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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代科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宗教科学对立融合解释
〔中图分类号〕B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23-03
科学与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对立与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二者冲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达尔文进化论与基督创世论之间关于生命起源的不同解释。上世纪末，快速发展的认知科学与进化论结盟介入宗教研究，形成了一门旨在“解释”宗教的学科――宗教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Religion），对宗教的起源与传播提出了新的科学见解，而21世纪初席卷全球的新无神论（New Atheism）运动更是将“解构”宗教作为价值目标，主张以世俗人文精神取代。宗教认知科学的兴起与新无神论风潮再次引发了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情绪，促使人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与宗教关系。
一、对宗教合理性的反思
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宗教的新诠释必将影响人们对宗教的信任度，这迫使宗教因合法性问题不断改变。刘小枫教授认为，宗教的真正困境在于神并非所有时候都回应人的祈求。而如果信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神的悲天悯人的属性甚至于能力将会受到质疑。现实情况是，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犹太人，二战中却遭灭顶之灾，他们曾百般祈求上帝的拯救，但大屠杀依然降临。奥斯维辛之后，部分信仰之人一度开始怀疑上帝的可靠性，尽管仍然有人对上帝深信不疑。正如刘小枫所言：“基督信仰如果是生活的品质，就不能回避历史经验中的困惑，无论这一困惑出自个体经历还是集体经历。”刘小枫：《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59页。信徒有理由知晓他们的祈求上帝为何不垂听，是因为“不关心”还是“做不到”？前者与宗教一直宣称的上帝之仁慈与博爱不符，而后者与神学家所谓上帝的“全知”与“全能”相悖。《圣经》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13。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若上帝关心人，他不可能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袖手旁观，如果他保持沉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神不再是全知全能的。然而，“如果上帝不是被设想为全能的，或我的生活不是被设想为上帝预定的掌握之中的，祈求就不会向这位上帝吁请；反之，上帝没有干预（应答），祈求行为本身就会受到怀疑。”刘小枫：《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1页。而这样的怀疑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将变得更为频繁。
然而上帝从来不缺少辩护者。依据过程神学的理解，“上帝的活动是以世界的回应为基础的，但上帝并不能保证这种回应不出任何舛误，故世界有恶。”曲跃厚：《过程神学》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Ⅶ页。因此，并不能将所有责任让上帝一个人承担。作为过程神学代表人物，怀特海拒绝“死板地重复祖先的情况”。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将上帝视为“第一推动者”，也不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在他那里，过程是最根本的，而上帝是正在生成之中的，故不应将任何成功与失败都归于上帝。[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为宗教辩护的方式是将神性秩序与自然秩序分离，为神力所及的范围划界，但是，这种做法与《圣经》存在矛盾。
虽然怀特海认识到，宗教应积极面对变化，以保持旧日权威。但是，宗教如果想在合法性上突破科学的障碍，就得在“权力”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科学始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即便如此，其快速的发展仍然令某些宗教教义显得不合时宜。在寻求合法性的道路上，宗教理论的革新既大胆又危险，当创世论不再有能力压倒进化论的时候，那么，宗教只能寻找一种方式让二者共存，然而，这样的变革常常伴随着失去基本教义派支持的风险。无论如何，与科学相比，全知全能的神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故新的宗教解释一直强调应当重新理解上帝，重新理解上帝与人和世界的关系，以此说明为什么在信徒们深处苦难之中而神却未能招之即来。
神学家还喜欢用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信仰证明科学与宗教可以保持更加积极的关系。但道金斯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并不能说明宗教是合理的。一方面，信仰宗教的科学家是少数；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其实将宗教理解为一种超验的情感而非神灵崇拜。爱因斯坦认为自己信仰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也就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43页。简言之，爱因斯坦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他所理解的宗教最重要“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1页。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年轻的时候相信宗教，但是2011年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大脑就像电脑，当零件破损后它就会停止工作。对于破损的电脑来说，没有天堂或者来世，那只是为怕死之人编织的童话故事。”Ian Sample： “Stephen Hawking： ‘There is no heaven； it’s a fairy story’”，参见http：//guardian.co.uk/science/2011/may/15/stephen-hawking-interview-there-is-no-heaven.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霍金已经倒向了无神论一方，但这些话的确不像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表白。
宗教需要合理的解释，但我并不确定真正虔诚的信徒是不是很在乎这些解释。信仰与信任类似，有时候不需要理由，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这种内在的思维机理不太可能因为解释的不同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合理性，理性的解释有时不能代替坚定的信念，强调宗教与科学融合可能是那些崇尚宗教的理论家们的事，而虔诚地请求神的护佑则是普通信众的基本诉求。宗教需要一种神学解释，以便找到能与科学长期和谐相处的途径，但同时，也应该兼顾那些虔诚信仰者的内心接受度，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二、对科学局限性的反思
科学同样具有局限性。犹太哲学家海舍尔批评人类过分重视技术而面临的精神困境，他并非用宗教反科学，而是强调宗教能帮助人们拒斥日益庸俗化的倾向。其实科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因为科学本身并不作价值判断，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科学，如何利用科学。大卫・格里芬承认人们在对待科学上存在误解，曾认为科学必然与一种祛魅的世界观联盟，其实科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文版序言），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科学的重要性有时因它的无处不在而被忽略了，以至于我们觉得它带来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叶秀山教授认为“严格地来说，科学原本就是人类一种‘解救’方式，虽然它原本并无宗教意义上的‘赎罪’的意义在内，但仍有‘克服――超越’‘死亡’的意思蕴含其中，而并非一般的‘谋生――生存’手段。科学并非只限于‘工具理性’；要说‘工具’，则应在‘道路’的意义上来理解成人类‘解放’的‘手段’。”叶秀山：《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对于现代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失去上帝，而是回到科学蒙昧的时代。人类社会工具化的倾向其实源于自己的短视，而非科学本身。科学的精彩不但在于其无限的创造性及永恒的探索精神，而且也可以介入生活意义的讨论，一旦科学与一些人类永恒的价值联系起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实用的，而且也是崇高的。即便如此，以一种谦卑的态度面对任何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仍然相当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决定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狂妄的。
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波金霍尔主张科学与宗教融合，在他看来，“科学的非人格化的洞见，需要辅以人类其他种类的寻觅真理与理解的人格化洞见。”[美]约翰・波金霍尔：《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及其对学术界之重要性》，见《科学与宗教对话在中国》，江丕盛、梁媛媛、杨思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因为科学知识只是处理事物的实用工具，并不反映宇宙的精神。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也强调用后现代科学取代现代科学，让科学与宗教、道德结盟，从单纯征服改造自然的工具，变成顺应自然的人类生存手段。后现代科学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宇宙观，其中包含宗教所塑造的人类生活理想，也包含世俗的伦理道德，科学将作为一项人类事业而非权宜的工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在敬仰科学和尊重基本的价值观之间的痛苦的抉择。”[美]弗雷德里克・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见《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三、小结
本文作者：张铭工作单位：福建省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好奇心是听障儿童探究世界、了解世界的内部倾向力和动力，能激发听障儿童对科学现象感兴趣。在大班组织“天气现象——雨”活动中，让听障儿童带着好奇心去观察水开了时，水壶的盖子扑扑往上跳、壶上冒着“白汽”，亲临体验当白气遇上冷的玻璃会凝结成水滴，由此解释天上的白云就是我们看到的“白汽”，雨滴就是“白汽遇冷凝结成的水滴”，表达自己在科学探索活动中所感受到的愉快情绪，并与同伴分享。这样听障儿童不仅获得了科学知识，而且又培养了对科学现象感兴趣的情感。
科学提问，灵活指导
在科学教育活动中，如何向听障儿童提出科学问题，是指导听障儿童学习的重要环节。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听障儿童运用各种感官，感知、联系以往经验，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激发听障儿童思考。可以运用5W1H来提问，一W是“What”即“你看到了什么？”二W是“Who”即“谁发现了？”三W是“Where“即“你在哪里发现的？”四W是“Why”即“为什么是这样？”五W是“When”即“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一H是“How”即“你是怎样发现的？”教师要耐心观察听障儿童的操作活动，提供最大限度独立发展空间，而不急于要求听障儿童讲出答案。
教学方法的改变，促进科学活动发展
科学探索活动是听障儿童主动探索的过程，教师应为听障儿童探索创造条件。首先教师对科学的情感和态度应该是：热爱自然，热爱科学，关心周围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其次，多组织听障儿童去户外亲近自然科学，观察自然，珍惜自然资源。如：夏季，让听障儿童了解天气炎热特征，观察大自然中花草树木的变化，倾听蝉鸣和雷声等。听障儿童十分感兴趣，这种学习效果是室内所达不到的。第三，感知觉是听障儿童认识周围世界的基础，而在科学活动中，应用机体觉、平衡觉、运动觉，获得经验更具体更形象。如：托班学习“食物——酸、甜、苦、辣”活动中，采用图片传授各种食物名称，并让孩子亲口品尝，切身感受，使听障儿童感知能力扩大发展。
利用“区角”开展科学教育活动
