而且是上下等级关系。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框架上的。因此，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在观念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和彼此强化的。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首先体现在对男权文化中心统治逻辑的否定上文学艺术论文，《玛拉和丹恩》对这种“父权制’世界观的消解是逐步进行的。首先, 传统的父权国度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毁灭了，玛拉和丹恩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姐弟俩被带离王宫以后，就失去了父权制度给他们设定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个代表着过去的父权制度的身份符号，从他们的心里被抹去了。在两人的整个历险过程中，他们完全忘记了曾经的身份，重新建立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文化身份。丹恩作为男性世界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被一再地告知不许讲话，保持安静。对丹恩的命令“嘘，嘘，安静”仅在第一章前两页就重复了六次。丹恩从一开始就实际上已处于了文化失语的境地，男性权力话语消失了。而在此后的历险中，丹恩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两人也几次因丹恩的恐惧，惊慌而逃亡北上的历程倍加艰难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某种程度上，男性不再处于二元对立中的上级地位。
相反，玛拉的女性角色却显得异常地高大、勇敢和富于智慧。她对于知识有着无比的热情，如饥似渴，抓住任何机会吸纳学习远古文明，相比于文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玛拉散发着耀眼的智慧光彩。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视为生育后代的工具。玛拉在她的历险中，一直都极力摆脱这种父权制的价值观。在石村时，玛拉因干旱而身体虚弱，暂时失去生育的能力时，她并未伤心，反而因此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明白自己摆脱了作为生育工具的命运。玛拉在途经各地之后发现，由于环境的恶化，男性的生殖力已经极度退化。男性权力的象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威。然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依然是女性价值的最重要体现。玛拉遇到的第一男人，就想让她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玛拉拒绝了，离开安逸的生活，重新踏上旅程。而另一个男人想让她成为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妃，为他生育后代，继承他的王位，因为他的原配不能生养孩子。玛拉意识到这样光鲜的地位，同样只是父权制度下的一个工具而已。有着独立思想的玛拉，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身份，再一次选择了离开。
当姐弟俩到达大陆的北方时，一对年老的本族夫妇希望玛拉和丹恩为了种族的延续而结合，从而延续从前的父权王国。玛拉坚持人性，说服了意志动摇的弟弟，战胜了邪恶的冲动，最终姐弟俩恢复了纯洁的亲情，各自与自己的爱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文学艺术论文，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在此得到了消解，传统的男性逻各斯中心消失了，同时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女性中心。
莱辛的小说告诉我们，要认识两性间平等互补的相互性，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同生共存的命运，需要打破男性中心的意识，克服统治和支配的傲慢感觉，懂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关爱的伦理。这样才能建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才能感受亲情，升华爱情；才能消除性别偏见，构建一个两性和谐的生态社会。
二，人与自然对立的瓦解
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是他者，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是合理公正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存在物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统一体。大地、山川、花草、虫鱼、空气等都是大自然这个宇宙之链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宇宙中一切生命体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并且没有等级差别。大自然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存在，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陈喜荣，2002）。大自然中各种生命体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类作为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条，其存在依赖于和其他生物的和谐关系上。而人类目前这种将自然他者化，认为自然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必导致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掠夺。这不仅会给大自然带来巨大破坏，而且会逐渐使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最终伤害到人类自己
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生态关怀也同样体现在她试图消解这种人将自然看做对立面，看做他者的传统理念。小说一开始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未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干旱，沙漠化，冰川，洪水等等极端的自然灾难使未来人类的生存倍加艰难。莱辛通过展示未来的极端环境，引起人们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反思。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小说一开始便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动物和植物都死光了。但拉斯塔充满了沙尘。他们说沙尘暴刮的昏天黑地，填满了房屋，掩埋了花园（P75）。”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就是生命。当他们碰到一个小水泊的时候，用小桶挑着水，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时刻守卫着小小的两个小水桶。一旦遇到水源，“他们一个劲地喝着。两个人都在想，趁着还有水文学艺术论文，一定要喝个够（P101）。”干旱使大地颗粒无收，动物也渴死，人们食物短缺，身体受到极大损害，女性丧失了生育能力。
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到北方去，北方有水，有绿洲。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如此恶劣，以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在旅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原因，其实并非完全一直都是这样的干旱，这样的荒凉。在玛拉和丹恩到达中心，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古人类行为的文字“这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行动造成的后患。他们杀绝了野兽；毒死了海洋里的鱼；对森林滥砍滥伐，使曾经遍地森林的国家一个个变成了沙漠，荒原。他们破坏一切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他们的头脑可能出了问题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古人确实应该受到冰纪的惩罚，他们罪有应得(P471)。”
在玛拉丹恩从南向北的旅程中，环境有了一些好转，有了河流，有了草地，甚至有了森林，虽然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干旱依然存在。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慢慢的缓和，从小河到大河，他们一直航行在水上，这对于曾经身处干旱的他们来说是很奇妙的事情，河流两边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和村庄，越朝北的地方，人类的生活越发原始，工业文明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这一切表明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慢慢趋于缓和。
