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3 21:39: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金融监管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监管；路径选择
世界众多国家或地区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本国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恰好与我国民间金融的严苛管制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严格的管制引发了国家调制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利的内在紧张，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分裂和落后，抑制了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要想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优化，加速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不合理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构与反思，笔者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疏导民间金融，让其阳光化生存。因此就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强法律监管，尽快确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明确对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规则”，包括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融资双方真实确认的高利率行为的司法边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和监测、确立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创立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交易活动监管制度和市场退市制度，从而使民间融资有法可依，以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民间金融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民间金融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对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目前学界对民间金融的认识，大部分学者赞同从法律层面及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界定，将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处在金融当局监管之外的各种金融机构及其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民间金融，也称非正式金融。如Anders Lsaksson将民间金融定义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信贷活动及其他金融交易。世界银行也认为，民间金融是没有被金融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国内多数学者也以资金活动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或是否具有监管性为标准进行界定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
笔者认为，所谓民间金融，就是相对于官方金融而言，未经过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设立、未被纳入金融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的民间自发进行的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民间借贷、企业拆借、合会、地下钱庄、社会集资等形式。而根据民间金融的形式是否触犯现有法律，民间金融又可具体划分为非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和活动是在正规金融范畴之外，其交易过程不受政府监管、结果不受法律保护、运行不受国家宏观调控。非法金融尽管与非正规金融有相似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其行为与形式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所禁止的，如洗钱、集资诈骗、高利转贷、金融传销等。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一方面，民间金融以其交易方式灵活、手续简便、运作高效等特点决定它具有强大活力，能够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它的发展壮大既能起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效果，又能起到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可以说是在我国正规金融覆盖不足而缺位状态下，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管缺位，导致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无人审批、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三无”状态，企业的经济实力、集资用途和偿债能力无人进行审批把关，公众对社会集资的风险无法准确判断，使得民间金融往往游离在灰色乃至黑色地带。民间金融的异化发展不仅加大了民企借贷成本，扰乱了民间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加剧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金融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对民间金融既不能简单加以禁止，又不能放任不管，任其无限制发展，应该密切关注，采取“疏堵并举、疏导为主”的治理策略，加强法律监管，区别对待。对于非正规金融，政府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予以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使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防止其向非法方向转化。对于非法金融，如民间高利贷、地下钱庄以及民间违规融资等一系列存在风险隐患的民间金融活动，政府应严厉打击，建立惩罚机制，从而威慑这类非法民间金融行为。对于存在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金融形式，政府应当严格治理、规范引导，使其向正规金融方向转变。
面对近几年温州及其它地区民营企业主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引发的“跑路”、“跳楼”事件，政府也意识到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央行有关负责人也多次就国内民间金融的发展表示，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有益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引导、鼓励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此次表态成了央行放宽民间借贷经营限制的一个重要信号。笔者认为，对民间金融在确认其具有合法化的同时，更需要加强法律监管。只有予以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一方面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准确掌握资金流动信息，改变借贷双方不对称的信息状况，有效开展金融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能使有关部门分清是非，把握尺度，对以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目的的行为要严厉打击。最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减少民间借贷交易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三、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我国目前已有的涉及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这一庞大的市场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保护。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只对民间金融做了简单概括性规定，而《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几部重要的金融法均末涉及民间金融的专门性规定。可见，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尚没有一部专门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致使民间金融处于一种“无法管”的真空状态。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缺位、法律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内容不清晰、监管模式混乱、监管手段简单落后等，导致民间金融自由发展，没事则无人管，出事则是严刑峻法。
（二）金融法律制度严重滞后经济发展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对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国务院在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将“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相关活动，都被列为非法行为，并严格加以取缔。正因法律制度设计的矛盾、冲突，致使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法律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政府一直将民间金融视为非法，在法律也不确认其合法地位，也没有一套规范和约束其运行的制度。然而，民间金融的存在，使得广大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为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可见，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已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三）监管主体缺位
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为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协助，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而《中国人民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则将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权限赋予了银监会，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如何对社会集资进行审批及其审批的标准等，目前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可见，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呈多元化且监管职能不明，导致实质监督主体模糊，日常监管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我国民间金融有效的监管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否则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使监管变得混乱，甚至直接对监管对象造成影响。
（四）监管措施单一且手段强硬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的安全，我国长期实施严格的金融管制。从现行一系列有关民间金融管制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来看，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态度，实行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严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轻者，行政取缔；重者，严刑峻法，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由于监管措施单一、手段强硬，而且缺乏对民间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交易活动、信用披露和信用制度等有效的监管措施，严重限制了民间金融合法存在的空间、压制民间信贷市场的发展、阻碍了民营企业经济的前进步伐。
四、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完善统一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
1.制定专门法律确立民间金融合法地位
从民间金融的发展态势和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来看，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滞后条款，尽快制定适应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如出台《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从法律上对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义务、准入条件、投向范围、利率水平、违法责任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别各种民间金融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经营与违法经营的标准，打击“黑色金融”，划清与“灰色金融”的界限，通过法律法规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修订现有的民间融资法律法规
针对目前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现状，一方面是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融资的法律，另一方面是要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一定的修订，以便建立统一规范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因此，就需要修订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职责、明确银监会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等职责。人民银行从宏观上把握银行融资、民间融资及其它形式融资的比例与规模，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发展动向、规模、特点、风险提示等，从而使公众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对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应密切关注。合理认定并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作，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等，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依法合规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二）构建多层级的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合法化之后，法律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民间金融交易的监管机构，明确监管主体的监管职权和监管程序。但我国长期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强度压制政策，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当以行业协会自律性监管为主，以政府和司法监管为辅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民间金融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性规章规范协会成员的行为，通过登记备案制度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采集交易信息，为社会公众及时披露真实的市场信息等以便发挥了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地方银监局通过对行业协会的监管或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间接监；法院通过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制定的自律性规章、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与地方银监局监管措施等保护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这样既能保证民间金融的参与者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和功效，又能适当采取政府监管避免自律组织的行业利益保护以致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使行业协会在受到国家权力制约的同时又能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以便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构建完善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制度
1.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国外民间资本之所以较我国活跃，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入金融市场门槛低且灵活多样。针对我国目前审批难、监管严的投资环境，降低门槛是疏导民间金融的有效措施。只有当民间金融融资有正当、合法途径并能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投资者就不会追逐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对此，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最大限度扩展、释放新型民间金融的正面作用，在积极组建和发展合规民间金融机构进程中，应当坚持合理定位原则和审慎推进原则，金融监管当局应对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准入、开业登记和业务范围的限制、股东资格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能力与品性进行审查，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民间金融组织，原则上可颁发经营许可证，积极扶持，尽量为其发展提供一种宽松、规范、开放的制度环境。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由权力所引发的监管层的寻租行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2.建立交易活动监管制度
由于我国现有的民间金融具有隐蔽性、盲目性、非规范性等特点，必然存在不同的风险隐患，为防止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必须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笔者认为，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通过制定本行业规范统一的民间借贷标准合同，为民间金融交易双方提供统一的、操作性强的契约文书范本或凭证，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旨在减少交易风险；通过建立民间金融交易强制登记制度，鼓励民间金融主体信息公开，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法制环境，保证了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3.建立市场退出机制
