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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国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黄晴.人民日报海外版.
[3]周世俭.财经,200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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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2008-11-22.
[7]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重要讲话.2008-11-15.
一、贸易技术壁垒兴起原因
1.贸易技术壁垒产生的历史并不悠久。GATT/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关税保护和关税减让原则，它要求成员方只能通过关税来保护本国产品，而不应采取其它限制进口的措施，还要求各成员之间应通过关税减让的谈判逐步降低关税。从GATT/WTO的有关八轮多边会谈的结果来看，这一原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遵守：成员方的平均关税大幅度降低，目前发达的成员方与发展中成员方的平均关税分别仅为3%和11%。但是，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又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非关税措施。在非关税措施中，如果采用直接的数量限制等手段来保护本国市场，不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其它成员方的报复。因此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寻求一种更高明的替代措施。技术壁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大行其道。
2.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飞速地发展，技术贸易以及技术密集型商品或者技术相对含量较高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和复杂，与之相关的贸易磨擦也大大增多，因此把技术标准或法规用作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措施就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利用。
3.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各国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性增强，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商品款式变化更敏感，对卫生、安全及环境指标的要求更加严格，这使得技术壁垒问题更加突出，目前盛行的绿色壁垒就能说明这一点。
4.贸易技术壁垒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使之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武器。贸易技术壁垒有以下特点：(1)形式上的灵活性。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技术政策差异明显，各国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各国制定的技术标准越来越高、技术法规越来越严格。技术壁垒也随之更加苛刻，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往往有意识地利用标准作为竞争的手段，把标准的差距作为贸易保护的措施，特别是更广泛地利用安全、卫生标准作为限制进口的武器。(2)名义上的合法性。技术壁垒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借WT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中若干规定，打着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保护生态和环境的旗号，行保护贸易之实，转移人们的视线。(3)内容上的广泛性。贸易技术壁垒名目繁多，不仅涉及到初级产品，而且包括各种中间产品、制成品；不仅涉及到有形商品，而且还包括金融、信息等无形贸易产品；不仅涉及到商品的开发、生产、加工过程，而且还包括包装、销售、消费等过程。(4)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性。在国际技术贸易市场上，目前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消费者利益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的技术标准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由于这些标准是主要根据发达国家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难以达到的。这些貌似公正实则不公的标准，势必使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技术壁垒这些特性，使其更容易成为关税和直接非关税壁垒的“替身”，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张王牌。
二、贸易技术壁垒的类种
1.复杂多变的技术标准。一些国家对进出口商品规定了极为严格和繁琐的技术标准，既有产品标准，也有通用技术语言标准、试验检测方法标准和安全卫生标准；既有工业制成品、农产品标准，也有原材料、半成品、外购件标准；既有产品质量、性能标准，也有产品包装、贮存和运输标准；还有工艺标准，等等。这些标准总是随着快速提高的技术水平而不断变化，因此其不确定性很大，往往使出口国、出口商难以应付和适应。
2.名目繁多的技术法规。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技术法规是包含或引用有关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法规。它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到劳动安全、环境保护、卫生与保健、交通规则、无线电干扰、节约能源与材料等。目前美、日、德、法等发达的工业国颁布技术法规种类繁多，涉及面广。技术法规不像技术标准那样可以互相协商。技术法规一经颁布即强制执行。故在国际贸易中构成了比技术标准更难逾越的技术壁垒。
3.繁琐苛刻的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一些国家对商品的包装和标签也作了苛刻繁琐的规定。进口商品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否则不准进口或禁止在市场销售。例如，美国等国禁止利用干草、稻草、谷糠等为包装材料。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包装材料只有在提供消毒证明的条件下，才允许使用。英联邦的许多国家，要求提供包装材料的产地证明。德国和法国则禁止进口外形尺寸与本国不同的食品罐头。
标签是附在商品或包装容器上的说明和图样。其内容一般包括：制造者、产品名称、商标、成分、品质特点、使用方法、包装数量、贮藏及应注意的事项警告标示以及其它广告性图案、文字等。标签可以采用纸条或其它材料制品的形式，也可以将说明和图样直接印在包装容器或商品上。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向消费者提品质量和使用方法的信息，对商品标签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器产品必须获得"UL"标志。加拿大对于进口食品和食用消费品规定必须以法文和英文标明品名，并在商品的明显地方标明商品的重要性、名称和外国生产者或加拿大进口商的名称和住址。澳大利亚进口各种服装，规定商标上必须注明原料成分，标明适合穿用者的年龄及身材，还有洗涤方法和生产国别等。据统计，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已颁了各自的环境标志图形。
4.多种类型的认证制度。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技术标准与法规能构成贸易的技术壁垒，而且各国认证制度的差异也能构成贸易的障碍。国际贸易对产品认证、实验室认证、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认证以及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的认证等十分重视，有些国家限制没有经过认证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有认证的商品则可以享受免检的礼遇，特别是经过国际上有权威的认证机构认证的商品，信誉好、销路大、售价高。未经认证的商品，即使其质量具有较高水平，但是也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即使进入国际市场，也只能低价销售，得不到购买者的信任。因此认证体系的审核注册成为近年来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实施标准化战略，跨越贸易技术壁垒
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脚步越来越近，针对中国的关税将大幅度降低以及直接的非关税壁垒将大量减少，而贸易技术壁垒将逐渐增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尽早采取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大力推行对外贸易工作中的标准化特别是国际标准化战略，是跨越技术壁垒的有效措施。
（一）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使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世界各国协调的产物，它反映了国际上普遍达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代表着一定的质量水平，得到各国的认同，成为国际级别上的协调标准和处理贸易纠纷的重要基础。国际标准有取代国家标准的趋势，因此采用国际标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条件。另外积极地推广采用国际标准，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先进技术，提供技术改造的方向和目标，推动相关技术的进步，从而达到改善商品质量目的，从长远来看，这才是突破技术壁垒的根本途径。
（二）注意不断追踪国外先进标准和先进的技术成果，及时研究、搜集各国技术限制法规和技术标准，调整本国产品的质量指标。国外公司标准和行业标准经常修订，一旦有了技术上的新成果，即制定成标准，供设计、生产直接采用，滞后时间短。因此要密切注意国外制定标准的动向，不失时机地进行全过程跟踪，如果坐等国外先进标准正式颁布才开始采用，则滞后时间很长，不利于本国标准的调整。
摘 要：通过回顾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总结出保护性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属性，同时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保护的新趋向，指出世界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方各国内部经济矛盾的转移、各国间政治斗争是产生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出口鼓励、关税手段和非关税壁垒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对外贸易政策。 论文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1 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 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 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 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 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 “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 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 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 3.2 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 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 ；“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 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 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 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贸易 自由主义 保护主义
在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个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健康、长久发展不断调整战略，应对国际市场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在国际文化贸易体系中，文化贸易额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匀，其中发达国家的比重为3/4，发展中国家占不足1/4，转型经济国家所占份额甚微。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进口额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贸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间稍有变化。从2005年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渐减小，表现在出口份额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以中国为例，在进口额度上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比重较小，这便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又一时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集中着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国一枝独秀地引领者国际文化贸易。之所以国际文化贸易中自由贸易与捍卫文化这两种理论具有很大的争执，是因为贸易格局严重失衡成为文化贸易领域最突出的难题，而全球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地导致了贸易格局的失衡。总体上来说，在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个脉络中保护主义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分支。下面从文化贸易学的理论、发展历史为基础对文化贸易保护和文化贸易自由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际贸易理论简介
（一）古典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和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作重农学派）的诞生。这两种理论导致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开始大力扩张。斯密作为绝对优势理论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首先，在内部需求上来看，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本积累具有很大需求。这为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时代背景；其次，从外部市场需求来看，对海外的市场就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并未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再次，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带来繁荣，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为发展现代工业积累财富；最后，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往来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各国分工程度较低，替代性和互补性不强。由此各国把重点放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用贸易保护的理论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将积累的资本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发展国内经济产业。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贸易保护。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贸易自由主义
自由贸易思想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以下的过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思想的人。李嘉图（ Ricardo，1817）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终提出了H-O理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具体体现。各国应该遵循贸易政策，即重视市场在贸易中的作用这也承认保持了国际市场的自由。在自由资本主义盛行时期形成了自由贸易基本思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产量也不断扩张。贸易保护理论开始逐渐地阻碍了贸易发展，约束了经济自由。为了宣扬自由贸易的巨大贸易利得，李嘉图便以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驳斥保护主义。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资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体系为基础创立了他们理论的基础框架。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是在国家立场上而形成的理论产物，这便是同正义主义或者博爱主义最大的差异。
