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1 19:41: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实体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耦合评价模型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在规模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的产生，实体经济的发展影响虚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反映，二者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从长远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但是一定程度上的背离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的产物。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偶和协调的视角，以反映二者耦合程度的耦合度为指标构建二者之间独立的耦合系统。假设存在m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统ui（i=1，2，…，m）和uj（j=1，2，…，m），则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可以表示为C2=n（[u1×u2×……×un）/Π（ui+uj）]1/n（1）当我们将条件限定为两个系统，则此时两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可以写为：C2=2（{u1×u2）×/（[u1+u2）（u1+u2）]}（2）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关系，则进一步模型可以写为：C2=u1×u22姨（/u1×u2），u1+u2＞0-u1×u22姨（/u1×u2），u1+u2＜姨0，C2[0，1]（3）C2即是最终得到的耦合度指数，其值位于0~1之间。当值趋向于1时，则表明二者在实体经济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协同发展，反之，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当值趋向于0时，则意味着两个经济系统之间发展失调。为了使指标度量更加具体，我们在耦合度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发展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两个指标：U1+βU2D=姨CTD'=exp（-1D）（4）其中，C是根据式（1）、（2）、（3）得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耦合度，T表示实体经济或者虚拟经济的单独发展评价指数。D'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这一指标是在耦合度指标基础上的细化，其指标值涵盖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状态，从极度失调到极度协调，共10个等级的耦合状态。
2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第一部分构建的评价模型选择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根据第一部分构建的评价模型选择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指标主要是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主要是建筑业、工业等行业的产值以及第三产业产值，而虚拟经济的度量指标则与金融密切相关，如金融相关率、资本投入量、金融规模以及金融效率等。其中，资本投入量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表示，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金融规模以巴南区所有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区域实际GDP；金融结构以所有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余额/所有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表示；金融效率以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来表示数据来源自《重庆市统计年鉴》和重庆市巴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0年的0.2903逐渐上升至2013年的0.5809说明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程度提升，二者出现良性耦合，即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则反哺实体经济。虽然至2013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仍然不算太高，为0.5809，但总体上渐入佳境。进一步具体观察，两个系统各自的发展指数评价，可以发现其走势表现为波浪状起伏，两者的缺口逐渐缩小。尤其是自2007年之后，虚拟经济系统在两个系统的耦合关系中表现出较突出的作用，促进了两者的协调性。巴南区作为重庆主城九区之一，是重要的装备制造业、汽摩制造基地和公路物流基地。“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总量扩大，工业化快速推进，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8.7亿元，年均增长16.6%。虽然巴南区的第一产业占有相当比重，但第二产业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处于快速转型中，产业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对金融资本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但与此同时，从评价结果也可以发现，样本期间巴南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仍然偏低。原因在于，巴南区整体经济总量仍然偏小，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第二产业中过分依赖于汽摩产业、城乡二元经济鸿沟仍然显著，金融机构总量相对匮乏，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农村金融抑制现象比较严重，金融辐射力极其有限，金融中介链条不够完善，导致金融资本流入实体产业仍然存在障碍，需要进一步扫清。
3结论与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必须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体经济发展，才能促进巴南总体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抵御各类危机的根本实力。首先，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表现，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本源。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民生的保障、国民素质的提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动力。数据显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的产生，而落后的、超前的虚拟经济都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因此，要在增强实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前提下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最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著名的盖洛普理论主张，就业问题将会衍生到社会生活中，即失业人数增加，亦即待就业人数增加，以税收占主导的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随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可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将是各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经之路。
