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19:20: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金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金融立法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金融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着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1．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未能建立专项准备金注销不良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些都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问题。除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很高的信用风险外，近几年我国证券类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口益突出，相当部分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低下。所以，信用风险仍然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2．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界定，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一方面来自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从近几年我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关操作方面的问题看，源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引发的操作风险占了主体，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不断暴露出的操作风险，不仅使金融机构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这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符。
3．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
实践表明，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一购并一上市一再购并一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从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
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1．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俗地讲，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近几年，我国现代征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2．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3．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特点。这其中又以金融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例如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目前涉及金融机构的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第二类欺诈行为，《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4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及时进行规范有关。在金融业务方面，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日前我国金融机构承受的这种跨市场风险，实际是一种法律风险。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从长远看，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执法方面强化执法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价值取向。现阶段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体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上来。具体而言：
1．金融立法要有统筹、科学和全局的眼光，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阶段，原来采取的单独推进的改革策略已经难以适直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应当围绕这一转变，确立统筹规划、科学立法的思向。保护金融机构存款人、金融品投资人的利益永远是维护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因素。当前应当强调对于基础金融法律关系的研究，同时做好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关系的规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于投资者知情权、收益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产融结合；投资动机；监管制度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国有资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各种类型的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深度和广度都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并且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一、产业资本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分析
产业资本频频涉足金融领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复杂的动机，需要我们认真、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认识，并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笔者认为，目前国内产业资本积极寻求产融结合的动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参股或者控股金融机构，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虽然我们十分不愿意将这一条列为产业资本投身金融业的主要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在内地市场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尚处于表面的原始阶段，缓解资金流压力，争取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更容易得到信贷支持，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毋庸置疑，而且对积极实现大规模扩张、投资多元化和资金流量大的集团企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饲料为主业的新希望集团，在围绕主业开展的并购和进军房地产业的过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参与金融业的背景获得了巨额融资，实现了多元化投资。但是，更多的产业资本投资金融业却仅仅把目光放在了缓解“融资饥渴”上，以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位轻易获取银行巨额贷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权抵押贷款，拿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现金流；以投资证券公司为名义拿钱给证券公司炒股……，类似于这样的手法并不少见，图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极大的风险。在不久前发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机构深陷其中并且损失惨重。以周正毅农凯集团为核心的“农凯系”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向来以热衷于投资证券公司而闻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证券”和“泰达富友证券”。同时，农凯集团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兴业银行第六大股东，并利用这一优势轻松从兴业银行获得20亿元的综合贷款。目前，伴随“周正毅事件”调查的逐步深入，贷款风险已经开始凸现。
（二）投资金融业良好的利润回报是产业资本涉足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因素。金融业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垄断保护行业，行业利润一直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内金融业还不会失去即有的“垄断利润”。因此，对产业资本来说，目前只要挤进这个行业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的回报，金融业作为一种长线投资，可以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并且，从其他国家或其他行业的市场开放进程来看，许多垄断行业逐渐放开时，往往会产生类似爆米花爆炸的效应，市场放开会带来市场的巨大膨胀和活跃，而且会带来超额的利润，谁进入得早、谁渗透得深，谁就可以在市场利润的分配上占得先机。尤其是一些实行投资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投资制造业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他可选择行业也不多，而金融业的垄断利润和市场空间自然就显示出特别的吸引力。以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新希望集团为例，该集团早就从“资本与金融的结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银。据统计，2000年，新希望从参股民生银行得到的收益就达到3020万元，占同期公司利润的54.7％。
