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5 03:31: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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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引进、萌生到发育、成长的过程，己经成为一门有较高关注度的“显学”，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待商讨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争议、有不同见解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当前，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应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元研究，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尽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异。本文仅就三个基础性问题陈述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由对中国知网(cnki.net)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可知，“科学伦理学’|1]121、“技术伦理学”131、“科学技术伦理学”(含“科技伦理学”)141这三个术语，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现的时间分别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伦理问题，因此“科学伦理学”这个术语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的“科学“其伦理性不足，探讨其中的伦理问题似无必要”151，只能以“科学技术伦理学”之名进行相关的伦理学研究。
这里，涉及一个科学是否存在“伦理性”或“伦理维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那么科学活动也必然存在着日渐复杂且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很显然，人们对“科学伦理”问题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科学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一门学科也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就研究内容而言，科学技术伦理研究在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综合式研究，即以科学技术整体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别以科学的伦理问题、技术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结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别集结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
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科学技术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三者的关系，甚至可以归结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当然也应当存在着包容关系。因此，我们讨论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转化为重点讨论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982年陈昌曙发表《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161—文，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此文被视为中国学者研究技术哲学的始点。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著文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或区别问题171。通过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己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如在两者的差异方面，都承认科学与技术是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范畴，分属认识与经济两个领域，有认识自然界与改造自然界两种基本目的，有真理性与实用性两种评价标准，等等。既然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当然就可以而且也应当分别进行研究，于是就分别形成了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几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由于科学与技术还存在着不能绝然分隔的联系，科学史与技术史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学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哲学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独立发展。
同样的道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也不应拒斥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分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伦理学只能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一般而言，科学伦理学研究科学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正如科学与技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样，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为科学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与技术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还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的专门研究是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对后者的专门研究则是技术伦理学的任务。
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为两个有部分面积重合的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深化演进，这个重合的部分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科学伦理学的圆心与技术伦理学的圆心却是永远不会重合的，因为作为科学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伦理与作为技术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技术伦理只可能出现部分重叠，亦即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与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永远不会重合。
建立在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伦理学，并不是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简单加和。
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要包容科学伦理学、技术科学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伦理学的内容.当然也包容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重叠部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还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溢出性”研究内容，如科学技术视角的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
二、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础性课题
2007年4月初，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81~2006年的期刊进行检索，共搜得以“科学技术伦理”(含“科学技术的伦理”、“科技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293篇。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伦理意识、科学技术伦理观、科学技术伦理基本范畴、科学伦理精神、技术伦理原则、科学技术伦理与公共理性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法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科学技术伦理社会化、科学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人员伦理态度、科学技术伦理价值系统、科学技术伦理建构原则、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建设、工程技术伦理控制、生物技术伦理、企业信息技术伦理、科学技术伦理教育、科学技术伦理学元研究等诸多课题。同期，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还搜得以“医学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199篇和以“医学伦理学”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455篇。这些论文的内容同上述论文的基本内容是大体对应的，主要涉及医学伦理思想、医学伦理意识、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原则、医学伦理决策、医学伦理模式、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建设、医学伦理(学)教育、医学伦理学元研究等问题。
依据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可以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如下八个基础性课题。
—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技术的产生先于科学，因此技术伦理思想比科学伦理思想有着更久远的渊源。目前，学者们在中国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和国外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够系统和全面。今后，我们既要对自古洎今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体爬梳，理清其纵向演进的脉络，又要对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断代性的局部剖析，准确把握每一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还需要对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进行有深度的评述和解读。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多年以来，围绕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1)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2)善与恶的关系问题;(3)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4)人的道德责任问题19;(5)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问题10。在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上，同样会有多种多样的议论或声音。科学技术指向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意义，在于确认其研究基点或着力点，明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
