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1 03:30: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自由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附图
图1东盟汽车工厂：以丰田汽车为例
资料来源：Petri,P.(1993)。
【参考文献】
1.陈雯：博士学位论文，《东盟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效应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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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广东；东盟
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一)扶持优势产业，提升“广货”在东南亚市场形象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后，为广东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一方面，广东要扶持和扩大既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如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灯具、鼓励机电产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广货”在东盟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树立“广货”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相对于欧美日、韩国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被认为是低质量的象征。中国摩托车被越南人形容为“过不了两坑水”而退缩山区农村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东盟新四国市场，这些国家对产品的认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广东企业在开辟这些新兴市场的时候不能轻视，无序竞争，不能继续以原有的低价低质的营销模式，要重视产品质量，要树立好“形象”。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保税区;中国;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107-01
1 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自由贸易区从其建立的背景和发展来看,公认的最早的是设立于1547年的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里窝那自由贸易区。目前在世界各地设立的自由贸易区有1200多个,其中425个分布在15个发达国家,占35.4%;775个分布在67个发展中国家,占64.6%。美国是世界上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至2001年为止已设立256个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体制下,自由贸易区由于其设立宗旨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宗旨的一致性,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起国务院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到现在,我国已建或在建的有上海外高桥、天津港、深圳福田、沙头角和盐田港、大连、广州、张家港、海口、厦门象屿、福州、宁波、青岛、汕头、珠海等十五个保税区。至2004年底,全国15个保税区批准的总面积达到49.75平方公里,实际运作面积为38.50平方公里。十八年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组成部分的保税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保税区在对外贸易、出口加工,增进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联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我国天津保税区与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的比较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转口站。科隆自由贸易区成立于1948年,位于科隆市东北部,初期建区面积为49公顷。
中国天津保税区地处环渤海中心,座落在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天津港港区之内,是华北西北地区唯一的保税区,背靠京津两个特大城市,辐射中西部地区,服务腹地包括 11 个省市自治区,2 亿多人口,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快,外向型经济日趋活跃。
3.1 定性方面
把自由贸易区视作“境内关外”,免征关税,并赋予其他税捐优惠,简化海关监管手续是我国保税区和国际上其他自由贸易区的相同特性。但是从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定性方面来看,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国际上其他的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初就定位在“境内关外”这一基础上。我国国家没有对我国保税区的定性进行明文规定,致使各部门认识不统一。
国家海关总署对保税区的认识是“海关监管的特殊经济区域”,只是把保税区当作放大了的保税仓库区来监管的,区内仓库与卡口同时监管,没有真正地放开一线,造成了监管手续烦琐。外汇管理部门对资本项目下外汇收付是管住“一线”,即视同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外汇收付是管住“二线”,区内企业视同“关外”公司。
在定性上的混淆,是我国保税区和世界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本质区别。使得我国保税区的进出口行为手续更繁琐,很多优惠政策不能具体落实。
3.2 管理方面
巴拿马科隆自贸区区内管理非常严密,采取的安全措施也非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区所能比拟。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内设有海关官员办事机构,但海关对区内货物的储存、流通、销售等正常经营活动不加以干预,海关业务只在进、出区与外界的通道发生。对进出商品的控制很少,豁免关税的范围相对较宽。进出关口手续十分简便,通关效率很高。
我国天津保税区是在政府行政和海关较严格的管理下的,区内采用的货物监管进出性管理与进出区管理存在着双重管理机制。在2007年底,天津保税区海关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通关系统,把原来的通关手续时间缩短到3小时。但是我国保税在本质仍然是把保税区当作放大了的保税仓库区监管,仍然存在着管理效率不高、管理层面混乱的问题。
3.3 优惠政策方面
国外设立自由贸易区前,是先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建设先立法、后设区,以确保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保税区优惠政策较发达国家多,但是各个地区的优惠政策不统一,位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在所得税优惠上要优于其他保税区,致使国家各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存在相互矛盾、缺乏衔接,难以操作的问题。
在科隆自由贸易区内,境外货物进入贸易区或从区内出境,免进出口税,货物销售对巴拿马运河区或过境船只,视为出口,免税。对区内公司所得税采用累进制,税率2.5%-8.5%,两年内免利润所得税,若雇佣巴籍员工,再给予减免0.5%-1.5% 所得税的优惠。对源于境外的股息、自由贸易区内商品销售免税,投资税、地方市政税豁免。
我国天津保税区区内企业从国外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建筑材料、合理的办公用品、从境外进口用于加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交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出口货物进出天津港保税区可以视为进口或出口,用外汇进行结算并办理报关手续;境外与天津港保税区之间的货物交易可以免交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且不需办理许可证;企业可以直接从区外采购原材料、原部件,加工增值后报关出口或部分直接销往国内市场;采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在销往国内市场时,可按进口原料件计价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比较起来,两者在各类优惠政策上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在于我国保税区内的所得税税率要高于科隆自贸区的税率。
3.4 功能方面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位于巴拿马运河的的大西洋入海口处。而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南美、北美、欧洲转口的重要通道,它横贯本土,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非常利于利于存仓售现和商品的周转。因此,科隆自由贸易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为转口贸易,而为主体功能配套的辅助功能有保税仓储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务功能等。
我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经过十余年的开发建设,以自由港区为发展方向,正努力建设海铁、海陆、海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国际物流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高速公路。为此,天津港保税区积极构筑综合优势,是建立现代先进国际物流的有力支撑。
4 结语
通过从微观层面对我国天津保税区和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的比较,我们可以可以看到我国不断把我们的保税区做成物流更方便、资金流动更自由、优惠政策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吸引外资、促进贸易,带动保税区周围的区域一起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保税区建立之初就是以国外的自由贸易区为准则提出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方式。也同样是由于我国资金缺少、劳动力丰富、市场和法制等设施不够齐全的原因,我国的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尽管我国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很多,但是但是存在海关监管过严、手续过于繁琐,区内管理部门效率低下,物流等配套服务设施不够齐全等问题,这都是我们以后需要努力解决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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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荔.中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中的对策研究[D].硕士论文,天津财经大学,2005.