莱辛认为正是人类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利用，环境才发生着变化，森林消失了，河流消失了，沙漫天遍野到处都是，而人类也因此生存困难，只有消除掉这种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模式，才能拯救生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和谐的精神家园
生态批评家先驱之一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曾指出“生态学和女性主义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联合起来…这样的整合能够产生一种新的对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使之朝拆解男权/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向努力…”，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追寻的，也是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文末所描绘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艺术论文，男性女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平等和谐。
玛拉丹恩在经历种种历险，客服各种困难最终来到了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自然不再是干涸的大地，不再有饥渴。“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蓝色的海水和淡蓝色的天空交会到一起。蓝色中点缀着白色的，不断移动的浪峰。迎面吹来的是带着咸味的风，咸味就在他们的唇边（P491）。”自然以未受到任何压迫的面貌呈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未来的家则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右侧是海，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山丘，山坡上是一个低矮的红砖大房子，带着门廊，立柱。”
两性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紧张、对立，而在这种精神家园里也变得和谐起来。玛拉丹恩各自相爱的人都在这个家园里等待着他们。“他们看到门廊上有两个人。丹恩跑过去喊道：基拉…呆呆地看着那个斜靠在躺椅上冲他微笑的年轻漂亮女人。”玛拉的爱人沙必斯“站在那里，微微的向前探着身子，冲着玛拉微笑着，似乎在等待…”
和谐，这是文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莱辛在文末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图画。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达到的精神家园。正如莱辛文末极具含义的话语；“水融合到了水里”。人与自然的差异，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最终都融合为一体。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倾注了她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在她不懈的、发人深省的对自然和性别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主体的探索中，给我们展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了解放女性与自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在科技发展所伴随的种种弊端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隔阂加剧的语境下，如何为人类找到摆脱痛苦、指明道路的灯塔、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莱辛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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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学与文学批评联合
文学生态学一词最早出自美国联合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约瑟夫•米克在七十年代出版的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这次十分有影响的跨学科交叉尝试，与他个人的教育环境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态学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和概括而得出的结论，是研究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的科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文学则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形象地描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创作感直接来自于作者的想象，是对大千世界万物的感悟、思考和反思。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科学和文学之间存在着可以调和的前提基础:科学视角意味着逻辑和证实，对自然做自由充分的观察和研究，作家的文字同样折射和反映隐含某种逻辑的内在联系，并付诸想象中的真实再现。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与文学及文学批评虽然方法迥异、角度不同，但仍然存在可以相互沟通和共通的可能性。其在所包含的现实关系中，生态学与文学及其批评明显存在着深入的交叉重叠和渗透。从广义上说，生态学与文学之间在社会、历史、伦理和时空，甚至在形而上学等层面上都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它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必然被涉入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背景之中。
2．文学与生态学的独特建构
从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的视角对文学生态学的概念、模式、诗学生态系统、文本重读的策略以及文学生态学可能走向的价值建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本论文的最后，笔者将简单概述在生态批评潮流中脱颖而出的文学生态学的独特建构、文学生态学的研究视域以及文学生态学的局限。生态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个潮流或一场运动。文学生态学则是这个潮流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学科。格罗特菲尔蒂在1998年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中将生态批评界定为“简单地说，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的研究。…生态批评采取地球中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这是一个宽泛的包罗万象的定义，宽泛本身意味着这是一场运动，而且不断扩大、延伸的运动。生态批评运动从呼唤环境意识肇始至今，己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学科发展阶段。其话语范围不断扩大，建构方向日渐明晰。
3．文学与生态学的项目融合
文学生态学是生态批评潮流中出现的跨学科术语。它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一种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形式。文学生态学的作品特点就是文明批判，它将生态学理念引入文学研究，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重点落在人类的思想批判与反思，对于自然环境恶化、社会文化的批判中，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导致的生态危机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上述的文学与生态的关系中，二者对美和平衡的理解应该有可能做到妥协和一致。文学人物可以作为人类物种典型的或非典型的样本进行分析。人类行为模式与动物行为模式的比较被描述为当代人种学。对于反应人对自然进程的责任，对生态危机的自我文化认识，一些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文学艺术研究的方法，揭示或者暗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影响人类物种生存的哲学思想。