通过对以上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历史演进和现实争论的回顾，可见“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分析的。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切实利益和具体政治经济现状来制定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的贸易战略。因此很难单纯地规范判断两者的“好”与“坏”，只有“保护”多少、“自由”多少之分。“保护”和“自由”如若抛开国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论上便是不切实际的和虚幻的。
二、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一）国际文化贸易的大背景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强权问题较为明显，持有强势文化的发达国家对文化贸易开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及地区带来的威胁更为学界所普遍公认。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强势文化裹携着异质化的、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夹杂着作者的主观思考和理念涌入发展中国家。这让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创造者们不自觉地产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机感并要改变被入侵国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强势文化中，美国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影响范围之大涉及明显身处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包括一些在文化贸易领域发展较好的国家。鉴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文化例外原则”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一种政策。“文化例外”这个词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坚决而果断地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贸易。①
加拿大是较早在文化例外原则方面对美开展行动的国家，加拿大在此领域里危机感一直很强，担心本国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视为一般的国际贸易品，要将文化与其他传统贸易区别开，并制定相应的细则，对文化例外的坚持最终有了积极的结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内容。如免除文化产业产品的关税，如照相机、磁带、乐器、摄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因为资本的国别限制，不得不将资产出售给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场价格收购；加拿大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版权委员会，制订了相应的缴费制度来解决当加拿大的有线电视台和广播公司转播美国的节目时，加方要支付版权税。②随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两国一同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间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则。之后以此为范本在与智利等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合作协定时，也都加入类似条款。
文化例外原则的作用虽被广泛肯定，不过文化贸易的形式依旧在不断发展更新，因此相应的理论也需不断调整校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就在这种挑战和变化中，我国于本世纪初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我国业界人士对其普遍表现出担忧和恐惧，文化领域更是一片忧虑之声。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与改变，之前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经历住了国际市场的考验，并在国际文化产业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引领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浪潮中乘风破浪。
中国的文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确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并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贸易在全球的比例经历了一个由逐渐降低转为逐渐上升的V型的发展走势。尤其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影的进出口逆差也经历了由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贸易经过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不仅在全局上还是从某个局部中我们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前进。所幸波动幅度不大，这也使得我们更乐观，积极地去应对更多的挑战。在中国入世初始，我们维持了比较高的文化贸易壁垒，对那些最易冲击我国文化产业的贸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部门，我们做出的承诺很有限，且大多附带着一定的条件，这些保护的措施起到了缓冲作用，以备接下来更好地应对更多风险。
在中国，出版单位和影视摄制单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贸易壁垒主要针对的对象。在自由贸易中，文化领域的壁垒通常来源于监管，对报刊杂志、图书、电影电视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监控，在体制上设立出版社对其监管，同时利用国有化的媒体、宣传机构、行业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对文化产业进行控制。
（二）中国文化贸易壁垒的实际效果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文化管控体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不成体系、管控部门散乱等问题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改进办法。如与文化有关的的部委多达4家（文化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国家广电总局），加之省级以下的文化部门实为繁杂，不利于形成系统、统一部署。同时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媒技术的发展，网络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宣传方式，博客、微博等为我国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我国的文化管制主要针对传统媒体进行，对新媒体的监管并未及时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体庞大的受众群也逐渐吞噬取代了传统媒体，导致文化管制的“盲区”越来越大。新媒体最大的目标受众群是广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传统媒体监管方式并不能完全应用到新媒体的管理中，这就难免造成管理上的错位。
我国文化贸易一度出现内忧外患的处境，这是由于我国的文化贸易壁垒在应对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并未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监管方式和保护壁垒尚未坚固，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受到外国传媒集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渗透到我们的核心阵地—广播影视、图书报刊、互联网、音像这些传统媒体中，他们切入中国文化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归纳为前期铺垫和渗透。可见，中国建立的文化贸易壁垒仍然留下来某些缺口，在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我们不但要做好保护措施更要积极地应对一切可能存在的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并作出相对的措施，出台政策，允许一定的条件下的中外合资与合作。
三、基本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纯地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都无法给世界市场中的各国带来贸易共赢，各国都是以本国最基本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都是寻求各自利益并不断调整实现财富的手段，这就使得在一个阶段做出的保护措施到下一阶段未必能够同样适用，需要适时地格局国际环境和所处阶段作出调整。没有长久的保护主义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为形成稳固的产业基础制定一些列贸易保护措施对产业中薄弱、落后的环节适当地进行保护，以此促进产业健康，迅速发展。这种保护措施的确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各领域稳定发展，同时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也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并在缺口中突破，寻找一切可利用机会进行渗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暂时的，保护是永远的。贸易自由尽管一直被世界各国倡导，但贸易保护不可能彻底消除。任何国家都无法仅仅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去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发达国家也只是其保护的范围、程度上较小地运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各个国家如今想要在国际市场中健康、快速地发展，就要在机遇与挑战中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贸易保护主义亦或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为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理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条件实施调整战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乘风破浪。（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局限性，？张斌，湖北社会科学，2011.3
参考文献
[1]张斌.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之研究，学术论坛，2010（4）
论文摘要：倾销认定是反倾销法实体规则的一个重要问题。反倾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抵制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具有贸易保护功能。反倾销法中对倾销认定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导致了反倾销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得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功能能够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一、倾销与反倾销的经济理论；
倾销（dumping）一词源自北欧国家语言，据《牛津英语词典》解释，原意为将大宗货物或其他东西倒翻、倾卸及抛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Viner）最早对倾销下过定义，即“全国性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
当今，各国法律对倾销的定义，一般源于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和《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又称《反倾销协定》）：“如果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就是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另一国市场销售，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因此，确定是否存在倾销，必须首先了解国际上现行的“倾销认定”原则。
二、国际上现行的“倾销认定”原则；
在遵循总协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美国法律规定，“某一外国产品正以，或很可能以低于‘公平价值’（lessthanfairvalue）的方法在美国销售”，这种销售行为便是倾销。前欧共体法律规定：“如果某种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为该出口国确定的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该产品就是倾销产品。”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2条的规定与欧盟、美国反倾销法和总协定的规定基本一样。
倾销认定是对倾销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倾销认定中，有三项基本内容，即正常价格的确定、出口价格的确定及正常价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
（一）、正常价值
正常价值（Normalvalue）有时又被译成“正常价格”（NormalPrice）。在国际反倾销倾法中，正常价值是各国在判定他国出口货物是否构成倾销事实时，所采用的一项价格标准。根据总协定的规定，反倾销案中产品正常价值主要由三种正常价格构成：国内市场价格，第三国价格，结构价格；
1、国内市场价格，又称国内销售价格，即在正常贸易条件下，产品的出口国国内供消费的价格。总协定反倾销法称其为“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
2、第三国价格，又被称为“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总协定反倾销法称它为“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
3、结构价格，又称构成价格。总协定规定，如果倾销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价格和第三国价格，则可以用“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推销费用和利润”来计算其正常价值。
4、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
根据西方国家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前述三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只适用于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国家控制经济的产品。依据西方国家的观点，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不是在“正常贸易情况”（即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条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确定的，价格已经被扭曲，不能反映出产品的正常价值。用这种价格与出口价格比较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是不恰当的，而应采用某一属于市场经济的第三国或进口国价格，即替代国（surrogatecountry）价格，或采用结构价格、第三国对进口国的出口价格、以及相似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等来确定其正常价格。过去多年中，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他们采用替代国制度来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给中国产品出口造成的损害是十分明显的。
（二）、出口价格
出口价格（exportprice）又称输出价值（exportvalue）。在国际贸易中，它通常是指货物在输出国由出口方（卖方）运送至出口口岸轮船甲板上（或轮船）交货所计算的价格，即所谓输出国离岸价格或船上交货价格（FOBprice）。在国际反倾销法中，出口价格的概念与上述解释不尽相同，它不仅包括产品在输出国的离岸价格，也包括在无法获得可靠而真实的离岸价格时，通过合理推定或合理计算所构成的出口价格。
（三）、出口价格与正常价格的比较规则。
《反倾销协议》进一步规定应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公平的比较，即这两个价格应在同一时间基础上，按同一贸易水平，以出厂价格为基准进行比较，并且还应根据每一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影响价格的各种不同因素作出适当的补偿或调整。
而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比较之后的结果可能是：存在倾销、不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前二者各国反倾销法都作了一致的规定。但是，对于倾销幅度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时如何处理，我国反倾销法没有规定。WTO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5条第8款规定，如倾销幅度、实际的或潜在的倾销进口数量及损害微不足道时，应立即终止调查。
反倾销法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公平贸易，从理论上讲，实施反倾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抵制不公平的价格差异，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内，其作用是正当的、合理的，但一旦超过了保护正当利益这一限度，它就会变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一种有效程度超过关税壁垒的贸易壁垒，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三、由“倾销认定”引发的几个相关的问题；
