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8 14:04: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治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因为行为是以观念为先导的，所以对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创新的前提就是要革新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对行政观念的革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1.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管制理念主要是“以政府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2]，同时采用强制手段以便能实现行政目的，这实际上已经无法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现代公共行政法治的必然趋势就是要实现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服务是行政管理应该始终追求的方向，应该将旧观念彻底转变，进而将“为民服务”、“由民做主”的观念确立起来。
2.由单向向互动的转变
行政管理方式的单向性是由于过去只是行政机关单方面地作决定，只是向相对人传递行为的结果，却没有提供给相对人进行意志表达和主动参与的机会。行政管理方式的互动性就是要做到这一点，让公众多多参与行政过程，并重视与相对人之间的协商和沟通，这样在行政管理中便实现了公众与行政机关的良好互动。这就有助于行政管理增强科学性，使其更易接受。
3.由强制向合作的转变
行政权本质的属性不能说就是强制，行政权存在与运行的目的应该是服务。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不应该再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强制，应该与行政相对人树立起合作观念，以便于行政相对人能够主动参与行政管理，自觉地接受行政决定。4.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传统行政管理方式较为单一，确立了服务行政观念之后，社会公共需求也进一步扩大，往日的权力行政已无法与现代行政发展需要相适应，因此，一定要转变为多样化的行政方式。为了使行政相对人的个性需求得到满足以及使其多元化的价值期待得以实现，如此行政活动定是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使其与服务行政方式相结合，行政管理方式便由此呈现出多元化和柔性化的特点。
二、运用弹性、柔和的行政方式
多样化、弹性化和柔和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政府转变职能、拓展行政作用空间的必然。如今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渐渐趋于弱化，这就要求对强制的权力性行政管理方式进行突破，从而逐步发展起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性较弱、权利色彩较浓的方式来进行，具体有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划等等。往日的管理方式是简单、冷漠且刻板的，还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弹性、柔和的行政管理方式改变了过去管理方式所暴露的弊端，将现代行政管理理念融入其中，还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关怀，这就充分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尊重，同时也保障了他的权利。行政主体尽可能采取沟通、协商和激励等柔性手段，从而促使服从成本得到最大限度地减少，促使“管制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这些新的管理方式对行政管理中各参与方的平等、信任和合作尤为重视，并且于经济市场化和服务行政的需要相契合，可以将相对人的参与积极性调动起来，很大程度地代表了一定的人文精神，诸如平等、民主、独立等，这对于摩擦的减少和社会和谐的增进都很有帮助，也有助于加快实现行政目标，所以如今在各个行政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其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作为一种补救方法，以弥补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失效的缺陷，同时也是对行政法治的很好配合与有效补充。
三、结束语
论文关键词 行政法 理论基础 利益论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成就条件
行政法学界的许多学者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涵义是什么或者说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是进行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能够揭示行政法终极意义和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归根结底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即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利益所决定,并建立在这一客观基础之上。因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是能够深刻地揭示这一客观的社会基础的理论,并建筑于其上。
(二)能够全面阐释各种行政法现象
所谓行政法现象乃是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包括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及行政法的目标和宗旨等方面的现象。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基点,应该在横向上具有广度、纵向上具有深度,使行政法现象都能以其为逻辑起点,并由此得以全面地阐释。
(三)能够具有对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性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应该能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指导行政法学的研究,尤其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合理建构。还必须能够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使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二、主流行政法理论基础概括
(一)管理论
该理论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行政机关和人员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法律。该理论实际上从分配实证主义出发,以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机关是权力主体,相对方是义务主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义务关系,权力义务不对等是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并且以命令和服从为基本模式。这种理论在早期大陆法系国家及前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我国曾较为流行。管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曾起过作用。
(二)控权论
该理论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并为一些学者所倡导,该理论强调行政机关享有权力进行管理是一个事实而非法律问题,行政法所能规范的是权力行使的后果,是由于享有权力、运用权力所带来的法律问题。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而非保障的法律。控权论揭示了近代行政法产生的重要动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平衡论
该理论是罗豪才教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该理论主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这些权力有效的形式,以达到行政的目的;同时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强调公民的参与和权力补救,以及对行政的监督,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权利义务在总体上应当是平衡的,平衡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准确把握法制环节平衡及制约。
三、主流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缺陷及根源
(一)主流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缺陷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几种主流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概括了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但存在缺陷:管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显得与整个社会的需要不相适应,政府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不禁可能使人民无所适从,对市场经济体制也产生了严重的制肘。管理论视行政法为管理工具,不重视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从根本上不符合民主与法治发展的趋势;控权论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利运用的控制,不能起到从根本上改善行政权各种弊端的作用,另一方面控权论在行政权运用中进行制约,过分强调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忽视了现代国家中积极行政对行政法的现实要求,脱离了具体的行政法实践,对行政实践有一定负面影响;平衡论则一直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因而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适用性是有限的。
(二)主流行政法理论基础缺陷的根源
从最根本上来说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必须是学科的观念前提,三大理论只解答了行政法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现象,却没有从总体上全面回答行政法的各种特征和现象:控权论提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行政权力;管理论提出行政法的作用在于保障国家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平衡论提出行政法融控权与保权于一体,具有双重作用。但这些只属于解释作用的范畴,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整个行政法理论的基础,应该能够用以科学地解释行政法所具有的各种现象,全面反映行政法各个方面的征,而不能仅仅是用以解答行政法的作用、或范围、或宗旨等某一方面问题的理论。
四、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利益论选择
(一)利益论相关的几个概念
利益:好处,一切个人行为,集团行为的动因。利益的形式:有形的,无形的,长远的,眼前的。利益的范畴:围绕达到个人或集团的欲求或目的而展开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利益促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利益追求的方向不断发展。利益作为一切个人、集团行为的动因,行政法的立法、行政法的实施以及行政法的遵守和执行这一系列活动的动因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行政法所能带来的有形的,无形的,长远的,眼前的利益,统治阶级和利益主体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推动行政法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利益追求的方向不断发展。
关键词：经济战争战略战术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目前，我国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的矛头，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建立符合自身特色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二）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即资金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有些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
此外，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战略原理
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用计消市产模式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为前提为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此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带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可救市。就目前来说，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二）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因而，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徒然。
（三）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销通道思路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同时，也应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
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公众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环境权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一项重大战略问题。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纠纷和冲突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劳资纠纷、违法征地拆迁所引发的已构成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三大因素，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探索绿色生态发展的新路子已成为国家战略之一。环境属于集体消费品，任何人无法独享，单纯依靠政府治理和企业自发的环境保护模式已不能实现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公众是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最终承受者。①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公益的特殊性以及公民诉讼在各国的成功实践，使公众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有了现实需求和实践基础。