作者：李欣桐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型教学是当今中国高等学校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高校教育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一模式是培养专业知识深厚、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良好模式；因而，各高校纷纷把研究型教学模式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方向，以培养适应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高端精英人才与建设研究型高校；将研究型教学理论与各课程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成为一个极重要且需探讨的基础工作。
一、研究型教学的内涵
研究型教学借鉴自西方教育界，从德国威廉•洪堡的通过研究进行教学到美国杰罗姆•布鲁纳的发现式学习，经国内教育者本土化探索发展后，有了多种理解。本文的理解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但教学为本，研究为用。研究型教学是高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采用研究的方法教给学生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中，研究是一种方式，目的是教学，知识是教学的内容载体，目标是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教师要把握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成果的获得去教学，而是为教学去展开研究、为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而自然获得新知识新见解，“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更重要的是考量学生在教师用研究型教学方法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状况。教师会把自己适合的科研成果转用到教学中去，而学生在研究式教学过程中推陈出新所得到的学术结论也可以转化为公开的科研成果。所以，在这个教学模式中，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对于研究型教学模式，我们应明确其是一种教学模式而不是一种科研模式，即教学为本研究为用。其次，师生之间是独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研究型教学模式，是让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教学过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中讲授与被动接受的关系，师生之间必须是独立、平等的两个主体。教师设计、预设了教学中各个环节并和学生一起执行课程教学方案，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退居一旁，让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交给的学习任务，让学生的自主学习占据教学过程的主置，教师观察，以平等的话语方式与学生讨论，提示、引导学生完成学习过程，最终让学生自己得到结论获取知识。研究型教学，从词义结构上分析是一个偏正词组，“研究型”限定“教学”这一中心词。从词组结构高校研究型教学是一个教育教学的系统工程，包括教学理念的确立、教育教学机制的建设、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模式设计、评价体系的构建、教学团队的培养、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等等；各方面需要一个长期的理论与实践间的循环推进发展完善的过程才能使研究型大学最终建立。作为课程任课教师，在研究型大学建设暨人才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应依据本课程特点，设计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实践能力、激发创新能力的研究型教学方式方法，为研究型教学模式贡献建设性思路。不同的课程或一个课程的不同内容即不同教学类型都应该有不同的教学方案来实践研究型教学理念，这些与教学类型相应的教学方案及相关的教学理论包括研究型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等通而用之即形成一种研究型教学模式。本文立足于《外国文学》课程，从教学形式到教学方法、从教学步骤到教学内容类型到典型教案的设计来探索研究型教学模式，尝试《外国文学》课程的研究型教学改革，此为本课程教学尤其是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抛砖引玉、为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基础思路、为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铺垫基石。
二、《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的形式、方法、步骤
《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的实施可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课程教学，课程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专业采风，参与教师课题研究，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等。这些教学活动或竞赛活动都可以实施研究型教学，而其中课程教学是最主要的，是占本科生学习过程的主要部分。每一种教学形式都可灵活选择、组合多种教学方法。比如，课堂专题讲授式，问题式，讨论式，读书报告式，情景再现式，互动辅导答疑式。课堂专题讲授，教师把某部分教学内容统括在一个论题之下，分解为几个有机的小主题，通过课堂教学逐一讲解，最终完成对这一部分教学内容的深刻系统的了解。这一教学方式的目的是给学生展示一个基本的研究性思路与学习过程，起示范作用，从而启发学生更好地完成研究型学习或自主设计研究型学习内容。问题式，教师提前将教学任务交付给学生，学生广泛查阅相关书籍资料，整理出关于教学题材的重要论题和疑难问题，然后将之提交给教师，师生在提出充分理由及证据的基础上共同商讨确定要集中精力解决的论题和疑难问题，学生课外独立思考及查阅资料获得各自的答案，并以小论文形式上交教师，教师根据学生小论文观点与理论运用的创新性、论述逻辑及语言进行评价。这一方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训练学生学术研究的全面素养，而学生独立思考、创新表达的小论文也有可能是质量可靠的科研成果。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与学生讨论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讨论式，学生深入阅读作品及广泛了解各种观点、提出与教学题材相关的主要论题，课前学生就论题深入阅读并准备好发言内容，课堂上学生见智见仁各抒己见，不求见解一致，只需自圆其说、观点明确、思维清晰，教师亦据此进行评价。这一方式，锻炼学生就某一论题提炼论点及论据，锻炼论辩能力与口才。读书报告式，主要是学生在自行阅读作品后，将所感所思提炼并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在课堂上报告。这个报告不需要长篇深入阐释，也不需要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只需要真实表达能给人启发即可。这一方式鼓励创新、鼓励学生抓住阅读瞬间的感受与灵感。情景再现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有人物动作与对话来设计的，比如小说、戏剧，通过模拟动作与对话来表演从而体验作品人物情感、理解人物形象，还有诗歌通过朗诵，也可以再现作者的情感。这一方式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让学生领会作品，同时借此培养学生在朗诵或表演方面的兴趣爱好、让学生了解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互动辅导答疑式，师生在课后面对面或通过网络来讨论问题，或老师解答学生的疑问。这一方式保证学生在日常学习随时能与教师沟通、交流，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时空。不论哪种教学形式、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其步骤都是大同小异的：备课———教学———检验效果———反馈、改进。教师备课，是整个研究性教学的总设计阶段，选择适于研究型教学的课程内容，设计学生自主学习的各个环节，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阶段是学生在教师总设计框架内自主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的过程，教师退隐，在这一过程中充当观察者，适当的时候起一个引导者、纠偏者的作用，但采用的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教学过程结束，师生共同检验教学效果，学生谈收获体会，教师总结，将经验运用到下一轮教学改进中去。