黄烨菁(1973-)，女．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经济。
摘要：贸易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一个理论方法，近年来相应的理论模型随着贸易的实践演变有了相应的扩展。我国目前贸易自由化进程取得非常大的成果，而且未来还有更加积极的开放措施。到20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于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讨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借助近年来在贸易流量分析方面运用十分广泛的引力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对中国与15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贸易结构已经从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指导的产业间贸易转化为产品差异化为动因的产业内贸易，而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安排(FTA)对贸易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TCI指数；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2-0.023-06
收稿日期：2007-10-16
贸易引力模型是近年来分析贸易动因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如何应用这个模型对中国近年的贸易流量变化作一个分析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将关注伴随着中国贸易规模扩大进程的贸易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影响因素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产业内贸易在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贸易自由化协定的制度安排，借鉴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产业内贸易程度和中国与其他国家FTA的制度安排作为新的影响因素纳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分析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
一、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是将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即两物体之间的引力大小与他们的质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入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理论模型。引力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为Tij=KYiYj/Dij。其中Tij为j国和i国两国的贸易量，K为常数，Yj和Yj分别为i国和j同的经济总量，一般用GDP来表示，Dij为两国间的距离，一般指两国经济中心或最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这个表达式是基于贸易引力理论的贸易引力模型之一般模型，并逐步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流量的一个定量分析工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参数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除了对多个国家的贸易流量进行综合分析之外，还通过参数的扩展，来验证由新的贸易动因理论所预测的贸易结构。Feenstra(2001)在他的研究中，区别同质商品和非同质商品进行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从而解释对不同贸易动因下的贸易特征，通过加入一些特定的参数，如反映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可以看到在两类贸易引力模型的部分参数变量之间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都可以用不同的贸易动因理论来解释。
除了模型的扩展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应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现实世界的部分国家的贸易格局进行了检验。Evenett和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通过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同家属性和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两位学者的论文对58个国家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进行同归分析，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Chan-Hyun.sohn(2005)的论文运用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作者在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结构相似度变量TCI指数(Trade Conformity Index)，以及表示APEC成员身份的虚拟变量，运用1999年韩国的贸易流量的数据，论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产业间贸易的特征，即符合经典的H-O理论的解释。同时，结果中虚拟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成员国如果是APEC成员，对它与韩国的双边贸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在相关的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和扩展型的贸易引力模型已经得到了应用。单文婷、杨捷(2006)的引力模型扩展到了WTO成员方、APEC成员方、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华人人口比重、文化因素、FDI及外交关系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流量的影响，指出语言和华人人口因素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有积极作用。潘沁、杨剑(2006)在一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贸易及产业内贸易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张昱、唐志芳(2006)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从而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基于数量的参考。
在综合和借鉴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发生的影响引入贸易引力模型作一个定量分析，通过应用一般引力模型和加入这两个因素的扩展模型，对影响中国贸易流量的因素加以研究。
二、问题的提出――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流量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由于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本文将重点关注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中国产业内贸易长足发展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
(一)从进出口产品结构看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 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异常迅猛。在对外贸易总量急剧上升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进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从2000年到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从245亿美元升至490亿美元，而同期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有更大程度的增加，从467亿美元激增到1477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与进口都增长了两倍左右。从出口结构上来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有所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开始上升，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所下降。
具体到产业层面的进出口结构，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大量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格局的贸易活动。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通过外包为主的形式向中国转移，中国越来越多地集聚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加工外包与出口导向型的FDI。在这种贸易的产业分布格局上，中国除了继续保持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纺织品产业和鞋帽、玩具等产品的出口以外，在中等技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逐步扩大，这成为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条件。除此以外，电子计算机及其组件也是我国产业内贸易规模很大的一个商品门类。
(二)双边FTA制度安排与中国对外贸易
近年来中国与他国签定的FTA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中国现有的贸易格局受FTA制度性安排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在APEC框架下与APEC成员伙伴之间的双边FTA进程明显加快，在多边体制下积极开展双边FTA的谈判。中国与中国香港和澳门签署了CEPA协定。同时，中国又与东盟在“10+1”框架下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谈判，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最近，中国与新西兰、中国与韩国也开始就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表2列出了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业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
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在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后迅速发展，到2005年更是突破了亿美元大关。
三、模型的建立
本文实证研究的日的是应用引力模型探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从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态入手，结合前面提及的贸易格局特点对基本模型加以扩展。
(一)基本贸易引力模型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长三角；环境污染
一、贸易与环境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在考察自由贸易所引起的福利变动时，经济学家很少考虑环境方面的因素，但随着自由贸易所导致的后果凸显以及公众环境意识提高，人们开始反思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所引起的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各种后果。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如下：
1.“污染者天堂”假说。“污染者天堂”假说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标准的国家，由于其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使该国企业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这样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一些。于是国外企业尤其是环境敏感型企业乐于在环境管制宽松和标准低的国家落脚，这些国家就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2.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国际上关于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andKrueger在对NAFTA贸易环境的影响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贸易—环境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他们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己经被经济学者们广泛采用。他们认为，尽管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自由化将对环境产生长期的积极的影响。
二、长三角地区贸易以及环境污染概况
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聚集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拉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整个地区的环境质量面临着日趋恶化的巨大压力。