听障儿童在区角活动中是一种非正规的科学活动，它是正规科学活动的延续。如：正规科学活动中，“蝌蚪变成青蛙”、“中国餐具——筷子”、“小蚕”等让听障儿童置于区角去探索、发现，给听障儿童较大自由度。此时，教师要当好引路人，在孩子探险的路上给予指导。实践证明，通过科学教育活动，可以激发听障儿童对科学的兴趣，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培养听障儿童的自信心、独立性、创造性。看到听障儿童的可喜变化，我们为自己的收获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后我们还要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使科学教育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1科学财富观及对大学生影响
财富观，是人们关于财富的本质、价值和创造等财富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它指导着人们对财富行为的选择和评价。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所生活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财富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而所谓科学财富观就是人们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以及使用财富的过程中，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和正确态度。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使得人们不能正确看待财富，过分甚至错误地依赖财富、追求财富、贪恋财富。而面对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市场经济的唯利性或财富效应对大学生的冲击也日益显现出来，大学生对财富的追求越来越现实化，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将来就业。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财富观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大学生成才的现实需要。
2大学生财富观错位原因分析
当前，大学生的主流财富观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不容否认也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部分大学生夸大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金钱第一”；部分大学生对待财富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奢望“一夜暴富”；部分大学生不能理性地支配财富，羡慕“一掷千金”的物欲生活。正是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高校财富观教育的滞后，致使大学生科学财富观扭曲，财富行为失范，出现错位。
2.1认识错位
财富观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部分，而人生观、价值观又作为高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项紧迫而又现实的任务。近年来，高校在组织领导、机构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明确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但从目前高校财富观教育工作的实践来看，长期以来，财富观教育由于从属于政治教育又未能凸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意义，以至于当代大学生的财富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认识上还明显存在错位现象，表现在学校整体财富观教育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片面强调和重视依赖政治辅导员的职能，错误地认为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财富观是各个院系学生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全校上下共同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财富观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树立。
2.2教育错位
我国高校的财富观教育大多只限于狭义的财富观，财富教育严重滞后。与传统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由传统文化教育所倡导的“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念，已无法应对当前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空前复杂的财富问题。当前大学生急需科学、现代的财富理论指导，急需提高创造、使用财富的教育。但是，高校对大学生的财富观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地顺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大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健康财富观的教育，甚至根本就没有把对大学生进行健康财富观教育的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很多高校根本没有开设财富观教育的课程或讲座，更谈不上对大学生的财富观教育和指导。而日常生活中与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辅导员水平参差不齐，对财富观教育工作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对财富观教育和指导还停留在初浅阶段，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大学生科学财富观培育的需要。
3大学生财富观错位的修复
3.1转变认识，树立正确财富教育观
思想道德素质是大学生应培养的最重要的素质，科学财富观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培育大学生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财富观，无疑应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主动将大学生的财富观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之中，作为人生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学生财富观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单单是学校学生管理部门的工作，同样是学校各个部门必须重视和做好的事情，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因此，必须转变狭隘的财富观教育观念，号召和发动全校师生乃至社会各界都高高度重视大学生财富观的教育，把大学生财富观教育作为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实行动来抓好、抓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接受市场的淘汰与选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成为有用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一样，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际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ofcharity)。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种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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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发展观是指关于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基本模式、本质特征、基本内涵和要求的根本看法和观念的总和,对于法律实践和法治进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定位意义。因此,从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出发,探寻科学法律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构成及其发展趋势,对推进人权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法律发展观的历史变迁
法律发展0这一概念起源于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研究(StudiesinLawandDevelopment,TheLawandDevelopmentMovement)。法律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法律自身的发展。[1](P258)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的实体0。[2](P10-11)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发展观。在人治和神治的年代,奉行君权神授0的神本主义0法律观,法律的发展以树立神的至上权威、实现对世俗个人的专制统治为目标。在近代,受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反对神性、崇尚人性和个人自由的呼声中,提出了一种自由权中心主义的法律发展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个人权利尤其是经济自由权的日益膨胀,带来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国家公共权力以法律的方式介入私人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使法律观逐步由个人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权利本位。这种法律观以人的社会连带性0即社会相互关联性0为出发点,设想存在着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即客观法0。[3](P381)它并非如自由权在理念上具有自由主义性、个人主义性的思想,而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其目标在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0。[4](P169)表面看来,这种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法律发展观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究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以物为本0的法律发展观,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过分看重利润与经济效益,忽视经济与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这样的法律公正观和法律效益观只能是以牺牲真正的社会正义和人权发展为代价的畸形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了化解物本主义0带来的深刻矛盾,人们逐步认识到经济增长0(Growth)并不等于发展0(Development),而那种认为增长的影响将导致间接地增大政治和公民权利,一个更高的GNP将会直接地转变成对所有人的更好的工作、更高的生活水平、医疗的改善和更好的教育0的片面发展观已遭到质疑。[5](P231)为此,国际社会于1986年通过了5发展权利宣言6这一法律文件,旨在确认一个有助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新概念和新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更新的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观0正式诞生,认为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人类全体的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的环境的全面优化。当然,它以环境为立足点,侧重于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实际上,科学的发展观应当在彻底否定以物为本0观念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涵盖人的全面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从而实现以人为本0。