为了发挥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在构建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也应建立完善的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以避免其给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就亟需建立一套相关的民间金融组织的破产制度。立法中可以在《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上增加专门的民间金融组织破产条款，如通过建立民间金融破产预警机制，为风险处置提供依据，对问题金融机构及早隔离，通过建立并购、撤销、破产的退市模式，并对其适用的原因和条件加以规定；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市场主体对民间金融机构的信心，加强对存款人的利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金融在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正规金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民间金融是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强力引擎笔者认为。因此，对于民间金融，笔者认为政府应根据其特点、作用及其潜在的问题，通过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和服务环境，便于形成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齐驱并进、和谐共存的多层次融资体系，有效防患金融风险；通过完善立法，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加强法律监管、发展行业自律、设立保障制度等多项措施加以引导规范和管理，从而使民间金融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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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服务体系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论文摘要]金融工程是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全球金融的创新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金融工程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建立金融市场化体系；健全国家金融监控体系，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注重相关部门的合作，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金融工程快速、有序、健康地发展。
一、金融工程的含义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化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科学，是金融科学的产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金融学家约翰-芬尼迪(john 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财中的金融工程纵观》中提出的，他将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为：“金融工程就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运用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现代数学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现有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及发展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金融资本价格和规避风险，发掘新的金融机会，以实现投资者预期经济目的、增进金融市场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一项应用性的技术工程。”约翰·芬尼迪(1998)认为，“金融工程包括创新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芬尼迪对金融工程的定义被金融业内认为是最恰当的。金融工程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英国金融学家洛伦兹-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学：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技巧》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定义：“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洛伦兹·格利茨(1998)认为，金融工程的目标是重组金融结构以获得所希望的结果。例如：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工程能够使其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对于公司财务人员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目前尚处于投标阶段的项目风险；对于筹资者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低利率的资金。
笔者认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而狭义上的金融工程则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属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标准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个步骤。一是目标分析。识别客户所要达到的特定目标，详细分析目标实现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各种障碍。二是金融产品开发。根据现有的制度环境、市场状况，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设计相关分散或转移风险的方案，并据此来为客户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用科学的方法定价。三是后续管理工作。金融产品开发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续管理工作，如密切观察金融产品的运行状况、分析客户所承担的风险、根据市场整体情况对金融产品进行调整。
二、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障碍分析
(一)金融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整体还处在转轨时期，这在金融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设方面，由于金融企业的改革还没有突破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企业缺乏应有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缺少应有的风险防范手段，这就使金融工程的发展缺少内在的主体需求。另外，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整个金融业的外部环境建设方面也相对滞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既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二)基础设施、技术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它要求金融业基本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实现信息处理和传输的电子化，使资金划拨、金融产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开发能高效、快捷、安全地进行。当前，尽管我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技术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业务电子化已经初见成效，但我国当前金融业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健全，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水平还较低，而且还未能在金融市场中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推广，距离一体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三)从业人员的素质障碍
从理论来源上讲，金融工程应属于交叉学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经济学、金融学和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运筹学、工程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精华。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要懂得数学建模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现象：大部分从业人员虽然对金融理论的基本知识掌握得较好，但缺乏金融数学等理工方面的知识；另一部分人员则与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设中缺少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我国当前金融工程的建设。
(四)市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当前，我国的基础金融市场体系发育还不成熟，这严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发展空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国金融工程在发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主体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单位。由于我国改革还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其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模式，金融企业名义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实际上却是只“负盈”不“负亏”，存在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当企业在高风险中运行时，国有企业的人等获得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收益，而可能发生的损失则由国家来承担。这会导致这些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逐风险，使每一个设计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有可能变为追逐风险的工具，从而加大金融风险。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黄胜，2008)。其次，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工程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金融风险的市场分配和动态管理。价格的市场化是大力发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却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汇率、利率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太大，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证券市场虽然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证券价格、市场涨跌大都受政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会给金融工程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种太少。当前，我国缺少多样化的投资工具，投资者把存款和证券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种太少，而且应用范围也非常有限，这不利于金融风险的化解。
(五)金融监管障碍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当前金融机构却存在着严重的监管不力现象。首先，存在监管目标模糊、监管责任不清现象，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不够明确。其次，存在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技术落后问题。监管部门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则运用较少，在监管技术上还主要局限于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缺乏对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第三，注重事后处罚，缺少过程监督。当前，我国的监管大多是金融损失已经产生后才去介入，虽然这样能给后来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许多损失是已无法弥补的。第四，缺乏对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目前，除了党的监督和上级监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机构可以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性进行监督和制约。这种金融监管体系将严重阻碍我国金融工程的健康发展。
(六)金融理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理论的支持。当前，我国金融理论的发展存在滞后现象。一方面，在金融学的学科教学上，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对现代金融理论特别是金融工程的学习不够。这就造成了我国的金融理论主要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上，而缺少运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实践中，存在金融理论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的现象，金融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应有的数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规避利率风险，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设计新的金融产品。这种理论学习和理论应用的滞后性不利于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体系建设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金融工程的发展既要以“一定宏观经济制度为基础，又要以一定微观金融市场发展为条件”(孙锐，2004)。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使两者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法人实体和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同时，要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使金融工程的建设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走一条“先严格规范，后持续发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工程的建设也必须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接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市场的自由兑换进程，理顺政府调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重点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发展营造一个优质的环境。
(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杨风华，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当前的金融工程建设中，首先，要制定监管目标，明确监管责任，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次，要提高监管技术水平，多管齐下。监管部门不但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且同时要辅之以法律、经济等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在监管技术上不但要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而且还要重视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再次，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实施混业监管。目前，我国不但要重视党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督，更要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时实现金融的混业监管，及时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风险，为金融工程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 金融信息化是我国金融平稳、安全运营最基本的生存支撑环境，没有金融信息化就没有现代金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信息科技与金融业务高度融合，已成为金融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ft已经与金融业务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仅仅是金融的支撑平台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经深入到业务本身，成为当代金融决策、管理和实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当前金融工程建设中，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业的综合业务系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这些综合系统中所积累的信息，进一步强化金融信息系统建设，优化业务流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流动性、提升业务创新水平、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金融监管难度较大，金融业中的风险随时存在。为此，我国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系统。首先，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金融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应对金融风险。其次，要建立金融风险分析系统。通过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金融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要建立金融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它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后，要建立社会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有较强的适应性、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置金融风险，及时补偿金融风险损失，维护经济稳定，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冯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它是一个以盈利为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当前，在我国的金融工程建设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组织创新的同时，特别加大金融业务的创新。目前，在发展金融工程时，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权衡收益与风险，有步骤、分阶段地不断设计、开发和利用我国的金融工程产品。对于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要及时推行；而对于国际上先进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引进和推广，以不断化解风险，推动我国金融工程的有序发展。