反倾销之所以能够成为贸易保护措施，一方面，反倾销法中不合理、不正当的规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反倾销法中很多实体性规定弹性很大，给反倾销调查当局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增强了操作中的随意性、人为性因素。
首先，必须认识到反倾销法规有其非客观性。无论是GATT1994反倾销法，还是美国反倾销法都确立了BIA规则（BestInformationAvailableRule），似乎很重视资料数据。但是实际上数据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同的调查者会选择不同的数据去支持他们的论点，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不同的调查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为调查者的自由裁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虽然执法者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执法的需要，可是在反倾销领域内，由于调查当局是站在保护本国产业的角度，不可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一旦给予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反倾销调查当局必然要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达到贸易保护功效。
其次，在选择“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有不确定性因素。在国际反倾销法实践中，各国大多数倾向于用结构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1、是因为选择合适的第三国同样将面临确定相同产品、正常销售、销售数量等问题。
2、是因为选择合适第三国的方式需得到第三国支持，由于涉及产品价格的资料属于商业秘密，当事国对是否提供价格资料大多持审慎态度，这给适用第三国价格带来了困难。
3、一般情况下，销往第三国的相同产品同样涉嫌倾销，同时，从贸易保护角度出发，选择结构价格计算方法显然比较灵活、方便。用结构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就是生产成本加上合理数额的管理费、销售费和一般费用以及利润。但是，反倾销调查机构在计算结构价格时往往人为地抬高这一价格，从而提高正常价值比，也从而使倾销幅度大大扩大。因此当因各种因素出现需要贸易保护的时候，“正常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可伸缩性就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一次又一次的良机，使反倾销能够轻易而举地实现贸易保护功能。
再次，由于倾销概念范围的扩大，目前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即使同一产品在国内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也将作为倾销对待。可是如果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企业以低于平均成本价格出售产品则被视为一种正常的行为。然而，根据目前反倾销法的规定，外国出口商者若以的低于平均价格出口（这种倾销被称为技术倾销）也会受到反倾销法的制裁，这就又一次验证了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功能。
最后，在选择“替代国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的不合理性。以欧盟为例，欧盟选择类比国（替代国）的原则是“适当”与“合理”，并且应是“第三国”，即欧盟以外的市场经济国家，适用欧盟价格是最后手段。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欧盟还是美国、或是其他西方国家，一般很难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相似的第三国为替代国，例如，美、欧对中国出口产品，常常以泰国、韩国、挪威、阿根廷、西班牙、马来西亚、奥地利、德国、丹麦、日本、英国及美国为替代国，而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公正的裁决损害了中国出口商的利益，不符合GATT对生产成本优势予以保护的基本精神。
反倾销特别是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使中国出口产品和有关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其教训是深刻的，当然这里有某些国家歧视性政策原因所至，可是若能予以重视防患于未然，反倾销也不是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减少的。
四、中国应对反倾销案例分析；
『案例中美彩电倾销案：2004年4月13日美国商务部就针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一案做出终裁。按照这一结果，被调查的4家中国彩电企业分别被判定的倾销税率为：长虹，24.48%；TCL，22.36%；康佳，11.36%；厦华，4.35%。此外，其它所有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被判定21.49%的平均倾销税率，而未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被判定78.45%的平均倾销税率。
这次涉案的主要产品是21英寸以上的彩电，包括普通彩电、高清晰数码彩电和背投彩电。美国申诉方要求对中国彩电征收高达84%的强制性关税。2003年5月23日，美国商务部立案。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中国彩电出口美国对美国彩电产业是否造成了损害，做出了不利于中国彩电企业的初步裁决，随后美国商务部开始了倾销幅度调查。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结果，认定倾销税率分别为：长虹45.87%，海尔、海信、苏州飞利浦、创维、星辉、上广电为40.84%，TCL为31.35%，厦华为31.70%，康佳为27.94%，全中国范围为78.45%。这次彩电反倾销案虽然总价值高达约16亿美元，但对中国彩电行业来说最惨痛的是辛苦开拓的美国市场可能将不复存在，中国彩电业3500万台的产能闲置将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五河公司等申诉方在申诉书中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之前所有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均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根据美国的相关法规，一个国家只要有一次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判例将维持下去，除非该规定被撤销，这对中国企业是极度不公正的。
美国申诉方又基于3条理由建议美国商务部将印度视为该案中国产品的替代国：第一，印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第二，印度也是一个彩电生产大国；第三，两国平均国民收入相当。美国商务部认为，申诉方的建议相对于该案调查是适当的，因此接受申诉方的建议，将印度视为中国产品的替代国。
替代国规则本身给中国应诉企业带来不便，并使中国产品成本被严重高估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举例说，中国企业在应对美方核查时不能提供一个车间一天用了多少钱的电，只能提供用了多少度电，然后美方将印度的电费标准计算在中国用电量上，得出中国产品的用电成本。中国一直以来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替代国作法，但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在此次反倾销调查中，美国选用的“替代国”是市场相对封闭的印度，得出高幅度的裁决就不足为奇。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必须认识到，反倾销作为应对国外产品低价倾销的法律救济手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用来保护本国产业，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和金额大大增长，涉及的产品也将会越来越多，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今后的贸易中，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反倾销调查，如何有效地、合理保护我国自身的利益？
五、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建立健全预警机制；
作为政府部门有责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等情况，以减少歧视和误解。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对重要产品的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出口国别和地区的监测系统，控制产品的出口，对价格偏低容易引起反倾销的商品，运用核定出口配额和进行配额有偿招标等办法，控制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数量。加强与有关产业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引导企业顾大局，树立长远意识，有序竞争。出口企业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外贸法规，抵制低价竞销。
从根本上讲，还应加快企业集团化建设。以规模大型化，功能综合化，经营集中化，资本股份化，管理科学化为特征的企业集团化经营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实现合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达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国外对我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在反倾销立案之前往往都有蛛丝马迹，有时进口商或有关企业会通报一些信息，企业要善于利用这种迹象做好预防性的工作，减少出口数量，提高产品价格。并相应地与进口商及申请方接触，减少被申诉的机会。
（二）、了解国外反倾销的基本做法；
知己知彼，只有在较深入地了解国外反倾销法律和做法后，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应当承认反倾销的法律制度经过上百年的“磨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条比较全面的制度，这种制度和其他制度就像“游戏规则”一样，左右着国际贸易的游戏。我们要想在游戏中获胜，就要研究它、熟悉它、利用它。
只有了解了国外反倾销的基本问题以后，才能变被动应诉为主动预防，针对可能出现的反倾销案件，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防止其发生。反之，茫然不知反倾销为何物，不知国外的基本做法和情况，就极有可能陷入反倾销泥潭。
(三)利用WTO规则，争取公平竞争环境
中国加入WTO后，为国内企业争取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出口商品歧视性待遇，是我国的出口商品被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WTO的规则，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1、WTO的《反倾销协议》。中国加入WTO后，就可以援引《反倾销协议》中的一些条款，对外采取的歧视性反倾销措施进行抗诉。
2、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加入WTO后，就可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同各国的有关贸易争端，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3、积极参与制订和完善WTO的有关法律体系，而不是被动地执行。中国加入WTO后，就可凭借其贸易大国的地位参与修改和完善《反倾销协议》，制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制度，使WTO的《反倾销协议》真正促进公平贸易竞争。
（四）、减少风险，走多元化的市场路线；
只有当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上造成了对产业的损害，才导致该国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国际市场是一个个单个市场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预防反倾销的发生，要研究这两种市场的行情情况，制定正确的价格策略。
由于我国出口增长较快，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就会导致我出口产品与进口国工业冲突加大，从而导致反倾销案例增多。出口企业要研究国外市场动向和容量，有目的地制定出口计划，防止市场过于集中，也要注意了解某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工业界的动向，特别是针对一些国家特别要保护的比较敏感的产品和涉及到国家经济利益的产品，要根据进口国的实际情况策略性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即扩大出口满足当地的市场需要，又不致遭致反倾销。
市场多元化的重点是做好调研工作，如何进入何时进入、进入市场的量的控制、当地市场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能防止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有些企业之所以少受反倾销的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合理的选择市场。
（五）、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机制，全力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为有效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防止和减少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损失，我国政府及其出口商品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应认真总结经验，深化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要尽快建立起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充分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并及时地将有关信后、传递回国，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
2、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在反倾销应诉中，由于各项费用较高，许多涉案企业无力单独承担这些费用，因而有些企业顾虑于此而出现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情况。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可缓解此项矛盾。具体的做法是，由进出口商会或行业协会依据各企业出口额的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内外经贸部或海关收取，作为反倾销应诉的专项基金，便利我出口企业积极应诉。
3、要加紧培养一批从事反倾销应诉的专门人才。反倾销诉讼固然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应诉，但熟识指控国反倾销法律的律师也不可缺少，只有两者紧密结合，一个能提供恰当的证据材料，一个能提供合适的法律依据，才有取得胜诉的可能性。目前，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均聘请外国律师办案，这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且在应诉和抗诉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反映我方意图，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为此，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从现有的一些从事外贸业务的人员中选拔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人才，进行强化培训，使其符合国际反倾销应诉的要求，为构筑有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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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信息服务贸易与传统贸易不同，以提供信息或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资料，包括个人资料经过处理加工，成为对人们有用的信息，即信息服务贸易的标的。个人资料在跨国信息服务贸易中，极易受到侵害。贸易自由和个人资料安全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个人资料提供有效保护，才能使跨国信息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可能。 【论文关键词】 信息服务贸易 个人资料 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服务业作为一项以文献、图书、情报等的采集、利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服务早已存在。但作为新兴的信息产业的支柱组成之一的信息服务产业，其崛起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服务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实现对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传输、利用等综合服务内容上的商品化、产业化和手段上的电子化、网络化。上述信息资源，有相当部分来自个人资料。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为资料的跨国流通与信息服务贸易提供了便利。 资料的跨国流通，英文为TRANSBORDERDATAFLOWS（简称TDF或TBDF），TDF最早在由经合组织赞助的一个关于隐私权保护研讨会上首次使用。