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30 04:11: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价值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关键词：梅溪湖；土地价值；评价；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77-02
土地价值问题，是中国土地经济理论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且至今尚未有统一理念的基本理论问题。对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进行分析评价，必须建立在土地价值理论基础上。
一、土地价值理论概述
关于土地价值理论，中国存在土地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土地收益论、土地商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使用价值论、二元价值论等观点。
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无价值而有价格的纯自然土地具有“虚假的社会价值”，已经人类劳动投入的土地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构成 [1]。主张土地价值二元论的学者，把土地物质称为自然土地，把土地资本称为人工土地，认为“土地有自然土地和人工土地所构成，前者无价值而后者有价值，二者组成统一的整体”[2]。如今，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经过人工开发过的，既包括原生的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部分，又包括经过人工开发的人工部分，这种土地可称为经济土地，是现实的经济资源[3]。
所谓土地价值，是指进入人类社会后，人类经过长期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沉淀凝结在土地或土地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且土地价值具有历史增积累性、外部性、增长性和空间差异性等特殊性质[4]。
二、长沙梅溪湖开发区概况
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通知》。该《通知》批准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沙市决定在河西的大片区域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导区。梅溪湖位于湖南省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岳麓山西面，西二环至三环之间，原本属于岳麓山的桃花岭景区。2007年，长沙市投资200亿元启动梅溪湖综合开发项目。梅溪湖综合开发项目是集防洪、生态产业、文化旅游和高档住宅开发于一体的综合型项目。规划范围北起龙王港路，南接桃花岭景区界线、东起二环线、西至岳麓区与望城县界线，总规划面积18.05平方公里，该地主要为耕地、园地及山林地，场地整体地形呈南北高、中间低的态势。区内拥有长沙市区最大的湖泊3 000亩梅溪湖，4 360亩岳麓山支脉桃花岭等，在城市自然精华处尽显山水洲城之经典。以湖泊为核心，环湖布置国际研发中心、国际商务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国际居住中心。政府将此区域定位为长沙未来新的城市中心，并要将梅溪湖建设成“国际服务区、科技创新城”。
三、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评价
（一） 土地价值结构评价
在土地与人类活动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土地系统逐步演变为人工控制的经济系统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藕合的复合系统，即土地生态经济系统[5]。因此，土地不是单一属性的物理商品，具有物理、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功能属性的指向。在土地的功能价值系统构成中，土地至少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德等3个构成要素[6]。长沙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也可以从这3个方面进行评价。
1.土地经济价值评价
土地的经济价值强调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生产要素参与人类经济系统的运行的资产特性。不管是在农业社会时代、工业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土地都参于整个社会生存和稳定的根基构建、GDP 贡献、经济生产系统运转，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要素[7]。
梅溪湖的开发“以基础设施带动产业发展、以环境整治带动新城建设、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中兴房产投资600亿元，2011年，梅溪湖创新科技研发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以及国际CBD三大引擎全面启动。其中，国际CBD是长沙未来最高端、最先进的城市综合体，将成为城市未来最具价值的综合性地标。梅溪湖的开发过程的各种投入，都转移到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中，形成土地经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产业定位为“湖南省先行先试区、长株潭产业转型示范引领区、长沙高新产业核心聚集区”的大河西先导区，目标定位是力争到2020年把先导区建设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4 000亿元以上。梅溪湖作为大河西先导区的重点开发区，其土地经济价值不容小觑。
2.土地生态价值评价
土地的生态价值强调土地作为自然系统的结构要素参与自然生态循环、生态调节，具有涵养水份、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生态平衡等生态功能。土地既具有经济功能又具有生态功能，从长远来看其中生态功能更为重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土地资源利用之路 [8]。
梅溪湖新城以“生态体系+城市规划”的建设思路，制定了《梅溪湖新城绿色建筑设计导则》、《梅溪湖新城绿色施工导则》等专项导则，执行国家绿色星级标准建筑，二星及三星以上绿色建筑比例不低于30%，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绿色交通体系。一是水环境建设方面。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工程，该项目新开河道5.18公里，宽70米，河道两侧绿化面积达9.3万平米，水质达到IV类，防洪能力提升到了200年一遇；肖河整治工程，长2.78公里，宽30米，河道两侧绿化面积约7万平米；梅溪湖湖泊，湖面面积达3 000亩。另外还有湖泊的景观工程（包括节庆岛、立体花卉和公共景观雕塑等）。二是生态公园建设方面。整个梅溪湖绿化面积共达8 500多亩，其中，桃花岭山体公园面积约4 360亩，梅岭公园面积约450亩，体育公园面积约67亩，人工湿地公园面积约105亩。
2012年11月19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批准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新城为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梅溪湖新城作为湖南省省唯一推荐的项目，跻身全国首批5个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便是梅溪湖土地生态价值的最佳肯定。
3.土地社会价值评价
土地的社会价值强调指土地具有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知识增量、稳定社会秩序等的功能。
梅溪湖开发区的街道文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交通接轨城市化，铺就乡村文明路；基础教育城市化，开启文明一扇窗；文娱健身城市化，引导生活新方式；人居环境城市化，打造都市新村庄；创评活动城市化，倡导文明新风尚[9]。梅溪湖国际新城总建筑面积约1 000万平方米，以“造城”的恢弘手笔，最大程度地展现人、自然、城市三者的和谐交融。引入国际领先的城市营运理念，致力创建环保节能的低碳城市，将成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光辉的里程碑，并为未来中国城市建设、区域运营树立全新典范。梅溪湖开发区不仅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知识增量、稳定社会秩序，更有可能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
（二） 土地价值增长评价
农地城市流转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土地需求量增大，城市土地需求者通过经济的手段或者行政的手段将城市附近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以满足城市土地需求的过程，主要集中于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10]。作为城市边缘农业土地价值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与农业土地地租有关的土地价值，另一个是可预见的土地转变成城市用地后未来土地地租增值所带来的价值。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城市区域范围的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土地价值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土地用途转变和重新开发，也导致土地价值增加。重新分区、城市扩张过程中区位优势的变化、公共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的提升、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私人对土地投资的增加也会改变土地价值。
梅溪湖开发区，将围绕建设“梅溪湖国际服务及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目标，通过6―8年的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环境友好、配套设施齐全、地标建筑突出、产业特色明显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城市功能区。作为长沙生态绿色新城的先锋，未来梅溪湖新城将大量使用低碳的基础设施，同时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进行土地开发，区域内将构筑地铁、地面公交、片区轻轨、沿湖公交行走带四大系统。很明显，未来的梅溪湖将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得到明显的区位优势，周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也将明显提升，而整个长沙市也将面临重新分区，政府将此区域定位为长沙未来新的城市中心，并要将梅溪湖建设成“国际服务区、科技创新城”。据此，预计梅溪湖开发区的土地价值，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参考文献：
[1] 乔志敏，肖扬.土地价值剖析[J].社会科学家，1998，（2）.
[2] 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陈征.土地价值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4] 段正良，张维然，叶振飞.论土地价值的内涵、来源及其特殊性[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5] 张兆福.土地生态经济系统机制及其调控研究[J].生态经济，2006，（6）.
[6] 邓伟志，李叔君.土地的生态价值与制度安排――论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处[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7] 黄中显.土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法律协调[J].理论月刊，2009，（9）.