（三）中国金融业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吸引产业资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据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0.7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达15.9万亿元，保险市场保费收入达2154亿元，保险市场资产总额7782亿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总额41629.53亿元。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市场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不论是市场规模和结构，还是运行质量和效率都远远落后。加入WTO，中国金融业面临着真正意义的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将席卷而来。从世界上许多已经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规模进入，金融自由化将对本国金融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金融资产快速扩展，市场主体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创新步伐加快，而金融业国有资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也会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将上述影响称为“金融大爆炸”，并预言中国金融结构正在进入大爆炸阶段的前期，不用很长时期，金融大爆炸将在中国出现。无疑，中国金融业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外资金融机构的蜂拥而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许多产业资本才积极介入金融领域，从而为今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下基础。
（四）投资金融业也是产业资本实现长期战略经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参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内在需要。产业资本通过向金融业的渗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集团企业内部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如目前国内不少大型企业集团都成立了财务公司，就是为了将企业内部庞大的资金流进行合理调度，并通过专业理财进行适度投资，从而发挥资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产融结合可以为企业发展寻求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跨行业协同效应。以发达国家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例，许多大型汽车制造商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而完善的汽车融资服务不仅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和销售主业，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国通用汽车信贷公司为全球800万客户提供了汽车信贷支持，其当年净利润占通用公司总利润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车信贷业务的税前盈余则高达30亿美元，已经接近其汽车制造主业的水平。还有，产融结合也是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化运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实体经济全球化是催发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而金融全球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论是跨国公司的资金结算，还是跨国资本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舞台。用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话来说：“产融结合不一定能保证跨国集团的成功，但跨国公司则一定要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
二、产融结合对中国金融业的积极意义
从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发展历程看，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世界500强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的运作。以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通用电气以电气照明行业起家，历史悠久，是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惟一仍在工业指数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电气早已不再是一家纯粹的工业公司，2000年，通用电气销售收入1299亿美元，净收益127亿美元，这其中，GE金融服务集团的销售收入为662亿美元，净收益为52亿美元，分别占到总额的5l％和41％。GE金融服务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包括信用卡业务、保险业务、商业贷款、租赁等诸多金融领域。在发达国家，产融结合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它不仅有效解决了企业自身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颈，有力地推动了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在推动金融创新，完善社会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而言，金融业整体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经营规模偏小，金融体制不健全，市场结构不完善，金融资产质量较差，金融产品营销方式落后，这些问题极大削弱了国内金融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我国已经加入WTO，金融业面临的冲击和挑战首当其冲，据业内专家预计，入世5-10年后，外资银行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外币存款份额将占到15％，人民币存款将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在20％-30％，人民币贷款将达到15％。另外，在外资银行最具有竞争力的中间业务市场上，其市场份额将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其中包括贸易融资、信用卡交易和现金管理。与此相同，证券、保险业放开后也同样面临激烈竞争。面对挑战，中国金融业急需壮大规模，提升实力。金融企业通过上市到资本市场融资无疑是一条捷径，但是对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来说，上市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太现实，而引进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则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可行的一条有效途径。
通过引进产业资本，国内金融企业一方面可以增资扩股，充实资本金，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并且，通过增资扩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善目前国内大多数金融企业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其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资本的积极介入，目前金融市场上还存在的不少空白领域能够得到迅速填补，比如专为消费者提供汽车融资服务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营银行以及远远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的人寿保险公司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而且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三、加强产业资本金融投资行为监管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虽然还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但是，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产业资本大量进入金融业已经给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新的课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产融结合方面的监管法规和政策还很不完善，加之产业资本的金融投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实现有效监管困难很大。笔者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监管当局引起重视。
（一）强化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在传统金融市场条件下，国有股在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因此股权监管意义不大，这也导致监管当局一直忽视了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事实上，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以建国以来国内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储案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东，广州市商业银行穗丰、汇商两家支行沦为大股东予取予求的“提款机”，四年内账外经营非法高息吸收了超过150亿元的资金，使广州市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性的支付风险。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开始实行增资扩股和国有股权退出，一些产业资本迅速填补空缺跻身大股东行列，其中不少企业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机构的控股权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条：“单个股东投资金额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以上的，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虽然对不少银行来说，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规定中并没有对关联企业、关联股东的参股做出更明确限定，因此，这并不妨碍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同时参股一家金融企业，通过拥有较多的表决权从而实现事实上的控股，这对一些股本规模较小、股权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一方面要严格把好审核关，在积极引进优质资本的同时，杜绝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参股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适当分散股权，努力实现股权平衡。