作者：李涛 杨雪程 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金融配套环境较为薄弱，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吸引力不足。金融征信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明确主体，建立信息采集和使用规范监管体系，目前全市金融业缺乏统一征信平台。金融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金融研究机构、信息分析机构和中介机构等高端服务缺乏，金融产业吸引力和城市金融产业层次有待提升。
二、泉州金融业税收情况
（一）税收概况
全市金融业税收增长速度快，高于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和服务业GDP增长率。金融业2011～2013年税收占地税总税收分别为8.0%、9.3%、11.2%。2013年金融业缴纳国、地税税收42.2亿元，比增25.0%。按细分行业，银行业占71.1%，保险业占13.4%，证券业仅占5.7%。
（二）存在问题
1.地方可用财力偏低
财税体制规定，企业所得税中央分成60%，省级收入为40%（泉州商业银行和农商银行税收为市县级收入）。2012年全市金融业税收101771万元，地方实得财力17365万元，占32.2%。相比福州、厦门，泉州地方分成比例偏低，政府用于金融基础建设公共投入不足，客观上影响金融业发展。
2.金融业税收政策效用有限
（1）税收政策执行层面
企业享受减免税数量有限，税收引导作用受限。自2001年起，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截止2013年底，全省累计53户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享受免税政策，而同期泉州却很少有企业申请该优惠政策。
（2）税收立法层面
准金融机构未能享受与金融机构相同的税收优惠，税收扶持作用偏弱。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机构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负担相对较重，不利于扶持民间金融发展。
（3）个别领域综合税负过重
不利于民间资金阳光化，造成税源流失。直接借款给企业，个人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25.6%的税费，企业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30.6%的税费。税费负担过重，不利于隐性税源显性化，企业往往迫于账务处理需要才开具税务发票，否则通过账外流转利息逃避税收，民间借贷真实状况税务部门难以监控；一定程度上也抑制投资欲望，不利于企业直接融资。
三、提高金融业灵活、效率和安全性，做大做强泉州金融业
（一）银行、证券等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引导、管理和服务作用
1.培育多层次市场结构和多样化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品质
（1）搭建多层次市场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间接融资体系，逐步扩大非国有金融机构融资市场；直接融资体系，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并重。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争取泉州高新区尽快纳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扩大试点范围。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商标、专利、品牌、碳排放权、集体林权、海洋资源等产权交易。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争取泉州成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地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公司）债，推动中小微企业利用区域集优票据、集合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融资。支持泉州法人银行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金融债、“三农”金融债，争取泉州成为福建省第三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分中心。
（2）培育多样化金融产品
提高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利用率。引进和丰富金融产品，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助推消费升级。推广股权、债券、应收账款、仓单、保单等权利质押融资方式，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创新集体用地及房产可抵押贷款模式。创建网上“金融百货超市”，链接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举办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大会，引进和推广金融产品。
（3）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泉州金融业粗放经营方式尚未根本性转变，应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履行资本中介、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者角色。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电子商务”三位一体的新型模式，提升企业电子商务开拓市场水平，提高综合竞争力。
2.完善金融运行机制，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1）向上争取一定的监管创新权力
赋予非银行金融机构同等待遇。以创建和深化金改为契机，积极向中央争取一定的监管自，适当放松政策约束，因地制宜创新监管措施。在体制机制上，赋予非银行金融机构同等待遇，如可以联网征信查询系统、共享信用等级评定信息等。
（2）构建资金投向引导机制
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按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不同的指导基准利率，对扶持行业和项目予以优惠利率，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规范资金投向，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应以高端制造、文化传媒、高新技术服务为主。
（3）规范金融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树立金融风险防范理念，对金融市场风险、产品风险和机构风险等进行有效识别、精确度量和严格控制，提前预测和采取措施，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维护区域经济金融安全。
（4）利用金融市场机制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市场化准入退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引导股权交易服务于资产兼并重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引进现代化产业项目与本地资本结合，畅通资本走出去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鼓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引导产业链兼并做大做强。
（二）政府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优化金融基础配套环境
1.优化金融主体结构，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
（1）吸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来泉设立分支机构、区域总部
引进港澳台侨金融企业，增加金融供给，兼顾大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增强竞争力度，推动金融服务均等化，降低金融投融资市场价格。
（2）支持成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推动泉州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准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地方金融机构，培育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壮大资本实力。
