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1 15:12: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区域经济合作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
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一，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提供了区域政府合作治理的客观必要性。要素可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包括矿产、河流、人口、气候等，后者包括资本、技术、文化水平、设施建设、制度环境等。区域间的这种要素分布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方式和经济内容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互补性，进而促使地区之间资源、要素的交换与流通。①然而，各地在根据各自生产要素的差异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时，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非站在整个区域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这就往往导致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因此各地政府之间必须积极进行协调，加强合作，才能使各地区作出正确的产业发展定位，形成错位竞争。在这种相互交流、合作中，优势互补，形成彼此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使得各地区以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之和”的区域经济效益。
其二，根据博弈论，破解“囚徒博弈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人是“理性经济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博弈局中每一个人可能会选择合作博弈，或是非合作博弈，从而陷入一种所谓的“囚徒博弈困境”。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皆以追求本国或本地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逻辑。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面临着类似“囚徒困境”式难题。各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会偏好选择一种“先要利己，不管利他”的主导策略。这种理性选择，从短期来看能给自己一方带来利益，但与此同时却让对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而是一种正负相抵的“零和博弈”。一旦各方都采取不合作、不协调的主导战略，那么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各方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既损害了各方的现实利益，也不利于区域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如果区域内各政府能够从整体上考虑，而不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选择合作策略，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多赢的局面。不过，由于各方还有隐瞒其他局中人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因而各方政府之间即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也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各地政府除了要达成合作共识外，更需要建立起一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制定统一的合作制度或规则，建立统一的协调合作组织，提供统一区域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使合作更加充分可靠。 其三，避免“公地悲剧”需要区域政府合作。由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式博弈，使得在区域合作过程中，一些共享的、稀缺的、可流动性的资源被过度利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共享着一种或多种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这些资源都具有非排他性。基于自利性考虑，各地都想尽可能多地使用共享资源，甚至有些时候是不负责任地掠夺使用或破坏，而一个地区对共享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会刺激其他地区效仿，从而最终导致资源和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即便是某一地区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对某一共享资源实施了保护性措施，但却不能促使其他相邻地区也采取同样手段，也不能阻止其他地区“搭便车”享受由于其保护性措施所带来的效益；或者是当某一地区主动限制自身对共享资源的使用量时，它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合理足够的补偿，相反只会给那些不限制自身使用量的地区带来不需成本的好处。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各地对共享资源无度使用，酿成公地悲剧。因此要想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避免公地悲剧问题，就必须加强区域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区域合作过程中行为约束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对共享资源的保护和有效使用。
其四，根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区域政府合作。“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③
此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内多元主体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大团体，十分强调区域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协作，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同样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即每时每刻都在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个主体不会促进集团的公共利益，即不能实现区域的最大利益。因此，为了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促使集团成员采取合理行动促进集体利益，保证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通过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建立起“外部强制规则”和“选择性激励机制”。外部强制规则就是通过规则力量和强制手段压迫或说服理性个体去服从集体行动的要求，也可以理解是通过法规及执行机关，强令群体的成员履行对生产区域公共物品的职责；选择性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定举措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搭便车者”和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作贡献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解决区域间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制度框架，确保合作顺利运行；有利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三、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的结构框架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一般是依据系统要素合作的系统性原理而构建的。系统的运行需要有动力机制、组织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存在，因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应包括动力、组织、约束和协调机制这四大要素。这些机制相互关联，并在共同协调作用下，确保各要素在战略上实现其各自的价值目标。如果机制不健全，将会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中上述运行机制进行有效的构建。
1.动力机制
利益是人们（包括政府在内）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区域经济合作实质上就是追求实现区域共同利益，只有利益共享，才可能有稳定的、长久的合作。但在区域经济合作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优势方和劣势方，以及由此产生的双方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这就需要合作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合作关系就会破坏，彼此利益都会受损。因此，区域政府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取决于能否平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双赢或共赢，这就需要区域内各方从战略高度上摒弃一事一物上的争夺，设计出一套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都能分享利益的制度，建立“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
区域利益分享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契约型分配方式、股权型分配方式和分工型分配方式等三种类型。④据此，区域利益分享机制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一是跨界合作机制。在区域边界开展形式多样的跨界合作，快速推动区域的发展和融合。二是项目带动机制。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和推进一批对各方都有利的项目合作。三是区域产业分工。区域产业分工的本质是在充分利用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生产，通过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来获得区域整体利益。由于产业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实现产业利益分享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种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存在比较优势，也可以体现在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合理安排。它还可以是不同产业合理的空间分布体现出来的结构利益。产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要逐渐形成有区域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分享这种合理产业结构带来的利益。⑤四是区域贸易。区域贸易是区域合作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各方通过区域贸易，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收益的分配。⑥五是第三方调节。它是区域合作收益的补充，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实现。
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是通过纵向的和横向的利益转移来使区域内各方的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一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于调节上下级政府之间纵向财力不均衡和各地区之间财力横向不均衡，缩小地区间基本行政能力的差距，促使地区间财力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各地区政府都能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二是产业调整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区域产业调整中，优势一方必须给予劣势一方必要的补偿，让双方都共享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收益。三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