论文摘要：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韩国金融制度也在不断的进行变革。从韩国金融制度的演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论文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监管；金融创新
[论文摘要]金融工程是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全球金融的创新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金融工程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建立金融市场化体系；健全国家金融监控体系，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注重相关部门的合作，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金融工程快速、有序、健康地发展。
一、金融工程的含义
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化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科学，是金融科学的产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金融学家约翰-芬尼迪(John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财中的金融工程纵观》中提出的，他将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为：“金融工程就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运用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现代数学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现有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及发展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金融资本价格和规避风险，发掘新的金融机会，以实现投资者预期经济目的、增进金融市场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一项应用性的技术工程。”约翰·芬尼迪(1998)认为，“金融工程包括创新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芬尼迪对金融工程的定义被金融业内认为是最恰当的。金融工程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英国金融学家洛伦兹-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学：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技巧》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定义：“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洛伦兹·格利茨(1998)认为，金融工程的目标是重组金融结构以获得所希望的结果。例如：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工程能够使其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对于公司财务人员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目前尚处于投标阶段的项目风险；对于筹资者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低利率的资金。
笔者认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而狭义上的金融工程则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属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标准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个步骤。一是目标分析。识别客户所要达到的特定目标，详细分析目标实现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各种障碍。二是金融产品开发。根据现有的制度环境、市场状况，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设计相关分散或转移风险的方案，并据此来为客户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用科学的方法定价。三是后续管理工作。金融产品开发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续管理工作，如密切观察金融产品的运行状况、分析客户所承担的风险、根据市场整体情况对金融产品进行调整。
二、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障碍分析
(一)金融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整体还处在转轨时期，这在金融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设方面，由于金融企业的改革还没有突破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企业缺乏应有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缺少应有的风险防范手段，这就使金融工程的发展缺少内在的主体需求。另外，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整个金融业的外部环境建设方面也相对滞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既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二)基础设施、技术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它要求金融业基本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实现信息处理和传输的电子化，使资金划拨、金融产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开发能高效、快捷、安全地进行。当前，尽管我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技术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业务电子化已经初见成效，但我国当前金融业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健全，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水平还较低，而且还未能在金融市场中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推广，距离一体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三)从业人员的素质障碍
从理论来源上讲，金融工程应属于交叉学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经济学、金融学和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运筹学、工程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精华。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要懂得数学建模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现象：大部分从业人员虽然对金融理论的基本知识掌握得较好，但缺乏金融数学等理工方面的知识；另一部分人员则与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设中缺少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我国当前金融工程的建设。
(四)市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当前，我国的基础金融市场体系发育还不成熟，这严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发展空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国金融工程在发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主体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单位。由于我国改革还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其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模式，金融企业名义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实际上却是只“负盈”不“负亏”，存在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当企业在高风险中运行时，国有企业的人等获得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收益，而可能发生的损失则由国家来承担。这会导致这些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逐风险，使每一个设计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有可能变为追逐风险的工具，从而加大金融风险。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黄胜，2008)。其次，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工程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金融风险的市场分配和动态管理。价格的市场化是大力发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却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汇率、利率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太大，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证券市场虽然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证券价格、市场涨跌大都受政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会给金融工程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种太少。当前，我国缺少多样化的投资工具，投资者把存款和证券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种太少，而且应用范围也非常有限，这不利于金融风险的化解。
(五)金融监管障碍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当前金融机构却存在着严重的监管不力现象。首先，存在监管目标模糊、监管责任不清现象，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不够明确。其次，存在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技术落后问题。监管部门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则运用较少，在监管技术上还主要局限于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缺乏对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第三，注重事后处罚，缺少过程监督。当前，我国的监管大多是金融损失已经产生后才去介入，虽然这样能给后来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许多损失是已无法弥补的。第四，缺乏对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目前，除了党的监督和上级监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机构可以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性进行监督和制约。这种金融监管体系将严重阻碍我国金融工程的健康发展。
(六)金融理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理论的支持。当前，我国金融理论的发展存在滞后现象。一方面，在金融学的学科教学上，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对现代金融理论特别是金融工程的学习不够。这就造成了我国的金融理论主要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上，而缺少运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实践中，存在金融理论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的现象，金融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应有的数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规避利率风险，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设计新的金融产品。这种理论学习和理论应用的滞后性不利于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三、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体系建设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金融工程的发展既要以“一定宏观经济制度为基础，又要以一定微观金融市场发展为条件”(孙锐，2004)。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使两者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法人实体和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同时，要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使金融工程的建设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走一条“先严格规范，后持续发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工程的建设也必须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接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市场的自由兑换进程，理顺政府调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重点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发展营造一个优质的环境。
(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杨风华，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当前的金融工程建设中，首先，要制定监管目标，明确监管责任，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次，要提高监管技术水平，多管齐下。监管部门不但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且同时要辅之以法律、经济等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在监管技术上不但要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而且还要重视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再次，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实施混业监管。目前，我国不但要重视党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督，更要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时实现金融的混业监管，及时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风险，为金融工程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金融信息化是我国金融平稳、安全运营最基本的生存支撑环境，没有金融信息化就没有现代金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信息科技与金融业务高度融合，已成为金融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FT已经与金融业务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仅仅是金融的支撑平台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经深入到业务本身，成为当代金融决策、管理和实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当前金融工程建设中，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业的综合业务系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这些综合系统中所积累的信息，进一步强化金融信息系统建设，优化业务流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流动性、提升业务创新水平、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金融监管难度较大，金融业中的风险随时存在。为此，我国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系统。首先，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金融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应对金融风险。其次，要建立金融风险分析系统。通过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金融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要建立金融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它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后，要建立社会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有较强的适应性、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置金融风险，及时补偿金融风险损失，维护经济稳定，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冯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它是一个以盈利为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当前，在我国的金融工程建设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组织创新的同时，特别加大金融业务的创新。目前，在发展金融工程时，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权衡收益与风险，有步骤、分阶段地不断设计、开发和利用我国的金融工程产品。对于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要及时推行；而对于国际上先进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引进和推广，以不断化解风险，推动我国金融工程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发展；金融工程；制约因素；对策