（3）成立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注重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避免资本逐利只注重短期效应的负面性。设立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项资金，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机制，设立小微企业互助机构，促进企业团体内生性增信。市财政出资探索设立市级再担保公司，发挥增信和共担风险作用。
2.优化金融基础配套环境，提升金融产业层次。
（1）建章立制，完善金融管理地方体系
以市委市政府或金融工作局等名义，制定关于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市场行为、中介服务等制度体系，坚持公开透明、简化审批原则，推动金改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阶段。
（2）加强人才建设，创建综合信用体系
支持、对外金融交流与人才培训合作，鼓励海外高级金融人才来泉工作，引进和培育具有战略发展方向的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创建综合信用体系，构建区域性民间借贷登记系统、企业信用管理系统、金融信息共享系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服务市场，推动征信产品应用，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3）实行财政奖励政策
对总部设在泉州的金融机构给予一次性新户奖励、新增信贷投放奖励及购地、购房补贴，对特定高端人才按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给予一定比例奖励。设立专项基金，用作地方企业风险担保金和金融调控资金。
四、先行先试，发挥税收政策作为空间，提升征管服务空间
（一）实行差异性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税收政策作为空间
从税收优惠政策上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两个通道”，降低金融要素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积极向上反映，争取中央赋予泉州金改试验区国家层面税收优惠政策。
1.金融业试点改革实践需要阶段性探索和深入，税收政策发挥效果具有滞后性，建议将现有税收优惠政策优惠期限延长一定年限。
2.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为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对县区及以下地区所有金融机构减按3%税率征收营业税，将享受减免税的小额贷款从限额5万元放宽至20万元。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在一定年限内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按一定比例税前扣除。
3.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通道。对个人通过股权方式投资金融机构减按10%征收股息红利所得个税；对个人通过债权方式购买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减按10%征收利息所得个税。对企业购买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取得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总部设在泉州地区的金融机构除了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外，新成立的可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对投入公益性、非营利性的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企业，参照创业投资企业享受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授权泉州市政府民政、财税部门联合认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4.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新成立的征信业、信用担保、再担保公司，营业税三年免征和所得税“三免三减半”，营改增后律师、会计师等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增值税税负超过3%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5.建议中央、省适当调增金融业税收地方分成比例，或对泉州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比例。
（二）创新征管服务举措，助力金融环境建设
1.树立“企业诚信纳税推定”理念，促进企业提供真实财务信息，扩大企业查账征收面，构建“查账征收为主、核定征收为辅”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2.用好用足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汇编金融业财税政策，开辟“金改”税收政策网上专栏。完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机制，动态跟踪执行效果，加强政策效应分析。
3.税务部门主动参与企业信用体系平台建设，提供量化信用评价，以纳税数据库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对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简化贷款手续，提高审贷效率。
关键词 能源 可持续发展 国际技术 转让
作者 任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但是直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宗旨或序言,才开始被诸多国际环境、社会及经济相关宣言或决议普遍接受为一项全球化政策。
可持续发展理论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开始加入联合国,改革阻碍新生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与日俱增。作为民族自决权之一的经济自决权的保障,确认和维护各殖民地独立国家拥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联合国的重要工作。因此,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在确认“各民族和各部族对本族的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的权利同时,要求“必须为各国国家的发展着想,为有关国家人民的福利着想”,但此决议并未提及资源的保护或者水、陆地或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初始阶段,因为摆在新型独立国家和地区面前的是如何摆脱贫困以及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1972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警示人们,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为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世界将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而达到增长极限,从而提出“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这一阶段发展利益和环境利益实质上仍然是分开的,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过渡期。
到了8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集中到人类应该怎样使自己的增长与自然取得和谐一致,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问题。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环境危机、发展危机以及能源危机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支撑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解决,从而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虽然布伦特兰报告的采纳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转折点,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一资源环境阶段。