（二）强化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所谓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属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现有的监管法规中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关系人贷款，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控制要求和相应的监管措施，并且，许多商业银行自身内部也对关系人贷款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业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掌握投票权，很容易就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信贷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发放给股东企业的贷款也远远超过了人民银行规定的单户贷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经陷入股东贷款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困境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尽快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对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进行审批时，制订一些限制股东向所投资金融企业进行融资的政策规定，如若干年内不得向参股银行贷款，或提高贷款条件等等，从而将一些“劣质投资人”挡在门外；二是监管当局要切实加强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和检查，对单户超比例的关系人贷款要坚决督促其压缩贷款规模，降低单户贷款比例，否则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三是要督促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关系人的授信管理，严禁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管理的问责制和贷后评价制度，不给违规发放关系人贷款有可乘之机。
（三）积极推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向金融机构参股，使得金融机构本身的法律结构和管理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监管当局单方面的力量，显然难以对金融机构施以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管，必须积极借助外部中介机构力量来完善和补充金融监管。当前尤其要重视推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信息对称。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够将金融机构置于市场的监督之下，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后的道德风险。通过信息披露，金融机构的股权变动、关联交易（贷款）等重要信息可以及时、充分、准确地被市场和监管当局所掌握，从而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但在目前国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非上市金融企业目前还没有信息公开披露的义务。对此，监管当局应积极按照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思路进行探索，推动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尽快实施信息披露；同时，加大对社会公众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宣传教育力度，帮助社会公众正确、理性地看待金融机构披露的信息。
（四）强化对大股东企业的风险监测。一般而言，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能够参股金融机构的企业都是一些自身实力雄厚，经营业绩良好的优质企业。但是，以产业资本自身的资金实力来看，对资金链的管理也同样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以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东方集团为例，2001年7月26日该公司公告，以公司所持有民生银行1.69亿法人股为质押物，为公司控股的锦州港向中信实业银行申请4亿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一则公告涉及了三家上市公司，两家商业银行和多个监管主体。这一方面显示大企业集团可以有效调集内部资源向某方面倾斜，快速抓住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一旦资金链或某些运营环节出问题，将动摇整个集团的实力，甚至有可能给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带来风险。因此，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的各方当局应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有针对性地对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涉足较深、影响较大的产业资本实行风险监测，共同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大型企业的风险监测数据库，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为更好地掌握金融监管的主动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生产函数
引言
关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林·帕特里克(Hugh T Patrick 1966)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讨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存在的两种情况:一是需求追随型(demand-following),这种情况强调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这种需求越来越强,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负债以及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情况是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型,它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这种需求在现代高产出部门特别强烈,从而推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需求追随现象与供给引导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金融部门既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又能带动金融发展。同时,帕特里克认为在需求追随型和供给引导型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引导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论文将在建立两部门生产函数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
台湾国立大学的Eric C.Wang教授根据帕特里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思想发展了一个两类型的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1.1考虑金融部门外部性的两部门生产函数
假设国民经济有两大部门: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是指除金融部门以外的其它一切生产部门)。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分别有两项投入:劳动与资本。考虑金融引导型经济,假设金融部门的产出对产业部门产出有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或者说金融部门的产出仅仅是金融部门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函数,而产业部门的产出不仅仅是产业部门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函数,还是金融部门产出期望值的函数。换句话说,如果预期金融服务的增加会促使产业部门的产出上升,外部性就将加大,有以下生产函数:
Ft=F(LFt,KFt)(1)
Rt=R(LRt,KRt,F＊)(2)
Y t=Ft+Rt(3)
另有:
Ft是金融部门第t年的产出,Rt是产业部门第t年的产出,Y t是总产出,LFt和LRr分别表示第t年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的劳动投入,KFt和KRt分别表示第t年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的资本投入,且具有如下关系:
Lt=LFt+LRt
K t=KFt+KR t
由于存在外部性,产业部门的产出不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函数,还是金融部门产出期望值的函数,(4)式描述了产出期望值的性质,适用于各期,θ为调整系数,由于θ取值位于0和1之间,离第t年越远的年份,其金融部门产出的实际值对t年的金融产出期望值的影响越小。Lt与Kt是国民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总量。考虑到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可能存在的差异,作如下定义:
MPPLF MPPLR=MPPKF MPPKR=1+δ
这里MPPLi和MPPKi(i=F·R)分别代表i部门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存在金融抑制,金融部门的效率比产业部门要低,δ的值介于-1和0之间;当经济发展到更发达的阶段,金融管制措施逐渐取消,δ趋向于0。
由dY=dF+dR,通过一个数学推导,式(1)、式(2)可以变换为如下形式:
dYt Yt=α(dKt Y t)+β(dLt LR t)
+[(δ(1+δ)+R＊](dF F)(F Y)(5)
其中,dY t Y t和dFt Ft分别表示Yt和Ft的增长率;dKt Yt表示资本存量对GDP的比率;dLt LRt表示当年劳动投入的总增量对当年产业部门所投入劳动量的比率;Ft Yt表示
金融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R＊=R F＊定义为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值对产业部门产出的边际溢出效应。