[8] 刘晟成.城市空间拓展应重视土地的生态价值――天津滨海新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保护的研究[C]//城市规划和科学发
展――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9.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学 溯源 研究进展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运用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来研究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规划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对象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经济学概念，人类早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尚未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时，自然资源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人口的激增，工业文明的进步，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超出环境容量时，环境容量也成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观念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而逐渐步入人们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可持续经济学也因此应运而生。
本文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源头出发，沿着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论述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相关问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源流：古典经济理论
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限制性这一问题上。在他们眼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古典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可以追塑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和18世纪的马尔萨斯。前者经济学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可以认为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而后者在其着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人口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指土地、粮食等）的限制，第一次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激发的思想渊源。因此，资源环境经济学滥觞于古典经济理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古典经济学家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派，分别是“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和“乐观的李嘉图”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又被称为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的前提假设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依赖于可耕地存量这一核心资源，而可耕地存量是存在一个绝对界限的，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这一上限，人口的持续不断增长将会对可耕地存量形成巨大压力，进而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与“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相对应，“乐观的李嘉图”模型也被称作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这一理论否认了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所认为的可耕地存量的绝对上限，但是认为可耕地存量的边际产出递减，在质量上是逐步降低的。这一学派认为可耕地存量这种相对的稀缺性，一般情况下耕地存量的限制只会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不会成为长久的制约。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的联系，可以认为，李嘉图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约束条件的放松。而且这两种理论都假设科学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其理论前提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制约。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悲观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可耕地只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在质量上是没有差别的；而乐观的李嘉图理论则认为可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存在差异的。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奠基：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着手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对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新的探讨。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源存在着相对稀缺性，因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物质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这些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价格机制这一无形的手来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最优化的动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资源环境问题是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限制的。因为，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会导致资源的质量品质降低，资源的平均成本也必然会增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价格必然会刺激新技术、新发明去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是对已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回收与高效利用。所以，在新古典的语境下是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实质上可以看做是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是比较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并为后世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是新古典的代表性理论。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比较推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并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然而飞速的经济发展也使西方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并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开始怀疑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社会福利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之下实现最大化这一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和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发展理论，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系列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思想的新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一）自然资源价值与定价理论
根据马克思对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理论界一般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决定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的有用性、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第三种观点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认为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初期没有价值，但在当代却是有价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与地租与代际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地租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就是根据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认识，目前价格理论主要有两种：的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价格理论。
的价格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即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价格的制定应该以价值为基础，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了价格的高低。而价值量的大小则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核心则是效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二者的关系，当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决定的实际商品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中的主要定价模型有影子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均衡价格模型和效益换算定价模型等。
在对生态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这次会议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对生态和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和污染问题理论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资源保护和产权诸方面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总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人去行使，其间必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然而，国家及其各级委托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目标。每个环节的人与它的委托人的利益目标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涉及到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问题，就我国而言，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方面。
污染问题。污染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活动负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基本上继承了庇古和马歇尔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污染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污染与排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格机制也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污染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征税可以有效地遏制污染问题蔓延，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在价格中便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经济学家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时往往把可耗竭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两个参数出现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因为可耗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污染在短时间内的不可逆转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矛盾。
（三）新环境贸易理论
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人们对规模收益递增、非完全竞争、产品差异等理论的探讨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考虑了跨国公司与企业或资本的国际流动性等特殊因素。博弈论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里涉及不合作政府行为、环境法规约束的后果、公司决策等多阶段多层次的问题，使应用这一方法更复杂。基于这些原因，大量实例用于检验有关最优政策等观点。这方面研究可能扩展到投资的不可逆性和时滞性、完全不同的策略抉择等问题，也有一些实证论文探讨了环境经济的国际性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自各方的生态环境与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理论来保证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以至未来世界的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和完善成为大势所趋。1987年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满足现有一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将来几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做出经济分析等。
为了系统系地分析生态系统及其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态学家们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持稳定与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可控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各国有志之士也发起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以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的、环保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以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而提出，并受到了当代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推崇。各国的政府组织和NGO都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发展主线。古典经济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对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信心，这一信心否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做出各种各样的说明。而且这也使得近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纵观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脉络可以得知，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从最初的“环境资源的稀缺理论”发展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趋势已经涉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都已经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畴逐渐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系统性考察。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本质实质上是人们在其生产生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变得理性和谐的过程。人们只有深刻把握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本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邵赤平，李慧凤.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
2.沈满洪.环境经济手段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3.郑玉歆.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与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李慧凤.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评介.商业时代，2006（33）
5.杨昌明，成金华，邵赤平.资源环境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论文摘 要】 生物科学为实施生态德育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和教育资源，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教育，能促进学生生物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实现科学技术的和谐发展，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生物学作为一门与生态伦理学、生态德育有着理论渊源关系的学科，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对达成生物学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课程目标，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完成基础教育的公民素养培养任务乃至对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生态德育的概念
当前关于生态德育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于生态德育的价值论层面上，实践研究相对较少，对生态德育概念上的界定也比较单一。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在生态德育概念的表述上几乎都是援引刘惊铎教授的观点:“所谓生态德育，不是生态伦理学，也不是生态道德，而是一种生态教育活动，一种新德育观。它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要在受教育者的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这是目前学术界认可度比较广泛的生态德育概念。
二、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德育的必然性
1、生物科学为生态德育提供科学理论基础
生态德育的科学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区域中由生物与其所处的环境所构成的统一的整体，它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以及非生物环境等几个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结构上说它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等几个密切相关的部分组成;从功能上说，它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将各组成部分紧密联系起来，并具有稳态和反馈调节的内部机制。各种生物通过食物供养关系相互联结起来，构成食物链和食物网，物质、能量、信息主要就是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动的。在自然界中，处于食物网中的各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总能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就是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是生态系统维持这种平衡状态的能力是有限的，当外来的干扰因素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时，生态系统就会失衡，或者说生态平衡就会破坏。
2、生物学课程为生态德育提供教育资源
生态德育以生物学知识为科学理论基础，这就使得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德育具有明显的优势，生物学课程能够为生态德育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初中生物学课程为例，《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将“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规定为初中生物学课程总目标之一。在课程内容的设计思路中也指出“考虑到具有关心、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是九年义务教育重要的培养目标，结合生物学科特点，内容标准突出了人与生物圈……”在教科书的编写中，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生物学实验教科书为例，在课程内容的编排上体现了以生物圈为主线的特点。以生物圈为课程内容的主线，将人类和其他生物都纳入生物圈的范畴，引导学生树立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自然观。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课程理念。从具体的课程内容上来说，不同的课程内容有不同的生态德育价值，和生态德育的内容体系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作为相应的生态道德教育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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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德育的意义
1、促进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发展
中学生物教学中的生态德育是学校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德育，有助于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养成。这是生态德育的本位性，也是生态德育的价值所在。生态道德素养的培养有多种途径，不只是生物教学，还包括物理、化学、地理等学科的教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的其他教学活动、学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等都是培养生态道德素养的途径。但是，生物学科作为一门与生态德育有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的学科，在生物教学中实施生态德育有着更多的有利条件和因素。生物学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系统、全面地认识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自然观，进而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道德意识;对生命本质美、生命过程美、自然生态景观美的体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生物学中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以及人们采取的相应的环保措施等内容和实践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能力。
2、促进生物学课程目标的达成
将初中生物学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课程目标。和生态德育理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对应关系。对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他方面目标的达成，生态道德教育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必然要求学生了解当今自然界生物资源状况，也就将我国的生物资源状况包含在内;生态德育要求培养学生热爱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情感，也就必然的包含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的培养;同时，生态德育要求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能力，其中包括保护环境的能力，而保护环境离不开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比如科学的态度和创新、实践的精神;另外，生态德育也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因此，生态德育不仅有助于中学生物学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课程目标的达成，而且是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课程目标的超越。
3、促进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和谐发展
在二十世纪，生物科学和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例如遗传育种、基因诊断和治疗、人类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等等在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观念。进入二十一世纪，生物科学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头学科之一，生物科学和技术必将在人类历史上再创辉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全人类正在面对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才有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主张放弃科学技术，回归自然。当然，我们应当认识到，错误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的观念上。掌握在人手中的科学技术就好比一把菜刀，菜刀可以切菜，但也可以用来杀人，菜刀做什么，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念。所以，要想使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首先掌握科学技术的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热爱人类自身，热爱包括人类在内的大自然，要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谋福利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边发展边治理。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今天在生物课堂上学习的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有一部分将成为未来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的生力军。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让他们懂得热爱自然，关爱生命，实现科学技术的和谐发展，避免像大学生用硫酸伤熊这样的愚蠢事件再次发生。这种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的树立不是通过生物科学知识的学习可以完成的，必须通过生态道德教育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周谷平，朱绍英.生态德育与环境教育之关系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5，(2).
[2] 文惊铎.生态体验，道德教育的新模式[J].教育研究，2006，(11).