一、金融工程基本问题概述
（一）内涵
最早提出金融工程概念的是美国金融学教授芬纳蒂（Dean Finaty），他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财中的金融工程纵观》中将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为：金融工程就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运用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现代数学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现有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础上，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金融资本价格和规避风险，发掘新的金融机会，以实现投资者预期经济目的，增进金融市场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一项应用性的技术工程。此外，众多的学者，如史密斯、格利兹和众多的组织都对金融工程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探讨。
金融工程基于现代科学理论特别是系统工程理论，吸收金融学、运筹学、会计学等学科的内容，把复杂精密的数理分析、计算机技术等导入到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持续地进行金融创新，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用于规避市场风险和资本价格发现，极大程度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但同时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无法消除的系统性风险，其双刃剑的特点让这门学科在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放的我国的发展如履薄冰。
（二）功能
金融工程是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推动下，运用高新技术，为解决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规避既有的交易规则，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其主要功能在于金融风险的管理。随着20世纪70年代始世界范围内外汇管制的放松或取消及利率的自由化，利率、汇率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更频繁、更剧烈，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系统的、非系统的因素对经济体系及微观个体的影响更复杂，从而使经济主体面对较从前更大、更复杂的金融风险。金融工程的思想和技术则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如构建适当的投资组合，可有效分散非系统风险；运用互换、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可规避利率、汇率等价格波动风险，并有可能主动利用风险，从中获益。在实践中，金融工程技术对微观个体的风险管理作用最为显著，能够使风险从风险回避型的套期保值者转移到风险偏好型的投机者或其他投资者身上。也因此，金融工程技术对宏观风险管理的作用表现在，不能减少宏观经济体系的风险总量，而只是实现微观个体之间的风险转移和配置，但能够提高宏观经济体系的风险承受和处理能力。
（三）意义
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大发展的时期，金融工程的应用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强化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它能满足不同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增强抗风险能力；它能为中央政府提供新的金融监管技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具体而言，首先，强化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其次，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拓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再次，满足投资者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最后，为政府的金融监管提供技术支持。
二、我国发展金融工程的制约因素
（一）金融市场不发达
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分割、狭小的，信息成本高，股票、债券等基本金融工具规模小且不够规范；从业务种类来看，目前我国金融业基本上还停留在银行的存款、贷款、汇兑及证券的发行、兑付与交易的低水平阶段，还没有达到为企业、居民和政府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水平，更为主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进程太慢。目前形成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机制很不健全，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汇率、利率以及股票债券价格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太大，汇率、利率市场仍受政府管制，利率市场化进程举步艰难，CHIBOR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均衡利率；汇率也不是完全的市场均衡价格，虽然已经并轨，但汇率形成机制的行政色彩浓厚，不能反映市场供求；证券市场中，政府“托市”、“救市”现象屡有发生。
（二）缺乏真正的市场参与主体
我国目前的市场交易主体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单位，但由于国企改革滞后，企业的经营机制尚不健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内在利益冲动有余而责任约束不足；国有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使它们存在较为严重的委托问题，行为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如承担高风险，则国有机构的人―经理人员等获得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收益，而可能的损失则由委托人--国家来承担。这会导致这些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逐风险，而不是规避风险，使每一个设计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有可能变为追逐风险的工具，从而加大金融风险。风险管理市场需求主体的缺位，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金融监管体系不成熟
在发展和应用金融工程过程中，金融工程或其部分的发展如果偏离正常轨道或超越合理限度，监管当局对此如果失去控制，将导致政策效果的削弱，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调控能力上仍有很多差距，对市场发展的预测与把握仍然比较迟钝，所使用的手段和技术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和网络银行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金融立法滞后，金融监管还未完全法制化。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规不完善，国内的几部银行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先后确立，可操作性差。在监管方式上，存在着行政性监管过多的倾向。这很难适应金融工程的要求。
（四）金融理论发展滞后
首先，我国金融理论还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统计、数理分析及其它尖端前沿科学的成就尚未用于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工程尚未得到应有的先进理论支持。其次，目前我国金融学的内容比较陈旧，较少涉及现代金融理论，尤其缺乏对金融工程理论的介绍，没有从金融工程的高度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再次，我国金融人才培养仍然封闭在学校的象牙塔中，与实际联系不紧密，所培养出的人才实际运用能力差。另外，真正懂得并会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工程所需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严重不足，这也制约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
（五）技术条件不能满足要求
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其应用方面，尽管我国证券市场电子化程度较高，银行业务处理也普遍推行电脑化，通讯设施及技术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我国国民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还远未建成和健全，快捷、高效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进展缓慢，清算交易系统离高效、快速、准确要求较远，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水平还较低，金融工程运用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不能满足。
三、我国发展金融工程的对策建议
首先，加快改革的步伐，培育有效市场主体。
金融工程是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分配和动态管理。为此，要加快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消除金融压制，逐步建立、健全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兼并、破产、出售、租赁、托管、股份改造等形式，把企业转变成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这样，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变幻莫测的市场，才真正会有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需求，金融工程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其次，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1、产权制度创新。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的所有权和商业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财产经营权分离，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建立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机制。
2、经营体制创新。我国金融多年来一直推行的是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同国际接轨就要有步骤地放松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协调各业发展，最终实现混业经营。
3、组织体系创新。当前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的重点应是：一要大力支持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二要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三要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四要积极鼓励金融企业间相互兼并，实施资产重组，盘活存量，实现低成本扩张；五是稳步推进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准许民间进入，规范和发展民间信用。
4、市场结构创新。市场是金融业务经营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金融创新必须面向市场，增加市场主体、创新市场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与证券、外汇、票据、资本等市场的关系。
5、监管创新。监管创新须在以下方面体现：一是改革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逐步走向统一监管；二是加强和改进监管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金融监管；三是进一步完善银行内控机制。
6、技术创新。要大力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广泛应用现代科技，加快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技术创新促进业务创新，促进金融生产力的提高。
7、服务创新。突破传统银行的柜面服务，向着金融服务技术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和全方位化发展。
8、队伍创新。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知识培训和提高，增强其现代金融意识和业务素质；创新用人机制，吸引、开发和留住人才；注重建立人才流动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使用效能。
9、产品创新。在现阶段，商业银行可根据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权衡收益与风险，选择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进行模仿、改良，积极尝试。当前除了要抓紧开发常规信贷业务品种外，要加快开发电话银行、信用借记卡、代客理财设计、对外担保等新的金融产品。积极开发期权、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组合保险、零息债券、可互换债券等高科技含量的新型金融产品。
10、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应在保持传统业务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开拓中间业务，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可首先重点发展外汇、股票指数、国债的远期与期货市场以及可转换债券市场，然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使债券利率、优先股红利浮动化，最后逐步推广期权与互换交易。
第三，大力培养金融工程人才。
虽然金融工程在我国大发展的时代尚未到来，但金融工程的许多成果已在我国有了应用的价值，为金融工程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已是当务之急。从发展的观点看，21世纪无疑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发展金融工程将是我国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次重大机遇。目前发展金融工程的当务之急是改革目前的金融教育，加强对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培育一大批金融工程人才。
金融工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非常迅猛，学术研究迅速应用化。纽约工业大学和华尔街的重要金融机构已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合作联系。我国的有关院校、科研部门、人民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应加强对金融工程的研究与教学，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金融公司合作，与国内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在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工具研究开发与应用、金融产品构建定价、风险管理、现代资产管理和国际监管方面，开展前沿的高质量研究和教学。政府对于这些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与优惠政策，除了吸引归国人才外，还必须重点培养我国自己的金融工程人才，重点培养数理分析能力与创新意识，追踪国际金融工程的发展态势，从封闭走向开放，理论联系实际，造就一大批中国的金融工程师。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 村镇银行 法律监管 市场准入 风险防范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制建设比较滞后,农民融资较为困难,甚至仅有传统的民间借贷可供选择,但是民间借贷成本高昂,风险巨大,导致农民缺乏创业资金,致富无望。农村金融机制的创新是我国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内容,村镇银行属于农村金融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银行对于盘活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解决农民创业的资金之渴具有积极意义。村镇银行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机构,在2007年以来迅速发展,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村镇银行是顺应农村经济发展,以农村为主要客户群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经营机制灵活、管理成本低、决策链条短、反应速度快、经营目标和市场定位明确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作为新生事物,由于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村镇银行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既有我国金融环境、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层面的原因,更有金融法律层面的原因。本文主要对我国村镇银行发现现状、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从而促使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基本的法律保障,使村镇银行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二、我国村镇银行面临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村镇银行市场准入问题我国当前虽然在立法上明确村镇银行的高度开放性,即向一切市场主体开放,但是村镇银行的市场准入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规定。当前村镇银行市政准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村镇银行在事实上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附庸,或者仅仅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其独立性已经失去了保障;(2)银监会作出上述规定可能考虑到了利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专业优势,拓展村镇银行的发展,但是事实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本身就可以在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且社会信誉度比较高,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赖,因而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参股村镇银行只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各商业银行对这一规定更多的理解为是一种‘政治任务’。”(3)排斥了其他市场主体进入村镇银行投资渠道,并未真正有效拓宽农村金融渠道。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村镇银行中占有绝对性的优势地位,因而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其实依然被银行业金融机构所垄断,尤其是被国有银行所垄断。村镇银行并没有真正地向民间资本开放,无法解决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而农村市场又亟需资本的矛盾。