“公众”的概念及内涵
“公众”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性概念，与“个人”相比一般指社会上的多数人。我国立法对“公众”界定模糊，以《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为例，有“公众”（《环保法》第一条）、“一切单位和个人”（《环保法》第六条）、“公民”（《环保法》第三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保法》第三十六、五十三、五十七条）、“社会组织”（《环保法》第五十八条）等不同规定。立法语言应是准确而严谨的，厘清概念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前提，如未在立法中使用统一规范用语，至少应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1998年欧盟经济委员会在《公众在环境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获得司法救济权的国际公约》中第二条第4项指出：“公众是指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以及按照国家立法或实践兼指这种自然人或法人的协会组织或团体”。按此规定，“公众”的范围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要取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众”必须是受环境侵害行为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或与环境事务感兴趣的人或组织。基于此，文章讨论的“公众”是排除国家环保机关在外的，以公民、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个动态集合体。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正当性分析
公众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正当性源于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义。“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②环境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权利来源基础。所谓环境权，是指公众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③环境权是20世纪60年代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产物，由“环境公共财产论”、“公共信托理论”发展而来，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予以法律认可，并得到国际公约的确认和保护。环境权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的萨克斯教授认为，公民将大气、水和阳光等公共环境资源信托给国家管理和保护，国家和公民之间是委托关系；如果公共环境财产受损，作为共有人的公众有权提讼。④
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环境权的性质、主体、内涵、救济方式等内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在环境权的性质探讨上形成了法律特定权利说、人类环境权说、人权说、物权说、精神美感说等不同的学说观点。⑤尽管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但认为环境权应区别于我国环境资源法中的各种权利或权益，并不是这些权利或权益的简单叠加或概括，而是自然人或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权，包括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司法请求权等具体权利。事实上我国宪法有环境权的宣示性规定（如宪法第二、九、二十六、四十一条），环保法（如第六、五十三、五十七条）和相关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条，《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也有环境权的隐性规定，这为环境权的存在提供了立法支撑。环境权之于环境公益诉讼，是“权利”与“权利的实现途径”的关系，有权利必有救济。因此，“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以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讼，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⑥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环境民主的有力体现。公众参与原则作为一种政治民主，被誉为“21世纪最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和热门的政治话语”，被广泛地运用到环境保护中，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众提起公益诉讼，救济受损或可能受损的环境利益，不仅是公众参与的法律保护手段，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决策部门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不愿或很少与公众进行充分沟通，导致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不能充分吸纳到政府治理的考虑之中。⑦当公众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体制内的保障时，公众就有可能采取体制外的集体抗争的形式寻求解决路径，甚至采取打砸、围攻政府等非理，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司法是维护环境正义的最后和最有力防线，要把公众参与环境法治从纸面落实到实践。
另一方面，公众被赋予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法律规定有关机关和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有益补充。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和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新《环保法》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从幕后走上前台，并且肯定了环保组织原告资格地位。《环保法》第五十八条对环保组织成为公益诉讼原告条件比较苛刻，在要求不牟取诉讼经济利益作为前提下，又设定登记级别为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并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限制性规定。据民政部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4年全国有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6964个，但符合法定条件享有环境公益诉权的环保组织不超过300家⑧。在政策、制度、数量、经费、技术等软硬因素的制约下，仅靠整体发育不良的环保组织担当起繁重的环境公益诉讼，显然无法实现立法的初衷。虽然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不乏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有益尝试，但碍于行政机关与检察院特殊的职能地位以及于法无据，到目前为止，行政机关和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仅限于地方的司法实践而没有广泛展开。公众作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环保组织的压力，落实检察机关支持制度。
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与现实困难
现有立法尚未明确公众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和《环保法》第五十八条虽然从立法上确认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地位，但这两个条款直接将公民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排除在外。《环保法》第六条虽有规定公众有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但公众提讼能否理解为“检举和控告权”尚存争议。虽然地方立法和司法实践不乏公民环境诉讼资格试点探索，如海南省2011年7月制定的《关于开展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就规定了公民享有环境公益诉讼资格。但地方立法法律位阶的低层次性和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会导致同一案件由于认定法律依据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一定程度有损司法的权威性。
公众提起公益诉讼面临重重现实困难。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效性首要前提环境信息获取保障。虽然《环保法》第五章对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作出了专章规定，第五十三条亦明确了对公众的环境信息权，但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并不畅通，存在获取方式被动、有效信息有限、获取时间滞后性等问题。大连、厦门、昆明、番禺等地发生的一系列影响较大的环境，主要还是由环境影响评价阶段信息公开不透明所致。
另一方面，公众提讼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现行立法已明确非政府环保组织是当前环境司法公众参与的主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先天发育不良且符合条件的数量有限，面对繁杂程序、高昂的诉讼成本、冗长的诉讼时间、政府保护主义下的生存压力等多重困难，公益诉讼举步维艰。司法实践中，由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获得胜诉的案件较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少之又少，⑨也从侧面反映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成效的有限性，仅靠公益性环保组织来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大梁，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此外，因环境问题所具有的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所决定的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高、举证难等门槛，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更加鲜见了。
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原告资格的制度设计和路径探讨
立法上明确公民的环境权。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会长蔡守秋教授提出，公民的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原权、、对世权、不可转让的权利，要从立法上予以创设。⑩而且，“传统法学理论囿于体系问题无法适应环境侵害这一现代社会的新兴问题，惟有突破藩篱，另辟蹊径，创设环境权以满足需要。”可见立法上确立公民环境权，不仅是环境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也是解决我国环境危机、实现人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宪法上确立起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后，有必要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单行法、其他专门立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对环境权的属性、权利构成、形态类型、救济和保护等内容进一步规范和探讨。当然，立法上确认公民环境权，并不意味着公众的环境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因为权利救济和维权途径能否得到法律保障才是关键。因此，还必须就环境权的实现形成一个保障体系，其中，公益诉讼是最主要且有力的保障途径。
适度扩张原告诉讼资格。公民环境诉讼的立法始于美国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该法确认了“任何人”的环境诉讼资格。公民诉讼原告资格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公民个人、非政府环保组织、检察官、联邦、州和城市。公民环境诉权的相关规定，极大地激起了美国公众环境保护的热情，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公民诉讼的深入发展。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已成为国际诉讼法主流趋势，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实需求。作为维护公众环境公益的特殊诉讼，对原告资格的要求应突破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扩展到“有利害关系”或可能“有利害关系”，即存在污染破坏的违法行为，已经或即将影响公共环境利益，公众都可提讼。因考虑诉讼经济和滥用诉权等因素而否认公民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建立以公众（包括公民个人、环保组织）为第一顺位，检察院为第二顺位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是比较可行的。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公益原告资格的范围是排除环境行政部门在外的。因为法律已赋予环保部门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权，赋予其公益诉讼有可能造成其在环境处理问题上拖延，有将本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推卸给法院之嫌。虽然环保部门不适宜作为公益诉讼原告，但可以作为支持人参加到环境诉讼中来。
建立起公益诉讼的司法保障机制。基于环境破坏存在时间上的长期性、损害范围的广泛性、损害认定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现实障碍，公众提起公益诉讼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为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应在诉讼制度上提供相关的司法保障。可借鉴域内外成熟做法，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专门的环保诉讼法庭，如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贵阳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等。同时，适当减（免）原告预交诉讼费用，胜诉则由被告支付相关诉讼费用，结合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对提起环境公益并胜诉的原告，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适当奖励，如用环境损害处罚金的一部分补偿诉讼成本、建议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政策减免、颁发环境保护公益之星证书等。二是合理分配公众在诉讼中举证责任。应将我国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扩大到环境公益诉讼，并明确原告、被告的举证责任范围。