它所涉及的应是关于人之所以为人0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内容,即是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0、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0,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社会改革和人类发展。以此为灵魂,法律的转型和进化,必须奉行人权至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类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二、以人为本:法律发展观的核心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原,充分尊重与保障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的实质就是对人本身的承认、尊重和保护。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0[6](P491)而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当然也应当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权利为归属。从根源上看,法律以人为本深刻地反映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一方面具有受经济原则0限制的惰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充分发挥其潜力以为文明的各种任务做贡献的强烈欲望。为了实现人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力,就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激励其在发展和奋斗方面的欲求。现代科学证明,只有当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人的能力(其中包括精力和情感的部分)得到尽可能充分发挥的时候,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法律对社会的有益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在某些基本的生活条件方面为个人创制并维持了一个安全领域。[7](P394)法律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财产交易安全,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而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熟。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法治与以人为本0似乎形成了某种隔阂和屏障,而与国家(政府)和社会具有更多的亲和力,但事实上,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要的理性建构,法治都始终以作为个体的人的需求和人性为标准和动力,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维度的。[8](P166-167)就人类历史而言,当人从单纯的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时,作为其生活基础的社会条件,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传统,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计,无不体现出一定的人的旨趣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作为规范架构的法律规范,始终是以人为尺度和灵魂养分、以人的尺度作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与依据的。就建设而言,可以把法治看作是目的,而把以国家(政府)为基点自上而下,以社会为基点自下而上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对法治的推进看作是法治的手段。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即就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言,法治本身实际上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乃是对人的确证,是人格尊严和人性完善的要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法治的目的不过是让人自己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体现或者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这种关注不是精英设计或者是国家(政府)对民众的抚慰性关注,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对其自身命运和前途的真情实感与切身关注。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而在法治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的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建立。不可否认,法律具有控制、约束、或限制人的行为的特性。而自由离不开法律的这种控制,相反却正是通过这种控制实现的。西塞罗早就说: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的自由毁灭。0[9](P174)法治大师洛克坦言: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0。
三、全面发展:科学法律发展观的根本目标
发展是多元的。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相互补充、全面进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人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法律发展的实质在于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促进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发展权利的实现,这是科学的法律发展观的根本目标。具体来说,法律的全面发展在于保证和促进作为主体的个人或人的集合体(如国家、民族、种族等)享有充分的全面的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文化发展权、社会发展权及生存发展权。经济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最活跃因素。经济发展权是主体自主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手段,以及运用所获物质技术手段去创造并享受满足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对集体主体而言,它是指国家、民族有权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关系秩序,决定并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政策的权利。对个人主体而言,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享有的、积极参与本国、本民族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活动并获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劳动权利和享受劳动成果的统一。包括就业机会增大、就业领域拓宽及由此导致的就业选择度的扩大、劳动方式和劳动手段的改进、所有生产要素均衡发展给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发展权等。政治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发展权是主体享有充分行使独立地决定政治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政治发展模式以及获得一般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的权利的总和。集体的政治发展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地区有权依照自身具体实际情况选择符合国情和民族特征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决定自己未来的社会政治运动进程及发展前景。就个人而论,它是指公民个人在法定范围内关于政治方面的发展权利,是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权利的展开和进化,在实质上意味着公民一般的政治权利的充分完整的实现。只有国家、民族自决权和个人政治权利三方面的充分实现才能融合为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发展权是指人类通过社会发展而享有的医疗、卫生、保健、劳动保障、环境保护和环境美化、诸方面得以充分发展的权利,其范围相当广泛。以个人主体而论,它要求国家和社会把社会事业和福利事业作为促进社会进步所不可推卸的职责,积极为个人和团体服务,使之可以更好地平衡发展。对集体主体而言,则指国家、民族和地区享有通过合作和援助,取得社会综合发展的权利。文化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文化发展权即权利主体通过发扬、强化、吸收、离析、取代、丧失、共轭等方式发展本国、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和文化形式的权利。从广义上讲,这是精神、思想文化发展权、教育发展权和科技发展权的结合物。表现为主体享有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价值,防止和反对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扼制的权利。当然,以一定方式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而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权的应有之义。此外,还表现为个体主体享有参与并不断丰富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生活的权利,享有因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而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上的更充分有效的保护权,以及在分享人类共有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和所有个人参与、推动科技进步和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的权利。生存发展权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生存发展权是指任何有生命的自然人,都有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自己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生活的权利,以及各国和各民族拥有在本生存时空范围内,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的生存能力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权利。