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仅凭全国2.2%的陆地面积、10.4%的人口，近三年来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约22.2%的国内生产总值、约23.8%的财政收入以及约36.6%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1.规模与增速。1995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为521.77亿美元，只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8.5%；至2010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10882.5亿美元，历年数据如下表所示：
2.外贸依存度。长三角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2006年外贸依存度已高达108.83%，比同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67.03%高出41.8%。2000年之前长三角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虽然稳步增加但都在50%的水平以下，直到2001年我国入世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善，长三角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才开始得以连续三年急剧增加，并于2005年首次越过100%。
3.污染状况。作为我国城市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高楼林立，工矿企业密布，制造业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整个地区的环境负荷逐年加重，环境质量日趋恶化，长江三角洲地区己成为我国新的生态环境脆弱带。
三、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析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是指自由贸易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所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结构效应指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贸易对环境的技术效应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环保技术的不断引进、扩散与创新，使得单位产出的能耗、物耗与污染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如上图所示，厂商一开始在B点生产，排污量为zB，由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厂商的最佳生产点位于C点，排放量为ZS，B到C生产点的变化所产生的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即为规模效应，同样道理，ZC到ZS即为技术效应，ZA到ZB即为结构效应。
四、回归分析
1.数据变量选取以及模型设定
本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地区污染物排放量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来代表该地区的环境受污染程度，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将它作为被解释变量。
SO2=C（1）+C（2）*GDP+C（3）*FDI+C（4）*TR+C（5）*（K/L）
其中GDP为表示规模效应特征的解释变量；K/L为表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特征的解释变量，用固定投资量除以城镇从业人员数计算得到；TR表示对外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得比重得到；FDI表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该模型中各变量的的系数如下所示：
LSO2=4.09+0.59LGDP+0.45LFDI+0.25LTR-0.16LKL
（3.22）（2.28 ） （2.66）） （-3.54）
（1）长三角地区GDP与环境污染成正相关：随着长三角地区GDP的上升，该地的环境污染状况也是越来越严重的，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通过了T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该地区还位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顶点的左侧，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环境状况还是会随着该地区的GDP的上升而恶化。（2）长三角地区的FDI与环境污染成正相关：其中的一个解释为，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有一部分是为了转移环境污染，致使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进一步加重。
（3）外贸依存度与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也成正相关关系： LTR的系数为0.2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长三角地区的以加工制造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出口比重比较大，而第一第三产业即清洁产业的出口比重比较小，即出口带来环境污染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
（4）该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与该地区的环境污染成负相关的关系：资本劳动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则该地区的环境污染会减轻0.16个单位。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意味着该地区积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逐步转化，从而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增加，由于产品中技术含量的增加导致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变好。
五、对策建议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以及分析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其对长三角地区环境的影响是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复杂性，有利也有弊。
1.完善相关立法。我们应该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和措施，将环境保护法与对外贸易法结合起来，在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的同时，不能片面强调出口创汇，而应建立在不破坏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上，在外资项目审批和管理上应该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则，以防止过多的重污染型企业进入该地区。
2.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在出口方面，应减少污染品的出口，鼓励和发展技术含量高、情节性产品的出口；逐步开发绿色产品，在进口方面，尽可能的减少污染品的进口以及防止重污染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该地区。
3.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进一步强化贸易自由化对长三角地区的结构效应，有效遏制该地区的结构性污染，应加快现有区域内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鼓励发展科技先导型、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和产业群。此外，鉴于当前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人才优势，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减缓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的压力。
参考文献：
[1]于之倩.江西省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陈欢欢.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动态经济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整合，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为了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利益，纷纷组织或者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也顺应区域化的发展潮流，于2002年11月4日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计划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使得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有效配置，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应。本文就双边贸易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一、竞争促进效应
Devarajan & Rodrik (1991)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贸易自由化不但会带来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效应，还会有各种竞争促进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大大增加了。大市场理论也认为，共同市场可以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为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并且大市场的建立会导致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专业化、最新技术的应用和竞争的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下降，再加上取消关税所引起的价格下降，这必将导致购买力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增长又导致价格的下降、工资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加。
在中国国内，尽管一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大，但却广泛存在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消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陷入高利润率、高价格、低资本周转率、小规模生产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内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大市场，从而以共同市场的模式打破市场狭小、厂商寡头或多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区域内一些行业的竞争加剧，使这些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迫使生产厂商转向大规模的生产。生产的逐步扩大又会使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从而带来了正的经济效应，出现大市场――竞争激烈――大生产――大量消费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带来为正的竞争促进效应。
二、规模经济效应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将本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结合成为统一的区域市场，而更大的区域市场会增加在经济范围内或产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市场的扩大不仅可以使生产厂商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静态规模经济，而且能够带来累计产量的增加，实现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原来分散的小市场结成统一的大市场，使企业摆脱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稳定的市场，据以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过程如下：