三、《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的类型
《外国文学》课程内容丰富复杂，时空跨度大，包含的文化种类多样，批评方法跨学科跨领域；学生学识水平参差不齐、对外国文化文学相对陌生缺乏感性体验；因此，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适于让学生自己来完成，需要选择相对自成体系且适宜操作的课程内容来作为研究型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的对象。不同的内容根据其自身特点及其被批评研究的状况进行教学设计，即每一种教学类型相对囊括某种类型的知识内容、倾向于训练某种类型研究技能和思维、展现某种研究模式；每一种教学类型具备充分的学术空间，携带多层次的专业信息，而且展现出不同维度的研究视野；每一种研究类型选择相应的一种或多种研究型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内容的实际状况和教学的要求，研究型教学模式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大致可以分出以下几种类型：原著阅读鉴赏型。这一类型是选取相对接近通俗文学一类的作品来进行研究性教与学，倡导重视文本细读，体会文辞之美且尝试独立提炼作品的内涵与特色。如《伪君子》《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有必要选择文字简洁易懂的英文原著一类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及马克•吐温的小说等。要求学生精读某几部作品原著，然后写作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内容依据学生的喜好可以关注任何一方面，语言表现力、细节、人物特征、作品思想及人文内涵；可以用情景再现方式表演戏剧或小说经典情节以加深体会。这一类型是最基础的教学类型，适合于对作家作品展开精读，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对文字的理解进行判断归纳。作家生平、社会现实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探讨型。阅读了解作家所有作品，将它们与作家人生经历殊经验与独特情感倾向或时代思潮放在一起比较，梳理其创作中的规律性的思想或艺术特色，探寻作品与作家个人经验及社会思潮之间的关联。适于作品与作家经验、时代思潮关系明显的文学现象。可以选择问题式或讨论式来完成此项内容。文学现象多元阐释类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层出不穷，对文学现象的阐释极其多元化。选择一些蕴涵多面、有争议文学现象，进行多元阐释以及前沿理论的最新解读。采用问题式方法，让学生研读作品及各种评论，提炼出重要议题与难题以供师生在课堂上讨论，关注各种批评理论解读的得与失。此后，要求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该文学现象的某一论题，运用某一文学批评理论对之进行自圆其说的解读并能形成小论文。这一类型，目的是在学生细读作品和研读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多角度理解作品，深入了解文学批评理论，学会将文艺批评理论运用到文学阅读的实践中去。相似文学现象横向比较或纵向归纳类型。将跨越时空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考察，追问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引导学生将文学现象置于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关注某一类型文学现象的纵向发展轨迹，梳理文学现象发展脉络，把握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这一类型针对相似文学现象，意在总体上把握文学与外在文化的关系及归纳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一类型由于综合性比较强，可以采取课堂专题讲授型方法来完成，也可以问题形式让学生完成局部内容。文学名著与改编影视作品比较类型。外国文学里有较多作品被改编搬上银屏，对同一个作品的两种文本进行比较，找出各自的亮点并挖掘源于文本形式的原因。可以采用讨论式或问题式来完成这种类型内容的教学。
四、《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方案设计
根据某个文学现象本身的特点，确定该教学内容可能包含的类型，灵活组合多种教学方法来实施完成研究型教学过程。以二十世纪英国作家D．H．劳伦斯及其创作为例设计一个研究型教学方案。按教学内容逐条表述：教学要点一：情感经历、恋母情结与《儿子与情人》；教学类型：作家生平及社会现实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探讨型；教学方法：问题式、读书报告式、讨论式，互动辅导答疑式。说明：根据劳伦斯特殊而具代表性的情感经历、个人心理对其创作的影响，有必要对作家的生平及时代环境展开了解，深入这一心理情感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将个人经历、时代特色、作品《儿子与情人》结合起来，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综合。课外学生阅读作品及资料，提炼出主要论题及难点，课堂讨论前，学生需要整理出自己的观点及论据的提纲；课堂讨论围绕主要论题及难点进行，提倡自圆其说、观点多样化，认可论据可靠论证充分的观点；完成包括问题答案及个人疑问或感悟的读书报告；课前课后教师随时与学生互动辅导答疑。教学要点二：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及两性关系；教学类型：原著阅读鉴赏型；教学方法：问题式、讨论式。说明：劳伦斯主张激发人类的本能激情并以此改善两性关系从而拯救整个被败坏了人性的社会，人物的塑造着重从深层心理展开，劳伦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丰富内涵。学生课前细读小说《白孔雀》《儿子与情人》《逾距的罪人》《恋爱中的女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师生讨论得到关于人物内涵与塑造特色的主要论题，学生课前为讨论做好发言提纲的准备，课后整理讨论完成教学。课前课后教师随时与学生互动辅导答疑。教学要点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创作主题（人性异化、世界和谐）；教学类型：文学现象多元阐释型；教学方法：课堂专题讲授式、讨论式、互动辅导答疑式。说明：对劳伦斯创作主题思想进行梳理把握，意在凸显劳伦斯对人性、自然、社会的思考的独特性，同时介绍与之相关的当代文学批评前沿成果。课前布置学生阅读劳伦斯作品，引导学生关注对劳伦斯创作的多元解读的情况及作品中的人文生态理想；课堂讨论需要紧密结合生态批评理论；鉴于劳伦斯创作的复杂和多元，有必要课后以互动辅导答疑形式与学生交流，引导学生深入全面研究劳伦斯的创作。这一内容的教学，鉴于其难度，也可以由老师以课堂专题讲授的形式完成劳伦斯创作多元阐释、生态视角下劳伦斯作品主题的教学。无论何种教学类型，在教学过程中，都需要教师课前精心备课，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思考退居旁观者位置的引导技巧，课堂讨论时聆听学生发言并尊重学生的思考及观点，赞美学生表达的不同意见，敦促学生课后完善自己的观点与论证，鼓励公布劳动成果。《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改革根本目的是通过教学夯实学生的专业学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科研的能力、训练文学阅读与批评的学术性思维、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为专业人才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提供一些思路。其次，《外国文学》的研究型改革也为高校文科课程尤其是文学课程的研究型教学提供参考或给予启发，使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更具合理性有效性。再次，《外国文学》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其他课程研究型教学改革及其完善是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基础、是研究型高校建设的基石。
作者：王淑林 陈娟 单位：南华大学文法学院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angzhi University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长治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山西省长治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3-2014
国内刊号：14-1328/Z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长治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长治学院主办。（其中1、3、4、6期刊发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2、5期刊发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主要栏目：政治法律研究、文学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历史研究、教育教学研究及自然科学研究等。