制度。借鉴欧盟的经验，设计多种扶持基金（如结构基金、聚合基金、团结基金等）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借助这些扶持基金的组合使用来落实区域协调政策，使落后区域能追赶发达区域，重构那些衰败的区域，振兴萧条的农村区域，扶持城市或跨界地区的滞涨区域。四是对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的补偿机制。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各种财力补助和转移支付的形式对那些提供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地方进行补偿，实现地区间的利益协调，而其他地方政府也应该通过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承担外部性公共物品的部分成本。五是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这是保证区域内各地区之间保持长效合作的利益机制，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生态效益的受益和受损情况，按资源和环境容量有偿使用的原则逐步建立生态补偿体制。 制
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区域内政府合作的顺利实现需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载体，即通过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来进行。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多层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组织体系至关重要。
首先，在中央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专门负责全国性区域公共管理的协调机构——区域协调委员会。这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必须能够跨越原来的中央政府的条条块块限制，能够综合各个部门的资源，为区域公共管理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它负责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进行指导，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相关的法律和规则的制定，对区域管理机构进行约束和监督，以促进和保证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其次，在地方政府层面，需要建立一个得到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认同的、民主的和高效的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合作机构——区域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这个区域协调机构主要是负责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统一的区域公共服务，协调和解决各地方政府之间矛盾，并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下设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再次，在非政府层面，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地区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
此外，还要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的组织服务平台，如资金平台、信息平台、中介平台、人才平台和其他专业化服务平台等。
3.约束机制
构建一定的合作约束机制，对合作过程中各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规范，那么区域政府合作就会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合作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大幅度增大，从而为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一定的障碍。国际经验也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快慢与有否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直接相关。因此，在区域政府合作的进程中，区域内各政府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必须以法律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规则应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为区域合作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二是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搭便车”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以使违规者和搭便车者望而生畏。具体而言，区域合作规则的内容可包括：一是明确区域合作章程中的行为规则条款。二是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合作规则。如制定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以此协调各地区的政策行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三是明确有关违反区域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与经济赔偿规定。四是建立协调区域合作冲突的组织，负责区域经济合作中矛盾和冲突的裁定。五是通过相关政策和法规对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进行规范，对非规范性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制度安排。
4.协调机制
区域政府间合作需要建立基于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多层次的协调合作机制。区域政府就区域经济合作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真诚的对话、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形成相关的区域公共政策并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区域政府合作其他机制得以建立健全的政治前提。首先，建立区域省（市）级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和定期磋商机制。据此协调各行政区间的利益，解决各行政区间的公共服务问题；统一行使跨行政区的职能，在中长期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思路、重大政策举措、市场
则、产业布局及结构优化、跨地区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协调与衔接。其次，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跨行政区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推行区域内干部交流和相互挂职制度，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培育协作精神和共赢意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再次，建立以国家部委、区域内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区域发展咨询委员会”、“区域经济协调联合会”等咨询参谋机构，为经济一体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最后，鼓励民间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组成跨行政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市场共同规则，联接和整合区域各类市场资源，培育和建立区域统一、开放的市场。扩大和加强经济区内民间团体、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构建多层面的有效合作协商机制，广泛推进这些组织的联动、联合。
此外，区域政府合作还需要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区域协调手段与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
论文关键词：黑龙江省,东北亚,经济发展
东北地区是东北亚区域中邻国最多、联系最广的重要地区，是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之一,同时沿海、沿边和位于东北亚“中枢”的区位条件更有利于兼容并蓄周边各国的优势。随着《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的签署，东北亚合作正式进入了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据统计，目前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同俄、日、韩、朝、蒙这些东北亚主要国家的贸易额已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且增长势头明显。黑龙江省作为东北区域中重要的一部分，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通过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可促进本省经济的发展，更对周边地区及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实现双赢的局面。
一、黑龙江省发展现状
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产业的粗放经营及产业结构的落后，经济发展乏力，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但自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经济出现重要转机，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据统计，2008年全省实现GDP8310.00亿元，经济实现了较大的发展。同与东北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虽然其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黑龙江占全国比重仅比吉林高了0.62%，却比辽宁低了1.72%，而且占全国比重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表1：东北地区各省的经济总量及占全国的比重（2000—2008年）
同时从人均GDP上来看，黑龙江的人均GDP也是不断增长，但与全国人均GDP相比，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2008年低于全国人均GDP。而且从下表中可以看到，黑龙江省与辽宁有较大的差距，2000年人均GDP差距为2883元，到2008年人均GDP差距扩大到9532元，而与吉林相比，黑龙江人均GDP与其差距不断缩小，在2008年被吉林超过。从以上GDP和人均GDP两方面都看出，黑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全国及东北其他地区相比，发展速度仍较慢，没有真正实现振兴的目标。这就要求黑龙江必须进一步开拓发展，加强其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通过区域合作，实现经济的联动发展，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
表2 东北三省人均GDP及全国人均GDP
年份
人均GDP（元）
全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2000
7858
11177
7351
8294
2004
12336
15835
11537
12449
2008
22698
31259
23514
[论文摘要]东亚区域经济体货币合作的推进形式是一个典型的循序渐进、多轨并进和形式多样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过程中的有效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一、对东亚区域经济体货币合作的认识
