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23:23: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比较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可比性的两种声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理论，但是这一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还没有真正得到学理上的梳理与完善。如由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马利•伽列（又译卡雷）给出的法国学派比较有代表性和最明确具有权威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以及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美国学派最有概括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可以说，上述两派关于比较文学的界定均不涉及跨越异质文明的内涵，法国学派关照的视野往往局限在欧洲各国之间，而美国学派虽进一步拓展了学科的范围，但其视域的投射依旧集中在西方文明的领域内。因此，这样一种传统的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研究的触角仅仅局限在自身单一的文明圈内，并没有讨论跨文明的可比性问题。不过，随着东方比较文学的繁荣发展，以及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演进，逐渐有西方学者意识到长期被西方文明掩盖或忽视的其他文明的存在，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内思考关于跨越异质文明的问题。而纵观中外不同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思考，我们会发现有两种声音较为突出并富有代表性。
（一）不具备可比性
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他颇具时代意义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极具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在此书中曾这样讨论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着异质性，并且由于这样一种差异带来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而正是他忽略了文明间可能存在共通性的看法暗含了比较文学学界内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一种代表观点———不具备可比性。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提出的观点：“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可以看出，韦斯坦因开始意识到跨文明研究的问题，这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更新和发展无疑是有推进意义的，但是他的“迟疑不决”也表达出他对于跨文明研究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认为，比较文学一旦越出单一文明的范围，开始涉及异质文明之间的比较将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同文明虽然客观存在，但是跨文明研究却没有必要开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实践应该坚守西方单一文明圈的阵地。又如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探讨平行研究可行性时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名单“：赫尔德和狄德罗、诺瓦利斯和夏多勃里昂、缪塞和海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白鲸》和《浮士德》、霍桑的《罗吉•摩尔文的葬仪》和特罗斯德-乌尔肖夫的《犹太山毛榉》、哈代和霍普特曼、阿座灵和法郎士、巴洛耶和斯丹达尔、汉姆逊和基奥诺、托马斯•曼和纪德”。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以雷马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关于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
（二）“求同”的可比性
相异于上述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界内还有另一派的声音认为跨文明研究是可行的，其可比性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勒克曾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而且，他在思考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也曾提到，“无论全球文学史这个概念会碰到什么困难，重要的是把文学看做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韦勒克是认同跨文明研究的，他认为比较文学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异质文明之间，在寻求不同文明的共性方面积极探索。而法国学者艾金伯勒也曾提出与韦勒克相似的看法，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具有“求同”的可比性。他“批评了比较文学中的狭隘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等倾向，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做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做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做能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然时代与民族等文化特性会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但是超出这一切因素之外的人类情思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不管时代与民族等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人性共通的前提使得异质文明之间存在了沟通的可能性，跨文明研究也因此确立了一种“求同”的可比性。
二、：变异学视域下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纵观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两派看法，虽然体现了不同学者对于该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但是这两种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局限性。如果我们在变异学的视域下考察这一问题，会发现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必然存在，并且其可比性的内涵又比单纯的“求同”要更为丰富。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具备可比性”的观点其局限性所在。认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相关论述中，韦斯坦因的看法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不可否认，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时的比较文学领域，由于以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大力倡导被法国学派抛弃的平行研究，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所以，韦斯坦因在权衡了法国学派过于狭窄的研究视野以及美国学派过于宽泛的研究范畴之后，采取了这样一种“中间道路”。但是，这个所谓的“中间道路”却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整体置于“穷途末路”之中。因为反对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备了跨文明性质的中国比较文学，其合法性几乎被完全颠覆。我们熟悉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钟书的《管锥篇》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都将失去学理上的合法性，成为一种“乱比”之作。显然，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比较文学百年的探索不可能是一种“天真的游戏”。相反，它是在大量实践与探索中积聚起深厚学理基础，具备成熟合理因素和凸显自身特色的一门大学问。因此，我们要以韦斯坦因为代表的片面观点，明确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具备可比性，并且这种可比性是建立在充分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经验之上的。然而，揭示了“不具备可比性”这一派观点的片面性后，并不代表将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单纯“求同”之上的第二派观点就完全正确。
一味地“求同”，忽视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将会引发严重的话语失衡问题。作为跨文明研究思潮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有过这样的认识：“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这一意识的核心从未遭到过挑战，从这一核心中浮现出一个东方的世界———的基础上”。因此，透过萨义德的分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所认为的东方，更多是西方话语霸权下被扭曲了的东方，而其真正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表面上西方文明看到了东方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但这样一种在话语覆盖下的关注，恰恰是更深层次的忽略。而且，这样一种“走样”的东方文明，不仅不能彰显东方文明真正独特的价值所在，甚至连东方对自身文明的感知和把握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曾对此说过：“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循着这样一种思路，于连曾明确对钱钟书、刘若愚等学者的研究提出批驳。他认为，钱钟书在进行跨文明研究时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求同”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也就是说，于连觉得钱钟书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同之处，没有将更有价值的异质性凸现出来，这样的跨文明研究并不全面。而对于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于连批驳的力度更大。“我认为他的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他甚至说，刘若愚套用西方诗学模子的“求同”研究，只能使中国诗学“贫乏化”。