—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依附于伦理学的主要范畴，是伦理学主要范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应用化。在科学技术伦理学中，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平等与不平等、权利与义务、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价值、责任等主要范畴的阐释，必须立足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实践。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能够影响并制约科学技术项目的责任选择、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进阶、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评价的准则。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其实也是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等若干条伦理原则。科学技术活动到底应当确立哪些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原则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和伦理评价。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是指在科学技术项目的定向、选择阶段，人们对该项目实施后和完成后将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做出的推测。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指人们运用某些伦理原则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己经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责任判断。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伦理预见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关系、伦理评价与伦理原则的关系、伦理预见与伦理评价的关系等。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系统和调节机制。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是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取向进行有效的诱导，调整或化解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科学技术活动伦理调节系统的构成、调节对象、调节机制的形成条件和作用方式等，应当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
—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的作用是引导、酬学娜动主体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使他们摆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教育应当同步进行。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的内容、途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伦理责任的本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及其培养过程等。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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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社会，电磁理论，电气技术，哲学启示
电磁理论及电气工业技术是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顺应并且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新的时代，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本文由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晚期即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该段时期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关系，进而总结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1 十九世纪时期的近代社会
启端于18世纪80年代英国并在随后的近100年内迅猛磅礴于欧美诸国的蒸汽技术革命，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变，并引起了社会深刻变革。以下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总结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阶段特征。
政治方面：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英法等国相对落后。此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论文大全。
经济方面：人类在生产力上实现了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的过渡，生产关系上则体现在垄断组织的形成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日渐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
文化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愈加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中电气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深深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与观念。
2 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
回顾电磁理论及电气技术的发展必将联系到蕴育电磁理论的十九世纪近代社会。电磁理论与电气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社会对电磁理论与技术具有整合作用。同时，电磁理论与技术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社会根据技术加以自我调适。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需要与技术惯性上看，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蒸汽动力占据主要地位的同时，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加快了对电的研究[1]。18世纪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电池；19世纪初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随后安培定律、欧姆定律相继被发现。182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制成了第一台电动机和发电机，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实验之一，开创了人类电气化时代的新纪元。
其二，从科研与产销的一体化（即工业实验室）方面看，无论是电工技术还是电气工业，完全是在电磁理论建立之后，人们自觉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做出了各种发明和发现的。麦克斯韦在总结法拉第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的电磁场理论，并预言电磁波的存在。在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逐渐进入了电子技术和信息社会。1901年完成从法国穿越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无线电通讯。1904年把整流管使用于无线电通讯。1916年人类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台问世，人类步入了信息社会。
其三，从社会状况与社会变革方面看，由于电能比蒸汽能有诸多优点，电力迅速取代了蒸汽动力在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电气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爆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实用电动机、发电机的发明为开端，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第二次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但并没有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却在美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电气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电气工业发展，从此人类社会进人了电气化时代。
3 十九世纪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在分析电磁理论及电气化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后，从中思考电气化工程社会影响的哲学思想，对其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进行概括和抽象。
3.1 电磁理论及工程技术把生产、技术和科学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融合
电磁理论的最初研究并没有推动生产发展的目的，它是出于科学家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或事业心。在电磁理论的基础上，各种电器相继发明，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论文大全。论文大全。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的融合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是因为电磁现象已不像力、热、光那样可被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只能靠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来感觉它、认识它、掌握它，最终让它为人类服务。
3.2 电磁理论扩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范围