国际开放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环境中,一个经济体(或经济联合体)的货币汇率制度总是面临着在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市场开放)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选择的"金融三元冲突"。东亚地区追求货币汇率制度"金融三全其美"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1997年7月1日后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个经济的汇率制度选择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极端的情形是放弃本币,加入货币联盟。中国香港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接近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是实施资本控制,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如中国及1998年9月以后的马来西亚。第三种是选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汇率浮动,如日本。这是三种极端的选择,其实,每个亚洲经济体还存在很多其他的选择,因为无论是固定汇率、资本流动还是需求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都存在一系列从零到百分之一百的不同状态。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欧元的成功启动和东亚地区经济的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等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和货币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和步伐。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构想涵盖诸多方面。一是,在汇率方面,通过采取统一的、盯住一个共同篮子的货币体系稳定亚洲内部成员国货币之间双边汇率的水平。二是,在合作方面,为补充imf机制下现行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需要,东亚区域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建立了一套机制化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三是,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加强经济和金融监督和信息交换。可以说,东亚区域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机制、金融监督机制和信息互换机制就是亚洲货币基金(amf)形成的坯胎,也是东亚区域预防、克服成员国危机的、是imf国际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有力补充。四是,东亚货币合作旨在建立统一的区域债券市场以便利区域成员国家(经济体)通过在区域性的债券市场发行(以美元标值或以其国内货币表值的)浮动债券来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体的巨额储蓄资源。国内货币标值发行的亚洲债券能够降低外汇交易风险。从当前东亚区域关于亚洲货币基金(amf)、亚洲发展基金(adf)、亚洲货币单位(amu)、亚洲债券市场(abf)等的设计、构架及推动过程来看,未来东亚区域的货币合作将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二、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形式
有效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包括汇率协调合作机制、共同监督机制、短期融资便利机制和危机的预防和拯救机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是一个典型地具有循序渐进、多轨并进和形式多样化的过程。
区域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东亚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化政策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货币间汇率较少波动及稳定性至关重要。稳定的汇率一方面既能够避免浮动汇率机制下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同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和贸易深化区域性的垂直特点的专业化分工。目前,东亚区域内部"雁式"经济发展模型从初期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资源型的产业正转向资本和技术型的产业。为了推动东亚区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更密切联系,1967年太平洋经济理事会成立(pbec)、1968年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召开、1980年在堪培拉启动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1989年11月在堪培拉启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由初始的12个国家的贸易和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已经很快扩展到太平洋盆地的21个成员经济体,apec讨论和关注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丰富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国际标准的协调及其投资、消费者保护与知识产权的规则。从1993年起的一年一度的apec成员国政府首脑参加会议。apec的最初中心议题专注于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以及提升经济关系。
1995年,apec财政部长第一次与会。目前,apec议题涵盖的领域已扩展到包括教育、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因为区域内经济体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如取消非关税壁垒、降低关税、自由化服务业部门和接受fdi的国民待遇的观念等而进一步深化。区域内成员经济体市场化的经济体系的转变降低了进入区域的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值得指出的是,东亚区域成员经济体因为人均国民收入和消费者购买力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
大市场要求大的经济规模,大的经济规模推动大市场的发展,并引致进一步的经济和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生产设施的重新定位推动了区域间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技术型的人力资本的流动。由于区域内厂商间和产业间中间投入品、配件、半成品和服务业等构成的标准化引起的生产过程细分,因此引致的厂商间和产业间贸易增加导致区域内贸易进一步上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和贸易联系已经成为东南亚、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asean内部的自由贸易安排(afta),asean与中国、日本、韩国等的asean+3的安排、及中国加入wto等都在进一步通过强化私人投资和贸易联系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区域经济体通过货币合作、稳定汇率能够降低国际收支帐户中的经常性项目和金融资本项目的汇率风险。
亚洲货币基金亚洲货币基金(amf)最初的设想是:关于区域成员国共同利益、监测和监督的政策对话和讨论;向成员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成员国间汇率政策的协调。犹如imf、bis和世界银行(wb),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ifi)。amf关注成员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一是,确保成员国在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方向性。imf份额制投票权和执行理事会章程总是偏向美国和欧洲,不利于东亚国家。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世界贸易的四分之一和世界外汇储备的近一半。因此,东亚成员国可以通过amf团结在一起,对迟缓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施加影响。二是amf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亚太地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使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加进口)超过其gdp,amf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给予更多的投入,突出亚洲的特点和价值观对全球性的关系提出和制订统一的规则与对所有国家适用的规制,影响世界性的货币金融决策机构,如bis谨慎性的规则和规制的制订。第三,amf应该为成员经济体之间预测未来危机的一个监督机制提供政策和协调的场所。imf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以一概全"采取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拯救措施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imf反对资本管制作为政策工具及关于套利基金的不稳定性作用的看法也不适用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解决。第四,amf集聚成员经济体的外部储备作为imf现行融资便利的补充的一个集体行动组织应满足成员国流动性需求。为实现这一目的,amf采取三种机制:一是建立类似imf的借款总安排(gab),从成员经济体借款,通过成员国在amf的部分储备存款要求创造这种融资便利;二是协助amf成员经济体从资本市场获取流动性便利,amf可以通过从富裕的成员国获取信贷增强资金向资金要求的成员国提供流动便利性;三是amf通过担保借款直接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向成员国提供紧急的金融支持。amf可以在东亚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环太平洋国家之间通过发展货币市场向所有的成员国开放:中国、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asean成员经济体地区。亚洲货币合作可以利用成员经济体各自优势,把"亚洲路径"融入于全球化过程中并在全球"游戏规则"中积极发挥有利于东亚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
目前,东亚正积极建立区域性应对可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经济挑战的关于政策制定的信息交换与政策对话机制,其主旨在于向区域成员经济体发出经济金融脆弱性和危机的发出预测与预防信号。在东亚汇率和货币政策合作过程中,对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道德风险进行监控和监督是区域货币安全机制的要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组织(mfg)就是区域性的监督、经济和技术的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强化imf应对东亚区域金融危机能力的补充,同时发展了对imf资源补充的区域性合作金融的安排。1999
年,asean+3(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域性的监督机制扩展至经济评价和政策对话,同时通过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区域经济监控单位(remu)提供监督报告。但亚洲区域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区域成员经济体信息共享的意愿性倾向。信息共享的充分性与有限性将直接影响到监督机制的质量;二是监测能力的强化是东亚区域性监督机制提升的关键。经济监督机制包括对成员经济体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和结构性政策的监测,结构性问题、法律和会计体系方面的缺陷等信息对于增强区域性的监控能力特别重要。区域成员国的外部监督有效性赖于对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在东亚地区形成超国家的相互监督发挥效力的明晰的程序和统一的规则使形式多样性的"亚洲价值观"在区域性的监督机制协调一致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尤为关键。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韩)伊斯坦布尔财长会议关于共同监督机制纳入cmi框架下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化、统一协调的机构,cmi需进一步建立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制定统一的规则与清晰的程序,克服区域经济体决策的分散性,提高cmi的及时性、灵活性,通过集中运用区域金融资源扩大融资规模,提高融资效率,有助于防范、化解区域内金融危机及传染,为其他合作创造条件。
因此,东亚区域宏观经济协调首要是货币汇率的协调。方案有二:第一种方案提出在东亚地区采取有美元、日元、欧元以及成员国货币为基础构成的共同货币篮子体系作为驻锚货币。东亚区域成员国可以选择共同篮子盯住,或者盯住统一篮子货币并围绕共同货币篮子进行不同幅度的货币汇率调整,实现成员之间货币汇率的稳定和维持与区域外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第二种方案是在东亚地区采取共同货币篮子的两阶段联系方式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一步,在亚洲货币汇率体系内创造由成员国货币构成的"亚洲货币单位(acu)";