适当限制公众环境公益诉权。尽管有学者认为基于我国缺少诉讼传统等原因，赋予公众环境公益诉权并不会导致“滥诉”，但笔者认为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励公众诉讼的同时，并不能排除个别人利用公益之名图私利之实而滥用诉权，即便在公民法治意识强、公民诉讼最发达的美国，也有对公民行使诉权的限制。因此有必要适当限制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借鉴域外经验可以设置诉前前置通知程序。即规定公众发现环境损害事实，提讼之前一段时间，比如30天，须先将预的通知告诉环保部门或违法者本人，由环境部门做出行政处理或违法者采取补救措施；通告期满后，环保部门或违法者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公民才能提讼。前置程序的设置，既是我国现行环保法关于公众“检举”“控告”权的实现，也与我国环境治理偏向行政手段的理念相符，同时对政府和环保部门依法行政起到监督作用，对环境违法者起到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海口经济学院公共课部；本文系海南省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南国际旅游岛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法治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NSK（YB）16-76）
【注释】
①史玉成：“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③吕忠梅：“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路径思考”，《环境保护》，2013年第23期。
④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1期。
⑤张莉明：“环境民事公益诉权研究―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⑥邓一峰：《环境诉讼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35～236页。
⑦朱谦：“环境民利构造的价值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9期。
⑧金煜：“300余家社会组织可提环保公益诉讼”，《新京报》，2014年4月25日。
⑨沈娅云：“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条件研究”，《法制博览》，2014年第6期。
⑩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现代法学》，2013年第11期。
陈泉生：《环境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98～102页。
朱谦：《公众环境保护的权利构造》，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关键词]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24 — 03
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发展阶段，高校数量增多，在校生数量激增，现在全国高校数量在2000所以上，在校学生3000多万，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如今高校从规模发展阶段进入了内涵发展时期，而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其中学生工作是保证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从理论上不断加强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研究，从实践中不断探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路径，以此来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机制。
一、人性化管理概述
1.人性化管理提出的背景
人性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提出来是经过管理理论和实践100多年发展的结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管理领域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其运用于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代表就是“泰罗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把人视为物，以物为本，实现了管理的机械化、程序化和标准化，实行非人格化管理，他们主要依靠强迫、控制、指挥和惩戒等手段，辅之以金钱的刺激，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生产效率，也称为传统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理论重视物的因素，把人当成机器，制定和出台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措施，辅以金钱的刺激，对人实行严格管理，以此来提高效率，其忽略了管理过程中人的因素，未注意到管理和生产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20世纪2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是“社会人”的假设，后来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沙因的“复杂人”理论、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等。
行为科学理论是将人作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假设基础上来看待，而不在仅仅把人当成“经济人”。它们认为人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因素，管理过程中应该采取“民主化”和“人性化”管理，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以此激励他们在管理中的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行为科学理论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优化了管理的效果，它强调人的作用，关注人性，按照人性的需求和满足来优化管理。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产生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它不仅汲取了科学管理理性的一面，又吸取了行为科学理论“人性”的一面，同时注重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与以往理论不同，他不是将将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单个员工身上，而是过渡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观念上，以形成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文化的调控职能，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刚柔并济，从而在管理中将理性与人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西方管理客体思想由‘物本管理’演变为‘人本管理’。”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生产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人是知识的载体，对人的管理从体力劳动者的管理转变到脑力劳动者的管理，从而使人本管理发展到能本管理阶段。能本管理，是以人的内在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本，比人本管理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价值。能本管理阶段是人本管理的高级阶段，是人本主义思想的集中根本体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现代管理论不仅强调了严格管理的理性一面，更关注管理过程中人性的一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为在管理过程中采取人性化管理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由于人性化管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成功。因而由企业管理领域扩展到多个管理领域，从而出现了人性化管理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
2.人性化管理的含义
所谓人性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它注重在管理过程中以人为本，关注人性要素，尊重人、理解人，以此来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工作业绩。人性化管理的实质是充分尊重、理解和信任被管理者，给予其关心和帮助，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挖掘其潜力，发挥其创造才能，人性化管理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是指学校对学生工作队伍和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中合理满足从事学生工作队伍人员的物质和精神性要求，十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和特点，充分调动学生工作队伍工作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一种管理模式。
3.人性化管理的内容
人性化管理是根据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来实施管理的，是将人性学理论应用在管理理论中，由传统的物本管理变为人本管理，人性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来实施的。首先是在管理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措施满足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人的生理的需要，如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身体需要和人的安全的需要，如生命、财产、职业等方面的安全需要。
其次是在管理过程中满足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人的社会交往、受尊重程度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等方面。这就要求在管理过程中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措施充分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满足人的各种基本社会需要，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广阔的空间，从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最后是正视人性的特点，保留传统管理模式的长处，以人性化管理为主导，做到人性化管理和传统管理的有机结合。传统管理在保证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方面有其优势，在管理过程中首先要实行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一味地排斥或反对传统管理，相反人性化管理应该在传统管理的基础实施，做到人性化与和传统管理的有机融合，在保留传统管理优点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管理。因而在人性化管理的内容中首先必须制定和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管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人性化管理措施。
二、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的意义
1.高等教育理念的改变，需要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照搬了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原则和体系而形成的，其强调高等教育单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和理论教学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及其能力的培养；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脱离社会经济发展，闭门办学，专业设置、学生数量和办学规模随意性大；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也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重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而轻实践能力的培养，重专业素质培养而轻视人文素质教育。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高等教育机制和体制，在当代已经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高等教育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还要承担大众化教育的艰巨任务，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而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高校的学生工作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应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下，树立“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把学生看成高校的生存之本，学生工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全体学生的成人成才。
2.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呼唤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我国高校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管理理念上强调严格管理、绝对服从；管理体制和内容僵化，实行制度化、行政化管理；管理方法单调、多依靠经验管理，缺乏创新。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是整齐划一、循规蹈矩、易于操作、便于管理，但学生成为被管理对象，且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管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就是管理形式单一、内容统一的机械式管理模式阻碍了管理人员和学生积极性的发挥，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新性。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人才的创新性要求，这种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人才质量的培养。因而高校为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需要在学生工作管理模式上做出变化，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采用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强制性管理而采取服务性管理，转变教育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