自牛顿以来，科学界存在一种超距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作用的传递既不需要物质做中介，也不需要花时间。而法拉第提出了电力线和磁力线，即电场和磁场的概念，指出静电作用和磁作用是通过场来传递的；麦克斯韦由法拉弟的思想计算出光的传播速度，亦即电磁作用的传播速度，从而否定了超距作用的观点。后来，科学家们又把这一思想扩大到引力，提出了引力场的概念，加深了对引力的认识。由此，人们认识到“场”和实物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从而大大改变了牛顿自然科学的框架，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一次跨越[2]。
3.3 电磁理论的逻辑性和经验性启示
1820年，奥斯特在自然统一性哲学观点的推动下，第一次把电、磁现象联系起来，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受这一启发，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流磁效应的逆效应——电磁感应定律。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创立了完整的经典电磁理论体系。随后的电气化工程技术亦表现了工程的理论本质依据逻辑的揭示、科学实验。其运行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源于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昭示了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理性中凸现的工具效率维度和经济物质取向，具有忽视人存在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倾向[4]。这从电气化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得到证实。
3.4 工程实践的建构性和境遇性启示
由于电气化工程可预见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影响，以及实施的复杂程度，必然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工程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以及怎样存在不是科技人员一方就可以说了算的，它是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科技界、学界、实业界、企业界、公众共同参与或者叫建构的结果。
另外，虽然电气化工程的理论知识具有共同性，但现实中却很难看到相同结构，相同形式，甚至相同功能的工程。这是因为在工程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受到社会因素如地域风情，政治历史，经济状况等影响很大，工程实践需要实时调整和不断改变工程的结构和形式，才能实现最大的工程能力，此方面启示可称之为境遇性。
4 结束语
本文关注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一百多年时间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分析十九世纪近代社会从工业革命到电气时代等阶段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催生与促进，进而由近代电磁理论发展与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关系思考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带来的哲学启示。为研究后续电力革命及现当代电子信息时展的初期社会历史与科技关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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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活动理论是日益受到各学科领域重视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哲学框架，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应用潜力。然而由于
>> 基于CNKI的大数据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cite spaceⅢ对于大数据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卫星地图的雷电故障可视化分析 基于Cite Space的内部审计可视化分析 国际商务会话研究现状的计算机可视化分析 我国智慧档案馆研究现状与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区域发展研究现状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CiteSpace的竞争情报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的“和”文化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Maps API的可视化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CSSCI文献的我国翻转课堂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CiteSpace研究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CSSCI的专利论文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卢章平 基于引文耦合的数字图书馆研究结构可视化分析 基于CSSCI的我国管理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基于文献计量的研究机构情报可视化分析 基于知识图谱的mashup研究可视化分析 基于Transana平台的教师专业发展可视化分析案例研究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可视化分析 图书情报学合著网络研究：基于CSSCI基金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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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牛春华（1978-），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网络计量与信息分析；李慧佳（1984- ），女，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信息资源建设。
【论文关键词】：近代科技；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到了近代却进展迟滞，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文章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内含着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的传统科学技术，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尤其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不仅是国人的骄傲，更让西方人羡慕不已。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中国的科技却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直至今天，尽管在某些科技领域里，我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但在总体水平上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究其原因很多，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自然观，使得古人对大自然采取一种友好、鉴赏的态度，而不是去征服，这就失去了科技的哲学前提。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哲学前提就在于主客分离，把自然当作客体加以认识、改造，然后去征服，为人类造福。正是西方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对立面，去改造、征服，才有西方科技的高度发达。而在中国，从夏商周开始，一直都是尊天顺天，后来董仲舒更把这种敬天、尊天嵌进了政治强权， 任何人都不敢再想去征服天了。自此，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就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和西方文化征服自然大相径庭，不利于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政治至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就导致统治者把关注的中心集中于如何夺取天下和稳固天下，而忽视了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古代中国缺乏对科技的需求。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推崇政治、鄙薄技艺成为整个国家的时尚。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16～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这一时代需求的刺激下产生的，是新型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发展壮大的产物。另外， 这种政治至上的传统，也促使知识分子格外关注现实政治，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安邦定国，因而他们都以考取科举当上大官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而普遍以从事科技工作为耻辱。这样，知识分子包括其中的杰出人才不去从事科技工作，即使从事科技工作的，绝大多数也是科举正途实在无望、绝意功名后的知识分子或者其他社会地位低贱者，这就使得在中国无法形成像西方科学家的那种为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而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价值观。再次，中国传统社会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我们缺乏科技知识的积累。儒家重视伦理、经学，知识分子在熟读背诵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文献典籍、修身养性、文学创作和鉴赏等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然科学却很少关注，即使有所关注时，也往往关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观规律、事物总体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的道德、为人处世和政治哲理的启迪等的探求，轻视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这又形成重道轻器传统。这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正相反，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纪爆发式的发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长期探求自然奥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结果。这种政治至上的价值观对科技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看重伦理道德，而淡薄金钱物质利益，所以逐渐形成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统治者往往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广大民众淡泊金钱财富和物质利益享受，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这就导致我们失去科技的内在动力。我们知道，西方科技的发达，与西方个人和企业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这一内在驱动力是分不开的。西方科技史就像我们表明了，追求物质享受和财富是西方科技得到巨大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另外，只有有了钱，科技人员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才可以安心从事科研、购买更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更容易出成果则是显易而见的常识。因此，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仅使中国失去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失去从事科技的有利条件，也就不利于近代科技发展。