第二步,将共同货币单位与区域成员国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联系起来,稳定东亚区域成员国货币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这样,区域成员国既能实现其货币汇率的一致对外稳定,也不需要让渡货币主权给一个超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从长期来看,东亚区域为实现消除区域内部成员国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的多变性的长期目标要求建立单一的区域性货币。货币联盟要求超国家的权力并体现参与货币联盟的集体利益和经济得益。但是,区域成员国向区域性金融机构转让其相应的货币金融主权要求区域成员国在政治决策、货币金融合作性安排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但是,在东亚区域目前还缺乏这种基础。
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未来之路的思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增强了东亚地区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建立更紧密的区域性货币合作的认识和需要。清迈倡议框架(cmi)关于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机制和亚洲债券基金(abf)目前成为东亚地区额外流动性提供的两个主要渠道。东亚地区已经建立起若干区域性的旨在促进区域宏观经济监督与监测的论坛,如apec的马尼拉框架组织、asean和asean+3机制等,特别是东亚地区的fta机制的安排,要求本地区成员国之间消除贸易谈判过程中及履行fta安排过程中可能的瓶颈,提升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东亚的货币合作因此具有自我确认的过程。由于东亚区域成员经济体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在无任何汇率安排承诺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个精心设计的货币金融合作的相互监控和政策协调机制安排在东亚区域不会在近期出现,未来之路还在于区域成员国之间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目标及其进程的理解与认同,并具体到实际的行动方案推进过程中去。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韩)伊斯坦布尔财长会议关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货币互换安排、共同监督机制、债券资本市场的发展、集体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共识知识为东亚乃至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指明了路途方向,至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相信欧元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能给东亚地区成员经济体聪明勤劳的人们和决策者们远见智慧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靳玉英.稳定、效率理念与东亚区域汇率合作机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与政治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 争端解决机制 天津滨海新区 东北亚
一、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争端解决机制缺位的损害
（一）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1.贸易争端愈演愈烈
随着滨海新区与东北亚各国贸易规模的增大及贸易领域的拓展，贸易的大幅度逆差使东北亚各国与滨海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扩大，并呈上升趋势，对贸易争端的处理不可避免。而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恰恰缺乏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贸易争端不能有效解决，贸易发展举步唯艰。
2.经济主体行为消极
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乏，使经济合作中发生的纠纷经常不能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一方面，致使新区的公司企业裹足不前，不敢与东北亚各国开展贸易业务；另一方面，也使东北亚各国的合作者和投资者面对敞开门户的滨海新区也无所适从。总体上说，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大都处于消极状态。
（二）政治上的额外压力
1.增加政治合作的负担
在东北亚争端解决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争议的解决主要依赖谈判、协商等以外交为媒介的政治手段和方法。这就使东北亚各国的政治合作，除了包涵政治内容外，还要额外承载解决经贸纠纷的法律职能，增加了政治合作的负担。
2.上升政治合作的风险
由于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位，争议和纠纷主要依靠政治途径解决。而政治解决的结果往往与东北亚各方实力有着直接关系，对弱者十分不利而给强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很难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且极易使经贸领域的法律争端升级成为政治争端甚至国家之间的战争。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合作风险激增、难以实现。
（三）法律上的实施困境
1.立法成为纸上谈兵的“软法”
争端解决机制与区域法律制度的关系，实质上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没有完善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实体法制是否可行、有何缺陷无法得到检验，未来东北亚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无法得到有效界定和保护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立法框架也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的“软法”。
2.执法司法举步唯艰
缺乏争端解决制度和机构，首先，法律法规就不具有确定的约束力，东北亚各国就不会服从和尊重法律授予的权利和权力；其次，当权利和权力受到侵害和损抑时就难以得到应有的司法保护 ；再次，现有的磋商性合作机构没有行政执法的权利，故其主要的存在价值并非解决争端，而是负责监督、指导，因此法律的有效性也就没有受托执法的机构来付诸实施。
二、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争端解决机制缺位的原因
（一）东北亚国家间存在合作障碍
1.缺乏合作意识
现今，东北亚各国在争端解决方面所持的观念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零和游戏”观念，即一国所得为另一国所失，而不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形势下的相互依存观念。 这样，各国各行其是，很难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和加深各国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争端解决机制。
2.法律冲突严重
在东北亚，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交织、碰撞，这种立法上的冲突，使得在争端解决中各国的管辖权冲突也相当严重，解决冲突时又采取硬碰硬而互不谦让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法避免的权利义务纠纷，自然难以寻求有效解决，阻碍了争端解决长效法律机制的形成。
（二）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法律依据
1.既有东北亚区域法律文件中尚无争端解决内容
东北亚地区已有的协定与协议的主要内容都是针对某一地区具体的合作开发项目的，少有专门涉及争端解决的，且大都比较空泛，时至今日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地规划整个东北亚地区争端解决的法律文件。
2.东北亚各国国内法中的争端解决条款难以适用
东北亚各国国内的争端解决安排，只适用于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而不涉及自然人、法人与东道国政府发生争端的情况 ，更不涉及两个国家发生争端的情况。因此，东北亚各国国内法中的争端解决内容，由于缺乏域外适用效力，无法成为东北亚区域争端解决的法律依据。
3.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直接适用
[关键词]厦门港 高雄港 经济合作 发展策略
厦门港和高雄港作为亚洲地区主要的集装箱干线港,其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一直受到海峡两岸水务和港口工作者的关注,在两岸三通的大好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深化港口合作和互惠共赢机制,调整发展策略一直是厦门港和高雄港所考虑的问题,从竞争走向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这样才能形成发展规模,进一步促进两岸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笔者长期致力于港口发展策略研究,针对深化厦门港和高雄港的经济合作发展机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希望能给港口管理者和政府经济发展部门提供有利的借鉴。
一、厦门港、高雄港自身发展状况的分析
研究两港发展的共性,可以看出厦门港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省港口发展的桥头堡,对沿海港口运输和港口发展目标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厦门港和高雄港都以发展集装箱运输为主,其港口的主要功能在于“水水转运”,在水陆联运方面由于市场竞争大,尚不具备发展的优势。近年来高雄港一直将港口定位建设从“境外航运中心”的目标修正为“区域物流中心”,这与厦门港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
从两港发展的差异来看,在福建各市的主要港口中,厦门港重点发展集装箱干线运输和对外运输,在外贸和集成运输上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成为中国进出口的主要港口之一和海峡西岸的物流中心,是亚洲东南沿海港口的枢纽。这为厦门港极大的扩大了发展的后备优势。台湾高雄港着眼于发展国际化的远洋联运和大规模集装箱运输,厦门港在港口腹地资源和地理条件以及国家政策上有优势,但是在港口发展的软环境和管理水平上与高雄港还有差距。
通过分析两港发展的共性和差异,两港的合作能最大限度整合台湾海峡地区的运力,为两岸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运输保障,两港在经济发展上很有必要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二、厦门港、高雄港经济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及分析
(一)增强与亚洲其他港口的竞争力的需要
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南亚沿海地区,有很多大型的国际化、外向型发展港口,两港口在发展上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只有整合两港资源,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的面对港口的国际化竞争。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周边大港的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规模日益壮大,两港的合作可为双方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共同抵御周边港口的竞争。
(二)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需要
随着两岸直接“三通”的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已然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和贸易交流的背景下,有必要建设一个能为两岸经贸发展提供运输服务的物流平台。厦门港与高雄港可以联合打造以两港为核心的两岸贸易物流中心,因而可以在两岸经贸交流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此外随着海西战略和ECFA框架协议的签署,两港在合作上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合作也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需要
(三)实现闽台产业和资源互补的需要