四、协调发展:科学法律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人类借助统一的规范体系实现人际关系有序、和谐与人性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它可以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作为使松散的社会结构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粘合物,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连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11](P135)因此,真实的法治制度,应是统一性的构成力量,而不是其分裂力量。实质上的人性需要是法律和谐与协调发展的内在条件。在成文法的中国,现实的法治始于法律创制。法律创制不只是在形式和数量上建构法治所必需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凝结成在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部门和不同位阶的法律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和科学理念,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灵魂。没有这个精神联系与理念,法律就不能在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目标下协调地架构起来。如此,所谓的法律体系便不过是法规的堆砌而已。[12]人们常讲,法律是一种冰冷的理性。但是在此种冰冷的表面下,却蕴藏着火红的岩浆,它就是人的内在热望和需要。人对法律的寄予是与人自身的本性相联系的。人的本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合一,个体性作为自然属性,原本只要经过人们的自治和自决就能解决,但每个人之现实条件)))现实规定的差异,使得人的自由受制于外在(对象世界)和内在(人际世界)两个方面。对象世界的制约,需要群体对对象世界之内在规定性的遵循来克服,这就是认识必然,即必须通过法律认知以达致自由;而人际世界的制约,则需要通过对冲突利益的妥协来克服,即人们要遵循人际交往的规则。这样,人类才能既有自由又有秩序。自由与秩序在法律中冶于一炉,其实就是人的双重本质与法律之形式理性和逻辑结构的契合。法律以形式的外在的逻辑化的规范统合了实质的内在的人性的需要,从而保障它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和。国外有不少学者在谈及法治、人权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时,往往把中国传统社会不讲人权的原因,归结为和谐观念。其实,和谐是一个极为深刻、伟大、并有着永恒生命力的概念0。[13](P187)和谐既为体,又为用。从应用的角度来讲,人权、法治与和谐不仅相互容纳,而且相互促进。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共同自由发展的追求。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之所以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在于其所缺乏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和人权价值,才能真正增进人类全面而协调的发展。用和谐(协调)观念去统摄、推升法治与人权,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个体的地位和价值。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备条件,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乃和谐应有之义。同时,每一个个体又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和谐体,皆有其尊严和价值。这种尊严和价值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本身,来自宇宙自然,因而为一切人所具备。这样一来,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相应的利益、要求、资格、权能和自由,即享有一定的权利。这些权利为每个人生存、发展所必需,为形成社会和谐所必需。也因此,享有权利本身也应该成为权利。二是协调各种矛盾冲突。既然用和谐观念来看待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的绝对自由和个人主义出发来研究和推导现实人权。而应重视谋求以下两类关系的和谐,即在主体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个人关系、集团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协调统一;在内容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他、政治自由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个人自由权和发展权与集体的自治权和发展权的和谐一致。
1、地理学家李四光；
2、桥梁学家茅以升；
3、化工学家侯德榜；
4、建筑学家梁思成；
5、数学家陈景润；
6、数学家华罗庚；
7、天文学家张钰哲；
8、数学家熊庆来；
9、医学家林巧稚；
10、物理学家吴有训；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科学技术；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184
自1980年起，中国食品行业每年以13%以上的速度飞速发展。[1]但近期，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如镉大米、毒淀粉、瘦肉精、地沟油、劣质奶粉、福喜过期鸡肉等。食品安全的危害因子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危害，不仅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同时给国家经济也造成巨大的损失。[2]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可就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加以严格把关，由此可见，对食品安全的检测已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手段。根据食品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检测标准，借助实验室大型仪器，即可较准确、可靠地对产品质量进行分析，最大化地保障人民的利益。
1食品安全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最新定义，食品安全问题是指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要求食品不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或慢性损害，不能存在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这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实际食品安全是降低疾病隐患，防范出现食物中毒的一个领域。[3]
11世界食品安全现状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与食物相关的新发疾病和共患病，不但威胁着食品安全，甚至其中某些疾病还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让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重视。[4]食品产供销系统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其改变也必将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科学家们推测在今后的二十年内食品产供销系统会继续改变，并出现推动该系统改变的新因素，包括全球人口数突破100亿人、人口老龄化、文化冲突、食品从供应模式向需求模式转变、气候改变影响水源供应、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的限制等。[5]
12中国食品安全现状
121食品中物理性和化学性污染物问题
20世纪40年代以来，化学合成农药的研制成功使化学农药得到迅速发展。全世界每年有几千万吨化学农药被施用到农、林、牧业中，在农业生产和减少疾病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很多缺点并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6]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10%，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后，虽然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但也会对土壤、水体等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会对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食品农药污染问题已成为食品安全的顽症。[7]
122食源性疾病问题
食源性疾病（Food borne disease）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所造成的疾病，具有季节性、地区性、暴发性或散发性。食源性疾病是食品安全中的主要问题，一般可分为感染性和中毒性，常见的有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所引起的疾病。“非典”（SARS）和“H7N9禽流感”都是食源性疾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直接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据2014年《中国科学报》报道，我国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的初步结果显示，我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2亿～3亿人发病。我国在2011年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评估中心，于2014年11月21日颁发《食源性疾病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正在逐步建立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和食品安全检测网。检测显示，中国平均65人中就有1人患有食源性疾病。因此，食源性疾病仍然是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123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材的应用
近年恚许多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材已逐步进入食物链。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有甜椒、西红柿、土豆，主粮作物有玉米、水稻，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油、菜子油、大豆等。对于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材的利弊、安全性保障的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用何种检测方法、评价程序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预测一直存在极大争议。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转基因食品，现行检测方法的稳定性、准确性和检测力度均需加强，当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危害。
2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配套的检测技术，因此，食品检测技术在人民生活中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同时，也是现代科技研究中的热点。食品检测技术既能对食品材料进行检测，也能对各种食品添加剂进行检测。但是由于食品种类繁多，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想要面面俱到难度非常大。[8]针对中国存在的不同食品安全问题，现将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进行分类后逐一介绍。
21食品化学性污染的检测技术
211色谱、质谱及其联用技术
目前检测食品中农药和兽药残留的主要检测技术有高效液相色谱（HPLC）、气相色谱-质谱（GC-MS）和液相色谱-质谱（LC-MS）技术。[9]色谱技术是当两相做相对运动时，由于不同的物质在两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通过不断分配，从而达到各物质被分离的目的。色谱技术具有样品用量少、检出限低、分离效能高、检测灵敏度高、选择性高和使用方便等优点，早已被广泛地运用于食品工业的安全检测中。[9]气相色谱法能够准确灵敏地进行快速定性与定量分析，在食品检测中广泛地应用于天然毒素、农药、食品添加剂、兽药等的检测。[10]薄层色谱法拥有仪器操作简单方便、应用广泛但灵敏度不高等特点，它被普遍应用于农药、毒素、食品添加剂检测等方面。[11]质谱是一种理想的色谱检测器，它具有极高的检测灵敏度。将色谱、质谱联用，不仅能够将二者的优点相结合，而且成了分析化学的研究热点。[12]
212化学快速检测技术
化学快速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常见的如纸片法、试剂盒（卡）等方法，该方法与一般的仪器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价格低、操作相对简便、结果显示直观、一次性使用、不需检修维护、专一性等优点，但该方法灵敏度较低。有机磷农药（磷酸、二硫代磷酸酯、磷酞胺等）在某些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含磷酸的水溶液如酸和醇，接着水解液和添加的有色检测液反应紫色消退，根据检测液颜色变化情况反映有机磷农药的残留水平。
213光谱分析法
光谱分析法是一种无损的快速检测技术，分析成本低，在食品安全检测中运用较为广泛。其主要原理是利用物质发射或吸收电磁辐射以及物质与电磁辐射的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方法。它包括荧光光谱、红外光谱、近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13]
（1）荧光光谱。荧光光谱被广泛运用在食品检测研究方面，它具有快速、敏感、无损的分析技术，并且能够在几秒内提供物质的特征图谱。人们曾运用前表面荧光光谱技术对蜂蜜品种的真假进行了分析。[14]
（2）近红外光谱。近红外光是一种介于可见光（VIS）和中红外光（IR）之间的电磁波，美国材料检测协会（ASTM），将其定义为波长780～2526nm的光谱区。近红外光谱的优点：简单方便，检测成本低，有不同的测样器件可直接测定相应的液体、固体、半固体和胶状体等样品；分析速度快，一般样品可在1分钟内完成；适用于近红外分析的光导纤维较易获得，可实现在线分析及监测，非常适合生产过程和恶劣环境下的样品分析；检测过程不损伤样品，即无损检测；分辨率高，还可以同时对样品多个组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等。[15]因此近红外技术在当前的食品产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拉曼光谱。拉曼光谱用于在食品安全检测分析过程中，对待测物质进行定性分析，还可以对食品成分中含量的多少进行检测。拉曼光谱技术是在键的延伸和弯曲的震动模式的基础上，利用对光的散射强度和拉曼移位作图来获取信息。它可以将受污染的小麦粉、玉米蛋白和豆粕混合物中的三聚氰胺进行定性定量测定。