(二)村镇银行法律监管问题当前我国在村镇银行的法律监管方面采取了“严厉监管”的对策,而严厉的监管显然会增加村镇银行的合规成本,使原本就力量薄弱的村镇银行承受过于沉重的负担。从这些所谓的严厉监管措施来看,其主要的内涵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政府主导为主,突出了政府主导性,降低了村镇银行经营的自主性,不利于村镇银行实现服务创新。政府“保姆式”的监管事实上并不利于村镇银行真正发展壮大,并提高服务质量;第二,目前的严厉监控对于村镇银行的吸储行为防范尤甚,如禁止村镇银行异地吸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村镇银行无法实现扩张。目前的监管政策之所以防范村镇银行吸储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其根本原因是对非国有或国家控股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并维护国有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对存款市场的垄断。对于村镇银行的吸储行为监管过严,固然有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欺诈的目的,但是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村镇银行会面临资金枯竭,缺乏资金来源,无法深入拓展业务。由此可见,目前采取的严厉监管的思路并不利于村镇银行的发展,为了减轻村镇银行的合规成本,正确的做法是采用“轻监管”的思路,降低村镇银行的合规成本,以促进村镇银行发展。
(三)村镇银行风险防范问题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如果违反银监会的相关政策性规定,有可能会面临处罚,甚至被撤销;法律风险是指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法律上的障碍与困境,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公司僵局等风险;信用风险是指村镇银行由于身处信用环境并不良好的农村地区而可能遇到的故意违约、贷款诈骗等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村镇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
对于政策性风险和法律性风险而言,村镇银行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防范,如聘请法律顾问和合规人员,使村镇银行在经营中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产生违法法律和政策的现象。但是对于信用风险的防范,则由于村镇银行资金比较薄弱,可能难以有效平摊风险,极易造成违约风险,并对村镇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三、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中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村镇银行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如下几个方面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村镇银行的发展:
(一)拓宽村镇银行市场准入当前村镇银行的设立必须有一个发起行,该发起行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且银监会还对村镇银行中各方占股比例作出了规定,其结果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极易在村镇银行中一股独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村镇银行市场,而民间力量、民间资本则无法顺利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或者依然以民间高利贷、地下钱庄等灰色形式存在,不利于民间资本力量的正规化、合法化。
建议进一步拓宽村镇银行的市场准入制度,应放松民间金融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从而拓展农村金融的资金来源,同时也为民间金融资本获得新的利润点,其理由在于:农村金融业务属于小微金融,大型商业银行对于农村金融业务并不热心,例如,“由于农业贷款单位贷款成本高、回报率低、风险相对较高等原因,大型商业银行对西部地区参股成立村镇银行普遍缺乏动力”。而民间资本则对民间金融市场青睐有加,目前的村镇银行市场准入机制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村镇银行“捆绑”,不利于真正提高村镇银行服务质量,因而有必要以更宽松的准入机制促进村镇银行的发展。基于这一理念,建议允许民间资本直接成立村镇银行,而不必仰仗银行业金融机构,取消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村镇银行中必须占有不低于20%股份的规定。这一举措并不会对金融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会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本投资农村金融市场的热情,从而提振农村金融市场的信心,使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更为充裕。
(二)优化村镇银行法律监管基于“轻监管”理念,有必要改变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方式,转变监管理念。由于村镇银行整体市场庞大,而单个银行的市场份额微小,且村镇银行的业务集中于小微金融业务,因此村镇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不必承担过于承重的合规负担,建议银行业监管部门放松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力 度,而不是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力度,从而实现“放松”、“搞活”,以节约村镇银行的经营成本。具体来说,(1)在监管力度上,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力度应低于普通商业银行甚至低于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这是与村镇银行的市场份额、业务性质所相适应的,或者说,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力度略高于不能吸储的小额贷款公司;(2)在监管方式上,主要采取定期汇报和主动巡查的方式,但是汇报和巡查的次数应符合村镇银行的特点,不宜过分提高村镇银行的监管成本;(3)村镇银行更多地应遵守普遍化的监管要求而非特殊化的监管要求,如村镇银行应遵守反洗钱监管、禁止非法吸储(如高利率承诺)监管等普遍化的监管要求,以免设定过多的特殊监管导致对村镇银行创新能力的制约。
从1982开始,我国票据市场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停滞、规范发展等多个阶段,并从1997年进入稳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全国票据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了90%,2001年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88%。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票据市场不仅在量上不断增长,在质上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在促进经济金融发展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近年来管理层出台的一些管制措施对票据市场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地方的票据业务增长幅度急剧下降,票据市场相对萎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以票据业务总量占全国2%的票据中心城市武汉为例,2001年票据业务总量为731亿元,同比增72%;但2002年该地区票据业务总量同比增长小于20%,票据承兑、贴现增幅大大下降;2001年一季度再贴现发生额为21亿元,2002年再贴现业务没有发生一笔,完全停滞。国内其他票据中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票据业务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由此,严厉的金融管制约束票据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推动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题,金融创新作为规避管制和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票据市场的现实需求。
一、当前票据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严厉的金融管制
一般认为,金融管制对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防范金融风险起着积极作用。但这种管制必须适时、适度,即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否则会阻碍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健康发展。就我国票据市场而言,近年来已经走上了稳步、快速的良性发展之路,此时首要的是扩大市场规模、培育市场主体,充分发挥票据市场具有的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引导规范商业信用、促进银行资产结构优化和作为央行宏观调控工具等多方面作用,其次才是纠正违规和适度管制。2002年我国票据业务量急剧下降,票据市场出现萎缩,与过于严厉的管制有着很大关系,这些管制措施不利于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对市场的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成了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瓶颈”。
1.票源管制:5%的比例限制不利于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2001年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末存款余额的5%。出台这一管制措施的初衷在于防范风险,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十分突出。(1)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明显限制了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目前银行承兑汇票是票据市场的主要票源,对总量实行比率限制必将导致整个票据市场票源不足,影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且实践中各商业银行按此要求层层下达比例控制,对票据业务的正常发展产生实际上的损害。(2)无法有效控制票据风险。商业银行依照规定能够将承兑汇票业务的规模控制在5%比例之内,但5%比例以内承兑汇票的风险包括伪票风险、套现风险、无真实贸易背景风险等依然存在。(3)不利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票据业务不仅为银行增加利润,而且是优化银行资产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可以视资金富裕情况,通过签发承兑汇票、卖出已贴现汇票、办理贴现或转贴现等操作,调节资产流动性、提高资产收益,进而达到优化资产结构防范风险的目的。将银行承兑控制在存款余额的5%以内的规定与原来将贴现纳入75%存贷比例考核相比,银行办理贴现的空间明显缩小。
2.利率管制:过高的再贴现利率剥夺了银行盈利空间。2001年9月,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提高再贴利率的通知》,将再贴现利率由2.16%提高到2.97%,提高了37.5%。这项举措减轻了人民银行的再贴现压力,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银行和企业办理票据业务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票据市场业务量因此萎缩。随着市场的发展,票据贴现市场上已初步形成了以再贴现利率为基础,以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贴现利率,一般在3.3%—3.6%左右,这样对银行而言,其贴现和再贴现之间的利差收益只有0.33—0.63个百分点,考虑到贴现和再贴现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银行已基本无利可图。如果银行相应提高贴现利率,则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不利于促进当前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民间票据市场的滋长,这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现实。(2)再贴现率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具有指导效应,提高再贴现率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银根,这与目前我国支持扩大内需,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矛盾。2002年2月21日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唯有再贴现利率没有下调,从而进一步缩小贴现率与再贴现率之间的利差,票据市场利益决定机制再次受损。
3.苛求的金融监管: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有效的金融监管对规范票据经营行为、防范票据风险至关重要,但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同样会对票据业务的发展形成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作为信用基础的商业信用并不发达,实践表明,票据业务以商品交易为基础,以真实票据为前提,对引导和规范商业信用,将分散的商业信用引导到银行信用轨道上,从而“倒逼”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以金融监管工作为重心进行机构调整后,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业务和贴现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违规行为,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此举对防范信贷风险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目前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责任和利益的不对等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商业银行开拓票据业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票据市场的快速发展;这种将票据贴现资金等同于信贷资金严禁入市,过分要求银行保证企业贴现资金专款专用和全程管理的做法既有悖于票据的抽象性也不切合实际,苛求的金融监管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
二、中国票据市场发展的前提:放松管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金融改革如火如荼,金融监管主体不再墨守成规,而是积极顺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不断进行金融改革,如美国对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放松管制,日本近年连续推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等,这些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放松管制。从我国情况看,严厉的金融管制对票据市场的发展已经形成瓶颈,制约着市场扩容和功能提升,我国票据市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和取得进一步发展,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应及时适度放松管制。
1.放松票据市场利率管制,适应市场化需要。目前贴现的市场利率在3.6%左右,这是由市场供求双方根据银行贷款利率决定的,反映了以票据贴现方式获取资金应付出的成本。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如果提高贴现利率,则企业的资金需求必然减少,这意味着银根紧缩和票据市场发展受阻;如果不提高贴现利率,则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为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盈利空间,人民银行有必要降低再贴现利率,对再贴现率定位应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适应市场化需要,而不能由单方确定,另一方被动执行。
2.放松票源管制,取消对银行承兑汇票5%的比例限制。银行承兑汇票的需要量是由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易价值量决定,或者说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与银行存款余额并无必然的联系;通过5%的比例限制以期达到降低风险的做法既缺乏科学依据和实践佐证,而且比例明显偏紧。目前我国的票据市场还不发达,银行承兑汇票总量占GDP之比还相当低,说明经济发展对这种信用形式的需求还很大,必须鼓励企业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持和引导商业银行发展票据业务。目前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中出现了一些违规和风险问题,有商业银行原因,有企业原因,还有管理制度不适原因,这些问题通过完善票据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加大事后监督可以得到解决,客观存在的风险比信贷风险小得多,基本上可以控制,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比例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和控制风险。
3.放松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为票据市场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金融管理当局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法律、法令对金融机构实行管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监管,维持金融业的稳定来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这是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同时,处在金融监管的环境中,银行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市场竞争和金融管制的夹缝中求生存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显然在一个过于苛求的监管环境中二者要达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平衡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高效、宽松的市场环境。对当前的票据市场来说,完善、发达的市场对经济金融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创造了融资便利,由此形成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从目前情况看,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与票据市场的现实发展需要并不吻合,实际上破坏了市场平衡,导致交易量萎缩、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受损,必须放松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实行适度监管,为票据市场的新一轮发展和质的提升创造宽松的环境。鉴于我国票据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实况,应树立边发展边规范和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理念,切不可采取苛求监管的做法,以致在挤出市场风险同时将信用也挤出。