经合组织于1980年9月23日通过的《隐私权保护及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准则》提到“TDF是指个人资料跨越国境的流通”。该准则指出个人资料是指任何关于一个被识别或可以被识别的自然人（本人）的信息，其形式不仅限于电脑处理的个人资料，还包括以人工处理的个人资料。其流通方式包括国际航空信件、国际电话、电报，无线广播、电视之跨国广播，互联网传播，甚至各种有形资料通过人工携带出境。 TDF最初是围绕个人隐私权保护提出的，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TDF的范围已不限于个人资料，而是包括了大量的商业数据、科教文化资料等。本文仅涉及个人资料。信息服务的跨国贸易迅猛发展，要求资讯（包括个人资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个人资料的安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如何在贸易自由与保护个人资料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信息服务贸易与个人资料保护的矛盾及冲突 1.资料与信息 资料（data）一般指关于某一方面事物或人的原始数据，比如个人的身高、体重、肤色等外貌特征。信息（information）是指按照不同目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经过特定处理的资料就成为对人们有用的信息。比如通过对特定人群的个人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就可得出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等信息。资料是信息的基本要素，信息由资料处理而来。而资料与信息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信息还可以再加工，对再加工的信息而言，前面的信息也是资料。因此，本文在讨论信息跨国服务时，对二者并没有严格区分。 2.信息服务贸易对个人资料保护的影响 (1)资料成为贸易标的。经合组织最早提出资料跨国流通，是以保护自然人隐私权为出发点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间对资料跨国流通讨论的重点主要仍在于个人资料的保护上，而随着信息服务业渐次发达，有百分之九十的资料跨国流通是属于非个人资料之传输，因此如何避免各国藉保护个人资料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各国着力解决的新问题。 以提供信息服务为目的的交易行为，我们称之为信息服务贸易。 对于信息服务的定义，各国法律并无一致规定，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二至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 根据不同标准，可对信息服务进行不同分类。基于信息产出流程，可将信息服务分为：①信息生成与采集服务。②信息加工筛选与处理服务。③信息传输与利用服务。 信息服务所涉范围较广，本文仅讨论与资料跨国流通有密切联系的利用国际网络提供信息的电信增值网络服务业，即信息传输与利用服务业。 与国际货物买卖相比，信息服务贸易具有以下特征:①交易标的不同。国际货物买卖的标的为实体上的有形物（something），而信息服务贸易则以理念、知识、信息等无形财产权为主要贸易对象。②交易渠道不同。前者运送标的物的渠道有车、船、航空器等传统交通工具，而信息服务则需藉由光纤、卫星、电脑、电话等通信网络来传输信息资料。③交易形式不同。电脑与电信结合之后，信息的内容非同于以往，仅以书籍、纸张等有形物显示，而可改以其他特殊物理形式出现，如电脑荧幕显示的画面、电脑磁盘、无线电波等形式。 (2)信息服务贸易中个人资料本人的权利。信息服务贸易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的资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人贸易的标的，对此我们应主张何种权利？如何寻求救济？根据对个人资料的不同保护模式，会得出不同答案。如依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则本人可向信息提供者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如依据隐私权保护模式，则会主张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上所述，个人资料体现的是某种与特定自然人有特定联系的信息，是自然人身份的标识，与人格利益相关。而信息的价值因人而异，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财产保护模式不能很好地救济资料本人所受侵害。至于隐私权保护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并非所有的个人资料都涉及隐私，商家收集的消费者资料大多与隐私无关，如年龄、性别、收入等。因此，应该采取个人资料自决权保护模式。 在信息服务贸易中资料本人的权利应包括：①个人资料公开权。即本人可向信息服务业者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②个人资料更正权。提供给信息服务商的资料如与真实情况有出入，可向其要求更正。③停止侵害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未经本人同意而将其个人资料加以处理并供他人利用，本人可请求信息服务商停止使用或永久删除其个人资料并给予损害赔偿。基于一般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根据对本人精神上的损害程度和信息服务获利情况来决定。 3.个人资料保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服务贸易的发展 各国对信息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①限制信息产业的外国投资。②施行贸易保护政策。③通过个人资料保护严格控制资料跨国流通。 为保护本国公民的个人资料不被滥用，各国都对TDF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如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7条、英国《数据保护法》第3、5、12、37、39条的规定，以及我国香港《个人隐私条例》及台湾《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归纳起来，各国对TDF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①内容限制，如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资料不得输出。②程序限制，如需获得权利人的书面许可，履行相应的审查、登记、备案手续。③法律限制，指资料传输目的国对个人资料有与输出国程度相当的法律保护。 在个人资料保护较为严格的国家，资料的跨国流通受到诸多限制，这就使得相当部分的资料无法作为信息服务的标的，或者要经过繁琐的登记审批程序，影响了信息服务跨国贸易的发展。而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国际社会在信息服务贸易方面出台了一些规范，以促进各国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间关于信息服务贸易的规范 1.经合组织资料跨国流通宣言 经合组织于1985年通过了世界第一份有关资料跨国流通经济性议题的文件，即资料跨国流通宣言， 内容如下： (1)由于信息技术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动，各国应认识到建立共识、协调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2)在尊重各国国内法律的情况下，各会员国政府应尽力促成信息服务业的开放，避免对资料跨国流通产生不公平障碍。要求各国将相关法规透明化，发展并寻求解决资料跨国流通所生问题的方案，考虑他国处理资料跨国流通相关问题的可能措施。 （3）资料跨国流通的三种类型，供各国参考。三种类型的资料跨国流通包括了公司内部资料、从事国际贸易所生资料、信息服务业者提供的资料。 该宣言与上述经合组织的《个人TDF及隐私权保护指导纲领》相同，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针对是否将服务贸易纳入GATT多边贸易体系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希望自由服务贸易国际规范的制定消除服务贸易障碍，以促使各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多不具优势，故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持反对态度。经过若干协商，1986年GATT始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程。经过七年谈判，在1993年12月15日达成协议，称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总协定附则3为电信附件，适用于会员国有关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及服务之接入或使用办法，而不及于电话、电报、传真、电视等基本电信网络的经营。也就是说，附则3是规范电信增值服务业者及其他服务业部门供应者使用电信传输网络及服务问题。服务总协定还确定了服务贸易的渐进式自由化模式。 从上述国际协议的内容可看出，信息服务贸易的开放与个人资料的保护均 为今后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但如何规范信息服务贸易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的应有立场 1.国内现行规定 2000年以来，与信息服务相关的《电信服务标准》、《电信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附则二对增值电信业务的业务范围作了列举式规定，包括以下九种:(2)电子邮件;(2)语音信箱;(3)在线信息库存储和检索;(4)电子数据交换;(5)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6)增值传真；(7)互联网接入服务;(8)互联网信息服务;(9)可视电话会议服务。 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则对信息服务作了概括式定义，并将其分为经营性与非经营性服务。其第15条、16条、20条对信息服务者提供内容的限制及其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由于该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对违反第15条的信息服务商仅规定了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待其他法律来确定，而个人资料本人也不能从本法中直接得到救济。并且第15条第八项中的“合法权益”能否包括个人信息自决权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总的来说，我国的信息服务业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上述立法也比较概括，多为宣言式条文和授权性规范，对信息服务中发生的侵犯个人资料、信息服务业的开放等问题没有具体规定。 2． 我国应持逐步开放，兼顾保护的立场 如何平衡贸易自由与个人资料保护的关系，颇费思量。这涉及法律的价值选择问题，即自由与安全的选择。法的价值是有位阶性、冲突性的。当贸易自由与个体权利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应该鼓励交易还是仅关注个人资料的安全？信息服务业的开放是实现信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必经之路，而个人资料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更多侵害。个人资料在本人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跨国贸易的标的。资料本人应如何主张、救济自己的权利？个人资料保护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可循，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 WTO要求其成员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共同基础上，实现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信息服务贸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而我国电信体制在这一方面却相距甚远，目前尚无完整成文的《电信法》，所以，加入WTO，我国的电信服务业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中国加入WTO后，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电信服务协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可逐步参与，并可以要求有关的电信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提供先进的通信技术设备和相应的服务技术帮助我国发展电信业。还可以利用保护幼稚产业、安全例外等条款，保证民族产业的发展。 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有关协议，中国将在两年内取消增值电信服务的地域限制，而外资最高可达50%。基础电信业的开放也将在新一轮的谈判中解决。由此可见，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脚步越来越近，而我国国内相关立法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就个人资料保护而言，是当前最为迫切的立法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成为历史发展趋势的今天，个人的私权利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容忍全球化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自由与安全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在信息时代，如果个人资料得不到有效保护，则会严重挫伤消费者享受信息服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立场应是顺应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趋势，逐步开放信息服务业；同时，加快规范信息服务业，以及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以期获得贸易自由与个人资料保护的双赢。
论文摘要：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本文拟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新手段和新措施进行分析，并试着就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政府作用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美日欧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至使发达国家也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加剧了行业间乃至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不平衡，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和新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发达国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加大使用传统贸易壁垒限制措施的力度。在频繁对我国使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利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条款，以及纺织品出口措施针对我国实施不公平贸易手段。 第二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开始由采用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采用隐蔽性较强的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形式为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 第三类:频繁使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历来是发达国家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失压的重要工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借助知识产权等法律形式，貌似公正合理，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扩大贸易投资活动，由此产生的争端和纠纷也日渐增多。在未来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337调查可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第四类:各种贸易手段轮番使用。反倾销手段打的是“价格”牌，特保措施打的是“数量”牌，技术性贸易壁垒打的是“质量”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变换手法，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主要用“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技术法规变化”等方法来形成贸易壁垒。同时，绿色贸易壁垒作为新的限制手段，打的是“环保”牌。 二、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的一些思考建议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4.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结构升级，错位发展。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所占比重不高。我国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转变增长方式。在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5.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突破“非市场经济地位”创造更多实例。由于中国经济地位上升，周边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兴趣越来越大，只要我们运作得当，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逐渐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是有很大回旋余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善于利用WTO规则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要善于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FTA美国337条款社会责任壁垒贸易救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选择,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一对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原则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水平、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选择往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完善。