为了实证的需要,假设(5)式中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为常弹性系数ω:
R=R(L,K,F＊)=(F＊)ωψ(L,K)(6)
由(6)式有Rt F＊=ω(Rt F＊),再将(6)式代入(5)式中,可得到:
(dY Y)t=α(dK Y)t+β(dL LR)t+[(δ(1+δ)-ω]
(dF F)(F Y)+ω(dF＊F＊)(7)
(4)式的动态过程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
F＊=θFt-1+(1-θ)F＊(8)
经过迭代,得到下式:
∞＊sts=t-s(9)
注意到因为权重的和为1,所以Ft的期望值是Ft的现值和所有过去值的加权平均。将(9)式代入(7)式,又知道迭代过程的经济表达式类似于Koyck几何级数的形式,那么动态模型可以表达为以下形式:
(dY Y)t=αθ(dK Y)t+βθ(dL LR)t
+[(δ(1+δ)-ω]θ(dF F)t(F Y)t
+ωθ(dF＊F＊)+(1-θ)(dY Y)(10)
(10)式就是考虑了金融部门外部性后的两部门生产函数。
1.2需求追随型金融生产函数
根据帕特里克的理论,再考虑产业部门产出期望值对金融部门产出的外部性,有以下生产函数:
Rt=R(LRt,KRt)(11)
F=F(L,K,R＊)(12)
另有:
R＊-R＊
Yt=Ft+Rt(13)
=λ[R-R＊](0<λ≤1)(14)
t t-1
t-1
t-1
同样假设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异为γ,产业部门产出
期望值对金融部门产出的外部性为常弹性系数η:
F=F(L,K,R＊)=(R＊)η(L,K)(15)
t Ft Ft t
t Rt Rt
因此,需求追随型金融生产函数为:
(dY Y)t=ρ(dK Y)t+σ(dL LF)t
+[(γ(1+γ)-η)](dR R)t(R Y)t
+η(dR＊R＊)
(16)
考虑到(14)式,做类似于供给引导型金融生产函数的变换,需求追随型动态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dY Y)t=ρλ(dK Y)t+σλ(dL LF)t
+[(γ(1+γ)-η]λ(dR R)t(R Y)t
+ηλ(dR＊R＊)+(1-λ)(dY Y)
(17)
t t-1
(10)式和(17)式可以被转换为以下估计式:(dY Y)t=a0+a1(dK Y)t+a2(dL LR)t
+a3(dF F)t(F Y)t+a4(dF F)t
+a5(dY Y)t-1+ut(18)
(dY Y)t=b0+b1(dK Y)t+b2(dL LF)t
+b3(dR R)t(R Y)t+b4(dR R)t
+b5(dY Y)t-1+Vt(19)
其中,a与b是常数项,μ与v是随机误差项,(18)式与(19)式就是进行估计的等式。
2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本论文将采用以上的两部门动态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程度。
2.1数据指标与样本
论文实证中所需的原始数据有: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存量、金融部门产值、金融部门劳动投入、产业部门产值、产业部门劳动投入。各项原始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资本存量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来,其中各年固定资产投入采用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之和,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法,各年折旧率为0.02。各部门劳动投入采用劳动者人数。金融部门的数据采用第三产业中“金融及保险”部门的数值,产业部门的产值即为国内生产总值减去金融部门产值,产业部门劳动者人数即为劳动者总人数减去金融部门劳动者人数。
实证年限选取为1978年～1997年,共20年。各项原始数据见表1。
实证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指标:
·dY Y GDP增长率;
·dK Y当年新增资本投入量与当年总产值之比;
·dL LR(dL LF)当年新增劳动投入量与产业部门劳动投入量之比,劳动投入量采用该部门当年就业人数;
dF F(dR R)金融部门产值增长率;
·F Y(R Y)当年金融部门创造的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
经计算后,各项指标见表2。其中GDP、金融部门产值、产业部门产值、资本存量计算时以1978年为不变价,均消除了通货膨胀趋势。
2.2实证结果
将表2中各项数据代入(17)式和(18)式进行回归,回归估计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似不相关回归法是一种专门用于对一组回归等式同时进行估计的方法,其结果比通常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GOLS)进行个别估计更为精确。回归估计过程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2.0计算。结果见表3:
表3中,从回归等式的可决系数以及T-W值可以看出两等式的回归效果较好。从表中反映出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0.457,而产业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5.16。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0.457个百分点;产业部门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5.16个百分点。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还是来自于产业部门产出的提高,而金融部门对此的贡献很小。
3小结
1)休·帕特里克(Patrick 196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存在的两种情况的假设为我们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Eric.C.王教授建立的两部门动态生产函数刻画了金融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机制。
2)运用两部门生产函数对中国金融部门发展、产业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0.457,而产业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5.16,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金融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程度仅为8.16,而产业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程度为91.84。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金融部门以外的产业部门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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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C Wang.A Dynamic Two-sector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2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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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至今的欧债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中国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并从制度构建角度预防金融危机的产生。
中国金融脆弱性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对于贷款人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防范责任制并没有落实，导致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不考虑预期收益和成本；对借款人而言，不偿还贷款的惩罚力度小，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这加剧了借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商本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储蓄者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避免受到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有助于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减小银行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中存在定性披露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现象，主要是公司治理、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方面的披露，而对经营风险的信息披露不足，并且大量信息只向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提供，而不对社会公众披露。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不完善加剧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脆弱性。
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筹资者的信息缺乏全面了解。中国证券市场上缺乏权威的评级机构，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金融信息作用受限，证券市场上存在信息操纵的行为，并且信息披露法律不健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投资受损和证券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