根据两岸产业竞争趋势分析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台湾将在钢铁、化工、电子通讯和纺织、机械和汽车工业等支柱产业与大陆建立互补、合作、共赢的竞争合作模式。随着两岸经济领域和产业一体化的实现,港口的运输和物流链接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有必要。产业互补为港口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此需要构建闽台海峡港口物流网络体系,以便更好的为闽台产业对接和资源互补提供服务。
三、厦门港和高雄港经济发展策略及建议
(一)建立海峡两岸现代化的集装箱运输体系
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两港在港口联运上的优势,闽台两地交通部门应共同规划两地现代化集装箱港口的建设,以厦门港和高雄港为主枢纽港,扩大福建和高雄周边港口,建立有效、科学、合理的集装箱联运体系,这对加强两港的合作十分必要。
(二)促进两港在管理方法和模式上的交流,提高港口服务水平
厦门港和高雄港都是发展历史悠久的老港,两港在管理方法和模式上各有特色,加大两岸港口在管理方法和模式上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提升两港管理水平,促进管理队伍建设,同时为两港在合作机制上提供制度性保障。此外,港口的服务水平也是港口发展的一个主导因素,高雄港在港口服务水平的发展略优于厦门港,厦门港可以利用合作机会,促进两港在服务水平上的合作交流,深化现代化服务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要研究和分析厦门港和高雄港经济合作发展策略,就必须从内外二个方面来探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分析两港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如此,方能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两地经济良性发展的策略。
(三)组建闽台港口行业协会,建立价格联盟
加强福建台湾两地港口及港口行业与外部间的沟通与协调,推进厦门港和高雄港和谐竞争,应组建港口合作协会,在闽台两地政府、港口企业和市场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开展闽台港口间的交流,互相学习先进的港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强不同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的融合;共同商定装卸费率的协调办法,建立价格联盟,通过行业立约与舆论制约等方式,形成价格管理上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机制,避免恶性竞争。
综上,要研究和制定两港的经济合作策略,要科学分析,合理统筹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挥两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合理,形成有效、科学的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李照. 厦门港与高雄港竞争与合作策略研究[J].港口纵横,2009(2)
[2]金蓄. 高雄港城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国家学位论文总库,2006(3)
关键词：空港经济；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近年来，空港临港经济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国家和地方在推进空港经济发展的进度上呈现差异。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应运而生。一些省市在如何解决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促进发展方面，尤其是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对空港经济内涵的研究
空港经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空港经济是指布局于机场区内部，与航空运输直接相关的产业经济，而广义空港经济则是依托机场设施资源，区域经济与机场航空运输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本文所讨论的空港经济为广义层面。国内外的学者将空港经济从产生到发展的原因与形成机理按照理论背景、适用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主线，对空港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解释。Lrwin、Kasarda（1991），Testa（1992），O’Connor（1995），Rovertson（1995），Bowen（2000）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内涵与相关产业特征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进行了界定，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性概念、产业性概念和区域性概念。张雄（1997），曹允春、踪家峰（1999），曹允春、李晓津（2004），刘武君（2005），欧阳杰（2005），李江涛、蒋年云、涂成林以及彭湃（2005）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空港经济内涵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国外关于空港经济内涵的界定大多是属于描述性的，我国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概括。
二、对空港经济发展经验、模式、评价方法与模型的研究
在空港经济的发展经验与模式方面，主要是我国专家和学者进行的总结性研究。杨友孝（2008），周少华（2009），王晓明（2009），曹允春（2009），王为人（2001），包世泰等（2009），施蔷生（2010），孙淑美和黄达海（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对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主利用要有投入产出理论、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等。张越（2006），赵海波（2006），董志毅、彭语冰、彭峥（2007），刘雪妮（2008），戢涛（2011）分别运用相关方法进行了研究。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数据的分析，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在平面上的投影确定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Gillen、Lall（1997），Sarkis（2000），Pels（2003），Fernandes（2002）研究了35个巴西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他们对机场的空侧效率和路侧效率分别进行了研究。Massoud等（2003）、Joseph（2004）和BarrosC.P.（2008）对国外一些机场的数据，分别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了这些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曹允春（2003），都业富（2006），何艳（2011），于剑、黄燕彬（2011）采用组合评价方法对我国机场的运营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于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定性的描述性的方法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方法比较单一匮乏，将其他评价方法和DEA相结合对机场效率进行评价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是目前研究的严重不足。
三、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性研究
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的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Malecki（1986），Massey（1984），Markusen（1986），Huddleston、Pangotra和Caves（1990），Doganis（1992），Weisbrod（1993），Ashford（1994），GhobriaandFleming（1994），KeithG.Debbage（1995），Brueckner（2000）及Keith（2002）通过研究均发现，通过机场产生的客运量和货运量与区域经济以及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得出了航空运输将一直能够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结论。叶舟（2005），杨松（2006）、曹允春（2001），彭语冰、董振强、彭峥（2007），刘海波、刘明君（2009），崔婷（2011），宋伟（2006），谢菲（2015）分别利用模型对机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四、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机制与路径的研究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制与机理的研究还比较少。赵文（2011）、刘会（2013）以首都国际机场为例，探讨了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耦合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北京南部区域的空港经济区与环首都经济圈相互对接的机制，进而诠释了对京冀间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新理解。早在2008年，刘雪妮便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要想促进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就要从政策层面上进行推动。赵文（2011）指出，促进空港经济与首都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必须从三个方面构建其实现路径。
五、研究述评
从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空港经济的研究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概念的模糊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空港经济发展、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等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统一的界定。
（二）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明确性。厘清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研究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问题的基础，只有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关关系，才能进一步研究其协调关系。已有文献中国外研究定量较多，国内研究则是定性研究较多；研究空港经济发展中的部分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多；研究结论比较多样。国内评价空港经济的影响则比较偏重机场本省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上，定量研究极少。
（三）分析方法比较单一，组合分析方法极少。从对空港经济效率问题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机场效率展开分析，定量分析主要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进行分析，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将分析方法组合应用的研究相对匮乏，加之数据收集困难导致相关的实证研究尤为不足。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进而统一,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
参考文献:
[1]泰国贸易投资管理体制[EB/OL]./spbg/show.php?id=4776,2009-01-13.
[2]2004—2007年新加坡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EB/OL].news.cier.edu.tw/tmail/upload/file/0821-2.doc,2009-01-13.
[3]ASEANStatisticalPocketbook2006[EB/OL]./19188.htm,2009-01-13.
[4]王兰芬,林琳.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J].当代财经,2004,(12):87.
[5]杨先明,袁帆.中国与东盟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比较及启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3.