布伦特兰报告建议联合国制定一项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将该报告的结论转变成一项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予以实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使得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环境政策的主导概念而获得普遍的支持。1997年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地球峰会+5(EarthSummit+5)”回顾了里约会议之后21世纪议程的履行情况,指出资金和技术的转让、生产和消费模式、能源的使用和运输、淡水的稀少等问题,并呼吁各国履行承诺。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以人为中心,而且综合考虑到发展权与环境保护、消除贫穷、健康、教育、妇女地位、技术转让与合作以及国际贸易等广泛的问题,从而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概念,此阶段是普遍的可持续发展概念阶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方面存在的意见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没有取得显着进步,制定有效履行可持续发展纲要并实现其目标成为进入新千年之后的主要目标。联合国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涵盖着人权、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不难发现,进入新千年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经过20多年的演变,可持续发展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经济论文)资源维护、消除贫穷、解除贸易屏障、环境保护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环境问题融为一体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策。
(一)国际技术转让制度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文集,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多边条约、协定、议定书、国际组织决议以及区域协议多达78个。681按照内容来划分,其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以及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三个方面来规定国际技术转让制度。
关键词 民间金融 温州合会 合理利用
作者叶瑜,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温州:325035)
长期以来,温州流行一种称之为合会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形式,其存在对温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这种民间金融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提供了有效保障,造就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其间,在温州模式发源地——乐清曾发生轰动一时的抬会倒会事件,给民间金融蒙上了阴影。许多专家学者因此将合会甚至民间金融全盘否定,不少法律法规也给民间金融发展制定了诸多限制性的条文,使民间金融无法以其独特的天然优势服务于创业发展。笔者拟以80年代乐清抬会事件为案例,剖析民间金融的内在机理,(经济论文)阐述民间金融的利与弊,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有效引导民间金融的政策性建议。
温州恰会与乐清拾会
(一)温州合会的演变
第一阶段:互合会。早期的合会是一种传统的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质的小规模中短期借贷组织。以消费合作为主,会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年成歉收和建屋造房等非生产性用途,只有少数用于经商、买地和买牛等生产性项目。参会者以亲友和乡邻为主,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会款利率低,兼具互和非盈利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迅速发展,民间直接借贷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温州开始出现互质的合会。合会由发起人邀请亲朋好友参加,约定一段时间举会一次。每次由会员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第二阶段:互合会向营利性合会演化。随着合会的发展,其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半公开化特征。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失去了互助的性质,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虽然起源于“救助济急”的合作互助,但合会机制中的“营谋生息”却拓宽了合会的市场,先得会“更早获得资金”与后得会“取得更多会息”,成为人会者决策博弈的目标。第三阶段: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蜕变。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蜕变为纯粹的金融投机组织;同时,社会信用基础进一步瓦解,传统的道德约束减少甚至不存在。有些会首开始以组会谋利,进行投机诈骗。他们以高息为诱饵,盲目扩大合会的数量,并以此来维持合会的运转。诈骗性合会最典型的形式是“抬会”。
可见,合会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为诈骗性合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是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类似性质的“麦道夫骗局”,这时必须引入法律和理性的力量作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许多监管部门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效用而忽视了合会参与者的理性能力,从而没有对合会可能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在制度设计时做最充分的估量。事实上,由于合会参与者也是市场逐利者,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损失和灾难有着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监管部门如果在合会滑向抬会的沼泽前做适当的预警,就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从而阻止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发展。
(二)乐清“抬会”简介
1.1985—1986年乐清灾难性“抬会”风潮概况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成为纯粹的金融投机形式——抬会,抬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各方为了谋取短期高额回报而不断地抬高利息的一种非法集资形式。温州“抬会”最早在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从1985年8、9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形成了12个抬会,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1986年2、3月形成,3月倒会,历时半年左右。据调查,参与“抬会”活动的群众有5万多户,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3%。据海屿、万岙、盐盘和柳市镇等13个乡(镇)调查,落会群众达18.82万人.4.18万户,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71.8%和72.14%。口1
2.乐清抬会运行机理分析
我们暂且撇开乐清抬会的巨大破坏性不谈。乐清的抬会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快、之大,在于其内部组织的运行机制。抬会是一个民间借贷形式,它的组织结构颇像金字塔状的立体几何图形,在塔尖的人是大会主,塔的中层是中会主、小会主,塔的底层则是会脚,人数最多。在这个组织中,每一层又可进一步发展为会脚和会主,钱从最底层的会脚流向会主。从外在形式上看,抬会好像关系复杂,实际上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发生在会主和会脚之间的事,大会主与中小会主之间实际上也是会主与会脚的关系,而中小会主只不过在充当更低一层的会主时,又成为高一层的会脚。大会主可以直接拥有不再扩展组织的会脚。