以上从天人和谐的自然观、政治至上的价值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当然，传统文化对科技也有积极影响，如注重实用就导致了古代科技的辉煌。但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积极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真正地做到尊重科学、尊重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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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科学技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是第一位抨击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家。1967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首先，从教义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任何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归他统治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爬行动物。”这段话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其他生物除为满足人类的目的外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基督教通过摧毁其他宗教的万物有灵论，通过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实现了人类把自然视作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质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的目的。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这种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从此，人类剥削自然的禁令也随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为以后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科学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极的，适宜于被人操纵、控制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观。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期间，基督教统治自然的思想影响深远，主宰着欧洲与美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优越性，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最常见的主题。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活动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科技开始壮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似乎更贴切，其实质是，科学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语言能力，人的优越性证明人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动物由于缺乏这些品质，只能被看作是自动机器，只有人兼有物质的肉身和理智。笛卡尔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人对自然的优越，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哲学思想上的依据。在其文章中，怀特还提出了仅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片面性。
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强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相反，赋予了人类主宰自然的无穷力量。怀特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从其他宗教寻找生态智慧，另一个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态资源，绿化基督教。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人必须从主宰地位退出，赋予万物主体性，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代替人对自然的统治的人类中心思想。
二、科学技术——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张扬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永远正确的，永不犯错的。但事实是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批评家指出：科学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而且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技术的四个特征：技术的齐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术失控。首先，技术的齐一化，即现代化大生产制造标准化产品，均质化的民族文化，单一二的工业化使得个性丧失，地区差异消失。其次，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价值被忽视，数量替代质的东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另外，技术社会的关系是专业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技术创造各种方法操纵人，人被客体化，人成为物体。最可怕的是技术的失控。当各种技术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网络时，它们仿佛有了生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最终控制了人与自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危机。
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进一步疏离。由于现代工业的发达，宗教的衰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人类依靠技术的力量在远离自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人的灵魂似乎达到独立自主的境界，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加强，人与自然成为了相互对立的主客体。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变得更加傲慢，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凌驾于自然之上，从而忽视了自然之根。但是当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征服自然，成为大地的主人时，自然却对人类进行了无言的惩罚，生态危机出现了。自称灵魂超越自然的人类，其肉体却不能脱离自然，所以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再次发生冲突。
【论文摘要】大学物理课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传统的理工科物理必修课过于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应用性”，使物理学教育的育人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针对非理工科学生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来弥补普通物理教育的不足。本文对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有利于高等院校非理工科专业大学物理教学的实施。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已步入知识爆炸、高科技和信息时代的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高等教育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这一问题，首先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过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种潜意识的观念，现在已经基本得到澄清，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大学本科要立足于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培养专家，本科教育主要是打好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尤其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1]
物理学是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其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所言：学习物理学，就是要学习怎样由未知进到已知的科学求知方法，就是要学习如何尝试和纠错，就是要学习一种普遍的自由探索的创造精神。大学物理课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传统的理工科物理必修课为了培养研究和应用型人才，是为理工科学生后续课程学习打基础，所以很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应用性”，并且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采用统一闭卷考试。受此制约，物理学教育的育人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针对非理工科学生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来弥补普通物理教育的不足。大学物理选修课对体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特别对提高非理工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起着重要作用。
一、大学物理选修课教学目标