[3] 周谷平，孙朝阳.哲学视野中的生态德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5，(7).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4．4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论文摘要:本文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加以比较，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明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自成体系。它以高度的哲学性、深沉的宇宙性、朴实的自然性彰显出独特的品性，故有学者称，“最能够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属”。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it，或译作施韦泽、史怀哲，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思想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将视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将动物和植物均纳人伦理范畴。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正开始沿着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前进”。史怀泽生命伦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史怀泽研读《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史怀泽思想影响之深。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人类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敬畏和重视生命
道家有贵生的主张，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老子》强调“自爱”“摄生”“贵生”“长生久视”，并用反问的口气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科章)的问题。庄子也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庄子认为，人类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对自然肆意践踏乃是完全背离“物我同一”的妄为之行，其最终结果是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伤害了自身。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更是对生命的重视。史怀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只对自身的生命意志负责，对其他的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人对其同类也同样麻木不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史怀泽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史怀泽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并对善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规定善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理性。
二、整体主义自然观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这是道家在生态伦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天则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道则以自然为归。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认为“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依凭自然界的天性行动，反对破坏自然的矫饰和人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没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权利。如果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开来，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践或摧残自己，并最终会毁灭自己。这是一种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之内，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底蕴和最高评价标准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统一性与世界和谐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道家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可见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
三、万物平等论
人与天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作为万物一员的人类本身并没有高于或优于其他物类的特殊价值特性或存在身份，两者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样，庄子从“人与天一”自然推出“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论。
道家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自然价值观点。“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种价值论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从万物自身所依据的价值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分别。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有无的相对意义上看，其差别也是相对的，这些差异不能说明事物贵贱的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物独特价值的理由。所以，从生态系统整体论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人对天地万物也应当一视同仁。
庄子“物无贵贱”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两千多年后，史怀泽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即生物没有等级之分。因为在生物之间进行价值的区分，其据以判断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中存在着无价值或低级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它是可以的。但“真正伦理的人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所以，善待生物与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史怀泽由此认识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与万物为友，平等对待他们。“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同追求。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道家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从价值论维度看，生命个体不仅是被动性概念，也是个自主性概念。受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的启发，康吉莱姆在把个体性理解为一种存在论关系范畴的同时，又赋予其价值论的意义。他指出：个体性概念和生命价值概念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一个生命体不能被归结为各种影响作用的交会地”，就是说，不能把生命体理解为一个纯然被动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机体所依赖的那个环境是被有机体自身所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一个与其环境深度融合的生命体具有这样一种存在特性，即：它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周围的事物以意义，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与某个需求相关的价值的评估”。这种评估意味着，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构一个不可还原的价值论参照系。根据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这种价值论解释，康吉莱姆指出了现代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它试图将对意义的思考驱除出它自己的领域，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物理化学的科学精神，将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让。实际上，生命价值在生物学中具有优先性，因此，对于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来说，它首先应把生命体理解为一种意义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价值秩序中的一种性状。换言之，生命个体以其自身为中心来组织它的周围环境。从认识论维度看，生命与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康吉莱姆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第三种反思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生命研究如何可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康吉莱姆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尽管他非常赞赏黑格尔的生命与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还是远溯到了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的本性是“灵魂”，而灵魂“同时是生命的现实、实体和它的规定、逻各斯”。康吉莱姆认为，亚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则的灵魂概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具有类同性。
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个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交换”。因此，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都认识到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中都存在着一个逻各斯或概念。当然，康吉莱姆在这里只是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同一性关系，而他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是通过吸收柏格森的有关思想来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观点，概念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用以扩展人类机体适应其环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工具，换言之，概念认识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概念认识又是虚构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实本质，只有直觉认识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质。就此而言，概念是与生命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机体都可以同化它们体外的事物以用于摄入营养和维持生存来说，它们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这种官能。在此基础上，康吉莱姆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机体、肉眼可见的有机体才能够概括。所有的生命体，细胞、机体组织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层级上，生存都意味着选择和忽略。”由此来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说从环境中来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体的典型趋向，那么人类的抽象认识是对这种典型趋向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扩充。根据生物信息和认知信息之间所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康吉莱姆得出结论说，“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义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疾病、健康与差错
在阐明生命的本质是个体性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莱姆接下来试图揭示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而他对生命现象的探索，是在对现代医学中的“健康”、“疾病”、“差错”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对“常态”的偏离，而是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痛苦。法国医学传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是，“健康即常态”。这里，所谓“常态”是指“理想常态”，也就是一种用以定义健康状态的“统计学的常态”。基于这一常态概念，法国医学对疾病和健康进行了界定。疾病被定义为一种对理想常态的偏离，它表现为“正常状态的量的变异”。就是说，病理现象被描述为一般生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增大或减弱。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是一种疾病的实证主义观念；然而，实际上，疾病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生理参数的量的变异。他认为，这种量的变异无疑可以成为疾病的一种指标，但只有当它反映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偏离，反映一种量的变异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病理的。例如，根据与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参数，血液里同样的葡萄糖含量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病理的，但对另一个就不是。确定一种症状是否为病理的关键，在于“它在一个个体行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脱离这种内在关系、孤立地谈论症状和疾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器官、组织、细胞有疾病，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不正确的，“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疾病只是作为整体的机体组织的疾病”。而从机体组织这个整体来看，疾病其实是生命的消极价值的存在，而消极价值是整个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独特性质。正因为如此，用以确定疾病状态的，就不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个体性，正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表明的，医生所治疗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病例，他们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态”的恢复或持续，而是生命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与上述关于疾病的哲学定义相适应，在康吉莱姆看来，健康也不是指恢复到由理想常态所定义的正常状态，相反，健康是指生命体经由容许自身变异的空间而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个衰弱与退缩生命的特征。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面对风险。健康是创造性的，能够在剧变中存活并且创造。”
与此相应，痊愈，作为一个从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恢复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状态，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个体常态”。痊愈不只是一种对先前正常状态的回归，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出现。3．差错差错，是生命的正常表现形式，是生命多样性的表征，是生命适应环境的创新能力，是科学思想史的“连续”。“差错”本来是一个病理学概念，但它一经诞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国哲学家的注意。法国哲学界对于差错的把握主要有两条研究轴线，一条是科学认识论轴线，另一条是生命科学史轴线。但不管是哪一条研究轴线，都深受康吉莱姆差错观的影响，以至于福柯称康吉莱姆为“一位关于差错的哲学家”。那么，康吉莱姆的差错观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莱姆首先提问道，假如某些生态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生命体早已被编程，生命是严格地按照既定程序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生命现象中的“差错”？生命科学家把“差错”归因于遗传错误，又将遗传错误归结为信息错误。与此不同，康吉莱姆认为，大量的错误是在对环境的错误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出了错误，是人类将自己置于错误的地点，与环境产生了错误的关系，以及在错误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动、繁荣的信息。然而，这是正常的。康吉莱姆坚信，为了生存，我们在出错后适应，这应当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质中已包含着出错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遗传缺陷。不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可错性，正是生命的多样性的表现，它体现了生命打破旧规范的能力。基于这种理解，康吉莱姆指出，科学认识无非是对正确信息的“迫切探寻”。这种正确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发现。遗传密码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发而起作用？结果是什么？康吉莱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体情形中被恰当地提出并给予解答。以差错之于生命的内在性为基础，康吉莱姆进一步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永远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体，是注定会“出差错”、必定有“差错”的生命体。概念，就是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而“一旦承认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对于这种偶然事情的应答，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差错乃是造成人类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体地说，真与假的对立，人们对此二者的赋值，以及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机构所产生的与这种对立相联系的权力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对生命所固有的差错所做的延迟了的答复而已。如果说科学史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只能把科学史当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实质上就是真与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这种再分配永远不会把终极真理透显出来，因为在康吉莱姆这里，“差错”并不是某种真理的遗忘或延误，而是人类生命和物种之间所特有的维度。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在自身中包含着差错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错误，而真与假的剖分，以及人们赋予真理以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错是生命史和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这种差错观出发，康吉莱姆紧密地将生物学知识同他自己的独特的生物学史写法结合起来了。他拒绝像进化论者那样去“推导”生物学史，他所关注的是显示生命与生命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追寻价值和规范的踪迹。