政府对经济存在不当干预。首先，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中国的存贷款利率不是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决定基准利率，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同时，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中国政府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控制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偏低的实际利率增加了经济泡沫的风险，一方面，低利率导致大量社会闲置资金不愿存入银行，而是投入到证券或房地产市场上以获取更高收益；另一方面，低利率又导致投资者从银行借款，将借款投资于收益较高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中国经济的泡沫成分增加，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中国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第一，中国汇率制度较为僵化，这为国际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创造了条件，为避免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的冲击，中国不得不对资本账户实行管制。尽管当前的人民币没有引致国际投机，但这种脆弱性深埋在金融体系内部，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旦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高，非市场化汇率必然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第二，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账户的管制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抑制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缺乏竞争和效率，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第三，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这增加持有外币资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外汇风险，一旦人民币升值，持有外币资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手中的外币资产贬值，金融机构和企业将遭受损失。
其次，政府过度投资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过于频繁、持续时间过长，导致政府投资规模过大。除财政收入、发行政府债券外，很大部分的政府投资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非生产性、期限长、收益率低的项目，而且政府部门对投资的调控偏重于项目审批，决策者利益与项目效益没有密切联系， 导致投资决策与风险责任不对称，投资效率较低。大量的政府投资不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给发放贷款的银行带来巨大风险，加大了银行的脆弱性。
合理的制度有助于减小金融脆弱性
政府在经济中应以提供制度为主。政府缺乏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是金融脆弱性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是界定和实施产权、并提供制度，而不是干预经济。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不以行政力量干预金融发展，能有效减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造成金融脆弱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宏观经济冲击，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显现的宏观经济冲击多种多样，如国内经济增长停滞、国际收支不平衡等，虽然合理的制度安排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因素出现，但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却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国内经济不稳定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减小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体系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还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带来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合理的制度（如法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都能有效地解决金融体系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小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减小中国金融脆弱性的制度安排
完善金融体系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使金融体系中的监管者、金融中介、投资者、筹资者、储蓄者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减轻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金融脆弱性。促进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促进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评级技术，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方法，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监管机构，对评级机构进行技术指导。第二，完善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健全信息披露的法律体系，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缩短信息披露时间。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方面，应明确量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数学模型，增加对银行利率风险进行披露的要求，依法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和承销等业务信息进行披露，使信息披露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强化信息披露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构建。一是以法律形势界定政府干预。通过《宪法》和《行政法》限制政府权利，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边界，防止经济法所确定的国家干预被行政化；制定产业政策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政府调控行为。
二是避免长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会导致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加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中国应避免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应以中性财政政策为主，即财政政策不给经济运行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三是实施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利率的波动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避免央行直接制定和改变利率引发的金融脆弱性。中国还需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使汇率真实反映人民币的价值，避免人民币低估带来的低效益国外投资以及外汇占款急剧上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小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四是政府以供给制度为职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供给法律和制度，并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应注重改善社会治安秩序，提高社会安全感，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保护公众安全及契约的履行，加强社会稳定。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是建立存款保险机构，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首先要建立专业的存款保险机构，中国应建立两级存款保险机构：第一级是政府存款保险机构；第二级是存款保险公司。二是对国内银行采取强制投保的方式，自愿投保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对中国国内的银行应实行强制存款保险，即有参保资格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存款保险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自愿投保方式。三是建立保险基金，实施差别保险费率，存款保险的保险基金最初应由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出资建立，此后则以存款保险机构以收取的保费为来源。对于保险费率，存款保险公司应制定并实施差别费率。差别保险费率的制定应根据银行的风险制定。
论文提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之关键词，金融领域的竞争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纵观近代以来大国崛起，金融的支持无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建设良好的金融架构往往是提升一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本文力图介绍美国在国家崛起时金融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对大国崛起的金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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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综述 主要研究新时期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金融风险的管控问题
一、研究背景和必要性