（4）高光谱图像技术。高光谱图像技术是一种集图像信息与光谱信息于一身的新技术，它被广泛应用于农畜产品及食品品质和安全性检测方面。研究者曾在实验室条件下利用高光谱图像系统对食品的品质及安全性进行了研究，其原理在于利用多光谱成像系统通过最佳条带的检测来对食品的加工过程进行控制，从而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14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是将抗原抗体的免疫反应和酶的催化反应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技术，具有操作简便、安全省时、灵敏高、选择性好、成本低廉等优点。
22食品生物性污染的检测技术
221纸荧光法
纸荧光法是利用细菌生产期间产生的一些代谢酶或代谢产物而建立的酶-底物反应法，该方法准确性高，且测试纸的生产工艺简单，极大地简化了实验设备、实验流程和实验方法。
222电阻抗法
电阻抗法是利用细菌在生长期间将培养基中大分子的惰性材料（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类）代谢后产生有电活性的小分子（如乳酸、醋酸等），从而增强培养基的导电能力。不同细菌可使培养基有不同的阻抗变化，即得出不同的细菌特性阻抗曲线，将待测细菌阻抗曲线与标准株阻抗曲线比较，可发现对应的细菌种类和数量。[16]该方法方便快捷，实用性强，检验效率高。
223免疫学方法
免疫学法是利用抗原和抗体的特异性结合反应，辅以免疫放大技术来鉴别细菌。该方法的优点是待测样品在选择性增菌后，无须分离即可直接筛选。[17]免疫学方法包括多种反应，血清学反应、单克隆抗体技术、基因工程抗体、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等。各种免疫反应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它们是相互联系、互相配合的。
224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是近年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中迅速发展和应用的一种技术，其原理是待测样品扩散后进入生物活性材料，分子间经识别后发生生物学反应，该信息被相应的物理或化学转化器转变为可定量和可处理的电信号，经二次仪表对信息放大并输出，即可得出待测液浓度。[18]
225基因芯片技术
基因芯片技术是同时将大量的探针分子固定到固相支持物上，借助核酸分子杂对的特性对DNA样品的序列信息进行高效的解读和分析。芯片技术是采用光导原位合成或显微印刷等方法将大量特定序列的探针分子有序地固定于特定处理的硅片、玻片、硝酸纤维素膜等载体上，然后将标记的待测样品与载体混合后多元杂交，通过杂交信号的强弱及分布对样品进行定性、定量。
226细胞计数法
细胞计数法主要有流式细胞计数法（FCM）及固相细胞计数法（SPC）。细胞计捣ㄊ且恢侄韵赴悬液中细胞数量进行计数的方法，可借助血球计数板进行计数。[20]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与之相应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不容小视，我们目前应对多种食品安全问题作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很好地利用科技手段加大检测力度，严控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协调食品生产领域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旭霞，林博，李小宁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15）：289-291
[2]谢成跃，周双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发展研究[J].食品安全，2014（11）：288，289
关键词：生态建设；科学理念；当代林业；建设和发展
一 树立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
1. 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发展林业要立足于增加资源、改善生态，满足全社会在物质、文化、生理、心理、交往等方面对林业的需要。同时，在林业发展中注意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生产经营者的收人问题和合法权益，增加广大林业干部职工的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解决贫困林场、森工企业和自然保护区贫困职工的脱贫以及基本设施建设问题，要让林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步入小康社会建设的行列。
2.树立不侵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的道德观。
当代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过度使用资源，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使后代人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当代人在利用现有森林资源的同时，既要保护现有森林资源，又要不断发展新的森林资源，为后代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以及良好的生态系统。
3.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和谐，进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征服自然，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索取，对环境的破坏，如果任其扩大和加剧，将必然导致人类文明本身的衰落甚至人类自身的毁灭。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抛弃人与自然的冲突模式而走向融合，去探寻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林业发展上，无论是造林、培育和采伐，都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适地适树恢复森林植被，也是减少劳民伤财，求真务实的具体体现，这应当作为林业建设最起码的评价指标来实施。
二 推进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
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对林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我国林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期，正经历着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实现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在战略步骤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需要和森林功能，划分生态功能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培育和保护不同功能的森林资源。在生产组织和技术措施上，应调整生产技术规程，使森林植被建设由注重取材的经营行为向森林生态系统经营转变，建设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提高生态建设的质量；同时，根据生物多样性森林的多种功能利用实际，加大科技研究和成果推广，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让经营者能够便利快捷地得到他们的技术指导，新技术开发研究能够引领林业发展各领域新的技术潮流；在生产关系上，应调整管理体制、投资经营政策等，明确新时期政府和市场在林业建设上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和市场调控体系，形成适应新时期林业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
要加大人工林培育，实现由以采伐天然林为主向以采伐人工林为主转变的战略目标，采取强制性措施保护天然林资源。笔者认为，应当对我国森林利用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加大人工林培育，逐步实现由采伐利用人工林替代采伐利用天然林，解决木材供需平衡矛盾，真正保护好天然林。充分利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木材及林产品市场潜力大、农村富余劳力多、山地面积大、社会资金充裕的有利时机，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结合市场选择，按照不同所有制经济承担的不同职能实施分类经营，鼓励私人部门发展高投入、高收获的工业原料林及其它林产品，用较少的局部的林地换取全局的生态效益。
三 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建立生态建设的机制
要培育生态服务市场，推动生态效益货币化、资本化。生产或消费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应当计入成本，予以折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应当包括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包括资源开采和获取的成本，环境损坏和恢复的成本，以及当代人占用后代人资源的“用户成本”。
要发展高效益的木材加工业，以加工业发展拉动森林培育，增加“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应以科学合理的采伐利用引导造林、营林业的发展。森林发达的国家往往是林业加工业发达的国家，如芬兰、瑞典、加拿大等。实践证明，造林和管护不与人们的经济利益追求相一致，消极的保护和被动的建设，往往是低效益甚至是负效应的。
四 要加强宏观调控，坚持政府的财政金融支持，强化依法组织管理
从建设投入上看，林业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投资，也需要企业、单位、其它投资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投资投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从建设工程管理和行为主体上看，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计划、财政、农业、水利、林业、国土、环保、司法、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的通力合作和参与；从建设收益上看，生态的改善事关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触及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生态建设不仅是社会公益性基础工程，而且更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具有投入高、规模大、周期长等特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建设的公共物品属性、经济外部性和社会性，决定了需要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和依法组织管理，以保障生态建设。
关键词：大学校园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0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方便，大学校园既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又是高科技的实验室。然而，伴随科学技术的应用，我们的大学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现象所隐含的矛盾不断涌现，对这些矛盾需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以求得促进大学校园和谐发展。
一、当代大学校园出现的现象
（一）经济上由教育主体向市场主体转变。近年来，大学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令很多想上大学的学生兴奋的事，也是好事。但是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盲目追求校园的规模和现代化，造成教育投资成本过大，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盲目而忽视了校园自身的文化建设。尤其是由老校区搬迁到新校区后，新校区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积淀固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老校区所形成的浓厚的文化积淀日趋荒芜着实令人心痛，对硬件的过度重视和对软件的漠视是科技在高等教育中价值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一所大学占地动则百亩甚至千亩，盲目追求占地面积扩张，甚至加入到房地产开发的行列，这与我们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二）政治上由“学术圣殿”向行政机关靠拢。大学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大学应具有一定政治属性，但是不能政治化。近年来，在大学中出现了“副部级”大学，产生了“副部级”大学领导，学术依赖于政治，科学附属于权力，我们如何才能守住这片文化的净土？“如果说，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农民守望的黄土被城市化、工业化残食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守望的学术净土被权力和金钱腐蚀乃是历史的悲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较之中国的农民更为可怜可悲。” [1]我们要遵循自身的规律，以追求科学真理，提高科学素养为目的。决不能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和学术性。