三、对生命科学的哲学反思
根据以上对生命本质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康吉莱姆对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进行了哲学反思，试图为现代生命科学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对于生物学，康吉莱姆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顾名思义，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知识”，但问题是：生命如何能够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康吉莱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第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被“假设”出来人为地成为生物科学的恰当对象的。通过对反应、畸形、畸形环境、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莱姆得出结论：生命概念实质上是从全部生命现象中抽离出生命体所特有的过程的产物。因此，生命与认识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着调节和自动保存，生物学当然要去探索保证这些程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机制同样显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错等。因此，生物学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关于生命体的科学。实际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认生命的独特性才能适用于生命，或者说，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认生命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认识生命。第三，生命科学作为“科学”，它要获取认知信息，就此而言它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正是这一点使得生命科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也决定了生命科学不可能更不应成为物理学、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殖民地。针对生物学完全被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神所笼罩的现实状况，康吉莱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一种沉溺于物理化学科学的生物学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种生物学被还原为或沦落为了那些科学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四，从总体上说，一种认识如何能够成为生物学的认识？康吉莱姆给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存着的和倾向于生存的个体，即那些倾向于在一个给予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能力的个体，生物学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仅是那些可以纳入分析视野的作为部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价值化环境的个体性全体。针对在生物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莱姆强调对于生命现象应该持一种整体论观点，其目的是要生物学研究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学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编写自身的历史并自觉地提出专属于自己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具体地说，生物学应当把自己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般方法。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常常称自己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针对现代医学的这种自我意识，康吉莱姆在其1943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正常与病理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在他看来，医学不是一种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现代医学中的“正常”和“病理”概念是有问题的。在现代医学中，这两个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态概念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态的状态，而所谓“病理”是指对理想状态的偏离。这两个概念的问题根源于理想常态，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成问题的。理想常态是指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一种抽象物，它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具体个体，这就表明，它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个体性。因此，如何基于个体性来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现代医学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的生命个体性概念出发，康吉莱姆提出，如果现代医学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它也应该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科学。在他看来，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这个医学问题其实只是生命价值之本质这个一般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对所有的生命存在者来说，“常态只是自然选择所维持的一般偏离形式”。他强调了生命价值与个体变异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不规则和反常设想为影响个体的意外，而应看作是个体的实存自身，“生命体的各种形态不被看作是参照某种先定的真实类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些机体组织，这些组织的有效性，即它们的价值，需要参照它们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针对理想常态，康吉莱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态概念，即“个体常态”，以个体常态来替性常态。个体常态不是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不能以统计学的方式被定义，它是一种新的常态，即个体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新结构。康吉莱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关于现代医学的规范性观念，他还力图将这种观念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将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沟通起来。这里，我们以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看法与现代医学中关于病态和常态的看法的类同性来说明这一点。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认为特例或变种因为偏离了理想常态因而是病态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如果变种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常的。这种矛盾迫使康吉莱姆去提问：一个偏离理想常态因而是异常的个体，例如一只无翅的果蝇或一位酷儿，究竟是有病的个体，还是生物学或生活方式的创新？康吉莱姆指出，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常态概念，而将生物学中的常态概念理解为生物构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生命形式的变异恰恰就是对剧变的环境的一种有弹性的、有成效的适应。相反，缺乏变异的即常态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走向灭绝。事实上，在生物界，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新的生命形式取代旧的生命行为而成为常态是屡见不鲜的客观现象。同样，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就是常态。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态的。既没有常态的环境，也没有哪种生物构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态的，而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态。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其实只是指不符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常规，其实这种“病态”也应该被理解为常态，即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以对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现代生命科学的反思为其出发点。现代生命科学家认为，动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环境不过是由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种种自然法则所构成的体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论上具有不变性。不仅如此，就连有机体的生物构造本身也是不变的。在康吉莱姆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这一不变性假设，以及以它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理想常态”，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个体性。于是，康吉莱姆生命科学哲学的致思路径就是，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状态来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质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所谓生命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性。正是站在个体性的立场上，康吉莱姆达到了对生命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在细胞、分子等水平上来更为精准地科学地认知生命，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命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恰恰相反，在康吉莱姆看来，死亡、疾病、畸形、异常、差错等生命现象，有着价值论与政治的问题。正是由于无见于此，现代生命科学将“差错”错误地描述为某种“偏离形式”。实际上，被理解为“偏离形式”的“差错”本质上是生命个体相对于普遍整体而言的特殊性，从个体性立场来看，它恰恰是一种常态。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既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防御性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新的斗争活动。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态”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动有其价值属性，因此“常态”是一个价值论概念，而决不是像现代生命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基于这种认识，康吉莱姆构建了其生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强调“生命即概念”，从价值维度重构了“正常”、“病理”等范畴，要求生命科学研究从“理想常态”转向“个体常态”，并且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可以说，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医学、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它们的实际应用展开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考量，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如果我们把基因的变异看作是缺陷并进而梦想着去消除这种缺陷，那么很可能“在这个梦想的结尾，我们却发现了基因警察，他们披着基因科学的外衣……梦想找到绝对的药方，往往就意味着梦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为恶劣的药方。”
会议开幕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全体与会代表为刚刚去世的我国音乐学家、新疆十二木卡姆专家周吉先生默哀一分钟，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哀悼与追思之情。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43篇，参与讨论的学者达50余人次，无论是研究视野的宽泛、研究内容的深度还是研究方法的前瞻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观点和建议。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特点
刘承华的《“保存”与“生存”的双重使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区分了“遗产”与“需要保护的遗产”之间的不同，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性、行为性、符号性、口传性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精神性、对受众的高度依赖性和成果的易逝性等特点，提出“保存”性保护和“生存”性保护两种策略。
周海宏教授的发言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保持我们母性文明的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恢复感性良知，而这种感性良知来源于理性良知。另外，“京剧进校园”为时已晚，要真正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从幼儿园抓起。周先生还从心理学和语言学角度对我国民歌中衬词的使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郑茂平的《关注本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里本质及其保护的心理取向》从文化自觉的心理本质揭示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理特征，即感性体验性、情感凝结性、心理图示性、心理期待性、心理弱势性、心理内隐性，这些蕴含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中的心理本质特征，会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呈现出多层次、多目的的心理取向。
邓钧的《论“原生态民歌”的不可比性――兼及民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属性》通过对民歌概念和“原生态”词汇分析，认为当下关于“原生态”民歌实属一个伪命题。深化民歌形态、文化特性和功能的认识，将有助于对传统音乐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为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周雪丰的《音响与音场――浅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指出，形态与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方面，音乐最直接的形态是音响，而音响又寄生在音场之中，作者以音乐类“非物质”属性之音乐行为过程为切入点，阐释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响易逝性、传播变异性、听觉强制接收性特征，与音场直接影响其音响效果的特征。
二、有关音乐卖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与保护方法研究
这一板块的论文数量最多，充分显示出学者们在丰富的田野考察和音乐文化保护实践的同时所进行的学术反思与理论求索。
周吉先生生前提交的论文《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结合自己多年田野调查经验，提出要保护好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风格”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保护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传承人，这两点是做好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
秦序的《实现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间的良性互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分析了“十年”中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冲突的本质，指出唯有总结历史教训，找寻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的契合方式，实现传统与创新的良性互动，方能更好地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艺术的全面繁荣。
杨民康的《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从四方面深入探讨了对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认识：1、应该对“表演艺术”设定一个合理的适应性范畴；2、加强音乐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研究；3、掌握好“传统与变异”、“保持与创新”的相互关系和评价尺度；4、注重多学科学者的合作与互动。
桑德诺瓦(和云峰)的《“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认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树立“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理念。对于“品相”杰出、“血统”正宗、“转型”适时的品种，应尽吾所为而为之；对于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转型扬弃”或丧失“民俗根基”的品种，应适当有意不为之。提倡并鼓励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西部大开发”、“文化大繁荣”或“文化产业链”的有效补充和延伸，以及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的创新思维。作者指出，尊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本身就是一种适时、科学、求实的保护。