因此，从于连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跨文明研究，除了要追求一种“求同”的意义以外，还应该彰显出不同文明异质性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只是一味用西方单一话语体系覆盖其他文明的话语体系，那么非西方文明将会“被死亡”，从而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譬如，当我们完全套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风格时，其结论往往是标签化的、平面化的。因为浪漫主义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现实主义的杜甫不完全就是杜甫，白居易的风格也不能单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就能简单概括。若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的曲解，使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逐渐丧失。又譬如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传统的中国文论并没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批评”概念，如果依旧保持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文论话语，将使得中国批评史，变成“中国批评死”。所以，跨文明研究不仅要关注“同”的一面，还要明确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异”。其实，有许多异质文明间的要素也体现出承认异质性是必然的选择。如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中医、围棋等等，这些与其他文明体系存在绝对异质关系的文明成分，是无法用他者的文明体系去透析的，一味“求同”的思路只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使得真正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无法全面开展。至此，我们不妨引入中国学者叶维廉在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实践时所提出的“模子”理论来总结一下上述的分析。
他认为“，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时候，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不能忽略的，异质性是比较的价值得以彰显的关键。所以，唯有确立了“”的比较思维，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中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但是，仅仅确立了这样一种“”的可比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学者曹顺庆所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层内涵。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其定义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所以，将变异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将使其原有的可比性进一步丰富为：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与互补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跨文明研究的关键在于跨越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异质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这样一种异质性，文明交汇之处就必然会有“变异性”因素存在。变异的终点又往往指向文明间的相反相成，体现出一种“互补性”。因此，变异学理论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由单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异质文明的层面。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使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单纯“求同”的局面被打破“，求异”的部分得到彰显。而这两方面的理论创新都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进一步确立起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正是在变异学理论的指导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体现出了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求同”不是“同化”，“存异”不是“孤立”。所谓“‘求同’不是‘同化’”是指：我们承认影响趋同的同时，不排斥这一过程中的变异因素；在揭示共同诗心、文心的时候，不同于原有研究中的话语覆盖，而是保留异质特征。而“‘存异’不是‘孤立’”则是指：彰显异质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差异，更不是一通乱比；相反，异质性可比的内涵是建立在原有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可以更好地进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而且文明间的对话预示着新因素的产生。
三、结语
一、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
(一)比较文学思维的发展
从早期的希腊文化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但这时的比较方法具有盲目性和肤浅性,还没有形成体系,同时,还具有相当的哲学印记。在古希腊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和谐”观点,就包含了丰富的比较思想,他认为“和谐是许多混杂要素的统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1],对于和谐音乐规律的发现,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据说有一次,毕达哥拉斯路过一个铁匠炉,听到打铁时发出的各种声音非常悦耳,于是,他对铁锤的重量加以比较,发现不同重量的铁锤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他由此受到启发,创建了音程的数学原理。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的美的相对性的问题也体现了比较思想,作为例证,他把人与神相比较,认为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而“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1]。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诗与史的关系时,明显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认为诗比史更真实,因为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2],诗与史的区别在于“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一叙述已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并得出结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2]。从这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带有明显的比较的思维痕迹。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莱辛在《拉奥孔》中详细阐述了诗和画的区别,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诗和画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媒介不同;第二,题材不同;第三,感受的途径不同。同时,莱辛不但看到了诗和画的区别,还看到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融合,可以化静为动,化动为静,诗可以转化为画,画可以转化为诗。理查德?赫德在《论诗的模仿》中,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赵氏孤儿》和古希腊的悲剧《厄勒克拉特》的相似之处。
(二)比较文学的正式提出
在经历了比较思维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之后,比较文学逐渐开始以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文学的舞台。据赵小琪在《比较文学教程》考证,最早使用“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这一词语的是法国两位中学教师诺埃尔(FrancoisNoel)和拉普拉斯(E.Laplace)[3]。他们在1816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选集《比较文学教程》,但该作品并未对比较文学作理论探讨。1829年法国学者维尔曼(Vil-lemain)出版《比较文学教程》一书,1830年另一名法国学者安贝尔(Ampere)开设了名为“各国文学的比较史”的讲座。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停留在对作品的罗列和简单对比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到了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发表了《比较文学》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的理论着作”[4]。这本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比较文学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对文学的本质和比较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详细的论述,还对东西方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此后,比较文学的论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世界各地的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或课程。同时,针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先后出现了法国学派、德国学派、英国学派、俄苏学派等等不同的派系。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开始在西方蓬勃地发展起来。
二、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兴起要比西方晚,但就比较思维而言,如果从中国文学理论中寻找,总会发现很多有关比较思维和比较法的记载。