（三）文化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弱化。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凸显了对科学的无知。由于功利性的心理作祟，学习的动力来源于考试，来源于奖学金，一切以考试为导向，“考什么，学什么”。在教育主体（教师）与教育客体（学生）的这对矛盾中，教师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因为大学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人生态度，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的深入分析和科学引导。对科学的功利主义比对科学的无知更可怕。鲁迅先生曾不无悲哀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国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器而已。” [2]
二、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思考
大学应该是科学知识的海洋，高尚文化的殿堂。“人类具有文化意义的创造与积累，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具有科学意义的发现、总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3]科技成果在校园随处可见，从计算机到MP3，从多媒体到智能手机都见证了科学技术武装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轨迹。当他们拿着MP3欣赏流行音乐时，他们不会再去追问其工作原理；当手机铃声在大学的课堂此起彼伏时，又有谁再思考芯片技术的发展？除了惊讶于铃声的美妙，更没有人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礼貌的含义。他们把科技产品充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却对科学本身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感性的东西，却没有兴趣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内心欲望的膨胀，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自身的脆弱的条件。他们矛盾，他们痛苦，他们后悔对科学的无知，对文化的狂妄。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说：“对于科学的无知需要科普，对于人文的傲慢需要抗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大学生“回炉”念技校，“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等现象，虽然个别，但是很典型。他不仅给我们的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也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办学规模在扩大，招生人数在增加，高等教育在发展，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怎样达到科学发展？
三、当代大学校园呼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技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自身。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在关注物质财富时，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从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中显示出来的科学本身所独有的一种精神气质，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4]科学精神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属性和本质，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不迷失方向的航标。
科学知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文化积累，而且高科技产品是科学的直接表现形式，容易为大部分学生所接受。但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老师为教学而教学，学生为学习而学习，都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知识相对于科学精神更容易获得，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是肤浅的，科学精神是人类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大学作为育人的摇篮，对科学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理解。我们需要的人是具有丰富科学知识、崇高科学精神和深厚人文底蕴的人才，而且当一个人的科学水平越高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会显得愈加重要。掌握高新科技的人，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精神，才能为整个人类文明造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之所在，是国家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因此，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之所在，灵魂之所在。必须改变“重理轻文”的传统观念，重新确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树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
在科学发展的大时代，让科学彰显人文魅力，使人文具有科学色彩。现代化的大学应具有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的大学精神，提倡和鼓励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让课堂内外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让科学与人文在构建和谐校园的功能和作用上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文对科学的价值导向作用，使科学更加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和道德情感。
参考文献：
[1] 刘开云：《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觉醒》，《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2] 鲁迅：《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北大教授陈平原及其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学人》丛刊(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除了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赶》(北京大学出版社)外，平原教授还开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现代中国学术”、“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等选修课、曾结集出版《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可谓首开风气。
这些年来，学术史成果影视，既有多卷本的通史性著述(如李学勤主编的十一卷本《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学术通史》、张岂之主编的六卷本《民国学案》等)，也有单卷本的专著(如麻天祥等著《中国近代学术史》、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刘梦溪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占代文论学术研究史》、温儒敏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夏中义等著《从王瑶到王元化》、许章润著《法学家的智慧》等)，可谓硕果累累，成效显著。
关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史勃兴的背景下提出和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辛勤致力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余三定教授，默默耕耘，功彰绩伟。
第一，著书立说。余三定先后撰写了《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当代学术史著作砰述之三》，分门别类，对有关著作加以评述，令人一目了然。《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等，纲举目张，从宏观的视野，对当代学术史的定位等问题有独到之见。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本个人专集。尤其是后者，颇受学界推崇。
第二，引领风气。这尤其体现在余三定教授主编的《云梦学刊》率先开设“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及其为推动当代学术史研究发挥的作用。单是2003～2007年，该栏目即发表了全国各地的相关专题文章158篇，其中有1／4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文摘报》等转载，显示了其不同几响的学术影响力。该栏目于2006年被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可谓名至实归。余教授不仅开设“当代学术史”课程，而且该课程还被评为湖南省高校精品课程，其领衔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也理所当然地被砰定为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第三，举办论坛。从2004年起，余三定教授发起和主办了每年一度、以当代学术史研究为总主题的系列研讨会，如岳阳“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2004年)、北京“‘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 (2005年)、北京“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2006年)、上海“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 (2007年)等。以上述论坛为纽带，以京、沪学术重镇为基地，特别是陈平原、贺卫方、徐思彦、许章润、刘曙光、蒋寅、许明、仲伟民、叶继元、龙协涛、程郁缀等名家大作纷呈，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内外对于“当代学术史学科”的认同与研究。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印制精美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余三定教授为推动当代学术史研究而持续努力的学术结晶的总结。
该书选自《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2003～2007年发表的学术成果，包括学术与学术史通论、当代重要学术现象扫描、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学术批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等主题，从纵与横的不同侧面，正本清源，承前启后，展现了斑斓绚丽的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些文章中，有对学术规范大讨论和研究生教育讨论的综合评述(余三定)，有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纪要(齐小玉)，有对目前高校流行的“量化”机制的学术批评(黄安年)，有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前瞻(贺卫方)，有对“当代学术”如何成“史”的问题设计(陈平原)、对“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深度思考(刘曙光)、对学术自由的企盼(贺卫方)、对学术精神失落的忧思(刘亚军)，等等。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无不透露着真问题的学术意识。正如陈平原教授所概括的，“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20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