二十年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如何？
这是一个严肃且沉重的话题，更是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球华人世界无法回避的现实。刘东，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我国美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带着历史的责任感试图找到答案。
“在最近这一二十年间，自己对于这种日渐严重的污损，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焦虑与牵念，因为几乎就是在眼睁睁地注视着，周遭的学术生态在直线地下滑，甚至干脆是朝‘跌无可跌’的底线之下坠落！有时候，它简直就被污染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简直就被损害的让我们锥心泣血……”出于这样一种心结，刘东想去唤醒“铁屋子”里的人。
那些被污染的是什么？在《保护大学生态》一文中，作者发出质问：如同难以凭常识去理解究竟为什么非要先给国民经济预设一个固定的年增长率，然后在据此施展种种宏观调控手段迫使事实靠近自己的预言一样，为什么非要抢先宣布哪所高等学府注定会在多少年内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然后让教学和科研统统围绕这种拍脑袋式的表态打转。中国学术曾有的黄金时代并非其国力强盛之时。在《众生喧哗的大学论说》中，作者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在校长主政并未加入过国际排名，但当时的北大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并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因为，那些“暗自为学术的复萌守先待后，果然一旦焕发生命力的机运来临，它立刻就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所以，当面对“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伤筋动骨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之时，作者忍不住来提醒人们：决不可以经济学的“丛林原则”，毒化了超越功利的学术研讨氛围。
那么被损害的是什么？作者在《形式合理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文胜质则史”的真义》和《历史与现实的学术剽窃》中反思，何以只对照一下最基本的形式规则，在已被称为恶俗的学术界就出现了如此腐败的风气。
如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科研工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早在2011年就已跃居世界第一，然而其成果的引用率则排在世界100名之外。近年来更是屡有论文造假而被国际知名期刊撤稿的事件发生。中国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已“蜚声国际”。
更为可怕的损害是跟从长官意志的指挥棒，批量生产的“论文”更公然去剽窃别人的语句、段落、创意，乃至问题意识，并在事发后以“乌贼战术”把水搅浑，让舆论界更加难辨是非，让学术界的底线更加荡然无存。
那么面对如此窘困境地，作者亦提出解决之道：重拾自家文化，恢复作为心灵习性的原有的“阅读传统”，从精神根基上摆脱百年来在西方冲击下的文化被动。
首先，学生可以极大地开阔学术视野，最大限度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培养自己的学术思维。其次，可以建立学术联系。我们与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的学术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关系，已经在马来西亚、韩国及中国各地与他们合作举办了多场国际学术会议。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的学生实现了求学无国界、学术无止境的目标，为以后更大的发展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再次，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在信息社会里，学者们走出国门与学术方法引进国门都是必须的。许多新的学术批评方法的产生，与这种交流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项目申报以及科研任务的完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华师有哪些政策？
现在，我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行的是双向选择制，学生可以选择导师，导师也可以选择学生。在研究生考试之前是不报导师的，但是在进来之后，导师与学生的双向互选要求在两周之内完成。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因为某一个导师而报华师的，有的是因为想当老师而报华师的，有的是因为想来南方读书而报华师的。基础好的学生，并不一定会选我，我也不一定能够选择到优秀的学生。
您在招收研究生的过程中，更看重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
我选学生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讲究：一是他的出身，即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学什么专业的。如果是“211”学校的，或者是某一个省里最好的学校，虽然是跨专业的，是学地理与历史的，我觉得也还不错。二是他的口才与人生态度。如果其人生态度比较上进，踏实肯干，与他人交流比较顺畅，我认为是可取的；如果与此相反，则是不可取的。三是心态。如果一个人比较安静、沉稳、进取，有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则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四是学外语的与学中文的要搭配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招收3个学生，最好是一个是学外语的，一个是学中文的，一个是学相关专业的，这就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因为他们在研究生3年里讨论的时候，可以做到互补与互证。五是写作能力。当然，开始的时候很难看出他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发现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才能，自然会相当惊喜。比如发现他写赋很好，写诗很好，散文也写得不错，终于认识到这还是真正有才之人。不过，有教无类，什么样的人都有成才的可能，所以我在选学生的时候不是太挑剔。
请问您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注重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是1998年开始指导研究生的，至今已经15年，我比较注重培养学生以下4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文献调查的能力，二是语言表达的能力，三是策划与组织的能力，四是论文写作与学术创新的能力。
您创办了中外文学讲坛，请问这个学术平台在学生培养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中外文学讲坛学术活动，人数不是很多，但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环境。
在中外文学讲坛的每一次活动中，我们都设有主持人、主讲人、讲评人、辩论人，每一种身份的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发言，从而经受不同要求的训练。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主要是通过做简报、写听会报告、写策划方案进行提高。3年下来，每一位研究生虽然只可以在中外文学讲坛上主讲一次，然而做主持人、讲评人与辩论人的机会却相当多，这样的过程就是领导能力获取的过程。
学生有哪些锻炼专业工作能力的机会？
我们所主办的期刊与杂志，给了研究生提高策划才能的机会。我们每一届研究生，有的参与了《世界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国诗歌》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东林诗刊》与《南海学术》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外文学讲坛新浪与网易博客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外文学讲坛网上研讨会的策划以及海报设计，这些都是让研究生得到全面提高的机会。他们的写作水平与学术创新的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学术论文的结构，都必须全面掌握。我要求他们坚持写一些小论文，篇幅虽短小但必须是学术论文，并且要求能够发表。