三、当前中国票据市场的金融创新思路
关于金融创新的成因,经济学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金融机构的内在需求,即金融机构为追求潜在利润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外在供给所致,即金融机构为逃避金融管制、规避风险进行的金融创新。纵观我国票据市场,金融机构将票据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外在环境又存在严厉的金融管制,票据创新的内在和外在诱因均具备。无论哪种原因,金融创新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充分发挥票据市场融资、信用、宏观调控、降低风险的功能,使票据市场摆脱目前的低迷和困境状态,推动票据市场的发展。
(一)放松对银行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苛求,将其作为融资性票据发展
融资性票据与真实性票据相对应,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票据在承兑、贴现过程中不强调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则意味着这种票据就是融资性票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信用放款,但比信用放款更为优良的融资信用工具。之所以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国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西方国家早已抛弃真实票据要求(即现在我们强调的真实贸易背景票据),企业凭借自己的信用度来发行商业票据已成为基本的票据融资形式。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性票据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和欧洲票据市场的主要交易工具都是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不要求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企业仅凭信誉就可以签发,是一种纯粹的融资性债务凭证。这些经验和做法为我国发展融资性票据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加剧,中资银行迫切需要开办融资性票据业务。
2.我国经济金融转轨为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创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我国一直未主张发展融资性票据主要是受限于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而当时中国面临特殊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整个社会信用、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乱办金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6年经济转轨,当时的通货膨胀已转化为现在的通货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被动收缩,近几年一些银行的新增存贷比连50%都没有达到。而且票据市场已经走上稳步快速发展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开放融资性票据业务就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3.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现实的需求和基础。尽管有关法律对融资性票据进行了限制,但实际上由于我国融资工具缺乏,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常被作为融资工具使用。根据监管部门对票据业务检查,商业银行已经采取开新票还旧票、超商品交易金额签发银票等多种变通方式,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出票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这实际上是使用融资性票据。尽管监管部门对这些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管制,但效果不佳;同时在一些地方的民间票据市场上,融资性票据业务也有较大的发展。这说明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较大的需求和现实基础。
4.发展融资性票据可以节约监管成本。目前监管部门对已经有着较大需求和现实基础的融资性票据业务主要采取了防堵措施,事实证明此措施效果不佳,票据“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而且花费较高的监管成本,包括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检查成本等直接成本,还包括过度监管带来负面效应形成的间接成本,也就是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办融资票据业务,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加强引导和规范,有效控制风险,无疑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同时有利于中国票据市场的长远发展。
5.融资性票据更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债权凭证,票据的原因作为其基础关系同票据上的权利、义务是分离的,当债权人持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时,可以不明示其原因,只要占有了票据,就可以向票据所记载的债务人请求票据表示的金额。从这点上说,过分强调票据真实性贸易背景以及严格审查票据的原因关系与票据的无因性特征背道而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则更加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也更能遵循票据演变发展规律。
如同其他金融创新一样,融资性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在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问题亦即推行融资性票据最大的障碍就是创新带来的风险。当然这种创新本身会使金融机构资产结构优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风险,相反发展融资性票据在减少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因此必须做好配套措施,强化对融资性票据的风险控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1.分阶段逐步放开融资性票据,在区域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先进行试点,积累相关经验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目前运作成本较低的方案是直接将银行承兑汇票“改进”为融资性票据,即选择一些资信情况较好、经营状况正常、现金流量稳定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不再强调其签发的单笔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然后推广到效益好、信誉高、管理规范的中小型企业;最后是建立专业性的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和规范的票据交易所,通过严格控制票据再贴现,鼓励转贴现和票据转让行为,活跃和培育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2.实行“一户一行”管理制度,企业只能在一家主开户行银行签发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这家银行就是企业的管理行,管理行对企业开票情况进行监控,尤其是对开票限额进行控制:(1)销售收入控制法,要求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不超过上年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从实际情况看,生产型企业通常应在上年销售收入的1/5以内开票;流通型企业按上年销售收入的1/10控制。(2)资产负债控制法,要求签发银行承兑汇票额与企业其他负债之和要小于企业资产总额,其资产负债比率须控制在85%左右。(3)现金流量控制法,从企业现金流量管理中寻求合理的经济评判标准与监控机制,通过分析和掌握其现金流量,正确评价票据融资的偿债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使票据融资保持在可以控制的安全性、流动性和风险限度以内。应该说这一评判标准较具科学性,因为票据融资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需求,通过分析现金流可以预测一个企业未来某个时期的现金回流情况,以便确保票据融资如期得到偿付。
3.银行在签发和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如实逐笔将其录入到信贷登记系统中,由于信贷登记系统所有信息共享,当企业签发票据与其现金流量不对称时,银行可以停止对该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4.建立票据融资企业退出机制,约束企业严格守信,对出现银行到期垫款的融资性票据的情况,由监管当局采取警告并勒令还款、黑名单通报直至取消票据融资资格的处罚,淘汰劣质企业,净化市场环境,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二)应大力推进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一种便利的结算和融资工具,在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乃至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在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市场规模偏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企业逃废债较严重,企业信誉度很低,加上市场缺乏企业以外的强力推动,这些因素使得由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很难得到社会认同。事实上,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以及票据市场现状看,扩大市场规模,大力发展商业承兑汇票相当有必要:(1)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商业信用不发达使得信用发展不是遵循由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演进的自然过程,而是由银行信用反推商业信用的发展。当前通过发展商业承兑汇票这一载体将对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通过授予企业商业承兑汇票签发资格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逐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2)签发商业承兑汇票的成本较低。与银行承兑汇票相比,商业承兑汇票仅靠企业信用就可以签发,它不需要企业到银行三番五次申请,也不需要向银行交纳保证金、手续费,企业花费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商业承兑汇票主体较简单,通常只有一对主体,信息容易获取,银行监管较方便,管理成本相应降低。(3)银行能够通过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操作盈利。商业承兑汇票签发后,银行可以对其进行贴现、转贴现,还可以申请再贴现,这无疑能够增加银行的贴现收入。(4)企业自身也愿意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不仅能获得融资便利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且能提高资金利用率,支持企业加快发展,还可以树立企业形象。因为企业一旦获得签发商业承兑汇票资格,首先意味着企业拥有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说明企业形象、信誉度非常高,这对企业的发展相当有利。(5)商业承兑汇票签发的安全度较高。与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不同,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必须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承兑汇票主要以企业信用作保证,而企业信用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要求真实性贸易背景限制可以大大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排除恶意融资行为;而且,商业承兑汇票简单的流转关系,使真实性贸易背景要求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管理层很容易进行监测和控制,商业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要求才能有效提高票据签发的安全度。
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由人民银行推动,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如何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实践证明,通过金融创新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这些创新性制度安排包括:(1)推荐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推荐,为人民银行选优企业提供参考。(2)评级制度,人民银行认定的权威性评估公司对待选企业进行评级。(3)公示制度,由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名单在银行系统进行预公布,广泛征求各方意见。(4)审批制度,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5)管理行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为管理行,监控企业的开票及承兑情况,对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和转贴现,用银行信用弥补企业信用的不足,为推动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发展提供保障。(6)公告制度,在新闻媒体上公告,列出企业和管理行名单、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额。(7)检查制度,人民银行对签票企业及管理行的业务开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纠正违规行为。(8)评先制度,定期评选商业承兑汇票优秀管理银行和优秀企业,实行正向激励。(9)淘汰制度,每年对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开办不佳、到期未能及时兑付、超限额超期限签票以及签发无真实性贸易背景票据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吊销签票资格。
通过以上制度创新,解决了票据市场上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1)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推荐制度、谈话制度、公示制度、公告制度的推行,银行可以获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信用情况,企业借助于管理行可以了解签发商业承兑汇票企业的有关信息,从而大大减少签票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会,有利于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2)风险分摊问题。签票企业通过管理行制度、淘汰制度,受到相应的约束和管制,承担到期不能兑付就退出市场的责任,但企业通过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增加了一笔无形资产,同时降低了资金成本;管理银行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企业进行监测管理,但获得了票据贴现的利息收入,权责对称;人民银行对企业进行审查和管理,进行市场准入,要花费成本,同时承担一定的政策风险,但通过推行商业承兑汇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风险和收益实现了高水平的对等,较好地解决了风险分摊问题。超级秘书网
(三)建立票据专营公司
所谓票据专业公司,就是专门从事票据市场交易的法人公司。一般来讲,票据经营大约有四种运作模式:柜台交易模式,就是银行设一个票据交易的柜台;专营窗口模式,就是银行开辟专业性的票据业务窗口;交易所模式,就是建立经纪人共同交易的场所;票据专营公司模式,就是建立法人公司,专业从事票据市场交易。从实际来看,前两种模式我国都已经实行,但成效并不理想。设立交易所则需要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承兑汇票,难以满足金融产品标准化的要求。从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种较好的可行模式。
从我国来看,由于目前票据市场发展存在多重的制度性缺陷和阻碍,成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解决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票据专业公司作为高效率的机构,可以加大票据市场拓展力度,促进业务的发展,提升市场规模;有利于防范票据业务经营风险,实现票据业务的市场化和规范经营;有利于形成票据市场发展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竞争机制和创新能力,为我国票据市场的形成发挥孵化器的重要作用。票据专营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采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建,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体制,参股单位可以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业务活动范围包括:(1)对企业办理商业票据的承兑和贴现;(2)对金融机构办理商业票据的回购和转贴现;(3)与金融机构开展商业票据的买卖;(4)办理短期信用票券质押;(5)受托办理企业的短期债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6)提供短期票券投资和融资的信息咨询服务;(7)充当票据市场票据交易的中介;(8)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票据鉴定服务等。资金来源可以为自筹,或通过再贴现、回购等方式向人民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也可以向商业银行进行同业拆借,还可以持有未到期票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贷款。
参考文献
1.阙方平:《票据市场运作原理与实践》,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研究。国外方面，该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较少，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
一、国外研究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武翔宇.我国农村金融联结制度的设计.金融研究.2007
关键词：普惠金融 中小企业 投融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082-03