图中，Da和Dc分别代表东盟和中国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曲线，Da+c为两个市场的总需求曲线。假定东盟和中国该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分别为ACa和ACc。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市场分别实施PwPa和PwPc的进口税，国内生产点分别为M, N。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中国由于低价格优势占领了整个自由贸易区市场，产出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下降，生产就在一个较低的价格Pfta下进行。由此东盟的福利收益就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即为生产效应A和消费效应B两部分，而中国福利收益则包括C, D, E三部分，其中 C+D 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由于规模经济使成本下降，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产品，E是生产厂商从规模经济中得到的收益。可见，中国这种福利水平的提高与传统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同，它并不是来源于向更低成本供给国生产的转移，而是来源于由于规模生产而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的效应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对东盟这种市场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与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扩大市场，增加出口，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形成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使得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所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规模经济的扩张，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量提高、价格下降以及市场扩大，从而引起一国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国际扩张。又由于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可以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购买到该种商品，同时还可以通过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享受到由于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三、投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双边贸易的市场规模，还改善了投资环境。2006年，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总额为419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来华实际投资额达300亿美元，占东盟国家当年来华投资的71.6%。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累计达450亿美元，同比增长50%。在东盟来华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从1991年底的1.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底的15亿美元。
可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刺激效应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消除双方的投资障碍，实现投资自由化由此所形成的区域市场会对生产厂商产生巨大的吸引，他们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以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另外，相互提供的投资优惠政策将促进双方投资量的增加，进而完善投资结构。
同时，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还能够有效地规避区域内各个国家以及生产厂商为争夺投资所进行的无序竞争。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与区域市场的协调也会使区域内的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域内资金外流。因此，在自由贸易区内，中国出于目前的投资优势会吸引大量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而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出口国，大幅增加对东盟的投资额，从而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较大的投资刺激效益。
四、增加贸易额效应
自199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2025亿美元）较加入WTO 之初的 2001 年（376.83亿美元）增加了4.4倍，进口额增加4.2倍、出口额增加4.5倍；进出口总额较上一年(2006年)增长25.9%。同时，2007年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中中方仍然持续逆差,但较上一年略有减少。至2007年底，东盟由连续多年成为的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4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增加贸易额的效应。自由贸易区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资本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将更加合理，要素利用率也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产品生产产量。生产厂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并实现规模经济，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将使生产厂商致力于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区域内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加速增长。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这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双方带来一系列正的动态经济效应，竞争的加剧使得生产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投资额的增长都会对双方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使得各成员国获得比一国时更大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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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宫占奎，孟夏,刘晨阳.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3.
[4]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5]胡均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战略与改革，2005（3）.
[6]杨玉花.东盟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其效应.东南亚纵横，2005（10）.
论文摘要：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审视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它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武器，充满了资本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一)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1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AdamSm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InquiryintothNatureandCausesofWealthof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2．理论假设和主要观点
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人要素，即“2x21”模型。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2)收入预算约束，消费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钱借债消费；(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1：3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
(4)市场是自由竞争的。
由此可见。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即单位产品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不同：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不同造成的。自然优势是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普通人力无法控制如波兰的平原土壤条件好。粮食生产效率高．单位粮食产品所消耗的绝对劳动时间就少．其小麦生产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获得性优势是指某国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术熟练、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就高。单位产品生产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就少。
(二)大卫·李嘉图(David·Richado)的比较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当时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地主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而修订了《谷物法》，引起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显著获利。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却严重受损。粮价昂贵迫使工人工资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谷物法》，与地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eiPlesofPo1iticalEcon—omvand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成本论”．这种更加一般化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置于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石．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
2．基本观点和理论逻辑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Smith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有利条件不同．各国均有一种产品生产成本低于他国而具有绝对优势．按绝对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交换，各国均可获益。Ricardo发展了Smith的观点．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是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问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二、全面客观地评价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它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对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因此，它是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
其主要理论缺陷是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外。该理论未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
2．比较优势理论的评价
比较优势理论继承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科学成分。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分工、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用比较成本概念代替了绝对成本概念。使自由贸易政策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当时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还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两个最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即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
目前，有不少美国人士指责中国和印度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外购和出口主导的政策来发展经济，从而导致了美国本土的大量失业。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纷纷站了出来，用传统的李嘉图比较优势论4来反驳这一反对全球化的论调，他们认为，全球化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的超出损害部分。对于这种主流的说法，年近90岁的经济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却不以为然，他在新近的一期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上发表文章指出：自由贸易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能够给贸易双方同时带来收益，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很有可能使得其中的一方受损。