(一)比较思维的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有关比较思维的记载,在《述而篇第七》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就体现了丰富的比较思想。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写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这段话将个人的性格气质与所写文章风格作一比较,“触类以推”,认为“表里必符”。与《文心雕龙》并称的钟嵘《诗品》更是大量的运用了比较手法,在其各章中,钟嵘首先便判断每个作者写作的来源,如在品鉴汉都尉李陵时,钟嵘写道“其源出于《楚辞》”,在品鉴晋平原相陆机时说“其源出于陈思”,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较。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论述每种文体风格时采用种种较为具体的意象作比,在比较中得出其共同点,即构成题目的风格,例如在说明“洗炼”时,写道“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种种意象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其特征的共同性得出“洗炼”的内涵。以后,西学东渐,东西文化得以沟通,一大批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如严复、王国维和林纾等人。他们翻译外国作品,着书立说,敲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大门。王国维就曾用叔本华的哲学研究《红楼梦》,写出《红楼梦评论》,林纾将《老古玩店》和《红楼梦》作了比较,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文学主要集中在中西个别作品的比较和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上,还有一些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解放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国情,我国在比较文学方面主要是中苏文学关系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在这期间,虽然出现了像钱钟书的《管锥篇》这样的优秀着作,但从整体上看,取得的进步很是缓慢。
(二)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比较文学真正的兴起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派的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早见诸于文字是在1976年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编着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5]。这一定义,其实只是延续了以往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引进,并没有自己任何创新的东西。1983年,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学派的建设问题,提出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不能从国外现有的定义出发,必须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这次会议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是一次具有质的飞跃的转折点,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之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各种优秀着作论文和会议蓬勃出现。乐黛云、曹顺庆、孙景尧等比较文学家纷纷着书立说,从理论上构建了新时期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其中较为着名的代表作有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比较文学的研究论文也层出不穷,他们以不同的方面补充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如李鑫所撰写的《叶公超比较文学视野下的艾略特评介》采用了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了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观念的评价和介绍[6]。金钢所撰写的《科尔沁旗草原上的聂赫留朵夫———论“丁宁”形象塑造对“聂赫留朵夫”的原型借鉴》运用影响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讨了“丁宁”形象与“聂赫留朵夫”的原型的相似点和相异点,以及造成这些相似点和相异点的原因[7]。这些着作和论文极大地丰富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使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比较文学在中西方各自经历了萌芽发展阶段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理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研究的模式越来越以系统性呈现。而比较文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扩展性,因而,中西方比较文学应相互借鉴,并以其各自的特点向纵深层次发展,并不断寻找新的思路来拓展比较文学的领域。
【关键词】教学改革 本科毕业论文 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47-02
作为全国优势特色专业的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并兼具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近十年来不断改进的“四环节”教学法的实施，不仅在本科教学上是一大创新，其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区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但是，如果我们不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学生在最终实践能力的提升上，程度有限，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它集中表现在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且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笔者承担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已经有十余年，平时也担任《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积多年的经验，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我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均是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的问题，既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特有的问题;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中文系各方向论文写作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一步深化中文系的教学改革，从课程教学内容调整、课程设置改进及学生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等多角度入手，别无它途。下面我就以外国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为例，谈一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范围
虽然从比例上看，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不少，但具体到写作内容，则呈现了选题较为陈旧及视野较为狭窄的特点。四年本科教学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基本奠定了学生外国文学的知识基础，对学生论文选题的确定影响巨大。它引导我们的学生更多地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典范性的文学人物及文学现象、关注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及人文批评。一些作家作品及典型人物，几乎每年都会有学生涉及，即使学生写作切入角度会略有变化。比如，英国十九世纪女性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十九世纪文学，而涉及到的作家有勃朗特姐妹、哈代、司汤达、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他们笔下的简・爱、苔丝、于连、卡拉马佐夫、安娜等，也往往成为学生人物性格分析的常客。不同届学生的论文选题，重复现象较为突出，虽然指导老师在最大程度上力图避免这样的重复。这一现象，与为期一年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是相吻合的，能反映课程教学对学生外国文学接受与理解的影响，因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比较强调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那就是学生在论文写作上所体现出来的外国文学视野，受《外国文学》课程的影响是明显的。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近现代文学、关注文学的思想及美学价值，始终是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显著特征。而由此反映出来的学生主动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不足、写作视野的相对狭窄，也无庸讳言。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课程在课时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延伸，能在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对学生有所引导，学生的写作视野无疑会开阔得多。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后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当大力改进的地方。
二、研究方法