3.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要求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今我国在校大学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自我意识增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思想更加开放，价值取向多元化；生活条件优越，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就业压力变大，心理承受力较差。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校学生工作“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人才的培养，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创新性的培养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要顺应时代潮流，改变以前刚性化管理模式，依据大学生的特点，根据不同层次，不同个体的学生做出符合学生个性特征的教育管理工作，从而实现人性化管理。
三、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的策略
高校学生工作实行人性化管理，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工作和调动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一是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调动学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加强学风建设，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1.坚持人性化管理，调动学生工作队伍工作积极性
高校学生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辅导员和班主任，在管理工作中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培养一支责任心强、素质高的专业化工作队伍。
（1）坚持以人为本，设计和制定工作制度
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是一支人数众多的专兼职学生工作队伍，加强这一支队伍的建设，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关键。各个高校在制度设计之初要根据人性化管理要求，制定辅导员、班主任的任用、培养和管理各项制度，为学生工作人员在制度层面创设一个培养人，提升能力的制度平台。
（2）贯彻人性化理念，确立工作激励机制
在管理过程中，要以人为本，关注学工队伍人员的自身发展，满足其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为此要确立一套完整的、合理的激励措施，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是建立工作绩效机制，设立专项经费，奖励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其次是建立职务和职称晋升机制，教育部在2005年1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了辅导员具有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的双重身份。要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职务和职称晋升机制，对于那些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达到一定期限，成绩突出，而职称问题又没有解决的，可以设立非领导职务岗位，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从而为其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3）坚持人性化管理，创设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学工人员编制上，高校要按照教育部1：200（辅导员和学生）的规定，及时足额配备辅导员，减轻辅导员工作量，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做好学生工作；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改善其生活条件、办公条件，为其提供便利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上，加强辅导员、班主任业务培训，通过建立定期专业培训和日常例会等制度，加强工作交流和培训，建立一支学习型的学生工作队伍。
2.坚持人性化管理，调动学生学习、工作的积极性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主要是两个平台建设，即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平台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建设。前者为学生成人成才提供一个安全的、有序的环境平台，其是基础性平台，后者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了一个锻炼和成长的平台，其是层次提升的平台。
（1）以人为本，打造安全、有序的学生常规管理平台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作保障，高校根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依法治校，从严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要将管理与加强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要坚持以生为本，制定各种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抓好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首先是学生安全工作，主要包括财产安全、交通安全、生命安全。做好安全工作先要对学生灌输自我保护的思想，然后是学生工作部门要抓住学生“人头”，即要清楚学生何时何地在做什么，这就要求高校对学生在校期间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检查方法，做到管理到位，不能听之任之；其次是加强学生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保证学生按时起身，按时上课，按时就寝，从而形成一个学习有氛围，生活有规律，安全有保证的良好环境。
（2）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
人性化管理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内动力，高校学生工作要从关心学生切身利益着手，满足现代大学生个体利益的需求。首先是进行思想引领，加强专业教育，以就业和创业为目标，改变学生对专业学习的认识和态度，激发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是采取有效地激励措施，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综合奖学金，专业的考级、考证过关奖，考研、考公务员奖等；再次是邀请知名学者、教授给学生开设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是有针对性的分层次进行学习辅导。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设立学生学习互助组并且辅导员、班主任老师要经常关心和帮助他们，使其走出困境，顺利毕业；对立志考研，考公务员和考各种专业资格证书的同学，学生工作人员要为学生参加辅导班，如考研英语、数学辅导班、公务员考试辅导班、司法考试辅导班，提供力所能及地帮助。
（3）以生为本，搭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
高校学生工作要坚持学生为本，依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搭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为学生成人成才服务。这个平台的建设主要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各种文体活动、技能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教育，得到锻炼，提升素质。首先是开展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结合一些爱国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开展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主题教育活动；其次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的文体活动，如读书活动、演讲辩论比赛、学科竞赛、文艺晚会和多种体育比赛等；再次是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的各种素质大赛或文体比赛，让他们在不同层次的舞台上展现自己，锻炼自己，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第四是建立和培养一批责任心强，敢于勇挑重担学生干部队伍。要充分利用当代大学生参加活动积极性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活动能力的特点，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让其在参与学生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得到锻炼，从而提高其组织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最后是深入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代大学生由于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自我控制和约束力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再加上就业压力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而高校学生工作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对于那些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要配合医院和家长做好治疗工作，促其早日康复。
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条件，高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还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之中，高校学生工作应本着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以人为本，采取各种措施，探索出一条学生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的路径，从而提高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管理水平。
本论文为淮阴师范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项目：《大学生课外综合素质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阶段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1〕〔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 〔美〕托尼·布洛克特.管理理论与原则 〔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 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环境风险管理论文本科论文毕业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以往过度透支环境和能源的粗放发展模式，“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社会资金融通枢纽的银行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履行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努力推进生态文明，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确立环境准入门槛，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资金来源，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绿色信贷及绿色信贷产品
所谓绿色信贷，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目的是引导资金和贷款流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并从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抽离，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邓聿文，2007)。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绿色信贷规范是2006年7月重新修订的赤道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项目资本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项目，这也将是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标准的蓝本。毕业论文
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采取“三重底线”的方法管理其业务，即商业银行开展业务不仅要满足合作伙伴(客户、股东、员工、供货商、社会)的需要，同时还要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必须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负责。从国际经验来看，绿色信贷产品一般包括(UNEPFI，2007)：
1.住房抵押贷款(homemortgage)。如花旗集团旗下的FannieMae于2004年针对中低收入顾客推出的结构化节能抵押产品(EnergyEfficientMortgage)，将省电等节能指标纳入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体系；再如英国联合金融服务社(CFS)自2000年推出生态家庭贷款(Eco-homeloan)以后，每年为所有房屋购买交易提供免费家用能源评估及二氧化碳抵销服务，仅2005年，就成功地抵销了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商业建筑贷款(commercialbuildingloan)。如美国新资源银行(NewResourceBank)向绿色项目中商业或多用居住单元提供0.125%的贷款折扣优惠；美国富国银行(WellsFargo)为LEED认证的节能商业建筑物提供第一抵押贷款和再融资，开发商不必为“绿色”商业建筑物支付初始的保险费。
3.房屋净值贷款(homeequityloan)。如花旗集团与夏普(Sharp)电气公司签订联合营销协议，向购置民用太阳能技术的客户提供便捷的融资；美洲银行则是根据环保房屋净值贷款申请人使用VISA卡消费金额，按一定比例捐献给环保非政府组织。毕业论文
4.汽车贷款(autoloan)。如加拿大VanCity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CleanAirAutoLoan)，向所有低排放的车型提供优惠利率；再如澳大利亚MECU银行的goGreen汽车贷款，是世界公认的成功的绿色金融产品，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要求贷款者种树以吸收私家汽车排放的贷款，此项贷款产品自推出以来，该银行的车贷增长了45%。