[6]乔林生.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J].日本问题研究,2005,(3):10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区域公共问题 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1]Norman D，Palmer，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Pacific[M]，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91。
[2]刘彩虹，区域委员会：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5，(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4]杨爱平，陈瑞莲，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4，(11)。
[5]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3，(4)。
[7]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陈瑞莲。谢宝剑，回顾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主要区域政策[J]，政治学研究，2009，(1)。
[9]郭巍青，三鹿奶粉事件的再审视――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创新[J]，南风窗，2008，(23)。
论文关键词：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中亚五国与中国毗邻，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中亚五国在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如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等。然而，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还比较欠缺国际贸易论文，尤其是反季节水果、蔬菜以及加工农产品等。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在于农业生产资源而在于农业生产水平高，因此，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合作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布娲鹣·阿布拉2008）。总的来说，积极开展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加强农业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性短缺农产品的供给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期刊网。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总量与趋势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闻名与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双方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有力见证。在经贸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历史基础。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给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规定把农业等领域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和计划。2006年上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把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作为重大的合作领域。在近十年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得到的高速的发展。
200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仅为10102万美元，其中出口2941万美元，进口7161万美元。到2009年国际贸易论文，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52386万美元，其中出口27335万美元，进口25051万美元。不考虑物价与汇率的情况下，总贸易额增加了4.2倍，年均增长17.89%，其中出口增加了8.3倍，进口增加了2.5倍。从贸易趋势来看，在过去的十年中，除2002年和2009年外，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要大于出口农产品，双边贸易一直呈逆差。从贸易总量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规模还较小，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重不到1%。
表1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中亚五
国合计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出口及总额比重
2000年
出口额
13.49
2.97
0.27
2.09
10.59
29.41
0.18
进口额
47.30
7.16
3.43
3.71
10.01
71.61
0.37
进出口总额
60.79
10.13
3.70
5.80
20.60
101.02
0.28
2001年
出口额
16.55
3.50
0.51
2.47
11.68
34.71
0.21
进口额
49.22
13.10
2.12
1.12
2.99
68.56
0.03
进出口总额
65.77
16.60
2.63
3.59
14.67
103.27
0.05
2002年
出口额
29.28
5.60
1.14
2.42
11.77
50.21
0.27
进口额
17.32
3.04
0.77
0.42
24.66
46.22
0.21
进出口总额
46.60
8.64
1.91
2.84
36.43
96.43
0.24
2003年
出口额
34.81
7.90
4.12
1.49
10.17
58.48
0.26
进口额
48.05
6.74
13.60
3.50
162.84
234.72
0.77
进出口总额
82.86
14.64
17.72
4.99
173.01
293.20
0.56
2004年
出口额
30.14
7.80
2.27
1.66
15.46
57.33
0.24
进口额
51.90
13.56
3.36
9.91
339.40
418.13
0.99
进出口总额
82.04
21.36
5.63
11.57
354.86
475.46
0.72
2005年
出口额
53.83
21.90
2.38
3.07
15.38
96.57
0.35
进口额
42.90
17.74
5.49
16.90
389.98
473.00
1.05
进出口总额
96.73
39.64
7.87
19.97
405.36
569.57
0.78
2006年
出口额
54.12
60.05
3.78
1.80
15.92
135.67
0.42
进口额
61.45
28.86
7.42
9.40
512.28
619.41
1.20
进出口总额
115.57
88.91
11.20
11.20
528.20
755.08
0.90
2007年
出口额
85.19
74.79
6.68
2.59
24.81
194.07
0.50
进口额
35.22
34.17
1.45
21.48
320.15
412.47
0.63
进出口总额
120.41
108.97
8.13
24.07
344.96
606.54
0.58
2008年
出口额
123.62
90.67
9.23
6.71
39.57
269.79
0.81
进口额
26.72
42.76
3.82
24.73
291.60
389.64
0.45
进出口总额
150.34
133.43
13.05
31.44
331.17
659.43
0.55
2009年
出口额
127.16
94.01
12.12
6.31
33.75
273.35
0.67
进口额
19.19
10.50
3.28
27.65
189.88
250.51
0.33
进出口总额
146.35
104.51
15.40
33.96
223.63
关键词：海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
一、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面临重要契机
自从去年海峡两岸实现三通以来，以福建省为主导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规划骤然升温。所谓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一个以福建省为主体，涵盖浙江、广东、江西三省部分地区的一个优势独特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它总的目标任务是：“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将有力推进福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协作，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完善，通过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群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形成服务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对外开放新的通道。
之所以要规划海西经济区，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经济区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前沿，它的发展对于促进两岸的经贸往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海西开发区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有利于这几个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协作。而从中部崛起角度来看，加快海西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新通道。就福建省自己来说，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其区位优势，以及一些政策优势。
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区域化，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度依存性的地缘经济。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资源大规模跨国流动，各国经济都被卷入史无前例的国际分工协作之中。同时，遍布全球的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日益加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加入某一个或某几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区域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并成为本世纪世界经济中强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
这两种并行不悖的时代潮流，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从国内发展看，跨越行政区划的区域合作发展迅速，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以区域经济板块为特征的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明显加快，国家西部大开发使以重庆为核心的“西三角”正在崛起，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使东北经济区重新焕发发展生机。外部形势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突破原有的发展思路，适时调整福建发展战略，必须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大的范围来审视福建的发展和战略定位，构筑超越福建自身发展的大战略。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大局所在、大势所趋、大任所托，它不仅明确了福建的发展方位、发展方向和发展方略，使福建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区域经济分工和协作，而且将有力推动我国东南沿海连片繁荣，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和经济版图的重构；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政治层面上对服务祖国统一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客观需要
随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已成为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十分紧迫而突出的课题。自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到上台以及今年以微弱的优势连任，势力在两岸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文化认同上制造出新的矛盾和冲突，使随之出现再度紧张和危机，和平统一面临着新的变数。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归根结底要靠综合实力的增强，要靠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同时要切实加强对事斗争准备。福建面对台湾，有着一衣带水的地缘、一脉相承的文化习俗、同宗共祖的血缘，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功能性区域。
通过建设一个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区，可以进一步密切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提高认同感；可以进一步密切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推动台湾产业从东岸向西岸转移，使两岸经济界互联互动、优势互补，提高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促使台湾主动寻求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可以通过逐步开放西岸的农产品市场，加强农业合作，提高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增进海峡两岸农民的经济交流和相互了解，削弱“”分子在台湾农村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台南地区的政治基础。同时，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将为入岛宣传和配合对事斗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需要一个快速发展的海峡西岸，需要一个高度发达和全方位开放的海峡西岸。
（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客观要求
福建地处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交流的“要冲地带”、“两岸四地”的关键联接点、联接两大三角洲中间地段,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将有力推动海峡经济区的形成。台湾作为祖国的一部分，尽管目前两岸还处于分治状态，但在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必须从更大战略来谋划海峡两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区域。海峡西岸具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是祖国大陆与台湾距离最近的地区，必然成为大陆和台湾双向物流、人流最便捷的通道，成为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两岸经济的对接和融合，将进一步加快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从而推动海峡经济区的形成。
二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有利于我国东部沿海的连片繁荣。海峡西岸地处东南沿海中部，介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结合部，加快海峡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增进西岸地区与两大三角洲产业分工与合作，既可使珠三角和长三角中国两大经济板块对接、互动有了富有实力和充满活力的中间联接桥梁，也有利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更好地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三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东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到：从香港到上海是太平洋西岸中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海道。在这个黄金海道，已有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台港澳地区，沿此黄金海道建立中国黄金海道经济繁荣圈，将成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区，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前海峡西岸地区是这一“黄金海道”上的最薄弱环节，这实际上已成为“黄金海道”上的一块“短板”，根据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要提升这一“黄金海道”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就必须尽快把海峡西岸这块“短板”拉长，必须加快海峡西岸经济的迅速崛起。