1985—1986年乐清“抬会”的运行机制是:一个会员加入抬会时,先交会主11600元,次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每月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两者相加整100个月,两个人之间的金钱游戏需要8年多才能结束。就会脚而言,年本金获利率为月息77.58%,年息931%,可以说达到了暴利的程度,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荒诞的是会主的获利。会主在连付12个月后,自第13个月开始每月收取3000元,连续88个月,计26.4万元。
这里已无法从金融的有偿角度来考虑获利了.整个过程变成一场纯粹的金钱游戏,脱离了融资的范畴。对于这场游戏,会主和会脚抱有不同心态。就会员而言,诱人的是第一年,仅仅1.16万元钱就可化为10.8万元.这种获利程度是任何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无法办到的。而正是这第一年,却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陷阱,即:会主要使用魔法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而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有如此魔力,只能从游戏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会主为了解决第一年付出的巨大款项,只能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新会员,把新会员的钱付给老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逐渐发展到一个会抬另一个会,这个会套那个会,互相交叉。第一个人会的会脚的利息在第二个月,已达到1.8万元(连同第一个月),即使以本偿还,尚欠6400元,吸收新会员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且必须在支付第一个会脚利息的第一个月开始吸收第二批会员。数目还必须超过2名,因为到第二个,会主首先支付第一会脚的第二个9000元,在扣除9000元后,余下2600元(11600-9000),尚短缺6400元。而第二批会员也面临着收息,因此第二批会员费必须超过1.8万元,扣去154万元(18000-2600),则必须有三名新会脚。以此类推,第三批会员至少有7名会脚才能维持一个会的存在。据测算,这样的抬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扩大到22个会脚,到第12个月,要发展到691名会员,到第18个月,要发展到20883个会员,按几何级数扩大的新会脚,必须不断地发展下去,才 能支撑这个空中楼阁。然而,抬会这个金字塔形组织要运转下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要有无数的新会脚,且个个腰包鼓鼓;二是每个人诚实可信,信守按时照协议支付利息,到期付款;稍有偏差,那么这个庞大的组织会在瞬间倒塌下来。而事实是,倒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有无数的新会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抬会的结果无法逃脱崩溃的命运。
3.乐清抬会特点与形成原因
贪婪和恐惧是市场经济的双胞胎,作为市场经济发育最早和相对成熟的乐清,人们在市场逐利中的表现同样脱离不了这两种心理,抬会前后的民众心理变化表明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以民间“合会”面目出现的金融投机活动,乐清抬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会主本身无自有资金,均属“皮包商”,利用会脚资金达到“发财”目的。二是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资金投向完全脱离生产和流通。三是“抬会”以连锁累进形式发展会脚,不断扩大规模,靠以会养会、以会保会维持局面。“抬会”从借贷关系上看来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但会主从会脚收入的会款与会主后10个月(或后12个月)应付会脚的本息永远是不可能平衡的,只能以发展会脚扩大规模来应付“逆差”。四是会主与会脚组合,单线联系,并以妇女为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趋利动机必将驱逐合会的互助初衷,也就是说,在法律和理性缺失的状态中,合会的善之花会结出抬会的恶之果。其实.1985—1986年乐清抬会在大规模倒会发生之前存在着很多的征兆。比如当地的合会利率越来越高,新会会期越来越短,甚至发生了天天会,一些单个合会出现倒会或者临时性支付危机。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采取对策及时化解的,至少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从温州民间融资的总体历史进程看,发生过抬会倒会之后的地区,类似的金融诈骗再也没有重演,这表明了投资者的理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除了资源配置高度灵活外,其诈骗行为也必将滋生。除了法律相应的震慑外,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甄别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者的理性能力,是化解抬会的最有效方式。
不过,尽管抬会的恶之果让许多人受害,但从合会的初始形式、组织结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合会将自由竟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合会具有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的特点,较好地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资源,使民间金融具有一套内在的、“天然”的保护机制,使温州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注重信用和共同致富,也成为块状经济崛起的内在动力以及当前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内在合力。另外,融进资金的会主普遍记得使用对方资金所欠下的“人情债”,也就是说,民间金融具有隐性利息,这也致使温州人之间格外注重人情关系。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合会及其衍生的民间金融,满足了小企业或是微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需要面向需求,作为合会形式的金融供给越贴近小企业、微小企业,其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以合会为案例的中国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只要合理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良性运转,其解决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中国一直作为金融领域的灰色地带而存在。它之所以被归人灰色,除了没有正规金融的规范和透明外,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意识有关。在道义上矮化民间金融后,贷款难问题将大量小型民营企业扼杀于萌芽,导致市场经济中最为宝贵的创业精神遭到了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开始,外贸这匹马车的失足使政府开始意识到拉动内需是抗御风险的最佳方式。内需启动的前提是民众收入的增加,而单靠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加工显然已不能使民众真正富裕。民众收入增加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高民众的创业意识,促进民众的创业能力。从2008年开始,各国有银行配合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号召,纷纷设立中小企业的服务部门,但注重抵押而非信用的风险控制机制无法满足量大面广、缺少资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也是个国际性难题,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这个缺口只有靠民间金融来填补。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和温州等600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民间金融市场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在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立阶段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