利率市场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运行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一直是中国金融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提高金融市场资本配置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一直以来，各国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在各国实施金融抑制政策、石油危机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固定汇率制崩溃、以及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利率市场化开始成为世界性潮流。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86年和1994年全面实现了利率市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掀起了利率市场化的。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过货币来表现，货币流向引导资源的流向。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实物系统的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人民因此享受了比改革前多得多的福利。1996年随着中国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终于迈开了步伐，但是货币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的形成机制虽然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远远不如商品和劳务价格具有竞争性，因而由资金引导的资源配置效率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待发挥。经济运行的实物系统与货币系统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物系统价格绝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系统的资金价格即利率客观上也有了市场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经之路。
加入WTO后，我们就要按国际通行规则管理经济，虽然对中国金融市场我们仍然可以实行一定的利率管制，但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大量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工具，大大增加了我国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难度，很有可能我们会在与其的市场博弈中非常被动地接受变相的市场利率化，即接受市场利率实际上、某种程度已经自由化的现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对境内中资金融机构的利率仍然管制过于严格，中资金融机构过于缺乏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中进行竞争的经验，其结果可能会使他们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某种劣势，这显然对我国非常不利。
二、利率市场化下各金融主体的风险浅析
1、利率放开加剧各金融机构的同业竞争风险：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利率管理的法规制度有待进一步详尽和规范，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还需进一步完善，管理层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磨合尚处于初期水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占据着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放开存款利率有可能造成博弈论上的高利率纳什均衡一谁降低利率谁就吃亏，其结果只能是使长期受到抑制的利率出现大幅上扬，这就必然会导致过度竞争和中小存款机构退出市场。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能够合法的利用价格武器去争取生存及发展的空间，而价格竞争将会导致存款利率水平的非理性升高，如果缺少金融风险的相应控制措施，而只是缺乏远见一味追求眼前收益，存款利率的升高就会形成金融机构间的无差别价格战，必将对资产规模较小的中小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冲击。
2、利差收窄增加金融机构的盈利风险：与当前的利率水平相比，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差将成缩小趋势。同业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在争夺储蓄资源的过程中，存款利率将存在逐步提高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优质贷款资源的争夺，可能使银行不得不降低其贷款利率，从而便利率差缩小，令银行的利润空间变窄。如美国1986-1990年的存贷款平均利差比1980-1985年期间减少了54个基点(美国1986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日本1994年平均存贷款利差比1984年下降82个基点(日本1994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韩国的存贷款利差从改革初期的4个百分点下降到改革后期的不足3个百分点。整体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利差一般会减小0.5%-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金融产品相对单一，利息收入一般要占总营业收入很大一部分，在我国银行收益总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说，由于服务功能不够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尚不健全，手续费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相对偏小，利息收入甚至占总营业收入的85%-90%以上。利率市场化后利差的不断收窄，将给中小金融机构收益带来巨大影响并成为制约自身发展的关键因素。
3、利率波动增加金融机构的管理风险：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利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力度将增加，利率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将加大。经济的过热或低迷、货币资金的供求变化、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游资的冲击等，都会引起利率的波动。由于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与支出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数额、结构和期限，在利率波动频繁的情况下，如果商业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期限结构不对称，或者资产与负债的利差波动不同步时，就会产生利率收益风险。利率变动越频繁，利率风险管理的难度也越大，这给商业银行的即时反应能力和资产定价能力提出了挑战，不仅要考虑利率波动对自身头寸和流动性的影响，也要考虑利率风险对经营策略的影响。目前，我国各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的管理手段和技术都相对落后，科学应对频繁的利率波动尚具有较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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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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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文为五号宋体，英文及数字为Times New Roman（图表标题除外），行距20磅。正文的表格、图、数学公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且编号方式统一（如均使用“1.2.3.”编号）。
2. 图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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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不加边框，表格两侧不加墙线（具体样式参考《投稿模板》）。
表注及格式。表格资料来源的表注以“资料来源”引出，置于表格下；对全表说明的表注以“注”引出，置于“资料来源”下方；对表内某一具体内容的表注以“①②③”引出，置于“注”下方。
图注及格式。插图资料来源的图注以“资料来源”引出，置于图题下方，对全图说明的图注以“注”引出，置于“资料来源”下方。
“资料来源”后不加标点符号，“注”及“①②③”后加句号。
3.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12.2；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加强了全国各国金融贸易活动的强度，也同样为各国的金融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同样受此冲击。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探讨，到底开放的金融服务市场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的影响是否有利。
一、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可以从下表分析：
中国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的进出口情况（万美元）
从该表可以看出，自1998起到2012年止，在这15年之中，保险服务的进口数额一直呈现着增长的态势，年增长率为17.81%；而保险服务的出口额度虽然有变动，但是也呈现着增长的趋势。这些数据可以体现出，在保险服务中，不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都在持续增长，但是明显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属于贸易逆差。相较于保险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在1998-2012这15年中进出口额增长变动趋势更大。如上表所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8年的2696万美元增长到1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7%。进口额虽然历经起伏，但是同保险服务贸易相同保持增长。从该表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看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
2.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分析
基本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行业都吸引了一大批的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与此同时，我国的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同样接触机会向外扩张，将国内的金融服务等输出至国外。因此1998-2012这15年中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不断扩大的，且扩大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则显得水平较低，比较落后。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我国FOI与PRIVY之间高达138.122的数值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前景广阔。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对金融的发展呈现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另外，再根据TRADE、PRIVY与SIZE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并且规模越大的话就越能够存进我国金融的发展。