较之选题范围上的相对狭窄，学生在外国文学论文写作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上的陈旧和单一，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究其原因，我以为还是与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忽视密切相关。在中文系的培养模式设计中，除了《文学概论》一课外，并没有其它的相关的文学方法论课程，也没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相关的课程。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没有接受到文学方法论的课程教学，这使得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相当陌生，没有明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意识。所以在毕业论文写作时，他们只能模仿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在作品与作家、社会及读者的四维关系上做文章，内容也无外乎作家传记研究、作品主题及思想价值分析、人物典型性格研究等方面。而从形式主义的角度、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几乎没有出现过。曾经有一个学生的论文选题是《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语言风格》，应该说已经论及到一个新的角度，但遗憾的是，该学生在写作中不过强调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律上对欧洲十四行诗承前启后的贡献，浅尝辄止，并未能对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语言学角度的形式主义分析。究其原因，还是缘于对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不熟悉，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等概念的不熟悉，在写作中不能运用这样的理念去分析文本。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生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思维。这不仅表现在学生的许多外国文学选题直接就是比较文学或与比较文学有关的，也表现在学生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过程中，能自觉地置研究对象于世界文学的语境，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剖析问题。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人物性格分析，不少学生都自觉地将其与同类型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典型进行比较，试图从比较中确立其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方法，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也许较之希望其在方法论上的变化，有更多的价值和更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学生在比较意识和思维上的期待，应该高于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变化的期待。而且就文学研究的价值而言，比较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呈现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这一点，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
三、问题反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教学改革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讲授――阅读――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法的构想和实践，通过对学生阅读、思考及写作能力的多层次积累式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改革至今已近十年，成效显著，已经得到了教学同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长达三年的培养过程，其人才培养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集中反映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仅就多年来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选题写作的情况看，我认为无论是论文选题范围、研究和批评方法，还是论文的写作规范，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要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很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了。只有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写作指导模式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和调整，方足以应付这样的变化。学生对论文方向和选题的抉择，无疑与《外国文学》课程给予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背景是相关的;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也是由这样的知识背景提供的。很少有学生能越过这样的背景，去独立地完全凭借自己的爱好与兴趣选择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如何拓展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范围，让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与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及文学背景联系起来，应该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来说，我以为，如果现有的教学课时不能有大的提升的话，那就加强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进。已经成熟的没有大的争议的内容，如古典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不妨让学生主要用自学的方式去掌握;而一些未有定论的领域，一些与今天的文化文学密切相联的文学现象。
学生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训练。为此，我以为急需设立一门文学方法论研究的课程。这一新课程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外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二是对古今中外典范的文学研究实践和范例的介绍。这一门文学方法论课程，还应该涉及学术研究基本条例和规范的介绍与研究。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问题。我们在学生培养中，注重了学生文学知识的积累，注重了学生文学鉴赏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却忽略了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学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一.关于本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
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可以在三个大的方向中进行，即英语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各个大方向中又可以选择小的方向，具体解释如下：
1.英语文学：选择英语文学的毕业论文选题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国别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
在进行国别文学研究选题时，一般选取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中的某一经典作家(如海明威)，某一经典作品(如《双城记》)，某一写作手法(如象征手法的运用)或某一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运动)作深入研究。但在选择作家或作品时最好选择在文学史上作为经典的作家或作品。有个别流行作家或作品极富盛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如《飘》或《荆棘鸟》，学生有强烈愿望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在不可避免上述情况时，应该尽可能地挖掘作品内在的深刻含义，不能流于肤浅的分析。
文学批评理论的选题一般不太适合英语专业本科生，因为该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英语专业研究生阶段，本科生一般不具备文学批评理论的知识结构。这个方向的选题可以有关某一文学批评理论,一文学批评术语的阐释或某两种或以上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
比较文学研究就是将两个以上的作家或作品进行比较。这两个作品或作家可以是同一国别的(如“雪莱与拜伦的诗歌比较”)，也可以是不同国别的(如《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2.语言学：选择语言学的毕业论文选题可以在两个大的方向进行：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就是对于英语语言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如对一种词性、或一种时态、或拼写、语调等等方面的研究(如“一般现在时及其交际功能”)。
应用语言学包括教学法的研究和其它一些新兴的应用语言学分支的研究。师范专业或本身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选择教学法方向的较多。在这个方向选题，也要避免过大范围的选题，而应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教学实践或实验。这个方向的好的选题有：“个性与英语教学”，“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等。
3.翻译学：翻译学的选题一般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活动。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就是探讨某一种翻译理论等等。相比之下，对翻译活动的研究更多一些，这些选题可以是对一种语言现象的翻译、或一种修辞格的翻译的研究(如“汉语成语的英译”)。应该注意的是，在对翻译活动作研究时，往往需要某种翻译理论支撑，总结规律，并对这一活动作出评价，要避免仅仅时例子的罗列。
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提纲拟定原则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着,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着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着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着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着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着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着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大学英语教学 跨文化 多维文化视域 文化反思
一、命题缘起
在我国英语教学这一领域，不少长期从事一线教学、有丰富教学经验以及过硬研究水平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了将学科性质、教学目标、课程特色比较接近或有重合点的课程的一体化研究或融合研究。