曾遂今的《关于音乐类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行为的思考》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样来“保护”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作者提出了音乐无形资源研究应该涉及的三个方面，并客观地指出几种值得质疑的保护措施，以供学者们思量。
李玫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还需建立文化结构形态系统化研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音乐文化研究必须立足到音乐结构内部的、微观的系统研究，其中重点提到对文化物质载体的工艺结构形态要加以关注。
李宏峰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论律学研究在音乐遗产保护中的作用》针对当前遗产保护、传承中的不足，阐述律学研究在纠正音乐遗产传承偏差、促进濒危音乐技艺恢复、确立传承者文化自信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律学研究如何与音乐遗产保护实践结合、如何为音乐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晓东的《社会转型期民间音乐传承的思考》指出，社会转型时期音乐学者应该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做好民间音乐文化“太史公”和“服务员”的工作，并且与管理学专家密切配合。此外，给民间音乐以音乐伦理学的关怀，使各种文化事象恪守准则，实现其应然状态，那么，民间音乐文化势必获得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此外，就这一论题发言的专家还有张友刚、尹红的《唱起家乡的歌 跳起家乡的舞 奏起家乡的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之一》，刘子殷、林弥忠的《平民化、价值论和变化论――也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丁璐、赵杰的《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中的巨大作用》等。
三、各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有效政策、法规研究
韩国汉阳大学权五胜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后的当前韩国国家无形文化财活动》主要介绍了“皇室典礼音乐”、“盘嗦哩(叙事歌)”和“江陵端午祭”三个韩国无形文化财的基本情况及其保护现状，详细介绍了韩国政府和民众对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及当前所举办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展演活动， 对国内学术同行很有启发。
日本丽泽大学教授孙玄龄先生的《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想》提出“发展是文化的特点”，要求人们“注意当前文化的发展趋势”，认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表现也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日本在保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些表现，并简单介绍了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并以“日本民谣协会”为例，揭示了日本民间组织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法律维护的角度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周安平、王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思考》，作者从准著作权保护角度对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几个相关问题予以思考，得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几个研究思路。
周安平、姚刚应的《浅析民间音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以法理学视角为中心》，则通过一两个纠纷争议和部分文献，分析民间音乐作品涵义，试图从法理学视角来探讨民间音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另就这一论题发言的还有周安平、张文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裴小松、张国强的《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方向选择――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系统共生关系》等。
四、我国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相关问题的宏观研究
项阳的《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通过对自己田野考察的相关例证进行辨析，精要地阐述了当下民间礼俗与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相互之间的依附关系，旨在强化对民间礼俗和音声技艺形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开启了学者们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认识。
宋瑾的《原生态音乐的抢救与活态保护》强调了抢救原生态音乐的手段问题以及抢救之后原生态音乐的处置问题。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应采取录像方式来抢救，进一步采用教育方式来传承，并制作数据库加以保存，作为重要的审美资源供各方挖掘利用。另就音乐的“活态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考。
章华英的《有关中国古琴音乐保护、传承的几点思考》针对如何对古琴艺术采取保护措施提出了七项具体措施，其中重点指出“古琴打谱与古曲整理研究”，以及“琴学研究的深入与现代琴学之重建”的紧迫性。
张振涛提交的论文《神迹超群，辉映古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乐器收藏史》简要回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乐器收藏史，充分肯定了以杨荫浏、李元庆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学家们为中国乐器收藏事业的发端，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复兴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作者还特别指出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理念的重要性，给与会代表以很深的启发。
围绕本论题发言的还有韩启超的《“一代有一代之戏曲”启示下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杨曦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兼谈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与方法》、尚建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音乐教学范式转型》等。
五、有关各地音乐卖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具体实例调研及个案分析研究
崔宪研究员的《长角苗音乐遗产保护得失谈》首先描述了长角苗的生态现状、梭嘎生态博物馆、长角苗民俗音乐及特色，并着重介绍了长角苗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打嘎”，最后指出长角苗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四大矛盾，即保护与脱贫、“先进”与“落后”、现代教育与传统习俗、继承与放弃之间的矛盾。
贾怡、伍国栋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大理古城“洋人街”戏台“天天有戏”调查》，在对云南大理古城“天天有戏”活动的兴起缘由、内容结构、操作程序等事实进行扼要梳理和描述的同时，结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理论与之对应，阐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与旅游业互生互利关系的看法。
曹贞华的《固守于绵延――影响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诸因素》，从中国的礼文化对朝鲜族传统文化的指导性影响，儒、佛二教对朝鲜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岁时节令习俗对朝鲜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和民族认同是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基石四方面阐述了影响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诸因素，揭示出其传统文化保护在“固守”中不断“绵延”的特点。
齐易的《从冀中“音乐会”看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指出，要解决目前乐种分类混乱的局面，就必须尊重民间音乐局内人的自称，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来为乐种命名。另就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正常的“崇古”心态，以及各单位各部门重申报、轻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
就这一论题的发言还有马西平的《“西安鼓乐”溯古追今》、孟凡玉的《巢湖秧歌现状考察及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王晓平的《论紫阳民歌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个案分析》、金艺风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男声二重唱”》、李红梅的《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几点思考》、王群的《失落文明的挽回――云南7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濒危民歌保护研究》、王志军的《京杭大运河流域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历史价值与作用》、徐作生的《莲歌渔唱舟争渡――阳澄湖渔歌实例调研及分析研究》、甘绍成、朱江书的《四川成都地区行坛道乐的现状调查》、秦太明的《泉州北管的艺术特色与传承保护》等。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研究热点;计量统计;内容分析;2011～2013年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01/02-0001-07
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学前教育被单列一章，从“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职责”和“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等方面显示了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高度关注。随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11月底，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具体工作。12月初，在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刘延东国务委员作了重要讲话。自此，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势头相对较猛的三年。幼儿园课程是促进幼儿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幼儿“在园一日生活中获得有益学习经验”“身心”得到“全面发展”〔1〕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此，学前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硕博论文、相关论著及相关论坛较多反映了幼儿园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基于此，本研究对2011～2013年间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收录在国家图书馆的硕博论文、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幼儿园课程研究专著以及各种会议上与幼儿园课程研究有关的学术报告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以期透视2011～2013年间我国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热点，并从中展望我国幼儿园课程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选取2011～2013年间出版的有关学前教育的学术期刊、学术专著以及正式答辩通过的硕博论文和相关会议论文中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其中的学术专著，不包括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教材。
研究者采用网络数据库检索和人工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先通过中国知网（CNKI），界定“时间”等检索项，输入“幼儿园课程”进行初步检索。对于未纳入中国知网的学术专著、学术会议中的相关资料，采取人工检索方式加以弥补，最终共收集到文献资料395篇（其中学术专著4本，硕士论文65篇，博士论文6篇，学术期刊文献310篇，学术会议报告6篇，报纸文章4篇）。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计量统计和内容分析。
二、研究内容分类
从总体上看，这三年来，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稳步上升态势，说明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者基于所收集到的文献，并参考有关课程以及幼儿园课程的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相对合理、全面覆盖的分类表。这其中，主要参考了施良方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2〕、钟启泉的《现代课程论》〔3〕、王春燕的《幼儿园课程概论》〔4〕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科教材。根据这个分类表，研究者将研究文献内容分成13个类别，分别是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幼儿园课程编制、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评价、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整合、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幼儿园课程文化、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农村幼儿园课程、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幼儿园课程与教师和家长、幼儿园课程领导力、国外幼儿园课程。
需要说明几点：（1）由于所收集的研究文献内容庞杂，在对相关内容进行归类时，研究者对类别作出了一些操作性定义规定。比如，将“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的研究界定为与实践相对而言的，对幼儿园课程所作的理论层面的思考，包括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功能、特点以及各种理论、模式下的幼儿园课程等。（2）有的研究文献可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别，比如有关农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问题，既可归到“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类别，也可归到“农村幼儿园课程”类别。为此，本研究根据研究文献的主要内容以及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及研究重点，最终将文献归为其中的一个类别，不进行重复归类统计。（3）对于所收集的学术专著，本研究也根据其主要内容将其归入一个类别。
统计结果表明，从2011年到2013年，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热点（依据研究文献数量）前六位依次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研究、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及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其余类别的研究文献所占百分比均不足5%。从中可以发现，虽然研究者对幼儿园课程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对于课程中两个比较重要的要素，即课程的编制和评价的研究并不多。
三、研究热点问题分析
1.幼儿园课程实施研究
有关幼儿园课程实施的研究文献共有68篇。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研究文献是对幼儿园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之一――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基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者学科视角分析幼儿园课程实施的过程、途径、方式和主体等。有学者从生态学视角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问题，认为幼儿、教师、家长和社区以及课程资源都是课程实施的要素，缺一不可。〔5〕受多元文化影响，幼儿园课程实施存在诸如课程的内在逻辑与幼儿的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家长与教师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有出入等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要着力构建形式与内容并重、适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体系。〔6〕构建这个多元文化课程体系，需要实现课程目标、内容、实施方法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7〕有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提出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幼儿园的课程目标，强调幼儿园课程实施要注重对话性、游戏性、体验性以及生成性。〔8〕除了对幼儿园课程实施进行宏观思考外，有学者在微观层面专门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的师幼“失语”现象，先“从静态层面入手分析幼儿园课程内容与权力控制的关系”，后“从动态层面分析幼儿园课程实施与权力控制的关系”，再“从课程实施中的教师行动出发，揭示了幼儿园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剥夺幼儿话语权利的社会现实”。〔9〕
对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实践探讨角度多样。许多学者从课程内容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讨论如何将武术学习内容有效融入幼儿园主题教学活动的，有讨论如何将民间工艺内容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有讨论如何基于艺术作品欣赏设计和组织舞蹈教学活动的，等等。也有学者对幼儿园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幼儿园课程实施的主体问题。这些研究文献的共性是强调幼儿园课程实施要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要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要创设平等的师幼互动关系，等等。