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更关注外界因素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作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上世纪末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保护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通过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进而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既有竞争加剧、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也有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护的相互交织必然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一方面保留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此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体而言,有如下特征:
1.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变化,世界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通常一国对他国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他国“报复”,这样一来会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新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城性经济集团,集团成员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以此保护成员国的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共同应对外部国家的报复行为。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城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迄今共加入了9个自贸协定,同时,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动更多FTA的构建。
2.保护措施更加复杂和隐蔽
一方面,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日趋复杂,其超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与协议的约束范围。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甚至社会政策,主要表现为:要求对方国限制国内商业行为,管制对方国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妨碍竞争的行为和干预对方国家经济政策等。此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从传统工业品和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和劳务,并且开始进人高技术产品领域,以上这些方面也使得我国应对和解决其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新旧贸易保护主义区别的根本点在于旧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关税壁垒,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手段以非关税为主。其中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而世贸组织规则对以上这些非关税措施的约束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更多的采用更为实用的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质量认证,检验程序,环境保护与国民健康等。
3.保护措施表面日趋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WTO规则的约束下,经济发展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存在一些漏洞,这样贸易保护主义总是设法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腾出了余地。另外,当前,WTO规则保留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此外,各国同样通过自身立法来绕开WTO规则的规制,如美国337条款,337条款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简称,它主要规范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的行为,337条款并不要求实际损害为前提。若ITC裁决原告胜诉,ITC可向美国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济措施,但实践中,337条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经启动,未等裁决,出口国方面即会规范自身行为以达到相应标准。此外还有以SA8000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壁垒,它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购集团都非常青睐有SA80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这促使很多企业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目前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积极争取参与如ISO26000等相关规则的制定,以保护本国权利。总之,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表面合法化,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主义的发展,全球竞争必然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其工业自1949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自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外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9世纪初英国面对的类似,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市场以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此外,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必须保证极大的海外市场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避免由于发展初期对国内经济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的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垄断对经济带来的伤害。当今,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2009年我国整体出口市场受到阻碍,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200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轮胎增收35%进口附加税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极大的影响了我国轮胎行业产品的出口,还使得我国其他行业出口产品也遭遇到同样的待遇,总的来说,出口企业订单直线下降,利润严重下滑,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部分企业倒闭,失业率提高,还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继轮胎案之后的中国玻璃、无缝钢管等都遭遇无辜调查,影响恶劣,甚至于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效仿,对我国产品不断的采取变相抵制措施,这些行为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影响是极为负面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2.我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影响着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对我国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为了调整两国间的贸易顺差,维护其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美国不仅对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施压,影响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欧盟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激化了当地企业与中国相关企业的矛盾,发生了砸店、烧货等事件,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影响着中国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在欧盟各国家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
3.“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由于中国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也是中国遭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的发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来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他国的发展及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发达国家希望借以中国广阔的市场发展其经济,使其成为其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另外,又担心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会使得发达国家自身遭受经济发展的障碍。如今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三、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情况下,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1.宏观层面--政府
(1)我国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中国应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如联合国、WTO协商机制、G20峰会,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充分沟通,坚决反对少数国家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形成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其次,在制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及采取相关的行为中,应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护我国企业,带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这样也会在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变得更有力量。最后,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争取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制度安排,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制定和修改多边贸易规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2)发挥主导作用,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我国政府应强化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再者考虑到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种类多、门槛低、不规范,在当前有关法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脉络与国际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虽历史不长,但其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其形式的多样性,手段的有效性还是在技术法规的合理性方面,其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负面影响更为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完善和提高体制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差异性,加强政策的艺术性,进一步地提高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我国应争取通过规则的不断创新,力促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4)加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与FTA建设。当前,区域性贸易集团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其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贸易歧视,不利于区域外国家发展。针对以上情况,我国自身也应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争取在贸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扩展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和发展双边及多边FTA,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利。
(5)完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在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诉讼中,应认识到我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而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及技巧,贸易保护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国家向我国提出贸易保护主义诉讼时应对自如,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6)引导我国企业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我国企业应认识到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加剧,最初由发达国家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保护贸易的措施。我国企业应一方面检讨自身的倾销行为,另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到贸易保护主义诉讼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得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观层面—行业
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要充分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对行业协会的定性决不应仅仅将其定义为政府的“二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样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便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连接企业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充分代表本行业,为规则的制定,行业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救济等贡献力量。
3.微观层面——企业
(1)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我国企业应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以使在应对和应诉他国企业时,可以避免遭受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贸易壁垒打击。如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呈现出新的特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趋复杂性和隐蔽性,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认识和掌握这些新贸易保护手段和有关贸易调查的相关知识,才能在对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国的保护手段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极应对和应诉,合理、合法的保护自身权益。