具体说来，华北电力大学的吴云云、陈惠良在论文《英美文学与外语教学改革》中指出当前大学英语专业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忽视人文素质培养。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因其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弊端，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对其改革势在必行。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并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英美文学的融入必将提高教学水平，助于改进我国英语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1]
贵州大学的高静在《英美文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也探讨了英美文学教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借鉴意义。她主要提出了英美文学作品在口语教学、阅读教学、写作课堂上的应用，并得出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使学生的英语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结论。[2]
然而，在目前国内众多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鲜见比较文学与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体化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从教学实际来看，目前的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很强，涉及到很多概念和范畴，比较抽象深奥，讲授和接受都存在较大难度。故此，将比较文学课程与大学英语教学融合或一体化难以开展。但是，探讨以比较文学“开放性”及“跨越性”观念改革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逐渐培养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意识，则是更加实事求是且具有可行性的选择。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观念出发，对比较文学的多维文化视域价值以及比较文学的中国文化反思价值进行了探讨。在借鉴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方法，更新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与内容等方面进行教学探索，可以提升大学英语教学的理论性，为进一步构建与完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意识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多维文化视域价值
英国英语专家D．格拉多(D. Graddol)在《英语的未来》一书卷首语中指出，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英语将继续强大，其通用功能不会被其他语言轻易取代；但它的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英语不再是英美诸国的专利而是属于世界；它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使用和学习的人们。这一论述表明英语的全球化是以“一体化”和“多元化”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的。[3]目前的事实是，除了公认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外，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特别是原英殖民地国家，宣布自己的英语“独立”。世界英语 (World Englishes) 的家族成员越来越多。
英语成为世界“普通话”后与各国不同语言与文化相互交融，它所传载的就不仅仅是英美文化或基督教文明，而是一种全球文化；人们用英语对外交流也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只同以英语为母语的“内圈”国家的人交往。在这样一个语言通用而文化多元的时代，英语教学中，“他者”文化视域也因此而具有多维性。如同英语教学接纳了印度英语、阿拉伯语英语等各式英语一样，它也同样把各式英语背后的文化纳入到教学日程中，以培养学生的宏观文化意识。
这种大文化教育所传递的文化态度是：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千差万别。文化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只有在相对中才能理解。顺应这一文化教育模式，教师的职责就在于引导学生学会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异文化，对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行为，根据其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标准进行描写、解释与评价。同时要引导学生学会从多个视角看世界，以克服本土文化视角的相对单一，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交往中，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既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吸取他人先进成果，促进本土文化生态的改善。由于大学英语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建立多维文化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较文学课程最大的特色是能够将各相关学科一些最新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解读中。比如，传统比较文学范畴内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课程讨论各种不同的批评途径，如新批评、心理分析、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及其这些方法在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的运用。
二）比较文学的中国文化反思价值
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认为语言即思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语言观反映在语言教学上就是对语言与文化间相互依存、互为载体的关系的注重。因此，英语教学对文化的关注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意识亦早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
在以本族语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时代，学生被动地学习、接受英美文化，他们要做的是遵循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习俗，以消除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它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的双文化交际与交流。本族语中心消解后，英语教学的挑战不再是复制说本族语的人，而是将一门新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以参与到全球化的对话中。借助于强势语言、主要是英语的传播优势，众多非霸权文化，如印度次大陆文化、加勒比文化、非洲文化的民族特性开始为世界所知。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意识”在外语教学中应理解为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一样来思考东西并做出反应，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所以，跨文化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本国文化与异文化的异同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领悟与敏感，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模式、特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洞察和批判性的理解，以及根据异文化来调整自己思维、语言理解及语言产出的自觉性。
大学英语教学应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意识”中获得启发，对以往的文化教育模式进行反思，如果中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在英语中的一些最为常识性的表达都不甚了了，那么，文化、信息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交流本身就包含着输入和输出两方面的行为，因此，关注本土文化在英语系统中的建构与表达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应有之义。从学习与弘扬中国国学来讲，培养跨文化意识将使大学生能够站在“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并逐渐培养世界眼光。这一点与大学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要求也是相契合的。
三、结论
英语教学不是工具性训练，是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语言基本功只是其中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有丰富而系统的语言与文化知识、开发智慧与创造力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同时，必须有母语综合能力的相应提高。如果把外语教育仍看成是听说读写语言基本功的训练，结果就会出现许国璋先生生前说的：“（学生）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很像个样子，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有话了，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4]把外语纯粹当工具来教来学，结果就是既没学到知识，更没有学到思想。
新世纪需要的不只是能说会道的外国嘴（有人把只会讲空洞无物外语的人叫外国嘴），而是有思想有创造力的文化人。依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2007年制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在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中，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与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和提高“综合文化素养”这三个目标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的。[5]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的跨越性观念能够打破现行大学英语教学中只传授基础语言知识或只重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僵局，可以打开思路，培养学生更宽广的视野和理论概括能力。
参考文献：
[1]吴云云, 陈惠良, 杨宪宇. 英美文学与外语教学改革[J]. 中国电力教育.2008.
[2]高静. 英美文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9.（2）.