5.运输贷款(FleetLoan)。如美洲银行的小企业管理快速贷款(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Expressloans)，以快速审批流程，向货车公司提供无抵押兼优惠条款，支持其投资节油技术，帮助其购买节油率达15%的SmartWay升级套装(SmartWayUpgradekits)。
6.绿色信用卡。如欧洲的Rabobank推出的气候信用卡(ClimateCreditCard)，该银行每年按信用卡购买能源密集型产品或服务的金额捐献一定的比例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再如英国巴克莱银行的信用卡(BarclayBreatheCard)，向该卡用户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折扣及较低的借款利率，卡利润的50%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碳减排项目。
7.项目融资(Projectfinancing)。对绿色项目给予贷款优惠，如爱尔兰银行对“转废为能项目(energy-from-wasteproject)”的融资，给予长达25年的贷款支持，只须与当地政府签订废物处理合同并承诺支持合同范围外废物的处理。
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已是大势所趋
1.推行绿色信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中介角色，决定了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UNEP，1997；EuropeanCommissionDGXI，1998)。商业银行根据持续期、规模、剩余额度和风险等要素进行资金的配置，其高效的审贷体系使其在风险衡量和定价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资金投向有利于环保的产业、企业和项目，可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以帮助企业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为重点，使企业努力达到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而自觉地进行无害环境的实践，增强控制风险的能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行绿色信贷，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毕业论文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摆脱过去长期困扰的贷款“呆账”、“死账”的阴影。
2.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管理环境风险。
据全球金融界估计，1970-1979年气候天灾水灾给金融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1988-1997年更暴增为3000亿美元(UNEP，2000)。这些数据揭示，环境破坏不仅直接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甚至可能危及银行业的可持续经营和生存。在我国，“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现象较为突出，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由于各国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日益严格，银行业若不加强其环境风险管理，一旦发生给予贷款的企业发生污染事件时，不但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也将损及其债权的收回。推行绿色信贷，把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融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控，就为商业银行通过保险和衍生金融市场等转移环境风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3.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推行包括绿色信贷在内的绿色金融服务(或产品)的收益具体表现在：扩大市场份额；利润增长；吸引顾客并获得顾客忠诚；高员工满意度及保留率；声誉收益(提升品牌形象)；媒体的正面关注；环保意识和收益；获得更多的经营许可；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等(UNEPFI，2007)。实证研究亦表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获得竞争优势。Feldmaneta1.(1997)、Schalteggeretal.(2000)、Repettoetal(2000)检验了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ustainableAssetManagement，SAM)对58个产业的2006年可持续年报披露的可持续风险与机会进行分析亦支持了这一观点。SAM提出，商业银行从环境生态或社会议题的风险与机会(如气候变迁对企业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将极大地增强竞争优势。
4.推行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关注的重要举措。
商业银行将环境因素纳入贷款决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和环保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如NGO、股东和员工的压力。例如，美国银行之所以成为最早考虑环境政策、特别是与信贷风险相关的环境政策的银行，是由于1980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CERCLA，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根据该法案，银行必须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并支付修复成本。法案颁布实施以来，一些银行甚至因此而破产。
5.推行绿色信贷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的营运规范。
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计划项目(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lProgramFinanceInitiative，UNEPFI)就发表了银行业《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StatementbyFinancialInstitutionsonthe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强调要把环境因素纳入标准的风险评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求银行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且鼓励民间部门投资于有益环境的技术与服务。而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倡导的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更是为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包括不同类型项目的风险分类，还列示了与环境评估流程、监控和后续指导相关的议题。目前，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56家金融机构成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EquatorPrinciples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简称“EPFIs”)，这些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
三、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内在要求
为应对信贷中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商业银行将环境标准纳入其整体信贷战略及贷款项目评估之中，并发展出风险管理体系，强调客户的环境风险和银行责任，作为绿色信贷尽职调查(duediligence)的基础。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或内在要求在于把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贷款文化和贷款管理流程之中。
(一)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制定相应的环境信贷政策
环境信贷政策通常由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制定，并作为银行员工及顾客的工具和指导信号长期存在。完善的环境信贷政策将有助于：①为员工及顾客提供商业银行关于环境风险及有关环境议题的清晰指南；②向员工及顾客阐明商业银行如何通过特定的程序、毕业论文承担哪些责任来实现其经营目标；③确保与环境风险相关的贷款以一贯且公平的方式承做；④为与环境风险相关的银行业绩的评价提供明晰的标准。
很显然，银行环境信贷政策应具有可操作性及成本效率，同时还应考虑环境风险敞口、人力资源限制和市场限制，并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银行现有的贷款及投资组合在哪些领域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下?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贷款的风险敞口是否具有较大的差异?环境风险管理需要哪些人力资源、需要对他们进行哪些培训?银行环境信贷的主要竞争者有哪些?环境信贷产品价格及质量层面的竞争程度如何?环境风险调查及转移成本是否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哪些细分市场的顾客对交易成本的增加更为敏感?等等。
(二)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进行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
一般而言，环境及社会风险可分为三类：①直接风险(directrisk)，指的是银行因清理被其借款人污染土地所蒙受的直接法律责任(如借款人破产)。②间接风险(indirectrisk)，反映了借款人的环境负债可能影响其偿付贷款能力而造成的风险。由于政府环境管制日益严格，企业必须在环保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政策要求，从而可能影响借款人的现金流继而影响其偿贷能力。如果贷款企业不遵守环保政策，就会面临罚款、支付治理成本、暂时或永久停业。③名誉风险，反映的是银行因与环境问题投资关联而遭受的名誉损失(Thompson，1998)。勿庸置疑，声誉与形象是银行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政府、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银行信贷政策关注程度的日渐提高，银行在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上有失谨慎而导致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将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继而影响银行的市场价值和业务开展。
实践证明，有效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有助于减少不良资产的数量继而改进银行的经营绩效。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辨识、评价、控制、转移和监测环境及社会风险的过程，不仅适用于单笔贷款，而且适用于集合贷款和投资组合。其目的在于使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敞口最小化的同时，对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提供足够的保护。商业银行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时，必须重点关注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环境风险的级数(严重程度)、环境风险影响的持续期、环境风险的敏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风险和收益的社会影响(即特定的环境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否有助于环境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分享)、是否符合相关立法特别是环保法的要求等因素。
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可分为环境及社会风险识别、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环境风险控制及转移、环境风险监测等。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
1.贷款项目按环境与社会标准进行分类过滤。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发起时，EPFIs应当参照IFC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将贷款项目分为A、B、C三类，分别代表环境或社会层面的高、中、低风险。A级及B级的贷款申请者必须完成社会及环境评估，且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磋商后，须备妥环境管理企划书，说明如何减少或监测项目在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
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中，为了提高审贷效率，往往会结合具体情况，按贷款项目环境风险高低进行分类(如加拿大皇家银行将贷款划分为三类，参见表1)，不同环境风险类别的授信项目，其风险识别和评估、内部研究及外部专家认证亦有所不同。如果贷款项目落入表内所列的范畴，则贷款申请将提交至地区分行或总行，视具体情况请外部咨询人员进行评估。对于I类项目，银行有选择地请外部专家进行环境风险评估；II类项目需请外部专家提出行业的具体风险；III类项目则需请资深外部专家对项目进行调查。
2.贷款项目进行环境及社会评估。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的环境及社会评估应针对以下项目：社会及环境条件基准评估；更符合环保及社会责任的可行替代方案的考虑；东道国法律法规及适用的国际协定及协议的要求；人权和社会健康、安全及保障的保护(包括风险、影响及保障个人使用项目安全的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变更自然或重要居住地或法定保护区域中的濒危物种与敏感性的生态系统)；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包括通过恰当的独立认证体系认证的可持续资源管理)；危险物质的使用和管理；重大灾害评估与管理；劳工问题(包括四项核心劳工标准)、职业健康和安全；防火与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影响；土地的取得和非自愿安置；对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对原住民及其特有文化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现有项目、建议项目及未来预期项目累计影响；项目设计、评估及执行中受影响方的协商和参与；能源的有效生产、运输及使用；污染预防、减废、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废弃物的处理。商业银行根据这些项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提交、贷款审批或贷款发放。图1为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的环境评估决策树。毕业论文