贺卫方等学者在2004年5月领衔签署的《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迄今依然发人深省。温故而知新，以下五点尤为重要：第一，问题意识。“真正有价值的能推动学术发展的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它需要学者有清醒而强烈的问题意识”， “应坚决反对原地踏步、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的思想作风，坚决反对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的论文生产。”第二，学术规范意识。“从问题的提出、课题的选择到学术论证、引文注释，研究者都应保持科学理性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态度。”第三，学术评价。“应尽快建立学术共同体公认的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第四，学术批评。“学术研究应进一步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大力开展严肃公正的学术批评，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第五，学术自律。“应共同倡导优良的学风，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关注学术单位和个人的学术信用记录，建立学术信用评估体系。” (详见《当代学术史研究》第336-337页)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传播效果
［作者简介］王玲仙（1963-），女，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黄道平（1962-），男，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浙江杭州310053）
［课题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状况及规律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JD710065）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072-02
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接受状况直接关系到在当代的活力与生机，是我们党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的客观反映。如何在当代大学生之中有效地开展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传播工作，总结概况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接受状况及其一般规律不仅是当代学者的使命担当，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化最新成果传播的一般诉求。
一、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状况及其特点
要全面把握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状况就必须深入分析当代大学生在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了一系列特征。
（一）理想与功利交织，功利性突出
作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载着经典理论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衔接了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是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比较认同的,从内心来说，他们大都愿意接受关于未来社会的大概设想，肯定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并积极面对生活，从各个方面践行着自我内心的理想与信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朝气蓬勃，以理想升华“理论”，使得中国化最新成果扎根于内心深处。同时，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又非常重视实效，社会的功利性和务实之风交融互映。当代大学生对理论学习抱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态度，特别注重理论学习的“投入”“产出”比例，追求理论学习的当前意义与实际效益。
（二）信仰与怀疑共生，怀疑度加剧
作为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是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必然抉择，也是当代中国发展无可争议的“旗帜”。建党90年以来，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地位没有改变，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凝聚力、指引方向的作用没有改变，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矛盾进入凸显期，当代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特征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也给的传播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又恰恰形成一种“呼应”，进一步消融着作为主旋律的影响。在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传播之中，部分学生产生怀疑倾向，对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面对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公平公正的局部缺位，部分学生对“共同富裕”产生了疑问，对改革开放的代价加以夸大，甚至演化为对改革开放的否定。
（三）理论与实践联姻，实践性加强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的一个基本原则。”①作为行动的指南，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在实践中化为物质的力量。在当前务实的大环境之中，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增强。理论与实践联姻，实践性加强也是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状况的一个鲜明特征。传统的纯粹“书斋”学者，为理论而理论的人逐渐减少，当代大学生在理论学习之中一方面注重理论本身的理解与掌握，仍然保留了青灯黄卷的习研传统；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越来越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善于用实践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而且最大程度地追求理论的实践价值，着重于理论本身的运用和绩效。在的学习过程中，既注重读懂“有字之书”，又积极体验与感受“无字之书”，将书本的理论形态积极内化为自我行为的指导准则与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加以应用，并通过实践的实际检验来修正自我的已有认识，如此一来加深自我对理论的认识，深化了理论本身。在日常教学之中，不仅有教师对学生的知识教育与灌输，还有学生对教师教学理论案例的论证与补充，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四）认同与排斥同在，排斥性明显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有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和魅力。作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契合了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不仅具有民族化的外形，更有本土的理论内涵。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种契合性与民族性使得它对于当代大学生具有理论上的“不证自明”。当代大学生对于的新鲜经验与理论总结是比较认同的，在经过系统的教育之后，能够产生理论上的共鸣与认同，这种理论上的共鸣不仅来自于对理论科学性的认同，更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认同与肯定。与此同时，长期存在的某些僵化死板的“灌输”教育模式使得当代大学生对的许多理论表述表示“排斥”，这种离心趋势甚至演化为对整体理论的怀疑。总体来说，当代大学生对理论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的一般规律及其启示
（一）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的展开以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为前提
纵观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历程，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与中国化的历程是紧密相连的，的传播是以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为前提的。在当代大学生之中的传播也是以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为前提的。推进在当代大学生之中的传播，就是要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在中国化创新理论和和当代大学生之间架一座桥梁，让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为当代大学生所信仰、所掌握、所运用，充分发挥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不仅给予在当代的生机与活力，延续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内在科学性，而且为当代传播提供了最佳的载体，中国化在充实、发展的基础上，为传播提供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当代大学生接受与学习理论，实际上就是要学习与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离开了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在当代大学生之中的传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二）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的水准以当代大学生的主体素养为主导
在当代大学生之中的传播与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是理论由外在的理论表述逐步内化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信仰，并付之以实践的过程。这一“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③，不仅仅要进书本、进课堂，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番教育实践牢固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成为一种“主义”和“信仰”。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思想力量的发挥离不开信仰者本身的主体条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核心，并发挥实际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当代大学生的主体素质与责任意识。作为教育实践的对象，当代大学生的主体素养决定了其对理论的了解水平与掌握程度，如果接受主体缺乏必要的自身素养，就不能全面、深入掌握的理论内涵，甚至会歪曲、误解的本真内涵，陷入“主观主义”的历史窠臼。要科学掌握的理论内涵，当代大学生就必须努力提升自我的内在修养，提高明辨是非与去粗取精的能力，学习与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三）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效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根基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主义”和“信仰”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之中得到充实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根本的实践基础，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任何时候都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核心主题，而不能就理论到理论，脱离中国的实践发展的现实历程。这也就意味着一切理论的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判，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尺度，没有什么抽象的理想尺度，更不能脱离这一实际搞抽象的是非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效果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基的，当代大学生对理论的自我体验必须接受现代化实践的考验，并在实践之中得到进一步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发展，必将大大推进其理论形态的传播，并对理论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不仅为教育实践提供了现实案例，而且不断将理论形态转换为实践形态，成就了由“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换，这一切无疑是在当代大学生之中传播的现实根基。