[3]Graddol, D. What will English look like in 2050? [J]. IATEFL. Issues, 1999:149.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仅仅是文学问题,其背后一定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写作论文。研究异国形象,文化问题总是作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义和原因出现的。事实上,异国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创作者对一个不同文化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同时又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言说,它涉及人物、物质精神生活、观念思想等。形象不仅展现了与本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传递着形象建构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确提出形象学的研究原则,指出在研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注重“研究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基亚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求总括性的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是怎样生存的。”〔2〕显然,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民族神话”或“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诠释的情况。这就
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形象学进一步发展。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开始提出扩大研究领域、注意视角转变的问题。他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称“异国形象”,是一种“人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对“人为的形象”深入探讨,发现和确定该形象的形成过程及根源;“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4〕。这里强调的是对“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证其影响方式,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罗列。这一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异国形象研究背后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凸显了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化构成。另外一位对比较文学或者说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巴柔。1989年他发表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此定义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真实地描绘出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事实上,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形象塑造者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也可以说,形象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对异国的理解和想象),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形象是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其作用是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注视者审视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构了异国形象,此异国形象同样也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即“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正如让-马克·莫哈所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7〕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已经转移到对文化给予高度关注。与此相应,形象学研究所处理的文本也从文学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围。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的关系不仅构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个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二、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形象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确认自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产生与交流,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有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
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关系永远都会多少被习俗所限定。社会、文化规约解释、担保了形象的传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创造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异国文化。这种对本文化的依附现象正是观察和创造异国形象的出发点。就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原则,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则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西方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想象,是协调权利的话语或整合权利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批判的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9〕。因为形象建构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对异文化进行审视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视域决定了他如何建构叙写异国形象。通过他者形象的创造,其背后的文化动机得以凸现。法国学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简而言之,我们研究异国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参考文献〕
〔1〕卡雷.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1.
〔2〕基亚.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0,83.
〔5〕〔6〕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18,26.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山东省高校教学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于2010年-2011年对全国30多所不同层次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行了调研，发现高校虽然普遍重视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但是，管理不善、穷于应付、效果不佳的现象仍然存在。我校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和写作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近些年来论文质量持续走低。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高校创新教育活动中最活跃因素的高校教师应该主动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从选题到写作规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通过毕业论文环节的训练，真正实现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
本课题组对我校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两个中文本科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生（不包括专升本、第二专业）1755人的论文及相关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从学生预选题目到在指导教师引导下写作，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历来是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重点，这个方向更改为其他方向的人数也很少。从这五届学生1755篇毕业论文的题目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包括文献学）方向420篇，约占24%；现当代文学方向598篇，约占3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139篇，约占8%；语言学（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349篇，约占20%；文艺学与美学方向70篇，约占4%；中学语文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方向136篇，约占8%；选其他方向（包括秘书学、新闻学等）者约占2.5%，见下表：
曲阜师范大学2008届至2012届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本科毕业论文分方向统计
中国现当代
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语言学 文艺学
与美学 教学论 其他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2008届 401 166 41.4% 96 23.9% 38 9.5% 85 21.2% 6 1.5% 10 2.5% 0 0.0%
2009届 445 164 36.9% 116 26.1% 34 7.6% 78 17.5% 23 5.2% 18 4.0% 12 2.7%
2010届 284 83 29.2% 73 25.7% 26 9.2% 67 23.6% 12 4.2% 16 5.6% 7 2.5%
2011届 253 74 29.2% 53 20.9% 25 9.9% 55 21.7% 14 5.5% 20 7.9% 12 4.7%
2012届 372 111 29.8% 82 22.0% 16 4.3% 64 17.2% 15 4.0% 72 19.4% 12 3.2%
总 数 1755 598 34.1% 420 23.9% 139 7.9% 349 19.9% 70 4.0% 136 7.7% 43 2.5%
笔者对其中420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论文进行了研究，针对该方向毕业论文在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指导意见和合理建议。
一、充分认识选题的重要性，克服应付和依赖思想
毕业论文的选题至关重要，是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知识转化能力的训练过程，是检验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是论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选题环节做不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学生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有欠缺；不会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学生，也很难称之为好学生。对于这一点，经历过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都有清晰的认识。在我们做过的《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卷调查》中，2012届372份有效问卷对第21项“你认为毕业论文的质量与你的选题有关吗”的回答，100%选择的是肯定答案“有”。但在每届论文初选题目时，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存在应付和依赖指导的思想。