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使得贸易双方同时受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只能使其中的一国受益，而使另一国丧失其原本可以从贸易中获取的收益。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长期的熊彼特效应，这与那些强调短期调整成本、临时专利费和丧失垄断信息的短期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萨缪尔森认为，当中国在一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使美国减少对此产品的生产之后，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会遭受持续的损失。因此，与前一部分所证明的中国技术进步使美国受益不同，萨缪尔森进一步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技术进步会使得美国受损。虽然他通过一个极端的例子证实了自由贸易将会使美国永久性受损的命题。
在过去的经济事件中，诸如这部分的例子层出不穷：在两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农业重心由东部转移至了西部；在上个世纪，纺织业、制鞋业和制造业也从新英格兰转移至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南部地区；在1850年以后，维多利亚制造业领导地位也被美国所取代了。即便是在那些绝对增长水平仍然在不断提高的领先地区，它们的增长率也由于低工资竞争者和技术模仿者的迎头赶上而逐渐放慢了脚步。
萨缪尔森这篇论文并没有特意的指出一国是否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但却提出了一些有关全球化比较现实且科学的正确看法：如果一项技术革新将会导致世界总产出的增长（无论其是将使一国受益，还是使一国受损），相比那些由各大利益措施所催成的贸易壁垒而言，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措施。
显然，和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黄金增长不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已经逐渐放慢了。在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50%，而如今，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人均收入显示，这一比例仅仅占到了1/5至1/4。此外，许多其他的迹象也表明，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也在逐渐被法、德等超过。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在他这篇文章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些适当的修改，就可以很好的解释美国衰退的现象。同时，他坚持认为，他的一些假设虽然过于夸张，但是却仍然是建立在李嘉图-穆勒模型基础之上的，所以仍然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萨缪尔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4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从1940年起，他还曾担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和终身荣誉会长，是美国一系列政府机构和公司的经济顾问和研究员。其所著的《经济学》教材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经典的教科书，并被作为中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参考教材。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JAFTA);区域经济合作
随着CAFTA与J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发展态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此基础上,将CAFTA和JAFTA联系起来,就其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
1.贸易地位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与东盟在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关系,而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着手与东盟建立关系。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而对中国来说双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3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中国、欧盟、美国之间的总体贸易情况。1993年,日本、美国和欧盟是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各自的贸易额约为当时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7～9倍。而从2004年开始,东盟与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东盟前两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其贸易额增长并不明显,十年期间仅增长了30%～50%左右,而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在同一期间增长了近6倍。
东盟和日本的贸易起伏波动很大:双方的贸易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幅度最大,虽然1999年后有所恢复和增长,但是从2000年后又开始下滑。2003年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调整时期。据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
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平稳,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1993—2000年贸易额平稳增长,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响总体发展趋势。1999年后发展势头明显,贸易额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据统计,15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
东亚内部一直存在着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之争,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近10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经济主体;1985年以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为技术和资本领先国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体化劳动分工,各国对日本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不振已经大大削弱了技术和资本领先水平,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经济则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正迅速提升。
2.优势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以2005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1.7亿美元,上一年的贸易顺差为57.4亿美元,中泰贸易对泰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个百分点以上[1];新加坡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14.25亿美元,中新贸易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个百分点[2]。日本则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盟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统计,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FDI为25.38亿美元,位居东盟吸收外来投资来源地的第三位[3]。东盟还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对东盟的ODA占日本双边ODA的30%左右。
从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相互之间更具竞争性。以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为例,资源禀赋、气候、饮食习惯以及风俗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使得双方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雷同和区内出口的激烈竞争。例如,中国与泰国在橡胶轮胎、帽子及头饰、玩具、鞋履、水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结块煤、完全或主要用纺织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马具、无酒精饮料、首饰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各类服装、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4]。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国际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甚至有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结构的相似性并没有改变,在层次上也没有拉开差距。其次,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减弱。第三,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未来的竞争力优势不容忽视[5]。
而对于JAFTA来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JAFTA属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组织。因此,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制造业,以2004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为例,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种商品几乎都是机械设备、金属和化工制品等知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超过60%[4]。而技术相对处于劣势的东盟,对日出口的产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原料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小,产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东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机械设备,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等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1985—1989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机械制造业,同期东盟机械设备的出口占全部产业出口额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从分工格局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盟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日本的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成部门间的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除了原有部门间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续之外,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门内部[6]。
3.面临的问题与障碍不同。对于中国而言,CAFTA发展的障碍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
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立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密切的关注。美国官方认为,该贸易区的成立将作用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日本政府担忧该贸易区会削减日本企业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丢失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至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着担忧。
从CAFTA内部来看,由于东盟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仍与中国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竞争。随着中国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国的贸易扩张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增进其竞争力,甚至会对东盟的出口产生某种替代影响[7]。