大学物理选修课程教学内容并不是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的缩减，不能把大学物理选修课程体系当作理工科物理体系的缩影。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力图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物理学的基本内容，即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培养学生独立探求知识的探索精神；提供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开拓视野，让学生了解物理学前沿；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物理基础；了解物理学与社会、环境、能源等方面的关系，物理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有什么贡献与影响；了解科学家创造性的工作特点和研究方法，获得科学方法论的教益与启迪。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针对这一目标，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应通过身边的物理、生活中的物理以及工程技术中的物理直到最新科学动向(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反物质世界等)导入物理基础知识，应强调：
1、定性与半定量，对计算能力要求不高[2]
由于非理工科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高，因此为了让此类学生对表现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有明确直认识，应采取定性、半定量及适度的定量方法来阐述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规律。注重教学内容中的语言描述，降低物理学科中的定量要求，给出清晰的和较宽阔的物理图像、科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并注意将研究方法、思维方法渗透其中，以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领会了方法。[1]
2、增加物理学史的讲授，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物理原理和物理概念
每一个物理概念、每一条物理定律的形成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少不了物理学家的科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历史行程。回顾这些物理概念、物理定律的逐渐建立的历史过程，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概念的内涵，正确运用物理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3、从哲学角度考察物理学的思想根基
古代物理学的理论形态实质上是自然哲学，它是未分化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把自然界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认识它。从16世纪起，自然科学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物理学开始了它的近展时期。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物理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辨证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客观的东西都是永恒的运动和变化的，它从不把自身的理论当做一部不变结论的汇集，而看做是同样必然地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这样的思想贯穿在物理学里，如：物理规律是普适的、场是运动变化着的、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能流是有方向的等等。
4、物理学方法论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物理学家对物质世界的物理现象和事实进行科学实验和科学思维，在建立物理概念、揭示物理规律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研究物理学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从而产生了物理学方法论的科学。物理学的方法论是介于哲学原理和物理学理论之间，对物理学探索和物理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普适原理。课程中应向学生介绍研究物理学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观察和实验、科学的抽象、理想实验的方法、类比的方法、假说和模型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数学公理化的方法等等，培养学生多维化、系统化和信息化的科学思维方式。
5、内容广而新
覆盖面要广，除了介绍物理现象、物理规律的产生、发展、应用，更要阐明物理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物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物理规律在生产实践、生活实际和科技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量扩大，知识更新速度快。物理学在近生了重大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科学，并在实践中获得了重要应用。因此课程要充分体现近代物理学的内容以及当今某些物理前沿内容及其重大应用，以便学生对最新的物理学理论、应用及科技发展动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1、教学方式
大学物理选修课不是进行系统的物理学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而是从欣赏的角度，以科普的形式，力求轻松、有趣，侧重身边物理、生活中的物理及趣味物理，以消除学生的恐惧心理，这样学生渐入状态，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会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在教学安排上，可以不强求系统性，不严格遵循物理学发展的顺序，而是根据一些起源于物理学、现在已渗透到各学科甚至人文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如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物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地球系统、环境科学等。[3]
大学物理选修课的主要对象是非理工科学生，不需要讲授繁琐的理论推导过程，故传统的“边板书、边讲授”的方法不适用，而应尽量多地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4]。教师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阅读文献，收集和制作课件、图片、flas、音像影视资料，做到音像图文并茂、生动直观、引人入胜地传递教学信息，以便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方式
与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的理工科物理不同，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不采用解题、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而可以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让学生查找文献撰写专题论文；撰写读书报告、课程心得体会；由学生独立完成演示实验或自我设计探索性实验；甚至分组研讨某些物理问题或口试答辩等等[5]。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和最成熟的自然科学。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要求课程结构要趋向综合化，文理要相互渗透。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弥补普通理工科物理教育的不足，对非理工科学生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具有启迪思维、萌生感悟、提供思想方法、树立创新精神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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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而且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有力工具，前所未有的将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因而科学发展的动因、规律、发展模式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种种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代哲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文哲学中较晚产生的，有点独特却发展极为迅速，对自觉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重要影响的一个新流派，现代科学哲学在20世纪20、30年展壮大以来，发展迅速，流派纷呈，主要产生了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流派，他们围绕着科学的划界标准，对科学的发展模式、科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探索，并产生了各自的科学观。
一、逻辑原子主义
逻辑原子主义是罗素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本体论问题而提出的。罗素认为，存在世界是由许多事物组成的，但事物并不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事实，事实不是指某一事物，而是指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的形成同维特根斯坦有着密切的联系。罗素在《逻辑原子主义》中指出:我称自己的学说为逻辑原子主义的理由是因为我想在分析中取得的作为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质原子而是逻辑原子。
二、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其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也叫经验主义，或称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是传统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其思想渊源于休谟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石里克、艾耶尔、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以及通过意义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他们的纲领是：捍卫科学而拒绝形而上学。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维也纳学派的解体，作为一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也就分化瓦解了，但该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精神仍继续存在。
三、批判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衰落，受其影响的一些学者对它的基本原则提出批判，从而形成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rationalism），后来研究者又将其称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50-60年代盛极一时，对哲学界和自然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波普尔、拉卡托斯。