对于比较文学这样的研究型学科，您是否鼓励您的学生都去考博呢？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很难的，如果要一生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只是读个硕士学位虽然也可以，然而如果能够进一步深造，则有更为雄厚与坚实的基础。新世纪以来，许多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而取得杰出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基本上都有博士学位。因此，自我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以来，一直鼓励他们去报考博士。所以，我真的还创造了一点奇迹：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考上博士得以继续深造的，有将近30位，现在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毕业，成为各高校本专业的学术骨干。
这样的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为什么呢？我开始指导博士生以后，发现硕士生直接考上博士是相当难的，因为指标越来越少，要求也越来越高。考博是一条正确的学术深造之路，然而也是一条艰难的路，因为对博士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人因为达不到要求而不能按时毕业，一些人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从事实际的社会工作。因此，对于硕士生考取博士，我是鼓励的，然而每一个人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水平，而进行不同的选择。
您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目前比较文学学科有三大问题：一是学科建设的“空洞化”倾向；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泛化”倾向，三是比较文学基本理论与西方不能实现对接。比较文学学科的当务之急，还是做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学与其他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文学理论与其他各国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他学科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历史研究。的确是要突出中国特色与中国立场，突出自己的主体精神与主体风格，然而“求实”与“求是”是最为关键的。
读书的最后方向都要指向就业，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一般在哪些行业就业呢？
除了考上博士的以外，主要的去向包括：一是高校教师，前几年的毕业生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去年的去了河北第二民族师范学院等；二是在媒体出版机构，如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出版社、新浪总部等任职；三是行政事业单位，如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中国农科院武汉油料研究所等；四是在中学与中专担任教师。
关键词：许渊冲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
许渊冲先生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被称为诗歌翻译方面著名的专家。许先生从其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中，将文学翻译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学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学的翻译观，它使译学界从崭新的视角解读翻译思想，对翻译界有很大的帮助。为了更深入地探寻和挖掘许渊冲翻译思想，本文拟对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探讨。
一、许渊冲“和谐统一”的生态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系统包括了许多子系统，不但每个子系统是和谐统一的，而且整个系统也是一个整体。许渊冲先生把《诗经》和《楚辞》直到黄兴、等人的诗词，将中国3000年来的文学名著，择要一一译成英语韵文及法语韵文出版，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又通过翻译实践得到验证，已初步勾画出中国文学史中韵文的发展脉络。其翻译思想所涵盖的翻译动机、目的、态度、原则和策略都体现了各个系统统一的翻译整体。
二、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生态翻译学者们追求的这个观点既有主观能动性又讲求客观效果。许渊冲教授在把外国的先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同时也很注重把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在《翻译的艺术》前言中许教授写道：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佳作连篇，赢得世人赞许。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与追求，他把追求艺术美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追求，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沟通的桥梁作用，更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许先生的“译有所为”！
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转化活动，但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它还牵扯到各种非语言因素，是一种跨越文化的信息转化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译者要不断适应原作及译作等各种环境，不断做出各种选择。许先生的一生都在做着这种适应和选择。
（一）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适应
翻译生态的环境包含了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指译者围绕原文这个主线，对和原文有关的周围的各种环境相适应的翻译活动。
1.许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是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之一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古诗。一些中国古诗名篇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由英美文学家翻译成英文，但无论其内容、形式，或者意境，都不能完全展现原诗的风貌。因此，许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翻译了3000余首古诗，向世界文化灌输了新的血液。许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70至80年代大量翻译中国古诗，宽松的文化氛围与世界交流的迫切需要使他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这正是他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当时国内的文化氛围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的渴求所作出的选择。
2.许渊冲对中国古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不但精通英文和法文，而且具有丰厚的文学功底和美学修养，常常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妙精髓用译文再创造出来。比如，《诗经·采薇》里面有个“杨柳依依”的诗句，许教授译为“Willows shed tears”，西方人本来就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这完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韵味，何等精彩！“……分离时，如柳的眼里饱含泪花，从腮边滚滚流下”，许教授发挥了译语优势，创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可以说，这是译者对原文、原语、译语及自身能力所作出的适应。