对于日本来说,JAFTA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开放国内市场问题。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二、对CAFTA发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为避免因双方相似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竞争,中国与东盟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避免同中国竞争,东南亚各国相继把产业政策的重点从引进外资转为振兴国内产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把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核心,而是把以国内企业投资为基础的内需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业法人减税政策作为鼓励。泰国则把重点放在汽车、旅游、农业、食品和纺织品等行业。中国也有必要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以进一步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差别化,减少或避免与东盟的竞争,确定一些与东盟无竞争而市场机会多、容易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产业及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对此,双方可以在现代生物医药、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战略产业进行联合,以提高竞争力[8]。
2.谨慎平衡中、日、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东盟为核心、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东亚特色合作模式已经形成,东盟不允许中日任何一方动摇其既得的领导权。中日虽然不甘心屈于东盟的领导之下,但是更不愿意在东亚的发言权上落后于对方。在目前中国、日本和东盟三方博弈中,谁先打破现有的三角平衡关系,谁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孤立局面。
3.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向前发展。在同一区域内,如果出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组织,则已经存在的较低级的一体化协议就会自动消失。目前,东亚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东盟为轴心的“10+1”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如果能推动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交叉、叠合,进而统一,最终走向包含东亚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那么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将融合在同一个市场中,从而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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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澳FTA 中瑞FTA GTAP模型 经济效应
一、引言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谋求对外贸易新空间、提高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影响力的战略举措。截至2016年，中国已签署和实施了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瑞士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先进的科技，是世界上精密仪器及钟表、机械及电子设备、化学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被称作“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两国都属于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与中国都有着比较紧密的经贸往来。2013年和2015年，中国分别与瑞士和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鉴于瑞士、澳大利亚两国的经济特色以及与中国贸易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中瑞、中澳自贸区实际运作时间不长，本文运用GTAP模型来探讨和比较中瑞、中澳建立自贸区的经济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探讨自贸区经济效应，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内外成果众多。实际上，自贸区经济效应分析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欧盟、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展开。有关中国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因中国开展自贸区的时间有限，所以成果相对偏少，并且大多为定性的宏观政策性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通常是从贸易互补性、比较优势以及VEC或VAR模型协整检验等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就中瑞自贸区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高金田和刘婷（2010）分析了中瑞两国贸易额与GDP关系，探讨了两国商品的互补性和竞争性；Lanteigne（2014）着重强调了中瑞自贸区与中国-新西兰和中国-冰岛自贸区模式的差异；Rios-Morales（2016）从直接投资的视角指出，随着壁垒的减少，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将有助于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在中澳自贸区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黄庆波（2011）通^计算中澳贸易强度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证实了两国大多数产业存在互补性；Gretton（2016）通过模拟政策变化，发现中澳双边贸易往来会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而显著提高，进而促进两国经济增长；Xiang（201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定量分析方法，发现建立中澳自贸区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明显的福利增长。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是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的一般均衡模型，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分析国家间贸易政策变化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我国，该模型已被应用于中国-韩国、中国-欧盟、中国-东盟、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的分析中。但是，对中瑞、中澳自贸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成果。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首先进行中瑞、中澳贸易现状和特征分析，探讨中瑞、中澳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然后应用GTAP模型对中瑞和中澳的自贸区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最后形成有关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中瑞、中澳贸易发展现状和特征
1.中瑞、中澳贸易规模和增长率
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除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也是欧洲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瑞贸易增长明显加快。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中瑞贸易有个别年份出现短暂下降，但很快便恢复至上升趋势。据统计，2001年中国与瑞士贸易总额为23.83亿美元，而2015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444.01亿美元，增长了18.6倍（见图1）。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改革开放以来，中澳贸易基本上一直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即使因进口贸易大幅下降，导致2015年中澳贸易规模比上年有所缩小，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仍稳步增长。资料显示，2001年中澳贸易总额为89.95亿美元，而2015年中澳贸易总额已达1142.5亿美元，增长12.7倍（见图2）。换言之，中澳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小于中瑞贸易，但贸易规模为中瑞贸易的两倍以上。
2.中瑞、中澳贸易结构和趋势
从贸易的商品结构看，制成品已经成为中国对瑞士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2001-2015年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对瑞士全部出口比重为70%以上，占对澳大利亚全部出口比重更是高达约95%，并且上述占比还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在制成品中，2001年中国对瑞士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18.08%，2015年显著提升到40.23%；200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为24.37%，2015年显著增加到38.34%。与之相对应，中国对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逐步减少。以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杂质品为例，2001年中国对瑞士的杂质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57.86%，而2015年明显下降为32.74%；200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杂质品出口占比为43.67%，2015年仅为29.53%。
在进口贸易结构方面，中国从瑞士进口产品虽然总体上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但是产品类别变化较大。比如，贵金属及制品产品比重从2001年的13.6%上升至2015年的77.8%，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重从2001年的49.3%下降至2015年的7.5%。就进口贸易而言，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结构变化不大，主要为能矿资源产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其中，铁矿石、农产品和煤炭长期位列三大对华出口产品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
3.中瑞、中澳贸易的竞争性
经计算，中瑞、中澳贸易的工业制成品ESI指数如附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向瑞士出口无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其ESI指数都高于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这意味着中瑞贸易的竞争性明显高于中澳贸易。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瑞、中澳贸易的工业制成品ESI指数都在逐步下降，这说明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贸易的竞争性在减弱，互利性和国际分工在深化。再次，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中瑞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性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中澳贸易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竞争性差异不大。
4.中瑞、中澳贸易的互补性
当一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相反，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小。
附表2显示了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总的来看，中瑞和中澳在进出口上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进一步从行业上看，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贸易的互补性，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尽相同。其中，从进口贸易角度看，中国从瑞士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SITC5）的互补性，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是在初级产品（SITC2和SITC3）上互补性更为突出。从出口贸易角度看，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大于1，说明中国与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互补性高。
三、GTAP模型和有关数据、参数说明