3.借助环境保险及金融衍生品转移贷款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保险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环境风险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业银行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保险政策实施风险保护：一是要求顾客考察使其免于环境责任的保险；二是要求顾客以银行为受益人，购买环境责任险；三是以第一方保险将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四是要求环境顾问掌握专业保险赔付知识。除保险市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亦为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进行动态的环境风险监控。
由于在贷款持续期间或投资期间，环境风险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加之借款人有可能违反环保法规及贷款约定，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贷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动态监控。贷款环境风险监控对象包括单笔贷款和整体贷款组合，监控方法包括口头询问、信息披露以及对项目或场地的实地考察等。
四、我国银行业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举措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了环境蕴含的机遇和风险，以及银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上海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加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UNEPFI)；兴业银行因在能效融资产品开发和推广方面的优秀表现，荣获英国《金融时报》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可持续银行奖评选活动中“年度可持续发展交易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商业银行。然而，也必须看到，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初步制定了绿色信贷的实施指导意见，但我国银行业在实施绿色信贷方面仍有待于更新知识、积累经验。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环境恶化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法规执行不力、缺乏公众透明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广绿色信贷，推动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顺利推广、实施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为实施绿色信贷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国际经验来看，毕业论文商业银行要发展成为可持续银行一般需经过四个阶段：防御阶段、预防阶段、进攻阶段以及可持续银行阶段(Jeucken，2001)。我国商业银行绝大多数还处于防御阶段，对环境风险的认识还有待加强。而要从防御阶段逐步推进至可持续银行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至少要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做好准备：一是战略准备，要把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提升到银行的战略层面，确定环境目标，确立标竿和报告制度，明确决策者必要的沟通职能。二是政策准备，要结合实际制定商业银行的环境信贷政策，编制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用以指导信贷活动及其他业务。三是人才准备(包括内部人才准备和外部人才准备)，由于环境风险评估的专业性强，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内部人才并没有特别储备，因而需要加大引进此类人才的力度；外部人才准备则是需要对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评估的外部咨询公司或行业环保专家。四是组织机构准备，从职能和公司治理方面为绿色信贷提供支持。Ganzi&Tanner(1997)调查显示，许多银行均设立了环境部门，并开发了环境友好产品，如英国合作金融服务(CFS)设立了道德政策部门(EthicalPolicyUnit)，并赋予该部门业务否决权；再如瑞士信贷银行建立了环境执行委员会(EnvironmentalExecutiveBoard)，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监督、记录绿色信贷业务，并就与环境相关的议题提出战略对策建议。五是产品准备，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不仅要融入环境及社会责任理念，而且要吸取传统信贷产品的成功经验，如弹性、友好度、便于个人管理、捆绑或低风险等等，这些特征均应成为绿色信贷产品设计的核心，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顾客。
(二)商业银行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着力，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国资部门仍未完全实现公司化，股东本身对于长期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的关注存在一定的矛盾。加之各银行均实行分行制，管理链条较长，且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并未将环保绩效纳入其中，因而不排除一些分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无视总行关于实施绿色信贷要求的可能。2007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6月末，投向高耗能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为12.1%，六大主要高耗能行业累计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24.1%，均呈逐季加快趋势。基于这一背景，银行业内部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动力。在这里面，不仅要有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的措施，而且还要有对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的政策。另外，绿色信贷评估涉及面广，评估成本高，更重要的是，从短期来看，银行对企业竖立绿色屏障时，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丧失部分优质客源。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要求支持对环境有益的项目，通常的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优惠贷款，加之从现有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绿色信贷所支持的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效益并不太好的项目，如风电和垃圾发电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盈利。鉴于此，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毕业论文
(三)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绿色信贷的推行扫清地方保护主义障碍
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间，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袒护，全国70000宗环保违法案件仅有500件得到处理，仅为全部案件的0.71%(EconomyandLieberthal，2007)。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以各种方式对银行进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并试图转嫁改革成本。甚至于有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的环保政策，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部门行为的调整和约束、银行与各级政府的共识是信贷政策有效支持环境保护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必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或是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并以立法或规定等形式隔绝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干预。同时，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促成商业银行与各级地方政府就共同环保事项或流域性事务进行结盟或签署环保协议，形成书面契约约束。
(四)加强与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与互动，营造良好的绿色信贷实施环境
首先，环保部门应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库，毕业论文与金融部门形成信息沟通机制。商业银行可以借助环保部门的力量，加强贷款风险管理，补充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库，强化“以法治贷”意识；同时，环保部门也可借助商业银行的力量，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严格信贷环保要求，促进污染减排。目前，我国环保政策和信息零散、缺乏统一管理与机制，加上环保专业性强，银行信息搜集成本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信贷的推行，因而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库。
（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在WTO成立之初，对于其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问题曾存在较大争议，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判实践对其所适用法律范围的界定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将WTO争端解决法律渊源划分为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的做法与DSB司法实践更为接近，在理论上也不易造成混淆。十分有必要重新审视DSB适用法律渊源具体内容、效力层级以及争议产生的原因，这对指导成员国积极参与诉讼并合理预判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WTO；DSB；法律适用；法律渊源；效力层级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6-0086-11
收稿日期：2015 -01-04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5年5月6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国际法视域下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困境与出路研究》(13CFX109)；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1YJC820079)；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12BFX1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亚芸（1984-），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欧盟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
一、WTO争端解决机构可适用法律渊源的争论及评析
（一）“国际法律渊源”广义论
David Palmeter and Petros C．Mavroidis是主张广义WTO法律渊源的代表，其撰文指出“WTO各涵盖协议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项下‘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的范畴，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适用的起点，但其本身并未完全列举WTO的渊源，而《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所规定才涵盖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的所有渊源……DSU第7条规定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法律渊源规定的同义项，只是细节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因此WTO法律渊源应该包括WTO各涵盖协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国际习惯、权威公法学家学说、一般国际法原则和其它国际法协定。”将WTO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渊源完全与国际法渊源等同，没有突出WTO协定较一般国际法的特殊性。由于法律渊源界定的过宽，忽视了部分国际公约设定的法律义务可能与WTO项下法律义务的冲突，特别还将部分国际法的非正式渊源纳入进来，容易造成WTO法律适用的混乱，既不利于案件的裁决对WTO体制创新性发展和独特性的维护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鲍威林“WTO所包括协定”论
鲍威林则在著述中指出“WTO法要素间最为重要的分界线是作为WTO‘所包括的协定’部分的WTO法与不属于这些‘所包括协定’的WTO法。这一分界线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根据WTO‘所包括协定’提出的主张才属于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体管辖范围。WTO‘所包括的协定’只包括一些WTO协定。”具体“所包括的协定”包括：WTO协定、WTO机构的法令、GATT/WTO“习惯”和“嗣后实践”、WTO司法判例和原则、WTO成员的单方面立法。