波普尔是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他反对分析哲学认为科学只有在证实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观点，将亚里士多德“科学产生于惊讶”改成了“科学产生于问题”，论文经验证实只是归纳的逻辑，而是归纳不可能提出必然，所以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建立了科学发展“问题——猜测——检验——证伪”四个阶段的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式。
卡尔·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对理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
拉卡托斯是波普尔的学生，他批判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种有独到见解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反对库恩所说的科学的范式转换是新范式全部替代旧范式的一场革命，他认为新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确立应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研究纲领的更新替换，另一种也可以是在旧的研究纲领的基础上来一个包含了旧内容的转换新生。
四、科学历史主义
科学历史主义脱胎于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经过批判理性主义演化而来，在60年代颇为流行。它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孤立地研究科学理论的方法，主张把科学看作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命题、定律、原理所组成的有机的系统整体，强调依据科学史和科学事实来寻求和揭示科学的内在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该学派重视科学发展
转贴于
的历史，注重把科学理论与科学历史联系起来，并在这种联系中探讨科学理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因而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它比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前进了一步。
五、后现代科学哲学
关键词：项目管理；自然辩证法；系统方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科技的进步，工程项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项目管理越来越系统化、专业化，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依据对项目进行全方位地管理。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在项目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简介
自然辩证法是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论文百事通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门类，它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而不是自然界发展的某一具体规律、科学技术某一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科学技术中具体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1]。它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1]。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想象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成果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1]。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2]。科学技术方法论对社会认识实践具有重要的自导意义，唯物辩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了我们在实践中所用的方法、技术和逻辑过程。
（二）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名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他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度，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指导我们进行研究，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这一整套理论，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二、工程项目管理中的自然辩证法
（一）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一词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定义很多，国际标准《质量管理——项目管理质量指南（ISO10006）》定义项目为：“由一组有起止时间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所组成的特定过程，该过程要达到符合规定要求的目标，包括时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条件。”
“项目管理”就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实现项目的目标[3]。
工程项目是最为常见也是最为典型的项目类型，是项目管理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对象通常是有着预定要求的工程技术系统。项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子项、分项和工程活动构成，项目管理必须包括整个系统的管理。完整的项目管理工作过程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反馈等。项目管理应该包括全部的管理任务，有工期、费用、质量（技术）、合同、资源、组织和信息等的管理。
（二）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
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以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理念。
系统方法的一般步骤:阐明问题目标选择系统方案系统分析系统选择决策实施计划。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并将给工程项目管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4]。
1.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内在要求性
工程项目具有一次性、系统性、产品固定性、成果的不可挽回性、体积庞大、操作空间有限、技术复杂、规模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从而对立项的正确性和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个工程项目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许多的子项目，也包括管理项目的人——管理者。工程项目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技术素质、经营素质与方法等，是实现项目管理目标的主导因素。
（1）现代项目管理具有特征：“1）项目管理理论、方法、手段的科学化。这是现代项目管理最显著的特征。现代项目管理吸收并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具体表现在现代管理理论的应用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行为科学等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最显著的是计算机的使用。2）项目管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由于现代社会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职业化的项目管理者，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项目管理。3）项目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项目管理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多，使得项目管理日趋国际化。”[5]
（2）工程项目管理过程的内容：包括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等。
项目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在某一工作区域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会对另一个工作区域产生影响。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很明确的、可以把握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难以把握的。由于存在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所以需要管理者对各种项目目标进行权衡。在各种管理中，要有整体和全局观念。任何一个子系统、子项目都不能脱离整体，一旦脱离整体，其组织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2.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
系统不仅是整体的，也是开放的。系统的内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管理者对项目的管理。如何处理系统的开放性问题，管理学中的SWOT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其哲学依据就是开放性原理。SWOT是在进行项目选择时最常见的对项目优劣进行分析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左右框代表内因，上下框代表外因；Ⅰ、Ⅱ代表积极因素，Ⅲ、Ⅳ代表消极因素。框内内容表示：（1）上边的Ⅰ为内部积极因素，即自身优势（Strength）；（2）左边Ⅱ为外来积极因素，即外部机会（Opportunity）；（3）下边Ⅲ为外来消极因素，即外部威胁（Threat）；（4）右边Ⅳ为内部消极因素，即自身劣势（Weakness）。
在承接一个项目之前，以项目团队为中心进行SWOT分析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理性，减少决策的失误。其方法是：（1）列出团队自身的优势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并填入Ⅰ。（2）列出该项目提供了什么外来机会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填入Ⅱ。（3）列出可能影响项目成功的威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威胁，并填入Ⅲ。（4）列出团队自身弱势以及怎样将影响降至最小，并填入Ⅳ。
SWOT方法就是如何利用内部的变化去适应外部环境。项目目标要能实现，就必须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住机遇避免威胁。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事物质和量的统一体现在“度”的范畴里。“‘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话动范围。辩证法认为，事物矛盾双方的比例、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是有‘度’的，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是量变，它能保持事物的稳定状态，维系事物特定的质。此时，事物总体上处于协调、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6]协调是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取得一个成功的项目，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