（四）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的实现以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密切配合为促动
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条件和技术手段。众所周知，在传播的历程之中，由于原初理论所具有的特点，必须经过一番转换和处理，才能使由抽象理论转变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理论，由少数人的“独白”转变成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大众理论。在此过程中，这种最为关键的技术处理工作，是实现传播普及的关键，它的完成以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密切配合为促动。为此，必须首先深入的学术化研究，普遍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不仅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鲜经验得以总结成形，而且进行着理论本身的革故鼎新，以时代性的内涵去传承、发展的要义。其次，理论通俗化的表述转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实然之维，离开了大众语言的这一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还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教育实践的作用，努力整合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社会引导等力量，形成推进在当代大学生中传播的强有力促动。
（五）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的力度以制度力量推动下的教育传播与传媒宣传为维系
作为指导思想决定了其传播不同于一般文化传播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而是一项带有很强目的性且具有高度要求的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其传播是依靠国家政权强制推进的一项有着严格步骤、明确目标的系统工程。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离不开制度力量的维系，离开国家体制、制度力量的维系来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是极其不现实的。就我国的现状来看，不管是教育机构还是传媒机构，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运转的。教育机构与传媒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多得的媒介和平台，制度力量推动下的教育传播与传媒宣传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的必然归宿与理性选择。目前，高校传播教育的改革逐步深化，随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目前高校使用教材的版本得以统一，教授内容日趋科学化，教材的修订紧跟时展，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大大推动了高校教育的发展。不仅如此，学科地位也得到增强，由二级子学科变为一级学科，国家对教育研究经费的投入、对高校师资培训力度都大大增加，为的传播普及提供了客观保障。此外，各种传媒积极探索传播普及的新方法，使得主旋律牢固占据舆论的主战场，使指导思想时刻影响乃至“驻扎”人们的思想深处，从而澄清是非，消除各种疑虑，与教育手段一起共同构成传播的主阵地。
当代大学生在接受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过程之中显现出的诸多特点，在印证了在当代传播的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彰显出在当代传播的生机活力。总结概括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化最新成果接受的一般规律，不仅是当代学者的使命担当，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化最新成果传播的一般诉求。为此，在认识规律的同时，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规章制度，构建长效机制，从而确保教育与传媒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之中始终围绕大局、服务大局，切实做到传播的有序进行、科学展开与效果明显。
［注释］
①.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97.
一、科学发展观对当代博士生的重大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对当代博士生学习和科研的指导作用
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学习和科研的有力武器。它可以使我们全面审视自己，弥补缺陷，克服弱点，发扬优点。博士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科研，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充分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科学发展观张扬人的主体性，可以充分激发我们学习的热情、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增强学习和科研的兴趣及欲望。其次，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习，有利于博士生扩大知识面。现今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一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众多学科的协同作战。如果没有多个学科背景，研究人员往往不能很好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就是要求博士生学习不能老在一门学科上钻，要适当学习其他学科，各个学科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惟有如此，我们以后的科学研究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
（二）科学发展观对当代博士生身心成长的作用
首先，科学发展观使当代博士生富有深切社会责任感和发自内心的奉献意识。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与全面的发展观、对立统一的发展观的高度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把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统一，在个人发展的同时，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自觉奉献。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以人以本，它既重视每个公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又强调每一个人的发展是其他人发展的必要前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博士生要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服务他人和奉献社会中去。
其次，科学发展观指导当代博士生知识结构合理完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地发展自己，要求我们有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这既有利于我们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又有利于全面地发展综合能力。目前，广泛存在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人文的偏向亟需扭转。本身专业学得再好，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深厚的人文素养，也是绝对不行的。:
再次，科学发展观指导当代博士生人格健全。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取得学业的成功，而且要求大家人格健全、心智健康。人格健全就是指个人的所想、所说、所做都是协调一致的，不是多重性格的多面人。当代博士生要摈弃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虚伪欺诈和懒散依赖等不良思想品德，并且能用自己优良人格品质感染、教育他人。
二、当代博士生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一）看清形势，认准目标
当代博士生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中华之崛起”。我们夙兴夜寐地探寻知识和本领，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了国家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明晰了目标，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认识到“学习为什么、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重大问题。当代博士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准建设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德才兼备，为建设祖国而“时刻准备着”。当代博士生必须深刻地体认到：只有科学发展才能真正与时俱进，这是160年来的发展逻辑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二）加强学习提升自我
当今社会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竞争必需真本领，谁的能力强谁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就能被社会所吸纳，就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博士时期是学习知识、掌握本领的黄金阶段，只有修学储能，提升自我，以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科学发展。我们以后应该在各个领域成为科学发展的领军人物，尤其应在跨学科发展、新型学科发展方面发挥生力军作用。我们要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储备，要蓄势以待厚积薄发。
（三）全面、协调地发展自己
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全面、协调地发展自我。这不仅仅是体现在完善知识结构上，还要求我们要拥有健全的人格。当下我们必须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要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人格健全的博士生能够做到：积极地开放自我，正确地认识自己，坦率地接受自己的囿限并对生活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心胸开阔，善解人意，宽容他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既不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人生态度乐观向上，生活态度积极热情，能够用理性分析生活事件，头脑中非理性观念较少；人格独立、自信自尊，能够充分开发自身的创造力，创造性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