GTAP模型是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采用的GTAP模型是使用GTAP8.0数据库，它包含了87个国家（或地区）的57个行业。为方便分析，文中对中瑞和中澳双边贸易量较大的产品进行了分类汇总，汇总之后包括8个国家与地区和20个部门。具体的国家与地区包括：瑞士（澳大利亚）、中国、美国、东盟、日本、韩国、欧盟、世界其他地区。具体商品种类是：谷物、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糖类、其他作物、动物产品、林业渔业、矿产能源、肉类产品、乳制品、加工食品、纺织业、服装、木材、纸制品、出版业、化工产品、橡胶产品、塑料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发动机及配件、机械设备、其他制成品和服务业。
在采用GTAP模型对中瑞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即FTA）进行政策模拟时，主要考察贸易政策中关税变化的影响。经查，实行FTA之前，瑞士对中国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乳制品（113.1%），动物产品（77.1%），饮料、烟草（31.7%）；中国对瑞士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糖类（27.4%），谷物（24.3%），饮料、烟草（22.3%）。澳大利亚对中国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有产品：饮料、烟草（19.0%），服装（18.3%），纺织品（18.1%）；中国对澳大利亚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谷物（89.9%），饮料、烟草（57.3%），纺织品（24.8%）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本文模M中瑞、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和上述两国全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双方对所有对方进口产品的关税，均设定降为0，并由此进行相关的经济效应模拟和比较。
四、中瑞、中澳自贸区经济总体效应及比较
表1显示了运用 GTAP模型模拟建立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区的结果。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中瑞建立自贸区后，中国和瑞士两国的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均得到了增加。其中，瑞士总产出增加0.3%，中国总产出增长0.01%。在社会福利方面，瑞士增加4.37亿美元、中国增加1.39亿美元。在中瑞两国的GDP影响上，建立中瑞自贸区，瑞士的GDP将增加0.29%，中国的GDP几乎未发生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瑞士经济规模较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建立中瑞自贸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侧重点有关。即尽管中瑞自贸区使中国总产出增加，但因其中的中间品增长过快，结果导致衡量最终产品的GDP变化不显著。因此，在中国和瑞士两国之间，可以说建立自贸区总体上对瑞士的GDP、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带来的有利影响比中国更为显著。此外，该表也显示，中瑞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大。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商业秘密 冲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得跨国企业合作过程中，一旦出现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往往涉及多国利益，且会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如何在经济贸易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是我们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在商业秘密保护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不同国家商业秘密法的冲突与衔接，不仅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还要根据本国国情，合理维护本国利益，既不能一概遵循他国的做法，也不能僵化地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损害国家利益。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商业秘密冲突表现
1.法域之间的冲突
从东盟各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现状来看，其各国大都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将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之中（即与trips协议模式相同）。反观同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在立法上仍将商业秘密作为市场竞争利益的一种，规定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适用于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认识的差异性，显然与世界主流立法趋势（为权利人提供更充分的保护）相背离，不利于实现商业秘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价值。
2.法系之间冲突
法系是根据法的传统和外部特征的不同，对法所做的分类。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属于社会主义法系，在广义上则属于大陆法系。而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等国属于大陆法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属于英美法系；越南又是社会主义法系的一份子。因此在一个自由贸易区之中，中国与东盟各国既有属于同一法系的国家，又有属于不同法系的国家。两大法系以及同一法系不同性质的法律之间的差别增加了相互间对商业秘密制度的了解和适用的困难。
3.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
在构成商业秘密制度的法律渊源中，除了各地的国内立法外，国际条约、协定也是其重要部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性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在自贸区成立之前就已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着发展的关系，签署了这样那样的协议。以中国为例，中国陆续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重要的国际公约，还与美国签署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显然，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并不完全适用于东盟其他国家。而东盟国家内部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且各个公约之间的规定存在着差异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各法域的本地法和其他法域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不同，也加大了相互之间商业秘密法律的冲突。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商业秘密冲突原因分析
1.存在于不同的法域
法域是指具有或适用独特法律制度的范围。按照国际私法理论，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域是法律冲突产生的前提，中国与东盟各国虽然大都为邻国关系，位于东亚、东南亚板块之上，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却属于不同的法域，如新加坡属于英美法系的东盟国家，而泰国则属于大陆法系，他们各自反映了本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并与其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2.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属于不同的法域，故而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商业秘密制度也秉承了各自的法律传统，导致不同法域的商业秘密法律规定存在着诸多差异。如在商业秘密的定义方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而泰国《商业秘密法》则规定：商业秘密为尚未被公知的商业信息或不为相关领域的人容易得知的商业信息。其商业价值来自该信息的秘密性和该商业秘密的控制着采取合理的措施以维护其秘密。
3.贸易交流引起冲突
产品和服务的交流，引起了中国与东盟商业秘密法律制度的冲突。随着《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进一步实施，越来越多来自于东盟的产品逐步实行“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我国也有不少企业进驻东盟国家，进行贸易投资与合作。中国与东盟在民商事方面交往更加频繁、深入和复杂。中国与东盟国家都相互尊重对方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在权利自主的基础上相互承认和保护对方商业秘密的域外效力。因此，在《框架协议》下开展业务的公司企业中，就有可能对同一商业秘密给予不同标准的认定、保护。而在进行技术转让过程中，一旦出现侵权或违约的情况，就需要不同的权利人依据本国法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纠纷，从而引起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
三、冲突解决措施
各国商业秘密保护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会给企业合作带来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在商业秘密保护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商业秘密法衔接，不仅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还要根据本国国情，合理维护本国利益，既不能一概遵循他国的做法，也不能僵化地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当前保护商业秘密的迫切形势，应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对商业秘密国际保护的国际条约、规则的制订，通过主导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国际条约，把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理念体现出来，更好地维护本国企业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活动中自身商业秘密不受损失，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昭示本国利益。
其次，在建立本国商业秘密法律体系过程中，充分吸收trips协议相关规则，同时尽量消除与东盟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
第三，面对法律紊乱点或空白点，及时援引国际条约规则，充分利用国际救济体制解决问题，从而对我国商业秘密提供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摘要:深入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层次,在良好的贸易合作基础上推动双方的相互投资,优化区域分工格局,促进区域技术进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有效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对自由贸易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CAFTA;中国-东盟;相互投资
经过6年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在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如果说贸易合作是CAFTA建设的“先导”,则投资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事实上,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相互投资被列入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并制定了“为中国-东盟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的发展目标。因此,当前CAFTA建设的重点就在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
一、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回顾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实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启动建设前,双方的相互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东盟对华投资为主导,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较小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大规模的对华直接投资则是在1992年之后。据统计,1992年之后东盟国家一年的对华投资额就超过了1979-1991年的投资额总和。1983年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只有530万美元,1993年就达到了10.1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1994-1998年间继续快速增长,1998年东南亚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42.2亿美元。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2000年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出现负增长,1999年实际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随着东盟国家经济从危机中逐渐恢复,2001年的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上升,实际投资额为29.8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9%。