(2)优化出口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第一,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改善自身存在的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附加值低、产业组织分散、企业规模经济性差等状况,改变中国商品低价的形象,并努力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从而占领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市场。第二,我国企业应该正确的看待新贸易保护主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数量为目标向效益为目标的转变。第三,我国企业应着眼未来,努力拓宽出口途径、灵活选择生产和销售等,在品牌培育、营销、保护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带动企业出口及长远发展。
(3)团结应对和应诉,避免同行业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当前,在我国行业遭受反倾销指控时,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够积极应诉,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企业若能够团结应对,做好充分准备,胜诉率也应该会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另外,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存在一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竞销谋取利润,而这样做却使得进口国找到了借口,向我国整个出口行业提讼,使其遭受严重打击。我国出口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充分发挥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协调组织作用,避免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恶性竞争”,共同促进行业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言,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行为究竟应视为贸易保护还是贸易救济,由于标准的选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因此对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不必太纠缠于他方的贸易保护,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认真的学习并掌握世界游戏规则,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以便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竞争世界里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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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境况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贸易保护 特征 摩擦 政府 企业 对策 1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 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对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进行维护，各国都通过各种方法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不断扩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便是其突出表现。众所周知，在旧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是高关税，而各种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是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方式，从而对外国商品的进口设置了技术、环保政策和措施等比传统关税壁垒隐蔽得多的多重壁垒。以下为贸易救济政策和措施新发展特点。 1.1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救济新措施和新标准 对于贸易救济政策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美国、日本、欧盟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并不断采取严格的技术标准、绿色环保标志、卫生检疫新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汇率变动等各种形式的不易监督和预测，同时又具有强隐蔽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国家的出口。目前，在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中，“中国制造”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是超过1/2的世界日用品消费品的来源地。然而，中国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通常技术含量也较低，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质量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屡遭诉讼和调查，为了能够满足发达国家太严苛标准，中国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1.2不断扩大的贸易保护救济措施的范围与深度 目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已经替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以及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对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范围与深度进行了扩展，然而，也对贸易自由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2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应对之策 2.1不断进行内需的扩展，从而使我国贸易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我国的贸易规模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增长速度飞快，同时，对于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然而，目前日益萎缩的国外市场加大了我国长时间形成的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难度，因而，为了能够使我国国内消费率有效提高，内外需比例切实得到调整，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我国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从而慢慢的以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统筹协调代替由开放带动改革和发展为主的形式。 2.2充分利用多边场合，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联合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全球金融风险长期积累及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后果，对金融危机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缴而就。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不断得到增强，并加强磋商。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和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主要受害者，我国必须力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尽快承认，以多边场合，使我国与国际间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得到加强。 2.3提高国内企业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动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1)为了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从而使我国企业申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高，避免有些企业搭便车的行为，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的协调机制，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对于外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国内各个企业要及时洞察，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国内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所赋予的企业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以保证所采取的相关贸易救济措施的及时性。 3结论 目前，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大战有可能在此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盛行过程中掀起，所以说，仅仅从文章上述方面进行改变依然难以 有效地抵制强大的国际贸易保护。为了能够彻底走出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霆，从而保证贸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我国政府和企业在进行国内产业安全条件创造的同时还要进行内功的修炼，具体地说，不断地进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的提升一，对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各种反救济案的实况时刻关注，以实现对外贸易战略决策的及时调整。
【论文摘要】 本文试图剖析印度频繁对华反倾销的背景和原因，并在全面整理和分析印度对华反倾销个案的基础上，总结印度对华反倾销的主要特点，并探讨国内出口企业应对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策略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 印度 贸易保护措施 特点 趋势 中国与印度是近邻，又都是文明古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两国贸易额以年均46％的速度增长，截至2000年9月，中国在印度已签定的投资合同金额将近2．8亿美元，主要是在机械设备、信息技术和化工等领域进行的投资。还有些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的投资项目正在商谈中。目前印度在中国的投资也有2000万美元，主要投资在制药、信息技术、耐火材料和金刚石等领域。印度驻华使馆官员指出，印度企业对国的汽车轮胎、汽车配件、两轮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很感兴趣，希望今后在这些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电产品、医药品、轻工产品、纺织品、化工、食品、金属制品以及生丝、杂豆、纸张纸浆、松香、焦炭等。而且从90年代中期以来，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矿产品曾是中国对印度出口的第二大商品，近一两年来已经退居于第三或第四的位置上，而机电产品则跃居中国对印度出口的第二大商品，表明中国附加价值高的工业制成品，受到印度消费者喜爱和欢迎，今后在印度市场上将进一步得以巩固和发展。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铁矿砂、铬矿砂、宝石、钢材、皮革和化工原料等，多年来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不大，两国经济有一定的互补性具有发展潜力。 但是近几年，随着中印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双边贸易摩擦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措施和手段逐年增加。为保护面临激烈竞争的国内产业，印度也越来越频繁地动用保护措施保护其国内生产商的利益，而中国出口企业正在成为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方。 一、印度对华贸易保护措施的特点 1.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单一，反倾销为主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我国出口产品遭受的贸易保护措施有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进口禁令、垄断的海关估价等形式。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印度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较为单一，反倾销是最主要的手段和形式。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05年6月，中国共遭遇713起反倾销调查，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而其中印度是最突出的一个。 自1994年印度对我国出口产品启动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6年7月31日，印度对华出口产品共采取101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反倾销措施98起，特保措施1起（涉案产品为缝纫机针），保障措施2起，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是继欧盟（119起）、美国（114起）之后位居世界第三位的国家，也是对华立案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占其反倾销案件总数（207起）的47.3%，我国是印度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国。目前正在遭其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也居首位，据统计，在印度对华发起的98起反倾销案件中，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有70起（正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53起），正在调查的10起。 2005年，印度对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立案总数为11起，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为10起，占比91%。涉华反倾销案的总金额为2.8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印度出口总额的3.1%，占中印进出口总额的1.5%。2007年1～7月，印度反倾销总局共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8起，其中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案件就达7起，占其反倾销案件总数的87.5%。 2.涉及商品范围窄，主要以化工产品为主。与欧美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范围相比，印度对华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实施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还没有涉及到第三产业。据印度反倾销总局2011年～2005年报统计，1992年～2005年，印度共启动18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涉及化工产品的反倾销案位居首位，为82起；其次为药品、纺织品、日用品和钢铁产品等。历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中化工产品一直占据50%以上的比重，特别是近两年来，印度对我国反倾销针对性更加明显，比较典型的案例主要有柠檬酸、苛性钠、特定橡胶化学品、纯碱，氯喹磷酸盐、维 生素C，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第一案异丁基苯反倾销案就属于此行业。 表 印度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纺织和轻工业产品近两年也逐渐遭受到比较多的反倾销调查，累计达22例，并且比例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比较典型的案例主要有紧凑荧光灯、干电池、玩具、运动鞋、瓷砖、塑料光学镜头、窄羊毛织物等。特别是在2005年取消纺织品配额后，印度担心被美国和欧盟特保拦截的中国纺织品及服装转而涌向印度，因而在2005年连续对中国3项纺织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对这一情况，我国企业必须予以重视。而我国对印度出口量较大的机电、机械设备等产品较少遭到反倾销调查。这与印度的产业结构有关，说明化工、医药等传统产业在印度工业中占据很重要地位。 3.涉案总金额和个案金额虽小，但增长速度较快。尽管印度对我国立案频繁，数量居高不下，但每笔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并不高，远远无法与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案动辄上亿美元的涉案金额相比。据印度反倾销总局2005年～2006年报统计，1994年～2006年，印度启动的188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总计7.6亿美元。