3.许渊冲对翻译生态环境中重要元素中的读者层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许先生从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选了一个“之”字，提出了“三之论”，即“知之，好之和乐之”。意思是译作对读者一定要有吸引力。“知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应该让读者完全理解；“好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会让读者喜欢读；所谓“乐之”，就是让读者愉快，而“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许先生的翻译实践都是在适应读者群的需求和特点的基础上，以“三之”为目的，力求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二）译者的能动选择
生态翻译学角度的翻译的概念是“译者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活动”，译者的身份便从接受选择接受制约到自己对译文的选择和操纵。作为当代中国中外著作交叉互译的杰出开拓者，在其翻译实践中，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能够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作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1.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于提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总是选择适应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译。译者的能力即双语、双文化能力，译者的个人阅历、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等。许渊冲对翻译的选择之一体现为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他在中译英方面成果最丰富、最突出。先后翻译了26部作品，包括唐宋元明清和当代的诗词名作，有《中国古诗六百首》《唐诗三百首》《诗词选》等。在法译中方面，许先生选译了世界经典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夫》等。英译中作品有：德莱顿的《埃及艳后》、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亨利·泰勒的《飞马腾空》。许先生的诸多翻译作品都是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
2.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视角来解释，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即译者对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而为了适应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能动地选择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包括社会、文化、读者等因素在内。
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尽量传递中国古诗的“意美”，许教授提出了把古诗译成英文的“三化”方法论，也就是把原诗深化、译文和原文等化及把原诗浅化。他认为“意美”是诗歌的深层结构，“意似”是诗歌的表层结构。当诗歌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一致时，翻译时就采用“等化”的翻译方法；当表层和深层不一致时，“深化”“浅化”的译法就比较合适。这是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时所作出的灵活的选择。
四、结语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对传统译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给中国翻译理论带来了第二次飞跃。他提出的翻译十字论，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翻译中具体操作的描写与分析。许先生独到的翻译思想体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使我们学到了生态翻译过程是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与自然本能选择的过程。本文是受到胡庚申教授的《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的启发，结合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对许渊冲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从新的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思想，使翻译批评变得更加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外国语，2009.2
2.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
5.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
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关键词：赛珍珠 角度 方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频繁。赛珍珠由于她的跨国经历和她所接受双重文化教育成就了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始终能够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异质文化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中西文化观。在全球化态势下研究赛珍珠的作品及其价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赛珍珠的文学创造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外学术界对赛珍珠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郭英剑曾将赛珍珠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1950年）。这一时期，人们对赛珍珠的研究与评论是自由争鸣性质的，不受非艺术因素干扰的，因而总体是比较客观的。第二阶段（1950―1980年）。中美双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赛珍珠的作品基本上属于禁书，有关的研究文字不仅量少且失于公允。第三阶段（1980―）。经历了“”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东西方交流的必要性。八十年代末，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呈现出逐渐繁荣的局面，各种赛珍珠研讨会纷纷召开，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也都应运而生。
一.赛珍珠小说研究的角度
随着赛珍珠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被赛珍珠的独特视角和写作方法所折服。对待赛珍珠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品本身的评论鉴赏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文化思想的审视，涉及到写作动机、写作倾向、写作风格，以及作品题材、结构、人物描写等各个方面。目前对赛珍珠小说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赛珍珠代表作本身的主题、人物和民俗等的研究。1994年尚营林分析了赛珍珠作品中的主题，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恋土和传统家庭模式。1996年，姚君伟就《大地》及其他代表作的人物形象分析推出了系列文章，他从王龙的负疚感这个视角王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松林和刘龙对《大地》中的婚嫁状态、神观、食俗、住宅样式和服饰等各种中国社会民俗都做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2.对赛珍珠人文精神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作为中西方文化桥梁的赛珍珠，在全球化思潮的推进下，探讨其所做的各项促进文化交流的人道主义工作，以及在一定的情感背景下所生成的作品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朱希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赛珍珠研究》鲜明地阐述了全球化时代下赛珍珠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提供了对待异质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李淑秀通过对《大地》、《群芳亭》和《东风・西风》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的人道主义精神。2010年张桂玲在《论赛珍珠其人其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中提出了以赛珍珠强大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滋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3.对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研究。姚君伟在《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和《我们怎样接受一个外国作家――赛珍珠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两篇文章中探讨了过去几十年来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刘海平在赛珍珠母校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主办的“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也曾经做过《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再审视》的专题发言。