反观同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则难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从中国对东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资来看,占东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非常小,而且无明显快速增长趋势,除1998年达到近3亿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资额基本上在1亿美元左右徘徊。
(二)东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较为集中
东盟对华投资国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一直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其他五国在华投资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几乎全部(99.1%)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就占了72.7%。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过程中,华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约有80%的资本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而在1997年前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8%。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泰国、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国,占投资总额的85%,其余五国只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5%。就投资主体看,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三)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且中小型项目居多
从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看,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多为出口。从投资额看,以中小型项目居多,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全部在华投资的70%。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也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中小型项目,单项投资金额平均在100万美元左右。
综观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总量、结构和单个项目看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双方的投资占各自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都比较低。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区内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也不利于产业集聚,阻碍了CAFTA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启动CAFTA建设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
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在贸易扩张的同时,5年来中国-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速加快。
1.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加快。从东盟对华投资看,除2003年投资额为29.3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资额均在30亿美元以上,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看,尽管绝对额仍然偏低,但投资增速已明显加快。以2003年为例,当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就从740个猛增到857个,总投资额从6.55亿美元增加到9.4亿美元;同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7.7%提升到8.25%。从国别看,以2005年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为例,当年1-8月中国新增对越直接投资28项,协议金额8246万美元,超过2004年全年对越直接投资总额(8017万美元)。
2.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看,目前己涉及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织、电气、矿业、医药和运输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与此同时,东盟也有许多大中型企业在中国投资,在农业技术、矿产开采、化工机电、旅游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独资或与中国企业合资。
(二)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综合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态势分析,以下因素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为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则为相互投资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增强了双方的投资互信。来自中国-东盟理事会的消息显示,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了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增进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对方市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中国和东盟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相互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源。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之一举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从而为扩大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动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加速发展
(一)完善CAFTA投资协定,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在投资合作方面的目标和宗旨在于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切实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为此,协议各缔约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动:(1)通过谈判以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2)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给区域内的跨国投资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3)提供投资保护,包括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些内容的实施,将简化投资的程序和降低投资的壁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投资自由化进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将这些相当笼统的承诺加以完善,使之具体化以增强其实效性。在比较研究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资协定:(1)市场准入:主要涉及产业开放范围及其相关安排;(2)投资待遇;(3)透明度规定;(4)成员间投资的限制条件及相关要求的界定;(5)成员间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设定;(6)投资保护。
(二)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相互投资
1.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推介功能。投资促进推介活动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东盟十国均已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多场重要的投资促进活动,来自中国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企业也纷纷举办投资促进活动,吸引东盟投资者。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活动迅速升温。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博览会特殊的11国联办机制,紧密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将区内各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宣传作为投资推介活动的重点,尽可能实现投资信息的经常性更新和共享,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决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是扩大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天然平台。(1)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简称GMS)规划始于1992年,合作范围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国和中国云南省等地区。涉及7个合作领域: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贸易与投资。截止到2005年,六个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119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约53亿美元。(2)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其主旨是通过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促进泛北部湾地区成为太平洋西岸一个新增长极。2007年,中国和环北部湾东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港口合作与发展”的投资主题。各国都表现出加强交通,特别是港口建设项目合作的迫切愿望。从环北部湾东盟国家情况看,港口“扩容”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计划投资2.2亿美元扩建4个码头,中国广西也在不断加快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港口建设合作,2007年已开工新建大型深水码头项目15个,泊位37个,总投资99亿元。
3.积极筹建和完善各类投资产业园区,打造相互投资的良好载体。如果说次区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有效平台,那么投资产业园区则是相互投资的最终载体,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率。早在2003年底,为支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合作,中国已在广西南宁市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园区。据统计,从2004年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至今,入驻中国-东盟经济园区的企业已经达到118家,合同投资总额近77亿元人民币,其中已开工、在建项目80个,竣工、投产项目38个。目前,已有泰国、印尼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国内外企业入园,园区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项目涉及电子、生物制药、机械制造、高级纸业、彩印包装、农副产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现代农业等领域。
另外,2004年开工建设的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也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投资者投资的重要载体。目前,签订合同落户园区的生产性项目26个,投资总额23.3亿多元;已签订投资意向书的项目18个,投资总额76亿多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老挝合资建设万象特殊经济区项目,则标志着产业园区作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重要载体的新发展。在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支持下,苏州工业园区牵头负责建设老挝2009年东南亚运动会场馆,并开发万象市周边1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中国还将在东盟国家建立若干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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