（三）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加快福建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深入推进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使福建原有的开放优势不断弱化。尤其是国内以板块为特征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势头日益增强，地处福建两端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不断吸引和集聚国内外各种生产要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极。福建虽然地处我国两大经济区的中间地段，但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经济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可以通过对台湾海峡西岸地区的资源重新整合和产业重构，形成依托西岸资源优势和特色的新的区域经济板块，构筑以福建为主体的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板块，不仅有助于福建突破现有的发展瓶颈，促进福建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分工中更加主动，使以福建为核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与毗邻的珠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与隔海相望的台湾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和产业互动，在错位式发展中拓展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构想是把福建置于更大的战略背景来思考和布局，通过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来促进海峡两岸经济融合并形成海峡经济区，进而使海峡经济区与相邻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最终推动以香港到上海“黄金海道”为轴心的“”的中国东南经济繁荣圈的形成，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黄金海岸”，为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那么福建将处于这一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经济圈的中心位置，福建的作用和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
三、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良好的现实条件
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身特点、独特优势，自然集聚，无法依存其他经济区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它是一个超越福建省域，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概念，区内具有地域分工明显、经济联系密切、中心城市支撑、市场体系统一、要素流动聚集等自身特点和对台的独特优势。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是立足于海峡西岸区位优势和特点，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既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又有良好的现实基础。
（一）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遵循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一是从地理位置看，福建地处海峡西岸，依山面海，具有相对独立性、特殊性和平衡性区域特点，实际上已形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发展区域。二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看，经济增长有个极化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墨汁”效应和“虹吸”现象，福建虽介于两个三角洲中间，但又远离两大三角洲，要得到两大三角洲经济区的“墨汁”效应，需要相当长的渗透时间，辐射作用也是极其微弱的，而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差距更容易产生“虹吸”现象，出现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南下北上”问题，造成对福建经济的“挤压”。
建设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可以有效地增强海峡西岸地区经济的极化作用，促进西岸资源的重新整合，吸引更宽地域的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海峡西岸“区域极”流动和集聚，从而推动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地区，进而使海峡西岸成为区域经济的“辐射中心”和“集聚中心”。三是从经济发展的梯度理论看，产业转移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梯度依次推进，福建的发展不可能寄托于等待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需要构建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主动参与国内外经济的分工和协作。根据上述分析，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不仅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符合发展实际，具有良好的现实条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福建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完善，产业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济增长后劲显著增强。一是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区域基础条件。沿海地区形成了功能较为清晰的港口群，厦门、福州两个港口已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成为我国重要的枢纽港，特别是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越居世界第29位；陆路已相继打通了北承长三角、南联珠三角的高速公路南北大动脉，十条出省公路也已全面改造升级，温福铁路和福厦铁路已将相继动工，运达便捷的区域交通大格局正在形成，同时我省拥有厦门、福州两个干线机场和泉州、武夷山、连城三个支线机场，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特别是随着电力、水利、交通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我省基础设施体系将由初步适应型向适应型转变，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二是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5%，2003年实现生产总值5241.73亿元，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十一位，人均生产总值居全国第七位，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三是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域主导产业。近年来，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产业结构逐趋合理，以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快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已经逐步显现。特别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化三大主导产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2003年三大主导产业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的47.4%，主导产业的壮大带动了要素资源向优势产业集聚，提升了区域竞争力，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撑。四是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近年来，通过强化农村教育、扩大高校招生、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等一系列措施，使我省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与经济得到了同步发展。所有这些，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立足区位特点，具有明显的独特优势
一是对台优势，这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最大优势。海峡西岸是台商投资大陆的最密集地区之一，台湾也是福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之一。目前东西两岸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以汽车产业、石化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等产业集群，两岸之间产业经济要素整合效应、技术波及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已初步显现，二是开放优势。福建是全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我省已呈现出从沿海向山区延伸，从生产领域向服务领域推进，从单向“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拓展的开放态势，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外向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体制优势。
福建是全国综合改革实验区，在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投融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经济市场化程度名列全国前茅，民营经济占居经济的“半壁江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体制环境。四是人文优势。爱拼敢赢体现了福建人敢闯敢试、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也是福建文化的独特风格。福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有1088万闽籍华人、华侨，他们始终不忘家乡，为福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福建英才辈出，涌现出林则徐、严复、陈嘉庚、冰心等许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如今有许许多多福建籍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仅两院院士就有100多位是福建籍。这种独特而悠久的福建文化，既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基础，也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注入发展的活力。此外，福建还有众多优良的港湾、辽阔的海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水资源、特色的旅游景观、多姿的民俗文化等资源优势。这些独特的区域资源优势，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之一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党适应时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对于海西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海西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海西资源富集，州域主体柴达木盆地素有“聚宝盆”的美称。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海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但过度的开发利用会影响海西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资源需求量将持续增长，由此所带来的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目前，海西资源开发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低循环，高产值、低技术，高速度、低效益等问题。这种粗放式的资源开发模式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一切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与加快发展的矛盾，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资源综合开发能力，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有机统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们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实施科教兴州、人才强州战略，泉州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来说，社会事业发展还显得远远不够，存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不断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拉动的过度依赖，腾出更多的财力、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中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有效财力和社会财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经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保障，有效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当前海西面临着资源消耗量大、单位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的问题，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顺利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而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现阶段海西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海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高投入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根据有关分析，近年来，海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的特征显著。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6.32亿元，增长2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44亿元，增长14％，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依然较快。这里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制约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
目前，海西三次产业结构尽管实现了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转变，但还不够合理。2007年，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201.67亿元，增长17.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71亿元，占GDP总量的2.8％；第二产业增加值155.48亿元，占GDP总量的77.1％；第三产业增加值40.48亿元，占GDP总量的20.1％。从数据看，集中表现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当年的比重偏低；第三产业比重不够高，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带动，同时在三次产业内部也存在着层次低、加工链条短和附加值低等突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三)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不大
目前，海西科技的总体水平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同海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无论从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海西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已经到了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阶段。因此必须依靠科技，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六、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重点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当前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思路
处理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切实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当前，必须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无序增长，抑制各地不顾条件片面追求和攀比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动。对那些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保护，造成资源配置重大浪费和损失的行为，不仅要形成比较严厉的行政和法律追究制度，而且要形成严格的法律制裁和公开的舆论监督。