4.对赛珍珠作品中所渗透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如周锡山的《论赛珍珠创作和论说中的辩证思想》具体阐述了赛珍珠对自己认识中国的辩证思想，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辩证认识等。2004年，李贻荫通过对《梁夫人的三个女儿》的分析探讨了赛珍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哲学思想。
5.对赛珍珠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2007年曾青梅通过对赛珍珠的《闺阁》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对比研究，探讨了赛珍珠和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不同来源。兰守亭的《鲁迅与赛珍珠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以阿Q和王龙为例》以及朱坤领的《中国女性的悲歌与颂歌――论赛珍珠与萧红女性题材创作的差异》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赛珍珠和其他作家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研究。
6.对赛珍珠的创作风格与特色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雨初在《作者勃克夫人》一文中从风格、题材、结构、人物描写和写作态度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地》的写作特色。2004年张春蕾对赛珍珠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有过一番研究，认为赛珍珠“在创作方法和技巧上，她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情节结构的布局安排、叙述方法的变化运用”。[1]
7.对赛珍珠翻译作品的研究。《水浒传》作为赛珍珠的一部典型译著，引起了国内广大学者的关注。如唐艳芳的博士论文《赛珍珠翻译研究》、以及朱文武的《语用等效与文化信息传递的矛盾――对赛珍珠英译本评价的思考》等都是对赛珍珠的译著《水浒传》的研究。
二.赛珍珠小说研究中的方法
对赛珍珠作品的研究，从研究的理论方法看，既有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也有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方法的尝试。
1.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90年代，姚君伟、刘海平等学者都研究了赛珍珠对女性命运、地位和自我实现的关注以及赛珍珠对待中国妇女的态度。21世纪以来，关注赛珍珠女性主义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王利娜的《女权主义的先行者――读赛珍珠》，庄晓敏的《顺从与反抗――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赛珍珠中的阿兰》等。
2.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法。郭英剑于1994率先把赛珍珠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野，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中对赛珍珠的创作进行总体把握，他认为赛珍珠是一位反殖民主义者，是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先驱。2011年晏亮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关怀――以赛珍珠、杜拉斯为例》一文中阐释了赛珍珠和杜拉斯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渗透了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有效联合。
3.原型批评的方法。沈阳师范大学的王家勇独辟蹊径地根据弗雷泽的《金枝》中所描述的社会的无意识象征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比较研究了赛珍珠《大地》和中国作家叶紫《丰收》中土地的原型主题――死亡与再生。2008年朱骅在《幻梦与原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话语”》中指出了赛珍珠将西方知识话语中的“农业中国”原型与美国海外扩张的“新边疆”梦想结合，在不自觉中迎合了海外殖民的国家意识。
4.跨文化的方法。在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上，姚君伟推出了国内首部相关专著《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率先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角切入，倡导对不同文化的建设性价值观念持宽容和接受的文化态度，从而论证了赛珍珠是积极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除此以外，他还在《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中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是展开对话，达成相互理解，还是维持互相误解的状况，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联想起当年曾经通过多钟途径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赛珍珠。”[2]
5.比较文学的方法。北京大学的顾钧在他的博士论文《在中美之间――对赛珍珠小说的形象学读解》（2001）中，从形象学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形象。2010年吴小鹏又从形象学的角度，以作家的外部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大地》中的中国人形象。
6.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批评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北美并迅速向世界扩展的批评浪潮，它站着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现成文学理论的得失，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一文中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赛珍珠的《大地》，分析气候在《大地》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龙与土地的悲欢离合，也决定了王龙生命的轨迹和意义。[4]朱丽在《赛珍珠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探微》一文中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把生态关注与女性思想结合起来，关注父权制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与女性的生存状态。
赛珍珠一生都致力于构建中西文化之桥，并力求达到“天下一家”的境界。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我们研究这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的美国女作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张春蕾，徐晓明：《文化交叉小径边的一脉馨香――赛珍珠短篇小说创作特色论》，《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页。
[2]姚君伟：《论赛珍珠跨文化写作的对话性》，《外语研究》，2011年第4期，第98页。
[3]闫建华：在《解读赛珍珠的生态意识》，《外国语言文学》（季刊），总第90期，第274页。
[4]韦清琦：《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