有关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文献共有39篇。有一些研究集中讨论了集体教学活动的质量以及教学有效性问题。不少学者通过使用《中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对集体教学活动质量进行了评估，发现目前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感支持、教学设计与组织得分最高，目标与内容得分最低。〔10〕对农村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调查发现，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整体情感氛围和谐，教师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教学活动开展过程基本适宜，但教学支持水平参差不齐，教师大多缺乏教学机智;幼儿情绪体验较好，但思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11〕研究者努力寻找原因，给出建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类研究大多针对的是特定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因此结论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地域性、时效性限制也比较明显。研究者大多强调集体教学活动应当关注幼儿的已有经验，要确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选择适宜的活动内容，实现有效的师幼互动。有一部分研究关注了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语言问题，认为语言作为教师传递知识、与幼儿互动的载体，会直接影响教学活动质量。这其中对教师的提问语和应答语的研究最多。有研究发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存在数量过多、质量较低等问题。〔12〕教师的应答语则往往是在教师提问之后对幼儿回答的反馈，存在简单重复、机械单一、缺少有效总结提升等问题。
2.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
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文献共65篇，主要涉及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课程生活化、课程整合以及各种理论、模式下的幼儿园课程等问题。
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涉及到“幼儿园课程的美育价值”〔13〕“如何在环境中显现幼儿园课程价值”〔14〕“如何使幼儿园课程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15〕等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所谓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是指“幼儿园课程的决策者、设计者、实施者及学习者的需要与幼儿园课程的属性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16〕有研究者对当代“幼儿园课程价值取向的流变与反思”进行了梳理，发现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犹如“钟摆”，受“传统蒙学思想”“教育理论思潮”“课程实验的力度和广度”“时代精神”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几经变迁，今天已走向“和合”状态。〔17〕不少研究者强调，幼儿园课程要有“适宜性”，要“回归生态”〔18〕“回归自然”〔19〕。幼儿园课程“要让儿童在与教师的生命对话中”，将自己“原本内在的东西逐渐外显”，“展现自己的生命能量”，“进而不断建构智慧、建构生命”。〔20〕因此，幼儿园课程的构建应适应幼儿的发展水平，贴近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符合幼儿兴趣需要，并据此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活动以及进行课程评价。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生活与教育密切联系，教育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有研究者对课程生活化的“缘由”“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教育源于生活”，所以生活应“融于教育”〔21〕“让幼儿园课程进入生活”〔22〕等。
幼儿园课程的目标是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这就决定了幼儿园课程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被肢解”的。幼儿园课程的整合研究受到较多关注，有研究将技术手段与课程相整合，有研究将“生命教育”“环保教育”等整合进幼儿园课程，体现了幼儿园课程整合手段的多样性和整合内容的多元性。
有关幼儿园课程的各种理论给了研究者很多启发。例如，关于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的研究启示我们，幼儿园课程要重在引发幼儿的自主学习，开展多元评价，重视家园共育等。有研究者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儿童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幼儿园课程应当“体现传统文化”“多元文化”，从而提升幼儿的文化素养。纵观我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我们走的是一条主动借鉴西方经验的道路，因此有许多研究者借鉴国外的各种幼儿园课程指导理论，比如“多元智能理论”“自然主义”“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等，分析其对我国当代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启示与建议。有研究者则重视研究各种理论对我国幼儿园课程的适宜性问题。广泛吸收他国经验，为我国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创新、发展进步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3.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研究是这三年的研究热点之一，共有54篇研究文献。其中，关于本土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最受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大部分研究以问卷调查、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为主。第二，研究内容的地域分布较广，如，有关于对蒙古族幼儿舞蹈课程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研究，〔23〕有关于对浙江民间木偶戏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有关于将苏州“三坊七巷”作为课程资源加以利用的研究，等等。但有研究者发现，幼儿园的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着较突出的资源利用率不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价值认识不够、对教师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相关培训不够以及没有形成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外部系统等问题。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原因分析，发现教师素质不够高是根本原因。基于此，研究者从教师专业发展、家园合作、社区以及政府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何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如何建设幼儿园课程资源库等，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课程资源就是幼儿园课程开发过程中可资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自然资源的综合。”这一定义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从空间上看，既有对园内资源的研究，也有对园外资源的研究。其中，对园外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较多，有对家长、社区以及园所周边自然、社会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等。从资源属性上看，有对物质资源的研究，也有对非物质资源的研究。前者包括对活动室里的“自然角”等的研究，后者包括对诸如“节庆文化”“民间文学”等的研究。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多样化表明我国幼儿园课程越来越具有多元性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幼儿园课程资源库建设的研究不少。课程资源库可为教师设计、实施课程提供支持，间接地对幼儿的发展产生影响。〔24〕不少研究者认为，课程资源库可以在优化资源配置、拓宽教师视野、提高课程资源的共享度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4.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
有关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的研究文献共有37篇。总体上看，对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的元研究较少，大多是关于园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也有对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总结。就元研究而言，有研究者以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园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问题。〔25〕有研究者从文化视野看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问题，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滋养、浸润着园本课程，园本课程反过来又体现和反映了园本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蕴。有关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大多运用了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地域性的个案研究较多，从中揭示园本课程开发存在的某些普遍问题，例如，教师对园本课程的认识较片面、教师参与园本课程开发的主动性不足、教师开发园本课程的能力较欠缺、教师对园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不充分等。有关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总结，大多是对本园园本课程开发经验的梳理，例如“绿色田园”教育课程〔26〕、创意美术课程、“十子”活动课程等，这些研究大多会从园本课程的价值，开发原则，园本课程的目标、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进行阐述。总的来说，园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课程开发的民主性与开放性。园本课程作为国家、地方课程的补充，通常会“体现国家课程的精神，并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一起共同促进幼儿园、教师、幼儿的和谐发展”。〔27〕
5.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
这方面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从宏观上把握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脉络。幼儿园课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陈鹤琴、张雪门为代表的关注儿童经验的课程改革，到四五十年代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再到八十年代重新关注儿童经验的综合课程改革，最终又回归到关注儿童的经验上来。〔28〕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走的是一条从完全西化到逐渐中国化的道路，时至今日，本土化特色日益明显，呈现出“课程的理论基础以发展心理学为主”“课程的类型多样且彼此融合”“课程的生活化被进一步重视”“课程开发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兼备”的鲜明特点。〔29〕
第二类研究通常聚焦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问题。例如，结合《纲要》，对幼儿园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30〕、课程内容改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类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越来越强调课程要回归幼儿的经验，关注幼儿的兴趣和生活，实现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很多研究者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课程内容超载、课程小学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有研究者根据经济学博弈论理论，认为幼儿园课程的小学化倾向陷入了“囚徒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除了要在课程设置、教师素质方面有所变革外，还需要建立多元的“选择性激励制度”，需拓宽课程改革的思路。〔31〕
6.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
英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劳顿曾从社会学角度对课程作过这样的界定，“课程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一部新旧文化之间不断产生矛盾冲突、相互交织融合的历史，是新文化在旧文化走向衰亡的基础上不断被创造的过程。〔32〕2011～2013年间关于幼儿园课程文化的研究，尤以对民间文化进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的研究最多。除了期刊论文外，有3本相关著作值得关注，它们是《浙江民间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33〕《爱上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教育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34〕和《民族妙韵慧童心：民间工艺融入幼儿园课程》。〔35〕这类研究涉及地域广泛，内容丰富。诸如蒙古族文化、土家族民间艺术、闽南文化等均进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视野。有研究者将民间童谣、民间文学、民间习俗（例如二十四节气）等纳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范围，有研究者将美术、音乐、文学乃至美食等纳入幼儿园课程文化研究范围。研究者认为，民间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能体现本土性和独特性等特点，是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的良好资源。许多研究者通过价值判断、可行性分析，将本地区的民间文化融入园本课程。
关于幼儿园课程文化基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究其原因，可能是与这类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良好的思辨能力有关，而这恰恰是一线幼儿园教师比较缺乏的。因此，这类研究主要是由高校教师做的。3篇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探讨了幼儿园课程的文化属性与文化适宜性问题。研究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世界的永恒属性;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文化适宜性课程为儿童对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具备文化适宜性的幼儿园课程应回归儿童的文化、生活、生命的本真等。〔36〕
四、研究特点及展望
文献调研发现，2011～2013年，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日趋活跃，内容涉及面广，大致可分为13个类别，包括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幼儿园课程编制、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与教师和家长等。不过，分析发现，相关的研究主题分布不够均匀，如研究课程实施问题的多达68篇，研究课程基本理论问题的有65篇，而研究课程编制问题的只有6篇。因此，从总体上看，虽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但研究重心并不集中，对幼儿园课程编制与评价这类重要问题的研究非常少，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此外，从研究文献看，虽说有一部分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合作开展的研究，但绝大多数是单一的研究者，所以很多研究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
分析当下，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幼儿园课程研究宜更多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问题。课程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对课程的基本定位。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30多年来，课程的价值取向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再从生活本位到生命本位，越来越强调幼儿园课程要充分发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作用，提升幼儿的生命质量。《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颁发以后，公众对课程的价值取向问题更加关注。因此，如何珍惜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促进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更好地学习，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是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整合问题。游戏是幼儿园课程实施的手段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在实践中游戏与课程分离或平行的问题依然存在。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课程与游戏整合的理论问题以及整合的路径和策略，从而促使游戏真正与课程融为一体。
三是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纲要》强调，“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指南》也强调，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为幼儿创造机会和条件，鼓励、支持和引导幼儿去主动探究和学习。课程资源是为实现课程目标提供支持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后的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出发，重视成功经验的推广。当然，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是幼儿园课程评价问题。课程评价是课程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当前幼儿园课程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它是针对幼儿园课程的特点和组成要素，收集相关信息，对幼儿园课程的价值、适宜性、效益作出判断的过程。”今后宜对课程评价的机制、标准及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展开更多的研究。
五是幼儿园课程领导力问题。进一步提升幼儿园课程领导力，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幼儿园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促进教师及管理者专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
参考文献：
〔1〕〔4〕王春燕.幼儿园课程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15，128，128.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王甜，刘琴.幼儿园的课程实施：生态学分析〔J〕.新课程，2012，（10）：6-16.