该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首先，其所提出的“WTO所包括的协定”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仍有很大的解释空间。WTO部分协定规定了其他国际组织协定和标准的适用以及加强合作的条款。如SPS协定第5.7条规定了在科学证据不足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在有关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成员可根据可获得的有关信息，包括来自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实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信息，临时采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在此情况下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协定和标准能否成为“WTO所包括的协定”的一部分？如果纳入应该属于归于哪一个子范畴之中呢？在其所列的5种法律渊源中，似乎只有WTO协定最为接近，但是将其他国际组织协定和相关标准划人WTO协定项下，在管辖范畴、宗旨、目的和概念上很难兼容。事实上其他国际组织协定和标准（如CODEX）处于同一层级并没有包容关系。其次，着重突出WTO体系内独特法律规定，忽略了国际法特别是一般国际法原则和习惯国际法在争端解决中的重要地位。再次，是否存在GATT/WTO“习惯”和“嗣后实践”仍存在争议。即便存在这样的特殊习惯和嗣后实践也很难被证明。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件中清楚是习惯法与条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渊源。言下之意是，即便部分国际习惯规则为条约法所确认，习惯并不就此消灭，当条约终止时习惯规则仍然存在。很难想象WTO所产生的习惯规则对非WTO成员国仍有法律拘束力。最后，其所称的“WTO成员的单方面立法”，仅指美国301条款案中美国单方重申的“美国政府不会使用其301条款中规定的自由裁量权采取与DSU相反的行动”。该类立法并不具有代表性，可能鲍威林的本意在于强调大国做出的限制本国某重要条款适用声明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被DSB引用。但如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将所有成员国国内立法视为国际法庭争端解决的依据不符合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国际法庭只会考虑各国公认国际法原则而非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条文规定。成员国由于文化传统、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存在差异，国家间法律冲突时有存在，将其国内立法作为WTO争端解决裁判的依据不合理也不现实。
（三）狭义论
支持狭义论的学者认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法。狭义论普遍的理论依据是DSU第3.2条和第7条只是对非WTO条约适用表面的规定，这些非WTO条约只能作为解释WTO相关规则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判断案件直接的法律依据。特别是DSU第7条专家组的职权范围的规定第2款“专家组应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适用协定的有关规定。”Thomas J．Schoenbaum认为DSU第11条专家组职能中规定“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对该案件事实及有关适用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适用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并作出可协助DSB提出建议或提出适用协定所规定的裁决的其他调查结果”，其目的是赋予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隐含的权力可以判断与案件有关的国际法律规则适用与否。言下之意在于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排除一般国际法的适用。“DSU第3.2条在说明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更为强调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将其他国际法协定规定的权利义务适用于WTO争端解决，将与上述目的相悖，成员国在WTO项下的权利义务平衡容易被打破。”
狭义论的解释似乎有点牵强。首先，在对DSU第3.2条的解释上既承认一般国际法规则在争端解决案例中发挥解释的功能，但却否认其可以直接适用。如不能直接适用至少可以间接适用，在个别案例中对于特定措辞、术语和概念的解释往往会起到决定案件性质的作用，如关于GATT第20条(g)款“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解释对于采取限制措施国家行为的认定就十分关键，如所保护的对象确属自然资源，那么限制措施就符合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不构成对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的违反。而什么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什么措施被认为是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之必要措施都需要借鉴相关国际公约进行解释和限定。另外3.2条“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对于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的合理限制，并不等于否定一般国际法的适用，只是在解释和适用时不能减损成员国在WTO协定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其次，DSU第7条第2款的规定只是说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争端当事方认为可能适用的WTO协议一一审查，其审查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案件所涉及的WTO协定。在实践中，当然包括对非WTO协定一般国际法规则的解释和审查，不能由此推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能对案件和一般国际法规则进行审查。最后，DSU第11条只是赋予了专家组协定适用性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同样无法推导出专家组无法自由裁量一般国际法的适用，事实上基于案情，专家组都会就所涉及的WTO协定和一般国际法进行甄别，以明确案件的实质争议。狭义论最大的特点是对上述条文进行了扩大解释，其观点并不符合DSB的司法实践。
（四）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两分法
我国学者赵维田老先生提出了类似国际法律渊源的两分法。“第一层，可直接适用的法律是WTO法（“各涵盖协议”的条款等）；第二个层次，按作解释的习惯规则，即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四个项目（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学说和判例》为渊源的国际法，作为司法解释的资料。”按照其分层，WTO各涵盖协定属于第一法律层级应优先适用，当其措辞和含义存在模糊和分歧时应按照国际条约解释相关规则，依据国际法渊源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将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应该说该观点客观地反应了DSB的实践，即维护了WTO协定的特殊性，又给WTO和国际法间建立起了自然的法律纽带。同时还对WTO渊源做出效力层级的划分，并未将一般国际法凌驾于WTO协定之上，而是优先考虑WTO协定特殊含义保证其适用的优先性。
该学说唯一的缺陷没有讨论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定的效力。虽然WTO并未赋予其争端解决机构判例法律效力，认为其只对当事国有效，对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WTO官方多次否认判决的先例效力，如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衫案中表示“DSU并没有试图鼓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解决某一特定争端的规定之外通过解释现有WTO协定来‘制定法律”，日本酒税案中“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为后来的专家组所顾及。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在成员中创设合理预期因此任何争端只要与它们有关联，都应该考虑它们。但是除了对特定争端当事方它们是没有拘束力的”②。由于创设了合理的预期，对于未来争端当事方法庭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现实中专家组报告，特别是上诉机构针对案件法律问题做出的解释往往被成员国在之后的案件中作为辩护的依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很少在后来案件中推翻之前的立场，因此事实上具有先例的效力。因此，至少应将其纳入辅助解释渊源的行列。
我国另外一位学者倪建林也主张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两分法，只是具体涵盖的内容不同。“WTO -揽子协议是WTO法律的主要渊源，已采纳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最大程度只起到‘辅助渊源’的作用。至于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由于对其实体内容认定上的困难，他们能否成为WTO法的法律渊源，尚不明确。权威学者的学说非正式解释只能作为辅助渊源。”。该观点注意到了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在解释相关条款时的辅助作用，但认为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由于内容不能确定因此能否作为WTO法律渊源而未可知的观点值得商榷。应该说国际法原则和国际习惯法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否认其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从过去十年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看，多次提及国际法中的主权、善意、禁止反言、条约必须遵守、国家责任、禁止权利滥用、用尽当地救济等一系列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曾在WTO协定讨论和签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体现于WTO最终文本之中。
以国际法善意原则为例可以清晰窥见二者的关系。对国际法上善意原则最为权威的论述为郑斌教授博士论文《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其强调“善意原则是每一个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为权利目的在合适又必要的情况下，要合理的善意行使权利。”马尔科姆．N．肖认为善意原则是规制遵守现行国际法规则并约束这些规则被合法使用的一项背景原则。派内森认为WTO法中的善意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善意的一般法律原则、条约必须信守的习惯规则、善意协商的规则、禁止反言的一般原则、保护合法预期的原则。善意原则不仅体现在WTO协定文本之中，在争端解决案例中更是得以灵活而充分的运用。美国海龟案上诉机构报告中指出“CATT1994第20条序言是善意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该原则不但是法律原则也是国际法一般原则。该原则的另一种实施方法即禁止权利滥用……一成员方滥用他自己的条约权利引起对其它成员方条约权利的破坏也违反了该成员方的条款义务。”除此之外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上诉机构报告(1998)提及《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中的善意原则、美国棉纱案上诉机构报告(2001)涉及《保障措施协定》中的善意义务、美国日本热轧钢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2001)与安吉钢筋案上诉机构报告中都对反倾销调查中的善意原则进行论述、美国第211章条款（“哈瓦那俱乐部”）案专家组及上诉机构报告对TRIPs协定的善意履行展开了细致分析。
虽然国际习惯的内容至今尚未明确规定，但是毋庸置疑其作为国际社会各国普遍接受并实践的规则当然会对WTO裁判产生影响，特别是部分强行法的规定对WTO成员方具有当然的拘束力，法律位阶高于一般国家间条约和协定。正如韩国政府采购案中专家组所言“WTO协议与国际习惯法的关系比DSU第3条第2款的规定更为广泛……在没有冲突或不符或者WTO涵盖协议没有不同表示时，习惯国际法规则应适用。”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还就部分规则是否构成国际习惯从而约束WTO成员国行为问题进行过讨论。1996年美国汽油安安上诉机构直接道破二者间的等同关系，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已获得‘习惯国际法或普通国际法’的法律地位，因此它已经是‘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荷尔蒙牛肉案中欧盟曾主张预防原则构成国际习惯法从而说明对进口荷尔蒙牛肉进行限制符合国际习惯法的规定。专家组驳回了欧盟这一主张，指出预防原则不构成国际习惯法不能成为欧盟采取限制措施的依据，违反了SPS协定第5.1、5.2和5.7条的规定。WTO案例不仅涉及DSB条约解释和DSB功能，同样包含国际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内容。
二、争论产生的原因：对WTO自足性认识的差异
WTO协定并未明确列明具体适用的法律及效力层级，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构可适用的法律范围与WTO是否为自足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后者的回答不同得出的WTO法律渊源范围必然有所不同。DSU并没有明确对该问题做出解释和限定，国内外学者对其范围认识也不相同。
什么是自足制度呢？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自足制度给出明确的定义，总体上说它解决的是国际法特殊法律部门与一般国际法规则原则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能否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特殊法律体系而排除后者适用的问题。自足制度概念的萌芽可以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Riphagen在讨论国家责任时提出，“很有必要明确创设权利义务的主要规则作为判断不同形式、内容和程度责任违反一般国家责任后果的依据”“这些规定了不同形式、内容和程度责任的公约可能通过例外条款排除一般国家责任法的适用，使其成为剩余规则(a residual body of rules)”其后常设国际法院温布尔顿案中认为与《凡尔赛合约》中的基尔运河有关的条款被称为“自足”条款，含义是不能借助其他有关德国内陆航行水道的条款来进行补充或解释②。国际法院于1980年德黑兰人质案中重申了自足制度，指出“外交法规则简言之构成了一个自足制度，一方面接受国应给予外交使团便利、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另一方面预见到外交使团滥用这种便利、特权和豁免的可能性并指明接受国在应对这种滥用的处理手段。”
国际法委员会曾对自足机制也展开讨论，早期对国家责任领域自足机制概念和适用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由Riphagen报告员时期的支持至Arangio-Ruiz报告员时期的质疑，再到最后Crawford报告员的折中实用性立场。20世纪70年代，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Riphagen在讨论国家责任法草案时首次界定自足制度，其所称的特殊争端解决机制排除一般国际法救济适用即是自足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下一任报告员Arangio - Ruiz将争议的重点放在自足机制的影响上，特别是对一般国际法参加国权利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任何被视为自足机制的系统都不能排除一般国家责任法的适用。后来特别报告员Crawford并没有试图解决前两任报告员的争论而是转向国际法委员会的另一议题“国际法碎片化”上来，既不一味地推崇自足机制的优先适用性，也不完全否定自足机制的存在！而是用“特殊制度”取而代之。国际法委员会还对什么是自足机制进行了三种不同范围的界定：首先，对特定初级规则的违反由于次级规则作出了特殊安排，最为突出的是国际不法行为国家责任第55条项下的规定。该界定局限于国际责任法领域，正如国际法院德黑兰人质案所称外交关系法中的特殊责任规定优先于一般国家责任法规定。其次，围绕一个特殊议题和事项形成的特殊法律制度，该制度往往涉及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如保护特定河流的条约）和主题事项（关于武器使用的条约）。该类法律制度体现于单独条约、条约群以及条约、嗣后实践和国际习惯法之中。国际法院主要援引了国际常设法院温布尔顿案的论述，在同一条约殊具体规则优先于一般规则适用。最后，规范特定问题领域的规则和原则所构成的部门法形成特殊法律制度，如海洋法、人道法、人权法、环境法、贸易法等，其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特殊性。特殊法律制度优先适用于一般国际法，国际法只起到补充的作用，当特殊规则出现真空时一般国际法才能发挥作用。