2.中国金融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相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与PRIVY之间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因而可以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金融增长显著的影响显著。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受到金融增长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并不大。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水平越高的话，那么其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就越高；此外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也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就会相应提高。除此以外，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就是DEPTH，也就是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该指标与前面提到的人均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两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DEPT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小。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预测，我国如果想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仅仅依靠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
总的来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首先由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再由金融发展为动力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金融服务贸易对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能够显著的推动金融的增长。但是实际情况上，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增长的效应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推动作用较小。
三、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为各国带来一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实践证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从我国角度来说，必须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加以重视，充分认识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时分析，找出目前我国应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这次机遇，并以此为契机迅速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叶薇，徐兰霞.基于资本角度谈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1（04）.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E.,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OxfordUniv.Press,1973
[2]Austin,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BeiJing：ChinaRenminUniv.Press,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论文关键词：信用风险，KMV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因子分析，信用评级
一、引 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剧，企业破产和重组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各国金融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用风险的挑战。而上市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公司质量的高低、行为的规范与否及其财务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影响市场的兴衰。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中的绩差股与绩优股为研究样本，绩差股选取截止2005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被ST的上市公司中的30家为样本和绩优股选取大盘蓝筹股中的30家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共60家上市公司，这60家上市公司全部为A股（研究的股票交易数据和年报财务数据以及相关的其他信息来自大智慧和中国金融wind数据库）。
三、模型的构建及结论分析
针对Logistic回归模型和KMV模型存在的问题，在本文中也做了部分的改进，进而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信用风险度量，以期待能找到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3.1、Logistic回归模型
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构建，首先要慎重选择参数。误选参数会导致模型的误判。
3.1.1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选择
本文选择了能反映上市公司的赢利性，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特性的21个财务指标。我们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作为因子分析的工具金融论文，其具体步骤如下：
（1）提取60家样本公司2005会计年度报告的指标数据，利用SPSS13.0现将21个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
（2）利用因子分析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KMO值及Barlett检验值，分析显示KMO值及Barlett检验值符合检验要求；
（3）计算特征值、贡献率、共同度，提取特征值大于0.8的9个因子为主要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1.687%[2]。其中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6.992%，第二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646%，第三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298%，后边的几个主因子的贡献率依次降低。
（4）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求得9个主因子的因子得分。
在运用SPSS13.0对财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方法，求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选择最大方差旋转法。结果分析如下：
（a）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
经KMO和Bartlett检验表明：Bartlett球度检验的值为838.034，概率，即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说，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值为0.636，根据KMO度量标准[3]可知，原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b）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
因子分析总方差列表中显示前9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0.8，但他们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1.687%，在特征根大于1的情况下，有7个主要因子，他们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73.64%，模型的解释力度相对较低。并由各个成分特征值的碎石图可知，保留前7个主要因子就可以概括绝大部分的信息，但这7个累积贡献率低于80%。
（c）因子分析的共同度
从因子分析的共同度表中的第二列显示初始共同度，全部为1；第三列是提取特征根的共同度，本文中是在指定特征根大于0.8的条件下的共同度，可以看到，总资产同比增长率和销售净利率的共同度较低（低于80%）金融论文，这几个变量的信息丢失较为严重。 但大部分的共同度都在0.7以上，且大部分大于0.8，说明这9个公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各指标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3.1.2、Logistic回归模型的构建
我们把这9个主因子都引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利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的BinaryLogistic回归程序包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4-7，4-8所示论文格式范文。
从回归的第一步Cox & Snell 为0.639，Nagelkerke为0.851，大于0.8，说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4]。从表4-7可以得到，模型的整体准确判别率为93.3%，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违约判别率还是较好的。从表4-8可以看出，9个主因子的显著性水平都较高，第9个主因子的显著性最大，为0.755，相对来说第2、4及5个主因子显著性水平较低。
表4-7 输出结果
表4-8 模型的回归系数
Variablesin the Equation
B
S.E.
Wald
df
Sig.