2002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6400万美元；2003年对中国产品发起的6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也仅为2830万美元。 但近两年，特别是2005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呈现出一个攀升的态势。2005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总金额为2.81亿美元，而2006年上半年就已达1.81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5月18日发起的坯绸反倾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1.8亿美元，为印度历来对华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最高的个案。2006年1月16日发起的青霉素工业盐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1.23亿美元，是第二起印度对我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个案，但该案由于申请方撤诉，印度政府已终止调查。在2005年的10起反倾销案中，有5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的7起反倾销案中，已有4起超过1000万美元，个案金额高于1000万美元的案件超过50%，而2011年全年的涉案金额仅为2277万美元。 4.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实施力度大。近年来印度不断地对其较高关税进行调整，但关税仍居较高水平，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至27％，另外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较多。以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为例，除个别商品在10％以下外，大部分征收幅度都在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不等，2011年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窄织布作出的反倾销初裁的倾销幅度就高达355％，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裁量要高得多。面对高额反倾销税，中国的相关出口企业无法承受，最后不得不退出印度市场。加之对印度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我国企业应诉率普遍较低，导致绝大多数案件以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结案。即使是在应诉的案件中，由于提交信息不够完整、全面，极少被调查机关采纳，而且印度反倾销法案有一些不规范和不合理之处，再加上困扰我国出口产品多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比率很低。已结案的76件反倾销案中，除5件申诉方撤诉、1件因中国出口量微小而不征税、2件因不存在损害而不采取反倾销措施、1件因倾销和损害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终止以外，其余均被裁定征收最终反倾销税。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印度案件的应诉非常积极。2003年，印度对华的6起反倾销案件中，均有中国企业应诉，应诉率达100%；在2011年的8起案件（反倾销7起，保障措施1起）中，有中国企业应诉的6起，应诉率为75%；在2005年的10起反倾销案件中，有中国企业应诉的7起，应诉率70%；在2006年已发起的7起反倾销案中，已有3起案件有中国企业应诉，其他案件由于近期刚收到立案公告，尚无应诉与否的反馈信息。 二、印度对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背景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中印经贸发展的步伐虽然有所加快，但是存在问题也很多，这些问题不仅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也使两国经贸合作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是： 1．“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经贸领域抬头可能影响两国经贸发展。2000年下半年，“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经贸领域也有所抬头。印度政界和工商界少数头面人物不断发表讲话，宣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印 度在新世纪领导世界的努力构成最大的挑战”，说中国商品像“洪水猛兽”一样的涌进印度市场，“向印度发动经济人侵”。印度的一些新闻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一时间，什么中国向印度倾销，印度为维护“本国利益”向中国提出反倾销等言论充斥印度的各种报刊。事实上，中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并不多。据有关方面的调查，中国商品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尚不足3％，不仅低于韩国、新加坡和泰国，更低于美国、欧盟在印度市场两位数的占有率。印度媒体如此宣传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印度市场上销售的中国商品，多数是印度商人从其周边国家，如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国家间接进口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印度走私进来的中国产品。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对印度的消费者很有诱惑力，因此也成为某些印度商人谋取暴利的最佳选择。 2.印度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森严致使中国商品难以进入。近年来，印度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对其较高的关税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但仍居较高水平，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到27％。高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致使印度的走私猖獗。另外，印度的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较多，对自己有利的就放行，对自己不利或可能产生不利的就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印度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而且透明度较低，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使人难以适应。 3.中国企业多头出口、自相残杀给印度反倾销提供口实。近来，国内企业出现一种对印度经商的“盲目”热，很多企业都从事对印度的经贸活动。当听说某种商品好销后，便匆忙组织生产和出口。在印度市场上经常是一种商品，中国多家企业经销和出口，为争夺市场甚至不惜赔本，相互削价竞销，自相残杀，给印度以中国倾销的口 实，结果是中国出口企业在印度市场全军覆没，中国产品全部被逐出印度市场。2002年，印度政府决定对中国的300种对印出口“敏感”商品实施严密监控， 定期公布监控结果，随时提出预警。可以预见，伴随着这一措施的出台，极有可能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会陆续出台。 一是发起贸易摩擦的手段将趋于多样化。反补贴、保障措施将成为新的摩擦动向，2011年7月8日印度对从中国进口的淀粉启动保障措施立案调查即是一个信号。 1994年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有4件，1995年、1996年2件，1997年5件，1998年、1999年7件，2000年后有一个骤升，达到11件，2001年14件；2002到2011年印度反倾销立案总数呈下降趋势，2002年立案总数为31起，2003年为19起，2011年为12起。但其中针对中国产品的案件数分别为13起、6起和6起。2005年，随着纺织品出口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呈攀升势头，2005年1月～9月，印度共发起了7件对华反倾销案件，占立案总数的87.5%。 二是贸易摩擦的范围从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领域。近年来，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涉及钢铁、煤炭、采矿、电力、通讯、软件开发、工程承包、家电等领域，印度对华投资主要在信息技术、制药、汽车部件、耐火材料以及包装材料制造等行业。双边投资规模较小，中国对印投资尚不足中国对外投资的1％。尽管双方投资额不大，印度却单方面制造摩擦，对中国的投资设限。据《印度快报》2002年10月3日报道，在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印度政府最终可能将在有关法规中加人一项“国家安全”条款，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边境地区和通讯行业、国防、国防研究与开发以及空间工业等“特定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和投标活动，印度“政府准备对中国公司关门”。 三、国内企业的应对措施 印度对华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企业在印度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对印度出口的增长潜力巨大。而反倾销措施一旦实施，往往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我国对印度出口金额不大、受到直接影响较小，就忽视了对印度反倾销的应对工作。而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努力，协调运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1．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 善我国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同时，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2．通过中印民间商事调解。商事调解是通过中立第三方的支持和协助，使当事人通过 平等协商、互谅互通，达成和解协议，具有独立公正、灵活高效、经济便捷、不伤和气等特点，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相关的调解机构和联合调解的合作协议，这种方式在解决中印贸易摩擦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目前，可以通过两国间的两大主要贸易组织——印度商会和工业协会联合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组成中间调节机构，对中印双方的贸易摩擦进行商事调解。 3．调整我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中印两国经济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彼此间的出口商品结构类似。从两国问贸易商品构成上来看，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成品，而从印进口的则多是原料性商品或半制成品。但是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制造业水平的提高，两国制成品贸易逐渐增加，导致竞争加剧。因而我国对印度的出口要适当地从竞争性产品转向为互补性产品。 4．注重对印度市场的调研。保持对印度出口的平稳增长。第一，要注重出口产品在印度市场的调研工作，疏通信息渠道，了解并掌握印度同行的生产能力、质量标准、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第二，要研究印度和国内两个市场的情况，制定正确的价格策略，做到心中有数，优质优价，预防反倾销的发生。第三，企业要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发印度市场，逐步进入，实施产品多元化和市场进入方式的转化，减弱对印度国内企业造成的“市场恐慌”。 5．运用贸易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对于反倾销的调查，一是企业要积极应诉。只有应诉就有机会争取有利的结果，不应诉就只能遭受损失。二是运用联合的手段形成同盟进行有效抵制。中国政府、行业或企业应与印度国内反对实施反倾销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对印度国内决策机构进行游说和公关，降低反倾销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三是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维护企业和行业的正当利益。过去，通常是由中国政府(主要是中国商务部组织应诉和调解)率领国内企业与印度进行谈判，易使经济问题出现复杂的政治化倾向而导致贸易摩擦在段时间内难以有效解决。因此，选择行业协会代替政府组织企业应对反倾销是符合国外做法的。
一、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发展及引起的问题 农产品贸易保护是世界各国为保护农业而使用的手段，其侧重点是通过国境与国内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保护。它包括边境保护和国内支持两个方面。边境保护是利用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国内支持是指为保证稳定的货源、优质的农产品、舒畅的流通体系、高效的经销网络、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的价格体系而对农产品实施的生产、开发、价格和市场方面的保护，其目的在于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农产品贸易保护是农业保护政策最为突出的代表，而其实施的效果也是整个农业保护政策实施效果的最终体现。 虽然贸易保护在工业化时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但为了保障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却一直是采取剥夺的歧视态度。直至20世纪，随着部分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后，政策才逐步转向有利于农业的方面，对农业的保护才真正开始，所以对农业的保护通常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扶持农业，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表现在贸易上最明显的就是“奖出限入”。虽然这种保护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但由于在发达的经济中，只有很少部分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并且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大大减少，因此，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的保护政策开始，到60年代欧共体的共同农业保护政策，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本国农产品的供给。在国际贸易上则表现为欧美农产品大量剩余，补贴出口；日、韩农产品生产成本极高，而进口关税壁垒难以逾越。这种情况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其特性显露无遗。 但是，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和各国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秩序混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农产品贸易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农业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关联着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所以在GATT（关贸总协定）时代，虽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但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一直游离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体系之外。尽管经历了长期谈判，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这在一方面导致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相对缓慢，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关税已经从40%降到了4%左右，而农产品的关税却仍然停留在40%～50%之间。同一时期，工业制成品贸易总额放大了近17倍，而农产品贸易总额则还不到6倍；另一方面，多边谈判的停滞不前，也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缺乏必要的约束，各国各自为政，国际农产品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2.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市场动荡。可以说，在GATT时代，各国出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基本上属于各国内部的事务。但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交叠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上时，会彼此关联、制约、影响，乃至发生冲突。由于各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保护高成本的生产和替代进口，并支持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这常会破坏出口市场的秩序，使进口市场缩小，竞争加剧，造成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摩擦。在乌拉圭协议达成之前的几十年中，大量的欧美和日美贸易政策的争端都涉及到农产品。