(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学发展需要各部门、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整体效益。要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牢固坚持“强二、优一、兴三”的发展思路，巩固优化第一产业，做大做强第二产业，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以三次产业的协调带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一是要继续巩固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积极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二是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推进海西新型工业化进程，切实增强海西工业经济实力和后续发展能力。三是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以加快交通运输、商贸物流、餐饮、娱乐和其他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以及旅游业为重点，逐步形成与一、二产业相互协调、布局合理、支撑能力较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切实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海西州来看，无论是工业、农牧业还是服务业都处于低端发展阶段，必须加快科技成果的引进、推广和应用，实现工业节能降耗、农牧业优质高效、产业提质进档。坚持科技自主开发、委托开发和引进创新并重，以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为重点，推动科技创新。重点加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开发、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融合等关键控制性技术研发力度，积极开发、引进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促进煤炭、建材、金属等行业的技术改造，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对接。要加大科技投入，尽快形成“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全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要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支持重点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推进产学研联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部门协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建设好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要“以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努力实现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约束性目标。一是要把节能降耗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政绩考核，全面落实GDP能耗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抓好节能监督体系的建立完善。二是提高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效率。要积极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要加大投入研发施行节电、节水、节材等能源利用、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零”排放等技术，提高废渣、废水、废气、废旧金属等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三是强化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减少污染排放。要严把环保门槛，对新上项目严把技术水平关、资源消耗关和环境保护关，坚决杜绝高能耗高污染、浪费资源的企业落户海西，进一步完善政府环保责任考核和追究制度。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律法规的生产企业坚决依法治理。
(五)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要树立开发人力资源也是发展生产力，培养人才也是生产性投入的理念，大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社会氛围。抓好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创新人才开发利用体制和机制，建立和完善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以及平等、竞争、择优的人才任用机制，做到人尽其才。依托州内外教育资源，加快人才培养，提高各类人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要继续积极发展各类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加大劳动者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要指导企业完善职工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培训、考核、使用相结合并与待遇相联系的激励机制。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牧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牧民，为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海西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曾祥辉.发挥优势找准定位展示作为[J].福建理论学习，2008（2）
[2]罗生祥.实施“心各”工程构建和谐海西[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7（3）
[3]姚钦华.海兴则海西兴——全国政协“发展海洋经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专题调研侧记[J].政协天地，2009（6）
[4]吕雅琴.刘妍，李亚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J].西安社会科学，2009（4）
[5]林福志.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福建金融，2009（12）
[6]曾宏.海西建设必须重视发展循环经济[J].引进与咨询，2006（1）
[7]王书华.海峡西岸经济区科技支撑现状与战略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09年（12）
关键词：云南省产业；一带一路；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111-02
引言
2013年9月7日，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底，“一带一路”战略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中央一直在扎实有序地推进该战略。2015年的两会，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三次提到“一带一路”战略，这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一带一路”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内涵
“一带一路”的内涵实质上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并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要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最重要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东部的小康也不是西部的小康，不是片面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这就需要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只有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为西部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红利和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战略根本目标是促进各沿线各地区、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睦共赢，缩小国内东西部地区差距，有力推进西部再开发战略，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焕活力。
二、当今云南省特色产业发展的问题
云南省特色产业主要具有地域性和稀缺性。如，生物资源（玉溪烟草加工产业集群、昆明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云南糖产业集群等）、矿产资源（个旧市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曲靖煤化工企业集群等）、气候优势（呈贡花卉产业集群等）、旅游资源（丽江、大理、香格里拉、西双版纳等旅游产业集群）等；或是依赖当地人文和经济资源，如民族手工业（大理喜洲扎染蜡染手工业集群）、悠久重工业基础（昆明机床制造业产业集群、玉溪钢铁企业集群）等。但产业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特色农业在农业发展中起步较晚，竞争力较弱。特色农业是云南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云南的烤烟、甘蔗、制糖、茶叶、橡胶等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特色农业的发展仍然只强调生产，忽视了技术的推广、市场化开放程度低，大部分特色产业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基于经济发展的急切要求，尤其是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起，云南各地都加大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力度。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一些开发者缺乏对民族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不同程度地丧失了民族文化构成中深厚的民族性、系统性和原有特色，到处可见的是过分商业化现象。把民族文化活动当成一种吸引消费的手段，为了吸引旅游消费，越来越倾向于走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宣传模式。
三、云南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自身定位
云南背靠中国西南腹地，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东向连接长江经济带，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周边经济圈开放，云南的开放发展空间从未如此海阔天空。云南应把服务“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功能定位，主动作为，努力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省份的作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它明确提出，云南要发挥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要继续发挥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一带一路”中的建设性作用。
2014年1月21日，李纪恒做云南省政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云南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务实参与打造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拓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2014年12月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云南省加入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的消息，并发表评论称区域通关一体化作业模式实现后，云南省进出口企业办理跨关区货物通关的时间成本、通关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将显著降低。“一带一路”及“印中孟缅经济走廊”的口岸优势将进一步提升，为云南省加快产业梯度转移、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云南地区产业在政府政策主导下，自身也应明确定位、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特色农产业转型升级等跨越式发展方式，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云南省首先应明确区域与产业定位，结合优势和区域经济考量来设定目标。
云南是一个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依托这些资源，云南省在烟草工业、旅游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实现烟草业的跨越式发展，云南省现已朝生产专业化如优化种植结构、增加特色品种种植面积、推进烟草收入模式改革、增大集约化育苗、揭膜管理方面实现烟草产业的转型升级。未来旅游业要打造旅游+走融合发展的路子，在辐射中心中发挥“迎客厅”的窗口展示作用。在生物医药方面，优先发展特色优势中药、民族药，加强对现有创新药、民族药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及新药用资源和食用资源开发，重点打造云南白药、三七（文山）、灯盏花、天麻系列及藏药、彝药、傣药、南药（西双版纳）等系列，研发一批自主创新生物药物和生物仿制药，培育一批健康产品知名品牌。在农特食品加工方面，提高食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打造茶、酒、糖、油、核桃、咖啡、果蔬、食用菌8类过百亿元特色食品加工业。在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方面，以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为重点，加快新材料工业发展。针对东南亚、南亚国家农业发展迫切需求的，云南有优势和特色的陆稻、大豆、甘蔗、马铃薯、花卉、蔬菜等粮经作物新品种以及配套栽培技术、农业机械化、初深加工技术和标准化集成技术，通过整合资源，集成创新，在境外开展研究与示范推广，不断优化农业走出去产业链，不断提升农业走出去企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云南农业走出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老挝合作，在老挝北部联盟的橡胶示范面积现有80 000多亩，联盟下一步将以老挝、柬埔寨为重点，以橡胶产业、甘蔗糖业技术的境外集成创新和应用、橡胶产业技术的境外集成创新和应用、建设优质非转基因境外大豆生产加工基地、太阳能光伏取水与蔬菜高产栽培新品种新技术境外示范等为发展的重点。
总之，云南省特色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些年来，云南省政府坚持把培育发展产业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规划布局滇中产业新区建设，培育发展大生物、大能源、大旅游、大制造、大服务五个万亿元大产业等一系列重大部署，例如2014年12月10日云南省工业信息委员会公告称为充分发挥规模以上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带动产业健康发展，着力从制定精准政策措施、完善服务、搭建平台等3个方面入手，实施中小企业达规培育工程，壮大规模以上工业总量。云南煤炭产业也是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3月19日云南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要求加快推进煤矿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提升煤矿发展水平；科学研判煤炭产业发展趋势，着力提高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2015年云南省科技工作会议中获悉，我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三元杂交肉牛品种――“云岭牛”育成。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使云南省持续快速发展，也使云南产业转型发展成为可能。
云南省特色产业应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域和资源优势，打铁还需自身硬，云南省特色产业自身需夯实产业基础、转变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发展思路，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充分抓住发展机遇享受“一带一路”政策红利，走出一条科学、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云南特色产业跨越式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穆艳.桥头堡战略下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4（22）：495-496.
[2]杨虹.中国―东盟自贸区背景下云南产业结构优化及对策分析――从区域分工的视角[C]//加强公共政策协调，促进泛珠合作发展――2012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第十届）论文汇编，2012.
[3]刘尔思.承接与转移的再思考―云南桥头堡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11（2）：141.
[4]田丽敏.中国少数民族特色产品产业价值链治理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