协调可以使矛盾的各个方面居于统一体中，解决它们的界面问题，解决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使系统结构均衡，使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顺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经理是协调的中心和沟通的桥梁。在整个项目的目标设计、项目定义、设计和计划、实施控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协调工作。
三、结语
工程项目由于诸如市场条件越来越苛刻，项目变得越来越大，行业变化速度加快等原因，越来越需要更专业、更高级、更系统地进行管理，自然辩证法对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理论基础。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学科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辩证法贯穿在我们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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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 文化产业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05，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10-02
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历来如影随形，呈现出相互支撑的重要特征。文化产业的内在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而科技创新突破了关键技术，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每一次革命性进步，都是重大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结果。因此，探索技术创新的动力及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三大动力
本文是基于创新主体、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三个方面阐述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三大动力。
（一）创新主体的内生驱动力
文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他们既是技术创新的承担者，也是创新成果的受益者。企业的最终经营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任何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文化企业的原创能力和竞争实力。所以，企业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只能采取或选择创新行为，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文化企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
（二）外部环境的外在推进力
概括来说，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科技服务环境。
1.政策制度环境。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上、制度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将推动技术创新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如韩国政府在1998年就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政府采取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韩国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由此可见，政府所创造的政策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和市场，将会形成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激励力。
2.科学技术环境。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采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如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数字电视等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而且它们自身发展又对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方向。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环境是文化企业创新的外在推动力。
3.科技服务环境。科技服务环境包括产学研组织系统、政府服务支撑、中介服务支撑等环境要素。在产学研组织系统内，高校为企业及科研院所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企业是创新主体，具有创新需求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物质能力；科研机构针对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技术；中介服务在文化技术创新中的供方与用方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政府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通过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服务来培育和促成科技服务系统的协调运行。可见，良好的科技服务环境是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支撑力。
（三）市场需求的外部拉引力
文化产业处于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文化产业市场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水平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作为文化产品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才能为企业提供新的市场机会，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丰厚的利润。市场才是文化企业创新成果最终的检验场所，而市场竞争的无情性、危机性、紧迫性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可以说，市场需求是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真正压力和动力，也是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拉引力。
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作用
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促进了文化产业的价值倍增，提高了文化资源的整合效率，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重构与升级。
（一）技术创新促进文化产业价值倍增：驱动作用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美国电影业、英国和意大利的创意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产值都超过了各自国家钢铁业的产值。中国近几年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5.5%。其中，科技创新是重要推手。以北京市为例，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18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139.2亿元，增长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4%。
（二）技术创新提高文化资源整合的效率：协同作用
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对文化管理、文化规范、文化教育、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等诸多因素进行科学合理利用，发挥整体效能。通过技术创新整合文化资源，能够提高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文化生产力。如美国好莱坞通过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和元素，并整合文化与技术资源，拍摄出众多影响力较大的经典影片，引领了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通过科技创新，综合运用文化资源、信息及数据库技术等，聚合核心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利用规模化实现多层次的文化功能整合，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最大潜能和效用，进而达到文化资源增值的目的。
（三）技术创新加速了文化产业重构与升级：变革作用
随着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入开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科技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生产模式，产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裂变，催生了文化产业的变革。当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其相应的产业结构定将自愿或非自愿地进行调整。以当今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的三网融合为例，电话、计算机、电视这三种原来完全不同的产业，现已相互交叉与融合。这说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起到技术支撑作用，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重构与升级，在产业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12年5月中国网络视频联盟成立，由联盟主席领导跨媒介营销、版权合作、智能电视、移动视频、研究专家、会员服务及活动培训等七个委组构成。可以说，技术创新开辟了中国网络视频产业发展的新旅程。
[本文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12BWJ013）“辽宁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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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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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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