考察我院中文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论文，虽然预选题目的方向与实际论文方向变化不太大，但是，具体题目更改和变化比例却很大，达到80%以上。以2012届古代文学方向为例，82篇论文中有68篇题目有更改，更改率近83%，很多学生在预选题目时只是草草地考虑了一个大致范围，并没有深入、细致地思考题目是否合适，经过老师指导才发现自己所定题目并不妥当，不得不进行修改，如下表：
序号 原题目 修改后的题目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山水精神 谢灵运的山水情怀
2 浅议以禅喻诗 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因素
3 陶渊明思想浅论 浅析陶渊明人格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4 从汉乐府看汉代的妇女问题 花木兰与刘兰芝不同命运的对比分析
5 论纳兰性德爱情词词风 浅析纳兰性德词中的“月”意象
6 中国古代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明清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7 中国古代诗歌游子主题研究 《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主题探析
8 宋人精神之“雅”与诗歌之“俗” 从苏、黄诗作看宋诗的以俗为雅
9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异类文章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反面教材”――明清反传统文章个例研究
10 宋词中的离愁别恨 欧阳修词中的离情别绪
11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嵇康与阮籍诗文的现实主义风格比较
12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形象转变原因探讨
13 《论语》研究 突破传统 逼视人性――谈《西游记》中女妖形象
14 李商隐“无题”诗探究 晏几道与秦观词中“泪”意象的比较研究
15 论古代诗歌中的爱情诗 浅谈李清照词中的女性情怀
16 论我国男性词人的女性书写倾向 从苏、秦词之比较看秦观词的情韵兼胜之美
17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中女性的进步意识
18 魏晋社会背景对诗人文学风格的影响 浅析《论语》中孔子的交友观
19 柳永艳词与宋代市井生活 《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比较
20 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模式化结构
上表中前10篇基本上属于题目范围变化问题，后10篇的题目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论文题目与原定题目风马牛不相及。也有原题目被指导教师后，学生自己找不到合适题目，教师给出的题目学生又做不了，最后不得不应付了事，或勉强及格，或重新补作，从而影响了论文质量和成绩。中等及以下成绩的论文都存在对选题不重视、不认真的情况。
为了有效解决学生对选题不重视的问题，文学院在管理上也尝试着改革：一是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召开全体应届毕业生参加的毕业论文工作会议和指导教师会议，讲清楚毕业论文的重要性，使师生从思想上重视毕业论文工作。二是改变选题方式。以往虽然安排学生预报题目，但在指导教师安排方面并不考虑学生所报题目的方向，出现学生所选方向和题目并非指导教师专业擅长的情况，带来指导教师指导不便、学生更改方向等问题的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学生在选题方面产生依赖指导教师的思想和等待、应付的做法。从2009级开始，文学院实行“三年三段，三选三结合”的方式，“三选”即学生选方向――选导师――选题目，“三结合”即学生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相结合，更宽范围、更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选题需要。三是提前安排选题环节。“三年三段”即：二年级的学习阶段――三年级的准备阶段――四年级的写作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阶段，不仅通过《应用写作》必修课程了解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的性质和学术规范，而且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课程论文（大型作业）的训练，开始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意识；第二阶段的准备阶段，通过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点，在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重点阅读原作、积累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第六学期期末，安排学生预选方向，然后根据学生所选方向安排指导教师，安排学生在假期中自己思考并预选题目；在四年级新学期开始的一个月内，通过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三结合的方式选题、开题，使学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进行选题，使开题工作更加顺利，为毕业论文的顺利撰写奠定基础。
二、选题要有一定创见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陈旧、缺乏新意，简单重复他人的劳动，这是通病，在古代文学方向选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比如：
2009届毕业论文学生自己预选题目：《五柳先生带月荷锄归――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顽石贾宝玉的情感人生》、《成也诸葛，败也诸葛――浅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性格》、《苏轼的人格魅力》、《论猪八戒之懒惰与勤奋》、《李清照词的凄凉意境》、《论〈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分析》、《可怜红颜多薄命――林黛玉性格初探》、《李清照前后词风比较》、《论中的女性形象》；
2010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红楼梦人物分析――悲情公子贾宝玉》、《漫谈苏轼的旷达》、《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代词帝李煜的才情和失意人生》、《李清照词风》、《〈水浒传〉中女性形象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诗经〉的艺术特色》、《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浅析》、《试论李清照的人生经历与其词作》；
2011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宋江之忠义分析》、《〈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形象――红楼梦黛玉与宝钗的对比分析》、《以文观人――从苏轼诗词看苏轼其人》、《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
2012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袭人和晴雯形象初探》、《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探讨〈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浅谈李白的诗歌特色及影响》、《论李清照的情感世界》、《论林黛玉》。
以上题目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毫无创新可言，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被指导教师否掉了，学生重新选题。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本身就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引导下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求学生撰写的论文不能人云亦云，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地去重复别人的劳动，不动脑筋，不做研究，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何谈培养创新能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对本科论文创新缺乏正确而清晰的认识，二是缺少学术积累，对学术研究动态也缺乏应有的了解，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注意在继承原有研究基础上寻求新方法、新角度，不因循旧说而影响探寻新发现，要形成新观点、新成果。
任何科学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创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有新发现、新见解、新成果，创新思维离不开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关键是找到从怀疑向创新转化的契合点，做到不迷信权威，不盲目从众。
很多大学生往往认为别人研究过的题目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因而造成胆怯和畏缩心理，更不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
关键词：林田慎之助 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 研究特点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他的部分论文被翻译到中国，刊登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二十部专著。[1]1-8在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发现林田慎之助作为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点，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这些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林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次讲课中说：“我觉得有两件事感到惭愧：一是通过讲课，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有很多问题只是提出之后搁置起来，没有解决。”[2]54张哲俊教授在评论吉川幸次郎时认为：“这当然是吉川自己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是林田慎之助进行论文写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写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的缺陷。当时中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写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问题，林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自己的重新写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即证明了林田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仅在整部《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具体的写作中，同样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针对《雕虫论》写作年代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了仔细辨析和严格考证，最后得出了其写作年代应该在齐代末年这一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关于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问题点在于如何给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以及如何对《正纬》、《辨骚》进行定位。在《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问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对汉魏六朝时期“情”、“志”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这一时期“情”与“志”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林田慎之助所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会提出并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他是怀着论文写作的思路去进行文论史写作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不少章节就是林田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识地分节写作，最后汇聚成书，如此方法下写出来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论文一般的严谨性和精炼性。问题先行，不发空洞言论，不拖泥带水，可读性极强。