〔6〕李倩.多元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的实施策略〔J〕.考试周刊，2012，（12）：186-187.
〔7〕赵海燕，杨晓萍.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的实施理念〔J〕.社会科学家，2013，（8）：119-122.
〔8〕刘晓燕.人文关怀理念下的幼儿园课程实施〔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2）：43-45.
〔9〕尚伟伟.凝固的主体：幼儿园课程实施中师幼“失语”现象的审视〔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10〕陈琼，王春燕.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有效性研究：以集体科学教学活动为例〔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3，601（11）：7-11.
〔11〕杨莉君，胡洁琼，杜暑辉.农村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质量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湖南省部分幼儿园为例〔J〕.教师教育研究，2013，（5）：37-42.
〔12〕李香玲.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提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12，（6）：96-98.
〔13〕虞永平.学前课程价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3.
〔14〕刘晓红.幼儿园课程价值取向的流变与反思〔D〕.重庆：西南大学，2013.
〔15〕王燕媚，崔永平.回归生态：幼儿园课程的应然取向〔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2）：3-4.
〔16〕鲍亚.试论当前幼儿园课程的美育价值〔J〕.家教世界，2013，（20）：46-47.
〔17〕钱晔.略谈幼儿园课程价值在环境中的显现〔J〕.考试周刊，2011，（38）：235.
〔18〕文焰.幼儿园课程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研究〔J〕.时代教育，2013，（2）：148-149.
〔19〕吴宇.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3.
〔20〕郑轩，王芬，王春燕.一项关于儿童、教师与课程隐喻的调查报告〔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44（4）：11-15.
〔21〕卞莉.教育源于生活，生活融于教育〔J〕.新课程研究，2012，（12）：173-174.
〔22〕刘依群.让幼儿园课程进入生活〔J〕.科学大众，2013，（5）：102.
〔23〕高娃.蒙古族幼儿舞蹈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D〕.呼科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
〔24〕原晋霞，汪丽.试论幼儿园课程资源室建设〔J〕.教育导刊，2011，（11）：36-39 .
〔25〕左瑞勇，李婷婷.园本课程开发价值取向的文化哲学探讨：以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为视角〔J〕.教育导刊，2011，（2）：41-43.
〔26〕张丹霞.“绿色田园”教育课程的开发〔J〕.浙江教育科学，2011，（3）：62-64.
〔27〕严仲连.论园本课程的存在〔J〕.教育导刊，2003，（7）：4-9.
〔28〕林兰.从历史视角论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回归儿童经验的必要性〔J〕.早期教育，2013，（12）：2-5.
〔29〕潘茂明.外国化、中国化、本土生长：中国幼儿园课程发展路径分析〔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3，（3）：141-143.
〔30〕刘爱霞.浅谈幼儿园课程和教学模式的改革〔J〕.课程教育研究，2012，（13）：49.
〔31〕周智慧.多元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宜性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32〕崔新玲.陈鹤琴“活教育”课程思想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1）：137-139.
〔33〕王春燕.浙江民间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M〕.金华：浙江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4〕顾剑英.爱上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教育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范式 转知成慧
分类号 G250.13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7.04.009
Abstract “knowledge into wisdom” embodies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library science， and present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hif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the paradigm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practice， the theory expression of humanistic value and the paradigm choice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etc.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Knowledge into wisdom.
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个理论名词以来，图书馆便开始于实在论范式的推演与发展过程中。实在论范式秉承本质主义的规范性逻辑要求，通过探寻客观本体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来阐释问题。然而，实在论范式在图书馆知性探究中，建立了“实技主义”的操作标准，实在论范式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理论阐述，实际上是把某一被视为正确的、同时也是和图书馆相契合的“合理性”理论运用于图书馆实践中。这种旁观式的研究方法只是通过“客体之物”之研究代替“主体之人”之研究，消解了现实中人的价值存在，使得图书馆学研究成为“看不见人”的学术游戏，这是图书馆学，尤其是现代图书馆研究中的桎梏与不解。在当下，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应选择“人的发展”，主动实现由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我们必须反思，失去“人的参与”的实在论能否体现图书馆的“真实”？“转知成慧”的社会诉求及图书馆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展现，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图书馆所谓的实在论范式被以体现人的主观价值为根本的价值论范式所取代，已是顺理成章了。
1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反思
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使我们深信图书馆现象背后本质的存在。图书馆界学者大都相信：“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1]“在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体系框架中，其理基础包括的哲学基础最终由研究对象来体现，其基础理论最终由研究对象来概括，甚至其研究范式与方法，最终也由研究对象来决定。”[2]基于对图书馆本质的这种客观实在论的认识，是源于19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对社会知识理念的重组，图书馆学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科学理性在学科领域的延伸。在图书馆具体工作中，必然追求细节的确定性和过程的稳定性，对工作内容的结果强调标准化。这就明确说明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无论在历史维度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与本质主义的哲学范式原理不谋而合。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3]。本质主义的构思，使得对图书馆的研究是从现象归纳本质，再从本质演绎理论、原则与方法，这成为了图书馆研究的理论范式。图书馆学中不同理论内容的研究，对图书馆存在本质都持有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只是对图书馆本质究竟“是什么”认知不一样。图书馆本质的内在理解和阐述是“为道屡迁”，只是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本质观的认同缺乏必要的正当性。有关图书馆本质的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让人们怀疑图书馆本质是否真的存在。无疑，中外图书馆学者们对图书馆本质自信的爆棚性的认识，只不过是对图书馆本质片段的深刻回顾，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思维必将受到强烈质疑。这是因为，对图书馆本质进行不断追问成为合理性的研究方法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的同质化境地，忽略了图书馆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将“全色彩”的图书馆现象圈定在单一色彩的论场内。在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当下，应主动摒弃探寻图书馆本质并谋求本质研究的实在论范式，解构图书馆中某种“预设物”的先在性存在，彻底消解先验的“给定”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笔者认为，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图书馆自身范畴的解构与建构上，应把图书馆应然取向落定在社会、教育等伦理价值取向上。读者利用图书馆是为了求知的需要，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利益需求，更为深层的是知性作用下的道德和德行的提高。知识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观，不可能成为内涵准确、外延完备的“全等”图书馆概念。在当下，我们力争以一个未知探索的、复杂的、多样的图书馆概念取代已定的、实在观的图书馆概念，不能局限于做图书馆本质“修修补补”的后缀，而是要把对本质观的执着追求转为面向当下的图书馆纷繁、复杂的图书馆现象，从而使图书馆事业显现出多元的、突出社会成就的价值观和价值实现。
2 辩证唯物实践观应是图书馆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范式基础