（一）狭义论过于强调WTO体制的自足性
国际法院对自足制度的认定也遭致学者的反对，约斯特，鲍威林在其著作中指出国际法院在德黑兰人质案中仅在国家责任方面采纳了自足制度这一概念，法院认为外交法构成自足制度仅指外交法本身规定了对外交人员或领事馆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抵御的必要手段和支持，包括宣布这些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包括占领大使馆或对其职员进行监禁。因此法院并没有裁定外交法完全与其他国际法规则隔绝，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对于违反外交法而采用的救济必须局限于那些根据外交法可以适用的救济而不能采用任何其他救济方式。鲍威林的观点似乎并不赞同个别法律体制与一般国际法的完全决裂，而是将其归于特殊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当特殊法有着特殊而具体的适用条件和适用方式时应排除国际法一般规则的管辖。而其他学者对于自足制度也有思考，如Homsi和Simma都主张自足制度排除一般国际法救济，不同的是Homsi主张绝对排除，Simma认为并不能排除一般国际法对当事方的最终救济，其中包括WTO；Crawford强调自足制度只有符合强行法规定时才具备自足的功能。
狭义论的观点主要出现于WTO成立早期，可能出于维护WTO法律体系的特殊性目的，突出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和其他国际法争端解决制度的优越性，将WTO法律体系与一般国际法区分开来，不愿意再将二者混为一谈。加之WTO刚成立，司法实践十分有限，学者们还没有注意到将二者割裂的弊端。随着实践的发展，对DSB适用法律的解释更为宽泛。不论学者承认与否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已经广泛地引用国际法原则、习惯法、条约甚至是其他国际法庭的判例作为判案的重要参考。不论上述非WTO法在此过程中是用来解释特定术语和规则，还是作为裁定的佐证，其已经广泛地进人人们的视野。
（二）广义论完全否定了WTO的自足性
广义论的核心观点将WTO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渊源完全与国际法渊源等同．这种等同完全否定了WTO法律体制宗旨和规则的特殊性，在具体法律适用上也会造成混乱。随着实践的发展，WTO已经由早期单纯的贸易规则，逐步扩展至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环境保护、劳工标准、人权保护、知识产权等众多其他国际法规则，而与已有的调整环境、人权、知识产权等既有规则存在冲突。如果将其都纳入WTO争端解决适用法律范围，其本身都存在矛盾和冲突，无益于WTO目标的实现和具体争端的解决。
实际上，广义论和狭义论走了两个极端，前者泯灭了WTO制度的特殊性和适用的优先性，没有突出该体制较先前国际法律制度的创新。后者则过于强调和彰显其个性，没有考虑到一般国际法给其发展提供的宏大理论和实践背景。事实上，WTO制度的产生离不开GATT时期的实践，更离不开众多已经形成的国际法规则，一般国际法规则不仅在WTO谈判和签署过程中深入人心，对约文产生深远影响，还会一直影响WTO新一轮的谈判。因此，任何否定一般国际法适用性的观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任意放大法律适用范围将WTO法与一般国际法等而视之的看法也是不可取的。
（三）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两分法：WTO自足性合理认识
由我国学者赵维田先生提出的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两分法，在尊重WTO特殊性的基础上又保持了其与一般国际法原则的不可割舍的联系。其根本在于对WTO自足性的合理界定，既不完全泯灭WTO作为特殊的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优越性，又不过于夸大其特殊性。基本认为其是一个开放的但是又是高度自足的法律体系。总体上说，对WTO的这种定位是最为合理的，更有利于其发展。两分法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澄清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适用的范围和效力层级，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利于争端解决机构顺利进行裁判。
三、WTO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定
本文认为WTO制度较一般国际法存在特殊性，特别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和强制性，更使其独树一帜。但是不能就此认为WTO完全独立于一般国际法，与先前国际法规则完全隔绝，WTO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学者所说的那样“WTO具有较高的自足性，但并非完全自足。恰恰相反，WTO是另外一个更大范畴‘国际法’的一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一）WTO在相关协定中明确与其他国际标准的联系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指出“为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更大一致性，WTO应酌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合作。”第5条强调：“总理事会应就与职责上同WTO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作出适当安排”。SPS协定第5.3条“各成员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特别是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兽疫组织以及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范围内运作的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促进在这些组织中制定和定期审议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所有方面的标准、指南和建议。”TBT协定第5.5条“为使合格评定程序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协调一致，各缔约方应尽可能参加相应国际标准化机构制定合格评定的指南或建议的工作”。GATS第26条重申“总理事会应就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及其他与服务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作出适当安排。”TRIPs协定关于商标权的规定指出：“第1款不得理解为阻止一成员以其他理由拒绝商标的注册，只要这些理由不背离《巴黎公约》(1967)的规定。”
实际上在WTO成立之前，关于环境保护、文化传统、人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已有成熟的国际法律制度，只是随着贸易一体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非贸易问题凸显与公平贸易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WTO运行模式和争端解决机制有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成员国更愿意将非贸易问题纳入WTO系统之内，WTO职能范围呈扩大趋势。同时，还应看到在加入WTO之前，诸多成员国也是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其国内立法与现有国际公约趋同，因此WTO相关规则的制定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脱离现有国际公约而独立存在，只能说其制度存在创新之处。过于强调WTO的不同之处，只会加深国际间公约的冲突和成员国履行公约义务的矛盾，不利于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二）在司法判例中也多次将习惯国际法、国际法一般原则和其他国际机构判例作为判案或解释相关协定的依据
DSU第3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国认识到它（争端解决制度）可用来保护各成员在各个涵盖协定中的权利与义务，并用按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善意原则”和“条约解释规则”在WTO司法判例中的适用。对于WTO相关条约的解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件中不止一次地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DSU第3条“总则”第2款规定“WTO争端解决体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并未明确提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主要原因是DSU起草者顾及美国的态度，美国至今还没有加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但实际上所谓的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指的就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实。1996年美国汽油安安上诉机构直接道破二者间的等同关系，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获得‘习惯国际法或普通国际法’的法律地位，因此它已经是‘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言下之意即不论成员国是否签署了该公约，由于其已经获得国际习惯法地位，因此都应适用。在印度专利保护案中，上诉机构强调：在美国汽油规则案中，“我们确立了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条规则适用于解释WTO协定的适当方法。这些规则必须在解释TRIPs协定或任何其他覆盖（即“一揽子”）协定时得到尊重与适用②。在日本酒精饮料税案中，上诉机构指出：“从该第31条确定之通则中引申出的条约解释基本原则是有效原则。”即“当某一条约存在两种解释时，其中之一能够使该条约产生合适效果，另一则不能，那么善意以及条约的目的宗旨要求采纳前者。”
（三）在实践中仍有案例同时提交至WTO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
尽管DSU规定了其对WTO相关争议管辖权的排他性，但是现实中仍出现了管辖权的冲突。如智利箭鱼案就是典型一例，欧共体认为智利1991年《渔业法》“禁止在毗邻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域违反智利环境保护规则捕捞箭鱼的本国和外国捕捞船在智利港口卸货与过境”，违反了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5条“过境自由”和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的规定，于2000年4月将争议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智利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庭，要求确认欧共体是否履行了第64条（确保高度洄游鱼种的养护的国际合作）、第116 - 119条关于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第300条诚信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规定的有关义务。国际海洋法庭于2000年12月成立特别分庭审理此案。虽然通过磋商双方于2001年1月达成临时解决方案，WTO和联合国海洋法庭都没有对该案作出裁决，但是双方都保留恢复在WTO和联合国海洋法庭申诉的权利。该案是WTO争端解决机构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管辖冲突最直接的体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法治间碎片化程度的加深，未来这种冲突将有增无减。
事实上WTO法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WTO规则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公法规则，因而绝对不能脱离一般国际法秩序及其社会基础的宏大背景来研究WTO法。”“如国际环境法和国际人权法一样，WTO法也‘确实’是国际公法的分支……WTO规则应该被视为正在创造国际公法一部分的国际法律义务。”将WTO脱离出国际法范畴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实际，对WTO法的发展也不利。国际法成熟的理论范式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给WTO法的发展提供了宏大的研究背景和发展动力。WTO协定本质上仍为国际条约，各国合意的产物，同时由于吸取了现有相关国际法治监管和执行力的不足，创设出了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构。这些创新离不开国际法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并且其创新始终也没有超出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框架。“以一般国际法为依托来研究WTO法不仅可以准确把握WTO法的全貌，还有助于国际社会驾驭这一多边贸易机构及其法律秩序在21世纪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专家组漠视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的非WTO法，这不仅使争端变得难以解决，而且使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变得异常复杂甚至紧张。
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法律范围最为合理的界定应将WTO争端解决法律渊源划分为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正式渊源包括WTO涵盖的各协定，解释渊源包括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学说和判例以及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定。在效力层级上正式渊源优先适用，如措辞含糊的术语和规定并不十分清晰的规则是在考虑适用解释渊源来明确相关措辞、术语和概念。这种观点与DSB司法实践更为接近，在理论上也不易造成混淆，对DSB案件裁判的顺利进行和维护一般国际法法律地位都有裨益。
结论
从上文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由于WTO成立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适用范围，因此留给机构和学者很大的解释空间，造成广义论、狭义论、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两分法等众多主张。这些主张归根结底思考的是WTO与一般国际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应该赋予WTO更为特殊自主的地位还是与其他部门法规则同等地位，彰显了机构和学者不同的预期和野心。
其次，对WTO自足制度认识的不同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狭义论过于强调WTO自足性，广义论则相反否定了其自主性，走了两个极端。