Exp(B)
Step 1(a)
FAC1_1
.934
1.133
.679
1
.410
2.544
FAC2_1 3.143
1.270
6.130
1
.013
23.180
FAC3_1 2.648
1.498
3.124
1
.077
14.126
FAC4_1 5.401
2.207
5.990
1
.014
221.581
FAC5_1 6.244
2.681
5.422
1
.020
514.663
FAC6_1 -.491
.615
.636
1
.425
.612
FAC7_1 1.775
1.065
2.777
1
.096
5.900
FAC8_1 .686
1.574
.190
1
.663
1.987
FAC9_1 .872
2.795
.097
1
.755
2.393
Constant .480
1.185
.164
1
2006年12月美国的次贷机构提交破产申请，全球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都不会预见到这会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开端。随后的22个月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单一金融产品向复杂产品蔓延，从单一金融市场向所有关联市场传导，从单一国家市场向全球市场扩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局部区域性危机，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也仅是某一特定行业的危机，一般性的历史经验和政策手段都不足以对危机发展作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这要求金融从业者必须着眼于本次危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真正推动金融体系持续修正自身的缺陷。
次贷危机是当前金融市场恐慌的“导火索”，但不是根源随着2006年底贷款家庭违约率的高企，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质量持续恶化，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导致了场外交易市场的失灵。众多金融机构由于过度参与次贷产品相关交易而蒙受巨额损失，导致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随着信用评级机制公信力丧失，投资者趋于保守，信用市场短时间内迅速紧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在缺少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随着时问推移难以支撑。本轮危机以次贷恶化为“导火索”，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形成互动，推动了价格泡沫的形成。在缺少自我修正能力和外部监管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步入了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运行的泡沫循环。
二是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日趋激进，导致经营行为的投机化和短期化。在经济繁荣周期，众多金融机构的利润诉求被绝对化、单一化。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异化使得金融资本更多地流向短期回报高的领域，并使用过高的杠杆率。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三是央行等金融监管者无条件地信任市场，导致了监管空白。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没有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策略。在市场出现泡沫化倾向的时候仍然坚持“市场万能”的理论假设。
金融危机的真正前景取决于金融市场的修正，而不是短期二救市”措施
针对本轮金融危机，此次国际发达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干预措施，其规模和频率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政策意图直指当前金融市场存在的信贷极度紧缩、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短期看，市场的信用“痉挛”源自于投资者、交易者的信心丧失。对于交易对手的缺乏信任使得市场参与者手中储蓄的流动性无法转化为市场中可用的流动性。“救市”举措就是用国家信用填补市场信用的不足，这是短期之内的应急措施，也是无奈之举。
从长期看，金融危机要得到根源性的缓解，必须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一系列真正的调整和修正，重新建立起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国家的信任。
一方面，市场纪律必须得到重新梳理和改革。理性、均衡的市场文化需要回归。正如传统的金融理论所言，市场中应该是风险对冲者和风险投机者协调并存。在投资取向多元化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才是平稳而准确的。从近期情况来看，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主要金融机构股票价格被大量做空仍然反映了市场中的投机倾向的泛滥。许多金融机构激进逐利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因危机的发生而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观，或将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恢复，或将为未来其他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者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市场的发展变化。市场并不总是万能的。特别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国的市场往往不仅在本国因素的影响下自我调节，而是受到全球市场的共同影响。在市场自主运行的领域，金融监管者需要不断质疑本国金融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效性，持续对市场运行规则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并及时提出修正意见；在政策直接干预的领域，监管者需要全方位地运用监管工具，及时地掌握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信息并分类采取监管措施。建立清晰明确的监管规则，让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进入，让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退出。
中国金融业需要充分利用此次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对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十分有限。这得益于国家宏观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所提供的坚实基础，监管部门制定了审慎有效的监管要求，以及我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等原因。但从长期趋势以及全球实体经济联动性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心存侥幸，独善其外，而是以此为鉴，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一是按照宏观调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积极应对短期国际经济冲击，充分加强内需的缓冲效应。此次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将不断显现，并将可能危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出口依赖型向均衡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加快这一进程，庞大的内需市场也是我们对冲外部影响的重要支撑。中国金融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采取更多的行动适应和参与这种转变，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规避风险。
对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是诚信？什么是信用？什么是征信？什么是“经济身份证”？这些概念可能都比较模糊。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实用征信知识手册》一书详细解答了这些疑问，并就各金融机构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典型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
诚信，是守信的品质和人格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子曰：“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圣经》中说：“诚信比财富更有价值。”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诚信都被视为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和道德的基本准则。
个人征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发展消费信贷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征信体系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产品，使金融交易中的授信方或金融产品购买方能够了解信用申请人或产品出售方的资信状况，从而防范信用风险，保持金融稳定；同时，通过准确识别企业、个人身份，保存其信用记录，对失信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可以说，征信系统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石，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对社会诚信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征信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程度正日益加深，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作为一本帮助公众了解征信的图书，《实用征信知识手册》虽然离不开专业性，但它不是高头讲章，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本大众的普及读物。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生活中常遇到的各种征信问题一一列出，方便我们按需查找有关征信方面的知识。该书主要从征信知识、征信案例、征信法规三方面介绍了我国征信系统及其发展的有关内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从金融机构实践当中选取了60个真实案例，分别从个人贷款、信用卡业务、贷款催收、贷款审批、风险监控、非银行信息等方面讲述了企业与个人征信系统在经济运行和百姓生活中所体现出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积极作用。透过这些典型案例，更加有利于帮助我们了解征信，如何取得个人信用报告（即个人的“经济身份证”），解读个人信用报告，维护自身的信用记录，从而更好地享受现代信用服务。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盛 。”就个人而言，诚信为立命之本；就企业而言，诚信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社会而言，诚信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国家而言，诚信关系着一国在世界的国际形象。
信用，不仅是个道德观念，更是可能蕴藏着巨大商机的资源。《实用征信知识手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征信知识、提升自我诚信意识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维护好自己的个人信用，能够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买卖交易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安全，同时也期待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能够更加健康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