而且，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就会对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秩序产生剧烈的冲击，危及到一些国家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同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国家，其保护政策会使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隔离，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脱节，使得经济资源浪费巨大。专家测算，如果解除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扭曲，将可能给世界带来560亿美元的福利。 3.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应依据各国的自然禀赋进行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可达到世界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抑制了国内对农产品的消费，减小了进口，促进了出口，导致了农产品贸易流向的扭曲，并使得国际市场价格疲软与 波动。如欧共体在成立之初，许多国家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由于保护政策的实施而迅速地变成了净出口国。有补贴的出口压低了世界市场价格，并使未受保护的、具有生产优势国家的生产者受损，减少乃至放弃生产；而获得补贴，没有生产优势国家的农产品生产者反而会大量生产，以获取补贴。据估计，凯恩斯集团的食品生产者每年会由于工业化国家的保护而损失大约150亿美元。这导致了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对各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局部损失，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处于一种低效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会不断恶化，使补贴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4.发展中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是制定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然而，80年代以后，由于农业保护政策加剧了农产品过剩，发达国家农业贸易保护的重点便从过去的“限入”转为“奖出”。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恶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保护也在不断升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政府向本国农业部门提供的支付超过非洲各国的GDP总值。美国、欧洲及日本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占世界总额的80%左右。 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是，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维持国内市场的高价格；另一方面又由于巨大的库存而向世界市场倾销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世界市场价格。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手段名目繁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这对于以农业作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产品价格的疲软和出口量减少将使其外汇收入降低，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遇到诸多困难。据估计，若富国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从而改变价格扭曲的状况，则穷国从贸易增加中获得的收益将三倍于它们每年得到的国际援助总额。 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已渐渐不能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了。农产品的贸易保护导致了产品的结构性过剩、巨额的农产品补贴、混乱的贸易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愈演愈烈的贸易大战等诸多问题，对原有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调整，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了各国的共识。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农产品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通过仔细的研究对比不难发现，现代所谓的“贸易自由化”(trade libralization)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free trad)。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反对以任何政策或措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出现于资本主义早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有其自身的利益驱使，是一种有保留、有选择的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外衣下，隐含着大量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内容。这种自由贸易的实施，会随着发达国家不同时期利益、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可以说，贸易保护政策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均衡、不稳定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国家存在，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差别和矛盾，贸易保护就 不会消失。目前，贸易自由化只是一种发展倾向，而贸易保护也并不会消失，因为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贸易仿佛成为一种理论思想，贸易保护反而是一种事实常态。” 作为国际贸易中焦点的农产品贸易，虽然在贸易自由化上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措施远未改变发达国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本质，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以反倾销、技术壁垒、使用特别保障条款等堂皇面目出现，其保护效应也在不断强化。保护与反保护的激烈争斗引发了许多摩擦与争端，使反倾销案例呈迅速增加之势。同时，为了将外国农产品拒之门外，一些发达国家打着“绿 色消费”的幌子，不断强化食品监测体系，相继出台远远高于本国规定的进口食品检测标准，这使得绿色壁垒与技术壁垒问题也日渐突出。再加上在转基因产品上的激烈争论，使农产品贸易上的贸易保护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另外，传统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也并没有弱化，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并没有出现下降：世贸组织成立后，日本和韩国的专业农民所获得的生产者补贴等值1996～1998年都为23000美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增加，分别比1991～1993年增加了5000美元和4000美元；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7000美元和14000美元，都保持了与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相同的水平；澳大利亚也保持了与1991～1992年相同的水平。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5月2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农业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在今后10年里，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拨款将增加到1800亿美元，比现有农业法规定的拨款增加了735亿美元。其中，对农业的补贴将比目前提高70%，补贴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农业的主体，即谷物和棉花生产农场。同时，对畜牧农场及其他农产品生产的补贴也比目前有不同程度地增加。此外，针对畜牧业、水果和蔬菜生产业的土地保护项目的开支也增加了80%，而这些行业过去是很少得到政府拨款支持的。这一议案的出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批评，认为这必然会严重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严重打击，使人们对“千年回合”的贸易谈判前景感到悲观。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依然在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对本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虽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政策的实质依然是以贸易保护为核心，而且农产品贸易保护在经济衰退之际还有加强的趋势。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产品贸易不可能长期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特例，要求减少农业保护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世贸组织谈判的重点。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单独对其农产品贸易保护体制作大幅度修改，要想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协议，在现有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上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千年回合”中农产品贸易展望 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千年回合”时，遭遇了重大挫折，未能取得任何成果。直至2001年年底的多哈会议上，各方才同意在2002年启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争取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这一轮谈判。不过，新一轮的农业贸易谈判已经依据农业协定的规定在2000年展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协定是一个利益妥协的产物，有不少漏洞和含糊之处。虽然农产品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的推动下有了不小的改进，但由于协议允许发达国家继续执行补贴农业的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一方面仍面临着高关税限制，另一方面也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这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协议履行状况的不满。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出台更透明和更有约束力的执行细节和记录，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条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如“和平条款”的执行期已期满，如何后续执行亟待明确。所以，世贸组织需要召开新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加以解决。 面临新一轮谈判，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欧盟、坦桑尼亚等二十多个成员提出了议案。尽快将农产品贸易全面纳入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有效地约束，已经成为大部分成员的共识。多哈会议确定的新一轮农产品谈判的目标是：显著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分阶段削减并最终消除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大幅度削减造成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措施。为此，谈判的焦点将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在市场准入方面，各成员国建议进一步有效地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采取何种核算方法来对税率进行削减，以及是否给予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加入的成员特殊待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由于过去几年关税配额的利用率较低，各方希望能改进关税配额的发放方式，削减配额内关税，实质性增加关税配额的数量，增加关税配额管理办法的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时，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 2.在国内支持方面，成员认为，要进一步强化协议对国内支持政策制 定的规则，改进“蓝箱政策”和“绿箱政策”，取消影响生产和贸易的价格补贴，实质性地削减补贴水平，提高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在此问题上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他们为提高产品多样性、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营销水平、运输水平、产品等级以及满足检疫要求，提供一定的国内支持。 3.许多成员要求取消出口限制，尤其是那些纯进口国家关心的产品；同时，对出口补贴进行实质性的削减。凯恩斯集团要求全面取消补贴，欧盟、美国则提出要规范出口信贷、国营贸易出口、优惠贷款等措施，以防规避协议。 4.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提出尤其要关注中小国家的利益，强烈要求在新一轮谈判中保证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在削减水平、关税约束水平、关税配额管理、补贴等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要求有灵活性；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出口产品不要采用协议中规定的特别保障条款。 在世贸成员的议案中不难看出，由于政策出发点和利益的不同，各成员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差别较大。各方观点的实质，依然还是围绕着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化所展开的激烈较量。凯恩斯集团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其强烈要求立即完全取消对贸易造成扭曲的出口补贴、国内支持，要求用关税作为保护各成员国内农业的惟一手段，大幅度开放农产品贸易；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上的立场与凯恩斯集团较为接近，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还对扩大基因工程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提高各成员农产品贸易体制透明度以及国营贸易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欧盟、日本和韩国等高生产成本、高贸易保护国家，则反对实行完全的农产品贸易自由，而强调应逐步减少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并强化现有协议规则，此外，他们还积极强调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动物权益等“非贸易关注”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农产品国际贸易日趋复杂，有可能形成更高层次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由于各国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分歧较大，以及谈判实力的缺乏，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只能依据自身的实际条件，依附于某个主要参与方。当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谈判的力量和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重视。 虽然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应在2005年完成，但 由于本轮谈判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和广泛，各方的态度、意见都有着明显的分歧，谈判必然会是极为艰苦的，是否能按期结束难以预料。当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会在此轮中得到推进，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出台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之后，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短期内甚至有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自由化已经成为潮流，并会获得不断地发展，但目前贸易保护还是各国政策的主流。单纯地依靠贸易保护，或是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贸易自由化来推进本国的农产品贸易，都是行不通的。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是各国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2-08-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