普惠金融在当代意义上是能够承担成本，以有效和全面的形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理财方式。中国的普惠金融最早来源于个人资本，并经过小额贷款、中小微型金融和综合金融等三个发展模式。普惠金融概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仅限于优势领域、企业或群体，未能全面普及，尤其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经济效益不明显，许多中小企业的投资基金，都被排除在传统金融市场之外，很难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一方面是由于直接融资门槛较高，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债券发行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发展后期很难通过资本市场外源性融资获得资金，另外商业银行更愿意为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从而紧缩中小企业的信贷，由此也难通过间接融资获得贷款，所以近年来中小企I出现了融资难的现象。经济新常态下普惠金融则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本文基于中小企业的投融资现状和存在的优劣势，详细阐述了如何建设科学化的普惠金融体制，为金融资本向弱势区域、弱势行业、弱势中小企业等范畴分配进行引导，对解决中小企业的“钱困”等诸多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中小企业投融资现状及成因分析
在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生产价值约占GDP60%左右，征税大约占全国税额的50%之上，为求职者供给了超过75%的城市就业机会。但同时中小企业投资决策缺乏创新，重复投资多造成了许多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短，投资结构不合理，企业资本运营能力差，造成投资行为短期化，中小企业的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经营风险逐步增加。因此，尽管中小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比例的总数在提升，但中小企业融资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融资途径难成为限制和影响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出现中小企业融资难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银行的商业模式仍然停留在为大企业客户的服务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价值取向、产品体系和风险管理作为审视中小企业的检验标准。另一方面财政资金金额少且门槛高，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其支持，而且信用担保体系不成熟、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外部环境因素，制约了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等金融业务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了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体制，多渠道发挥金融创新方式，完善金融市场和提倡产品多样化等政策，以适应中小企业多方面的融资需要，从而使中小企业与其他优势群体同等享受融资服务。
二、我国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及目标分析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宏观经济、接触便利、金融监管等三大类，宏观经济，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产出贡献率，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效益好，通常会吸引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企业，金融系统就会排斥程度低、普惠性金融指数处于较高的水平；接触便利主要体现在交通、通信建设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供给和需求双方之间联系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在偏远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及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从而促进普惠金融指数提高；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现，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府强化金融体系监管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投给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因此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普及范围。
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应致力于实现以下三个目标：非排他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金融供给包含全面的金融供给模式，鼓励和提倡金融多样化和金融模式创新，尤其是将非主流金融渠道融入到主流金融体系。就金融需求而言，要使主流金融体系外的薄弱领域得到同等优惠待遇，包括弱势产业和企业等，实现金融体系的非排斥，使越来越多的地区、行业、企业平等享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体系的宗旨是调整金融资源配置，实现各资源要素之间的有效协调，从而使各类金融机构或金融需求者的相关利益得到兼顾，努力在利益分配上实现双赢、公平分配，确保所有类型的中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活力，扩大金融业务服务的范畴，从而使金融体系内各个部分协调发展；普惠金融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长期目标时应该考虑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提高各金融企业的盈利点，同时考虑到为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多样化服务，形成多层面、风险小和结构稳定的金融体系，确保普惠金融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传统融资模式的弊端和普惠金融解决融资难的优势
传统融资模式的弊端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融资方式主要以内源融资为主要融资形式。过分依靠内部融资方式妨碍了中小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二是直接融资的条件苛刻，渠道单一。直接融资以在股票市场融资、债券和私募股权融资形式为主，主要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标准和要求制定的较高，很多中小企业因达不到要求而被排除在外。三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间接融资，获得信贷支持有限。中小企业资信差，并且缺乏抵押品和第三方保证，因此信贷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大。四是民间融资活跃，但风险大，成本高。民间融资的主体多为迫切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企业等。中小企业通过私人资本融资，利率较高，贷款风险相对较大。
普惠金融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借助高科技和互联网交易平台，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交易确保了获取和有效处理交易双方信息的能力，可随时掌握双方客户的交易信息，及时提高了投资效率，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二是利用互联网金融，减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环节是如何逐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体系，使被传统金融所忽视的弱势中小企业，能够及时、便捷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三是参与门槛低，覆盖面广。众筹、网贷等新兴融资模式，实现了均衡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问题，扩大传统金融服务的界限，使金融服务更为大众化。四是运行效率高。普惠金融通过网贷平台提供小额贷款资金更快，并且以更开放、包容的形式调整发展模式，提供各类贷款，更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五是采用了灵活多样的产品形式。中小企业可以通过P2P网贷平台，选择融资金额、贷款利率、贷款期限，满足投资需要，同时可以借助股权众筹集中公共资金，获得融资，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服务的品种匮乏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品更加丰富，但普惠金融服务产品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而且高风险操作，无法满足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也不利于普惠金融的推广与发展。
（二）金融服务覆盖不均衡、存在结构性排斥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结构性排斥普遍存在，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突出，资源在各金融要素之间配置不均衡，弱势中小企业得不到同等的金融服务权益。金融服务覆盖不均衡，呈现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客户和小客户二元结构的特点。小额信贷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拓展力度不够。
（三）民间借贷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我国普惠性金融全面建设滞后，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凭借民间融资获得资金，高利贷的存在实质上影响了现代信用的正常发展，产生不良货币驱逐良币效应。民间借贷对普惠金融驱逐，实质上是一种选择性排斥，原因在于金融服务缺失和旧观念的影响。
（四）金融服务的可用性受限
受空间和机会排斥的相互作用，限制了包容性金融服务的可用性。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加强业务发展，可选择的金融服务的渠道有所增加，但中小企I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低，供应渠道仍然不足，借贷产品结构单一、贷款利率高，价格存在排斥，导致借贷实际发生率不高。
五、中小企业投融资问题难点破解及融资路径选择
（一）中小企业投融资问题难点破解微观和宏观层面着力点
1.企业自身层面。第一，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完善财务公开制度，规范、透明、如实地反映财务状况，减少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同时，促使中小企业加强技术革新，提升企业科研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以名优品牌的影响力带动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盈利指数。第二，创新组织形式，提高融资能力。中小企业应根据行业、区域特点，创新组织模式，采用中小企业联盟形式，将某一地区的中小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企业联盟能够有效利用集群融资，在中小企业信用提升的基础上，降低信息不一致产生的金融风险，由企业集群融资的方式可以加强企业融资能力。第三，拓宽融资渠道。企业可以采用融资租赁、典当融资、网络融资等多种形式灵活的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方式具有审批流程简单，对客户的信用要求低、成本低、效率高、信息对称性等优点，消除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歧视，并促进中小企业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2.政府宏观调控层面。第一，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优化投融资环境，使政策真正得到落实，确保中小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贷款相关政策贷款得到实际履行，同时强化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民间资本合法合规。第二，完善直接融资体制，创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资本市场部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积极推进建立新四板。采用多样化交易方式，开通网上交易，逐步优化新四板。第三，促进金融创新，建立中小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深化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拓展融资服务，并且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其经营管理符合市场规则，真正实现商业化运作。第四，加强投融资管理，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发展。促进财政援助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逐步减少中小企业投资条件限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利用财政资源，引导企业进行资本调节，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动中小企业逐步实现良性发展。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开发投资项目科研经费的实施，并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等。鼓励中小企业按照国家支持的行业领域进行适当投资，并且实行区别化税率。通过税收等财政政策引领中小企业投资导向，提升中小企业效益，进而优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促使经济实体平稳有序发展。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路径选择
1.改善现有的金融体系，拓宽金融体系边界，对当前的信贷、利率、财政等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做出相应调整，一是政策上给予扶持，免去中小企业贷款营业税、降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用来抵消中小企业无法偿还的贷款资金；根据市场波动情况调整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减少中小企业财务坏账造成的贷款风险，增加贷款收益；优化信贷政策，保证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予以倾斜。二是监管和金融机构给予信贷宽松，监管机构在银行信贷监管中，应鼓励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投资额，其投资额不包括在监测中的总规模或比例内。三是确保金融监管实行差异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宽限度，适当提升不良贷款率，同时只对小范围内的企业管理人员实行问责制。四是拓宽产品组合，鼓励商业银行金融革新，推出更符合中小企业所需的贷款种类，按照中小企业在不同领域、范畴及经济发展周期的实际需要，设计出信贷产品。
2.基于普惠金融理念创建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体制。一是组建形成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模式。创建多元化资本市场，为不符合上市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保证拓宽其直接融资渠道。要加快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要引入全国统一金融监管办法。二是建立具有包容性、全新的微金融服务和管理模式。通过技术革新和营销创新，放宽融资条件和标准，使融资服务普及到更多的中小企业。为微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制定出符合中小微型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的法律规范，引进新型金融机构，建立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利用信用放贷，在盈利方式和风险管控上，以利率作为防控风险的主要原则，在批贷审核程序方面，以信贷员对客户信用等级评分作为是否贷款的主导依据。
六、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应该由政府到机构主导，再到市场主导的路径，使二元金融结构逐渐被淘汰，并最后与传统金融体系相结合。
（一）建立健全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增加金融资源的供给，使之惠及至中小型弱势企业
一是探索普惠金融机构的新业务模式。贷款企业、资金互助社等大量新组建的地方金融机构定位偏离金融监管部门的最初决策，当务之急是探索建立创新的商业模式，以适用于这些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以差异化的市场定位，积极培育发展普惠金融机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发展方式。二是以地方金融品牌为引领，使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成为一种产业。普惠金融机构应根据当地特点，发挥功能特色，打造本土品牌，基于对当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按照中小企业技术革新的金融需求特点，建立中小企业“主题分行”，以高度“聚焦”的专业化服务，逐渐消除信息壁垒。从客户的实际需要进行差异化经营，实行产品多元化，为不同的客户群体提供满足其实际需求的金融服务，以高质量的品牌优势，应对日益激烈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三是增添一些符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当前应在我国仅有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基础上，适当增添一些全国或地方创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分工合作方式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建立风险投资等政策性机构，为有实际融资需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等。四是建立正式的非政府合作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将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有效解决了民间资本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由民间组织自行建立的合作金融机构，通过相互协助和合作业务，能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相关监管部门可以联合实施有针对性地监管，对填补当前国内尚缺的三元供给结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按照我国中小型企业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实际需求，有重点、分层次地创新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