二、原典实证法
“原典实证法”是“实证主义学派”（又称“京都学派”、“关西学派”）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实证法”来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师承的两位导师青木正儿和目加田诚均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尤甚。严绍先生在论及“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时称：“实证主义学派，从其名称上便可以窥见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说：“实证主义学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确实事实的治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重视‘独断’之学，从哲学范畴出发，摆脱繁琐之弊，从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出发，表明独立的见解。”[3]253青木正儿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实证主义学派中的真实反映。青木一方面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文学、南画、戏曲、音乐等领域中纵横驰骋；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作为青木正儿的学生，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谓是得老师之真传。最为典型的证据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其中对裴子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的考证可谓是精细至极。
三、综合研究法
这里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文学文本、文论文本，还重视对影响文学观念变迁的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学、文论文本为中心，但从来不忽视对影响文学、文论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期。铃木虎雄的“魏代文学自觉”说早已深入人心，文学上的自觉，反映在文论上，自然也有“诗缘情”等重情理论的提出。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变化，更离不开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荡与争鸣。林田慎之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沉浸在文学自给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晋玄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衰微，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他考察的重点。而这些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也是林田慎之助试图解决的。比如，在研究两汉魏晋时期的辞赋论时，林田慎之助以赋的功能作为依据，把这一时期的辞赋家划分为两大系谱。在论及提倡赋之讽谏意义这一系谱时，林田分析了此种辞赋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儒教作为维持现实政治和秩序的理论，获得了统一支配的地位。而经学的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宣帝、扬雄、班固等人辞赋论形成的原因。此外，汉代毛诗学派的《诗经》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影响。”[4]64林田的这段话正是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例证。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仅立足于文学、文论，还旁涉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在研究萧纲的“放荡论”理论体系时，他试图把握这种文学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美意识。从前面介绍林田慎之助论证《雕虫论》写作年代的思路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这固然和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现实状况有关，但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对实证精神的发扬，也正体现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证文、文史互证的研究立场。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较法
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也许，他并不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这种不自觉地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其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关注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在《南朝放荡文学论的美意识》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论述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解释萧纲“放荡论”的“放荡”之义时，举出了英国的心理学者蔼理斯、周作人、王瑶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对照。蔼理斯的《凯莎诺伐论》中有“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的观点。林田慎之助对三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学理论，还是王瑶一方对文学直接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理论的机械运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蔼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进行总体论述时，同样把中国文学评论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关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总论中叙述中国六朝文论时，选取了19世纪的法国文论以资对照。他认为，在六朝之前，中国的文论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之后的六朝，则逐步走向自觉。关于这一点，林田认为和法国17世纪的情况很相似。的确，法国17世纪的前半叶，正是君主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古典主义”文论，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他所倡导的理论原则主要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古典的原则、自然的原则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从古代、重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对道德观的重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缚是有相似之处的。此外，林田还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呈蓬勃发展之势的时间，与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缓慢？对于这一问题，林田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五、鲜明的反儒倾向
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例，林田慎之助自觉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判断文论家思想倾向进步与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龙》之“道”时，对刘勰之“道”是否与儒家思想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还以此为标准对六朝的文论进行归类。可以说，他对六朝文论中“情”、“志”关系的变迁、对汉魏辞赋论两大系谱的归纳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缚与否作为分水岭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汉代的大部分文论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论称为“古典”或者“传统”的文论观，而把注重文学本身审美性、表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文论称为“进步”、“自觉”或者“自律”的文论观。对于“古典”、“传统”的文学观，林田有时不带任何感彩，有时会讥讽为“陈腐”，而对于另外一种，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的。
林田慎之助的这种鲜明的反儒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是受其导师青木正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青木正儿曾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中说：“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中国衰敝，到现在，它已经没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给吴虞的信中说：“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5]467
事实上，青木正儿的反儒倾向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特点。其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改良运动促进了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日本的传统文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末期，文学已经呈现出颓废之势，文学作品大多是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而创作的，是只供读者消遣的。而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残余的游戏文学逐渐被抛弃，新的文学因素也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觉努力学习西方文学的前提下，文学改良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起点，日本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而作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排斥游戏小说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把小说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6]236《小说神髓》确定了明治之后小说发展的方向：“他从艺术中排除了道德观念、功利主义，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世态、人情的写实乃是小说创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对于小说的改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摒弃了劝善惩恶的因素，而劝善惩恶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文体的改良本身，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吸收和借鉴。新体诗，也即是用当代日语写作的欧化诗型，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文体。
综上所述，通过对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反儒倾向等，则展现了同时代日本汉学家的群体特点。
参考文献
[1] （日）林田慎之助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编集委员会.林田慎之助博士著作目录[M].东京：创文社，2002.
[2]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4] （日）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M].东京：创文社，1979.
[5]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 （日）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