实在论范式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形式的，可以通过理论描述来阐释图书馆，但不能给图书馆带来任何改变。在现实改造的意义上讲，实践论范式把图书馆学研究从理论观念上的文本叙述导向了现实实践创造行为和创造力。实践论范式是把社会文化理念的交往作为知识信息组织化实施的背景，从文化创造与发展的角度审视知识组织的图书馆运动。因此，从文化构建与建设的社会意义上来讲，实践论范式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内构中文献编码与解码之间文化互动的实践主体的存现，促使文献编码与解码由各据一方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互为知己的连带关系，从而全面实现了理念结构与现实文本的沟通。图书馆不是人的直观对象，而是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而构建的文化物质性机制。在这种文化生产、传递的有机体内，人作为文化理念认知的主体，也必定是实践的主体，不仅创造图书馆信息内含的精神食粮，也通过文化内质的特性成分传达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理论诉求。人若缺少这种创造与传达，在图书馆功能运转上将无任何存在的意义。
我们认同有关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向的理论判断，这使得我们能够充分有理由来理解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特征。然而，反思图书馆学实在论范式，并没有形成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学术自觉。一百年来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处于图书馆内部自身的循环自证，社会体系始终被图书馆界认定为外生变量，没有被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本质演化的实质性因素。然而，实践观范式形成了图书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迫使文本式的研究模式逐步丧失理论市场，日益受到怀有实事求是态度的学者的质疑与抛弃。其实，图书馆对读者实施有效的知识受益协助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协作解决的一个对象，不可能仅仅靠图书馆单一力量能够解决。作为社会体系中一分子，图书馆与社会的切实关系就像生态学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进化系统中某一子系统产生变化时其他子系统保持稳定性是不可能的”，说明图书馆的演化必然随着社会伦理建构和文化传承等子系统的变迁而进行。美国学者威甘德曾批评以往图书馆学研究过于注重“有用的知识”，忽略了“场地”和“阅读”在图书馆中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妨碍了对图书馆的社会与文化要素作进一步理解。这无疑说明，图书馆学研究需要更为深层地进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思考和理解自身的发展。
一是经济发展全球化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形成了复杂、丰富的文化生态境遇和价值选择。而图书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个性却是由具有统领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信念、认知方式等大环境所决定的。不同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图书馆员、读者在文献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行为表达、价值理念等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在文献传递与利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区别，导致图书馆在使命坚持、本质属性、开放方式上具有深层次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要设置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的规律下进行研究与阐释，尤其是关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二是从学理上讲，图书馆学理论是社会大环境运作与演绎的产物，为此把图书馆确定为社会教育机构更具内涵性和包容性。我们把制度、文化、伦理这些来自于社会的元素作为图书馆运行发展的变量，图书馆不仅有了作为本行业性质的相同点，也具有了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差异点，图书馆学需要强化图书馆行为规范与社会体系环境之间互为关系的分析研究，对图书馆与社会进行广泛性的融交与评议。三是图书馆学研究立足于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立足于人类活动的实践。图书馆运动，在包含一般性的信息收集、整理、传递行为的基础上，还存在伦理、道德、文化、法制等社会层面上行为。这样，图书馆学研究既包括以文献信息收集、整理、传递与利用等实践效益为主导的研究模式，也包括技术性、人文性和哲学性的思想阐述和方法论。为此必须以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图书馆现象为现实基础，摈弃原子论的机械模式，以价值理性的高度建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范式。可以说，基于社会大环境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将是现代图书馆价值最优化体现的代表性的潮流。
3 人文价值色彩应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表达基础
在科学研究领域，新观点、新成果并不能运用单一理论方法进行彻底解释，像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指定只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轨迹下才被理解。图书馆学传统理论中被绝对化了的实际性和绝对性，必然受到人文理念的“中和”，尤其是当学科研究进入理性知理的世界，借鉴一些人文的观念与方法对现象表现进行解释和说明。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无法解决和管理的图书馆问题，实际上就是信息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实在方法论所最难处理的问题。由此可见，图书馆学人文范式研究势在必行。
从哲学意义上来看，图书馆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存在着相对的状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持久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时展的表F，也是图书馆学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意义性的解释和逻辑性的说明虽然是不同角度的两个问题，但在图书馆学理论理解上两者存在先后研究范式的关联。意义性的解释关涉到如何理解图书馆现象，关涉到人的主观意义和价值评判效果，应该说在评价图书馆基于关系的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认知观”“问题间性分析”等人文精神的研究范式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人文主义范式下，“人的活动”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话语的转向，人成为了图书馆学解释的主角。人文主义研究充分反省了由于理性的过分释放忽略人的主观情感以及伦理价值观的不正当性，强调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性，这样，“现实形成的客观规律”在图书馆内被人文精神所取代，作为主体的馆员和同样作为主体的读者间的融合才有可能成为图书馆意识形态表现的主流，并能够达到满足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需求效果。
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向人文主义方向转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价值观的诉求表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图书馆理论家们从展望某种终极目标或理想愿望出发，希望把理论所指的愿景变成图书馆现实。这种理论研究范式的确定或者理论表达是基于主观的价值理解，可谓一种价值思维的主观动，有价值存在与现实存在发生冲突的危险。当明确价值主张并促成现实图书馆达到这个价值目标的同时，要考虑到过程中的各种干预和现实条件，要承认构建理想所付出的现实性代价。在社会个性突出的今天，对图书馆学理论价值的判断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当个人价值理想成为价值真理时，其价值理念的正确性是无法检验的。若把作为图书馆主体的人的个性化需求作为服务的基点，必须强调规范化的严肃性，只有通过规范标准才能发挥个性化服务的效益[4]。对于图书馆价值的鉴别，不能通过明确是非的二元逻辑判断，因为价值本身并不存在真、假或正确、错误的区分，无论是对问题的真伪性判断，还是对价值观的真值性判断，都必须通过现实对象为参照才能得以达成。
4 “转知成慧”是当今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转择
在社会学中，人对人生的感悟确定了事物性质的目的，即智慧确定所奉承的“德性”，同时人也会通过思考与判断择取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即智慧是达到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定式中，由于提升人的智慧是图书馆履行职能和实施义务的核心价值目标，完全可以把智慧作为图书馆学彰显作用和能力的精神面向和理念导向。在实施知识服务的基础上，实施智慧服务，在学科面向上，把“转知成慧”作为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自图书馆学产生以来，先后形成面向工作、面向机构、面向职业的学科体系，这些面向的真实轨迹是知识传递、智慧展现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和表现。我们在借人类社会文明之“风”吹动图书馆之“帆”之时，社会所关注的图书馆学唯有“面向智慧”才能通向人们的心灵深处，助推人们以“转知成慧”的方式“安心立意”。从本质的角度来讲，图书馆是社会的，图书馆学是人类的图书馆学，其研究范式的转向必将更为人性化和智慧化。同时，智慧形态为知识传递的最高级形态，培养智慧是人类知识获取与传承的最后归宿。以知识服务为中心的图书馆在理念价值导向和理论研究中更应具有“转知成慧”的精神追求。“转知成慧”体现图书馆学的人文理念，也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所面对的最高的“学科导向”，建立智慧导向的图书馆学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之路。
现实充分说明，迄今为止，图书馆在启迪人类智慧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说还有不足的地方，那是至今尚未建成人世间知识精华的整体信息时空，尚未充分发挥“竭尽所能”的效应效果。达到图书馆“竭尽所能”目的的前提条件是图书馆最大化发挥功能效应，也就是图书馆在通过揭示人类实践的历程与经验的过程中，启发人们开创性的实践行动，以达到图书馆更高的“易行之通”和人的“果然”之自由状态。图书馆“转知成慧”的建设历程是艰难却又十分优雅的“核心能力飞跃”，将标志着图书馆从此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 柯平，王平.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9-14.
[ 2 ] 金胜勇.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1）：4-7.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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