一是拓展处于弱势中小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必要在弱势领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以促进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只有中小企业实际效益明显提高，将更多的要素资源融入于普惠金融体系，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对普惠金融体系金融资源的配置、纠正不同金融系统目标偏差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加强中小企业的横向联系，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建设步伐。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弱势中小企业应学习借鉴优势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性地推动自身发展。通过免除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壁垒，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建设进度得以实现。三是创新普惠金融体系，扶持实力薄弱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整合提高弱质产业的产出率，因此要充分利用政府推出的融资方案，开展投资、技术和产业整合，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重点培育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交易所和中小金融机构等融资网络。四是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目前，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融资模式与企业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得不到充分挖掘，所以应以灵活、丰富多样的融资方式，贴近中小企业的实际金融需求，以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相匹配。
（三）积极搭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管理平台，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优化普惠金融体系内外部环境。吸引更多的资金涌向普惠金融体系，将普惠金融体系的风险率降到最低，使普惠金融在一定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体制包括社会信用和风险环境等，在信用系统整体环境构建中，要加快改善我国企业征信平台建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小企业风险评定体系。在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中，要实施联合金融风险防控制度，保持金融稳定，充分发挥金融仲裁院的调节作用。二是创新普惠金融体系，提升普惠金融评估机构的评估功能。创造符合普惠金融特征的评价机制，使弱势中小企业具有金融话语权。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围绕评估要求，探索符合市场规范化要求的信用评级机制。三是优化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流的融资服务。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提升经营管理科学化水平，同时重视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对中小企业贷款项目择优批贷，给予效益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确保银行资金少出现坏账呆账。根据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和资金流动的主要特征，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惠及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四是培养普惠金融专业人才。建立普惠金融人才培养体系，为普惠金融体系“量身定做”特殊的金融人才，组织建立实践教学平台，依托高校的师资力量实施金融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计划，以优化金融业务人员的知识结构。
（四）制定我国普惠金融、投融资体系相关制度，为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加强普惠金融体系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加强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督，使金融风险降到最低。二是预防与控制歧视性政策。明确地方金融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能和服务范围，构建合理化的监控指标体系，量化监督对弱势中小企业限制的各种歧视现象。三是组建中小企业专业投融资服务团队，提供一对一的投融资服务，全方位援助中小企业改革发展。对中小企业投资决策、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改进社会化投融资服务一体化制度，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等误区。同时，国家鼓励社会各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激励各类投资和金融服务机构为其提供投融资等一条龙服务，逐步完善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四是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安全保障机制，调动广大储户存款的主动性，拓宽为中小企业服务普惠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有效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五是限制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扩张。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建立各地方金融系统机构之间实现融资和跨区域经营等方面的相互机制，促进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同时，建立限制地方金融机构扩张、合并等相关制度。
综上所述，要优化和完善普惠金融市场体系，最重要的是加大对普惠金融体系的资源要素投入比例，减少有效资源向传统金融部门流动，同时加强对重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弱势产业的发展，强化中小企业投融资的科学化管理，另外要着力于投融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中小企业投融资投入方面的供给，同步扩充金融机构存贷款数量，减少宏观金融政策等措施的{整频率，逐步完善金融服务、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等状况，以促进普惠金融为经济实体服务，共同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科学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婧.金融排除视角下我国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邢乐成，王延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J].理论学刊，2013（8）
（作者单位：李青，淮南师范学院就业创业工作处；颜守保，淮南师范学院生物工程学院 安徽淮南 232038）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整个中小企业群体中是最具有活力、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群体。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许拥有多项知识产权，但是在融资道路上，却还是因为缺少抵押品而受到金融机构的冷遇，如同所有的中小企业一般，融资问题仍然是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成因分析
（一）融资渠道单一，仍以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为主。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其初创阶段，由于技术风险大，在市场和管理方面尚处于空白，信息不透明，投资风险很高，很难具备上市条件发行股票、直接面向社会吸取资金；又因为规模小，经营风险大，所以一般有钱的投资者可能对它没信心、不了解，也不会对它投资参股，这样只剩下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条路了。但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规避风险意识增强，信贷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而对于规模小、风险大、缺少有形资产作为抵质押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则很难得到银行支持。同时，由于商业银行本身存在体制缺陷，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导致银行更倾向于向大型企业贷款。
（二）创新基金数额相对较少，无法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较大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申请到的最高创新基金数额为200万元人民币，而小企业初创期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在未来的几个发展阶段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生产，政府的创新基金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杯水车薪，不能根本地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另外，创新基金审批时间长，手续繁杂，对于要求时间短、见效快，以技术创新为生命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三）缺少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可操作性不大。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缺少专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中国银行体制的逆向选择使得资本市场格局更加狭窄。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创业资本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严重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很难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拓出有效的融资渠道。
（四）缺乏完善的政策扶持。从金融政策上来看，还未形成完善的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政策，主要还是依据所有制类型、规模大小和行业特征而制定的。因此，大多数社会资源都流向了大企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也是贷给大企业。近年来，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国家虽然颁布了一些政策，诸如要求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人民银行总行颁布了向中小企业倾斜的信贷政策等，但是还未形成完整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致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和贷款仍然受到了束缚和影响。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摆脱融资困境的相关对策
（一）金融机构持续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一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短、频、快”的特征，借助互联网平台，整合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和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手段将各方信息与信用资料进行整合，一来最大可能减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二来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各个企业的资料信息，缩短银行筛选客户资料的工作时间。从贷款企业来说，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大大缩短贷款的时间，并且在手续流程方面也更加便捷，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二是对手中往往只有技术、专利，甚至只有创意的概念模型，无形资产多，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难以估价，有形资产不足以作为贷款抵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及时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存货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质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对政府重点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择优开办信用类贷款。三是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构建有效的客户管理体系、中小企业风险管控体系、分账核算机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机构保障。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对暂不符合信贷准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单独的信贷准入政策、授信管理政策、利率定价政策等。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单独配置资金计划，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二）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支持企业创新活动。一是采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给予引导性支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在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费用给予适当的无偿资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具有一定创新性、需要投入较大研发资金或需中试扩大规模形成批量生产且银行已给贷款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支持；二是采取积极引导措施，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弥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匮乏；三是扩大创新基金政策的受益面，适当降低基金资助门槛；缩短创新基金项目的审核周期，完善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基金运作流程。
（三）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市场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优化配置。一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将部分股权出让给上市公司，通过股权出让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以将自身的资产剥离，采取合资的方式，利用企业的专利和技术，实现与上市公司的合作，实现双方资源的互补，满足自身融资的需求；二是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运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渠道。对于一些产权清晰，净资产收益率较高，机制体制健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我国应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完善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条件，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提升获得持续的资本支持，实现企业国际化、规模化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积极吸纳民有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促使科技成果转化，需要雄厚的资本支持，原有的风险投资资本难以满足现有的需求，因此必须拓宽渠道，吸纳民有资本，使民有资本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四是积极完善创业板市场，为规模小、实力弱、无法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股份转让的途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使发展潜力足、信誉度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优先通过发行债券融资，逐步铺开，惠及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其直接融资提供渠道。
（四）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目前，由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风险高，企业从大银行贷款难，因此只能求助于其他途径进行融资，从而背负巨大的成本压力。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就要进一步改善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度，逐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和比重。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国家要制定政策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税收优惠，对专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实行所得税减免、返还政策，对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下调或免征营业税及附加税，并通过财政贴息、降低中小企业再贷款利率等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给予利率折扣。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投资金融领域。最终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国有大型银行与民间金融为补充，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三、结论
融资难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它几乎成为横亘在金融机构、政府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的一道坎。要突破这一道坎，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形成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实现与银行的资源共享，从而减轻双方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损失。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运行秩序。要积极引导创新基金的支持，促使企业更进一步创新；最后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包括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组织实行分级监管，发挥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对违反规定的金融机构予以公示并处罚，从而确保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真正落到实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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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效兴.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路径选择[J].现代金融，20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